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追寻自己的国家——一个南洋华人的心路历程
李炯才著
一九二四年生于马来亚北海，槟城钟灵中学毕业，伦敦专科大学新间系学士。曾任星槟日报、星洲日报、南洋商饭、海峡时报的记者、采访主任。一九五九年开始从政，历任新加坡国会议员、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文化部政务部长、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长等职。先后使外多次，曾任驻埃及、印尼、日本、韩国、巴基斯担、南斯拉夫等国大使，一九八八年退休。若有《出使八国记》(远流)、《政治与生活》、《印尼——神话与现实》等书，并有英、日文版本。
远流出版公司
本土与世界丛书⑪
追寻自己的国家——一个南洋华人的心路历程
作者/李炯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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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民78）年7月1日初版一刷
□1994（民83）年8月1日初版二刷
行政院新闻局局版台业字第1295号
售价180元（缺页或破损的书，请寄回更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32-0853-9
目次
樱花与叶
第一章 富商与军阀
第二章 伟大的母亲
第三章 钟灵中学
第四章 滔天罪行
第五章 记者生涯
第六章 星洲日报
第七章 马共兴衰
第八章 民主同盟
第九章 在伦敦寻到政治方向
第十章 玛莉亚赫独暴动事件——马来种族主义抬头
第十一章 万隆会议
第十二章 伦敦马来亚独立会议
第十三章 勾心斗角的南洋商报
第十四章 无冕皇帝风风雨雨
第十五章 劳工阵线政府
第十六章 从新闻业跃入政坛
第十七章 权力斗争
第十八章 独立建国
追寻自己的国家
樱花与叶
东京的新加坡大使官邸，雪白泛红的樱花在园里灿烂盛放。在春日艳阳下，樱花出奇美丽。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拎着便当，成羣结队拥往公园，坐在树下一边喝着淸酒，一边欣赏樱花。这确是期待已久的一刻，日本人异常珍惜。盛放的樱花顶多维持十天，然后开始枯萎。如此璀璨的樱花，在十天内慢慢谢去，这是多么令人感伤的一件事。樱花过后，满眼的绿叶于焉出现。对日本人而言，生命犹如樱花一般短促。任何人在日本住上一段时日，不期然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在生命已步入残冬的人看来，更感一生如飞而去。踏进人生的冬天，我棊然发现自己是新加坡驻日大使，住在繁华的东京。六十多年的岁月从指间匆匆溜走。但在这六十多年刺激喧闭，诸事历历。世界改变了，我也改变了。
回首前尘，我深深感觉到人生纯属偶然。生命是在特定情况下我们必须作的一连串抉择所串成，这些抉择往往是人生的转振点，决定错误就会影响一生。经验吿诉我，任何人卽使无比聪颖，甚至天才过人，实际上也无能自我筹划一生。经常想起「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句古谚，因而我说：人生纯属偶然，人生只是抉择的过程而已。
以我的经历而言。七岁时我作了人生第一个抉择：我选择念华文，而不念父亲想要我学的英语。我从未想到念华文会成为生命中的一个障碍，更未料到在日本入侵马来亚期间，会因此而陷入危机。
家父出生中国。他没念过书，因此必须努力工作，多年奋斗，终成槟城小鎭北海的首富。他认识到在英国治下的马来亚，学习英语是首要之途，因而将子女都送进修道院，学习英国殖民地主人的语言。由于某种原因，我当时渴望念华文。我进入一所实际上是家父创办的华文学校念书，他创办这所学校，是想向所有人表明，他很喜欢华文敎育。
法国人总喜欢他们的殖民地用法语，治下人民以法国人的眼光看世界。英国人跟法国人不同，只想获得殖民地的天然资源，却无意征服当地人的思想。在称为日不落国的英国统治下，殖民地可以选择本身的语言和文化，每个民族也可以保留固有的敎育制度。因此，马来亚的华人，尤其是有钱人，就组织同乡会和联谊会，由这些会馆兴办学校。学校从中国大陆请来敎师，使用在中国出版、中国人写的课本。自然，这些课本是从中国的立场出发，而像我一般在华文学校念书的学生，也受敎导向中国尽忠。我们要读孔子、老子、其他经书及现代文学著作。我们学习中国书法，也学习中国功夫。
五0年代以前，中国共产党得到俄国人的帮助逐渐壮大，马列社会主义的著作充斥中国文坛；我也从同学那里初次接触到社会主义。几位兄长主要接受英语敎育，而由于我亲中国的立场，大家经常展开激辩。他们时常说：「我的祖国是英格兰。」我就反驳道：「我的祖国是中国。」一九三七年，我到槟城钟灵中学入学时，正値日军袭撃芦沟桥，触发历史上著名的七七事变。钟灵中学是马来亚北部数一数二的华文学校，以反日运动闻名。我入学后几天，学校就有了一次庞大的反日示威。华侨情緖高涨，十分仇视在中国施暴的日本人。他们发动抵制日货、演出戏剧筹款救国及发表演说谴责日本。我积极参加反日活动。有几位同学返回中国参加志愿军与日本作战，我也想跟他们一起回去，但一想起守寡的母亲，不忍骤离，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如果我跟热爱祖国的朋友回归中国，此生将会截然不同。每一位回国参军的朋友，离开中国时都咒骂贪污腐败的部分国民党军官克扣给养。他们当中一些人后来回到马来亚过平静的生活，其余仍然留在台湾。
一九四一年，日本进侵马来亚。我曾经积极反日，恐怕遭日军杀害，因而逃亡。我逃到大山脚的瑠琏岗丛林，伪装农民躱了三年。当时，穿着绿色军服、头戴三星帽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游击队员，知道我是反日的，就来邀请我加入他们的组织。但童年的一次经历，使我没有参加。小时候，经常跟几位表亲到吉打丛林狩猎老虎和野猪，但自己总是运气不好，遇不上猎物。最后一次，偶然发现树顶有一只四脚蛇，表亲叫我把它射下来。我在他们面前证明了自己枪法如神，但射杀那只四脚蛇，我深感后悔。这次射杀的经验，让我明白自己不是军人的材料。连一只四脚蛇的血也不敢看，怎么能够开枪射杀一个人呢？
没有童年开枪的经验，我也许已加入了抗日军，成为另一个伍天旺。他是丛林游击队出身，我在皇后街马来亚共产党总部认识他，他曾经当过记者，后来成为马共的发言人。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若非如此，这一生将迥然不同。
日军投降前，我必须作另一个抉择，那就是设法离开丛林。一位童年时的老友替日军做事。一天，他带了几个日本人到丛林里，恰巧看到了我。如果他存心不良，要在日本人面前立功，大可出卖他，他不单没有这样做，反而通知我大哥，叫我尽快离开丛林，迟了恐怕生变。那时大哥住在北海，因不懂中文也未参加抗日工作，所以未受到日军的滋扰。我天生一颗敏锐的政治脑袋，当时就坚持要朋友保证不会拘捕我，并要他写一封信，证明我是位「良民」。我拿到信后，立刻离开了丛林。
我想，保护自己的最佳方法，是学习日本语。我念完三个月速成课程，当上了日语敎师。每天早上，我都要面朝东方(日皇居住地方)，向日本天皇裕仁叩头，向太阳旗致敬及唱日本国歌。当时怎么也想不到，四十年后，会以新加坡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的身分，面对面向日皇呈递国书。生命纯属偶然，没有人能预知十年后自己的前途，遑论未来四十年的光景。
二次大战前，日皇就是神，大部分日本人愿意为他牺牲。当时，日本子民不能当面看他。一九八四年七月十日，我当面注视日皇，四十年前，却要向他叩头。他身材矮小，相当虚弱，说话时颤兮兮的。四十年里，发生过很多事。日皇勇敢地结束战争，救回数百万日本人的性命。在他有生之年，日本从战败中再次站起来，成为世界公认的经济巨人。我想，他身为这个伟大国家的象征领袖，对国民及其成就一定深感自豪。
我谒见日皇时，身分是新加坡共和国大使，而不是一个热爱中国的华侨。这是怎么回事？我如何从一个拥护中国的华人，变为内心只知有新加坡的新加坡人呢？了解这个转变，相当于认识了新加坡历史，而弄淸楚新加坡历史，也就明白了马来亚历史。这本书讲述一个南洋华人追寻民族自觉的故事。我当时就是以亲华记者的眼光，看着一个马来亚国家的成长。
二次大战末期，我在槟城一家华文报社担任记者。我认识很多同行，有左倾的，也有右倾的，不过我们全都支持中国。亲华记者所处的形势并不佳。英国不会任由亲中国大陆的报章在马来亚掀起国共之争。有几个亲华记者参加反英活动，立遭遣返中国。英国人恐怕亲华报纸煽动华侨向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効忠，使新加坡变为中国另一个省。
起初，华籍记者回归中国时，受到英雄式的欢迎，但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却吃尽苦头。他们与马来亚或新加坡的关系成为沉重负累。当局怀疑他们为反华的资本家搜集情报，因而对他们横加整肃。一些人被派到偏远的农村过牛棚生活，不少人熬不过苦楚而送命。
这次整肃专门对付华侨，包括数千名爱护中国而返国留学的东南亚学生。一大批比较幸运的学生先到香港，滞留在那里无法前往大陆。但他们现在成为无国籍的人，失去了効忠的对象。以前他们効忠中国，但在文革期间，以中国之大，竟无效忠目标。他们犹如失舵的船，不知航向何方？一九七六年我随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访问中国。一位在文革时回中国留学的同学吴友才，在香港写信给我，希望我帮助他重返槟城。他在信里说：「世上没有一件事比重返家园更快乐的了。」他所指的家园，是槟城而非中国。
成千上万的爱国靑年，当年纷纷从东南亚国家如印尼、马来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及缅甸回归中国，有留学的，有专为献身祖国的。文革爆发后，大部分回归靑年醒觉到他们献出的忠诚全属徒然，但是已经太迟了。他们后来大多数到了香港，一直滞留在那里，然而到一九九七年，香港也会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这些人在少年时的错误决定，使自己吃尽苦头。选择効忠对象，往往要付出重大代价。由于一些国家反华，当地居民又仇视华人，一些华侨并无选择余地，因为効忠旅居的国家，对他们并没有好处。这也是文革的策划者在处理华侨问题上所犯的最重大错误。文革严重打击华侨对中国大陆的忠诚，他们发现继续向中国効忠也是枉然，因此只好选择成为旅居国的公民，虽然在这些所谓第二祖国，华侨正遭受歧视。
我任记者时，专责采访大战后初期的政治新闻，发现马来亚的历史发展，「効忠」一事起着重要作用。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成立前，我曾与马来亚共产党、马来亚民主同盟、全马来人民统一行动会议及后者的马来伙伴putra的领袖会面。他们正讨论在政治上应该采取什么步骤，使马来亚及新加坡得以自治和独立。这些政治组织的领袖大部分不是华人；对政治有兴趣的华人，不是亲共，就是未受过华文敎育，又或者是峇峇(即侨生华人)。受过华文敎育的华人，当时仍然効忠中国，对马来亚政治不感兴趣。参政的马来人，例如武士打曼和姆罗丁博士却忠于印尼，意图将马来亚纳入苏卡诺领导的大印尼圈的范围。至于印度人，就仍然向印度効忠。
除了侨生华人、接受英语敎育的欧亚混种人及一些印度人外，接受华文敎育的华人和接受印尼语敎育的马来人，事实上绝不会効忠于马来亚。一个主要由说华语的华人及说马来语的马来人组成的国家，前途竟然受欧亚混血儿约翰依伯，或来自英属几内亚、不会说华语的华裔移民何亚廉等人操纵，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我一向认为马来人把马来亚当作私产，其他民族只是外来人，后来事实证明这个想法正确。马来人往往称马来亚为「国土」，称自己为「土生之子」。马来亚民主同盟、AMPJA-Putra等组织的领袖没有羣众基础，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华人中眞正受公认的领袖是陈嘉庚；他是率领华侨与日本人对抗的著名领袖。倘若陈嘉庚领导华人支持马来亚独立运动，形势将大不相同。如果有华人支持，英国政府不会对AMPJA-Putra在一九四七年提出的「人民宪法建议」不加理会，而只是支持马来人。若非如此，马来亚历史将改写。非常不幸，这位来自福建的橡胶大王陈嘉庚只効忠于中国，也只关心中国政治。日军占领马来亚期间，他逃到印尼。返回新加坡后，即介入当地的国共之争，支持毛泽东，反对蒋介石。他创办《南侨日报》开始鼓吹中国左翼运动。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在大陆取得胜利后，他回归中国，定居厦门，专心筹办集美大学，协助建设新中国。
陈嘉庚所受敎育，使他成为不折不扣的中国人，当然不会投身马来亚独立运动。他是一位爱国华侨，但他忽略了更重要的使命，就是领导华人在马来亚——他们的第二家园——争取应有的政治权利。华人因而失去一次争取更佳权益的机会。
我明白陈嘉庚及其他华人为何对当时的马来亚政治不感兴趣，因为我也是他们的一份子。我接受华文敎育，即使在二次大战后仍然以中国人自居。记得日本投降时，华人欣喜若狂，立刻悬挂中国国旗庆祝；那时，国旗仍然是国民党的「靑天白日满地红」。我对中国十分狂热，因此家父创办的育侨学校管理委员会询问我对校名的意见时，就将小学的母校改名中华学校。我加入华文报社时，仍用我国代表中国，所有报章的报头仍用民国年号，直至共产党席卷中国，情势改变，才改用西历。
二次大战后，华人羣体对在国庆时应挂国民党旗抑或共产党旗起了争论，有劳中国驻槟城领事李能根出面调停。我也记得在当地审讯日本战犯时，中国总领事伍伯胜出席代表华侨。有一回中国海军路经新加坡，华侨赶着来看，并以此为荣。
很少华人会参加AMPJA-Putra及马来亚民主同盟组织的独立运动。华侨一般只是以观众的心理看着事态发展，而身为记者，我也是以旁观者的身分报导该等事件。
一九四九年是我一生的转振点，我获得奖学金前往政治思想与活动的温床伦敦进修。走到七千哩外的英国，才发现自己处处以中国为先的思想何等不切实际。因此，在伦敦的中国协会与马来亚论坛会之间，我选择加入后者。中国协会内部正受国共之争困扰，马来亚论坛会却讨论影响马来亚和新加坡人民生活的切身问题。我发觉中国的党派之争，跟我本人无关，也不影响我的前途。我跟马来亚领袖逐渐有亲密交往，如敦拉萨（马来西亚第二任总理)、李光耀(新加坡总理)、吴庆瑞博士(新加坡副絶理)、杜进才博士(新加坡首任副总理、部长及国会议员)、贝克(新加坡驻印度、菲律宾及现任驻马来西亚大使)、苏非(马来西亚驻巴基斯坦高级商务专员)及参加马来亚论坛会的其他人士。我从伦敦返回新加坡时，在思想上已是马来亚人，对马来亚的政治及工会活动开始感兴趣。我担任记者时，采访了多次国际会议，对自己的影响很大。首先是一九五五年四月的万隆会议，在那里我亲睹廿九个亚非国家领袖的风采。马来亚和新加坡那时仍是「政治上的一潭死水」，在会议上没有代表，只派出观察员。我看着民族主义浪潮席卷亚、非二洲，自己也颇受感动。我见过当时的中国外长周恩来、印度杰出领袖尼赫鲁、缅甸最有影响力的总理宇奴及刚刚革命成功的埃及领导人纳赛。有了在伦敦的训练，我开始问自己：「人家可以推翻他们的殖民者，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赶走英国人？」自此，我更积极参与马来亚及新加坡政治。
东姑鸭都拉曼与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人陈平在华林会晤时，我担任记者职位，私下盼望他们对事情看法一致。这是一个不懂政治的人的幻想，是次会谈从开始就注定失败，事实上，双方均以会谈作为宣传策略。
我再次遇见东姑，是在接载马来亚代表团到伦敦出席一九五六年马来亚独立会议的轮船「亚洲号」上，我被报社派作随团记者，报导会谈情况。在伦敦，我看着马来西亚的诞生，又发觉新加坡不包括在马来西亚的版图内，内心暗忖事情有点不妥。
在我身边发生的政治事件，使我预感政治有一天会找上我，而我却不能逃避。当时人民行动党已经成立，我开始对该党的宗旨和发展深感兴趣。我在伦敦进修时，认识人民行动党的领袖，在新加坡跟他们交往更深，开始受到他们怀抱的政治理想影响。我一向受华文敎育，以中国人自居，不想全身投入该党的工作或尝试入党。我暗地里为李光耀和杜进才工作，把他们的公开演讲辞翻译成华文。我积极参与工会活动，成为新加坡记者联会副主席，主席是拉惹勒南。身为《南洋商报》的采访主任，我在报社也有点权力，可以在处理新闻报导上发挥微妙的影响力。该报实在给予人民行动党太多有利的报导，不久，我就跟支持林有福政府的报社东主李玉荣发生纠纷。他怀疑我是人民行动党的党员，但事实上我当时未入党。
政治终于找上我了。我因「谢舗事件」被李玉荣开除出《南洋商报》。他与林有福政府密谋对付所有支持人民行动党的记者，以谢铺在中国出生为理由，想把他驱逐出境。
我是新加坡记者联会副主席，于是带领工会向林有福政府施加压力，要求释放谢铺。谢铺获释后，我去找李玉荣，要求他重新聘用谢铺。李玉荣终于忍无可忍，决意开除我，限我廿四小时内离职。
我开始了解政治的重要性，明白到人民的生活是操纵在拥有政治权力的人手里。遭《南洋商报》辞退后，虽然立即获得《海峡时报》聘用，但我发觉时报实际上是由欧洲人管理，亚洲记者不能影响报纸政策，只担当次要角色。我一向采访重要的国际会议及撰写社论，但加入时报后，一位女采访主任竟然指派我去采访一宗火警。我感到受了侮辱，拒绝她的指派，跟她吵了一架。这件事使我铭记于心，我看不到继续从事新闻工作有什么前途。
一九五九年，新加坡即将进行普选。我三次获邀出任人民行动党候选人。李光耀在他的寓所外第一次发出邀请；第二次是拉惹勒南，他当时任《海峡时报》主笔：第三次是杜进才博士，在他的大学宿舍里。人民行动党正积极寻找受过华文敎育的非共专业人士，与党内的共党分子抗衡。他们挑选我，是因为我跟该党的关系密切；那时党内受过华文敎育的干部，只有很少人非共产党。这是一个极重要的抉择，是我生命中另一个大关键。假若从政，后果将如何？那时候，从政是生死大事。右翼分子如果在大选中获胜，会毫不犹疑的给人民行动党领袖扣上左派帽子，抓他们入狱；共产党人则使用各种恐怖手段，恐吓拒绝跟随他们路线的党内非共党领袖。我仔细考虑拉惹勒南的论点，他说如果贤人不想从政，就会由无耻自私之徒统治新加坡，他们会使国家败亡，人民涂炭。
小时候，我那位左倾的校长就敎导我生命的意义是改革社会。他没有说应该怎样做，但如果从政，我就有机会把社会改造得更公平。我遭开除和侮辱，皆因社会制度不健全。雇员毫无安全感，雇主但凭一时之念，随时开除员工。鼓励我从政的几位人民行动党领袖»与我皆有私交>我信任他们，知道他们淸白无私，理想崇高。
我和当时任敎师现在已故的妻子许瑞云商量，她竟然鼓励我接受邀请当候选人，这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
假如我决定继续当记者，就体验不到这许多年刺激动荡但饶有趣味的政治生涯，而这一生也会大不相同。我接受的华文敎育，又一次悄悄的将我引入政坛。我喜欢新闻采访，本想继续当记者，但人民行动党第三次发出邀请时，我想起三国时代诸葛亮的故事。刘备、关羽和张飞三顾草庐，请诸葛亮任蜀国军师，最后他答允出山。我接受的华文敎育，敎导我当别人再三请求时，就不要拒绝。于是，我从新闻界跃入政坛。
虽然自小对政治深感兴趣，但从未想过会成为政治人物。日本军国主义破坏了我在槟城的平静生活，逼使我逃往丛林。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东京的政治决定，竟影响中国及东南亚数以百万人民的生活。
我从未想过政治会如此复杂。从政者经常要做决定，这些决定会影响人民生活。我从政足足半个世纪以上，完全了解政治如何影响参政者的性格。政治是玩弄权力，权力往往使人腐化，绝对权力绝对腐化。要做一个出色的政治人物，有时必须冷酷无情，要放下私人情感，必要时甚至出卖朋友。
我看见不少同僚在获得权力和地位后，作风丕变。给我深刻印象的是前总理府政务次长陈新峰。他有个大脑袋，架一副眼镜，张开大口时露出极不整齐的牙齿。他当时也在一家小型报社任记者，获委为政务次长后，变了另一个人，举止傲慢无礼，彷佛从未认识以前的记者朋友。这并非单一现象，一获得政府高职，就妄自尊大，开始远离羣众，傲然独立，然而位高势危，终露险象。我亲眼看着一位同僚陈家彦如何从权力中堕落。他是总理府多名政务次长之一，后升任国家发展部长。他任马来西亚航空公司董事时，运用权力，藉售卖波音飞机谋取私利。另一名政务次长，即后来的环境部长黄循文，也因贪污被判入狱一年半。另外几位国会议员受不住权力的诱惑，激起贪欲，结果从政坛黯然退下。一位曾任职记者的议员，受不住色诱而滥用权力，最后遭逐出国会。我一向认为最能影响一个人品性的三个因素是权力、金钱和色欲。对权力、金钱和性的态度会显露人的本性。富贵不能淫，就可晓得他不会因权力腐化；一旦平步靑云，到处炫耀，媚上睥下，前后判若两人，终不能久。有财有势之人，容易遭受色诱，中国人说得好：「英雄难过美人关」。政坛上有所谓机会主义。许多政治机会主义者希望先掌握权力，然后依据政治风向决定自己的路向。在政党内，毫不例外会有不同的意见和目标。人民行动党里，有人希望新加坡亲共，也有人不愿意见到新加坡成为共产社会。党内亲共及非共阵营决裂时，背后甚多游说支持活动。人民行动党政府成立后，党内有意夺权的共产党分子企图争取每一个可以争取过来的立法议员，接掌政府。当时是一九六一年，我们刚在芳林初选中败给前市长王永元。他曾任党财政及国家发展部长，但后来遭到革职。当时，总理李光耀以辞职相胁，因为他看不到人民行动党有什么前途。在这个关键时刻，共产党密谋透过政务次长夺权，接掌政府。他们与政务次长开会后，得悉我在国会内地位崇高，而且掌党鞭之职，因而提出倘若政务次长同意夺取政权，会上邀请我出任总理。我对他们的行动略感震惊，继者感觉过于儿戏，而未再理会，当然也没有参加共产党的阴谋。共产党后来找到了李昭祖博士和盛南君博士，预备他们出任新政府的总理和副总理，继续进行夺权计划。
当时共产党获得羣众支持，中间派领导人却势孤力弱，如果我贪图权势，在两派决裂时，会接受共产党的邀请，投向社阵(Barisan)。中间派在国会只占一票多数，形势十分微妙。共产党争取议员支持，无所不用其极。他们送来一颗枪弹，恐吓说如果我拒绝出任总理，会遭毒打。但我不能叛党，也不能出资邀请我入党的领导人。我从政是为服务国家与人民，不为权势。我衡量自己及预备接掌政府的政务次长的能力，认为他们并非执掌政府的材料，顶多能够维持一个傀儡政府，让更强的人在背后操纵，当他们失去利用价値之后，下场可知。我不单未参与夺权计划，反而开始对抗这项阴谋。
我再一次要作这种微妙的抉择。有时会想，如果投向共产党，当时会怎样？我的前途如何？社阵政府能维持多久？新加坡会朝那个方向发展？
我们极力与共产党周旋，结果在一九六三年的普选中，不费一枪一弹挫败他们。新加坡加入马来亚联合邦后，我们立刻就要跟地方自治主义者进行另一场斗争。
人民行动党经过两年，才发现马来亚的马来人并不眞正支持成立一个多元民族(马来西亚由华人、马来人、欧亚混种人、印度人及其他民族组成。)国家。我在前面说过，马来人一向把马来西亚当作他们的「国土」，他们自己就是「土生之子」，其他民族是外来人。他们绝不会让外人控制马来西亚；由所有马来西亚民族组成的联合邦会损害这个基本政治原则。种族主义者心怀怨恨，几乎令华人和马来人爆发流血冲突，倘若发生冲突，全马来亚将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我积极参与「马来西亚民族团结机构」远赴沙巴和沙拉越，跟非马来人政党领袖会商，希望说服他们加入马来西亚团结机构。团结会议成功地唤起马来西亚各民族参与国事的热情，但也加速了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分裂。人民行动党领导人李光耀、杜进才、拉惹勒南和吴庆瑞等决定脱离马来西亚，另外成立新加坡共和国，是明智之举。如果选择留在马来西亚，相信所有人都会被逮捕入狱，将来马来西亚会演变成什么样子，眞是天晓得！
在政治上，从政者经常要作决定，这些决定对人民的生活影响至大。脱离马来西亚的决定就是个好例子。抉择错误，将影响许多人的一生。
跋涉漫漫长路，我们追寻到自己的国家。人民行动党的主要政纲，是联合马来亚争取从英国独立。党领导人一直认为新加坡在经济上不能自立，要依靠马来亚方能生存。新加坡独立后，李光耀在电视上流泪，他眞的认为新加坡的生存将会十分艰难；同时，他也想到滞留在马来西亚的数百万华人所经历的苦难。然而，事态的发展，证明当时党领导人认为新加坡没有马来亚不能生存的想法，是何等错误。
由于推行正确的政策，并获得人民充分合作，新加坡共和国日渐强大，社会富裕康乐，人人不论种族、语言、宗敎，都获得平等机会。新加坡已发展成为国际性城邦，吸引世界各地的投资，产品畅销全球；国民收入占亚洲第二位，货币坚强，人人都有机会接受敎育，政府供应足够的房屋和就业机会。
我任公职廿五年，在人民行动党治下，新加坡历经变化。政坛廿五年，时日够长。自一九七四年起，李光耀总理不断培育新血接替旧人。一九八四年，我感到应该是引退的时候。我曾协助在布莱德岭兴建一座小区中心，在启用典礼上，我宣布有意退出政坛，向选民表示下次大选不再参选，还向选民介绍了一位年轻记者，他是我一手栽培的接班人。
窗外樱花怒放，不到一个星期，樱花将会凋零，届时满眼将只见绿叶。绿叶象征新起的一代。后浪推前浪，天经而地义。我行年六十余，生命步入残冬，春天即将接管一切；像樱花一样，这就是生命。
如今，我能够离开政坛，以外交官的身分服务社会，老怀着实安慰。一九六八年我受命往开罗出任驻埃及大使，此后六年半在六个国家担任过大使，眞是焉知非福。一个小国要生存，良好的外交极为重要。我学习了外交技巧，现在终能以外交官的身分报効国家。
担任外交工作之余，我设法寻索历史的迹痕——一个南洋华人的漫长经历以及一个新兴国家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