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马华文报业的发展与特征
星马华文报业的发展与特征
卓南生
星洲日报55年（1929-1984）
本文主要追溯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星马）华文报业的发展历程与特征，将星马华文报业史划分为四个重要阶段：从19世纪末的萌芽时期（以《叻报》为代表），到紧随其后的政论报纸蓬勃发展期（保皇派与革命派的激烈论战），再到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企业化时期（由《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主导），最后是战后至今的蜕变期。文中重点讨论了《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这两大报纸在企业化和战后时期的激烈竞争、影响力扩大以及对当地独立建国运动的支持。此外，文章还分析了华文报业在八十年代面临的挑战，如年轻一代华文水平下降和人才短缺问题，并提出了提高报纸质量、吸引新读者群以及改革体制等建议以确保持久发展。
本文综合分析了星马（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文报业的发展历程、核心特征及在20世纪80年代所面临的挑战与前景。其发展大致可划分为四个关键阶段：萌芽时期，以《叻报》为代表，深受沪港报业影响，发行量有限；政论报纸蓬勃发展期，成为中国保皇派与革命派在海外激烈论战的舆论阵地；企业化时期，以《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的创刊为标志，报业在商业巨头推动下进入资本化运营，但仍保留着深切关注中国命运的“侨报”本色；战后蜕变期，华文报业完成了从“落叶归根”的侨民意识向“落地生根”的本土身份认同的根本性转变，积极投身于星马的建国进程。
进入80年代，尽管华文报业在读者数量和商业经营上达到顶峰，但同时也面临严峻挑战。年轻一代华文水平的下降、华校生源的潜在断层，共同构成了“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的深层危机。未来的生存与发展，取决于报业能否通过提高内容素质、创新经营模式、承担文化传播责任来培养和巩固读者群。此外，随着战前南来文化人和本地南大毕业生两大传统人才来源的终结，建立新的人才培养机制（如创办新闻学院）、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与待遇，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最终，报业竞争成败的关键因素，将是能否吸引并留住拥有远大眼光的优秀人才。
第一部分：星马华文报业发展的四大阶段
星马两地的华文报业史紧密相连，直至政治分家后才各自独立发展。其演进历程可清晰地划分为四个独具特色的时期。
一、 萌芽时期：早期办报模式的确立
此时期以1881年创刊的《叻报》为代表，是星马华人自办报业的开端。其主要特征如下：
- 外部影响显著：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深受上海《申报》和香港中文报纸的影响。主持《叻报》笔政长达40年的叶季允，便曾有在香港《中外新报》的编辑经历。
- 社会导师姿态：早期报人如叶季允和香港的王韬，其社论带有浓厚的说教色彩，以“开通民智”为己任。但《叻报》立场相对保守，与积极鼓吹政治改良的香港《循环日报》形成对比。
- 新闻来源有限：新闻主要依赖转载沪港报章、翻译本地西报、社会新闻采访以及各地代理商兼任的通讯员供稿。
- 读者群体狭小：发行量极低。《叻报》创刊后十年间，销量仅在150份至350份之间徘徊，至1900年也未超过550份。
二、 政论报纸蓬勃发展期：保皇派与革命派的舆论战场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政局剧变，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均视报章为重要的政治宣传工具，将其论战延伸至海外。
- 两大阵营对垒：
- 保皇派：在海外设立众多分支部，其支持的报章有新加坡的《天南新报》和槟城的《槟城新报》。原为革命派创办的《总汇报》后也转为保皇派机关报。
- 革命派：在同盟会推动下，创办了一系列报刊，包括先驱《图南日报》、作为论战主力的《中兴日报》（新加坡）以及影响力巨大的《光华日报》（仰光及槟城）。
- 论战核心与特点：
- 宣传为首要目的：报纸以宣传各自政治主张为核心任务，社论地位至高无上，时刻关注中国国内政局动向。
- 名士亲自参与：论战激烈，双方均有名士参与。《中兴日报》方有田桐、黄兴、汪精卫等，孙中山本人亦曾以“南洋小学生”为笔名发表多篇重要文章。
- 经营普遍困难：因政治色彩浓厚，报纸经营困难，销路不大。如《中兴日报》虽声称发行4000份，但实际收到报费的仅约1000份。
- 报人流动性大：许多参与者是为宣传政治哲学而特地南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其流动性强。同一派系的报章联系紧密，相互声援，形成强大的海外舆论力量。
三、 企业化时期：商业巨头的入场与报业格局的奠定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政论报纸日渐式微。20年代，随着商业巨头的介入，星马华文报业真正进入企业化时代。
- 商业驱动创刊：
- 《南洋商报》 (1923年)：由“树胶大王”陈嘉庚创办。其直接动机是为其庞大的橡胶制品生意提供印刷和广告宣传服务，体现了“教育、实业与家国盛衰”相关的商业观。
- 《星洲日报》 (1929年)：由“万金油大王”胡文虎、胡文豹兄弟创办，其初衷是为虎标成药刊登广告。
- 企业化经营与革新：
- 资本与人才：胡文虎深知办报需敢于投资，引进最先进设备，并广纳人才，如后来的总编辑傅无闷。
- 内容创新： 《星洲日报》通过出版内容丰富、规模宏大的周年纪念特刊（如《新广东专号》、《新福建专号》），奠定了其在报林的领导地位。
- 技术与网络：不惜重金采用专电，重视南洋问题研究，并广泛聘用本地及海外特约记者，建立庞大的通讯网络。
- 激烈竞争：面对《星洲日报》的猛烈攻势，《南洋商报》亦通过出版刊物、延揽人才（如将傅无闷、胡愈之招至麾下）等方式积极应对。
- “侨报”本色未改：
- 尽管商业化运作，但在3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背景下，几乎所有华文报章都投身支援中国抗战的行列。
- 它们不仅详细报道战况，发表抗日言论，还代收义款，肩负起向海外同胞宣扬抗战意识和爱国精神的任务。这一时期，报纸的基本性格仍然是“侨报”。
四、 战后蜕变期：从“侨报”到“国报”的身份转型
二战结束后，星马华文报业进入了深刻的转型期，核心是从“侨民”到“公民”的身份认同转变。
- 战后复苏与格局：日军投降后，星马掀起办报热潮，小资本报社林立但大多短命。《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依然是横跨两地的两大报业巨头，并通过专车、包机运输乃至在马来亚设厂印刷等方式扩大发行。
- 本土意识的觉醒：
- 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促使星马华人的思想从“落叶归根”转变为“落地生根”，视居住地为唯一的效忠对象。
- 华文报积极参与并推动星马的自治与独立运动，全力投入建国工作。
- 身份转变的标志：
1. 摒弃民国纪年：在马来亚独立前，便主动改用世界通行的公元年号。
2. 改变政治称谓：放弃称中国政府为“我政府”的传统。
- 独立与分化：
- 随着1957年马来亚独立和1959年新加坡自治，特别是之后星马分家，两地报业的合作关系终结，走向各自独立发展的道路。
- 《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的马来西亚版，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彻底脱离新加坡总社，成为完全独立的法人实体。
- 报业从业员也从战前的南来文化人，逐步转由本地培养的新一代接棒，其中南洋大学毕业生是60至70年代的报界新力军。
第二部分：80年代的挑战与前瞻
进入20世纪80年代，星马华文报业在达到鼎盛的同时，也显现出深刻的结构性危机，未来发展面临严峻考验。
一、 繁荣表现与潜在危机
- 繁荣景象：
- 读者数量达顶峰：新加坡华文日报销量从1971年的22万份增至1981年的32万份。马来西亚华文报章日销达22万份（1983年估计约44万份），拥有庞大的读者基础。
- 商业价值显著：从商业角度看，华文报业依然是能获利的行业。
- 潜在危机：
- 读者断层风险：年轻一代的华文水平日益下降。新加坡自1987年起不再有华文学校，而马来西亚的华校小学报名人数也首次出现减退，这直接威胁到华文报未来的读者基础。
- 文化传承的警示：已故史学家许云樵曾发出“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的警示，深刻指出了读者群流失对华文报业生存的根本性威胁。
二、 应对策略与未来方向
面对危机，报业的自救与发展需从主观努力和客观规划两方面入手。
- 报馆的自身努力：
- 提高素质：办出高水平、独具风格的报纸，防止读者被其他源流媒体吸引。
- 浅白化道路：使用更通俗易懂的语言，吸引更多新读者。
- 文化活动：积极主办以华文为媒介的讲座和活动，营造文化氛围。
- 出版事业：出版各类中文书籍和普及刊物，提升大众的中文阅读兴趣。
- 企业家的远见与责任：
- 报馆经营者应放弃斤斤计较眼前得失的短视态度，借鉴20年代末《星洲日报》在销量仅六七千份时仍斥巨资出版百万言纪念册的精神。
- 应将经营多元化所获的利润，拨出部分用于文化研究与发展，为华文报业的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 人才培养的紧迫性：
- 随着战前南来文化人和南大毕业生两大传统人才来源的中断，华文报界面临严重的“接班人”问题。
- 作者认为马来西亚的情况（如槟城韩江专修班新闻系）比新加坡更为乐观，但仍面临师资和设备不足的困境。
- 核心建议：各华文报业机构应联合起来，开办新闻学院（或以韩江新闻系为基础扩充），系统培养优秀的接班人，此举已是急不容缓。
三、 结论：人才乃竞争之本
总而言之，80年代及未来的道路并非坦途。华文报要生存和发展，除了继承先驱们的办报精神，更需要不断地改进与革新。从业人员薪金偏低、专业水平不足、制度不健全等老问题亦有待彻底改善。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报业竞争成败的终极关键因素，并非资本或设备，而是人才。能够招揽和培养最多优秀人才（包括具备远大眼光的经理层）的报馆，必将成为报林的最终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