战后三十年星马话剧活动
战后三十年星马话剧活动
方修
星洲日报55年（1929-1984）
方修的《战后三十年星马话剧活动》，详述了二战后初期（1945-1948）马来亚和新加坡话剧运动的复兴与发展。文章首先介绍了爱华音乐戏剧社和铜锣合唱团等旧有团体的恢复活动，以及海鸥剧团等新团体的成立，其中提到了如《陞官图》等重要演出及其在马华戏剧艺术史上的创举。随后，文本转而叙述了战后学生剧运的开展，特别是中正中学戏剧研究会等团体在反黄运动高潮时期的积极表现，强调了健康文娱和本土剧本创作的趋势，并探讨了本土剧创作与演出理念在不同时期的复杂分歧与论争。作者也简要介绍了自己，表明了其在新马文学史整理方面的工作。
本文献对1945年至1970年代末的星马（新加坡与马来亚）华语话剧活动进行了系统性梳理，揭示了其在三十年间曲折而富有活力的发展历程。战后话剧活动大致可分为四个 distinct 阶段，每个阶段都呈现出独特的时代特征和发展动力。
- 第一阶段（1945-1948）：战后复苏期。 这一时期话剧活动全面复兴，旧剧团如“爱华音乐戏剧社”与“铜锣合唱团”迅速恢复，新剧团如“海鸥剧团”等大量涌现并推出具有开创性的作品。同时，出现了职业话剧团体的首次尝试（如“中华剧艺社”与“星洲实验剧团”），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意义深远。学生剧运也再度勃兴，成为话剧界的重要力量。
- 第二阶段（1948-1952）：紧急法令“冬眠期”。 随着1948年6月新马进入紧急状态，大部分业余剧团活动陷入停滞。然而，学生剧运在这一时期挺身而出，成为维系话剧命脉的中坚力量。以中正中学、华侨中学、南侨女中为代表的学校戏剧社团，通过年度公演等形式，在沉寂的剧坛中持续产出，并培养了大量后续人才。
- 第三阶段（1953-1956）：反黄运动高潮期。 在“反黄运动”的社会背景下，学生剧运达到顶峰，成为话剧活动的主流。以“打黄狼”为时代符号，各校毕业班的“叙别晚会”演变为大规模的文娱汇演，不仅推动了健康文娱的发展，更催生了两大里程碑事件：1954年的联合为南洋大学筹款义演，以及“星洲1953年度华文中学毕业班同学艺术研究会”（简称“艺研会”）的成立。业余剧团和校友会戏剧组也在此期间重新活跃。
- 第四阶段（1957年以后）：向“本地剧”过渡期。 这一时期的核心趋势是从侧重搬演外国经典剧目，逐渐过渡到重视本地创作。以“新加坡艺术剧场”为代表的剧团，其演出剧目中本地创作的比例显著提升。这一转变引发了关于“本地剧”定义、艺术标准与社会功能的激烈论争，主要围绕“艺术水准”、“社会写实”和“地方色彩”三种不同观点展开，深刻反映了本地戏剧在探索自身定位过程中的思考与挣扎。
第一阶段：战后复苏与全面兴起 (1945-1948)
战后初期，停顿了三年多的马华话剧活动迅速恢复并呈现出全面的复兴态势，涵盖了旧剧团复办、新团体成立、职业化尝试、学生剧运以及区域艺术交流等多个层面。
旧有剧团的复办
- 爱华音乐戏剧社：成立于1934年，是战后初期最具领导地位的剧团之一。该社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活动，如庆祝联军胜利、欢迎陈嘉庚等。1946年，该社更致力于推动“华侨团结运动”，并为此出版特辑、举办民意测验。然而，由于业务扩展至教育（创办“爱华学校”）和出版（发行《爱华报》），其戏剧活动反而有所松懈，演出多为《血泪仇》等独幕短剧。
- 铜锣合唱团：成立于1939年，以雄浑激昂的合唱著称，在抗战时期扮演了重要角色。作家春阳曾回忆其1941年的歌声“像这样撼人魂魄的合唱”，能“强烈地激动着我的神经”。战后，该团也涉足戏剧表演，在1947年为庆祝成立八周年，联合中艺社以音乐造型形式演出了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
新兴团体的涌现
战后新兴剧团遍及城乡，其中水平最高的当属新加坡的海鸥剧团。该团成立于1946年，其重要演出包括：
- 《陞官图》 (1946年)：此剧因其宏伟瑰丽的舞台画面和大胆新颖的布景设计，被誉为“马华戏剧艺术史上的创举”。
- 《岛上夜曲》 (1948年)：又名《河畔春梦》，是一出大型本地创作，联合了当时众多业余剧团，演员达二百余人。该剧以整个体育场为舞台，描绘了沦陷时期人民的苦难与锄奸活动，场面开阔，规模盛大。
此外，民声歌剧社也是当时知名的剧团，于1947年9月正式成立。其演出的《没有规矩的规矩》是一出本地创作，描写了战后女工在裁员减薪威胁下的艰苦挣扎。
职业化剧团的尝试
战后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职业话剧团体，这是战前所罕见的崭新现象。
- 中华剧艺社：寿命最短，1946年成立不久即宣告结束。
- 星洲实验剧团：由林良、刘漫等一批富有舞台经验的人士组成，成员共28人。该团于1947年初开始在星洲连续演出，随后北上巡演，推出了《前夜》、《梦的毁灭》等剧目。但因事务处理不善导致严重亏蚀，最终被迫解散。
学生剧运的蓬勃发展
学生戏剧活动是马华剧运的传统支柱，在战后扮演了更加积极的角色。
- 中正中学戏剧研究会：表现最为活跃。该会成立于1941年，战后恢复组织。1947年，为筹款建校假维多利亚纪念厅献演《裙带风》，大获好评。随后又演出了《油漆未干》。
- 其他学校如平民学校、华侨中学等也积极参与，推出了《万世师表》、《结婚进行曲》等作品。
区域戏剧艺术交流
战后，外地剧团访问新马者络绎不绝，其中影响最好、与本地戏剧界关系最融洽的是中国艺术歌舞剧社（简称“中艺”）。
- 该社于1947年9月抵马，逗留13个月，在星马各地巡回演出309场，观众达十二万三千人。
- 中艺带来了《青春舞曲》、《马车夫之恋》等大量新颖的歌舞节目，其精湛的戏剧技巧也对提高本地艺术水平大有助益。重要剧目有《重庆廿四小时》、《风雨牛车水》等。
第二阶段：紧急法令下的“冬眠期” (1948-1952)
1948年6月新马颁布紧急法令后，话剧活动与其它文艺活动一样进入了长达五年多的“冬眠期”。主流业余剧团几乎销声匿迹，话剧界一片消沉。然而，学生剧运在此时期不仅没有停滞，反而取得了进一步发展，成为支撑马华话剧活动的中流砥柱。
学生剧运的坚守
在主流剧坛沉寂的背景下，各校的学生戏剧团体成为维系话剧香火的关键力量。
学校/团体 | 主要活动与剧目 |
中正戏剧会 | 成为此阶段最重要的团体，每年都有一两场大规模演出，打破剧坛的沉寂。1949年: 《都会流行症》、《同病相怜》、《酒后》1950年: 《头家哲学》（为助学会筹款）1952年: 《青春》、《南归》、《父归》1953年: 《阖第光临》 |
华中戏剧会 | 成立于1952年后，先后演出了《求婚》、《可怜的裴迦》、《父归》等剧目。此前，1949年为纪念创校30周年演出了《狂欢之夜》。 |
南侨戏剧会 | 成立于1952年左右，演出了《哑妻》、《码头店》等剧。此前，南侨女中同学已公演过《大雷雨》(1951)、《五姐妹》(1952)等。 |
其他学校 | 南中、中华、爱同等校同学也相继推出了《寒夜》、《都市的一角》、《南归》等广受好评的演出。 |
“黄色文化”泛滥与严肃戏剧的困境
这一时期，充满色情、低级趣味的“黄色文化”泛滥，许多歌台大演“文明戏”。为了争取学生观众，某些歌台偶尔会排演一些较为正派的剧本，如《野玫瑰》、《雷雨》等。但这些严肃剧作一旦被搬上歌台，便会脱离正轨，沾染低级趣味，面目全非。
戏剧家马骏在1952年底发表文章《星洲的戏剧没落了》，对此现象进行了痛心疾首的批评。他指出：
- 演员的堕落：曾以扮演《雷雨》中鲁贵一角成名的演员路丁，在歌台演惯了“豆腐戏”后，把鲁贵演成了“文明戏的老滑稽型”，其“过去薄有声名，也受雷雨之灾，被轰劈而破碎矣”。
- 艺术的变质：路丁导演的《茶花女》和《群莺乱飞》等剧目，演出一剧不如一剧地暴露出其“艺术”的“狐狸尾巴”。马骏直言，路丁是“过去的剧人，现在是舞台上的小丑”。
- 希望的寄托：马骏认为，职业剧人（包括他自己）已“没有希望”，本地戏剧的重新生长寄望于“一群幼稚的搞戏剧的青年学生”。他认为学生们虽然演技不精，但动机纯粹，“是小心翼翼地在摸索戏剧的途径”，终将“健康地成长起来”。
第三阶段：“反黄运动”与学生剧运高潮 (1953-1956)
在反黄运动的推动下，学生戏剧活动达到了高潮，成为这一时期马华剧运滚滚奔腾的主流。其总倾向是配合反黄运动，提倡健康文娱。
“打黄狼时期”的确立
当时有一个非常热门的歌舞短剧《打黄狼》，讲述村民合力打捕狡猾的黄鼠狼的故事。该剧虽为古老寓言，但其主题与反黄运动的基本精神高度契合，因而广受欢迎，成为各校叙别晚会的精彩节目。此一时期的马华剧运也因此被称作“打黄狼时期”。
里程碑事件与重要团体
- 叙别晚会成为主要形式：各校高初中毕业班学生离校前的“叙别晚会”是此阶段学生戏剧活动的主要形式。这些晚会规模盛大，内容健康，并与社会紧密结合，如为助学会筹款、为水灾灾民义演等。
- 1954年南大义演：1953年度各华文中学的毕业班同学联合举办了为南洋大学筹募建校基金的盛大义演。这次演出被形容为“像春雷一样，震撼大地”，对黄色文化是“有力的打击”，极大地激发了青年的艺术热情。
- “艺研会”的成立：主办南大义演的学生们为了长期推动健康文化艺术，于1954年6月17日正式成立了“星洲1953年度华文中学毕业班同学艺术研究会”（简称“艺研会”）。该会是五十年代中期一个极为重要的艺术团体，虽然只存在了两年多，但在本地艺术史上留下了辉煌的成绩。
各戏剧团体的活跃表现
- 中正戏剧研究会：依然处于主导地位，演出更为积极。其中，1954年演出的《家》最为轰动，该剧筹备排练近一年，耗资逾万元，工作人员上百名，全剧分两天演完。
- 华中戏剧会：成绩同样不俗，1955年的《露斯之死》和1956年的《愁城记》都是动用大量人力物力的重头戏。
- 校友会与业余剧团的复兴：在学生剧运的带动下，工商、爱同等校友会的戏剧组重新活跃。同时，一个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极有声望的表演团体——新加坡艺术剧场——也应运而生。它由中正戏剧研究会的一些校友于1956年4月16日正式成立，旨在建立校友自己的组织，将戏剧工作偏重在文化、艺术运动方面，为未来职业化剧团铺路。
1956年底，由于地方社会动荡不安，反黄运动趋向低潮，戏剧工作也由绚烂归于平淡。
第四阶段：向“本地剧”的曲折过渡 (1957年以后)
自1957年起的近二十年间，马华戏剧活动呈现出新的面貌，发展较为曲折。一个显而易见的倾向是，一般剧团的演出从侧重外国剧目逐渐过渡到多演本地剧目。
从外国剧到本地剧的核心趋势
- 新加坡艺术剧场：从1957年到1972年，该团演出的约四十出戏中，本地创作仅占10%左右。然而在1973至1975年间，演出的八个剧本中，本地创作竟占了六个，如《第二次奔》、《蛆虫》、《阿添叔》等，显示出明显的转变。
- 表演艺术学院与南方艺术团：其早期演出以外国剧本为主，后期则倾向于排演反映本地现实的剧作，如《可敬的亲人》、《成长》等。
围绕“本地剧”的激烈论争
这一趋势的背后，是关于“本地剧”定义和价值的持续论争。各方对“本地剧”的理解存在巨大分歧，主要有三种观点：
- 艺术水准论：认为本地剧应是艺术水平接近外国名剧的现实主义佳作。
- 社会反映论：认为本地剧应深刻反映本地人民的生活斗争，艺术技巧可暂不作过高要求。
- 地方色彩论：强调本地剧的亲切感，认为多演本地剧能提高本地的戏剧艺术。
这些不同见解导致了频繁而剧烈的论争，以下为两个典型案例：
- 1961年《林冲夜奔》引发的讨论：
- 艺术剧场观点：剧场主席刘学玉在电台访问中表示，为保证演出成功并建立观众对本地作家的信心，所选的本地剧本水平必须“至少也比起来毫无逊色”。她总结道：“并不是我们偏爱了外国剧本，而是因为我们多爱了本地剧本。”
- 批评者观点：雷史鸣撰文反驳，认为如果以“不够水准”为由而不上演本地剧，是一种“大有商榷的必要”的见解。他质问：“如果每一个团体都抱着这种观念，则本地剧本不是永远没有和观众见面的机会了吗？”
- 1972年《可疑的人物》引发的讨论：
- 艺术剧场观点：该团在演出特刊中称，要求剧本取材本地生活固然直接，但在特殊情形下，用简单的语言讲道理“常常要变成破碎或晦涩的语言”，并产生“把道理讲歪了的危险”，而“近几年来，本地团体……所能够演出的‘本地剧’，就是最好的佐证”。
- 批评者观点：郑义则发文回应，认为本地剧不会有把道理讲歪了的危险，只有某些外国戏才有可能。
结论与反思
作者方修在文末澄清，将“从着重外国戏到多演本地剧”作为一种趋势来谈，只是为了说明存在“一个相当明显的倾向、或相当普遍的现象而已”。这并不意味着否定上演外国戏的意义，也并非无条件地肯定本地剧的演出。事实上，多年来各团体上演的优秀外国戏（如《雷雨》、《绞刑架下的中锋》）“意义并不逊于本地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