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文学五十年
马来文学五十年
陈鸿洲
星洲日报55年（1929-1984）
本文全面概述了马来文学五十年间的演变历程，将其划分为四个主要时期：三十年代时期、日治时期、五十年代时期和独立至今时期。文章详细探讨了各时期文学形式的发展状况和风格特点，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新诗和文学批评。其中，三十年代标志着新文学的诞生与早期探索，而日治时期则因政治限制而陷入低潮。五十年代是马来文学的繁荣期，以“五十年代作家行列”（Asas 50）团体为核心，极大地提高了文学质量与社会参与度；独立后，文学批评开始走向学术化，并持续受到各类文学奖项和政府机构的推动与支持，共同促进了马来文学的快速发展和多样化。
本文献对马来西亚马来文学从三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期的五十年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性梳理。其发展轨迹可清晰地划分为几个关键阶段：三十年代是新文学形式（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新诗）的探索与奠基期；日治时期是文学发展的低潮期，但在严酷环境下反而催生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声音；五十年代是以“五十年代作家行列”（ASAS 50）为主导，确立了“为社会而艺术”创作方向的组织化发展期；而从六十年代独立至今，马来文学进入了多元化、学院化和体制化的高峰期，各类文学流派涌现，文学批评日趋成熟，同时文学机构与奖项对文坛的主导作用也日益凸显。
贯穿这一历程的核心议题是“为社会而艺术”与“为艺术而艺术”的论争，前者在大部分时期占据主导地位。文学体裁方面，长篇小说从社会批判走向心理探索再回归传统叙事；新诗则经历了从格律束缚到自由体、再到现代主义“晦涩诗”的实验，最终又趋向现实主义；短篇小说则始终是反映社会现实、进行艺术探索的重要载体。
“五十年代作家行列”（ASAS 50）、“全国作家协会总会”（GAPENA）和“语文出版局”等机构的成立，以及政府与私人机构设立的各类文学奖，极大地推动了文学的繁荣，但也引发了关于文学活动过度依赖体制包办的担忧，显示了马来文学在迈向成熟过程中的复杂性与深刻反思。
一、 马来新文学的起源与早期发展
关于马来新文学的起点，学界存在两种主要观点：
- 十九世纪初期说：认为始于文西阿都拉（Munshi Abdullah）的时代。
- 十九世纪末期说：认为真正的发端在十九世纪末期，而关键发展则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以赛锡奥哈迪（Syed Sheikh Al-Hadi）为代表人物。
十九世纪末期，具有先进思想的马来知识分子，特别是从中东留学归来的青年，利用报章杂志作为平台，积极推动精神革命和社会改革运动。这些刊物不仅是新闻媒介，也为文学作品提供了发表的园地，为三十年代短篇小说和新诗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在推动马来文学发展方面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二、 三十年代时期：探索与奠基
三十年代是马来新文学形式初步确立并发展的时期，以长篇小说为先导，短篇小说和新诗紧随其后。
长篇小说
- 先驱人物：
- 赛锡奥哈迪：被誉为将长篇小说形式引入马来社会的第一人。他是在埃及深造的回教改革派学者，思想前卫。其于1925年创作的、以埃及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法丽达哈嫩》（Faridah Hanom）因涉及自由恋爱主题，在当时保守的社会引起巨大争议。
- 阿末拉锡达鲁（Ahmad Rashid Talu）：其1927年的作品《挚友》（Kawan Benar）被认为是真正以马来西亚本土为背景的道地长篇小说。他随后于1928年出版的巨著《她是莎玛吗》（Apakah Dosaku?）深刻描绘了受英文教育的女性反抗旧礼教、追求自由生活的故事，是对旧传统的直接挑战。阿末拉锡达鲁是当时最多产的作家之一。
- 重要作者与作品：
- 依萨哈芝默哈穆（Ishak Haji Muhammad）：被誉为三十年代最成功的作家。其代表作《大山之子》（Putera Gunung Tahan）和《疯子之子》（Anak Mat Lela Gila）旨在唤醒马来民族的政治意识。
- 其他多产作家包括三苏丁沙列（Shamsuddin Salleh，著有五十余部小说）和拉惹曼梳（Raja Mansor）等。
- 时期特点：三十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总数不下两百部，显示了这一体裁的蓬勃兴起。
短篇小说
- 诞生与发展：诞生于二十年代后期。真正的推动力量是《诙谐新闻》（Warta Jenaka）、《星期新闻》（Warta Ahad）和《时代前锋》（Utusan Zaman）等报刊。
- 代表人物：
- 阿都拉欣卡材（Abdul Rahim Kajai）：被公认为“短篇小说之父”。他在主编报刊期间创作并发表了五十余篇短篇小说。
- 依萨哈芝默哈穆：同期另一位重要作者，从1936至1941年间创作了近三十篇小说。
- 主题：题材与长篇小说相似，主要围绕道德、恋爱、妇女解放及贫穷等社会问题，反映了西方文化传入背景下的社会剧变。
新诗
- 诞生标志：普遍认为1934年是马来新诗的诞生年。当年3月，《教师杂志》（Majalah Guru）首次发表了默罕穆耶欣玛阿莫（Mohd. Yasin Maamor，笔名Punggok）的五首新诗。
- 早期特点：初期的“新诗”在格式上仍受班顿（Pantun）和莎逸尔（Syair）等旧体诗的束缚，未能引起广泛关注。
- 开创者：默罕穆耶欣玛阿莫和哈山哈芝阿都玛南（Hassan Haji Abdul Manan）因其不懈的创作与推动，被后世誉为“马来新诗鼻祖”。
时期总结
三十年代的马来文学在写作技巧上尚显稚嫩，故事结构趋于典型化（如男女主角“分离痛苦—结合欢喜”的模式），诗歌格律也未完全摆脱传统束缚。然而，在主题上，文学作品紧密呼应了社会需求，履行了“为社会而艺术”的责任，深刻反映了青年一代力求摆脱旧礼教桎梏，追求物质文明、教育和婚姻自由的时代精神。
三、 日治时期：压抑下的民族主义之声
从1941年底至1945年8月的三年八个月间，马来文学的发展陷入低潮。由于日军新闻检查局的严厉管制，写作者面临着生命危险，创作空间极为有限。
- 长篇小说：毫无发展，是最无作为的时期。
- 新诗与短篇小说：
- 发展阶段与主题：
- 日治初期：作品多为颂赞日军、呼吁民众与日军合作清除英国殖民主义残余势力的宣传品，如诗歌《哦！马来亚》、《国家战士》等。这部分创作动机复杂，可能出于奉承求荣，也可能为时事所迫。
- 日治后期：随着日军统治的残酷面目暴露，文学主题转向反映人民的痛苦生活，揭露社会黑暗面（如权贵腐败、官员贪污、道德沦丧），并以较含蓄的方式呼吁民族团结、争取国家独立，如诗歌《汉都亚的斗争精神》。
- 代表作家：
- 诗人：以玛苏里（Masuri S.N.）为首，其他还有M·基丁（M. Kidin）、依布拉欣阿利（Ibrahim Ali）等人。
- 短篇小说家：阿都拉欣卡材、沙末依斯迈（Samad Ismail）和依萨哈芝默哈穆等人。其中，依萨哈芝默哈穆表现最为突出，其作品见解独到，备受好评。
- 时期总结：尽管环境恶劣，日治时期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后期）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作家们摆脱了“吟风弄月”的传统题材，转向充满火药味的现实题材，并以影射或旁敲侧击的方式表达爱国热情。在艺术形式上，新诗在这一时期已基本摆脱了传统格律的束缚，体现了一种进步。
四、 五十年代时期：“五十年代作家行列”的时代
五十年代的马来文学发展，与文学团体“五十年代作家行列”（Angkatan Sasterawan 50，简称 ASAS 50）密不可分。该团体于1950年8月6日成立，由一群对文学有兴趣的青年发起，几乎掌控了整个五十年代的马来文学活动。
- 核心组织与文学论争：
- ASAS 50：宗旨是创作文学作品、举办文学讲座与辩论会，并致力于丰富马来语词汇。
- “为社会”与“为艺术”之争：团体内部因文学观点不同而分裂。
- 以东格华兰（Tongkat Waran）为首的一派主张“文学为社会服务”（Seni untuk Masyarakat）。
- 以韩查（Hamzah）为首的一派主张“文学为艺术服务”（Seni untuk Seni）。
- 最终，韩查派退出并另组“新马来文协会”，但影响力甚微。ASAS 50所标榜的“为社会而艺术”成为了时代的主流理想。
- 文学创作：
- 焦点：ASAS 50 注重短篇小说和新诗的活动，长篇小说则被忽略。
- 短篇小说：两大支柱是克里斯玛（Keris Mas）和沙农阿末（Shahnon Ahmad）。克里斯玛的作品虽不足百篇，但篇篇精心，题材广泛，涵盖恋爱、民间疾苦、道德与民族意识。
- 新诗：
- 两大台柱：东格华兰和玛苏里。
- 繁荣原因：此期是新诗的繁荣期，深受印尼“四十五年代行列”（Angkatan 45）文学运动的影响，其“打倒殖民地主义、争取独立”的口号为马来诗人提供了灵感。
- 代表诗人：
- 玛苏里：虽然四十年代已开始创作，但真正在五十年代成熟。他极为多产，出版了《白云》、《气氛的色彩》、《苦花》三本诗集，收录了二百五十余首诗。其作品是反映民间疾苦与爱国精神的典型。
- 东格华兰：早期作品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后期转向现实主义，常以劳动阶级的悲惨命运为斗争目标。代表作有《劳工》、《坟场上的少女》等。
- 时期总结：五十年代的文学在格式上已摆脱旧传统束缚，内容上成功实践了“为社会而艺术”的理想。至五十年代末期，诗坛出现了各种流派和主义，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热闹景象。
五、 独立至今时期（六十至八十年代）：多元化与学院化
独立后，大批来自高等学府和回教学院的知识分子，以及由“语文出版局”培养的文学专才，为马来文坛注入了新生力量，推动文学向更高层次发展。
各文学体裁发展
文学体裁 | 六十年代 | 七十年代 | 八十年代 |
长篇小说 | 最活跃的黄金时代。1964-67年为丰收期，出版量巨大。沙农阿末以《荆棘满途》（1966）奠定其崇高地位。但作品质量良莠不齐，存在粗制滥造现象。 | 创作风气回落，但仍有优秀作品在文学比赛激励下诞生。 | 创作依然旺盛，首三年出版逾百部。意识流手法被扬弃，作家回归传统白描叙事手法。阿都拉胡先、阿基基哈芝阿都拉等为代表。 |
短篇小说 | 出现意识流和抽象派作品，强调描绘心态，文学观转变为“艺术不必为人类服务”。安哇、乌斯曼吉兰丹等人的作品因过于抽象而使普通读者难解。 | 中期以后，创作风向回归现实主义，这在“益梳—全国作协短篇小说奖”的得奖作品中得到体现。 | - |
新诗 | 现代诗兴起，文句深奥，注重心理描绘，被称为“晦涩诗”，并受到正统派的攻击。代表人物为A. S.阿民、诺尔等人。1962年“现代诗大论战”后，此类作品减少。 | 一批新诗人崛起，回归现实道路，不再“唱高调”。代表人物有山苏丁惹阿花、拉笛夫、峇哈再因等人，其中不乏卡欣阿末、拉笛夫·莫希丁等多才多艺者。 | 后起之秀不多，值得关注的有莫达阿旺等人。 |
文学批评 | 批评方式发生改变，开始兼重内容与形式，从故事主题、语言运用、写作技巧到结构都成为评论对象。代表人物有卡欣阿末、雅哈耶依斯迈、峇哈鲁丁再诺等。 | 进入学院化阶段，一批新批评家诞生，如沙农阿末、哈欣阿旺等。批评开始成为一门学术性文学，常以西方文评理论为准则，人身攻击式的批评不复存在。 | 延续学院化道路，出现以“语文学”为准则的新标准。沙兰默罕穆沙曼、哈达阿占汗等是新一代批评家代表。 |
文学机构与奖项的主导作用
- 主要文学团体：
- 全国作家协会 (PENA)：成立于1961年。
- 全国作家协会总会 (GAPENA)：成立于1970年，成为七十年代马来文学活动的绝对主导者。它主办了多届“文学节”和“诗歌节”，并协助私人和半官方机构举办文学创作比赛。
- 关键机构：
- 语文出版局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积极举办文学研讨会和创作比赛。
- 重要文学奖项：
- 文学奖 (Hadiah Sastera Kerajaan)：由政府主办（1971–1977年）。
- 国家文学荣誉奖 (Anugerah Sastera Negara)：颁发给对马来文学有巨大贡献者的最高荣誉，奖金三万元。克里斯玛和沙农阿末是早期获奖者。
- 马来西亚文学奖 (Hadiah Sastera Malaysia)：八十年代由政府宣布增办的新奖项。
- 其他：沙巴基金局长篇小说奖、益梳石油公司青年文学奖、土著银行诗歌荣誉奖等。每年花在文学奖上的金额不下数十万元。
- 反思与批评：七、八十年代，文学活动呈现出由各大机构“包办”的现象。对此，《文学月刊》（Dewan Sastera）在1982年12月刊的编委之话中提出批评，认为过多的文学奖可能无法持续，并对GAPENA作为一个文学团体过多介入合办或协办奖项的中立性提出质疑，建议其发挥影响力，要求商家赞助出版基金，以帮助那些对参赛不感兴趣但作品优秀的的作家出书。
六、 总结：五十年发展轨迹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马来文学经历了从摸索、尝试到组织化发展的清晰过程。
- 三十年代是各种新文体的摸索阶段。
- 五十年代在“五十年代作家行列”的统筹下，有了明确的方针，文学素养大幅提高。
- 六十年代随着大学生的加入和“全国作家协会”的成立，文学在质与量上均实现巨大飞跃，各种风格流派争奇斗艳。
- 七十年代可视为马来文学发展的黄金时代，以GAPENA的成立为起点，加上政府和私人机构的积极介入与资助，文坛充满生气。
- 八十年代的文学活动基本延续了七十年代的模式，即由各大团体主导，通过举办各类文学奖来推动创作。
总体而言，马来文学的发展过程挫折不多，在各方激励与扶持下发展相当快速和顺利。它成功地从一个探索中的文学形态，成长为一个拥有多元体裁、成熟批评体系和强大社会影响力的国家文学主流。然而，其高度体制化的发展模式也带来了对未来可持续性的深刻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