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青年应有的意识、责任与信念
曾庆豹
曾庆豹
一、前言
一个民族、国家、社会的未来如何，深深关系到其青年在当下的时代所扮演的角色。现在年轻人对自己的认定与意识是相当的模糊与薄弱的，处处展现着一种“脱序”的现象，任何生活周遭的事物都采漠不关心的态度，什么政治、经济、社会、道德的事务是离我们那么的远，唯一兴趣的是看几场电影，听上几首摇滚乐曲。
随着时代的变迁，价值判断也逐次堕落与恶化。我们热切期待青年中的弥撒亚(Messiah)出现，重新竖立起正确的意识与青任。基本上，我们认清今天的大马青年也同样陷入如此窠臼，各种的现象都象征着这种可怕的信息。我们热切的关心我们的信念与处境，因为两者是息息相关的，但是信念又是那么的根本，先于处境，且优于处境。本文试图环绕着对“信念”的诠释，从而道明所站之“处境”，企以建构这一代大马青年应有的意识与责任。
本文首先从对历史意识的强调，以说明青年如何溶入其历史传统与背景，活在历史之中，且肯定其在青年的意识与责任中的重要性与优先性，因为一切尔后的说明都扣紧着这个信念；第二部说明大马青年的知识阶层如何与其社会建立起“亘动”的关系，即“超然”又“内在”，以“临在”的方式契入社会，同时又与之采取距离，随时批判社会；第三部份指明为“意义”奉献的崇高价值，融入儒家的人生观，建立起一种极具正性的价值观；第四部份则采取批判的态度，企图解构(Desonstruction)现有之错误价值信念，从而“解除魔咒”，以开出其背后应有的价值信念。
这里必须补充说明的是，本文的对象为大马青年，包括知识阶层与社会青年，普遍涉及到各个不同教育背景与领域之学子。另外，本文更深切的针对在台的同学，企图使在台同学在大学四年中有所自觉。基本上，作者视个人为廷续性与整体性的，青年的时代又扣紧着幼年、少年、青少年、成年以至老年而有所观照。
二、历史意识与责任
吾人曾撰<雏型与开展──论历史意识的建立及其内容>一文，检讨过历史意识的重要性及双重与双轨的历史意识之具体内容。(注一)本文重申这观点之确切性，不厌其烦的重述之，并注入新的内容，祈附于更周严之面貌。
所谓历史意识，就是意识到人存在历史性，人必须在历史中始能开展出自身的存在意义。每个人，每个社会皆隶属于一个传统。承接传统是使人能顶立于天地之间，了解自己并了解世界的唯一凭藉。(注二)现象学大师海德格(Heidegger)称人为“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指明人的存在是“活”在(in)世界中。人并非一个独立抽象的物体或概念，人是那么的真实活在一种“处境”(situation)之中，因此任何人视其为一“绝对主体”(Absolutesubject)或“独立个体”(Independentindiv-idual)是绝对错误的。因此，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他具体存在于某个范畴之中，其生活经验与存在价值都在这领域中得到体现与把握。
历史意识的拥有，使人感到其所在之明确处境，并在此处境中开展其存在之价值与意义。反之，失去历史意识之人，无法体现他自身的存在，进而也就无法展开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层面。
现代的大马青年在此意识上尤为薄弱，我们不知道自己所处在的历史背景甚至不知道我们所当负起的历史责任。我们似乎为了“个人”的需要而忽略了对“全体”之重视，这种“独我主义”(egoism)是必须遭到严厉批判的，因为“个人”与“全体”之间的亘动关系是那么的明确与需要。我们难以想像，若一个历史脉络之中的青年阶层普遍的失落当具有的历史意识，历史走向的悲情是何等的深啊！
我们必须重新理解自己所存在的处境，知道自己是活在历史之中，没有任何人可以逃避的，逃避的现象虽然能得到自身在某个层次上的满足，但另一方面必然出现一种“存在的焦虑”。用卡谬(Camus)之说法即是一种“荒谬”(fallacy)。我们深信一个人非常重视他自身的存在，尤其是时下的青年人，我们共同热切的追求意义与价值的填满，企图将自己之一切可能性加以展开。这是一种极正确的信念。可是，我们有时难免会受到时代潮流的波及，以致于失去价值判断之标准，从而盲目追寻并获取欲望的满足。我们祈望在此遮蔽中有所超越。
身为大马青年，我们必须知道现阶段之社会与时局之变迁，知道自己是活在那个历史脉络之中，付上代价的去溶入这个历史当中，活生生的在这个历史中去开展自己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深知唯有如此的契入，方能使自己活得更加之真实。
对一个时代青年而言，其必须客观而深入地了解自己从那里来，站在那里，又将往那里去。我们分享列祖列宗的成就与荣耀，一心想要继志述事；我们也承受先人的失败与屈辱，准备扭转恶劣的形势，重写历史的新页。我们应该可以体会德国哲学家菲希特(Ficte)的呼吁，他借后代子孙之口说出以下段话：
“你们应以你们的祖先为荣，你们自己也已经堂堂皇皇地加入这个尊贵的行列了，你们要小心这个光荣队伍的连锁，不要在你们的时代被人弄断；你们要使我们也认为作你们的子孙，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告德国国民书>>)
青年面对自己之历史传统，自然深感责任重大，好像接受一种永恒的召唤与至高的期许。我们固然还是张三、李四，但是心中却已认定自己是“大马人”，要把大马的种种肩担负起，深切的体验国人的悲苦，与友族共进退，这正是大马青年应有的豪情壮志啊！
因此在面临举世滔滔的逆境时，懂得“争千秋”与“争一时”，<<大学>>开宗明义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是对自我的责任。“亲民”是对人群社会的责任。“止于至善”则包含对历史的无限责任；明显的，历史意识与责任对一个时代青年是那样的贴契。
三、“知识阶层”的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incarnation)一词源于圣经，指基督耶稣由神道化为人，是“神”又是“人”。本节借以这词诠释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如何的在其学业与社会关怀中做一协调，处处保持双重的性格，即是“超越”(transcendence)又是“内在”(im-manerce)的，从而道出这两种关系的微妙与确切性。当然，这种说法的对主要是针对大学知识阶层而言的。
“知识阶层”(intellectual)一词最早源自俄国所谓的“intelligent”，柯菲诺先生(Confino)提出近代俄国知识阶层有五项特征：一、深切地怀怀一切有关公共利益之事；二、对于国家及一切公益之事，知识分子都视之为他们个人的责任；三、倾向于把政治、社会问题视为道德问题；四、有一种义务感，要不顾一切代价追求终极的逻辑结论(Ultimatelogicalconclusion)；五、深信事物不合理，须努力加以改正。(注三)换句话说，知识阶层随时感到一种使命感，对一些事物采取批判的态度，以维特社会“正义”(justice)。中国知识分子也同样的具有些崇高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从“不治而议”走向“治而不议”也就是传统的“学而优则仕”。(注四)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有所谓“内圣外王”之说。“内圣外王之道”最早出现在<<庄子.天下篇>>、<<墨子.公孟篇>>有一段记载：“公孟子谓墨子曰：昔者圣王之列也，上圣立为天子，其次列为大夫。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若使孔子当圣王，则岂不以孔子为天子哉！”这段话包含着两个重要观点：一、“圣人”应该是“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的人，即是说他应是道德学问最高的人；二、“圣人”或许是最宜于作“帝王”的人。这里说出了佑识阶层在各方知识之具备，成为他人之模范，另一方面又关注于世。这里要强调，知识分子做为一个社会阶层，他应当属于一种“不治而议”之超然姿态。蔡源煌先生指知识分子是“搞文字和观念的人”，“观念人”的角色重于“行动人”的角色。(注五)另外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又不是可以摒弃的。
大学生的责任意识主要来自大学的理想性格。大学的理想性格是针对社会的现实处境而说的，努力培养一代代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伓仅可以安身于社会，并且做为社会的良心，以其学问与道德促进社会更进步，人群更幸福。因此大学自成一个世界，在时间空间上都应该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目的是为让学生暂时“退”出社会，求得智慧的凝聚与精神启蒙，然后再以更新的面貌“复返”社会。
所谓“智慧的凝聚”是指：学生在短短四年中，必须认识人类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在某一事业领域所累积的知识，并且融会贯通到可以应付实际问题的程度，所谓“精神的启蒙”是指：大学生处在一个充满永恒感与宇宙感的大学世界中，心灵的触角自然伸向生命的整体及其内涵，开启尝试探知：人生有无意义？人类有无未来？人性是什么？我是谁？探知这一类问题，本身就形成一个试炼过程，将能使人的精神再生。
我们要追问的是，大学生除了拥有种种的条件与环境利于学习外，他的角色有何责任没有？其青任的特色与型态又如何？以下试图回答这问题。
第一，大学生的责任不是外加的，大学生的责任主要来自由知识学问获得的启迪。这种启迪使他产生自我期许，超越“人人为我”的自利心理，确立“我为人人”的宏远抱负。我们透过知识面对某种志业或人格深深向往，决定要“有为者亦若是”。这种责任发自内心，强劲有力，可以长期支持他们奋斗不懈。
第二，这种责任基本上是以一个理念为其目标。我们以理念为对象，凡是为一种“相亘关系对待”理念的具体事例，如社会服务与关怀，我们皆自觉及自愿为它负起责任，他们可以不计代价，不辞辛劳，以为此理念而有所奉献，我们能够“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实是出自对“人类的共同命运”此一理念所生的责任。这种理念十分可贵，它使这种责任展现普遍的关怀。
第三，这种责任缺乏相称的态度或权力，因此难以促成它的实践，可是，大学生之可爱，在于我们对于无咎可引之事也要自己引咎负责，并且引咎之后又无职可辞，反而加倍努力，联络志同道合的朋友，立志将来在社会上形成一股清流，实践青年时代的理想。
综观以上的分析，具体指出大学生或知识阶层“道成肉身”之基本性格，知识阶层虽然身居知识宫殿，但是目光总是投向十字街头，对于当前社会的不义、失序、悖理，甚至天灾人祸所形成的受难者与无告者，自觉有一种责任，想要直接予以救援，并且想要彻底消除病源，使人间立即变为天堂。知识阶层拥有“暂退”与“走出”的双重脉络，即是所谓的“超然”又“内在”于社会当中，知识阶层随时准备好自己，对知识殿堂以外的事物注入关怀，给于指正与批判，同时又“采取距离”，随时站立在更超然之地位。
总而言之，知识阶层对自我有一种“直接责任”。当他经历智慧的凝聚与精神的启蒙时，首先面对的是“自我的肯定与实现”的问题。自我是一个主体，因此能够透过自由与选择，建构一个价值世界。我们关切体察生命本身的情与意，从自己与家人、与友人、与人群的相亘依存及关怀中，发现自我的独特意义与丰富的潜在能力。
四、为“意义”有所奉献
前面说过，历史意识的建立使青年意识到其存在之“历史性”从而产生对其所隶属的历史背景有所关怀，树立起对历史之无限责任，以求在之中开展其一切之价值与意义之可能性，这种强烈的信念涉及其具体“处境”之面对，使虽处在知识殿堂的知识阶层与其社会有“道成肉身”的性恪，使自我责任要求即“超越”又“内在”。历史意识与“道成肉身”之自我责任关系到一种“奉献”之心态，尤其对“意义”之认定，进而付诸于奉献之心志。
这里所谓的为“意义”有所奉献是必须扣紧历史意识与“道成肉身”之自我责任两种关系来述说的。本节的观点主要依儒家的价值理念，以期建构一种积极之价值信念。“意义”一词是极抽象的，它不指涉任何在现世事物中易于获取或掌握的，也不是一个特定之目标或目的作为达到之一定指向。“意义”是一种永恒性且无限际之价值信念，是一种满全的关切向度，可能终极一生都在于对这个意义的追求与填满，甚至直死去仍未对之有所满足。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定义什么是“意义”，因为它是一种无形的价值信念，是至终的，也是崇高的。可能有人要问，为不可知的意义奉献有何价值？我们的答案是，“此意义”并非不可知，因为它有特定的向度(dimension)，只是不能说出其具体的事物或事例，因为它是超越于一切之上的。当然，各人对“意义”奉献的向度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是朝以一更高的信念或价值有所付出，这种付出即是一种奉献，奉献又是一种获取，其间之微妙关系只有亲历者方能有所理解，正如圣经中一句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我们常以为自己获取是理当的，且不断的去拥有所当拥有的，显然的，与更高信念的“意义”相比之下，实显得无意义(mea-ningless)可言。在此，一个人要体现他自己，达到意义之获取，必然是一种“奉献式”的，这种关系就是如此之微妙。
前面说过，意义是一种向度，它指向一更高的价值信念。那么，有什么具体的例子没？有的，比如说，有些信徒为着其崇高的宗教信念，愿意付诸一生去传扬其信仰内容引发人的正性价值观；又如一些慈善者不断将其所拥有的捐助于社会福利需要，而不问名利；又如一些拥有极高天赋才能之士，宁可投身于蛮荒的救济行动；又如一些记者，为了获得如实的消息进入战区猎取所闻，以为公众所知；又如警察在维护社会秩序中，抛开个人因素之考虑，以求他人之安宁。诸如此类之事，难道他们是非理性的吗？那理性的定义也未免太狭窄了吧？小至某些事物的舍弃，大至生命的赔上，这些都是为着“意义”有所奉献。
在我们这一代的青年人当中，总是追求具体事物，忘了对“意义”有所奉献。我们不愿意指出今天的大马青年应为着什么样的意义有所奉献。因为各人对意义之价值信念不尽相同，但是都应持以一种奉献之心态。比如说，有人投身于教育界，尽其一生为人师，培育下一代的国家青年；又如有人进入社群中从事福利关怀，协助社会之中需要帮助的人士；又如有人踏入文化界，埋首致力于文化建构与宣扬之工作；又如有人从事于政治参与，为社会群体谋福利，确立政治之价值信念。我们没有必然去说出什么才是具体的意义向度，因为我们深信大马青年当中要各尽其职，共同建立一个“整体”，而非某一点，某一事物，发挥一种肢体之关连性(rela-tionship)，重要的是为着更崇高的价值信念有所奉献；换言之，为“意义”而有所付出。
这种信念正好可以用儒家的观念加以诠释，因为儒家的价值信念就是一种“积极创造”与“生生不息”的方式。
孔子认为人的价值与尊严在于人之“可完美性”(perfecti-bility)。(注六)孔子曾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厚而落责于人”，“见利思义”等，这种种价值信念的背后都是看到了“意义”本身。如所周知，孔子主张“杀身成仁”，孟子主张“舍生取义”，甚至荀子也宣称“居子畏患而不避义死”。显然的，人的完美性是一种为“意义”有所奉献。
若就现实功利的眼光而言儒家对于人所需求的价值信念实没有任何支持与施行之理由。但是，“人”之所以为“人”他就没有理由不顾及到儒家的这种价值信念，这种价值信念是没有任何东西或事物可以替代的。<中庸>对于古典儒家为人设定的最高信念作了以下的指述：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养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二十一章)
儒家所重视的是人格的可完美性，致力于将人格提升向上，使人的生活有值奉献的理由。(注七)人居然如此尊贵，正是拥有一种对“意义”有所奉献的价值信念，使自我达到满全，这种企图在理论上是说得通的。
注一
曾庆豹：<雏型与开展─论历史意的建立及其内容>，刊于马来西亚同学会<<会讯>>，民国七十七年三月一日页三。另收于本书。
注二
沈清松：<解除世界魔咒─科技对文化之冲击与展望>，(台北，时报，民国七十五年十月十六日)，页一五。
注三
Michael Confino "On Intellectuals and Intellectual Tradition in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 S.M.Eisenstadt and S.R.Granbard，Intellectuals and Tradition Press，1973，Part Ipp.118
注四
汤一介：<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的前途>，载于台北<<中国论坛>>二九五期，民国七十七年一月十日，页二七。
注五
蔡源煌：<知识分子应有的自我反省>，<<中国论坛>>二九六期，民国七十七年一月廿五日，页一二～一三。
注六
沈清松：<原始儒家与民主思想>，载于台北<<东方杂志>>第二一卷第七期，民国七十七年一月一日，页一五。
注七
同上，页一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