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歌颂与悲壮
安焕然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我们马来西亚华人史著述，或因其学科训练，大抵偏向于传统历史学的叙述，而且基于各种国情关系，对于华人历史的叙述，很多常流于“华人血泪史”、“奋斗史”和“爱（中／马）国史”的概泛性历史建构。其叙述的结论往往仅围绕于“华人的贡献”或“华社之困境”云云。政治意识与忧患情怀固然催发了本地华人史的研究，但它也在很多时候阻碍了研究视野的开拓和学术研究的深化。
高举“维护华人历史文化”的旗帜，一部大马华人移民史犹如一部“猪仔血泪史”；一部大马华文教育发展史仿如一部悲壮的“奋斗史”（甚至是“斗争史”）；一部大马华人经济史，似乎又要写成是华人在马来西亚的“伟大贡献史”；而研究华人社群，诸如客家、潮州、海南人，亦总不免得“歌功颂德”一番。在史料搜罗上尚有些成果，学术性的启发则乏善可陈。这种贫乏和简单的历史意识建构，诚是以往我们华人研究的通病。
从事华人研究，除了致力于搜索历史资料，我们当对其“问题意识”有所自觉。回顾学术史，早期的李长傅、温雄飞、陈达等对“南洋华侨”的开创性研究，“南洋学会”许云樵、陈育松和韩槐准，及英国殖民地官员维多巴素和温士德等人在资料的详引和考证，对华人研究都是扎实的开创者，彼等之论著至今仍有参考的价值。
其实在大专院校的学术研究领域里，自90年代以来，是有所突破的。例如何启良、何国忠，以及中国高教学术人员如张应龙、陈洐德、廖小健、范若兰、石沧金和曾少聪等，都有不错的研究成果。只是这些学术论著并不是“通俗读物”，学者研究与民间的期望有所落差，亦是自然之事。但彼等的研究方向也有其限局之处，研究视角和方法多偏向单一学科、单一问题导向，对诸如华人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妇女和族群关系等虽有总体性的论述，却忽略了不同地区华人社会的复杂性，缺少对华人社会共性与个性的探讨和比较。这样的论述，容易使华人研究掉入共时性及概念化论述的陷阱。
反倒是一些业余民间学者（如张少宽、李永球和吴华等人）及报馆的地方记者默默耕耘，点点滴滴地考察、挖掘史料，成果颇丰。可惜，彼等之努力，多局限于地方志的史料填充工作。不过，持平而论，他们的成就已是难能可贵的了。
华人史的研究，不应意识型态挂帅，在研究视角和方法论上也要有所突破。多学科的整合，以及多视角的观察，是需要的。这方面，反而是人类学界颇有建树。
星洲日报／边缘评论．安焕然．2008.0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