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看成岭侧成峰

 中国报2020.10.30 旱季制水四方井救命 7寸匕首插井中清泉长流 地点：峇株吧辖石文丁渔村 沈俊荣 报导      (峇株巴辖29日讯)峇株巴辖石文丁渔村以情人桥及模鱼大伯公庙闻名，但鲜为人知的是，该村也有一口充满传奇色彩的“四方井”，井中插著一把7寸匕首，终年不歇流出甘甜清澈的泉水。     这口名力“青龙泉”的四方井，位于石文丁中华学校旁，其后侧有一座供奉地灵娘娘的青龙宫，相传这口井建于1970年，迄今已有50年历史，井水迄今依然清澈见底。     据了解，石文丁渔村迟至70年代初才有电源供应，90年代初才有自来水，在没有自来水的日子，村民都是靠雨水及井水获取干净水源，供饮用及洗涤用途。 由村民集资开凿     这口“方方正正”的四方井，面积约8尺乘8尺，实际尺寸是2.50公尺乘2.36公尺，相传这口井是由该村崇岩宫池府王爷物色“活水源泉”的所在地，由村民集资开凿。     石文丁老村民卢国雄(76岁)追述，这口四方井是由该村经营杂货店的已故王汉开，带领一些村民合力开凿，当时还是年轻小伙子的他，也参与凿井工作.     “我记得当时一包50公斤的洋灰仅售3令吉20仙，村民还到海口路的废弃石厂搬运石头作为原料。懂得凿井技术的王汉开，未使用砖块或铁枝，仅用板桩固定，混合石头及洋灰做成井壁，耗时约1个月完成凿井工作。”     他说，“四方井”因为够大、井水够多，成为全村人共用的一口井，但打水的人多了，造成井底的碎石及净水用的硬木炭逐渐流失，使用三四年后水质也变混浊，就算添加碎石及硬木炭，也没显著改善。     “后来，我请示池府王爷，王爷嘱我找人铸造一把刀身长7寸、宽1.5寸的白钢匕首，再择日迎请池府王爷降鸾加持，我也依指示，把匕首插在井中的特定位置。” 插上匕首净化水质3天     池府王爷指示在井中插上7寸匕首的位置，竟源源不绝冒出乾净泉水，让“青龙泉”成了水下乾涸的活水源头。     卢国雄告诉《中国报》，井底多个位置都有水源，但插著匕首的位置仿如“泉眼”般，冒出最多泉水，而且水质甘甜，没有杂味。     他依稀记得，...

  马来亚丛谈 大伯公有没有老婆 许云樵   记得战前，有几位朋友在报上讨论南洋研究时，因为意见不能一致，有位编辑先生便说了几句俏皮话。他说：「大伯公有没有老婆？三宝太监有没有胡须？这些问题应该让另一班人去研究。」自然他祗是举例？并非说有人在讨论这些问题，只是他认为这种问题，没有讨论的价値而已。其实任何问题，并非对每一个人都有价値，也不会对每一个人都无价値。譬如苏联把庞大的火箭打到太空去，又把打上去的两只小狗使牠们生还，使全世界震动，可是在一般生活发生严重问题的人看来，对他们丝亳没有关系，绝对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但我们能肯定说，对他们绝无关系吗？自然我们应该注意现实，但只顾现实，人类的交化便无法进步，因为有些问题看似无关现实，但间接都有关系的，要不然，桃花为什么不香？蜈蚣究竟有几双脚？为什么科学家也不放弃硏究呢？大伯公有没有老婆？固然是句笑话，可是在硏究民俗学的人看来，也是値得探讨的问题。关于大伯公，以前就有好几位有名的学者讨论过。因为在南洋的华人，除了奉回敎或基督敎的以外，几乎全都拜大伯公，如果你要问他，大伯公是谁？他可答不出来，但如果你问他，为什么要拜大伯公？他就可以说上一大堆话，吿诉你大伯公合保佑你合家平安，大伯公会帮助你四季发财，如果你拜了他。     马来亚千家万户奉祀的大伯公画像   经过许多専家讨论的结果，认为大伯公就是中国的土地公，理由有三： ( 一 ) 南洋各地奉祀大伯公的庙叫做福徳祠，中国的土地庙也叫做福徳祠。 ( 二 ) 土地公是到处必有的 , 而且一个地方可能有好几间土地堂，不比城隍厢，一县只能有一座，大伯公庙也是如此，在新加坡只有一座城隍庙 ( 在栢城街 ) ，却有十几间大伯公庙，可是并没有一间土地庙。 ( 三 ) 广东客家称土地公为「伯公」，这里的大伯公性质和土地公相同，祗是名称上多一个「大」字而已。   大伯公的「大」字，大家都以为是尊众他的意思 , 其实「伯公」二字固然是从客家话来的，但为「大」字，可不是中国话，原来是马来话称「神」叫做 Datoh 一字的缩称 toh 的译音。大约最初马来人称「伯公」 ( 土地 ) 为 Datoh Pokong, 后来叫滑了，缩做 Topekong ，华人发音不正，唤作大伯公。伯公两字是客话，因此学者认为是客人...

  亚非丛书   马来亚丛谈 许云樵著 新加坡青年书局印行 1961     自序   新嘉坡广播电台为强调学术广播节目的马来亚化，而特约我讲述「马来亚丛谈」，每星期三下午七时一刻至七时半，以华语播岀。大家以为在从事南洋硏究三十年的我来讲述 , 应该是件軽易的事。其实，这是「顶石臼做戏」的勾当，聪明人是不干的：他该在中国讲南洋 , 在南洋讲欧美，在欧美讲东方，才能吃香，才有人要听。现在却要我在马来亚来谈马来亚，要谈人人所能谈 , 而又要谈得出色，谈得新奇，那就不容易，任凭你硏究多少年，都是不堪胜任的。况且电台质播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敎育，如果播讲者一知半解，甚知以误传讹，那责任是很大的。因此 , 最初我颇踌蹒，但总却不过电台的盛意和友好们的怂勇，自己又一向以鼓吹南洋硏究和马来亚研究为职志，自然义不容辞，虽则年来我在南大所讲授的几门科目都须自编讲义，还须主持研究室并其他事务，应付校内外的讲演和各地的文债，每夜祗有四五小时的睡眠 , 但也只有硬着头皮忙上再加忙。   十五分钟的广播词虽祗二千字上下，说来似乎很軽易，但写起来却颇费力：要通俗，要有学术意味，要简洁，要能引人入胜。我所知道的，人家也知道，我有兴趣的，人家未必有 , 取舍详畧，煞费周章。自去年八月三日开始迄今，已把预定的四十讲播完 , 广播稿也都在各报发表过，徂辗转传抄，鲁鱼亥豕，在所不免，版位排列 , 偶或太参差，不易够存 , 听众和读者纷纷要求另出单行本，以利保存参考 , 因此我就増加些插图，把牠收入「亚非丛书」内，由靑年书局出版，也算留一纪念。   许云樵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七日于南洋大学南洋硏究室     目次   一、 太古时代的马来亚 二、 传疑时代的马来亚 三、 黄金时代的马来亚 四、 马来亚地名掌故谈 五、 两千年来的新嘉坡 六、 新嘉坡第一位侨领 七、 马来亚最早华文报 八、 「角子」和「镭」「王」的来历 九、 槟城彭亨的旧币制 十、 杀人狂和着魔痴呆 十一、     大伯公有没有老婆 十二、     三宝公有没有胡须 十三...

走过日据——120位幸存者的泣血记忆 符广安 ——说安民却杀不停   符广安 1930 年在柔佛州武吉巴西古当镇 (Pasir Gudang) 的马赛城 (Kota Masai) 出生。他们一家原本住在一个名为 “ 汉阳园 ” 的橡胶园里，后来辗转搬到 3 英里外的乌鲁地南镇 (Ulu Tiram) 的 “ 万孚园 ” 。   乌鲁地南，过去被当地华人称为“德兴港十三碑”，是个华人聚居地，约有居民一千人。万孚园则是个以生产橡胶为主的小村镇，全镇只有七八间店。   符广安的父亲当年向英殖民政府申请了万孚园中的十亩地，主要种植橡胶树以及一些黄梨。符父除了打理橡胶园之外，还在乌鲁地南街场开了间咖啡店，做点小生意。   1941 年，符父在日军入侵前两个月不幸病逝。家人已预见一家之主骤逝后的生活肯定会比较艰苦，但没想到日军竟在此时攻入马来亚，掀开历史上血腥的一页。   日军攻占乌鲁地南后，符广安一家便开始逃亡，当时有一 • 百多人跟他们一起躲进偏僻的森林里。他们先住在张景宽橡胶园的“公司屋”，之后才逃进连接橡胶园的森林里。   符广安回想当时的情况：“日军杀到这里，我们就逃到另一个地方，边逃边躲。其实，那时没有一个地方是绝对安全的。 ”   日军抵达时，乌鲁地南镇仿如一座空城，日本兵便开始往郊外搜索。避难者原以为日军不会进到森林来，岂料还是被两名日本兵发现了他们的行踪。日军穿着背心，身上带了把刀，在看见他们的当下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只望了对方几眼 . 然后比手划脚问他们有没有食物，村民那时已没有多余食物可以分给他们，日本兵逗留一会儿便离开了。大家误以为这两名日本兵不是刻意到森林搜索，只是误打误撞碰见了。   华侨学校校长庄中波当时也在逃亡队伍中。遇见日本兵的一星期后，市区传来日军安民的消息，庄校长便安排一些年轻人回去乌鲁地南街场探听情况。结果日军非但没有安民，还把回到市区的人抓了起来，带到大沟边（现乌鲁地南新村的无名大沟 . 当年橡胶园主为了排水而挖掘的大沟）和警察局后面的防空壕，用铁线将五六个人绑在一起，然后一一刺杀，据知，此次约有两百人被屠杀。   屠杀消息传到橡胶园，庄校长遂召集大家讨论对策。众人认为若同时被日...

走过日据——120位幸存者的泣血记忆 曾天传——不曾见日军踪迹   1914 年出生的曾天传受访时已 96 岁高龄，对日据时期的记忆已模糊。他说 , 那段日子虽不曾见过日军身影，但还是难免忧心忡忡，害怕日军随时进芭场伤害他们。为求自保，曾天传安分守己地在自己的芭里工作，不闻不问外面的事，平安度过这段动荡岁月。尽管曾天传的芭场与德茂园仅相距 1 英里，可是他对德茂园大屠杀一无所知，也不曾耳闻。

  走过日据——120位幸存者的泣血记忆 刘华光 ——血就像水一样流了出来   刘华光于 1930 年出生。日军侵占马来亚时，刚上小学一年级的他上课还不到三个月，就被迫停学，跟随家人从上泗隆黄梨芭逃到山芭里避难。   他们白天住在芭里，下午才出来找木薯、番薯等食物充饥。由于山芭范围很广，日军难以搜索，因此他们一家侥幸逃过徳茂园大屠杀一劫。   事发当天，刘华光的父亲听到风声，午后就带着刘华光出外探个究竟，目睹屠杀后的惨状。日军对整个橡胶园的居民施以毒手 , 无论老少 , 皆死在无情的刺刀之下。据说，约有四百人惨遭日军杀害。刘华光和父亲先后进入两间屋子，只见遍地尸首，共有十多人丧命于此。最令刘华光难忘的是，日军连小孩子也不放过。那孩子死状恐怖，背部有很深的刀痕，血就像水一样流了出来。由于当时险象环生，前去收尸的士乃华侨协会代表，只能把这些蒙难者的尸骸草草埋在大屋旁。   日军当时也实行“三光”政策①，据说下泗隆一间木板屋里有三四十人被活活烧死。有一次，刘华光也差点命丧日军枪下，幸好他当时拐了一个弯，躲进沟渠里，日军没看见他。若照原路向前走，他也许已经没命了。躲在芭里那段期间，刘华光与友人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常爬上橡胶树看远处日军执行灌水酷刑。   1944 年，刘父病逝，刘母带着孩子到沙威的亲戚家暂住。不久后，日军宣布投降，刘华光在街上看见他们举白旗撤离。 刘华光   ①“三光”政策即抢光、烧光、杀光。

  走过日据——120位幸存者的泣血记忆 叶清泉——德茂园大屠杀   叶清泉 1933 年出生在雪兰莪州的沙登村（ Serdang ）。日军投降后不久，他们举家迁到泗隆，至今已六十多年。叶清泉曾任泗隆村长及地方议会主席，因此非常熟悉泗隆的历史。他从老前辈的口中得知日军在德茂园大屠杀的经过。   1942 年清明节当天，日军进入泗隆，把附近的两三百名居民全抓到橡胶园（即现在的泗隆华小前面）去 , 准备大开杀戒。事因日本军队几天前从士乃去泗隆的途中 , 有一两位日本兵被抗日军杀死。所幸泗隆有一位曾姓华人暗探告诉日军这里的居民全是良民，没有抗日分子，日军听信他的话，释放了所有人，泗隆的居民才得以保住性命 , 逃过死劫。   一两天后，日军从泗隆转到约两英里外的德茂园（现称罗斯谷园） , 展开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德茂园园主黄德茂当年在园中盖了一所大宅，日军侵占马来亚后，黄德茂一家到别处避难，空置的大屋顿时成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难民的暂栖之所。这些原本为了逃难才来到这里的人们，始终逃不过命运，仍成为日军屠杀的对象。日军一个晚上杀了两百多人。据说，只有一个 3 岁的小孩逃出来，后来却下落不明。不久以后，泗隆附近的人前来收尸，把骨骸埋在大屋前面或芭园附近，德茂园仿如一个乱葬岗。   徳茂园公司办公楼

  走过日据——120位幸存者的泣血记忆 何东——清明时节杀机频起   何东 1929 年在泗隆 (Seelong) 出生。当年的泗隆分为上下两区，主要生产黄梨和橡胶。何东一家六口就住在上、下泗隆交界处的橡胶园里。   连接着上、下泗隆的路段有许多载着黄梨和橡胶的卡车往返，这两段路各由一人看管，经过的车子皆须缴路费，收入归看守人所有，其中一部分会用来修路、筑路。日军占领期间，道路上车辆绝迹，这两段曾经交通相当繁忙的道路也渐渐隐没于茅草之中。   1941 年末，何东见到几个日本士兵骑着脚踏车从他家门前经过。后来，日军脚踏车队不时在该地出没，三三两两分布在山头 , 似乎欲用人声营造满山都是日军的感觉，日军就是以这种心理战术制造恐慌。   不久，英、日两军在泗隆 ( 就在现在的泗隆新村入口处 ) 交火。红毛兵与雇佣兵 ① 不敌日军，落荒而逃，留下满地枪炮与军需用品。父亲不准何东去碰这些东西，可是一些大胆的村民却把有用的物品如饭盒、水瓶等捡回家去。   日军初入境时，泗隆村人合力在三英里外的地方建了几间长屋，并在屋旁挖了防空壕，以备不时之需。然而 , 这些长屋始终不曾有人搬进去住。   第二年，何东与母亲及兄弟到雪兰莪州的煤炭山 (Batu Arang) 投靠亲戚，并在那里打工赚钱。他清楚记得，在 1943 年清明节的前一天，他们从吉隆坡搭火车到士乃（ Senai ） , 然后步行回泗隆。   回家路上，他们连一个人影也没看见，不久后才听说所有居民都已被日军抓去，而他们也同样被日军带走。大家被赶到一排旧店屋前面，在 “ 高佬 ” ②的公司空地上集合，一直到下午时分才获准回家。可是，大家始终搞不清楚日军为何要这么做，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何东当时年纪太小，已记不淸细节。   何东从一些逃难到泗隆买粮食的村民口中得知，同一天晚上，距离泗隆约两英里的德茂园，发生民房被烧、居民被杀的惨案。当地原住有一两百人，加上到那里避难的数百人，难以确定蒙难者的实际人数。隔天有三十余人从德茂园逃出来。   另有十多个泗隆人后来在家中被日军带走，从此下落不明，大家都推断他们已遭到不测。   泗隆的西南方有一个叫“...

  走过日据——120位幸存者的泣血记忆 蔡浅 ——听到车声就躲到山芭   生于 1930 年的蔡浅和父母、弟弟、妹妹住在沙威 (Kelapa Sawit) 的五百吉芭场。一家靠种番薯、木薯、木瓜和养猪为生。日据时期，正处青春年华的蔡浅听说日军抓女孩去强奸，所以只要听到远处传来车声，她就会和其他女子一起躲到 1 英里外的山芭，等到日军离开后才回家。   日据时期，五百吉比其他地方平静，很少发生日军烧杀掳掠之事。不过，生活依然困苦，当地居民辟地烧芭 , 种植谷粮。   日本投降前，村里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氛围 , 村民怕日军烧屋杀人，全躲进一位曾姓人士的大屋里度过一天一夜，而这可算是蔡浅当时所遇过的印象最深刻的事。数年后，她方知悉妹妹的家公当时因被怀疑是抗日军而被带到养猪场杀害。

  走过日据——120位幸存者的泣血记忆 黄玩——藏盐属犯法 哥买盐被收押   黄玩 1934 年在中国出生， 4 岁时随家人来到柔佛州古来镇（ Kulai ）定居。其父母与兄嫂都在英国人的橡胶园割胶，依黄玩的说法是 “ 做公司工 ” ，日赚 3 元左右。   黄家听说日军到来的消息后，便赶紧搬入距古来 15 英里外一个叫 “ 五百吉 ” （ “ 吉 ” 是当地华人通用词，即英亩）的芭地。当时有一位大橡胶园业主因为要逃亡，就把橡胶园、公司屋及种植的水果树一并卖给黄父。   当时的“五百吉”犹如一个大新村，黄玩一家住在芭尾。一位住在芭口帮人理发的女子因躲避不及，被日军抓去强奸。日据时期，当地人提心吊胆过日子，就连大树倒下的声音也会吓得大家颤抖。   黄玩与其他孩子只要听到任何风声，就会随大人躲进深芭里，坐在树头等，天黑了才回家。特别是听到日本军机的声响时，他们会立即躲到芭里去，而飞机有时会掉下印着 “ 不要接济共产党 ” 的传单。   黄玩听说，当年在古来二十四碑（现已铲平建成工厂）的深芭里，两个村民蔡金和韩耀挑菜出来卖时被日军发现带走，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那段时期，私自藏盐是犯法的行为。由于家中无盐 ,18 岁的哥哥便骑脚踏车到古来载盐，行经二十三碑时被日军拦截，搜出一包盐。哥哥不但被掌掴，还被踢进沟渠里，痛得他哭喊 “ 妈妈 ” 。日军怀疑哥哥救济抗日军，将他连人带车载到 6 英里外的古来警察局。两天后，黄父到警局探望哥哥，也被收押起来，关在牢里二十多天后才被放出来。他们在牢里每天只吃番薯，有的番薯甚至已经发霉、腐坏。当时住在士年纳 (Sedenak) 的叔公黄弯，常常到警察局打探他们的情况。   日军曾把在街上做生意或是上街买粮食的人都带到二十四碑，主要是为了探问抗日军的消息，结果却问不出个所以然。被扣留的人大都被命令在烈日下站几个小时后被放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