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一百年
吉隆坡一百年
刘鉴铨
星洲日报55年（1929-1984）
本文提供了一份关于吉隆坡从开埠到现代发展的全面概述，详细记述了这座城市从最初的沼泽地带如何因锡矿的发现和华人先驱的努力（特别是叶亚来）而发展成为马来西亚的首都。文中探讨了吉隆坡在转型为联邦直辖区后的社会经济现状，包括人口结构、职业分布、家庭收入不均等问题，并重点指出了非法木屋、基础设施不足、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等城市挑战。最后，资料介绍了**《吉隆坡大蓝图》这一发展规划，并批评其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中可能存在的种族偏向性**，强调未来发展需促进多民族融合与公平性。
本简报深入剖析了吉隆坡从19世纪中叶一个泥泞河口的锡矿定居点，发展成为马来西亚繁华首都的百年历程，并系统梳理了其当前面临的严峻挑战及未来发展的核心议题。
吉隆坡的开埠与早期发展，与华族先驱的奋斗史密不可分。因暗邦地区发现锡矿，大批华工涌入，奠定了城市雏形。在叶亚来等华族甲必丹的领导下，吉隆坡历经雪兰莪内战的摧残后得以重建，并为其日后成为行政中心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吉隆坡正面临一系列复杂的城市问题。人口急剧膨胀导致住房严重短缺、交通极度拥堵及基础设施不堪重负。社会层面，贫困问题依然严峻，约37%的家庭月收入低于500元，收入分配不均的差距持续扩大。非法木屋区成为城市一个不可分割但问题丛生的环节，容纳了近四分之一的人口。此外，环境污染、公共娱乐设施匮乏以及教育资源（尤其是华文教育）长期短缺等问题，均对市民生活质量构成严重影响。
展望未来，于1982年推出的《吉隆坡大蓝图》为城市发展指明了方向，但其背后体现的“新经济政策”精神引发了诸多关切。报告分析指出，蓝图中的发展策略，如设立新的成长中心，可能加剧人口按种族聚居的极化现象，威胁民族和谐。同时，城市重建计划可能对传统的中小型华资企业和商业区造成冲击。
综上所述，吉隆坡未来的核心挑战在于解决贫困与人口极化两大问题。任何发展计划都必须秉持公平、包容的原则，充分反映其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历史与现实，确保各族群都能公平参与并受益于城市的发展，从而真正实现民族团结与共同繁荣。
第一章：吉隆坡的开埠与奠基
1.1 早期开拓：从沼泽到锡矿重镇
吉隆坡（Kuala Lumpur）的马来名称意为“烂泥河口”，贴切地描述了其19世纪初叶的原始面貌——一片位于巴生河与鹅唛河交汇处的荆棘丛生的沼泽地。
城市的命运转折点出现在19世纪中叶，随着附近暗邦（Ampang）地区锡矿的发现，吸引了大量华人前来采锡。1857年，第一批为数87人的华族矿工从卢骨出发，逆巴生河而上，成为吉隆坡最早的拓荒者。这段拓荒历程极为艰险，由于缺乏医药设备和对疟疾的认知，这批先驱在一个月内仅有18人生还。
尽管开端惨烈，但暗邦丰富的锡藏吸引了更多的人力与资本。1858年，商人丘秀及其助手叶四在巴生河东岸的高地（现十字街）建立了第一间商店，从事收购锡米和贩卖必需品的生意，吉隆坡作为矿区的物资集散地开始形成雏形。
1.2 甲必丹的治理与叶亚来的贡献
由于吉隆坡是由华人建立且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城市，雪兰莪苏丹委任华族甲必丹（Kapitan）进行全权治理。吉隆坡的前三任甲必丹分别为：
- 邱秀 (Hiu Siew)
- 刘壬光 (Liu Ngim Kong)
- 叶亚来 (Yap Ah Loy)
叶亚来，原籍广东惠阳，于1869年继任第三任甲必丹。他以其果决的领导才能和远大的战略眼光，将吉隆坡治理得井井有条。他组建武装队伍，确保了内部治安和外部交通线的安全，使吉隆坡的商业空前发达。
在1867年至1874年的雪兰莪内战期间，吉隆坡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几乎沦为废墟。叶亚来在城市陷落后并未气馁，他重组军队，与彭亨援军联手，历经数月苦战后成功光复吉隆坡。战后，他倾尽财力，从新加坡等地贷款，领导了城市的重建工作。他用砖石建筑取代了原有的简陋房屋，规划了街道，今日吉隆坡市中心的格局仍保留着当年他所定下的模式。从1862年至1885年病逝，叶亚来为吉隆坡艰苦经营了二十余年，被誉为“吉隆坡王”，为这座城市成为今日的首都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基础。
1.3 成为联邦首都与联邦直辖区
叶亚来之后，英国殖民政府在吉隆坡的行政影响力日益增强。在参政司瑞天咸（Frank Swettenham）等人的治理下，吉隆坡建立了警察队、确立了税收制度，并修建了连接巴生港的第一条铁路，行政机构日趋完善。
1896年，在瑞天咸的推动下，雪兰莪、霹雳、森美兰和彭亨四邦联合组成“马来联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吉隆坡被选为联邦首都，其战略地位得到确立。
此后，吉隆坡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 人口增长：从1895年的2万人，增长至1971年的48.5万人。
- 教育发展：维多利亚书院（1894年）、美以美男校（1898年）、圣约翰学院（1904年）等著名学府相继成立，华文方言学校也纷纷涌现。
- 行政升格：1948年成立市议会，1971年正式升格为市。
- 成为联邦直辖区：1974年2月1日，吉隆坡正式脱离雪兰莪州，成为马来西亚第一个联邦直辖区，面积从36平方英里扩大至94平方英里。雪兰莪州政府则迁往新首府莎阿南。
第二章：现代都市面临的严峻挑战
吉隆坡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西方城市曾经或正在经历的问题。其核心在于城市发展无法容纳迅速膨胀的人口，导致社会、经济、环境等多个领域矛盾凸显。
2.1 人口膨胀与社会压力
- 人口快速增长：1980年，吉隆坡人口达到1,036,900，近十年平均年增长率高达4.3%。主要驱动力是乡村青年为寻求就业机会而大量涌入。
- 人口结构预测： | 种族 | 1980年人数 | 1980年 % | 1990年预测人数 | 1990年 % | 2000年预测人数 | 2000年 % | | :--- | :--- | :--- | :--- | :--- | :--- | :--- | | 马来人 | 294,200 | 28.4 | 501,600 | 32.4 | 761,100 | 34.6 | | 华人 | 580,400 | 55.9 | 816,500 | 52.6 | 1,119,300 | 50.9 | | 印度人及其他 | 162,300 | 15.7 | 232,100 | 15.0 | 319,600 | 14.5 | | 总计 | 1,036,900 | 100.0 | 1,550,200 | 100.0 | 2,200,000 | 100.0 |
- 就业压力：劳动大军迅速壮大，对就业市场形成巨大压力，导致失业问题日益严重，并引发犯罪活动猖獗等连锁社会问题。
2.2 经济结构与收入失衡
- 收入分配不均：1979年，吉隆坡12.7%的家庭月收入低于300元的贫穷线。其中，19%的马来族家庭、15.7%的印度族家庭和7.8%的华族家庭生活在贫穷线下。与此同时，月入1,500元以上的高收入家庭占15.9%，其中20%为华族家庭。1971至1979年间，家庭平均收入增长率（5.2%）高于中等家庭收入增长率（3.7%），显示收入差距正在扩大。
- 商业冲击：城市重建导致传统店屋被淘汰，综合性购物中心取而代之。城市发展局有权征用土地，使一些传统的华人经商地点受到影响，资本微薄的中小商人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 小贩困境：小贩是吉隆坡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80年持牌小贩达22,000人。然而，他们经常被当局驱赶，生活缺乏稳定保障。
- 工业发展：吉隆坡工业以服务型小型企业为主，其增长速度慢于巴生河流域的其他新兴市镇（如莎阿南、万宜）。外资在大型工业中占股最高（43.21%），而华资在小型工业中占主导地位（83.56%）。
2.3 基础设施的滞后
- 电讯服务：电话线路供不应求，1979年约有20万份电话申请被积压。公共电话机数量不足且常年失修。
- 水电供应：截至1980年，仍有超过20%的家庭没有电流供应，26.7%的住户未获得自来水供应。水压过低问题严重影响了消防工作。
- 排污与排水系统：约24%的住户没有卫生厕所设备，仍在使用粪桶。由于缺乏完善的排水系统和河道阻塞，吉隆坡经常发生水灾，1971年1月曾发生淹没半个城市的严重水灾。
- 垃圾处理：现有的垃圾填埋场臭气熏天，滋生蚊蝇，危害附近居民健康。市内后巷垃圾堆积现象普遍，卫生状况堪忧。
2.4 城市化进程中的住房危机
- 房屋短缺与质量问题：吉隆坡现有房屋中，40.3%属于临时性或半永久性建筑。约60%的家庭无力购买房屋。大量房屋缺乏水电和卫生设备。
- 非法木屋问题：这是吉隆坡最严峻的社会问题之一。
- 规模：1980年，非法木屋区人口估计为243,200人，占吉隆坡总人口的24.5%。这些木屋区占全市土地面积的7.3%，其中94.6%建在政府土地上。
- 人口构成：按族群划分，非法木屋区居民中华族占52.2%，马来族占32.9%，印度族及其他族占14.9%。
- 生活条件：居民多为低收入劳工阶层，约68.8%的居民月收入低于500元。区内普遍缺乏基本设施，仅9.7%的居民拥有自来水供应。
2.5 环境与交通困境
- 环境破坏：城市发展普遍缺乏环保意识，导致严重的土壤侵蚀、河流污染。工业废气和汽车尾气使空气污染程度达到令人担忧的水平。噪音污染也日益严重。
- 文物保护：《吉隆坡大蓝图》曾建议保留最高法院（苏丹阿都沙末大厦）、火车总站、陆佑大厦等22处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
- 交通拥堵：人口与车辆无限制增长，而道路系统仍以古旧的双线车道为主，导致交通阻塞现象无处不在。公共交通服务质量差，进一步刺激了私家车数量的增长。
- 车辆增长预测：预计到2000年，吉隆坡私家车数量将从1980年的124,650辆激增460%至578,000辆。
2.6 教育与文化设施的短板
- 教育资源不均：吉隆坡作为教育中心，却面临教师与课室长期缺乏的问题，在华文小学尤为严重。198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吉隆坡40间华小普遍存在校地狭小（50%不达标）、班级拥挤（75%每班超41人）、共用校舍等问题。华文师资培训被忽视，华校扩建也鲜少获得资助。
- 公共文化设施匮乏：尽管官方批评民众阅读率低，但吉隆坡仅有1间官立公共图书馆，且馆内华文和淡米尔文藏书罕见。
第三章：《吉隆坡大蓝图》下的未来展望与隐忧
于1982年9月1日推出的《吉隆坡大蓝图》是指导城市发展至2000年的纲领性文件。它体现了“新经济政策”的精神，其具体实施将对吉隆坡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3.1 蓝图的经济策略与种族极化风险
- 新的成长中心：蓝图计划在双溪本查拉、华敦园和武吉查理等地区建立三个新的成长中心。由于这些地区主要是马来保留区或政府土地，外界担忧此举将加剧人口按种族聚居的“极化现象”，即马来人口集中在新区，而非马来人则集中在增江、甲洞等传统区域，从而危害民族团结。
- 对非马来人商业的影响：蓝图未包含对增江、甲洞等非马来人传统工业区的发展计划。同时，城市重建预计将对市中心占大多数的传统华资商家造成冲击，可能导致其生意无法为继。
- 就业机会分配不均：据预测，到2000年，新成长中心的就业率将高达60%以上，而非马来人聚居区的就业率可能仅为20%左右，造成发展和就业机会的严重失衡。
3.2 社会问题的应对方案
- 住房与非法木屋：蓝图主张在外围开辟卫星镇，以疏解市中心的人口压力，并计划最终完全清除市内的非法木屋区。当务之急是展开大规模的低价房屋建设计划，并以人道方式处理居民安置问题。
- 交通系统改善：为解决交通拥堵，当局已决定设立“空中巴士”和“单轨轻型火车”系统作为长远解决方案。短期内则将通过兴建天桥、限制车辆进入市中心等措施缓解拥堵。
3.3 文化认同的塑造与争议
- 单元文化倾向：蓝图的第三项目标是“将吉隆坡发展成为具有马来西亚色彩与特征的大都会”。然而，外界担忧其实施过程可能专注于单元文化（即马来文化），而忽视马来西亚多元种族的社会现实。
- 呼吁多元文化原则：报告强调，吉隆坡是各族人民共同开拓的成果，其发展应反映多元民族的文化与特征，才能真正培养市民的归属感，促进团结。
第四章：结论与核心挑战
4.1 贫困与人口极化：两大核心问题
吉隆坡当前面临的最令人关注的两大问题是贫困和人口极化。
- 贫困：超过三分之一的家庭月收入低于500元，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规模庞大。随着更多缺乏技能的年轻人涌入城市，这一问题可能继续恶化。
- 人口极化：目前，吉隆坡的人口居住已呈现明显的种族区隔现象，例如马来族多聚居于甘榜班登、甘榜峇鲁，华族多聚居于增江、甲洞、蕉赖，印度族则多聚居于冼都、十五碑。
《吉隆坡大蓝图》的发展策略，特别是建立新的成长中心的计划，被认为有加剧这种极化现象的风险，从而危害民族和谐。
4.2 未来发展的指导原则
为确保吉隆坡健康、和谐地发展，未来的任何重建与发展计划都应遵循以下原则：
- 尊重历史：应纳入并体现各族先辈在建国史中留下的精神与特征。
- 反映民意：应充分反映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避免强调单一族群的利益，以加强所有市民的归属感，最终达致民族团结。
- 机会均等：应确保各族群拥有公平的机会，为吉隆坡的未来发展做出贡献。
吉隆坡是各族人民百年团结奋斗的象征。唯有正视并解决其当前面临的深刻挑战，并以包容和公平的原则规划未来，这座城市才能在未来的漫长岁月中继续成长与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