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看成岭侧成峰

  走过日据——120位幸存者的泣血记忆 冯笃生 ——一场腥风血雨落在文律   冯笃生出生于 1934 年。 1940 年，战火已蔓延整个中国，住在广东的冯笃生随妈妈乘船离开家乡到南洋。冯笃生说： “ 其实我是被日军赶来马来亚的。 ”   冯笃生的父亲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已到马来亚谋生，起初在吉隆坡苏丹街帮亲戚打理杂货店，后来辗转来到文律街场的巴刹附近（现在的巴士站所在地）经营杂货店。   冯笃生刚到马来亚的那一年，生活安稳。街上有一间专做日本人生意的日本妓院；也随处可见日籍小贩，有的卖面包，有的卖针线，大家各过各的生活，不见任何异样。   1941 年 12 月，新加坡遭日军空袭后，文律镇开始实行夜间灯火管制。为防灯光外泄，窗户都糊上黑纸，不点街灯（不开灯的意思），也不准露天抽烟，以免引来日军投弹。那段时间，一入夜，街上就漆黑一片。   英殖民政府当时并没有建防空壕，只交代人民在警报鸣响时，躲在树下或家里。而街上的日本人似乎在此之前就已收到消息，突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由于冯笃生家里经营杂货批发生意，囤积很多货物，父亲用十多包米在店里搭了个防空壕，供家人避难。   大环境的动荡不安让大家惊慌不已，有人逃离文律 , 也有人从其他地方逃到文律。冯笃生一家三口连同杂货店的股东和伙计，一起逃往文律郊外的巴力吉打（ Parit Getah ）避难。冯笃生记得离开文律街场前，父亲还设法搬走一些货物。   为阻止日军南下，英军炸断了横跨文律与峇株巴辖的石灰桥以及距离文律约 4 英里的双兰河 (Sungai Sanglang) 上的桥 , 同时炸沉数艘渔船。   其实英军收到日军一路向南挺进的消息时，就已做好弃守的准备，因此日军入侵文律时，英军并没有正面迎战。   1942 年 1 月 29 日 , 文律沦陷。日军脚踏车队和大批坐军车而至的士兵抵达文律，但只逗留一会儿就南下；攻陷新加坡后，日军才折返文律，进而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   当时文律已成空城，居民大都往郊外避难。 3 月 2 日，日军在文律 5 英里外的二河东 (Jelutong) 出现，并没伤人。这让文律侨领误以为只要对日军示...

  走过日据——120位幸存者的泣血记忆 刘祖华——异族同胞相煎何太急   日据时期，刘祖华的舅舅与朋友结伴到十英里外的新加兰办事。途中，一名马来人警告他们不要再往前走，因为驻守前方的日军可能不会放过他们。于是，他们决定分开走，由舅舅的朋友先去，若他没回来就表示没事。   舅舅久久不见朋友身影，以为没事，结果两人同在文律（ Benut, 位于柔佛州笨珍县内）被捉。日军用剌刀刺杀他们，舅舅的朋友大难不死，舅舅则负伤回家，两天后不治身亡。   1945 年，新加兰由一名来自台湾的军官管治。他娶了当地华裔女子为妻，华人居民都相信他可以保障他们的安全。某日，那位军官带着日军到山里搜寻抗日军的踪迹，却在爬上树查看周遭环境时被抗日军杀死。军官死后，属下马来警员趁机作乱，向曾经在英军或日军面前投诉过他们的华人报仇，不给钱疏通，就要他们的命。   刘祖华一家十分恐慌，却无人可以投靠，加上舍不得放弃家产，唯有战战兢兢留守家中。   刘祖华说，他知道那次大约有 15 人被杀害。其中一家是做买卖鸦片生意的，平时会向马来警员 “ 进贡 ” 鸦片，可是自从有抗日军当靠山以后，就不再提供鸦片给警员。   这家人在凌晨三点多被杀，暴徒冲进来时，他们还未来得及反应，即遭巴冷刀砍死在床上。   赖姓一家六口也遇害。这家人除了种稻，平时也做打铁生意。日军刚来时，赖母向亲日的马来村长靠拢，不但借钱、借东西给村长，而且送钱。赖母见村长借了东西迟迟不还，便向抗日军告状，想借抗日军之手对付村长。然而，当时碰巧有一名抗日军成员是马来村长的儿时玩伴，把此消息告诉村长，叫他逃走。待事情平息以后，马来村长联合他的堂兄、妻舅和弟弟杀害赖姓一家。   事发时，刘祖华正好在 500 米外的稻田里收割稻米。而赖家的三个女性家眷当时也在田里。刘祖华看见村长的三个亲属走过来跟妇女说话，话毕，妇女便收拾工具跟随他们离开。这时，那三名马来人亮起藏在身后的巴冷刀，当场将她们活活砍死。   刘祖华当时不过是一个 10 岁的孩子，被这血腥的一幕吓得全身发抖，慌张地从稻田里走出来。这时，马来青年刚好走出稻田，对刘祖华喊道： “ 阿弟，你不要再到芭里去了。 ” 当时正值收割期...

  走过日据——120位幸存者的泣血记忆 李裕厚——日军血洗张厝港   李裕厚当年还是个少年，他在巴力士隆屠杀案发生前一日骑脚踏车经过张厝港时被日军拦下，命令他与其他人坐在那儿等候。之后，一辆大卡车将他们载到南天戏院，李裕厚在那里看到母亲与妹妹，母亲伤心地对他说 :“ 你也被捉来送死！ ”   在戏院里聚集的七百名男女老少，都自知难逃一死。被怀疑是抗日分子的村民，有的当场被杀死，有的被折磨，余者则被关押在戏院，等候发落。   被扣押的人群当中，包括参与抗日筹赈的地方侨领，如吴先沛、李塔、黄衍敦、林振丹及蔡京渔。   当晚，日军抢掠被扣者的财物，将约 300 名男子的双手反绑，关在戏院后方的牛棚。即使手被绑得太紧以致肿胀难耐，也没人敢乱动，因为只要稍微发出声响，就会被日军举棍痛打。与李裕厚关在一起的蔡京渔不堪被侮辱，疼痛呻吟，却被日军打得头破血流，哀叫连连。忽尔，日军一刀刺进他的屁股。蔡京渔临死前，还高喊 “ 祖国万岁 ” 等口号，直到没有了气息 ……   第二天清晨，李裕厚的父亲与舅父也被抓来。随后全部男子，包括李裕厚被分批带走。途中，李裕厚看见日军用锄头打死一个未满周岁的婴儿。孩子凄厉的啼哭声丝毫没有打动这两个面目狰狞的日本兵，他们还忘形地大笑。   南天戏院側面外观   当李裕厚与其他男性村民被带到育民学校对面的橡胶园时，发现日军已掘好大坑。他们双手被绑，被拖曳到坑边，日军把尖刀疯狂刺进他们的身体，再将鲜血狂溅的村民推入坑中。很多人被刺伤，但仍未气绝，倒卧在坑里哀号。日军见状，用力再多插几刀，直到所有人断气为止。   李裕厚排在最后，看到如此血腥的屠杀场面，不禁吓得发抖。他努力挣脱绳子，不顾日军的枪弹，奋力往后跑，一直跑到张厝港对面的新芭，躲在一名胶工的家里。   之后，李裕厚返回张厝港，见到二哥时才知道张厝港已在前一日的清晨被日军血洗。日军大举包围村子，见人便杀，远的用枪，近的就用尖刀，村民哀叫呼喊声不绝于耳，二哥躲在芦苇丛生的沟渠里才幸免于难。   镇外山区也难逃厄运   日军与英军在麻坡交战时，周良川年方十六。   一天，周父在镇上听说...

  走过日据——120位幸存者的泣血记忆 巴力士隆屠杀案 ——发生于 1942 年 2 月杪，被杀害者计有 675 人   巴力士隆是位于麻坡与峇株巴辖交界处的一个小镇。 1942 年 1 月 22 日，澳大利亚和印度联军原本准备从麻坡战役中撤退到新加坡，却在巴力士隆中了日军埋伏，激战中不敌日军，数百名军人惨死战场，尸体统统被日军抛入河中；而负伤来不及逃命的战俘，被日军凌虐一番后，用机关枪射死。   这是“二战”时期峇株巴辖境内最惨烈的战役。附近居民纷纷避走他处，数以千计的人来到距离巴力士隆 4 英里的张厝港。当时道路还未开发，居民主要使用舢舨往来于巴力士隆市区与张厝港。   马来半岛沦陷期间，日军滥杀平民的事罄竹难书，激起民愤，在张厝港、铁山 (Sri Medan) 、武吉南宁、巴吉里及永平都有居民发动组织抗日军，而张厝港更一度成为抗日活动的重要据点。   巴力士隆镇被日军占领后，日军派人安抚居民，假意劝服逃难者回到巴力士隆，随后以居民都是抗日者、共产党员为由，将他们召集起来 -- 杀害。另有一说，日军展开屠杀是因为居民曾帮助过一位英国士兵。   澳洲兵纪念碑

  走过日据——120位幸存者的泣血记忆 吴承基——上千冤魂惨死刺刀下   吴承基于 1931 年出生在巴力士隆 (Parit Sulong), 吴父在战前已离世，吴承基与两个兄弟、大姐和妈妈同住。伯父吴先沛在当地经营杂货店，也是活跃于筹赈活动的侨领。   日军登陆马来亚后一路由北至南，逼得英军节节败退。巴力士隆居民虽仍对英军有所期望，但也准备随时逃难。由于吴先沛身份特殊，不宜留在巴力士隆，于是率先逃亡到两三英里外的张厝港。张厝港当时成为许多平民的避难所，为数不少的华人聚居于该处，互相照应。   日军到张厝港后，派当地马来人去哄骗侨领们出来与日军开会。其实开会只是借口，出席的侨领在会议上被一网打尽，被抓到巴力士隆一间刚竣工还未正式启用的戏院一拉邻戏院 (Radin Cinema, 当地华人称 “ 南天戏院 ” ，在巴力士隆大街上，现是家具店 ) 。日军抓了侨领后，开始大肆追捕华人，无论男女老少，都不放过，也关押在戏院里。   当日军押着成群华人从张厝港往巴力士隆方向走去时，一个年轻人带着老板的儿子成功离队逃走。他们较日军先抵达巴力士隆，赶紧告知当地村民张厝港刚刚发生的事。   吴承基一家闻讯连忙逃到一个原始森林。由于走得匆忙，林里又缺乏食物，他们只住了两三天后就逃至 Parit Sentang 住了一个星期，后来回到巴力士隆，知道日军已离开，才重回老家。   在那段避难的日子里，巴力士隆发生了人神共愤的惨案。日军在巴力士隆用了同样的手段围捕华人。抓到的人分别被关在南天戏院和观音庙附近的一个牛棚里。第二天，日军将从张厝港和巴力士隆两地抓来的上千人分两批带到两个屠杀地点，并施以酷刑。   吴承基的伯父吴先沛和其中一批蒙难者被带到巴力士隆国民小学后的巴力士隆河 (Sungai Parit Sulong) 。日军在河边用刺刀刺杀他们，然后将他们一脚踢进河里，鲜血染红了整条河。另一批则被带往一个硕莪芭 (Sago 种植园 ) 内屠杀。   吴承基的一位亲人吴严庆，那年只有 8 岁，父母在惨案中双亡，小小年纪的他全身上下被刺了十一刀。日军染血的刺刀狠狠地刺穿吴严庆的整个口腔与脸部，血流满面。   负伤累累的吴严...

  走过日据——120位幸存者的泣血记忆 赵楚生 ——伯父是日军伙头军   百年前，赵楚生曾祖父的兄长跟随港主巫许回川，到永顺利港（现称中江 ,Tongkang Pechah ）开荒拓土，种植甘密和胡椒。当时永顺利港没有道路，仅有一条河流，航运全靠舢舨。   1937 年，赵楚生的祖父带着儿子、媳妇从潮州潮阳来到中江，种植橡胶树。   赵楚生 1939 年出生在中江。战前，柔佛州不少地方的华人抗日情绪高涨，但中江的居民大多是小园主，不像城里市民那般积极参与筹赈活动，因此在日据时期没受到日军滋扰，尚属安全。只有一次，日军命令中江的全部男丁出来帮忙修桥，赵楚生的父亲赵炳嵩也是其中一人。   当时，日军脚踏车队从永平（ Yong Peng ）下来，在中江七支（现 Munchy 饼干厂一带）与英国士兵驳火。处于劣势的英军被迫撤退到峇株巴辖，临走前还炸毁了连接中江和峇株的中江桥。日军为了继续行进，命令中江所有年轻人出来帮忙修桥。当时材料短缺，日军就征用街上那一整排店屋的所有门板，拼构成一座木桥。被命令去建桥的男人虽然心里害怕，但想到若反抗也许结果会更糟，就只好听命行事。店主们为了保命，也一声不吭，任由日军随意取用门板。民工花了一两天的时间，就把桥给铺好了。日军过桥赶路，继续他们南下的路程时并没有伤害百姓。   虽然中江没有发生任何屠杀事件，但大家不免担惊受怕，所以不少人躲到山芭里避难。原本住在橡胶园的赵楚生一家人，也躲进了大芭，住在茅草屋里，平日吃番舊、菇类充饥。后来，伯父赵炳松受召到日军占据的椰油厂当伙头军，也把他们一家接去住，生活才总算安定了下来。   伯父之所以被选为日军厨师，也是机缘巧合。赵炳松当时是煮炒厨师，每天从中江骑脚踏车到峇株街（峇九尊隆路 ,Jalan Bakau Condong ）上班，有一次他在路上对日军鞠躬行礼时被认为姿势不正确而被罚站哂太阳，结果日军来用餐时发现没东西吃而大发雷霆，经过一番解释后，日军反而将赵炳松介绍到椰油厂，要他替他们做饭。赵楚生一家迁入椰油厂后，赵父就靠卖椰渣饼（养猪饲料）为生，母亲和大哥则帮日军养猪。椰油厂隔壁正好是日军军营，年仅 4 岁的赵楚生曾亲眼看见日军喝令那些英军俘虏拔草以及罚他们晒太阳。据知，这间椰油厂原...

  走过日据——120位幸存者的泣血记忆 张锦辉 ——日军大开杀戒夺走至亲生命   张锦辉 1929 年在张厝港（俗称 “ 港脚 ” ， Kangkar Senangar ）出生。 1942 年农历正月十三当天，日军第一次围堵张厝港。村民之前已听到日军要来的风声，纷纷跑到大芭避难，张锦辉一家也躲进大芭，因此得以保命。不过，他的大嫂却不幸病逝。   日军在二月初一重返张厝港，意欲杀害村民。而张锦辉和家人当时仍藏匿在大芭。过了一阵子，局势稍微平稳，大家就搬回张厝港，渐渐恢复日常生活，有人回到橡胶园割胶，有人买卖胶汁。张锦辉的父亲和三个哥哥也重回橡胶园工作，而妹妹却得病去世。   1942 年 9 月，日军再次回到张厝港大开杀戒，张锦辉一家终究难逃一劫。早上六七点，日军从马来村过来，包围整个张厝港。第一间被包围的就是张锦辉家的房子，当时只有他、母亲以及三个弟弟在家，日军命令所有人走出房子跟着大队走。   张锦辉从窗口望见正在橡胶园割胶的父亲和大哥直接被日军带走。而当时在另一座山上割胶的两个哥哥，因害怕而紧紧地抱在一起，但最后还是被日军抓去，这是张锦辉后来听一个当时在现场目睹这一幕的朋友说的。   张锦辉和母亲不清楚日军的用意，只能跟着人群走。当时，母亲怀里抱着个婴儿，手里牵着另一个儿子，张锦辉则拉着一个弟弟。母亲因为脚痛而走得特别慢，原在后头催赶他们跟上的日本士兵看见队伍已走远，就索性撇下他们，径自跑开。母亲赶紧拉着几个孩子躲进草丛里。   据知，日军把所有人带到一个园口，直接用机关枪扫射，数十人丧命。张锦辉听见远处传来枪声，却不敢走出来看，一直到傍晚时分才从草丛中出来，只见火光冲天 , 屋子已全被烧光。母亲带着他们逃到附近的新芭，亦即所谓的安全区。同年，他们迁往巴吉里的韭菜芭，投靠亲戚，但后来因为家境实在太窘困，只能忍痛将小弟卖给别人。为了挣一口饭吃，张锦辉也被迫在日军偷占的锡矿场里工作，替日本人卖力。   这场大屠杀令张锦辉痛失四位至亲。当时为了逃亡，也没办法回去捡骨，直至和平后才把家人的遗骸移葬到亚依淡的总坟。

走过日据——120位幸存者的泣血记忆 苏益美 ——细述 “ 巴力峇九大屠杀 ”   苏益美 1927 年出生在柔佛麻坡。日军入侵马来亚那一年，他与父母及十多个兄弟姐妹一起住在麻坡郊区，以割胶为生。苏益美还记得当时学校里的课本都有抗日内容，甚至唱的都是抗日歌曲，他父亲苏用固也非常支持筹赈活动。   当日军来到麻坡时，大家都把课本和其他各类书籍全数烧毁，因为这些带有抗日成分的书籍若被日军发现，恐怕性命难保。   当时的中华中学有一位通晓日语的来自台湾的老师，在日军入境后即向日军靠拢。为了得到日军的信任，他将记有华侨参与筹赈记录的本子交给日军。于是 , 日军就按着本子上的名单，捉拿涉及筹赈的抗日人士并加以杀害。   日军在筹赈领袖居住的四马路、五马路插上黑旗。黑旗是日军之间的暗号 , 意即正于该处进行逮捕屠杀行动，不得干扰。日军在进出口处派军队驻守 . 任何人只能进入，不得离开。在那两条路上，日军动用了 6 辆卡车将筹赈会领袖以及他们的家属载往巴力峇九的一个橡胶园 “ 丰兴隆园 ” 进行屠杀。   苏益美的家位于通往丰兴隆园的必经之路上。当时已 15 岁的他从家中窗户往外看，看到一辆又一辆卡车从他家门前经过，还看到卡车上有位妇人为襁褓中的孩子哺乳。或许那位母亲已预知踏上的是一条不归路，因此喂饱怀中可怜的孩子，让他可以温饱上路。   苏益美有个二十多岁名叫周清的朋友，他到橡胶园买番薯，回来时听到一些不太寻常的声音，便躲在橡胶树后偷看，结果亲眼见证日军如何杀害这一群无辜的百姓。日军用刺刀刺穿他们的背部，再一脚将血流如注的身体踢入遇难者生前自掘的大坑中，然后随便堆土，草率埋葬。这是日军惯用的屠杀手——“自掘坟墓 ”, 省事又不浪费子弹。   躲在树后的周淸还看到日军将小孩抛向空中，再以刺刀刺死。目睹这些血腥场面的他说： “ 吓得脚都软了。 ”   那一天原本天色晴朗，但当血溅山头时，天空突然像被黑布笼罩般，漫天昏暗，还下起倾盆大雨。   据苏益美所知，被那 6 辆卡车载走的人中，只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逃出生天。那时有 3 个人尝试逃走，但其中 2 人在逃跑中被日军开枪射死，另一位因以蛇形路线逃跑而成功保命，但腿部还是中...

  走过日据——120位幸存者的泣血记忆 颜其仁——父与众侨领悲壮就义   1942 年，家住麻坡的颜其仁正在新加坡的华侨中学念初中，寄宿在校。日军一攻入新加坡即展开轮番轰炸，当时住在宿舍的颜其仁，在凌晨五点多看见日本军机投弹后的天空闪现出一片片红光，这让他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刚好南下新加坡工作的父亲颜迥华，一收到局势开始混乱的风声就顺道把颜其仁带回麻坡老家，隔天全家即搬往玉射 (Grisek) 的橡胶园避难。   那段时期，麻坡陷入无政府状态，治安败坏，一些劫匪拿着英军战败后留下的枪支到处抢劫掳掠，若不给钱就施行割皮肤、撒盐巴的酷刑。为了逃避劫匪，颜其仁与家人不得不搬回镇上的店里居住。那间店位于大马路，原进行橡胶买卖 ( 统称为 “ 九八行 ”) ，日据以后便停业，成了他们的安身之所。   日军占领麻坡后不久，就派马来警长来游说所有的华人领袖返回市区开会，以讨论如何维持治安。日军军官在会上叫侨领们拿钱出来支援刚成立的新政府，结果有的捐 5 块，有的捐 3 块，现场仅筹到百多元。为此，日军军官勃然大怒。   2 月 28 日那天，侨领们再度被叫到漳泉会馆开会 , 殊不知因此惹来杀身之祸。   针对华人侨领不愿拿钱岀来一事，军官拿出一份刊登了麻坡筹赈委员会先前为救济中国筹得巨额款项的日文报纸，按报纸上的名单进行比对。日军按照名单，马上抓走 7 位筹赈会常务，包括颜迥华、郑文炳、李天赐、张开川、林照英、郑友专、罗美东，说是要载往峇株巴辖司令部问话。当时，其余出席者皆被警告，不能把侨领被抓的消息泄露出去，也不允许他们的家属逃跑，否则一律格杀勿论。   日据时期的报纸——《彼南新闻》     当时，颜其仁的家人曾向与会者询问颜父的下落 , 但大家为了保全自己 , 没敢告诉他们实情。日军在 3 月 3 日那天又抓去第二批常务，包括郑明月、林太宗、罗文渔等人。大家听闻侨领们被带走，大为惊恐，于是提议举办一个庆贺日军胜利的游行，免得伤及无辜。而日军为了安抚民心，隔日将第一天被捕的张开川和林照英（林照英的邻居是一位日本医生，彼此关系不错）释放出来。   1942 年 3 月 6 日，大游行结束以后，日军突然进行大搜查。...

  走过日据——120位幸存者的泣血记忆 谢隆兴——肃清被点名险成刀下魂   1906 年出生的谢隆兴，受访时已逾百岁，耳背得严重 , 但尚能忆起数十年前的零星片段。   当年，谢隆兴差一点儿就成为日军的刀下亡魂。他在日军展开爾清行动时被点名，当时以为必死无疑，却由于有另一位同名同姓的男子先站出来，让他逃过此劫。谢隆兴的身上布满龙虎文身，但他说自己并不是因为文身而被抓，却也记不清被抓的原因了。   谢隆兴忆述，日军是从龙宝（ Jalan Junid, 以 Lumpur 为译音，指海边沼泽地）登陆，进入麻坡后就先走到巴东（ Parit Jawa ）的警局附近 , 准备在树上伏击英国警察。然而 , 英国警察早已逃得不知所踪。   随后英日两军在巴东开战，谢隆兴一家与另外两户人家连夜逃到巴力峇九山脚下的菜园。当晚，日军突袭驻扎在巴力峇九的 “ 澳洲兵 ” （联军），两方在山上驳火几个小时。由于谢隆兴的住所与两军的交火点十分靠近，因此可以清楚地听见枪声。   直到快过农历新年时 , 谢隆兴才与家人离开菜园 , 从此在巴东一带的奎笼（注 1 ）以捕鱼过活。 注 1 ：南洋一带传统的木板寮房，通常建在离岸不远的浅海中，是渔家常年打渔、养鱼和生活的地方。

  走过日据——120位幸存者的泣血记忆 黄耀传 ——轮流替日军劳作   1932 年，黄耀传随父母从中国来到麻坡落脚，住在砂香街 (Jalan Sayang) 。日军登陆后，他们一家搬到一个沿河而建的小镇头条 ( 现称柔勒， Jorak) 避难。在那儿待了一两个星期后，又逃难到武吉巴西的橡胶园。直到日军正式投降，他们才搬回麻坡市区的二马路 (Jalan Abdullah) 。   二马路属于商业区，黄耀传与家人就住在自家店里的楼上。他们店铺左边隔两三间的房子住了筹赈会主席张开川，而右边隔几间则住了侨领罗美东。   一天早上，两批日军分别包围了罗美东与张开川的家。黄耀传知悉日军抓人，害怕得不敢到外面去看，只能靠听外面的车声、敲门声和谈话声来揣测外头的情况。   几天前，罗美东的药店门口还贴着由日军发出的“此铺是良民”证件。然而，就连这个护身符也难保罗家人的性命安全。   数日后，日军正式列队进入麻坡，在市区举办胜利大游行。黄耀传当时不敢开窗，只敢透过二楼的缝隙偷看。参与游行的全是日军，连续几个小时步行穿梭市区，手持日本国旗，高唱日本歌，以胜利者的姿态向人民宣布他们是这片土地的新主人。   黄耀传一家后来搬回砂香街居住。当时，部分日军驻扎在五马路 (Jalan Arab) ，而砂香街正好与五马路互为直角，黄耀传对经常出入的日军也见怪不怪了。他没有亲眼看见日军打人或杀人，但曾听说日军处死抢劫的村民和纵火烧商店的凶徒。   此外，日军在麻坡市区实行保甲制度（注 1 ），青少年必须轮流为日军劳作。黄耀传也不能幸免，他偶尔会被分派到巴力峇九 (Parit Bakar) 除草、种菜，每次劳作都获得一牛奶罐的米作为酬劳。   注 1 ：此制度以 10 户为 “ 甲 ” 、 10 甲为 “ 保 ” ，设保正、甲长，以辅助警察执行地方政务，遴选年轻壮丁协助警察维持治安。

  走过日据——120位幸存者的泣血记忆 陈庆昌——卖花等赈支援抗战 陈庆昌 1927 年出生在麻坡。他父亲曾在中国私塾念过书，却因为毛笔字写得不工整，南来马来亚后找不到一份文职工作，被迫到码头当苦力谋生。如此际遇促使陈父后来规定两个儿子必须每天习字 2 小时，这使陈庆昌和哥哥均练就一手好书法。   陈父挣了点钱以后，在大马路 (Jalan Maharani) 开了家杂货店。战前，武汉合唱团到麻坡为中国抗战筹款，在街上的新民舞台献唱。年纪小小的陈庆昌，也和同学们一起出外卖花筹钱，边卖花，边高声唱着中华中学 ( 已与化南中学合并为中化中学 ) 校长潘国渠为武汉合唱团创作的《卖花词》。   “先生买一朵花吧！先生买一朵花吧！这是自由之花呀！这是胜利之花呀！买了花救了国家。不是要你爱花，不是要你赏花。买了花救了国家。 ”   陈庆昌讲着讲看就哼唱起儿时常挂在嘴边的《卖花词》。当时筹赈的纸花并没有定价，大家都以乐捐方式买花，按自身的能力捐款，多多益善。陈庆昌还记得整首完整的《卖花词》，却记不清楚武汉合唱团一共筹到了多少钱。   武汉合唱团走后不久，又来了另一批筹赈队伍——“新中国剧团 ” 。剧团演出的戏剧展现了日军欺负、凌辱中国百姓的情景，逼真的表演让台下的观众个个慷慨激昂，纷纷将身上值钱的东西如现金、金表、戒指等丢上台，以筹赈抗日救中国。那一次，陈庆昌也积极参与卖花活动。   麻坡人热情澎湃的筹赈，使麻坡成为筹赈模范区，麻坡也因此成了日军的眼中钉。 1942 年 1 月，日军开始轰炸麻坡，陈庆昌与家人逃难到武吉巴西的一个山村。为了不连累家人，身为筹赈会秘书的哥哥陈润昌独自逃往丰盛港，一直到战后才重回故乡与家人团聚。   陈庆昌展示他的书法作品   有一天，山村里传来风声说日军已到山上来了，年轻人和女人连忙躲进芭里，陈庆昌也躲了起来。日军到屋内向留守在家里的老人家盘问，但没受过教育只会讲方言的老人听不懂也无法对答，后来老人家把藏在芭里的陈庆昌给唤回来传话。   陈庆昌礼貌地问：“先生们，你们要做什么？ ” 那些军人安抚大家说： “ 不要怕，我们是想要买些猪肉、鸡和鸭。 ” 村民知道日本兵来意以后 , 就切了一片猪肉，抓了...

  走过日据——120位幸存者的泣血记忆 林腾云 ——帮日本兵照相   林腾云 1923 年出生在中国海南。 1939 年，日本占领海南，他自己一个人逃难到柬埔寨，隔年再辗转来到马来亚的麻坡。   林腾云的父亲早前已南下马来亚，自制中药药丸，到处游走兜售 , 林腾云没办法找到他，只好自己落脚在贪吃街一家同乡所开的 “ 远东相馆 ” 里当学徒，自力更生。   几个月后，日军攻占麻坡。按林腾云的说法，日军仿佛一路追着他来，结果薪水还没领就又要开始逃命了。当时，日本军机炸沉了停在麻坡外海的英国战舰 “ 太子号 ” 及一艘从新加坡载米来麻坡的轮船 “ 武林号 ” 。林腾云一听到轰炸声，就赶紧收拾包袱，打算到巴莪 (Pagoh) 投靠一位同姓老乡。   他步行到巴吉里二南 (Jeram Bakri), 在那里过了一夜 , 再继续赶路到巴莪十九支 (Kampung Paya Redan) 。在往巴莪途中，林腾云遇到一位骑脚踏车的好心人顺路载他 , 使他得以赶得上见正要带着家人到四条港 ( 现称岭章， Renchong) 避难的同乡。于是，他和同乡一家人一起住到橡胶园的一间茅草屋里。由于从麻坡走到巴莪的路程约长 18 英里，一路步行过来的林腾云双脚过度操劳，结果两侧膝盖关节发炎，肿痛半年之久，因没钱看医生，只能等患处自行复原。   林腾云藏身芭里虽没见到日军的踪影，但他仍十分害怕。为了躲开日军，他每天早上都跑到山里砍一些树枝 , 到了下午才回去橡胶园。   日军占领麻坡后，最初的情况比较混乱，不时耳闻屠杀事件发生。军政府成立后，日军特别委任华侨协会会长黄吉甫管理华人事务，局势渐趋平稳。约半年后，林腾云从橡胶园搬回市区。当时刚好有一家被日军占据的相馆由海南人侨领何君佐接管 , 但他本身是个外行 , 于是交付林腾云打理。   那时候，相馆做的只是日本兵的生意，替他们拍照或洗相片，让他们寄回日本。军队里面有些士兵懂方言，可充当翻译。而林腾云也常通过写汉字来与日军沟通。有些日本宪兵对照相很有兴趣，甚至有个日军队长向林腾云学习冲洗相片的技术。   有一个叫国芬的大队长，曾在相馆里对林腾云述说他们的入侵过程：日军从泰国进入马来亚，几乎没与英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