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望可及的新理想主义——“新马来西亚人”理念的提出及其探讨
罗正文
前言
回顾过去30多年来，马来西亚多元种族政治在艰困时期中摸索着学步、起步乃至进步的艰辛历程与经验，衡量当前大马的政治体系与情势，我们可以发现大马人民对于多元种族的民主政治，已逐渐有了强烈的情感、很高的评价，但是对于使多元政治实际运作的宪政民主程序与社会、文化条件，似乎一直缺乏较深刻的认知与共识，甚至根本未加以正视乃至有所忽视，以致多元种族政治的运行始终是一波三折地未能顺利步入光明的坦途，而在朝在野或代表某一种族政党的政治菁英，便常因此产生不停的争论。
因此，我们提出“新马来西亚人”这个理念。我们倡议塑造“新马来西亚人”是超越种族意识，进而形成一场社会革新运动，加强全民建立对国家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我们对所谓“新马来人”与“新华人”的理念仍未脱离种族性的思想框架而感到不安，国家未来如果要朝向全民团结，进而达致现代化、工业化目标，这种种族性的思想架构理应由一个非种族性、甚至超越种族的标轴来取代。
“新马来西亚人”理念旨在强化民主生机
一般言之，政治学者通常都认为：对于多元种族基本价值与政治竞争规则的共识，是实施多元种族政治的先决条件之一。尤其是在社会陷于分裂与充满危机时，共识的存在大有助于强化多元民主的生机。美国的社会时常是纷扰不安，而且历经内战与经济萧条等危机，而多元民主政治仍能够蓬勃发展，就是明显的例证。
然而，根据经验研究显示，美国的选民在多元民主原则的具体运用上，时常是不和多于共识的；但是，政治领袖与积极参与政治者则大体上都具有此种共识。简言之，就民主政治与共识关系而言，最重要的是：政治普英无论在朝在野，皆须信守民主原则的价值与程序。同时，这也是使得民主政治发生作用与趋于稳定的必要条件。
以印度与阿根廷为例，印度的平均国民生产毛额与识字率都偏低，而其民主政治的成绩与记录，却远比社会经济发展不亚于许多民主国家的阿根廷好得多。个中原因即在于：印度的政治菁英从英国吸收了自由民主的价值与信念，并且获取了宪政主义的习惯，而阿根廷的政治菁英习惯于使用武力和欺诈，利用个人独裁与特权，从未信守民主政治的承诺，以致政治始终不能上轨道。再以个别的政治领袖为例，希特勒利用民主的选举程序夺得权位，但是毫不信守民主原则所带给德国与世人的祸害，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反面史实。而领导英国安然渡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邱吉尔，在战后的选举中失败，却安之若素的坦然接受，就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信守民主原则的价值与程序而为国家安定的基石之范例。
无论是“新马来西亚”或“新马来西亚人”都意味着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运动。十九世纪初英国名政论家柏克(Edmund Burke)曾说：“一个不具备改变革新能力的政府，也就是没有自保能力的政府。”其实，今天的大马正面临90年代以后的剧变，以客观情势衡量，我们需要的不是剧烈的改变，而是渐进式的改变--有优先次序的改变。可以肯定的，在未来的选举中，选民所支持的必是能“有计划改变”大马社会，而不仅仅是“改变”大马社会的政党。简单的说，谁有远见，拿得出这套政纲；谁有魅力，能够切实推动，谁就会是赢家。
“新马来西亚人”理念肯定多元种族民主程序
就多元种族民主政治的价值与程序而言，多元民主的理想固然规范多元民主的程序，但是多元民主政治要落实与运作，在观念上与作法上就必须肯定民主程序的优越性。至于多元民主政治较易为人所疏忽而必须厘清的程序，最主要的就是少数法的规范。
多数决定实践人民主权与政治平等的一种技术与程序。如果国家最高权力是平等地属于每个人或每个国内种族所有，较多数的人所喜欢或支持的选择，理当获胜，而少数则有限从多数决定的义务。然而，多数的权力也并非毫无限制；多数可以改变法律，但不能违法，或否定少数有反对与寻求成为多数的权利与自由。如果多数逼犯或破坏少数自由与公开形同多数的规范与程序，就不再具有合法性。换言之，多数的也要受到宪法的牵制与限制而有所节制。这也正是“宪政民主”的精义所在。
就马来西亚的政治事实而论，巫统一直是拥有较其他政党多数支持的国阵成员党，而代表华人社会与印度(淡米尔)人社会的政党在国阵中是占少数的政治势力。巫统固然不能以占政治的优势，阻遏非土著政党在不违背国家宪法与种族团结、社会和谐的前提下和平而合法地发挥功能，而非土著政党也不能因为巫统长期把持最高国家权力，就否定整个政治体制的合法性，抑或不服从国阵的决定，甚至要改革整个体制。
然而，程序的贯彻，尚不足以保证多元民主政治的成功。因为在一个多元种族社会中，民主政治的成功还有其历史、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四方面的条件。在马来西亚30余年的经济发展，确已形成大有助于多元民主政治发展的条件。但是，基于某些特别的因素的影响使大马在刚开始建国以至一路以来政治权力和分配无法与各种族人口成比例，使大马一直难以甚或无法在特定的环境下，孕育出推进多元种族民主政治的社会与文化条件。
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革新运动
今天我们谈如何实现2020年工业先进国宏愿目标，其实不外两点：第一是及时提升人民的生活素质：治安、交通、公害等等必须是切实改善。从9年义务教育延伸到12年是未来大马计划的重大施政，配合初中与高中评估考试的实行，必须要投入大量人力与财力把它做好。使大马不但成为本区域的教育中心，也是亚洲最重视人力素质的国家之一。第二是全力塑造大马为现代社会：现代化的制度、重大的公共建设、国际水准的科技发展与学术机构、提高大马国际威望等必须全面推动。不能使大马只有高成长，没有品质；只顾本身发展，不尽国际责任。
要达到上述目标，显然不是短期的事，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交代清楚的。不过，首相拿督士里马哈迪医生所提出达致宏愿目标的9大挑战却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这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革新运动，而所谓“马来西亚民族”或“新马来西亚人”理念的体现也必须以此为基础。
然而，要使这项社会革新运动收到效果，必须针对今日许多社会问题的成因，进一步寻求建立现代化社会秩序的根本方法。严格的说，今天我们遭遇到的许多社会问题，大多是肇因于我们社会变迁过度快速所导致的“文化失调”。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家庭是社会中最基本的单位，它具有经济、教育、宗教、感情、娱乐等多方面的功能，能够满足个人多方面的需要。
为了维持家庭中的秩序，我们曾经发展出一套严谨致密的行为规范，来约束个人在家庭中的行为，可是出了家庭之外，我们却缺乏具体的公共道德标准。因此我们的行为便显现出社会学家所谓的“差序格局”的特色。
尽管从70年代至90年代整整20年间，新兴中产阶级迅速形成和发展，并且在90年代扮演了社会发展的主导角色，但这些新兴阶级本身也仍然无法跳脱这种思想意识包袱，更遑论那些传统乡区人民了。这种“差序格局”表现在社会群体生活时是“各个有自由，人人有自由，人人把自己的自由扩充到很大，所以成了一盘散沙。”
当我们社会由农业社会迅速蜕变成工业社会，这种“一盘散沙”的心态，便成为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加上工业社会所特有的“金钱第一、利润挂帅”的价值观念指引之下，一般人只是图一时之便，而对公共秩序存有轻忽之心；少数不法徒更是视他人权益为无物，一有机会便上下其手、巧取豪夺。最近发生在淡江公寓倒塌惨剧，正好是大马迈向现代化、工业化发展的一记暮鼓晨钟。
马哈迪医生所引导的这场社会革新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确立一个指导原则，以避免重蹈先进工业国的覆辙。就像我们前面所说，导致今日许多社会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是“金钱第一、利润挂帅”的价值观念，以及附属于这种价值观念之上奢靡豪华的生活形态。要彻底解决当前的许多社会问题，在价值观念上必须强调社会责任重于个人利益，在生活形态上，必须以勤勉节俭代替奢侈浪费。尤其是社会各界菁英份子和工商界的领袖人物，更应以身作则，响应塑造“马来西亚民族”的号召，如此方能收到上行下效、移风易俗的效果。
由社会与文化条件所衍义出来的5大特点
为了有效贯彻“新马来西亚人”理念，在社会条件方面，大马社会尚需要成立具有自主性的团体。因为民主政治的背后，必须有一个自由开放的多元社会，而一个自由开放的多元社会即是：影响政治、经济与社会的权力分散于许多自主性团体的社会。
在文化条件方面，大马的传统本土马来文化，一向强调整体和谐程序与世袭贵族及忠君的人治思想，而且权威色彩浓厚，更难以忍受将冲突透过政党等团体加以制度化的观念，而致整个社会至今仍呈现出普遍缺乏民主素养的现象。因此，现阶段要倡行宪政民主，最重要的仍莫过于积极培养民主的政治文化，亦即透过家庭、学校、社会与政治等各方面，进行下列陶冶出民主人的教育：
第一、宏扬“法治下的自由”观念。根据调查研究显示，当今世界最稳定的民主政治体系，都是在未有普选之前即已发展了宪政主义和自由主义，并无任何例外存在。由此可知，在马来西亚要有成熟的多元种族民主政治，必须朝野先言行一致而上行下效地确立“法治下的自由”此一观念与制度。必如此，而后土著与非土著的从政人士可以受到法律公平地对待，而分别担任依法治国，与合法地监督批评政府施政与提出反对或不同意见的角色；同时，人人亦得以在法律之前，平等地享有生存与自我发展的权利。
第二、培养尊重不同种族的尊严、价值与自主性的信念。在民主政治下所强调的是：尽管生存在一个国家内的各种不同种族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是每个种族皆具有值得受到同等尊重的潜能，同时也皆可以享有相当广泛的自由。然而，马来西亚目前的社会仍充斥着流於种族意气之争的论争，人身攻击、恶意诽谤、挖掘他人隐私，以及选举时沦为谩骂等不胜枚举的事例，这都是源自缺乏对于各不同种族的尊重以及自尊自重，这种种族两极化的情况，已经影响到整个社会。
第三、培养宽容与妥协的意愿，忍受必要的冲突与歧异。一个自由开放的民主社会必然存在着观念与利益的歧异与冲突，但是，民主社会内部的冲突要能互相宽容、妥协与让步，才能使得整个社会在动态的平衡中保持进步，而不致陷于分裂或濒临崩溃。所谓“和而不同”实即民主社会最佳的写照。
第四、培养理性、温和而有节制的态度。民主需要参政者与从政者的自我控制与约束，否则就容易沦为一个不守分际的社会。以史为鉴，法国激情的大革命带来的不仅是恐怖的暴民统治，而且导致整个欧洲保守主义的大反动；英国理性而温和的国会路线，则不仅开展了一连串的大改革，而且光荣地确立了自成一格的民主模式。显然，在通往民主的路上，理性的光要比感情之热来得重要。
第五、以互信代替猜忌和不必要的疑虑。民主是基于对人民有信心，而且朝野之间与人民之间也要存在着互信，尤其政党领袖或政治菁英更需互相信任。设若任一政党当权即设法粉碎反对党，或反对党同样诉诸一切非法手段，采非理性的行为，则和平竞争的民主政治体系，即荡然无存。多年来，执政党中部份人士与激进的反对党人士时常表现出：互相怀疑对方心怀不利于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支持自己所厌恶的制度，以致在批评对方对于事实的观点时，皆倾向于将他们的反对者之说法，想成是最偏激的见解。激进派常率尔认为执政党没有改革与实施民主政治的诚意与决心，保守人士则怀疑许多反对党都是图谋不轨，居心叵测。如此在欠缺互信与善意的了解与沟通，民主政治的运作当然困难丛生，乃至险象环生。
因此，执政党固然要开诚布公，反对党人士也要衡量客观情势，从而才能使得互信蔚然成风，盛行于政治菁英与人民之间，而我国的多元种族民主政治也才有可能顺利地存续。
可望而又可及的新理想主义
社会上的民主改革力量一经发动之后，立刻会有风起云涌之势。如果改革是被动的，而且步骤又缓慢，以致由上而下的变动轨道远远落在由下而上那条轨道的速度之后，那么原来带有浓厚种族专制权力还来不及民主转化，便已陷于崩溃的危境。东德的发展便是显例。克伦兹(Egon Krenz)虽有开放柏林围墙的壮举，却已挽救不了共产党彻底垮台的命运。
宏愿队伍在巫统党选中脱颖而出之后，集体领导的政治客观情势已逐渐成型，安华也强调往后党政改革路向将是集体领导的运作模式。这就说明副首相安华未来已不能步首相马哈迪医生之后，再度以“强人”的姿态推动民主改革。事实上，所谓“强人”都是在仅为历史条件下自然形成的，决不可能由人为的力量在短期内塑造而成。这次巫统内部之所以因党选爆发争端，似乎与安华左右的人希望把他推向“强人”的宝座有关。这种努力也许是出于推动族群与国家改革的动机，但效果则适得其反。
大马的民主改革力量已经发动了起来，不但在社会上如此，在巫统党内也是如此。“强人”和民主最后是不能并存的。不但民主制度无待于“强人”，即使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理想君主也一向偏重在“虚”、“弱”的一面。所以《淮南.主术训》说：“夫人主之听治也，虚心而弱志，清明而不暗。”“虚心”、“弱志”是“老子”论“圣人之治”的话，其本意是强调君主必须“少欲”、“虚心”和“谦抑”(弱志)。这是似弱而实强。
安华在本质上正是“少欲”和“谦抑”的人，正如前面所指出，他也不可能变成世俗上所说的“政治强人”。也许正如巴斯喀(Blaise Pascal)在《思想录》中所说的“一个国王是被专门使国王开心，并防止他想到自己的那些人们包围着”。若真如此，那便不免“爱之适足以害之”了。
马哈迪医生与安华都是富于理想精神的人。我们盼望他们能善用他们的宗教情操和道德意识，重新为大马社会贯注一种可望又可及的新理想主义。
迈向“满怀希望的革命”时期
20世纪初叶以来，全球的所有传统社会在“现代化”的诱惑下，已激起一种“满怀希望的革命”，传统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价值都在逐一的解组与消失中。可是，到今天为止，虽然有些国家已顺遂地获得了“现代化”的果实，跻身于现代国家之林，但是大多数的国家对现代的境界却一直是可望而不可及，犹如镜中花、水中月，始终摸不着、捞不到，伤苦到了极点。传统的社会是消逝了，但“现代社会”却渺无踪影，大多数的国家长期地停留在转型期社会中挣扎，而不得进入“现代”之境。其结果是旧的已去，新的未来，“满怀希望的革命”变成了“满怀挫伤的革命”，“现代化”远比一般人所想像的要来得艰砲。
综合上面所述，马来西亚多元种族的民主政治的往下扎根与向上结果，不仅有赖朝野、各种族有志于国家现代化大业者的智慧与献身，尚有待于共同努力进行长期的社会与心理的建设，尤其是积极培养关系多元民主命脉而非一朝一夕可为的不同种族民主政治文化的共识。也因此，及时与适时培养多元的民主政治文化，使之日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不仅是目前刻不容缓而亟待建立的共识，更是我们将“新马来西亚人”理念付诸实现与继续迈向马来西亚的宪政多元种族民主政治极重要的一步。
（01-01-1994《星洲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