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权与钱的既成概念
罗文恩
前言
在我国，马来人掌权而华人掌钱的既成概念弥漫社会各阶层，执政党利用它为政策辩护，反对党利用它批评及攻击政府的政策。首相马哈迪医生在他的著作《马来人的困境》论分享政权时如此强调：“纵使有华巫手足情谊的言论，马来人将不会作出让步，他们太清楚华人控制马来亚的经济。”首相在这本书里明显的相信，马来人控制政治，华人控制经济的论调。
马来人是否真的控制政治？
如果我们了解国家的政治历史，我们必须接受马来人是我国政治主流的事实。从马六甲王朝开始，到葡萄牙及荷兰先后占领马六甲之后，一直到英国人到来时，马来亚是由几个个别和独立的州组成。
当英国人发现一些物产丰富的州有经济潜能，他们就想控制这些州。他们观察人民绝对效忠统治者，因此精明的英国人想到他们可以通过苏丹控制人民。殖民地政府不但没有消灭任何现存的马来苏丹制度，相反的政府巩固统治者的地位。最后，政府通过委任的各州总督或顾问牢牢的控制马来亚。
由此可见，虽然英国人在19世纪才统治马来亚，马来政体一直有其连续性。当英国人到来的时候，工业革命在英国及欧洲正是进入高峰的阶段，殖民地政府需要劳工挖锡及种植经济农作物以供应工业国的需求，于是政府决定鼓励移民从中国和印度到来谋生。
土生民完全没有权力过问政府的移民政策。换言之，19世纪末期及20世纪初期到马来亚的华人移民跟15世纪到马六甲的华人移民（峇峇）不同，后者的居民是得到土生民的同意。峇峇和他们的家庭成员来到马六甲永久居民，他们被当作是苏丹的子民。同时，峇峇与当地人有社会与文化的交流，因此峇峇能够混和入马六甲巫人社会。
19世纪与20世纪的移民就不同，政府和马来人视移民为外来民族,其实，大部份的移民的确抱着过客的态度，他们打算在马来亚暂时居留，只要积蓄足够的钱，他们就回祖国。此外，移民甚少与马来人有来往，造成两者之间在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各领域无法沟通。
1930年的经济萧条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移民的观念，越来越多的移民决定在马来亚永久定居，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胜利更加强华人欲在这里落根的决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人在1945年重返马来亚，他们有意以一个单独，合并及统一的组织来取代旧结构，在新的马来联邦统治下，苏丹的权力将被大力的削弱，他们只保留在宗教事务的某些权力。更重要的是最近才正式居留的非巫人将会容易的取得公民权。
殖民地政府改变政策是有原因的，最主要的是要迅速的重整树胶及锡工业，在政治上政府需要一个有效的统一组织，在经济上需要一个稳固的非巫人人口。宽容的公民权条例能够确保移民永久定居。
马来社会强烈反对马来联邦的倡议，取而代之的是1948年成立的马来亚联合邦。马来亚联合邦的成立标志非巫人参与马来亚政治的开始，国家已经从一个马来政体演变为马来亚及以后的马来西亚。新的公民权条例只有限制性的批准一小部份的合格非巫人成为公民。英国应允我国独立的一个主要条件是要各民族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各民族达致的其中一个协议包括马来人享有特殊地位，政府放宽公民权条例以允许众多的非巫人成为公民。
如果说马来人控制政治，他们是应该能够利用政治力量造福多数的马来群众。可是，马来人在国州议会（包括曾经执政吉兰丹及丁加奴的回教党）的努力并没有为马来社会带来实际的经济改革，独立迄今整29年，很多人民，特别是乡区的马来人，仍然缺乏最基本的设施如自来水及电力的供应和污物处理设备。这样说，马来人控制政治是不正确的。
独立后由国会通过的法案，我们发觉政权不是为任何民族的多数效劳，它只是为强大的少数服务，政权肯定是偏袒大财团和政治的既得利益。例如，土地法令保护一小撮马来大地主的利益，欲实施大部份马来小农民能得益的土地改革是不可能的。其他有关非法屋居民，管制平民自由，限制职工会活动的法令证明政权只是为占少数的既得利益服务。
华人是否真的控制经济？
许多国民，尤其是马来人与印度人，相信华人支配国家的经济，新经济政策实施前，这种观念更是根深蒂固。
这种既成观念的起因是华人在零售业扮演着无所不在的角色，因为人民大部份的经济活动是和零售商接洽，造成他们误以为华人控制国家的经济。
其实，外国人仍然控制着我国经济的一些重要领域，虽然政府的一连串收购与重组股权行动已减少外国人在种植与锡矿业的控制权，他们在制造业方面还是保持着很大的股权。
本地拥有权方面，越来越多的马来人通过直接的个人参与，或间接的通过国民投资有限公司，国企等迅速取得扩展经济活动。
我们不否认华人在经济领域占有可观的股权，正如权力一样，股权是集中在一小撮人的手里。像大部份的马来人与印度人，多数的华人是受薪阶级，华人在零售业，工商管理与专业方面占优势，是殖民地经济发展造成的。
在马六甲苏丹王朝时代，已经有一个活跃的马来经商阶级，这些马来商人不只在马来半岛做生意，他们甚至来往于印度和印尼东部的摩鹿亚群岛。在1500年左右，马六甲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商业港口之一，当时的华人只是众多商人的其中一族，他们也没有扮演中间人的角色，在中国贸易方面，马来人与爪哇人才是中间人。
葡萄牙人及荷兰人本是来寻找香料，于是他们控制了经商的航海线和重要的港口如马六甲。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后，马来商人搬迁到其他地区活动。接着荷兰取代葡萄牙的统治地位，荷兰东印度公司胁迫当地统治者签订条约，成功的垄断马来群岛的大部份贸易。到了19世纪初期，马来人，爪哇人和其他土生民族的经商阶级被殖民政府有系统的行动摧毁。最致命的是当荷兰人委任土生统治者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代理后，这一安排结果阻止马来经商阶级在将来重现。
因为荷兰的经济需要经济农作物，殖民地政府只鼓励这方面的成长。因此，出口为基础的制造业逐渐消失；因为再也没有当地商人需要船，当地造船业不能生存。在这段期间，马来半岛的工商业存在着一个大真空。
英国人刚好在这时候到来。为了要开发锡矿和种植经济农作物，他们不雇用土生民，却选择移民。同时，英国人需要一个经商阶级来供应移民地区及殖民地经济的需求，但是马来经商阶段已不复存在，在这种急切的情况下，有些华人很自然的转而成为商人。华人本来是作劳工的，他们不像印度劳工被契约束缚，华人劳工比较自由，环境的需要使到部份华人劳工填补马来商人遗留下来的真空。
殖民地政府征得马来统治者的默许，鼓励马来人留在传统的耕田行业，上层的马来人则加入公共服务，这样的安排没有威胁到政府及马来统治者的地位，又能够生产足够的米来满足数目日益增多的移民。
殖民地经济的迅速发展造成一些城市被建立起来，政府在这些城市建校提供英文教育，非巫人充份利用教育的设备改善本身的生活。可是当乡区马来人也要求受英文教育时，政府及马来精英份子拒绝他们的要求，藉口是受过英文教育的乡区马来人将不愿意继承祖业。因为树胶价高，马来人想改种树胶，政府却修改稻田法令以确保马来保留地只能种稻。马来平民能够参与服务的政府部门是警察和军队。
在吉兰丹和丁加奴，殖民地统治的影响力是最弱的，这两州的马来商人一直相当活跃。远在实施新经济政策与种族限额制前，吉兰丹的妇女已经在经营哥打崙鲁的市场。由此可见，没有一个民族具有先天的生意眼光及头脑，造成今天的经济局面，历史因素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力。
如果人民还是继续盲目的接受既成概念，国家问题不能得到正确的诊断，不正确的诊断会导致错误的医疗，错误的医疗可能会造成病人丧生。我国要避免这个灾难，各阶层的人民必须停止传播误导性的既成概念。
（07-01-1987《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