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村问题的政治化
朱自存
副首相嘉化峇峇于1986年6月14日出席民政党第15届全国代表大会，受邀讲话时说：“现在新村居民真够幸运了，马华在新村努力干，民政党同时介入，连人民进步党也不甘寂寞，民主行动党也挺身而出，大谈新村人民利益问题。只是马印国大党没有堂与其盛，因为新村很少印度人。”
这不免使人想到，新村问题被政党将它政治化了；同时也被看作是种族的问题。
新村过去回忆苦
新村是在1950年建立的。根据1952年马来亚联合邦政府年鉴指出，“在过去2年之内，有46万1千822人被重新安排在509个新村之内”。不过，另一些报道显示，被移殖的人民在50至52万人之间，其中90%为华人。
在这之前，由于马共于1948年展开武装斗争，英殖民政府以种族主义眼光为出发点，将华人看作是马共支持者，决意将散居于郊外或山林边缘的华人集中，以断绝马共的供应。初时，英政府还未想到类似“集中营”方式的“移殖计划”，曾有意将在偏僻地区以种植为生的华人，以非法耕种为理由加以拘捕，其中不少更被指亲共而遭遣送到中国去。据1949年数字指出，该年内被遣送到中国的共6千人之多。
英殖民政府知道，遣送大量的华人到中国去是办不到的，转而设法将这些人就地处理。
马华公会于1949年2月27日成立，当时联邦立法议会内的华籍议员都受英政府的指示，出来参加组织马华公会；马华公会当时主要任务，便是协助政府推行移殖华人到新村去的计划。因此，新村移殖计划一开头便是政治而非经济计划，牵涉及的只是一个种族的人；协助这项计划的华人组织，一直是一个种族性的政治机构。
为什么华人会到郊外或山林边缘地区进行所谓“非法耕植”呢？更得再溯上一段历史；日本统治时代、甚至是更前的英殖民时代去。
由于历史掌权阶层的安排，华人是在城市中找生活的，没有土地耕植。在太平日子而无运输问题出现的时候，粮食可以进口,城市居民即使没有土地生产自己的粮食；亦不会面对饥饿的威胁。华人在当时自然不会发觉到在城市里面谋生活，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而土地的有无，除了牵涉到居住的关系之外，完全没想到也会牵涉及肚子的饱与饿。
但是，战争发生之后便完全不同了。在日本统治时代，在城市居住的人不但没法从事商业、贸易以谋生，更由于战争使到对外运输陷于停顿，粮食完全不能从外面运入。为了填饱肚子，城市居民只有向有土地可以种植粮食的郊区发展；同时大量无业的人也趋向耕种为生，这样一来，被垦殖的土地也逐步扩展到山林的边缘去。
这种向农耕发展的趋势，是受到占领的日本统治阶层所赞同和鼓励的。一则可以增产粮食，二则可以增加工作机会，两者都对被压迫、被征服的人民，起了安抚的作用，补枪杆子弹镇压之不足。
在那时候看来，并没有“非法”或“占用”土地的问题存在;而华人之转向农耕发展，乃是走投无路，为了免致饿死才这样做的。他们没有甘榜居民那么幸福，有自己的土地种植，在战乱时代至少不愁饥荒。而对于一向以业耕为生的人，也没有引起失业及转业的问题。
了解这项历史背景，华人在英军光复马来亚之后，被逐离原有的耕地，被指非法占用土地，甚至在以后被移入“集中营”似的新村，分明是无辜的，是受迫害的。因为当时的统治阶层完全没有为这些人着想，完全没有替他们解决生活问题。
只是为了巩固它的政权，对无法反抗的良善农民的命运，恣意处理。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一些被迫离开农作地，又没有另外出路而濒临生死关头的少壮人民，被统治阶层驱向了它要歼灭的马共方面去。
移殖进行的情形
在山郊或林边耕植的华人，怎样被集中在新村去呢？这些工作通常是由军队负责执行；被集中的人，事先不获通知。天未亮，军队来了，荷枪实弹的将整个地区团团围住，将还睡在甜梦中的人拉起来，驱上军车，只准携带少许财物，人从屋里走出之后，板屋已被淋上火水放火焚烧，农作物一样被烧毁，所饲养的猪、羊、鸡、犬，只能随手抱回一两只，其余都被毁灭。那些人，扶老携幼，哈声流泪，在枪尖下无法反抗，离开多年培育的农地、稍得温暖的家，向茫茫的前途走。
此情此景，许多新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可以说出来；也许说得更动人，因为他们身历其境。
马华公会协助进入新村的人，获得一些木板之类将简陋的屋建起来，暂避风雨。
有关的资助，来自当时发售彩票；彩票初时是要劝人购买的，买者是华人。正是：羔羊盖毛毯取暖，羊毛还是出自羊身上！
日本人统治时代，华人有所谓被迫缴交“奉纳金”来赎筹款资助中国抗日战争之罪。1952年动乱达到高潮的时候，霹雳州内的丹绒马林和布先两地新村内的居民，被当局要求合作，后来被指为各作不力而被处罚，每家及每店根据估计的收入而被令交出一定的款项，来赎“拒绝合作”之罪。正是“奉纳金”的翻版。这不过是新村人民所经历过的许多痛苦中的一个例子而已。
新村人民肯定是无辜的，解决他们的困苦这责任，政府应该负起。如果30多年之后，新村的进展缓慢，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原因何在？这是值得检讨的。
很不幸的，新村问题只在大选即将到来之前提起，各政党“大谈新村人民利益问题”。搞政治的人的“手法高明”，实在令人刮目相看。但我们不应低估新村人民的头脑，他们明白自己的处境。好象对自己家门口有几条小草都看得清清楚楚一般，外人说得多么动听，只怕不容易生效。
新村的几项主要问题
新村人口在30多年之后增加了两倍，由50多万增至1983年所统计的159万7千人；那是说，马来西亚半岛的华裔之中，每3个人之中有一个住在新村（新村内的非华人只有20多万，不够15%）。
如果新村的发展赶不上时代，赶不上国内其他地区，那么受影响的主要只是一个种族的人民。
在政治尚离不开种族观点的时候，以华人为基础、或以争取华人利益为目的的政党，便提出改善新村这话题，企图引起住在新村的数目众多的华人注意。所谓“只是马印国大党没有参与其盛，因为新村很少印度人”一语，乃是一针见血之谈。
摒开种族政治这问题不谈，一般所见的是，目前新村居民所面对的困难，不出下面几点：
•耕地缺乏：在移植时代被集中于新村的人，本来就是以农为业的；但新村内既缺少可耕的地，村外周围的土地则不准他们擅自垦辟种植。其中一些人在临时地契的方式下，获得小块土地（多数是两三英亩），即使种植那些收成快、价值高的农作物，因出产数量不多，亦不能提高入息及改善生活水准到什么程度。因此新村居民永远处在贫穷的状态中。
•就业机会不足：在农业之外，新村也没有中、小型工业来提供就业机会予居民；一些家庭工业或手工业，只能让少数人找得辛苦的两餐。因此，新村居民职业出路之一是向外找寻工作，特别是附近地区可能提供的工作。只有线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离家到城市去谋职。但是这样的外迁机会不多，也形成了新村人口滋长无法疏散的原因。就业机会不足也是新村居民不能脱离贫穷的主要因素之一。
•教育机会缺乏：新村儿童教育来源主要依赖当地学校（很多是简陋的华小）；小学毕业或未毕业之后便需寻找工作或协助家庭干活了。要到外地寻求受教育的机会，绝大多数人的经济环境是不许可的。在缺乏良好教育陶治之下，年轻人不独知识贫乏，教养不好，易受坏事物的引诱而使新村社会风气跟着受到影响。
没有适当教育和良好的社会环境，青年安份守己的是苦闷，不满者便可能陷入歧途。
•设备差、无发展：新村受忽略是显明的事实。公共设备不良，更没有什么发展计划；经过30多年之后，新村已成破烂不堪的“旧村”。只见破落户处处，为在不良环境中的村民，唱出了“新村人儿世世穷”之歌。
为什么新村会受忽略而变成今日的情况呢？是不是因为居民受到种族区分的偏差，使到他们不获照顾呢？
在70年代初期代表马华公会出任特别任务部长（新村事务）的现任民政党主席林敬益医生，于6月29日针对新村临时地契延长60年的决定，于1972年作出之后，迟了4年才宣告推行的事发言。他说：“如果新村居民所获的临时地契只有15年或25年的话，无形中他们很快便会面对地契期满和必须付出一笔地税。如果1956年获得临时地契的一名村民，今年便告届满，就算获得延长的机会，对他而言也未必是好事，因为地税可能使他陷入财政危机……。
林敬益对此事的感觉是：“表示费解”！
林医生曾任处理新村事务的部长，现在还是执政党要员之一，对于这种新村无人照顾的事，也表示费解。对新村居民本身来说，又会有什么感受呢？
包括林敬益医生在内，马华公会至少有过5个人，担任过处理新村问题的部长（后来是地方政府及房屋事务部长），但是新村有否受到适当的照顾呢？
搞政治的人尽可以搬出一些东西来说做了什么之类，但是如果没有效果，便等于没有做。究竟是他们没有做还是尽了力也做不了什么？是“无为”还是“无能”？
人民的感受，也如林敬益的一样：“费解”！
“为政不在多言”这句话，永远有它的真理，人民是要看“效果”的。
对于新村情况如何，有谁比新村居民本身更了解？搞政治的人在大选前纷纷的向新村人民表态，相信起不了多大作用。
我同意副首相的话：“现在新村居民真够幸运了！”特别是“现在”这一段时间里。
（08-07-1986《多元种族政治及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