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与研究》第20期 1996年3月1日
国内官方对于公共政策的扑朔迷离和闪烁其词，在有关《新教育法令》的公布和讨论这件事上表露无余，再次反映了一种不健康的社会关系潜在着彼此不同的意识型态框架内。以上我打算用一种精神分析的方式去剖析种种围绕着关于《新教育法令》的反应态度。
在可以预期的情况下，《新教育法令》的半遮半掩无外乎是在试探一般的反应，就在适度的有限暴露风声的动作中，教育部始终居於主导的地位，在政策公布与言论反应之间，充份的掌握可能的风向和变化。国内尚未有一种正规、常态的管道去诉诸民众对公共政策的献议和辩论，尤其攸关重大的“法令”，往往就在威权体制的护航下，牺牲了少数人民的权益，也间接的带给社会不安。
所以，在缺乏公共政策开放讨论的前提下，报章的言论猜测和各相关团体的反应也就变成在极度不健康的情境中，玩一场捉迷藏的游戏，也充份的显示了官僚体制的行政做风仍然居于强势的姿态，有点强迫就犯的鲁莽做法。因此，延迟公布成了一种探口风的缓冲时间，以备下一步之应对布局。公共政策决策者边缘的“分化部队”在此扮演一种协调的功能，一再发出“保证”，事实上却是混淆视听的恶源，根本就是官僚体制的层层权力互馈关系，不是真的在处理问题，而是在“势在必行”的情况下做某种程度的心理建设工作，以求得分化后统一反对意见之做法。可以这么说，董教总的反应和态度，甚至可能有的行动，都在预期和有限范围内牢牢的被监控着，全然失去对这个公共政策的主动参与权，这将导致董教总被“决定性”的落入一种消极和被动的抗争中。也许种种罪名如种族主义、煽动、教育问题政治化…………就会相呼而出，最后胜利者终将会是主动操控这场游戏的人。
从对待公共政策的颁定和执行这件事来看，民众或华社的“凭空担忧”却被认为有“政治意图”，或“渲染课题”这些节外生枝的言词。长久以来，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就只停留在纵向系统的“屈从”关系，没有健康的良性互动-政府总是在未经充份讨论或广求意见的情况就已先行制定公共政策，而在官僚体制下的所谓充份或全盘的考虑，都是“势在必行”的强制性说词，这里头没有什么“公共空间”。所以，最终就导致这样的对立和猜疑，若主策者可能让步或修订，部已在“预先设计”好的情况下操盘推进而获得预期的胜利。这些都在主策者的意识型态框架中。
至于华社或董教总的反应，也在一种意识型态下被操纵着，而又在大格局的前提下，一直处于劣势的状态。
董教总长期推动华教运动，已习惯了本能的反应，在可能的风吹草动背后，都可以警示到种种不详。过去，华社不只一次的提呈《备忘录》，要求有关单位重视少数社群的权益，但至今尚未获得“良性”的回应，造成了长期不信任的心结而不得不“居安思危”，尤其是面对庞大的官僚系统和其外围的分化部队，都处处警示著华教运动并没有什么“安全感”可言。
在我看来，如果这种陈腐、偶化的“屈从”没有获得改善，任何版本的“教育法令”都永远是华社的恶梦。在恶梦缠身的情况下，不得安枕的结果是使得华社徒增不安之危机感受，华社之精神状况必定紧绷而削弱斗志力，甚至彻底丧失了信心和期盼。华社在这场“精神压迫”的处境中，成为下一代华裔子弟的潜意识冲突；在“无望”的记忆中逐渐消失自我的身分认同。总之，华社在华教运动的关怀上，像是一个犯了精神异常的病人般，是在长期的压抑未获得舒解的情况下病情恶化，累积压抑成了沉重的精神负担，终于发展出另一种非常态的慰藉手段，走向虚无或放弃坚持。
华教和独中教育依赖自力救挤的方式生存下来，然而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华教运动拥有太显著的进步。时代在推进，今天华教的成果并不足以称道，从整体的角度关照它，我们对于一些权益的争取仅停留在原地踏步，这意味着威胁华教的老问题依然存在，任何进步乐观的粗浅成效，若在根本的问题上仍无法获得突破和具体的进展，就好系数学机率的n+1，相对于无限∞而言，其实是等于零。我们的沾沾自喜就变得可笑和无知。
华教沉重的精神负担在权益方面没有获得具体成果，已潜伏极严重的精神危机，一是虚无，另一是立场动摇。华裔新兴青年子弟究竟有多少“理念认同”而支持华教的，值得各界深思。在今日物欲横流、崇尚功利的奢糜中生活，新一代的华裔子弟对于华教切肤之痛已变得无病口中吟，对华教漠不关心已严重得腐蚀华教之根基，是为虚无的现象。再者，立场松动也明显的暴露出来，像马华、堂联的温和及含糊态度，都间接的造成“分化”作用，胡万铎的言论只不过是一个浮上台面的显著案例，在可预见的将来，类似胡万铎的想法的人在“合理的自我说服”情况下更进一步推动华教立场。
华教对于教育法令的修改的确“等你等到我心痛”，沉重的精神负担会不会产生下一代华裔子弟的反面教育而与华教“吻别”呢？这是有可能的。
华社不能承受之轻／重——《教育法令》引发的精神症状
曾庆豹
国内官方对于公共政策的扑朔迷离和闪烁其词，在有关《新教育法令》的公布和讨论这件事上表露无余，再次反映了一种不健康的社会关系潜在着彼此不同的意识型态框架内。以上我打算用一种精神分析的方式去剖析种种围绕着关于《新教育法令》的反应态度。
在可以预期的情况下，《新教育法令》的半遮半掩无外乎是在试探一般的反应，就在适度的有限暴露风声的动作中，教育部始终居於主导的地位，在政策公布与言论反应之间，充份的掌握可能的风向和变化。国内尚未有一种正规、常态的管道去诉诸民众对公共政策的献议和辩论，尤其攸关重大的“法令”，往往就在威权体制的护航下，牺牲了少数人民的权益，也间接的带给社会不安。
所以，在缺乏公共政策开放讨论的前提下，报章的言论猜测和各相关团体的反应也就变成在极度不健康的情境中，玩一场捉迷藏的游戏，也充份的显示了官僚体制的行政做风仍然居于强势的姿态，有点强迫就犯的鲁莽做法。因此，延迟公布成了一种探口风的缓冲时间，以备下一步之应对布局。公共政策决策者边缘的“分化部队”在此扮演一种协调的功能，一再发出“保证”，事实上却是混淆视听的恶源，根本就是官僚体制的层层权力互馈关系，不是真的在处理问题，而是在“势在必行”的情况下做某种程度的心理建设工作，以求得分化后统一反对意见之做法。可以这么说，董教总的反应和态度，甚至可能有的行动，都在预期和有限范围内牢牢的被监控着，全然失去对这个公共政策的主动参与权，这将导致董教总被“决定性”的落入一种消极和被动的抗争中。也许种种罪名如种族主义、煽动、教育问题政治化…………就会相呼而出，最后胜利者终将会是主动操控这场游戏的人。
从对待公共政策的颁定和执行这件事来看，民众或华社的“凭空担忧”却被认为有“政治意图”，或“渲染课题”这些节外生枝的言词。长久以来，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就只停留在纵向系统的“屈从”关系，没有健康的良性互动-政府总是在未经充份讨论或广求意见的情况就已先行制定公共政策，而在官僚体制下的所谓充份或全盘的考虑，都是“势在必行”的强制性说词，这里头没有什么“公共空间”。所以，最终就导致这样的对立和猜疑，若主策者可能让步或修订，部已在“预先设计”好的情况下操盘推进而获得预期的胜利。这些都在主策者的意识型态框架中。
至于华社或董教总的反应，也在一种意识型态下被操纵着，而又在大格局的前提下，一直处于劣势的状态。
董教总长期推动华教运动，已习惯了本能的反应，在可能的风吹草动背后，都可以警示到种种不详。过去，华社不只一次的提呈《备忘录》，要求有关单位重视少数社群的权益，但至今尚未获得“良性”的回应，造成了长期不信任的心结而不得不“居安思危”，尤其是面对庞大的官僚系统和其外围的分化部队，都处处警示著华教运动并没有什么“安全感”可言。
在我看来，如果这种陈腐、偶化的“屈从”没有获得改善，任何版本的“教育法令”都永远是华社的恶梦。在恶梦缠身的情况下，不得安枕的结果是使得华社徒增不安之危机感受，华社之精神状况必定紧绷而削弱斗志力，甚至彻底丧失了信心和期盼。华社在这场“精神压迫”的处境中，成为下一代华裔子弟的潜意识冲突；在“无望”的记忆中逐渐消失自我的身分认同。总之，华社在华教运动的关怀上，像是一个犯了精神异常的病人般，是在长期的压抑未获得舒解的情况下病情恶化，累积压抑成了沉重的精神负担，终于发展出另一种非常态的慰藉手段，走向虚无或放弃坚持。
华教和独中教育依赖自力救挤的方式生存下来，然而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华教运动拥有太显著的进步。时代在推进，今天华教的成果并不足以称道，从整体的角度关照它，我们对于一些权益的争取仅停留在原地踏步，这意味着威胁华教的老问题依然存在，任何进步乐观的粗浅成效，若在根本的问题上仍无法获得突破和具体的进展，就好系数学机率的n+1，相对于无限∞而言，其实是等于零。我们的沾沾自喜就变得可笑和无知。
华教沉重的精神负担在权益方面没有获得具体成果，已潜伏极严重的精神危机，一是虚无，另一是立场动摇。华裔新兴青年子弟究竟有多少“理念认同”而支持华教的，值得各界深思。在今日物欲横流、崇尚功利的奢糜中生活，新一代的华裔子弟对于华教切肤之痛已变得无病口中吟，对华教漠不关心已严重得腐蚀华教之根基，是为虚无的现象。再者，立场松动也明显的暴露出来，像马华、堂联的温和及含糊态度，都间接的造成“分化”作用，胡万铎的言论只不过是一个浮上台面的显著案例，在可预见的将来，类似胡万铎的想法的人在“合理的自我说服”情况下更进一步推动华教立场。
华教对于教育法令的修改的确“等你等到我心痛”，沉重的精神负担会不会产生下一代华裔子弟的反面教育而与华教“吻别”呢？这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