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陈友信《断崖有路》
陆庭谕
吉隆坡华团青团长陈有信先生把从1986年以来有关“札根与寻萝”、“献给青年"、青年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讲稿等论著编印成单行本，这是“书香社会"的福音。被称为文化沙漠的马来西亚又多冒一块绿洲了。
陈友信先生原是雪华堂青年团的团长也是雪华堂民权委员会的委员，他的言论自然是环绕着这个中心而感发，在这个“世界大气候，国丙小气候”的言论，的确是时代青年跳动的脉搏，读其文如见其人。
“静若处子，动如脱兔。”是不足以描绘这位青年领袖的。或者说这只是他文质彬彬的一面而已，当那炽热忠诚之心发为狮子吼之际，又见形象的“高大威猛"了。
这本文集是友信的心路历程，大时代的脉搏，青年的呼声，是引玉之作。希望更多共鸣者，不让友信专美于前，为开拓未来而努力！是为序。
（1991年10月16日）
《回忆云南国》读后——许万忠泣血之作
陆庭谕
“长风万里，大业千秋”，“南大万岁、万岁、万万岁”……也许“不遭天妒是庸才”吧，南大难大，南大终于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之下，“无疾而终”、“英年早逝”了，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异数"。
几年前，董教总独中工委会考试局李执行秘书华联兄到新加坡公干，顺道拜访他的母校南洋大学。“君从故乡来，当知故乡事"，因之询问。华联兄黯然向我低颂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声声慢》而慢声声！
去年，南大校友会会长傅孙中兄送我一本《南样大学史料汇编》，读了《南园一梦25年》：
“说什么都是枉然的
如果冬已来临
风奔雪飞，自然的
你必枯萎，凋零
但是种子已随风播散，我的爱
你就睡一季黑甜甜的长冬吧
雪溶之后，大雁掠空而过，再撑开软软的泥土，探出你的头来"。
好个“说什么都是枉然的”，多么的无奈，等待那“雪溶之后”，又是何等的难堪……！不期然的忆起祝英台“祷墓、化蝶。”的一幕：
“梁兄！（唱）一见坟台魂魄消，我呼天抢地哭嚎啕，楼台一别成千古，人世无缘难到老。梁兄啊，实指望天从人愿成佳偶，谁知晓喜鹊来叫乌鸦叫；实指望笙管笛来迎娶，谁知晓未到银河就断鹊桥；实指望大花轿到你家，谁知晓我白衣素服来祭祷。梁兄啊！不能同生求同死……（合唱）彩虹万里百花开，花间蝴蝶成双对，千年万代不分开，梁山伯与祝英台。”
我又记得林连玉先生在陈六使先生被褫夺公民权而离开南大理事会之时对我所讲的一段话：陈六使说过，“他们（指政府）要我放手，……我至少要干十年，十年就有几千个南大毕业生，几千个毕业生而没有一个有作为的，那我也认命了……！”从开办南大到今天也差不多十年了，看来，他（指陈氏）也只有等了！
1963年9月22日新加坡政府褫夺陈六使先生的公民权，1972年9月11日陈六使先生“寿终正寝”。又一个十年，陈先生所等到的是越来越英化的南洋大学……！“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乾",从1953年到1972年，陈先生真是“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吗？我无言。
本月初，也就是1992年的新年伊始，马六甲南大校友会秘书许万忠先生将他所著的《回忆云南园》相赠，读他心潮起伏的四十篇，我的心潮也跟着起伏，尤其是“重游云南园”那一篇，“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却又娓娓道来，好像与他无关，“山山无秀色，树树不相思”，“南由非复旧池塘”，没有一句不是泣血之作，每读一次，我都要掩卷太息……！
南大已矣，但愿她化作春泥更护花！
（1992年1月18日）
《我的态度》出版了
陆庭谕
《我的态度》出版了。这个“我”不是陆庭谕，乃是林慕。
陆庭谕劝林慕出书，林慕出版了《我的态度》，陆庭谕有了“劝驾”之功，不能没有“回报”，真要套一句成语“投桃报李”了。这就是以下的：
这不是“序”'
我劝林慕兄出书，他欣然全力以赴，选稿付梓，出版有日。回过头来，是他向我索“序”，我却迟疑地问他也自问，“我写什么？”这就是有料与无料之分。他有料可以出书，我无料，难以作“序”。
林慕兄和我是文字之交，应该说是“神交”；起先，我俩素未谋面，只是从报纸上“识荆”，也没有文字书信往还。我俩见面是在霹雳皇城瓜拉江沙的一个座谈会上，那是前年的事情了。
由于对民主、民权有了共识，对母语教育的争取就看法一致，他的理论基础强，思维周密，发为文章，常常补我之不足，使我开茅塞，有共鸣。因而有了功他出版的念头，一则免得散失，二则以广传播，还有个更重大的原因是他的“大块文章”，可能报章版位有限，稿挤挤掉了，不为人所知，智慧被埋没，太可惜了。
我们天南地北，江沙别过之后，见面聚谈只有三次，第一次，他专程到吉隆坡来，李万千、莫泰熙和我陪他一面吃，，面谈，谈了几个钟头。第二夭，我们到巴生去参观中华独中新校舍的动土礼，舞狮又舞龙的好热闹，返隆吃过午餐，他说他去找朋友叙叙旧，说走就走，我们退车、转车，他已杳如黄鹤。翌日，他又到秘书处，和大伙儿交换意见，然后走了，没有一点拖泥带水。
去年统考期间，他来了，我和泰熙南下巡视考场，便结伴同行。先到芙中、再到波中，下午到培风中学，之后去看沈慕羽先生。他眼见没有改制的华文中学与已经改制后重新复兴的独立华文中学，不禁感慨系之。当他听到我们在谈复兴之后的风风雨雨，也是喟然长叹。
今年五月，尊孔独中庆祝八十三周年，同时筹扩建基金，我忙着没办法招待他，由他独个儿沉吟。八十三年的历史，整七十年的大楼成为国中，独中侷处一隅，加上危楼惊心，……热闹之中，老校友见面谈校史，观看当年的班史展出，也谈建校……。我觉得他和我一样，很怕“笑死”和“见笑”。我问他什么时候走？怎么走？他说：“下午就走，搭巴士，很方便……”。下午，他走了，似乎又是那么潇洒地走了。不过，我总觉得他是满怀惆怅的！我耳畔还萦绕着他那句话：“只有干嘛！”
林慕兄文质彬彬，沉着爽朗兼而有之。读其文如见其人，这段交往文字，也许可让读者多个侧影。
再此声明，这不是“序”。
笔者与林慕的关系，仅如上述，对读者来说是不够的，因此，把“作者简介”录后，俾得深一层认识云尔！
林慕原名：林振慕。一九三八年十月在霹雳州江沙县出生，至今未婚。祖籍福建南安。林慕君在江沙崇华中学初中三毕业后便转入太平华联就读高中。一九五七年，刚好我国独立那天，即八月卅一日，中途辍学前往中国厦门市求学。六十年代初期，即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中国文化革命前夕，才申请回国。
回国初期，曾在吉隆坡一间日本矿物公司担任化学师之职，专门从事矿物分析化验工作，前后达四年之久。后来转入商场求发展。
在商场上，作者沉浮其间达廿年之久。其中作过禽兽疫苗、药品、小,鸡以及农场用具之代理商，后来又自己开办农场经营畜牧业以及开设室内设计装饰公司等。
作者喜爱旅行游历。在中国大陆求学时代，就已走遍中国南北，游览湖色山光，名胜古迹。陶醉在五千年优秀文化的怀古幽思中。从商期间，作者更是利用业务上的关系和方便，漫游东南亚一带。至於国内，不论是东马西马，各州各地的大城小镇，穷乡僻壤，都留下作者的轮辙足印。
在崎岖的人生旅途上，作者经历了各种不同领域的工作和生活，同时四处奔波游历，无形中了解到各地的社会状况和人情风俗习惯。无疑的，这些丰富的人生阅历和体验，皆成为作者写作的感性知识的资料泉源。
（1989年）
李万千其人其书——微言集
陆庭谕
1948年，我在麻坡中化中学念初中一。这一年的华语演讲比赛，代表们滔滔不绝，娓娓道来，都令我这来自玉射的乡下小子，耳目一新，大开眼界：大地方就是大地方，中学就是中学，高手就是高手，即使是小学组的代表和中学组代表的表现也难分轩輕。到今天，我脑海里还浮现出那雄姿英发的小伙子，口齿伶利，声调铿锵，“唱作俱佳”地把一篇《从今天起》，讲得淋漓尽致，获得如雷的掌声，那掷地有声的言词，至今还萦绕在我的耳畔。馀音绕梁，何止三月，简直四十多年了。《老残游记》里的《明湖居听书》，王小玉说书的神乎其技，我只是读其书而想见其人，那小伙子一一李万悦，应是活生生的“王小玉"！
李万悦，我们故意把他念成李万脱。那一年，他是中化小学六年级的风云人物，允文允武，是篮球队的灵魂，也是运动场上的飞毛腿。他升上初中，在“都市风，时髦病”中，他把毛博士这个角色，演得活灵活现，于是又赢得“毛博士”的称号。
1951年，我到吉隆坡州立学校念高等师范。1952年，中化也开办高师班，李万悦，李云溪、杨锡浩、林日显等都念高师。于是，我们都成为教育界的同行。
六十年代末期，他常常经过吉隆坡。云溪告诉我，万悦是代表母亲也是自己本身要去探望他的老弟——万千。万千病痛在营中。
原来，万千是万悦最小的弟弟。关于万千在南大与李光耀抗辩、领导阿沙汉工友徒步到吉隆坡请愿被扣留被“礼待”等等英雄式的正义事迹，更加紧扣在我的心弦。尤其是，他在营中，和陈凯希等联名支持创办独立大学的函件，更是教人感同身受。
万千在南大现语系主修英文，在营中再勤修马来文。有条件释放后，他出版过关于逻辑学的小册子。那时候，我和他还是神交，不曾会面。
直到独中工委会成立，秘书处展开工作，广罗人才之下，从星洲日报社中，把他“挖角”过来。我和他才正式“并肩作战”。
他弾精竭智地在秘书处工作，使他那受过长期折磨，摧残的肉体与器官，真是不胜负累。幸亏他意志坚强、浸淫于气功之中，克服一波又一波的病痛。
我不知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等涵义对李万千来说有什么意义，一想到他从眼睛到胸部、背部、腹部，那些纵横交错的手术刀痕疤，我就要喊一句：“老天爷，你太不公平了！”
他在营中和陈凯希玩羽球，陈凯希一记“杀球”，差一点把他变成独眼龙，这个后遗症，是折磨万千最惨最惨的恶魔，手术动了又动，甚至到过台湾换过角膜，当还是时常发作，一发作，水压上升，他就进入“炼狱”了。
最近一次的大手术一一移去脊髓骨间的软骨，幸亏负责医生的师傅出马，责成医生再度开刀，万千才逃过下肢几乎瘫痪的这一劫。万千过后叹说：“如果时光倒流，我的确不该冒险……！"真的何只险过剃头。到过医院目睹这一幕的人，都心有馀悸！
认识万千的人，都知道他原则性、理论性强，他真率，他坦白。真理当前，勇者无惧。可能是“好汉不道当年勇”吧，所以，他没有多谈“当年”。我和他谈“当年”，多半是童年故事，更多是谈到他的老大，我的同学李万悦。他对他老大的英雄榜谈得眉飞色舞，佩服得五体投地，引以为荣。不过，长兄当父，尤其是老大奉慈母之命，老鹰捉小鸡似地揪他回来，执行家法的“暴君”式，他就联想起老大的“特权”，不能就无“怨”了。谈完了，又是一句“我的老大是很乐观的”作结束。这当儿，他在追念慈母含辛茹苦抚养他们兄弟姐妹长大成人的过程，尤其是日治时期的苦难，青菜豆腐、豆芽咸鱼，有饭没菜的日子，他缓缓地追忆母亲、哥姐的劳累。，那种真情，出自他这大个子的口中，你就会体会到，“男儿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及“百炼钢终成绕指柔”是怎么一回事。
李万千是向前看的，《微言集》正反映了这一面。《微言集》的封底这样写道：
本书收集了李万千先生廿六篇文章，内容分别涉及我国政治、文化、语文教育，及为维护母语教育或评论时事而写的论争文章，附录则有十八篇与论争有关的文字。
论争是本书最精彩的章节，作者以严谨的逻辑思维及深入分析，往往能一针见血地击中论争主题，对错误意见予以批驳。
而作者对政治、文化、语文教育的主张则是以基本公民权益为出发，坚决要求得到公平、合理的对待。
简单地说，本书是作者对华社在八十年代维护母语教育、捍卫公民基本人权的理论建设和实践经验的总结性著作。
本书取名“微言”，意为人微言轻。但书中坚持的民主人权思想，却是极为重要，需要大家努力追求和不懈争取。
（我偷偷告诉各位，书里有一帧连李光耀本人可能都没有的照片，是很珍贵的）。
前面说过，李万千不大谈当年，我却希望他来个自传式的回忆录，尤其是他如何克服病魔的种种，由他现身说法，更具昂扬斗志，不亚于他那可歌可泣的故事，作为读者的借镜，于世道人心均有裨益，朋友们都有同感，希望万千成全则箇！
（1989年5月8日）
序沈玉池华教工作回忆录
陆庭谕
沈玉池先生要出版回忆录一一华教工作廿二年的单行本，要我写序，我就谨草数行以应命，聊表寸心。因为我们原是同一条藤上的瓜嘛，有道是恭敬不如从命啊！
沈先生在东马砂劳越，我在西马吉隆坡，天各一方，却由於民族语文、文化和教育的问题而结识，为着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而工作，正所谓“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了。”
沈先生被逼退休，将他为华教工作二十二年的经过，质之天日，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对他的理解，时间是最好的证人。
我们翻查历史，了解真相，可以不问历史罪人，但，总得有个是非。明辨大是大非，为人处世，才有准绳，才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沈先生的回忆录，未必是皇皇的历史巨著，很可能被视为稗官野史。不过，大家也知道，稗官野史不但不逊於正史，其可读性有时更是正史所不及的。何况，沈先生是在现身说法，我们都去古未远，更确切说都是剧中人，其人其事，是不难印证的。尤其是几经波折才面世之作，近乎禁书，闭门读禁书，一乐也，是为序。
（1984年9月14日）
《关于星云大师与魏京生》
陆庭谕
不久之前，有一则外电说：
“星云大师在北京，曾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杨尚昆向星云大师表示：如果由星云大师出面请求给予魏京生特赦，相信一定可以获得批准。杨尚昆向星云大师指出：他是佛教大师，以慈悲为怀、悲天悯人。仅此一点，只要他提出，一次不成，两次就成。
“星云大师则说，他自己对魏京生案件，不大了解。回去后会加以考虑，然后决定是否写信给杨尚昆，提出要求，”云云。
另有一则外电则说：“中国政府领导人请星云大师转告达赖喇嘛到北京会谈”云云。
出家人不打诳语，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星云大师到中国与北京之行，正是方励之等三十三人写信向邓小平为魏京生请命之时，也正是班禅遗孀大吐苦水与西藏动乱之时，中国政府领导人有这样的表示，不该是空穴来风。
其次是，北京政府司法部负责人正在那时站出来驳斥所有释放魏京生的请求。认为魏京生并非政治犯，而是“反革命”刑事犯，不能享有特赦。杨尚昆却对星云大师作这样的表示，是表示要法外施恩，要网开一面吗？
星云关师离开北京到现在，已经十多天了，离开北京之时，已是北京学生由追悼胡耀邦进而引发的大一示威、大请愿，更由此而到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硬闯天安门，群众与新闻工作者，作家诗人都走上街头，人心的向背，应该是很清楚的。可能是在这火辣辣的时刻不宜多言吧，所以，我们也还没有看到星云大师有任何进一步的表态。
根据中国的新闻政策，杨尚昆与星云大师的消息，可能在北京的人民就不知道。不过，香港的人士应该知情。通过香港的支援团，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打蛇随棍上，致电星云大师，促请星云大师慈悲为怀、悲天悯人，也为魏京生请命。请杨尚昆说过，一次不成，两次就成。我想大家不妨一试。
不过，在发生过“熊于介事件”之后；人们也学乖了很多。熊功•在海峡两岸一跑，便向报界透露如何受命为中国统一而穿针引线之说，一时之间，热闹得很。但是，事实戳穿，原来是学者的登龙术，自抬身价云尔。给论者“自讨没趣”。如今，好不好重新立论？
因此，负责任的外电发布者，应当锲而不舍，加强读者的信心！
熊雖事件，两岸当局都马上有反应，惟独星云大师和杨尚昆的外电，没有任何否认，应当是可以信赖。不过，在没有进一步消息证实之前，还是不要多言！
（1989年5月12日）
残酷的历史和泪看——从张学良拜祭杨虎城说起
陆庭谕
五月三日，南洋商报报道来自五月二日香港消息，道是西安事变主角张学良将军去年中自美国返台湾之前，曾秘密进入大陆，前往西安郊区的杨虎城将军陵墓前拜祭。
据最后一期《九十年代》月刊透露，张学良去年约六月二十日以化名飞抵泰国曼谷国际机场，随即转乘中国民航专机，经昆明机场加油后，直飞陕西阎良军用机场，随即坐国家元首专用的奔驰豪华轿车，直抵西安市以南九公里，座落长安县境内的杨虎城将军陵墓。据报道，张学良指着当年与他一同策划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墓东侧的一块空地向随员说：“我百年之后，将与虎城兄作伴，请把我埋葬在这里。”拜祭后，张学良到邻近的香积寺上香，为杨虎城将军超渡亡魂，随即驱车直返军用机场，当晚飞离陕西。
张学良此行是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讨论，并得到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指示，不论以任何形式接待，只要他能来就是好事。张学良六月上旬曾提出回去的条件，不准公开发表，自始至终高度保密，不接触任何官方代表及任何团体代表。国家主席杨尚昆六月中旬出访印尼、泰国返国后，曾秘密到陕西部署接待张学良的工作。
我记為去年，张少帅获准到美国去会见儿孙之后，曾有外电报道，少帅希望在去年底或春节期间回到东北拜祭老帅张作霖和探亲。
《九十年代》的消息如果属实，少帅至少先完了一半心愿。返乡之行，有待下回分解。如果不能成行，这样的悲剧，那真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对主持“东北易帜"策划“西安事变”，实行兵谏，一心要中国一统，枪口对外，团结救国的张少帅来说，怎能不对“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老话捶胸顿足呢？
张大帅作霖1928年在皇姑屯火车上被日军预伏的炸弹炸死，张少帅父仇不共戴天，还没有报，还要接受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指示，在1931年的“九一八”放弃了东北；1932年“一二八”日军发动“淞沪战役”，三月成立“满洲国"，1933年日军侵入关内，打到长城一带，国亡无日矣。於是全国沸腾，群情汹涌，要追究“九一八"丧权辱国的责任。张学良背起“不抵抗将军"的黑锅，还有“赵四风流朱五狂"的罪名，在蒋介石安排下辞职出国，途经香港，同胞们不准他上岸，他真有口难言。
然而东北军和流亡关内的东北大学生都需要他，要跟他一齐打回老家去。蒋介石不得不又让他回国带兵了。他虽然也想“打回老家去”报仇雪耻，可是军令难违，蒋介石要他继续剿共。忍辱负重终归是有限度的，1936年双十二，他和杨虎城发动“兵谏”，劫持蒋介石要“国共合作”，打倒日本鬼子。
这算是“如愿以偿”，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蒋介石一反脸，张学良就成为阶下囚，被判死刑，后改为“严加管训”。从1936年起辗转囚于南京、抗州、奉化、萍乡、沅陵、息烽，最后是台湾。起先是于凤至陪伴，夫妻同狱。到息烽后，由宋子文出面，问准蒋介石将于凤至释放，携带子女赴美读书，从此改由赵四小姐陪伴至今。
失去自由五十多年，夫人于凤至死於美国，子孙在美国，只有赵四小姐相依为命。五十多年与世隔绝，与人隔绝……这是什么世界？！而他还是要百年后，归葬大陆，这又是什么心情？！“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一生一死，乃见交情。"就是这样吗？
说起杨虎城将军，他的结局更是令人凄怆欲绝。他本来也是“载罪出国"的。就由于他是爱国的，中日抗战一起，他自动请缨，蒋介石准他返国。但是，才一上岸就被拘禁，夫妻同狱，那时他的夫人身怀六甲，结果在狱中产子，一出世的孩子也是囚犯……1949年，蒋介石退出大陆，大开杀戒，杨虎城夫妇和孩子同时被杀，投下镪水池，尸骨无存……。他和张学良一样，监狱屡换，他和张学良不一样的，就是张学良尔而还有一点东北同乡的讯息，杨虎城则是待死之囚……！（他自投罗网，死而无悔吗？）
根据《九十年代》的消息，少帅如果作出“我百年之后，将与虎城兄作伴，请把我埋葬在这里"这样的“指示”，应是“最佳拍档"的选择。据说少帅还到香积寺上香，为杨虎城将军超渡亡魂。对已经皈依基督教的少帅来说是“反常”的，这一“反常”才是少帅内心世界的“正常”，否则，虽是“忍辱偷生”区何以对亡友？妻离子散，又将何处埋骨？
1987年九一八的五十周年前夕，我写了一篇《应让张学良到大陆探亲》登在南样商报（09-9-87）。根据当年8月23日台湾联合报的报道，从九月起，台湾政府将撤消实施了将近四十年的禁令，准许其人民通过第三国家探访在大陆的亲属。据说，这是基于人道理由对文化和人民的接触采取开放的态度。
当时我说“读过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今年是“西安事变”的五十一周年，发动兵谏的主角张学良少帅也被囚禁整整五十年了。对这悲剧的人物，台湾政府是否能考虑以“人道”而“开放”的理由让这87岁的老人，重见白山黑水呢？
无论如何，坐了五十年的牢，总可以抵消“以下犯上”的罪名了吧？何况，八年抗战的事实，蒋委员长已成为抗日英雄，殊途同归，功过两相抵。死者已矣，活人何必再折磨呢！
……张学良痛失家园，对家不孝，对国不忠，背上“不抵抗将军"的黑锅，虽然已得到平反，不如让他再以第一手资料撰写回忆录，以为殷鉴。张少帅年登寿考，难道不是天公作美吗！
当年我作此呼吁，完全发自内心。时间一晃过去了五年。我呱呱堕地一年之后，他是“九一八”的“不抵抗将军”。如今他九十二高龄，我也年逾花甲，在他面前的“后生小子”还有幸看到他去西安拜祭杨虎城将军（陵墓应是衣冠坟）的消息（未到白山黑水）；他是历史的见证，我则“残酷的历史和泪看……！”衷心祝祷他长命百岁，重游白山黑水！
（1992年5月4日）
“世界华人研讨会”和赵崇明
陆庭谕
去年底在新加坡召开的世界华商代表大会一开始就英语满天飞，幸亏还有个来自中国大陆的红色资本家荣裕仁在大会上以上海腔的华语发言，当天下午便有英国华商遗憾华人不讲华语，才稍微扭转局势。这可以预见，将来的华人不但语不同，文字也不同了。（老一辈的华人和中国的华人尽管语不同，方块字却是一样的）。
最近在“毛李求诗”召开的“世界华人研讨会”却清一色用英语，读报之后，“耳目一新”！
正当马来西亚华人党团在大会上意气风发之时，却被也是马来西亚的天公教主赵崇明公开表示对马来西亚政府不满，因为马来西亚有“土著”与“非土著”之分。对于这事件，南洋商报的标题是“远到毛里求斯破坏大马声誉，我国代表反击赵崇明。”星洲日报的标题则是“研讨会上尴尬一幕，赵崇明指责我政府，冯镇安驳斥解窘境。”冯氏也只能表示已由以前的“分歧”走向团结，而不能否认有“土著”与“非土”的事实。
在历史上，马来亚联合邦的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是英联邦国家甚至世界上的国家激烈抨击南非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急先锋，要把南非逐出英联邦国家，也弟南非教育部长（后来成为南非总理）以马来亚宪痍上有“土著”与“非土著”之分而反唇相稽。东姑当时装聋作哑，当然也没有从“分歧”走向团结之论。记得马来报章揭发马来亚留英学生舍弃马来亚的罐头黄梨不吃而吃南非的罐头黄梨，似乎是刮了东姑阿都拉曼热辣辣的一巴掌云云。马来亚留英学生会连忙分辩说,因为南非的罐头黄梨有特价，价麋物美，这事也不了了之。
现任首相马哈迪医生也师承东姑故技，抨击南非的种族政策不遗馀力，在1987年实施“茅草行动”之馀，不忘为南非黑人曼德拉歌功颂德，欢迎曼德拉到马来西亚“互相辉映”一番，也成为“斗士”“享誉世界”。虽然也受到大马人权人士质疑，还是和东姑一样“相映成趣”。如今，天公教主赵崇明在国外华人研讨会上对“土著”与“非土著”的批评，已有冯镇安副教育部长“反击”和“解窘”，希望没有“馀波"！事实上，“土著”和“非土著”的问题，国际皆知，政府首长也不讳言，出席“毛李求诗”的非土著大可一笑置之，不必耿耿于怀的。
说话难，说真话尤其不容易，这非有过人的胆识不可。赵崇明安危自负，公道也自在人心。如果说，东姑和马哈迪两位首相对南非黑人是仗义执言，不是破坏南非的声誉，赵崇明为本族作不平鸣，更应等同看待。东姑已矣，马哈迪医生不应该不知道“土著”和“非土著”之分是2020年宏愿的绊脚石，岂功于谋人而拙于谋己乎？
最后我要说的是南非已经走上黑白分享政权的时刻，那是无数牺牲换来的，绝不是什么“公鸡啼了，太阳就出了"！
（1992年5月1日）
丹士里佐哈里的“新事”与“糗事”
陆庭谕
本月22日，雪州万能企业有限公司捐献三万元给尊孔独立中学作为建校基金，由雪州万能公司主席丹士里佐哈里移交。
丹士里佐哈里在致词中说，他在1957年担任教育部长时，曾静悄悄地带了一张五万元的支票捐给改制前的钟灵中学。过后，钟灵中学改制为国中，教育部也拨出一百万元给它兴建新校舍云云。
丹士里佐哈里再说，他这次捐款给尊孔，令他有重温教育部长的风光；他也承认他在任教育部长的九年半期间，访问了全国大大小小的学校，却未曾访问过尊孔独中。
丹士里佐哈更说，万能企业有限公司选中尊孔为第一间捐款的独中，这是因为尊孔的表现良好，也是配合尊孔的筹款运动。另方面万能公司也希望能对教育事业贡献一点力量，为国家社会培育人才。
我所要说的丹士里佐哈里的“新事"就是以上这一宗，并要指出事实的真相。
根据《教总33年》和教总教育研究中心简讯《华文中学改制专辑》的资料，丹士里佐哈里曾两度出任教育部长：第一届是从1957年8月到1959年8月；第二届是从1964年5月到1969年5月。而钟灵中学向殖民地政府请“特别津贴金”则在1955年1月。这是震惊华社的大事，在群情愤激之中，再加上钟中学生的请愿与示威；扰扰攘攘，校方否认；政府证实；董教总和马华三大机构的质询；警方扣留学生；开除教师等等事件之后，终于在1956年6月钟灵中学接受了“全津贴”。这就是说，丹士里佐哈里所说，他担任教育部长时，“曾静悄悄地带了五万元的支票捐给改制前的钟灵中学，过后，钟灵中学改制为国中，教育部也拨出一百万元给它兴建新校舍”的说法，在时间上是与事实不符的。因为在他担任教育部长之前，钟灵中学已经改制了。至于钟灵中学有没有收到钱，我就不得而知了。
因“新事"而引起“糗事”，其实是联盟政府，甚至是国阵政府的模事。因为国阵的前身就是联盟，国阵是联盟的扩大。这一扩大是敦拉萨的“神机妙算”，巫统稳当龙头大哥，三分之一联盟的马华与国大党便与新进的小党为伍，更形沦落，真是何堪回首！
丹士里佐哈里出任教育部长之时，正是联盟政府对华校教总釆取闭门政策的时候，丹士里佐哈里就彻底执行这一政策，教总要求会谈他不睬，甚至对巫统的“八千子弟兵"，即八千名的教师党员的要求开办巫文中学的备忘录没有答覆，甚至也不接见巫校教总的人。他说：“身为教育部长，我绝不会听命于任何教师。我听取任何人提供意见，不单是教育界而已。”张先生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佐哈里的闭门政策，对华校教总也一视同仁。”
丹士里佐哈里这一招，触发了巫统教师党员退党抗议的大火，几乎把巫统政府也烧光，政府只好宣布要在三个月内开办中学班。这是延兵之计，又由丹士里佐哈里执行，一要调查人数，二说没有师资……。但在巫校教总压方之下，巫统政府终于低头，把三个月的期限提前一个月开办巫文中学班。（经过详情请读张先生原著）。这是丹士里佐哈里的失威史。
除此之外，丹士里佐哈里在处理“驱逐超龄生”以及“读华文考英文”的事件上也得向华校中学生让步。
当时教育部命令凡是超龄的中学生（主要是华文中学生）都得离校，自费读书而要被驱逐真是天理何在？又其次是华文中学生必须参加以英文作答的初级文凭考试和联合邦文恁考试，这是读华文考英文的荒谬措施。丹士里佐哈里无视于华校教总以及三机构的据理力争，却三申五令地要雷厉风行！华文中学生逼得示威了，怒吼了，爆发了全国华校学潮。丹士里佐哈里这才慌了手脚，要和三大机构协商，在教总主席林连玉先生呼吁下，学潮才得平息。其处理方式是不强制华文中学生参加考试，改为自由参加。考试媒介问题则留待1959年再检讨。超龄生问题则是初中一不收超龄生，在籍的超龄生读到毕业为止。
丹士里佐哈里又一宗模事就是教育部在1967年的下半年宣布禁止没有（S.C.）、（F.M.C.）、（M.C.E）、（S.P.M.）的中学生出国深造，这也包括华校高中生在内。他悍然不顾华校董教总以及华校校友会的呼吁，宣称这禁令在1968年1月1日实施。华校高中毕业生不得马大之门而入，再封锁出国之路，是情何以堪！这就逼出独立大学的运动来了。
1967声12月7日，高师职总在马六甲召开执委会议通过H请董教总创办华文大学来解决高中毕业生的升学问题，并促成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
1967年12月8日，教总常年代表大会接纳高师职总的呼吁，要联合董总来创办华文大学。
很快地，教育部有了反应，宣称没有限制出国深造，也就是等于撤消禁令。再则要华社打消创办大学的念头。丹士里佐哈里更说大学多会有麻烦。连信也不覆。根据张木钦先生所著的《民族先锋之歌》（南洋商报丛书①）中的资料一一《廿三、办中学教师显声威》一节中详述，原来丹士里佐哈里这是全世界第一位怕大学多的教育部长，成为笑谈！尤其是华文大学之议，到创办独立大学的筹款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敦陈修信的“铁树开花”，等于火上加油，威势熊熊，更使丹士里佐哈里到联盟政府也得让独立大学有限公司注册，发给注册证了。这是丹士里佐哈里所始料不及的。
更有一宗模事就是丹士里佐哈里在1968年2月20日在怡保客属公会的欢迎会上答张国林丹士里说：“1958年林连玉先生会见他时，曾要求他所有的华校内只教授华文，如果他对华人有不良居心的话，他将会答应林氏的请求……。”
这便引起已被褫夺公民权，沉默了多年的林连玉先生公开在报上反驳，丹士里佐哈里无言以对！（见教总33年）
我不知道他这次到尊孔独立中学来除了“有重温教育部长的风光"之外，可有“林连玉而今安在哉”的感触？更知否他已是华文中学虽被剥夺津贴，却还是能生存发展的历史证人？
（1989年）
丹斯里杨世谋与华文教育
陆庭谕
前高等法庭法官丹斯里杨世谋蒙主宠召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三岁。丧府平素热心社会公益，特节约三万元分捐教会，慈善机构与独中等。这是前几天华文报章的报导，引起我的回忆：
距今三十多年前，吉隆坡的华人社团，发生了两宗轰动全马的大纠纷，一是发生在惠州会馆，另一是茶阳会馆。
那时，茶阳会馆在中华大会堂召开特别会员大会。根据报章的反映是舌剑唇枪，紧张刺激。其中一个小插曲，令我印象特深。那就是“名律师与政坛新秀”之“比文比武"。据报道，政坛新秀（即日后之拿督张）与名律师杨世谋争辩得面红耳赤，大有剑拔弩张之势，双方都不甘示弱之下，互相挑战，要比文或比武都随时奉陪。（究竟谁先挑战己记不清，但，也没有比成。）
后来，我从茶阳前辈教总秘书饶恕先生口中又知道丹斯里杨世谋虽是一位律师，却不主张打官司。不管是谁，也不管有理无理，凡是跟他商量要请他打官司的，都被他先训一大顿。这大概是他在法律界深知其中奥妙，也可能是他服膺古人所说“居家戒争讼，一讼则终凶”有关。他这种态度，也引致一些同乡的批评：有钱不要賺！”“審钱他赚，还要给他骂！”……。
1957年教育法令通过施行高初级文凭考试。由于这两项考试都是以英文出题的考试，形成华文中学生读华文考英文的不合理措施。终于在11月酿成学潮。（在三大机构交涉之下，改为自由参加。三年后检讨教育政策的实施，缓和了当时的紧张气氛。）这项读华文考英文的风波，在当时的国会引起了辩论。当然是照官方旨意而不能翻案的。不过，当时也是联盟的议员杨世谋律师却仗义执言，反驳那些议员所说：“华校既然有读英文用英文出题，用英文作答，应该不成问题。”丹斯里杨反驳道：“医科也有念拉丁文，要医科学生参与完全用拉丁文出题与作答，行吗？合理吗？”另有小道消息说:“就由于丹斯里杨世谋为华文中学生请命，也声言代表华人，引起另一位联盟议员（后贵为敦的回教徒）质问道：“你口口声声代表华人，你代表什么华人？”“除了你之外，我都代表！”丹斯里杨的机智令那名议员气结。这在当时的华社“有口皆碑”流传很广。1959年联盟风波后，丹斯里杨世谋就不在宦海里浮沉了。
1973年，胡万铎先生在霹雳州领导筹募百万基金以复兴华文独中。后来，《独中建议书》通过，成立“董教总发展独中工委会”，林晃升、林玉静、黄仕寿等先生都在筹募与捐献独中基金，使处于“五一三"之后的华社士气大振。
其中应该记上一笔的是丹斯里杨世谋大法官的夫人潘斯里叶婉贞也是雪华妇女励志社的重要负责人，当时也领导响应捐献。这更扫除了华社捐献独中基金的魏虑，扫除了类似“独大基金”（当时报章只敢提独玄基金，或乾脆不提。）的敏感。
那时华社流传的几句话，还在我耳边萦绕：“百万富翁都不怕，我们还怕什么？”“如果犯法，大法官的太太会做吗？”
其实，董教总的负责人当时在向潘斯里叶婉贞致谢之时，丹斯里杨世谋也在座。他给我们的几句话，传诵至今。那就是，“独中是依法存在的，是合法的……也没有一条法律说不可捐献独中……。”这给我们以法治的信心，事实也正如所说。
以上是在追思丹斯里杨世谋的时刻，特将他的嘉言德行记下，以策来兹，并表哀悼！
（1989年5月30日）
终于找到了宋木林校长——尊孔中学庆祝八十三周年之喜
陆庭谕
若论开基丰功永纪陆如佑。
以言建设伟绩常思宋木林。
上面的对联是尊孔中学庆祝五十周年时，林连玉先所撰。
林先生告诉我说：陆如佑即陆佑。1906年筹建尊孔之时，他慨然捐献功币三万元，另免息货款三万元，使尊孔以底于成，这是必须记取的。这笔钱在目前是小儿科，可是当年是半分钱可以买东西，一分钱可以吃一碗粥的时代，以目前一碗粥几毛钱来推算，当时的三万元，相当于目前多少？（读者不妨用电子计算机算一算。）
目前还巍然矗立的尊孔大楼，根据1947年赵伯悦先生在《尊风》所写的《忆宋师木林》中说：“本校能有今日的规模，固然得力于侨胞们；但这矗立于八达灵的校舍，募集了十多万元的建筑费，甚至远埠的热心侨胞们，也慷慨乐助，才得完成。我们饮水思源，自然会忆起那位不辞劳瘁、奔走、募捐，并且率领学生们，“每天斩荆披棘的典型老教育家宋木林老师来了。”林连玉先生因此特别把宋木林校长和陆佑（弼臣）先生相提并论，要后人常思。
赵先生忆师中又说：“但是，可惜得很！他在民国八年，因青岛问题，有排日的嫌疑！致遭当地政府逮捕，株连者共六人，全埠商户盖章担保，未获允许，终于被判出境了！当他们出境时，火车站万千群众，悲壮情绪，不下于易水送别！有些追送到加影的，还是依依不舍。”
今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也就是说宋木林校长被逼离开尊孔已七十年了。抚今追昔，能不抚然！
在这尊孔中学庆祝八十三周年的当儿，“唉！他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存呀！”赵伯悦先生在1947年时已这样慨叹，我们可真没法可想了！前几年的校庆，要出特刊时，也为这事伤神。那时候，因整理资料，于一大叠毕业相片中曾发现1916至1919年的照片。但谁是宋木林校长？由于赵伯悦先生早已去世，与赵先生“同级者九人，如今仅存其四一一杨炳垣、龙昭文、黄国元和笔者一一”再也无从去找认识宋校长的人了，大家都废然作罢。
今年五月，又是庆祝八十三周年了，再度为联络历届校友而筹备史展，再度对历史照片而无奈！
结果，庄博士提出见解：把1916年到1919年的毕业照片对照，1916、1917、1918年有的而1919年底没有的，即缺了的，必是宋校长无疑。
先是庄博士、黄副校长和石镇波先生作过一番揣夺，没有定论。几天之后，笔者和石先生以及负责同学，根据赵伯悦先生的描述，再按图索骥，黄副校长也在场。
赵先生的描述如下：“提起宋木林这个名字，凡在本坡四十岁以上的侨胞们，对他总不会生疏吧？
在民国五年之间，常见一位体格壮硕，皮肤黑实，头戴山东暈帽，身穿土布衣服，足登布履，手持拐杖，侨胞们见了他，必肃然起敬，这位就是当年的宋校长。”
根据这些描述，我们选了一位符合这些特点的先生，一位心细如发的同学说：“你看他坐着的姿态和右手的姿态不正是‘手持拐杖'的习惯吗？”但是，黄石二位却由于博士的看法和我们不同，又再端详再三……。
笔者静静沉思：即使大家同意其中一人是宋木林校长而将他的相片放大与绘图，终是心有疑团的！但，又那里去找证明呢？……。
终于，再从赵先生的文章去追索，由于赵先生说：“他今年已达七十髙龄了，据去年来信说：“身体还很康健，每天能步行数十里，现任香港鹤侨报主编，及编修鹤山县志,.馀暇兼救济乡沪慈善等工作。”笔者心想这是一个追踪的地方，但远在天边，急在眼前，……转念之下，不妨向本地鹤山会馆查询，如有香港鹤山会馆的会刊或宋编《鹤山县志》,应有眉目。
当向鹤山会馆电询时，书记先生不在，不得要领。
又根据赵先生追忆说：“民四以前，他原任星洲养正首任校长，成绩斐然，远近驰名。”乃致电新加坡舍弟庭谟，要他代为查询。
隔了一天，舍弟来电说：“养正已经搬到宏茂桥。该校校长只能操英语，据说和原来的养正学校没有关联，只是借用他的名称而已。……我再到养正旧址（乞纳街的山坡上），校舍依旧，人去楼空。
有一名老书记看管，但该书记日前到中国去探亲旅游，要六月才回来。”
舍弟对我抱歉说：“以后再去找吧！”我也只有“唉……唉”连声。
不得已，登门向鹤山会馆求教，天晓得，该书记由于家园被迫搬迁，必须要去办理登记手续，必得请假几天，这对我实在太失望了。当我看到大厅上所悬挂的鹤山群贤玉照，姓宋的有好多位。猛然想起，尊孔校友宋兆棠先生不是颇有渊源吗？
好容易地拜托大会堂执行秘书王兴文先生替我找到宋先生的电话。那知，宋先生在电话中告诉我说：“没听说过……。”希望又落空了。
负责史展的同学对我说：“时日无多……宋校长的相片如何决定？……如果照那一天的决定，我们再请校长定夺。”
最后，他们告诉我说：“校长还是认为那位大衣领带者。”既然如此，只好一方面拿去相馆放大，一方面请画《族魂林连玉先生》的校友一一丘光耀按图描绘。反正谁都不认识宋校长，由此“猜定”算了……。
虽然我多方面向尊孔老校友如林晃升先生、叶维松先生等探询，他们都摇头以报。幸亏，这一天来了！那是5月24日，尊孔校庆日。
这天上午，林汉水先生伉俪来到尊孔独中。他是老校友，他是应黄秀庭老师之邀而来提供资料给她。我向他求教，他说：“还有更老的校友叶雍之，你不找他？他和赵伯悦同时的……，八九十岁了，住在甲洞，去找他……。"
据了解，叶雍之先生还是耳聪目明，很健康，这真是好事，一定可以“真相大白”了！我连忙和黄副校长商甲洞的林佛保、倪锺发、黄佛才和黄俊美等先生打听叶雍之先生的住址。
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5月25日，终于由叶秋生和李天送两位先生联络上了。得知叶先生的地址后，叶秋生先生还负责当响导。中午时分，拜会了叶雍之先生。说明来意，黄副校长展开相片，叶先生立刻指出“这位就是宋木林校长呢！”还继续指出“这是某某先生，这是某某先生，这位不记得了……。”
当他指出那是宋木林校长时，我俩都从心底欢庆了，我们的推理没错，真相大白，真相大白，真是喜从天降！
“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宋校长出境七十周年，就在尊孔大楼成立七十周年的校庆日，由林汉水先生带出宋校长的高足叶雍之先生，实在太巧太巧了。
更有出人意表的是，日治时代，尊孔成为军部，尊孔只剩下空壳，后墙且被打通和卫理公会的MBS（美以美男校）联成一气，……而且日治时期，华校的一切文件和相片，都是“罪证"，都是死刑，怎么尊孔的毕业照片，从甘榜亚答起到尊孔大楼的照片都能够保存完整呢？这些珍贵的历史照片是谁冒著性命的危险保管下来，而又默默地送给学校，却又没有留下记录呢？学校当事人，一无所知。连林连玉先生也不曾提过，那真是历史疑团。林先生告诉过我，沦陷时期，尊孔寄放在中华大会堂的图书，都在茨厂街拿来当旧报纸包肉包菜用了。但，这批照片，那里来的呢？……。
由于，宋木林校是在这样的曲折，而又这样的“巧合”之下“真象大白”我兴奋之馀，把经过记下，以飨读者。
千万爱护尊孔的人士，在5月28日，务必请到尊孔独立中学瞻仰瞻仰。请记往，宋木林校长的“真相”是在七十年后的尊孔大楼的校庆日带来的喜讯，真是太好了，太巧了！
（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