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人与马来人的近亲关系

海南人与马来人的近亲关系

安焕然

 

依据现有的考古发掘，海南岛的石器文化彼此之间缺乏明显的地层关联，这种现象表明，海南岛内的远古居民外来迁徙的迹象比较明显。而且海南岛上发现的远古文化遗址，应属于不同的族属，多元而混杂。考证三亚落笔洞遗址，三亚人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过渡，是迄今海南岛发现年代最久的先民活动遗址，距今一万年左右。关于三亚人的族源，有两种说法：一指来自华南大陆，另一说法是三亚人来自古代马来族、尼格利陀（Negyito）族（矮黑人）。

 

距今3千年至7千年前，一批远古先民又陆续迁入海南岛，是为海南黎族的祖先。关于黎族的族源，有主张黎族是从中国东南古代百越族的一支：骆越族发展而来；亦有认为海南黎族的始祖是从东南亚渡海而来。而且学者多有论证东南亚马来族与华南古越族之间存有密切关系，皆与海南黎族有复杂、融混的同源基因。

 

著名人类学家林惠祥曾从体质上：马来人的直发、广头、短面、矮躯；文化习俗上之断发、纹身、黑齿、短髭、跣足、拜蛇、巢居（干栏）和语言上的胶语，以及考古遗存的石锛和印纹陶等文化同源和相似性，指出马来族和中国古越族的亲密性，认为古越族原应是与马来族相类的，并推断马来人的一个形成地，就在中国华南。有学者认为，在远古时代，中国大陆东南是原南岛语族的起源地，中国大陆东南土著就是原南岛语族。著名学者刘其伟更断言：中国南方的原住民，古代称之百越，今日称之黎族、苗族，都是属于马来血统，保持浓厚的“马来素质”。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德国学者史图博（H.Stubel）在其名著《海南岛民族志》，从黎族的技术、制度和宗教思想3个层面总结出黎族与东南亚土著的近亲关系，认为海南岛是被数次民族移动浪潮冲击过来的民族所开发的，这些迁移到海南岛的民族，很明显是由阿乌斯兹罗尼西亚（马来亚）和泰族这两种要素组成。因而推断黎族祖先有一部分是从马来半岛渡海而来的马来族混血形成，亦未尝不可能。

 

无论是从学术严谨的角度，抑或研究视野和胸襟上，我们不能局限于民族文化传播的“一元论述”，或基于某种幼稚的“自尊”心态，在思想上盲目地批判“南来说”。因为若从民族志资料看古越族与东南亚、南亚的交往，确实有姻亲联系。很多时候，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往联系是双向的。

 

不到天涯不回头。海南黎族能歌善舞，天性就喜欢音乐的手舞足蹈，其传统手工纺织染绣更是享誉中外。而马来民族则是一个海洋性的民族，同样是天生乐观、勇敢，具有冒险精神。他们的祖先本没有肤色的歧视，迁徙、包容和混血本就是南岛语系民族的特性，也是其生命力活跃的泉源。诚如海南大学周伟民和唐玲玲所说的，马来族祖先在史前时代与中国古越族关系密切，不论是古越族迁往马来半岛，还是马来族移往中国沿海，这两个民族的汇聚交融与嬗变，对中马文化的贡献是巨大的，也是两国文化渊源长远的证据。而这种血缘与民族文化的相似同源或双向互融，就体现在海南黎族的人类学观察上。

 

星洲日报／边缘评论．安焕然．2008.10.12
 

汉代海南──郡在大海崖岸之边

汉代海南──郡在大海崖岸之边

安焕然

 

先秦时期，中国东南部为百越族聚居之地。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朝威服岭南，在今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分别设置南海、桂林和象郡。当时海南地处象郡之外徼。

 

秦末，南海郡龙川县令赵陀乘中原危乱之机兼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建都番禺（今之广州）。

 

汉高祖刘邦既定中原，乃采招抚怀柔之策，派遣陆贾出使南越，立赵陀为南越王，和辑百越，使无南边之患。然赵陀实为一方之主，自拟天子之制，尔后更威服闽越、西瓯、骆越诸部，国界势力东西万余里。

 

直至汉武帝元鼎年间，南越内乱，汉武帝遂派伏波将军路博德平灭了南越国，并将其地分置为9个郡。其中隶属交址部刺史，设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的儋耳、珠崖两郡，其地就在海南岛，是为海南岛并入中国版图最早的两个行政地名。

 

但自海南设郡以来的百余年间，不时发生与土著的冲突事件。其“难治”，诚如《汉书》所记：“自初为郡县，吏卒中国人多侵陵之，故率数岁壹反。”实乃地方官员之贪婪、跋扈所致。

 

根据《汉书》记载，从汉武帝置郡（公元前110年）到汉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的60余年间，海南土民较大规模的暴动有9次之多。汉朝政府以为难治，乃收缩其地方行政编制，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既罢儋耳，合并入珠崖郡。

 

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朝廷派兵镇压海南民乱，遭受遽烈反抗，镇暴军官（护军都尉、校尉及丞等）11人，仅2人生还，“卒士及转输死者万人以上，费用3万万余，尚未能尽降。”

 

至汉元帝之时，海南民乱又起。贾捐之（西汉名臣贾谊的曾孙）以为海南：“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是一个“弃之不足惜”的地方。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汉元帝乃从贾捐之的建议，撤销了珠崖郡，改降为朱卢县，隶属合浦郡所管。

 

东汉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汉光武帝派遣伏波将军马援平定交址，抚定珠崖，撤朱卢县改设珠崖县，但仍属招抚县。虽言至今海南多处有伏波将军的传说，但马援在海南登陆的事实，却不见于正史记载。或其征战楼船路过寄泊海南，民间传说、立祠祭祀与历史想象，尚待考古的印证。

 

汉朝政府对海南的统辖断断续续，而且地方官僚既酷又贪，扰民不已；海南民悍，频叛难服。而朝廷士人亦不重视海南之地，以为蛮荒外徼，弃不足惜。因而自汉武以来百余年，中国王朝经略海南，无多大实效。此后之魏晋六朝，海南也只是徘徊于中国王朝统治的触角之外。

 

中华民族常以其伟大的融合力为荣。然而，我们的历史叙述亦经常受制于“汉族本位”的偏见与不见。中原与边陲之间，在认知上、在管理上、在族群的互动关系上，实际上存有很大的落差。如何“发现海南”，恐怕还得从“移情”的了解开始。

 

星洲日报／边缘评论．安焕然．2008.10.26

琼乃美玉

琼乃美玉

安焕然

 

海南岛旧称为“琼”，早期的海南会馆也多名为“琼州会馆”。此名称与“穷”无关，而有其沿革，亦有其美好的典故。

 

三国时代，“海南”一词虽已出现，但泛指南海沿岸各地，非为今海南岛之专用。从汉朝设郡至唐朝的七百多年间，海南郡县时置时废。直至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冼夫人之孙、汉阳太守冯盎降附唐朝，唐高宗将其地分设8州，其中的崖、儋、振州在海南岛。唐贞元五年（公元789年）于海南设琼州都督府，直隶中央政府。琼州都督府下辖琼州（岛北部）、崖州（岛东北部）、儋州（岛西北部）、振州（岛南部）、万安州（岛东南部）5州，奠定此后海南历代行政建制基础，亦是以“琼州”一词指称海南全岛之始。

 

“琼”之名，乃因唐代海南岛北部有山产玉石，古人称美玉为琼，遂名琼山。贞元五年设琼州都督府总辖海南全岛各州县，至此后世乃以“琼州”、“琼岛”或“琼”指海南岛，“琼”渐成海南简称之典故，由此而来。

 

宋朝地方行政以路为最高区划，而分为府、州、军、监。宋初，崖州并入琼州，分为“一州三军”，即琼州、昌化军、万安军和朱崖军。南宋改昌化军为南宁军，朱崖军改为吉阳军。自宋至元，海南先后隶属广南西路、湖广行省和广西行省，而“海南”一词才于宋代始用于专指海南岛。

 

海南岛在唐朝建置基础上，至宋代获得进一步的开发。其开发以汉人移民遽增为明证。唐以前，海南岛民不及2万，唐代移民激增至7万人，南宋以后达10万人以上，元代达17万。汉人移民增加，海南岛的开发由北部至东南部、西南扩展，形成环岛开发局面；入宋以后，更是向岛中部延伸。宋代文献对此多有记述，例如赵汝适《诸蕃志》记云：“闽商值风飘荡，赀货陷没，多入黎地耕种之。”周去非《岭外代答》亦记说：“海南有黎母山……熟黎多湖广、福建之奸民也。”

 

唐末纷乱、宋元鼎革，中土战事连年，中国人口大量南移，此股移民潮也影响了汉人向海南播迁。而此时的海南又诚是“自古无战场”之地，遂成了汉人移殖的新乐土。尤其是闽潮“福佬系”移民的扬帆渡航而来，成了汉族诸姓主要的“入琼始祖”，一批一批地立足海南。此外，宋代福建海上贸易兴勃，海南岛成了福建海商从事海洋贸易的寄泊地，而农业移民的增加和官员文化人的留住，均是唐宋汉人移民显著增加的原因。

 

星洲日报／边缘评论．安焕然．2009.01.04

海南文化的肇兴与传播

海南文化的肇兴与传播

安焕然

海南人是有文化的。一个关键时期是在宋代，从北宋姜唐佐中举开始，至南宋末，海南共出举人23人、进士12人。南宋咸淳七年（公元1271年），郑真辅登进士第二名，是海南第一个探花。这样的科举高中频率，对长期被中原士人视为“蛮荒孤岛”的海南，无疑是令人惊讶的成果。宋代海南，其文教儒风已肇始兴起。

两宋时代，中原纷乱，海南岛却是一个有文化的纯朴乐土。南宋名臣李光对海南之承平，文化风气之增盛，颇为赞叹，称道说：“海南自古无战场，靖康以来，中原纷扰，而此郡独不兴兵，里巷之间，晏如承平时，人知教子，家习儒风，青衿之士，日以增盛，郡试于有司者，至三百余人。”

而且文化的传播，应是双向互往的。海南不仅有中原文化输入，亦把本土精彩的文化技艺北传中土。海南黎民的棉花（古称吉贝、古贝）织品是最早见于中国史籍的棉织品之一。唐宋时期，海南的盘斑布、古贝布、黎锦、黎裙和黎幕等更是蜚声中原，成为中国宫廷的贡品。赵汝适《诸蕃志》指说，海南在宋朝时已是福建海商贸易兴贩之地。除了沉香等香药土产，海南的棉织品亦是福建海商另一热衷的商货。苏轼谪居海南时，作〈和陶拟古九首〉，第九首亦曾说海南“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独完……遗我古贝布，海风今岁寒。”指出海南棉织品的普及与优质。

这种精妙的棉织工艺在元代获得了北传。事因松江府乌泥泾（今上海）黄道婆幼时为童养媳，因不堪公婆虐待而随云游道士逃至海南崖州（今三亚市）。她在海南居住的40余年间，向黎族同胞学习了棉纺织技艺并加以改进。据说黄道婆发明了三繀脚踏纺车，一次能纺3根纱，比手摇纺纱效能高出3倍。元朝元贞年间（公元1295-1296年），黄道婆返回故乡（今上海）松江府乌泥泾，遂把这改良后的海南棉织奇葩的技艺传教乡人，对促进长江流域棉纺织业起了重要作用。

再者，唐宋之时的海上丝路颇为兴勃，中国福建海商和阿拉伯穆斯林商人穿梭其间，海南岛亦是海上交通一个中途补给站和避风场所。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在《中国阿剌伯海上交通史》说，当年阿拉伯穆斯林商人经营东方远洋贸易，在其通往中国的航线上建立了不少据点。除印度，马来半岛的个罗国（即吉打）、室利佛逝、占城，亦一度为彼等之居留地。此外，还有一个地方，那就是海南岛。

占城是指今越南中部海岸一带。宋元期间，因海上丝路贸易频繁而与阿拉伯商人的交融，多有信奉伊斯兰的占城人浮海遇风，飘至海南岛的记录。当时这些穆斯林移居海南岛，散泊海岸，谓之“番村”、“番浦”，其人多蒲姓。

1976年，海南岛南部沿海，跨越于陵水、三亚两市、县交界的福湾海湾，东西长约2.5公里的海滩沙丘地带上，发现墓碑刻有阿拉伯文《古兰经》，属于唐宋时期的穆斯林墓葬群。之后又陆续在三亚附近发现5处穆斯林古墓群，是在中国南方沿海迄今为止发现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穆斯林墓地。

海南“回族”主要居住在三亚、儋县。伊斯兰色彩比较浓厚的三亚地区，1937年尚有4座清真寺，属什叶教派。其文化亦兼容了其它文化因素，诸如语言一部分带有马来语的语根。这些穆斯林后来就成了海南回族，并改用了汉姓，包括蒲、方、海、刘、哈、杨、马、米和汪等十余姓。

至今，海南岛最南端的三亚市回辉村还有不少“回族”。首相阿都拉的外祖父哈山沙礼原名哈苏璋，就是在19世纪末从这个海南穆斯林村落飘洋过海，南来马来亚谋生的。有人说，首相阿都拉应也可以算是四分之一的“海南人”，这是有根据的。

因而，稍懂点海南历史和其文化渊源，就别再乱说：海南人是“疯”的！

星洲日报／边缘评论．安焕然．2009.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