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村须有不同的特征？
蔡维衍
政府宣布我国452个华人聚居的新村更改称号为“甘榜”，使紧急法令时期建立的“新村”和传统的马来乡村（甘榜）不再有不全的特征……名称现已统一，至少在文字上无法辨别了。
华人社会对于这项改变的一般反应是希望这种改变是实质的而非仅是称号的改变而已。人们存有这种心理和期望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根据官方数字资料显示，由1970年至1985年整整15年里，新村所获得之拔款只有6千100万元，而由1986年至1990年的拨款刚为2千530万元。许多人将这些拨款以平均分配给160万名新村居民的计算方式，算出实际上在第5大马计划期间每年每个村民仅得区区3元1角6分，一些人在进行这种分析后，特别指出比较起来，传统乡村所获得的复兴拔款数目庞大多了，言下表示存在着“不公平”的现象。
实际上，除了上述持别拨款外，新村还享有其他便利：如新村居民的电流供应；新村居民只须缴交些少门牌税给县议会即享有清洁垃圾等卫生服务，反观传统乡村却得不到这种便利。又如水利局提供的自来水，新村人民由于聚居在一起，衔接自来水到家里所费不多，所以新村居民多获得自来水供应，传统乡村则不然，许多甘榜屋子距离大路很远，衔接自来水费用高，乡民只好用公共水喉。此外，新村里的学校也可得到教育部拨款，而国阵国会议员或部长也对新村基本设施给予建设拨款。
新村拥有不同的特征，和传统乡村分由不同的政府部门管辖，间接使反对党获得抨击施政的凭据。行动党甚至扬言新村获得拔款是他们施压力的成果。它的领袖说，“如果新村还拥有不同的特征的话，行动党的国会议员还能够在国会里施压，要求国阵政府及其部长解释新村获得多少的拨款及真正动用了多少拔款。可是，现在却不同了……”。我国新村究竟是否在反对党的压力下才获得拨款是题外话，不过取消了新村称号之后，反对党失去了抨击政府的根据却是事实。
我们认为一方面反对种族固打制的经济政策，另一方面却坚持“新村”保有特征以作为政治资本似乎很矛盾而且有双重标准之嫌，不论是有限公司的股权、土地发展计划的垦殖民，公共服务和军警人员以及大学收生人数等课题在废除种族固打制之后，同样的将无法使反对党在国会里取得区别各种族受惠的统计数字。在“绩效和需求”的原则下，统计数字是笼统的，不再有种族的区分。所有在国会公布的统计数字将是整体的数字，如果要看更详细的分析，可能提供的数字将是男女的区分，州属、县属或是年龄的统计数字。严格的说，真正反对种族固打制的人士是不会重视以种族区别的统计资料的。
既然要求的是不分种族，全民团结，则“新村”更改称号为“甘榜”，在表面上，至少已使促成新村纳入国家发展主流的工作跨前一步，这与我们要求在官方文件上取消填写“种族”的道理一样。让新村和传统乡村合一统称“甘榜”，理论上可以减少政治纷争和歧视。
目前，我们所必需争取的是在急需建设的甘榜地区（不论是新村或是传统乡村）进行建设。当然要鉴定某一个建设工程是不是公平和真正惠及全民并非容易完成的任务。除非我们赞同继续推行比较容易监督的种族固打制，否则我们不能自相矛盾，釆取双重标准抨击使新村和传统乡村合为一类的措施。
（18-11-1990《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