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建国的理想
孙和声
郑良树博士的“建国的理想”一文，是一篇具有浓厚现实意义的佳文。做为一个大马公民，个人亦想引而申之，表达个人的一愚之见，这也是一个民主公民所应尽的一种“义务”。
所谓理想，实质上便是一种“目的的追求”，一种“目的的合理化”的过程。是一种目的，也是一种手段，一种工具。因为理想提供人类活动一个诱因，是刺激个体或团体追求某一价值目标的一种工具、手段。是故，“目的的追求”这过程本身也就是一种进步的程序。但是每一个目的的追求，其动机并非是无中生有的，而是：
(1) 有其历史性延续或历史基础。
(2) 理想本身并非是静态的，而是随着社会客观条件的变化而“随之调适”的。
(3) 任何理想或目的的合理化过程，均是一个尝试与错误的实验历程。换句话说，任何思想与制度都是应需要而产生的，而且是不可能十全十美的。然在实现或追求的过程中，它将“随机”纠正错误与加强其意义，使其日趋完美。
论及我国的建国理想时，我也将本着上述3个原则，表达个人的、主观的、相对的理想。在我国的多元社会中，任何理想，尤其是国家性的，均脱离不了“族性的范畴”。族性本身是个附予的条件，这虽然是重要的，但生活在这多元社会中的各族团体，对种族之间的问题的“看法”，更是重要的。这是有关价值判断的问题。
按当前阶段的心理与知识，人类普遍上均有一种正义世界(Just world)的主观价值，而且倾向於把客观的情形调适於本身所固有的正义世界内，这是所谓的认知合一学说。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思、言、行动不可避免的受到这些正义世界的价值观所制约。在大马，种族之间的主观价值判断，便在很大程度与层面上，决定了我国族际问题的“前途”。姑且以土著与非土著的二分体为例子，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类别法呢？我们是否应该怀着一颗温暖的心和冷静的头脑，来解决这些恼人的困扰呢？澄清一些流行的(但不一定是正确)观念和传播一些这步的思想，是迫切性的。事实上，拨开这些“密云”，便是我国建国的理想能“云开见日”的先决条件。一些人会产生这些观念，是因为：
(1) 人不仅是文化的塑造者，同时也是传统经验与知识的累积者。
(2) 人与文化是一种环境与教育的产品，什么环境(社会结构)与什么内容与性质的教育下，难免会产生什么样的人。
(3) 知识与无知一样，很可能是一种机会主义的产品--套句心理学术语，就是所谓的“动机性偏见”--是有意识的合理化一些理由或藉口，以便其达到能维护一己权益的“制造的知识”。这颇有一点“权力即知识”的意味。
从国民的观点来看，这类二分法不论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就如Aliran在基本信仰一书内所强调的：土著--非土著；回教徒--非回教徒的二分法，是必须从我国的政经活动中消除掉的。可喜的，马哈迪在接受陈志勤的访问中，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虽然在10年前，他曾表现过这种倾向)。实质上，我国的宪法与国家原则，也未曾白纸黑字的表现这种类别，虽然马来人的地位与文化受到较特殊的待遇。
大马建国的理想应是何种理想状态呢？
国民文化与语文
(一)国民文化与语文--马大一位历史系教授马力穆尼(Malik Munip)写了一本《马来人的控诉》(Tuntutan Melayu)。他的价值判断是：马来文化是我们这个国家内，唯一具有历史的延续性与确定性的整体的主社会，其他文化，仅是中华或印度文化的一个裂片。是故，这些裂片文化或支流，并不具备作为我国国民文化基础的条件。而应该在不应(价值判断)与主流文化竞争的条件下，入境随俗和万流归宗，化入马来文化的主流社会里。
比较中庸的Aliran的看法是：马来文化在我国确然是较具连续性，是故也应较占一个显着的地位，但其他社群的文化与西方文化，也应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强调：“对所有社群均共有的人道价值应受到特别的强调”。
这是一个很重要和有实际意义的观念。现引用实例来说明这些人类共有的价值观：
华族的“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推爱及人的博爱思想，是源於墨家的兼爱、尚同的平等取向的人道价值。
马来人观念中的bergotong-royong,以及回教教义中的"在阿拉之前，所有回教徒均是相等的”这种“一视同仁”、“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观念，跟华族的博爱思想是大同小异的。
起源於古希腊的西方人本思想中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助本身便是神”(The Helping of Man to Man is
God),同样是强调人类之间的互爱精神。
就语文问题而言，Aliran是主张国语为唯一的国家语文与官方语文。个人的看法是，立马来西亚语为国家的唯一国语，是可接受的，但其他语文，如华文，则应列为官方语文；这不仅是一种尊重多元化与事实的表现，更重要的是，马华人的华语、华文本身，深具大马色彩，这是符合（M. Hashim）所强调的“国民文化是具有本地区色彩的文化”的定义与范畴的。
我国华语、华文是已“大马化”了的，与中国本土语文的色彩与腔调，并不完全一致，是一种本土的语文--请记得：今日华人已是根生土长的土生华人，我国领导人是应该认识到这个存在的事实的。华文是有其本土历史的基础的。“知者生存”，具有大马意识与大马认同的华人，是应与马来人取得一个合理的与可行的妥协。各族也应在相互信任与相互调适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协议。华人应接受马来西亚语为唯一的国语，但马来人也应能接受华文为人民日常生活用语与一种官用语文--如政府公文应有国语与华文举例，在考交通规则时华语也应是可接受的语文之一。相对的，在我国，除特殊情形，国内的一般情况应是英文不在考虑之内。而目前的情形则是，国语和英文并列，而华文则排斥之，这是非理性的。
实质上，在我国，接受华文为官用语文之一方，是一种“向事实妥协”的，使偏见接近於零的无颜色的思想。这并非文化主义而是一种现实主义。实质上，笔者个人也不同意马华人，毫无原则和无节制的在其文化活动中，强化其中国色彩。
在个人的观感中，这是缺乏原创性和昧於本国事实的。
经济秩序
（二）经济秩序--我国的经济问题，基本上可归纳为：
（1）华巫间的经济失衡。
一般来说，从事种植业（如橡胶）、矿业和都市的华印族所得，超越居於乡区和从事自给自足型经济形态的马来人。
(2)区域性的不平衡发展，如都市和乡区，以及州际间的。
种植业和矿业较发达的区域，其发展较从事自足性经济的地区为富裕。如种稻和捕鱼为生的东海岸和北马，其发展较从事矿业和种植业的雪兰莪、霹雳等州为缓。
(3)工业化程度过低。
过度的依赖於原产品的出口，以致产生对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依赖，也就是所谓的“新殖民主义”。这不仅使我国财富和资本在过高的程度与层面上受到外国操纵，同时也引起了内在的经济的不稳定性。
上述问题的产生，是英殖民期的开放性的二元化经济形态所导致的，如单一偏向出口导向的种植业和矿业部门，忽略了对有助於建立本土工业的进口代替与出口代替(意为利用外国或本国资本，建立以本国消费市场和出口为主的产品，如冷气机、电冰箱、电视机)的政策。
这些缺点在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已大为改善。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大力干涉，应有一个合理的极限，以避免产生权力的过度集中(如过度的中央规划)，与民争利而非与民谋利，限制了个体的发展潜能等不良现象。这会窒息人民工作诱因。是故，新经济政策在试图消灭上述3种不健全的现象时，应尽量避免限制人民社会与经济进步的机会。换句话说，新的大马经济秩序应在毫无节制的市场制度与过度调节的中央规划经济中取得一个温和的折衷，也就是所谓的混合经济体制。
(三)政治制度--议会民主制是应受到强化。有几点应该注意的是：
(1)权力集中化行使的倾向，应有一个可受到制衡的限度。在我国的议会民主制内，首相的决策能力与任意授与官职的权力是极大的。再加上立法与行政力量的配合，以及司法的软弱，执权者的政治智慧与责任，是必须很富有顺应性和容忍性的，否则很易产生颇专制的政治。
(2) 在我国的多元结构体系中，掌有权力优势的族团体，是应该尽可能由一种专占体系，向含他体系进化的。换句话说，族际间的一种较平衡的政治权力分配，是“一视同仁”的对待各族团的制度措施。
(3) 能否成功的培养人民的“民主精神”--使民主的火在人民体内燃烧，是保证民主的最佳方法。这包括了高度的责任感、反应力、尊重异己、随欲而不逾矩的行为准则等。一个个体或团体，如果不能为他的理想找到出路的话，那他将比一个没有理想的人表现得更为焦燥不安。民主强调的便是手段的合法性与法律的程序。只要我国人民能普遍性的具备这些基本的原则，那么我国的建国的理想便会在一个进化的气氛中达到，同时，一个专权的政府也不会产生，因为人民是具有反应力的。
当然，上述理想是需要时间来培养的。但是总的来说，若我们能够在实现建国的理想的过程中，把一些概念普遍传播於整个社会，从长远来看，是有助於“社会总体理性的扩大的”。在当前的我国社会，种族情绪的一致性与普遍性，是一股令人窒息的无形压力和驱迫力，唯一的和最有效的平衡力，便是“社会总体理性的扩大”。
(07/1982《文道月刊》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