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看成岭侧成峰

当代马华文存 社会卷 90年代 电检局剪不断，理还乱 黄家伟   现有的落伍电检及电影分级制度有必要重新检讨，把集中在一些官僚手中的检审权力，交给民间的专业人士，从而制定一套契合时代精神的专业电影检审及分类标准。   上周谈到本地电影检审局的“黑箱作业”，以及影片检审标准的杂乱无章，其实仅道出了电影检审制度的冰山一角，经常与电检局打交道的电影业者，当更明了其中的荒谬尺度，以及电检制度极度官僚化的流弊。   大部分国家都有本身的电影检审制度，以达到其“寓教育于娱乐 ” 的目标；不幸的是：电影检审制度永远与观众的观赏权利、电影制作人的芝术创作自由，以及片商的经济利益有冲突。没有人愿意将观赏何种电影、拍摄何种电影、要在电影中传达某些讯息的权力交给他人审核，或是删剪。   电影公司可上诉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公正、透明、专业及负责的电影检审机构，便不可或缺。了解这个主宰马来西亚 2 千 200 万人观赏影片权利及观赏乐趣的机构，将能提高我们对电检制度的认识，而不致于对它产生莫名的恐惧，或是美丽的误会。   一般读者或以为，电检局既然主管电影芝术及教育的审查工作，应属于文化、艺术及旅游部，或是新闻部，然而，它却隶属内政部。而且， 28 名电检人员，绝大部分是退休公务员，分别来自警界、军方、教育及福利部门，担任公职的服务年资至少 25 年。   他们是根据 1952 年（注意：当时大马仍未独立，属英殖民地时期）影片审查法令，以及 72 年、 74 年及 80 年的修正法令执行任务。凡是影片内容涉及种族、宗教、色情、暴力及不良意识的影片（色情及敏感的定义，由官员决定；影片业者无法取得一套既定的准则），都会遭到禁映或被删剪的命运。不过，有所不满的电影发行公司，可向该局设立的内部上诉组织上诉。   从电检局的既定结构来看。它无疑是典型的保守官僚机构。它的主要功能，是协助政府清除及过滤一切 “ 不良的意识型态 ” ，使到进入观众眼帘的，皆是符合官方意识型态。或其所能容忍的影片或讯息，进而达到 “ 净化社会 ” 的终极目标。它是政府的意识型态清道夫，而不是电影艺术或娱乐的倡导者。   检审标准已落伍   一...

当代马华文存 社会卷 90年代 墓园保存的意义和困境 杨善勇 1. 坟墓情意结   古代的葬礼，极其简单。根据《易经·系辞》的说明，仅仅 “ 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 ” 。但是，无标志的墓穴，产生种种辨认上的困难。《礼记 • 檀弓上》即有 “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 ” 的记载。   孔子“不知其墓”，却不足以论证“慎终追远”的思想尚未成形。殷墟的发现，恰好是有力的反证。城市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 (Lewis Mumfort) 的论点是，古人对灵魂的恐惧，掀动了守墓的习俗，进而形成部落的定居，而最终成为城市的雏形。   很明显的，坟墓原是城市的一部份，而且是组成城市的重要部份。城市和坟墓经常是毗邻而建。《史记·田单列传》里有一段经典的记述：   “ …… 田单再一次施展反间计，说：我们深怕燕国人挖掘我们城外的坟墓，辱及祖先的灵骨，这可是我们想到都会胆战心惊的。燕国人便因此在外创坟焚尸。齐人从城头望见先人之坟毁于一旦，不禁痛哭，一致要求决一死战，三军士气因此倍增…… ”   坟墓情意结的效应，由此可见。实际上，坟墓基本上便是 “ 整个都市形态、气质、历史、文化等的缩影 ” ，可以丰硕城市的资料（李清志， 1997 ）。   2. 墓园的价值   具体的说，坟场反映当地的城市风格，更留下追踪人物、事件和年代的线索。依据墓园的人种和族群分布，我们也可从中推论个别时期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坟墓的建筑形式也显见不同时代的设计思潮。   许多考古的发现凭借，正是墓园。例如，具有 6 千余年历史的仰韶文化墓葬中用蚌壳堆砌的龙虎图案（石诗元， 1998 ）；又如绵延 110 公里在海南三亚市藤桥番岭的伊斯兰教徒古墓（周伟民， 1997 ） ; 都是其中的档案。   基于坟墓的研究价值所在，不少国家都对此给予深切的关注。日本的青山灵园，即为佼佼之作 , 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碍于一条高速公路的建筑，必须穿过皇族的古冢，日本政府乃致不惜动用巨资， “ 从地底深处经过坟冢，保全了古迹 ” 。   纽约公墓密集如林，秩序井然，极是可观，不失为墓园规划的代表之作。   伦敦的市中心，正如...

  当代马华文存 社会卷 90年代 爱国论 郑云城   自从经济风暴发生以来，国内的是非也跟着多了起来。而其中最常挂在政治人物嘴边的是 “ 爱国论 ” 。 “ 爱国 ” 的反义词 “ 叛国 ” 一词也跟着流行起来。谁谁爱国和叛国的指控此起彼落，让我仿佛置身谍影重重的国度。   “爱国”和“叛国”的定义本来是正邪对立的，一望即知。在政治人物所举的例子里更是简明易懂，无需费时耗神翻查词典。这些实际兼且一看就懂的例子如：购买国货是爱国行为；把钱存进外国银行是叛国罪行；将家丑消息传给外国传媒是出卖国家；跟共运会节拍大喊 “Malaysia Boleh ”的是爱国份子；搞街头政治是叛国；遵从政治领袖的话是爱国，反政府是叛国等等……   我常喜欢将简单的事想得很复杂。比方困扰我的是，如果有国人买了国货又将钱存外国银行；或者到共运会喊了 Malaysia Boleh, 又到独立广场高呼 Reformasi, 这应该怎么办？而谁有资格设定马来西亚人的爱国指际呢？   我私下为自己计算，根据政治人物设下的一套“简易版爱国指标”的总得分，不禁暗暗汗流浹背的同时，却收到由马来西亚华校校友会联合会总会的邀请，为该会主办的 “ 爱国论 ” 征文比赛担任评判。我匆匆读了好些同学的稿件，发觉原来官方标准也正在校园大行其道，连高中生在这方面的 “ 认知 ” 也比我强了好多倍，还可以 “ 官腔 ” 十足的指示国人，应该怎详怎样才算是爱国。   在经济风暴吹袭下，许多人常劝勉以国家利益为重，应该将国家利益摆在最前面，然而实际上国家利益是什么？   怎样才算爱国   对于广大人民作为个人单元来说，国家利益是摸不着也不具体的东西，而个人利益才最重要。如果国货品质不好，价钱又贵，我们应该谴责选择入口货的人民吗？如果真有大部分国人响应政府号召购买国货，是不是因此助长养了一批不思长进，无法在国际市场竞争的本地制造商呢？这间接对国家经济造成深远伤害的行为算不算叛国呢？   其实，以上没有一个例子可以构成“爱国”或“叛国”的行为或罪行！   民主的国家是以人本为出发点。没有任何政治人物有资格为人民下 “ 爱国 ” 和 “ 叛国 ” 的定义，或者...

  当代马华文存 社会卷 90年代 华人价值观的演变 骆静山   所谓“价值观” (Value) 是指每个文化或时代里，人们据以判断事物好坏的一套标准。   一个人的价值观念系统 (Value System) 同他的信仰是分不开的。符合信仰体系的规范和要求，就被认为是合理的、美好的、正当的；反之，则被认为是不合理的、丑恶的、不正当的。价值观也受到理想的影响。任何事物越接近理想，它的价值就越高，违背理想的就被认为没有价值。   价值判断 (Value Judegement) 既然同构成信仰的世界观 (World View) 和人生观 (Outlook On Life) 有关，一个具有广阔世界观和深邃人生观的人，他的价值判断自然不同于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都非常浅陋的人。   社会变迁 (Social Change) 常常改变生活条件和人际关系，作为上层结构的价值系统当然会随着物质和社会基础的改变而改变 , 因此，谈到一个族群的价值观时，我们必须区别圣人的道德理想与俗人的心理倾向。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因为人们的价值观牵涉很多复杂的因素。   从不同的观点来判断事物的好坏，会得到不同的结论。科学家求真，宗教家求善，艺术家求美，他们各有所偏。自古以来，真、善、美一直是人类所追求的最高价值。   作为观念型态（ Idealogy ）的构成部分 , 价值观（伦理及行为准则），世界观（宗教及哲学）和社会观（文物制度）起着相互作用。要了解一个族群的价值观，必须先了解他们的宗教信仰、伦理思想、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   儒家价值观   儒家学说形成中华文化的主流，因此儒家价值观也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   儒家把周朝遗留的天命概念和先秦发展起来的人文思想调和起来，提出 “ 天人合一 ” 的概念。他们把古代的天帝信仰伦理化，认定人性的良善是秉受天道的良善；所以实践仁心就是体现天道。   儒家的价值系统是以他们的仁义学说为中心，他们“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 ” （《荀子·不苟》），孔子说： “ 君子谋道不谋食 ” ，又说 “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 。孟子也认为富贵利达 “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他...

  当代马华文存 社会卷 90年代 华人与形式主义 许文荣   如果有人要我用四个字来形容马来西亚的华人，我会不假思索的回答： “ 形式主义 ” 。   我向来没有考据癖，不晓得华人什么时候被形式主义这幽灵所缠上，但自从被它惹上之后，就一直与它纠缠不清，生活几乎完全被它所牢控，似乎已注定摆脱不了它的宿命。   形式主义的思维所激发的是一种表面、外在、感官、肤浅、投机、物欲、功利、机械、浮躁的心理与行动。   要叙述华人与形式主义的恋情，真是太多风花雪月，谈不胜谈 , 就先以被视为华人命脉的经济说起吧。华人之重商，似乎已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做生意对华人来说才是有出息的，因为做生意可以赚大钱；至于教书嘛那是一分只会给人瞧不起的工作。我家对面的肥嫂整天 “ 恐吓 ” 她的两个女儿千千万万别当教师，当教师能挣得多少钱， “ 叫 ” 你去 “ 死 ” 就有份！   做生意赚大钱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这是绝大多数华人家长对孩子的期望，也是绝大多数华人年轻人的梦想，于是乎，华社里头所有的优秀人才都集中在商界，华小与独中每年却大闹师资荒。   做生意只要能赚越多钱就越高明，至于所用的手段是否正确是可以得过且过的，不必太过在意，这是华人最了不起的经商哲学。由于这个缘故，华人里头的奸商特别多。   在夜市场我只想买一公斤山竹，选后拿去秤时超过一点点，卖山竹的大佬 “ 自告奋勇 ” 为我装了两公斤，然后唤我付给他两公斤的钱。以前，有一些马来朋友常对我说，跟华人买东西最怕被 “ 吃秤头 ” ；我的新加坡朋友向我抱怨说，有一次他在新山修理车时，被人狠狠地当菜头来砍。这些也只不过冰山的一角，但却足于说明华人只注重外在的钱财，却失去了内在的公义。   在政治场上的华人也和商场上的同胞不遑多让，政治也被华人青年，尤其是大专生视为有好东西可捞的事业，因此有一些华人大专生领袖就利用职务上的方便开始联系外面的政党领导人，以为他们日后的从政铺路。   从政被认为是可以升官发财的捷径，至于政治的实质意义却少人问津。当某某政党举行改选，选举的新闻便 “ 光芒四射 ” ，充斥各大华文报。形式主义营造了狂热的选举文化与职位文化，选举成为每一个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