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华侨张永福生平及其思想转变


东南亚研究  2005年第6

南洋华侨张永福生平及其思想转变
高伟浓  秦素菡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  广州510630)



[关键词]张永福;华侨;简评
[  ]张永福是南洋华侨民主革命的先驱,早年为支持孙中山革命不遗余力。但抗日战争时期,却拥护汪精卫投敌叛国,为世人所不耻。本文论述了张永福的生平及政治活动,分析其拥汪叛国的几点原因,并对其一生作了简要评述。
[中图分类号]K82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99 (2005) 06-0056-04

An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Life of Zhang Yongfu and His Thoughts Shift 
Gao Weinong & Qin Suhan
<Institute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0, China)

Keywords: Zhang Yongfu; overseas Chinese; brief comment
Abstract: Zhang Yongfu was an overseas Chinese pioneer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 in Southeast Asia. He spared no pains to support Sun Yet-sen' revolution in his early years, but advocated Wang Jingwei's betrayal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was held in contempt by people. This article states all Zhang Yongfu's life and his political movement, analyses the reasons for his advocating Wang, and makes a brief comment on his whole life.

    张永福是旅居新加坡华侨中最早支持孙中山推行民主革命的中坚之一,与同为新加坡华侨的好友陈楚楠几度出资办报,宣传和支持革命事业,最后几乎倾家荡产。但晚年一度迷失,拥护汪精卫叛国,为爱国华侨和国内人民所不耻,颇为可惜。本文拟追述其生平及办报支持革命的历程,述评张与汪结合的过程及原因,并最终评议其一生之功过。

一、积极办报.宣传革命

    张永福,字祝华,祖籍广东饶平。1872年生于新加坡,为第二代侨生。父亲张礼早年从潮汕到新加坡谋生,在新加坡开设“新长美行”,经营绸缎布匹生意,颇具规模。长大后子承父业,为其从事革命事业奠定了经济基础。

    一个家资殷实的青年华侨何以成长为一个激进的民主革命者,这和张永福的成长经历分不开。其—,由于家境富裕,他受到过良好的中华文化教育,从小萌生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张永福从小被父亲送进华文学校就读,受过良好的国文教育。青少年时期十分爱好中国历史课程,思想活跃,祖国文化的熏陶和近代中国的积弱使共慢慢培养了强烈的爱国情感。其二,他经常结交爱国人士,深受仗义疏财、爱国救国思想的浸润,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新加坡富商、维新名土邱菽园和著名同盟会会员陈楚楠。张永福与陈楚楠是邻居,从小一起长大,又一同与邱菽园交往,受其影响,后转而倾向革命。他与陈楚楠组织了一个小团体“小桃园俱乐部”作为聚会场所,常聚集—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谈古论今,关注时局。

    张永福首次涉足国内政治是在1903年。当时上海《苏报》案发生,章炳辚、邹容在英租界被拘捕,清政府向英领事馆交涉,欲将二人引渡究办。张永福与陈楚楠等人十分同情《苏报》及章、邹的立场和处境,激于义愤。便在新加坡以“小桃源俱乐部”名义致电上海的英国领事馆,希望勿将二人作为“国事犯”引渡给清政府,以重人权。在国内外各方面的有力声援下,章、邹二人最终在上海分别被判监禁而未被清政府引渡(注1)。张永福等人第一次参与国内政治斗争并取得胜利,因而倍受鼓舞。

    《苏报》案后,张永福等人“觉得欲成大事,非先唤醒民众不可”(注2)。于是与陈楚楠磋商,两人合资五万元于1904年创办《图南日报》,这是南洋华侨最早宣传反清革命的报纸。该报最初聘革命党人尤列为名誉编辑,香港《中国日报》的记者陈诗仲为总编辑。创刊之初就与保皇派的《天南新报》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图南日报》登载大量文章揭露清朝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任意宰割中国的现实,宣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图南日报》最初刊印一万份,问世后不久,即遭到守旧派、保皇派、清政府领事官员的群起反对、围攻,后来竟弄到“亲戚见诟,朋友绝交”(注3)。英国殖民当局也以滋生事端为由,多次严厉警告《图南日报》,最终使报纸的销售量降至一千份左右。报纸大部分为赠阅,自费订阅的仅有二十来份,但张永福等无所畏惧,顶住各方压力,坚持办报,宣传革命。

    《图南日报》曾将邹容的《革命军》一书改名为《图存篇》,翻印二万余册,托新加坡孔明斋书店代售,并托黄乃裳等人秘密携带2,000册回国至福建、广东潮州等地,还趁其外甥林义顺回国之机,携带1,000多册沿途分送。此外,张永福等还遍查各省府、州、县缙绅名录,按其地址将此书寄达所在衙上,连北京的翰林院、总理衙门,也都一一奉寄。《图存篇》在较短时间内送毕。《图南日报》也举办征文、征诗、征联等有奖活动来活跃版面,扩大发行量,报纸销路因此看好。该报对在南洋华侨中宣传革命思想起了积极的作用,被赞誉为“南洋华侨革命党机关报之鼻祖”(注4)。

    1905年春节前,《图南日报》印制了一批富有反满革命内容的日历牌(当地华侨称为月份牌),分赠南洋英荷所属殖民地的华侨。月份牌上题“忍令上国衣冠沦于涂炭,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下题“暂理皇汉帝位满清光绪三十一年岁次乙巳为耶稣降生后一千九百零五年至零六年”,及“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图开新世界,书檄布东南”的诗句,中间印有自由钟及独立旗(注5)。被当时正在檀香山的孙中山见到,才得知新加坡也有反满革命思想的华侨,异常喜悦,随即亲自寄去二十美元至《图南日报》购买二十张,并致信革命党人尤列询问该报为何人所办,不久尤列复函告之。于是孙中山修书一封,殷殷鼓励,并表示希望和张永福他们相会。

    19055月,孙中山由英国赴日本,假道新加坡。因被限制入境期未满,不能自由登岸,孙中山先致信尤列,告诉他船过新加坡时,便约张永福等同志在船上相见。张永福等与新加坡警方交涉,才允许孙中山上岸,在小桃源俱乐部会餐,然后移驻张永福的私人别墅晚晴园(现为孙中山南洋纪念馆)畅谈革命。晚晴园是张永福购买供其母亲安享晚年所用,此名出自李商隐的诗句“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经过这次会晤,张永福对孙中山的风度和辩才有了深刻的了解,便倾心接受他的领导。

    同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年底,孙中山复至新加坡组织南洋同盟会分会。张永福异常振奋,将晚晴园装修一新,作为孙中山组织南洋同盟会分会之会址。孙中山在此与张永福、陈楚楠及当地华商李竹痴三人起草新加坡同盟会盟书,宣誓入盟,次日再邀林义顺、许子麟等加入,并推举陈楚楠为会长,张永福为副会长。次年孙中山携胡汉民再次至新加坡,会员大增,在晚晴园重新选举张永福为会长,陈楚楠为副会长兼财政主任(注6)。晚晴园遂成为孙中山在南洋从事革命运动的据点和南洋革命党的活动中心。

二、为革命不遗余力

    1905年冬,《图南日报》由于亏损严重,负债累累、雇员星散,最终被迫停办。但张永福仍然继续争取机会,在星洲书报社演讲宣传革命。两个月后,陈楚楠、张永福等人不忍革命党之喉舌从此中断,经人介绍,以《图南日报》所有机器铅字、家具等折价一万元入股,与人共合股两万元创办《南洋总汇报》。此报起初由陈楚楠、张永福主持,坚持《图南日报》办报宗旨,宣传革命。报面不用大清年号,直呼载湉的名字,所刊文字激越。不到两个月,便在股东大会上遭到责难,要他们改变革命的办报宗旨。该报思想保守的股东陈云秋、朱子佩等在言论上与陈楚楠、张永福发生激烈争执担心为革命党所累,遂提出拆股承让之议,后决定双方抽签解决分歧,结果为陈、朱抽得报纸的经营权。张永福与陈楚楠只拆回原股五千元,退出了《南洋总汇报》。而保皇派分子乘虚而入,篡夺办报权,从而使其沦为保皇派反对革命的工具。

    张永福等痛失《南洋总汇报》后,适逢孙中山抵新加坡创立同盟会,孙中山大力支持张永福等创办革命机关报。于是他们重整旗鼓,筹备创办新的报纸与保皇派战斗。张永福与陈楚楠、林义顺等向各地同志募集资金,组办“南洋同盟会唯一机关报”——《中兴日报》(注7),以继承《图南日报》之传统,并于1907820口正式发刊。张永福任该报主席,陈楚楠任监督,林义顺为司理(注8)。先后主笔的有胡汉民、汪精卫、居正、田桐等人。起初由冯自由在香港代购铅字,并介绍《中国报》记者何子耀任编辑,何因事辞职,后改由田桐、王斧任之。

    《中兴日报》发刊不久,即与保皇党人的《南洋总汇报》就有关革命论与君宪论展开了大论战,有力地宣传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孙中山以“南洋小学生”的化名撰写《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等三篇文章驳斥保皇派。“我方这回有孙先生做中枢,战将如云,应付自然绰有余裕。孙先生虽然拥有这么多的战将,但他主张攻心为先,以至理服人为上策……此回诸同志所著文章,于吾党主义之发扬,不特有重要价值,且由此而唤起华侨的注意,然于我党的主张,同情于我们的事业,增厚我们的革命力量,确是不少。此次的论战,影响于华侨之思想,可谓之极大。”(注9)这段话比较生动地描绘了双方论战的场面。《中兴日报》销量达四千余份,各埠侨众直接受其感化,影响深远。

    由于同仁齐心协力,《中兴日报》得以艰难维持。后因陈楚楠历年为革命事业耗用家产过多,发生了兄弟争产诉讼案,无力兼顾常务。张永福也因商业亏损严重,几致破产。同时因该报过多地宣传政治而忽略了经营效益,无人支持,负债累累,不得不多次招股,最终于1908年停办;1907年张永福又组织同德书报社,亲自担任社长。该书报社为新加坡华人团体,初期宗旨为“开通民智,推倒满清”。

    此时的张永福为革命可谓尽心尽力。除了筹款和宣传革命,他也几乎成为孙中山在新加坡的私人秘书,无论是迎来送往革命同志,还是代购书籍等,孙中山都委任他代为办理。由于张永福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革命工作上,无暇顾及自己的生意,加之长期办报严重亏损,以致最后濒临破产。

    1911年武昌起义后,张永福虽因历年出钱出力而财力不支,但仍然积极筹款支援革命。

三、为朋友晚节不终

    辛亥革命胜利后,国民党组建了南京政府,曾经积极参与革命的一批国民党元老也都被委以重任。19137月,张永福被委任为国民党在新加坡成立的海外支部名誉支部长,负责分管—些党内工作。张永福对华侨社会的教育慈善事业也颇为热心,总是出资出力,曾与人于1924年创办新式学堂端蒙学校,被推选为该校首任总理(注10)。他于1924年至1930年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和广东会馆董事。1932年张永福返回祖国,凭借他与原革命党人、当时已成为政府高官的上层人物的关系以及他本人在侨界的威望,先后任中央银行汕头分行行长、广东中央银行副经理、汕头市长、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常务委员、革命债务调查委员会委员、党史编纂委员会名誉编纂等职(注11)。

    19381229日,汪精卫发表了响应日本政府诱迫中国政府投降的“近卫声明”的通电,该臭名昭著的通电史称“艳电”。汪精卫投敌卖国,受到力主抗日的全国人民以及海外侨胞的一致谴责。在这关键时刻,就连长年追随汪精卫的一批国民党政要都弃汪而去,而张永福却昧于民族大义,公然发出快邮以代电报,拥护汪精卫的“艳电”,成为“华侨附逆之第一人”(注12)。19403月,张永福被汪委任为南京傀儡政权的“伪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注13),多次奉命到东南亚各地办理“通商慰侨”事宜,企图游说好友陈楚楠及其他故友同去南京,以壮伪政权声势。陈楚楠等以民族大义力重,立场坚定,不为所动。张永福由昔日广受华侨拥戴转而处处受到冷落。

    张永福的附逆,和他当时所处的国内环境和其本人与汪精卫的私人交情不无关系。张永福在国内任职期间,适逢军阀混战刚刚结束,民生凋敝,此时国民党又忙于围剿红军,无暇内政管理,他对蒋介石这位国民党新右派领袖少有交往且对其政府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张永福斗睹一批地方官吏贪污腐化、中饱私囊,看到自己在海外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叫、倾囊相助的国民党当局原来如此腐败,他深感失望,在不少场合也多有批评,再加上他年岁已高,思想落伍,认不清历史大方向。特别是他与汪精卫早年一同跟随孙中山奔走革命,多年老友,交情甚笃。而且,他一向倾慕其才华,如他在其书中这样描绘汪:“斯时演说诸人,最能令人感动者,尤莫如精卫。凡逢到他演说之夕,人未登台,而座已拥满。演讲时,鸦鹊无声,每至一段精彩处,掌声如雷”(注14)。足见他对汪的崇拜。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惩治汉奸条例》,国民党政府在南京逮捕了张永福。消息传出,国民党政府元老居正、张继等诸好友纷纷替他讲情,述说他当日募款支持国内革命的贡献,故法庭从轻判处缓刑二年(注15)。刑满后寓居香港九龙。

    1949年后,张永福曾一度回到新加坡。由于得不到故友的谅解而“穷愁只觉一身非”(注16),极少与外界接触,就连亲戚朋友也很少拜见,过着独门孤寂的日子。

    1957年,他在香港病故,享年85岁。著有《南洋与创立民国》一书,该书成为研究南洋华侨革命活动的重要文献,他在新加坡的亲属也多有成就,其外甥林义顺为新加坡最著名的侨领,曾任该国中华总商会会长、潮州八邑会馆首届总理,先后被国内聘为大元帅府参议、总统名誉顾问;女儿张舜琴是新加坡首位女律师;曾侄孙张志贤准将现任新加坡国防部长。

四、对张永福功过述评

    张永福是在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段极其重要的时期所产生的一个悲剧性人物。在张永福的一生中,经历了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这样两个决定中国历史走向和民族命运的重大事件。作为—个关心政治、关心祖国命运和民族存亡的爱国侨领,张永福从一开始就积极投身到当时的政治洪流中。这当然是他自己的政治抉择,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对每一个民族成员的必然要求。应该看到,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还处在“革命”的年代。相对于后来的“建设”年代来说,“革命”年代对每一个民族分子的身份认同,甚至是唯一的身份认同是他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立场。在需要全民族的每一个成员无一例外的政治参与来决定,扭转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历史时期,袖乎旁观是会遭到世人责骂的。如果是具有一定影响的人物,袖手旁观则是会遭到历史鞭挞。也就是说,在那样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如果想像后来的“建设”时期那样,抱着袖子旁观和明哲保身的态度,肯定是难以在民族的大家庭中立足的。即使是那些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专业人士”,也难以避免地要被卷进当时的政治洪流中。张永福算不上“专业人士”,但他从一开始就自觉地参与到当时的政治洪流中,而且冲锋在前面,这反映了历史对当时的民族成员的客观要求。

    由此也可以看到,在决定中国历史走向和民族命运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在很大程度上,每一个民族成员,要么参加此一阵营,要么参加彼一阵营;袖手旁观固然难以立足,骑墙也是找不到出路的。

    但非常遗憾的是,张永福在他所经历的这两次重大历史事件中,却分别作出了完全相反的历史抉择。第一次,他积极投身辛亥革命,支持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的革命斗争,建立了重要的历史功勋;第二次,他却投靠汪精卫汉奸卖国政权,沦为民族的败类。历史就这样将两桩截然相反的政治评价——或曰“—为功之极,一为过之极”的政治标签贴到同一个人身上,从而将他推上一个“悲剧”性人物的历史舞台。如果历史可以将张永福“裁为两截”——一个革命的张永福,和一个汉奸张永福的话,人们就会发现—个“光彩照人”的张永福和一个“遗臭万年”的张永福。那么,在多少年后来看,人们应该如何认识张永福?历史的评价应该给张永福一个怎样的地位?

    毋庸置疑,在“革命”的时期,或者在“革命”,后不久的时期,人们只关注“后—个”张永福,而不关注“前一个”张永福,不管“前一个”张永福曾经是如何的光彩照人。应该说,这种现象在当时情况下可以理解:因此,抗战胜利后的国民政府对他的罪行判决,中国国民包括广大华侨对他的长期谴责和冷落,就不难理解了。这是一个“前好后坏”的政治人物在一定历史时期(一般是在他有生之年)所必须付出的名誉代价。

    但也应看到,在政治遭到扭曲,或者在历史评价标准存在偏见的情况下,人们也会只关注“后一个”张永福。在这种评价氛围下,“前一个”张永福要么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假装看不到),要么就是“后一个”张永福的“假象”。应该说,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是一种应该予以摒弃的历史人物评价观。

    或许我们可以套用”三七开”、“四六开”之类的“两分法”来评价作为历史人物的张永福。我们认为,“两分法”在对一个历史人物进行总体评价时是恰当的。但如果要分析他的个人活动在具体的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两分法”未免显得粗糙。比如说,张永福在南洋发动华侨支持革命,宣传革命,在当时的南洋堪称是行破天惊的事。而张永福后来投靠汪精卫汉奸卖国政权,做了不少损害民族利益的事。两相比较,后者的影响和作用无论如何难以跟前者相提并沦。顺便指出,正如本文已经提到的那样,张永福后来投靠汪精卫,是出于“朋友”的“义气”。这虽然不能为张永福后来的罪过解脱,但的确是事实。“朋友义气”在中国传统文化作用影响下的利益结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起码比别的文化所起的作用要大。如果因“朋友义气”催生的利益结盟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当然很好,而且“朋友义气”纽带下的这一利益结盟会更加坚实;但如果“朋友义气”纽带下的这一利益结盟是有悖于历史发展潮流的——就如同张永福所做的那样,则其后果往往是十分恶劣的。遗憾的是,类似的事已不知发生了多少次,而且还会继续发生下去。也应看到,有些“朋友义气”所带来的恶果是由于当事人的幼稚和政治辨识力低下所致,在某种情况下可以理解,但张永福投靠汪精卫是不可以以这样的理由予以原凉的。在当时全民抗日的伟大历史洪流中,张永福怎么可以“愚蠢”到因“朋友义气”而心甘情愿地去做汉奸呢?

    总之,当历史的烟尘抖落之后,当人们冷静下来以后,对张永福这样的充满悲剧色彩的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准则应该是:功是功,过是过,没有必要以功补过,也没有必要以过毁功。

    对“革命”时期的历史人物和“建设”时期的历史人物的评价在许多方由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我们评价张永福这样的人物所得到的一点启示。

[注释]
1368914: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见近代史资料专刊,《华侨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94页、第95页、第98页、第109页、第112页,第120页。
2:陈楚楠:《晚晴园与中国革命史略》,见丘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1页。
4: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一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70页。
57: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见近代史资料专刊,《华侨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59页、第61页。
1011:张民:《民国华侨名人传略》,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第67页。
1215:黄美真、张云:《狂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7页。
13: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85页。
16(新加坡)《怡和轩九十周年纪念特刊》(1895-1985),第103页。


[收稿日期]2005-08-02
【作者简介】高伟浓,博士,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教授;秦素菡,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2004级博士生。

资料来源:《东南亚研究  2005年第6期》页56~页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