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看成岭侧成峰

  星洲日报2011.01.09 安焕然新书还原史实 中海洋史高峰在宋朝     一般人会认为中国古代海洋发展史的高峰，是落在600年前郑和下西洋的时候。然而，根据史学家研究发现，其实，中国海洋发展史的高峰并非在那个时候，而是在距今1千年前的宋元时期。     关于郑和为何下西洋，根据史料，明成祖由于得位不正，为了合理化他的地位，建立威望，他于是派遣郑和等多位使节远航到海外诏谕各国前来朝贡。     明成祖延续父亲明太祖的锁国政策，实施海禁，只有官方使节才能出海，使官方拢断了海外贸易。此举不仅使民间对外贸易停顿，也导致原活跃于东南亚和东亚的华人海商被迫流落国外。 明朝众多官员反对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是建立在宋元时期的成熟造船和航海技术基础上，它是中国海洋发展史的延续。     郑和在第七次下西洋之后，就不再出航。据史料记载，这是遭到明朝众多正直官员的反对声中决定的。当时正值明朝内部经济走下坡，官员们觉得下西洋是劳民伤财，对国家没什么实质助益。       古代马中文化交流是中国海洋发展史的研究范畴卜也是东南亚史及马来西亚古代史的一部份。你想进一步了解这方面的历史吗？这一切，可从南方学院中文系兼学术研究处主任安焕然新著——《古代马中文化交流史论集》找到答案。     此书由南院出版社出版，全书248页，按内容分类成四大篇，含62篇评论文章。     这四大篇，包括：第一篇、马华前史：从边界到边缘的思考；第二篇、海上丝路的灵光；第三篇、郑和下西洋的格局；第四篇、满剌加：“光辉灿烂”的马六甲王朝。 古代马中文化交流发展现史实     从2000年至2006年，安焕然受邀为星洲日报《星洲广场》的《边缘评论》专栏撰写文章。     2005年正值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安焕然也配合这股“郑和热”，从古代历史的角度，书写了系列有关马中文化交流史的文章。     《古代马中文化交流史论集》收录62篇文章，其中的61篇是安焕然于《边缘评...

  星洲日报／边缘评论2011.01.09 陈嘉庚的好朋友 安焕然 有人说，陈嘉庚的思想渊源来自于福建原乡的“同安精神”、旧学教育，及他一生皆浸濡在儒家格训中。但就其明确而深邃的“实学致用”办学理念来看，不仅继承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精华，同时亦兼采了西方现代文明思想。问题来了，一个旧学出身的儒商又怎会接受西方现代文明思想呢？ 探索陈嘉庚的思想渊源，不能忽略的是他的交友网络。陈嘉庚是个理智，讲求实际的人，而且善恶分明。在陈嘉庚眼中，那些处处敷衍，不务实际，不仅不配称同志，也是革命的罪人，耻与为伍。 但，陈嘉庚的交友网络却是相当广泛。新加坡的怡和轩是陈嘉庚的第二个家。在这个组织里，有南来的新客儒商，也有接受西式教育的土生华商。学者梁元生就曾指出，怡和轩是华裔殷商汇聚之地，也是中西文化交流一个良好而合适的文化场景。这样的文化处境造就了一批面向中西的社会领袖。 陈嘉庚的好朋友，有学贯中西的林文庆、潮帮领袖侨生华人林义顺、马六甲实业家曾江水、华民政务司署首席翻译官孙崇瑜，以及在华社动员上，响应、支持陈嘉庚的叶玉堆、陈文确、陈六使、侯西反、刘玉水、张楚琨、胡愈之等人。另外，还有中国教育家黄炎培，以及印度的政治领袖尼赫鲁，都是陈嘉庚的朋友。 这些挚友和同志当中，黄炎培是中国实用主义教育的提倡者。1913-1917年黄炎培批判当时旧教育脱离实际，脱离生产的弊病，首倡教育与学生生活，学校与社会实际相联系的实用主义。1917年黄炎培南来视察东南亚华教，与新马华教人士多有接触。黄炎培曾言“发了财的人肯会拿出钱来办教育的，只有陈先生。”诚见黄炎培对陈嘉庚办学精神之激赏。黄炎培认为，教育的本质就在于使受教育者具有自立的能力，使之能够在社会上生存、生活，进而提倡职业教育。这一点，与陈嘉庚的“实学致用”的教育理念是一致的。黄、陈二人既是挚友，相信在教育理念上亦多有交流和共识。 另一位挚友林文庆，是陈嘉庚创办大学最信任之人，并聘请林文庆担任厦门大学的校长。陈嘉庚评说林文庆是一位“对西方之实用科学及中国文化伦理精神皆有透彻了解”之人。林文庆掌厦大的理想，是希望厦大毕业生应是道德完善的君子，而且把英文当作第二语文，语文能力要强，职业训练有素。林、陈两人的办学理念是相通一致的。 陈嘉庚和林文庆共建厦门大学，又成为亲密朋友，那是陈嘉庚“爱国华侨”形象、“倾家兴学”精神之外，另一层亦值得探索的生命情...

星洲日报2010.10.03 海南人的游牧性格 安焕然     海南人常给人说话大声，喜怒于形，动辄“手舞足蹈”的浪漫印象。喜欢的人认为那是海南人的激情，不喜欢的认为那是海南人的“冲动”、“发癫”。我想，这种个性，除了海南人族缘的天性，恐怕也与海南人的出身背景有关。     早期海南人的活跃分子，并不如一般论述的华人普遍形象：拥有丰厚财力资助社会公益事业的华商典范。他们绝大部分是劳动阶层，属社会阶层之末，又是华社中的少数。这样的阶层定位，常使海南人的身分认同处居不确定的边缘化个性。其行 举看在他人眼里，也多少含有不甚理解的狂狷。     事实上，“工人阶层”才是海南社群的主体。海南人多贫寒子弟出身，捧咖啡、当杂役，胶工、学徒，多是第一代海南人的最初职业。以柔佛海南为例，稍有实业亦不过为小园主，并非大富大贵之辈，没有显赫身世的背景撑腰。像郭巨川、郭新家族，在柔佛海南社群仅是极少数中之少数，屈指可数。     柔佛海南人的传统行业，大抵不离咖啡店、中西餐饮食、面包西痫、客栈旅店、汽水厂、冷藏公司等。这些行业是海南社群在洋人家里当帮佣、在洋轮当杂役“打洋工”学习到的延伸技艺。他们的经营利小也本小，客观环境变迁，后代没兴趣克绍箕裘，许多传统行业也就没落了。     1997年5月3日，我曾与新山中华公会资研组成员于新山海南会馆进行口述历史访问，在提及本地海南人的个性时，会长拿督张文强和黄循积认为海南人颇具游牧性，迁移性强。这可能与海南人的南来历史背景有关。早期柔佛州的海南人很少举族而迁，也缺少大园主的庇荫。海南人的岛屿心态也与其它籍贯的大陆心态不同，他们的移动性大，“走来走去”的。     早期海南人移殖，对其拓垦的土地没有太大执着。日据和紧急法令迁村移民，不少海南胶园主放弃了他们的土地，变卖园坵，往外迁移，另谋生计。柔佛州属的新加兰、巴莪十九支、令金沙翁新村等“海南村”、“海南港”的沧桑变化，物换星移，如今早巳名存实亡，或仅留一个路牌、几栋人去楼空的房子凭吊。     海南后进的出人头地，其关键还是在于重视教育。家贫，没有什么雄厚的...

星洲日报2010.09.25 读华文，搞华教 安焕然 上篇〈国中华文班何去何从〉，仅是摘引南方学院华文课学生答卷说出华教的一些具体现象和问题，并没有立论何以何去何从的原因。一来是想听听众人的意见，二来是认为，所谓“原因”，是多重複杂的，非某个简单化的理由所能概括。 说大马华文教育被国家单元教育政策逼向边缘位置，并受制于考试功利主义，这些看法都没有错。问题是，像此类人云亦云的言论，再多讲几遍，恐怕还是徒劳。 大马华教的边缘化，不是近年来才有的事，考试功利主义也不是大马独有，而是全球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现代化过程中必然面对的“现代性”问题。 令我困惑的是，为甚麽大马华教所存在的一些实质的“教育”问题，我们的社会竟是如此的冷漠以待？很多人不是不明白，却视而不见，存而不论。纵然呼喊爱护华教仍大有人在，大家关心的“华教”，到底是一个怎麽样的华文“教育”问题？ 大马华教的发展，与华教意识的构塑，息息相关。如郑良树所言，那是华教前辈们留下来的精神遗产和人格感召。但是，华教人格之为何塑造，如何塑造，则又是另一个更应思索的问题。在这方面，中文论述很少分析，反倒是英文论着多有述及。Loh Kok Wah早在80年代就曾撰文指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探析大马华教与国家的关係，“华人社群”的构成，实际上是一个“利益群体”，华教的发展是族群意识的一种表达。回应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教育政策，致使华人族群意识得以成形，进而热衷于华教的发展。 陈绿漪的英文论着说得更加清楚。他认为，大马华人维护华教，对政府控制华文教育所作出的反应和进行的斗争，是因为有相当大批的华人视华文教育为保持华人文化认同的根本。而在华教运动中，董教总实际上扮演的是制衡（国家）文化霸权的角色。 由此观之，大马华教的发展，特别是七八十年代华校复兴运动的展开，它确实是与华人争取公平权益的时代氛围息息相关。当年华教意识的高涨，那是一股浓得化不开的“忧患意识”使然。 诚如爱德华．萨依德所说的，凡是政治认同受到威胁的地方，文化都是一种抵抗灭绝和抹拭的方法。忧患意识的高涨，掀起华社关心华校办学的热潮。大马华教的发展，能有今天的格局，华社的忧患意识扮演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当年董教总以及华教斗士的“圣化”塑造，更是有力的动员华社，投注于华教事业的发展。 华教运动与华校素质原本应是相辅相乘，但客观环境的逼...

星洲日报2010.09.19 海南大网与丰盛港渔业社 安焕然 柔佛州东海岸丰盛港是一个以旅游和渔业闻名的纯朴小镇，这个地方却建有一间堂皇而楼高3层的海南会馆。会馆之所以能建成，还得力于一批海南渔民。   50年代，丰盛港原有不少潮州人经营的奎笼，但1956年一次强风海难，奎笼渔业遭受很大破坏。至60年代，海南人大网捕鱼取而代之，盛极一时。当时西海岸的捕鱼者探悉丰盛港岛多、鱼多，而马六甲海峡的鱼获减少，遂而转移阵地，纷来丰盛港捕鱼。执马六甲海南渔行牛耳的吴运科局绅亦来此地“收鱼”，设立海芳鱼行，拥有多部罗厘货车，也因而其属下渔民多转移至柔佛东海岸的丰盛港捕鱼。   海南人的传统捕鱼方式，是以大网船进行的，俗称“海南大网”。据前辈告知，这种捕鱼方法是集体作业的。大网船主要是开往靠近岛屿珊瑚边，捕的是金鲳等“好鱼”。先是由渔船队长爬上船顶，观看鱼群之出没。因为鱼的眼睛会发亮光，看到鱼群后，队长吹哨子，接由两艘手摇桨船过去包抄，点汽车大灯引鱼群从珊瑚礁石中出来，遂而以大网围捕之。   这种捕鱼方式要靠天吃饭，在“月光天”就不能捕鱼了。由于这种捕鱼方法太传统，而且必须集体作业，渐而后继无人以致没落，最后被马六甲渔民的抓网、拖网渔船所取代。   成立于60年代的丰盛港渔业社（即今农渔业社），最初的地点在今美和美咖啡粉厂楼上，社长是吴富山。当时渔业社社员有几十名，几乎清一色是海南人，大部分也是丰盛港琼州会馆的会员，因而当时会馆会员一度达到386人，是会馆的最高峰期，其中乃因这批渔业社海南渔民加入的关系。   这些海南渔民不少是单身汉，很少会想到把钱投资在土地产业上。“月光天”不能捕鱼时，海南渔民大部分时间就聚集在渔业社或会馆，对会馆相当有归宿感。因而当年会馆筹措建馆，出钱出力，丰盛港琼州会馆得以重建，这批渔民诚是大功臣，乐捐了不少钱。   星洲日报／边缘评论．安焕然．2010.09.19

大学之道 安焕然   华社两间民办学院已把升格大学的计划书及备忘录提交给高等教育部及相关单位，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能实现升格大学的愿望。   然而，在申办过程中，基于大马的环境和格局，心知肚明地将面临种种掺杂非学术性的纠葛。有者主张内部“协商”，有者欲借助外在“民意”。但不管是哪条运作的路线，一所高等学府若没有“真才实学”，与其办一所三流大学，何不着力于踏实办学，先把自己的学院内部给充实，扎实地建立起自己具有价值的学术品牌来！   姑且不论有无双重标准，高教副部长翁诗杰在“第一届马来西亚高教研讨会”的开幕致词上说：“南院升格大学尚有一段路程，任何欲升格为大学的私立大专院校，都必须拥有完善的科系和优良的师资。而有关学校的硬设备只占很小的考虑因素，并非关键。”   华社民办的高等学府所面临的问题是极具挑战的。所以，办教育，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办学态度。大专院校的素质提升是最为重要的，在申办大学的过程中，我们也必须把学校内部的工作做好呀！   升格大学本应是一个过程，而不只是结果。我们必须革新，必须改革。问题是我们要革新甚么？何者该改，何者却是不可以任意放弃的原则，明乎此，才是关键。搞一个行政品管认证，不断地去扩大行政系统，不见得就是朝向大学的必要之途。重要的是一些行政上的改革，是否是为了教与学的目的，为了教育的理念而制定、实施的。   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里面虽说有程朱和阳明学说的不同诠释。但大学之道是指大人之学的原则和宗旨，是指如何成为品德高尚的君子的学问。它在于要有光明德性，明白你自己那颗原本晶莹透明的真心，并用你那颗真心去对待身边的人事物，并到达至善的境界。   要迈向大学之道，不论是王阳明的诠解，释亲民为亲近民众，亲爱其民；抑或是朱熹所释，把亲民作新民、革新解，带有自明其明德，则推己及人，使人民弃旧自新，以己德去教化人们。一项事务的革新，离不开人性化的管理，以及坦荡赤诚的真心以待。   大学之道，不应该只是为了升格大学而升格大学。突围困窘之法，也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要问：为了甚么？   其实，改革之事，中国高教也如是，产生的问题也很多。北大李零教授在〈学校不是养鸡场〉（文载...

华教精神的承传与寻路 安焕然   5月23日，假新山宽中讲堂办了一场“华教精神的承传与寻路――从“20世纪50年代学生运动史料汇编”的出版说开去”的讲座。出席者虽然不多，3位主讲人却从不同的视角，与近70位的观众擦出华教思辨的火花。   主讲人陈剑认为，1957年全国华文中学生捍卫华教运动的历史意义必须给予肯定。至今，很多华教中坚份子就是当年的学运成员。如果没有50年前的学运斗争，也就没有后来华教持续的斗争。   然而，讲座的另两位主讲人却从不同的角度，指出大马华教现有的问题。南方学院祝家华院长认为，当今的华文独中师资素质的培训是一个问题，而华校董教领导层青黄不接，华教“领导缺席”更是一大问题。   华教“领导缺席”的确是当今华教的严峻挑战。华教领导层的认知、知识、视野、胸襟，较之于以往的陈嘉庚、林连玉、沈慕羽、林晃升，是进步了，更为积极了，还是萎缩、被动了？我们今天的华教领导是否提出了更为明确的华教大方向，抑或是疲于应对国家机关主事者的讨价还价？要追问的是，当今华教的阵容是愈来愈壮大了，还是愈来愈难吸引年轻人的热诚参与？讲座当天早上接到手机短讯，马六甲培风张雅山过世，感慨万千。   主讲人唐南发不客气的指说，过去华教的悲情论述已很难获得华裔新生代的共鸣，对年轻的华裔来说，已失去了其吸引力和号召性。在全球化的平台上，面子书等跨国越界的网络互动交涉，现在大马华裔青年的身份认同是多元的，他们不一定只是“华人”的身份认同。像“华文教育是我们的母亲”这样的论述，对一些以英语或马来语为“母语”的华人家庭成员而言，听起来也是很疏离陌生的偏激口号。   华教究竟要培养出怎么样的学生？这是华社要去思考的一个方向。功课不错，毕业后可以深造哪间大学，似乎成了当今一些颇具规模的华文独中在“数目字”上追求的指标，却不一定能培养出真正有思想的学生。   会场上，唐南发的言论引起激烈的争论。一些过去参与华教斗争的前辈感觉心灵受创，一些参与学运的青年人也不认同唐南发的说辞。但，尽管唐南发的用语是激越草率了点，他提出来的议题却是值得关注的。   大马华教的论述，还能引起新生代的共鸣吗？华教论述若再不改变，另寻新路，支持华教的力量和基盘是否将会愈来愈萎...

寻根是艰难持久的心理跋涉 安焕然   我1968年出生在柔佛州的哥打丁宜。看似平凡的一年，马来西亚的天空已是笼罩诡异的气氛。来年，513种族冲突爆发。   在柔佛河沿岸开埠的哥打丁宜是座历史古城，柔佛王朝的旧王都“旧柔佛”的遗址，就在哥打丁宜市区沿河顺流而下的不远处。悠悠的柔佛河边，有我的华小母校，还有一间天后宫。寂静的马来王陵和奇幻的柔佛历史传说，哥打老家的记忆，总是给人很“拉玛”（lama）的感觉。   相对于“拉玛”，隔邻的县市新山，是柔佛州的首府，与新加坡仅一衣带水之隔。这个城市的历史并不长，1855年才开埠。新山的开埠，象征着柔佛天猛公王朝崛起，柔佛开始走向现代化时代的来临。19世纪中期柔佛港主制度的推行，则是牵引华人大量移殖柔佛之始。   早期的新山并没有今日（周五，5月7日）作为大都会的城市格局，市区不大。我小时候的印象，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那个大巴剎，全是说潮州话的天下。新山昔时有“小汕头”之雅称，不过，市区里交通最拥挤的一条街道，是纪念开埠功臣黄亚福而立的路名，黄亚福却是一名广东台山人。   市区旁的山坡是苏丹花园，1866年落成的柔佛大皇宫就屹立于此，是当年由黄亚福承建，揉合西式建筑的马来皇宫。周五，大皇宫已改为博物馆。馆内大厅，仍高挂着港主时代华人港主赠送给柔佛王国统治者的3幅中文对联。   战后初期，独立呼声响彻云宵，马来民族主义亦为之高涨。1946年5月11日和12日，马来各团体人士就在新山大皇宫前聚会，声讨“马来亚联邦”的献议，并于会中议决成立一个统一机构。自此，马来西亚政坛上至今仍居主导地位的巫统，诞生了。柔佛第7任州务大臣拿督翁（前首相胡先翁的父亲）荣任第一任党主席，开启了巫统政治的历史。   地处国境之南，新山是个过境的边城。就华人文化而言，早期的新山，犹如文化沙漠，80年代以前，仅有一两家华文书店。远离马来西亚政治文化的核心，倒是咫尺相对，海峡对岸的新加坡，是新山及柔佛南部人接收信息的主要去处。新加坡和新山的“新新关系”，在经济和文化上非常密切。犹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带我们到新加坡的百胜楼书城，是我们文化消费的留恋之地。   说来有趣，新山和柔南一带的华人，几乎都是收看邻国新加坡华语电视台...

孔子不会打我 安焕然   对邱家金与魏家祥的“华教”激辩感到纳闷。不在于他们的言说，而是感叹于两人的辩论焦点。对“华文教育”这个词汇的概念及其内涵搞不清楚，论辩的焦点自然模糊。   当一边说华小教育是“文抄猫”，另一边却也在辩护“学汉字需硬背强记”，大家都陷入一个迷思，搞不清现今的华小教育问题，究竟是华文教育的本质、内涵问题，还是现今华小的教育方法、课程设计、教育制度上出了问题。   去年底，本人受新加坡外交部之邀，出席一场华语文教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一位学者发表论文，指出大马华小教育偏向“藤鞭教育”、“暴力教学”，听了，真是心有戚戚焉。   诚如邱家金指出的，要教出成绩好的学生并不难，只须不断做复习或死背就能做到。华小和国小的教育制度同样呆板，只注重考试成绩，只要求“正确答案”，却缺乏提供学生有思考发挥的空间。   问题是，这种僵化的教育方法和教育模式，就是“华教”的本质？就是“华教”原有的精神内涵吗？   华教的精神内涵，必须追本溯源往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去寻找。谈论中华文化的精髓，自然不能忘了孔子的思想。孔老夫子主张“有教无类”，“因才施教”。学习固然要多做“复习”，但重点在于“温故而知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所谓“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孔子强调，求学要懂得如何一以贯之，触类旁通，要能举一反三，灵活运用。孔子的教育观和学习观，何曾要我们做“文抄猫”？   孔子不会因为他的学生“笨”而打骂他们。   孔子教学，不会只给学生一个呆板的“标准答案”。我们岂能误解孔子，扭曲孔子？如果说华文教育扮演承传中华文化的使命，那孔子的思想言行应是我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典范，华教的精神内涵岂能只是些肤浅“文抄猫”技俩，必须“强记硬背”？   再往上寻找中华文化有关教育理念的真谛。   《周易》里的蒙卦早已指出，所谓“启蒙”教育，一个人的智慧和学习，应当是如同山中之泉水般涌出，而非外在的强加。事实上，任何填鸭式“文抄猫”的教育，都不是中华圣哲或中华经典所鼓励的教育模式。   如果今日的华小教育成了“文抄猫”，不是“华文教育”的本质问题，恰恰相反，是我们违背了华教的真谛和...

寻找南侨机工的故事 安焕然   厦门大学陈毅明教授来电，说云南电视台要来新山拍摄南侨机工纪录片，希望能代为安排南侨机工后裔接受访问。事缘这些年来进行搜集柔佛华人族群史料合作计划，点滴探寻，手头掌握一些连络人脉和文物征集，觉得不是难事，就爽快的答应了下来。   首位访问的人选是原霹雳太平南侨机工胡凯军的后裔，他们现已迁居新山，而且其孙胡恩境是南方学院酒店管理系学生。师生之缘，特地安排了在他们家录像。客厅桌上放满了包括胡凯军的南侨机工表扬状、出入境证明卡、穿上制服的机工照片、结婚证明书等十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握着阿公的照片，谈胡凯军机工的故事，后人说：“爷爷在外面有他自己的朋友，在世时会跟他的朋友谈很多当年的事，但回到家里，爷爷一直很安静，很静。”没有跟家人说太多过去的故事。   持平的讲，30年代末南侨机工队到滇缅进行中国抗日后援工作，用生命和热血谱成的抗战史诗，是新马华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做出的巨大牺牲贡献。机工队员中有放弃舒适生活的，有不敢告诉家人而匆匆离别的，有跪拜家门哭诉“忠孝不能两全”后辞别父母的，还有女扮男装去应募的当代花木兰。抗日是不分左派右派，南侨机工是为争取和平而战的正义之师。这支3000多人的机工队员中，还有马来人和印度人。   抗战胜利后，南侨机工复员，顺利返回新马等原居地的只有1000余人，滞留中国的有1000人，在战争中牺牲或失踪的有1000余人。可是，关于这段历史，不论在二战史抑或中国抗战史，甚或是新马的“正史”课本中，记述了多少？没经历过战争的新生代，对这段历史又知道多少？   次日，引领摄制队到新山以北的士乃。耆老齐聚江夏堂，讲述当年事。话说30年代末陈嘉庚号召新马各地筹组南侨机工队，士乃开埠殷商黄子松积极响应，出榜招收青年参加，不仅支付参加人员的食宿、衣服等费用，而且还借出他自己的罗里，供这批热血青年充当驾驶训练的工具。就这样前后共4批，培训了百余名南侨机工。   耆老讲黄子松和当地南侨机工的故事，说着说着，一直说到“日本手”时期的惨状。一位江加浦来的老人激动地唱起了当年的抗日歌曲，连云南电视台的摄影师也禁不住的拍掌；说着说着，说到日军在士乃等地的大屠杀，老人哭了，还继续地说，深怕我们不知道这一段历史悲剧。陈毅明教授...

诗歌朗诵的心情 安焕然   担任柔佛州华小、国中华文学艺诗歌朗诵比赛的评审已有多年。好的诗歌有音乐性，有节奏感，朗诵起来如同旋律动人的音乐，观赏诗歌朗诵原应是让人身心舒畅的事。但担任诗歌朗诵评审，我却经常纳闷，为甚么高中组的诗歌朗诵选的诗作总是要那么的长，而同学们的演绎总是那样的矫揉造作。反观初中和小学组的小朋友们诗朗，诗短而真情流露，童心诗语，听得舒服。   曾听一位评审在讲评时如是说：“今天的诗歌朗诵比赛，高中组不如初中组，初中组不如小学组，华小组不如非华裔组。”此话一出，在场的指导老师和参赛者一脸愕然。   高年级学生的诗歌朗诵“表演性”愈强，就离自己的真性情和生活愈远。对一些诗作的诠释，参赛者难以把握诗的意境；对一些诗作的演绎，表演者矫情滥情，听了鸡皮疙瘩，毛骨悚然，却感动不了任何人。   诗歌朗诵比赛当然是一场“表演性”很强的学艺比赛。问题是，我们应当抱持怎样的心情来诠释演绎一首诗呢？首先，选诗是重要的考虑。并不是炒冷饭或急就章地拿往年的参赛诗作，就能演练上台表演的。要自问，为甚么要选这首诗，这首诗的作者是谁，这首诗的产生背景、诗的意境是甚么？毕竟，诗歌朗诵不只是表演，它还是“文学”。没有文学的涵养与文学的氛围，即使再怎么字正腔圆，能朗诵出诗的甚么韵味。   一场诗歌朗诵不应只是一场比赛，能不能借由这样的学艺盛会，在训练诗朗和比赛的过程中，以文会友，培养文学的兴趣，深化我们的文学感知和人文关怀，我想这才是主办诗歌朗诵比赛更具内涵的意义吧！   一个建议：我们的指导老师能否带动，与同学们分享诗作的阅读经验。选一首诗，或选几首诗，先来个文学沙龙，让学校的参赛代表和爱好文学的同学聚在一起，轻松地朗读玩味一番。先让大家来交流、赏析这几首诗作的意境，再问问看参赛代表，自己对这几首诗的领悟，看看他自己比较有把握或适合朗诵哪一首诗。   当然，所谓有把握或适合，关键在于这首诗能不能先感动他自己，朗者与诗歌之间有没有共鸣。感动了自己，才能感动观众和评审。诗歌朗诵当然是表演，但它应当是一种真情流露、灵动的表演。借由朗诵的方式，让自己也让观众感受诗的美，诗的韵，诗的情。   一首感人的诗未必要声嘶力竭，抑或频频变调变音，朗得如洋...

华人帮群的研究与超越 安焕然   随着本月25日《柔佛客家人的移殖与拓垦》一书的推介，自2004年南方学院进行的“搜集柔佛客家人史料合作计划”可谓暂告一段落。作为该计划的执行主任，对柔佛客家社群研究的一些省思，想与大家分享。   第一、这次的史料搜集工作，由于我们的能力不足，特别是学生的学术训练和基本常识不够，以致修改学生的稿件，实际上是比自己写的还要来得困难和辛苦。但基于历史文化工作需要承传，把史料搜集工作让南院学生一起参与，从长远来看是有其教育意义的。   第二、原有史料稀少和原初刻板印象的局限。例如原本以为柔佛客家人是少数，是弱势社群。又由于受中北马客家人垦殖史的影响，诚如当天新书讲评人王琛发所指出：中北马有句俗语：“客家人开埠，广府人旺埠，福建人占埠”的刻板印象，以为马来西亚不少地区的开拓，虽是客家人开埠，但之后却被其它帮群占据，反使客家人退居边缘地位。   然而，这套刻板的论述恐怕（至少）并不符合于柔佛客家人的移殖史发展。以上史论和口耳相传的既有刻板印象，与我们的实际田野调查，有了很大的冲突。但或许因为如此，也让我们的史料搜集工作有了一些突破。柔佛客家人的大量移垦，主要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中北马、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等地的多次迁徙。除城市的客家人小本经营，更多的是往柔佛内陆地区的开荒。这是客家人移殖，深入扎根的体现，与早期中北马客家人的发展模式，恐有不同。   第三、客家社群的复杂关系，经常让我们既感慨又无法适从。一些敏感课题经常阻碍了我们的史料搜集和史实论述。如何整合客家社群？地缘认同？血缘认同，甚或方言认同，恐都不足矣！团结客家，真不易为。但是，从史料搜集工作之中，也让我们注意到了一个现象：从文化认同和“寻根谒祖”活动，倒是近十余年来努力用以凝聚、团结客家社群的有效集体记忆，是大部份客家人较能认同之事。纵然有些人彼此之间平时存有芥蒂，但谈及客家文化，吃着菜粄和酿豆腐，是众人可以围坐寒喧之谈笑，握手言和的钮带。   我最初接触客家人研究，是在5年前赴中国大埔客家地区，寻访南院献地人萧畹香的文教遗风开始的。从当地的父老和进光中学的师生对萧老先生的追忆，真让我感慨万千。一些平凡的故事，一些沉重的坚持。过去，我一直不能理解我们的祖父辈怎么那样地情系...

天地之美莫大于和 安焕然   首相在一项华团的典礼上写了一个“和”字。拍掌。问题是，甚么是“和”？   所谓“君子和而不流”，孔门学说强调的中庸之道，绝不是没有原则、没有立场，随波逐流、同流合污之媚世行举。“以和为贵”更不是一幅笑脸迎人，凡事皆求“息事宁人”，充当“和事佬”的嘴脸。   事实上，孔子最讨厌、最痛恨的，就是那些做事没有原则、没有立场的人了。《论语》〈阳货篇〉，子曰：“乡原，德之贼也。”指的就是那些言行不符、欺世盗名，不辨是非随处讨好的“好好先生”，是足以败坏道德的小人。孟子更批评这些“乡愿”，是“媚于世”，“同乎流俗，合乎污世”的群小。   “和”，其实是处理各种关系角色的一种原则。《论语》〈子路篇〉第23章，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与“同”是两个不同内涵的概念。小人之“同”是指漠视差异的一味曲从人意，盲从附和；而君子之“和”则是在肯定差异之下，寻求和谐。也就是说，和谐社会的构成，是在多元并存的前提之下，强调“协调差异”的处世原则。   “和而不同”就像交响乐。在指挥棒的挥舞之下，各司其职的乐手操持不同的乐器，顿时融合为精彩的音乐演奏。   “和”又像是烹调鱼肉羹汤。精妙的厨师以水、火、醋、盐、梅，和之五味，才能烹调出美味的羹汤。试想想，若仅是“以水济水”，能熬出甚么样的汤头出来？   “一个马来西亚”能够做到“和而不同”吗？强要一致性的趋同，不仅使社会太单调，也是一种忤逆本性的举措。现今社会，多元文化、多元价值并存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协调差异”的关系处理不当，人与人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的隔阂、冷漠，甚至可能因误解而导致积怨的仇恨对立，也是危险的。   打造“一个马来西亚”的信念，须得承认多元文化的实体，了解不同文化的内涵。因而，在“一个马来西亚”的构塑中，“跨文化”的理解诚乃当务之急。   谈“跨文化”（Cross-Culture），强调的不应仅是文化之间的差异，而是在承认差异的当儿，在不同文化之间建立关联和沟通。跨文化意识就是对与本民族文化存在差异或冲突的文化现象、风俗习惯等有充份正确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以包容的态度予以接受与适应。多元文化之所以能被包容和尊重，...

华人文物馆的永续经营 安焕然   4月，受邀返母校台南成功大学出席研讨会。与会期间，主办单位安排我们参观台湾文学馆。   台湾文学馆的主要展览区以展示台湾文学及作家文物为主，而且设有专业部门，负责文学史料与作家文物之搜集、编辑、译述与出版，以及藏品之管理、应用、保存、数字化、维护及修复等工作。   我们一行人入馆，即看到大厅一角，年轻的老师带着一群幼儿园的小朋友，生动有趣的讲述台湾文学的故事。更让我惊艳的是，文学馆一楼的第一个展示厅，竟是“台湾儿童文学书房”。环境优雅，浅黄、绿色调的墙壁，让人放松心情。小朋友在看书，妈妈陪着，很是温馨。   台湾文学馆的定位和功能相当明确。除了展览、研究及典藏，其另一主要职务在于推广教育，定期企划举办文学相关之研讨会、艺文讲座、教育推广活动等。从服务柜台随手抽拿《书上珍珠．台日藏书票特展》、《台湾儿童文学创作图画书》系列讲座的宣传卡片，制作简明又好看。   游走于台湾文学馆，古建筑与现代的交汇，是一种漫步，很有文学的情调。离开，仍很有感觉，甚至有点不舍。心想，我们大马如果也有这样一间如此规模格局的马华文学馆，那该多好。我偷偷问了负责人，关于台湾文学馆的维持经费，他们说一年大概新台币一亿多。我伸了伸舌头。不敢再有太多的遐思。   近来，华总主倡，各地华团亦拟有筹建华人文物馆之议。而一些地方，也已经落实。办得不错的，有北马槟城韩江学院华人文化馆、霹雳务边文物馆，南马有金马士沈慕羽纪念馆，以及新山中华公会属下的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据说在东马砂拉越，也有华人文物馆。   各地筹建华人文物馆是好事，问题是，它要如何永续经营下去？在这里，持续的资金支持是关键。想单靠入门票来维持开销，是不可能的。主倡建馆的华社领导人，要筹措第一笔创馆资金，应没太大问题。但如何持续支撑，华社华团领导人可否有心理准备？其次，技术管理层面，我们有没有这方面的专业人才。这不能光靠热情。   成立华人文物馆的定位及其认知心态，必须明确。如果只是想把它建成，以为之后文物馆管委会的工作就只是每天负责开门，售卖门票，等待访客到来，甚或基于人力物力考虑，平时干脆把大门深锁。有贵宾到来，才连络相关人士，提着大串钥匙来开门，如此格局的文...

《南方草药》 安焕然   南方学院的华文课是开设给非中文系的南院生必修的一门课。这学期我给同学们的作业，是要求他们分组以中文或中英双语文制作小册子，介绍新山士姑来路上的人文景点和美食。大部份同学都选择介绍美食，唯独一组同学选择了屹立在士姑来路旁山岗上的南方学院，但他们并不是介绍南院的校史发展。   交上来的作业，这组同学在小册子的导言中如是说：“南方学院处处是宝，草药遍地，我们在这里特选二十种编辑此册，称之为《南方草药》。”这二十种在南院常见的草药，计有草胡椒、穿心莲、大飞扬、地胆草、鬼点灯、含羞草、黑面将军、马齿苋、蟛蜞菊、香附、野牡丹、消山虎、叶下珠、益母草、雍树、长春花、酢浆草、一点红、香兰叶、芦荟。   南院校园里的花草，打理得很好。我们学校的园丁花王夫妇是爱花之人。五、六年前，花王夫妇相续患重病，动了大手术。这段日子很难熬，却也久病成医，加上照顾校园花草的工作，各方接触，发现南院草药处处，时不时也向我们介绍校园里随手拈来的花草，说它的药效。其中，有一种花白色的野牡丹，洒干后随手抓一把来泡热水喝，据说可以清热、活血。我“战战兢兢”地喝了几次，没想到困扰十多年的胃气胀竟舒缓了许多，自己也吓了一跳，啧啧称奇。   知道同学们要在南院寻芳探草，拜托花王夫妇为他们向导。同学们在后记中说，“抱着患上骨痛热症的风险，跟随着花王他们的脚步。过程中花王、花后不断地介绍草药给我们认识，其实认真找一找都有好几十种。要不是他们的指导，我们都以为那些只是野草。但事实上它们都是宝。”   学生把每种草药都用数码相机拍摄了下来，并把相关信息向南院中医系代主任刘婉娘医师请教。刘医师佩服同学的用心，特地推荐他们上一些中医药的官方网站，搜索这些草药的功能主治、用法用量及植物形态。   图文并列的《南方草药》出炉了，大家都很兴奋。刘医师说同学们都不是中医专业，却能制作如此小册子，实在难得。诚可作为南院即将开办的中医系预科班师生实际的参考教材。她还指出，其实东南亚的草药，中国方面还研究得不够深入。因而，本地中医系的开办，研究适合本地气候、本地人体质服用的本地草药，会是一个重要的研究素材。   制作《南方草药》的这批同学是南院证书班（即大专先修班）学生。他们的学识基础...

一个文化人的不满与实践 安焕然   为配合11月1日南方学院校庆暨第二届南方人文精神奖的颁发，南院中文系师生“毛遂自荐”地承担起《美丽而高大─陈徽崇纪念展》的制作工作。   在搜集资料过程中，得到各方朋友的襄助，陈再藩特地前来学院为同学们讲解陈老师“需要论述”的意义，我们也约访了不少与陈老师生前熟稔的朋友和学生，听他们倾述往事。   而从陈师母那里，还获取了陈老师儿时的照片、中学照片、大学毕业照、结婚照、初为人父的欢欣面容照片以及陈老师年轻时拿着吉他唱《陋石之歌》的潇洒，一张张照片都记录着陈老师的音乐教育生涯。更让我们视角大开的是，在制作过程中，我们发现陈老师不仅是一位令人敬爱的音乐老师、文化的鼓手，一个充满着诗人气质的音乐人，他还是一位颇具美感的摄影爱好者，亦是一个笔锋锐利的文化评论人。他的评论文章，不仅限于晚年对音乐厅的期盼而对社会的冷漠发出强烈批评。其实早在上世纪的70年代，陈徽崇已是文坛健笔，对马华文化、马华文学，有所盼亦有所恨。陈师母拿来了一迭陈老师返马初期稿刊于《蕉风》和台湾《中国时报》的剪报。不经意的细读原文，声声悸动。   1972年11月刊登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马华作者一去不回来？〉是陈徽崇回应赖瑞和的文章，指出当年诸如林绿、陈慧桦、王润华的“人才外流”：“首先我真感到幸庆他们没有回来。若是回来走走、看看，或是下定决心回来替‘马华文学’争气，那我无话可说。但如果说‘你们念完了书，一定要回来，本邦需要你们。’这是骗人的，即使不骗人，也在欺骗自己……我不能说马华文学5年来已退了很多步，至少我要说没有进到一步。这是何其武断啊，然而我说这话的心情却是何其激动与沉痛。”   他在回应川谷和叶啸的文章中，为那些“不回来”的“才子”辩解说：“至于归向、回归、放逐等都是很个别，而且又是纯粹心理意识牵涉到两个环境与国籍等复杂的问题，即使有所澄清，也对马华文学起不了甚么大作用，反而会给那些嚷嚷的文学拉拉队有更充裕的时间去哗叫统一创作路线。”   “正当大家都在大马文学的舞台上粉墨唱戏的时候，我‘悲观’那些只会在台下吹口哨甚至在台底拆台的人太多；正当大家都合力讨论与建设大马文化的时候，我‘悲观’那些在可以浪费的小版位上说风凉话的人太多；真正的马华...

华文教学僵化了！ 安焕然   “小学时，我就与许多小朋友一样被父母灌输英文比华文重要的想法。华语，只要我们能够与人沟能就行了。因此小学华文课都没专心聆听。直到五年级，换了位华文老师，说了好多好多故事给我们听，自此我很期待华文课的到来。上中学，我选择了独中。我期待着学习文言文，想从中学习古人先贤的用语和经历。但它让我失望了。每天老师一进课室就像开水笼头般照着课本念，然后叫我们把他所说的重点抄进笔记本里。文言文也是照着课本里的注释加以翻译，这样的学习有意义吗？马华教育是为了发扬中华文化，为甚么我们却变成了文抄猫？现今的华文教育就好比一间工厂，而我们就是被操作员盖上标签注明日期期限，大小重量一样的物品，再经过等级测验后，包装好、装箱，送出厂。噢！恐怖的教育工厂……”   批阅南方学院华文课学生的答卷，心惊。这两个学期，我出了一道申论题：身为马来西亚华人，请写出你学习华文的经历，并指出学习华文或中华文化的当代意义（45分）。原是想听听同学学习华文的真心话，没想到，我们新生代在中小学的学习华文经历大部份是无趣，甚至是有点厌恶的。现今孩子的华文水平下降，错不全在学生。谁要负起责任？   大马是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外，全世界华文教育体系最为完善的国家。不论政府有没有帮忙，华社出钱出力兴办华校的精神是伟大的。问题是，我们极力维护的所谓“母语教育”，其教学方式，其教育机制是否如此这般的僵化了。   若说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智慧，教学方法和教学态度就必须改变。如果我们的教育机制缺乏了创造性的学习环境，师生之间筑了一道高墙，还谈甚么创意性教学？教育理论谁不会，关键在于你不能画饼充饥。教育理论是要实践的，问题是，稍微视察我们当下的华文教学，到底用的是哪门子的教育原理。   看看学生们的真心话吧！一位学生说：“关于学习，很多人都因自大而错误了观念。不管是甚么学问和知识，认识了一点就觉得已经可以站到最高点了。然而，不要以为我们是华人，就代表我们已经很懂得甚么叫华文和中华文化。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外表看似坚硬，但内在却是已被食鱼鸟夺走肉的贝壳。”   另一位学生评析“教育部副部长和邱家金的辩论。邱博士说呢，马来西亚的华校如复制猫，所教出来的学生除了抄袭，其它甚么都不会。我国教育副部长则说，...

华人帮群的统合与多源 安焕然   自2001年从事搜集柔佛潮州人史料研究，续之有柔佛客家人、海南人研究，日前新山福建会馆亦着手筹办文物馆，重点呈现福建人史料。这些年来，柔佛州乡团与大专学府的学术合作，可谓方兴未艾。   惟，在进行华人各帮群的史料搜集过程中，我们也碰到了一定瓶颈。这种困窘不仅仅在于史料上的不足，更多是在于历史认知的问题。一个乡团或社群愿意从事各帮群的研究，难免带有欲强化自身帮群的荣耀与自我认同意识的心态，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研究潮州人，就仅把视界限于潮州社群；研究客家、海南，就仅在突显客家或海南人对某地的拓垦贡献，这或许反而是限制了马来西亚华人史的探研工作。   不论是中国学界所说的民系研究，抑或是台湾凸显的族群研究，还是一些东南亚学者所说的方言群或帮群研究，的确早期华人的移民社会，均与这些华人次社群的移殖发展有关。但是若要深化研究马来西亚华人史，我们更应探讨这些华人次社群的演变及其互动过程，并且把它置于整个大马时空的历史脉络和华人历史发展的整合问题上来，溯其源，亦要探其变。   况且，华人帮群的统合，本来就存在着多重认同的成分。例如你要研究福建人，首先就要对“福建”这个概念有所理解。它是一个地域概念，还是一个方言群认同？抑或仅是心理上的认同，其中的多重认同部份，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例如星洲日报的创办人胡文虎，他在30年代居于“天下客属本一家”的概念，积极推动东南亚各地成立客属公会的风气，试图整合和团结海外客家人社群。但是在40年代的战后初期，胡文虎却致力于筹组“福建经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号召新马福建社群推动“福建经建运动”，希望团结海外福建社群，动员各项资力“回（中）国”投资，以经济建设福建。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陈支平在其著名的《福建六大民系》（2001）一书中就曾指出，北方汉民入迁福建后形成若干个不同的民系。大体上说，福建汉民可以分为以下六个较大的民系。   一、福州人：一般是指以省会福州为中心的闽江下游及闽东一带的居民。 二、兴化人：指居住在莆田、仙游二县境内的居民。 三、闽南人：主要分布于现在的泉州市、漳州市、厦门市以及漳平、大田县一带。 四、闽北人：指居住在闽江上游的汉民，明清时期分属建宁、延平、邵武三府。...

还没到过清真寺的请举手 安焕然   南方学院的两场讲座：“跨文化的惊艳：族群文化与民系认同的省思”及“跨文化投资经营：3个13亿人口市场的机遇与挑战”，主讲者是同一人：陈漱石。而在这两场的讲座里，主讲人都抛了同样的一个问题：“谁还没到过清真寺的请举手？”   答案几乎是一致的，超过一半以上的观众和同学都举了手。主讲人继续追问：“为什么在一个自称是多元文化的国度里长大的人，怎么竟连国内占65%人的宗教信仰文化，我们竟是如此隔阂和陌生？”“难道说伊斯兰教在大部份的华人社群里仅是一些肤浅、刻板及充满偏见的印象：不吃猪肉、娶4个老婆？”   陈的提问，既尖锐又刻薄。在所谓多元的国度里，我们强调“跨文化”，不应仅仅在于承认彼此的差异，更重要的是要懂得“跨国越界”地，互相去理解、欣赏和包容彼此的文化。   主持正义、守正自洁、诚实宽恕、做善人而不做不义者；为人正直、诚实做人、仗义疏财、赈济贫民、孝敬父母、尊敬长者、优待亲戚、怜恤孤寡、恪守买卖公平、合法经营、禁止高利盘剥、反对以强凌弱；社交上提倡诚实守信、和蔼待人、有礼有节、同情弱者、宽容待人、这些宽厚仁慈的精神，不只是儒家文化的专利，在古兰经里，也是为穆斯林规定遵守的道德原则。   当然伊斯兰教还包括了禁止饮酒、吸毒和赌博等行为。穆罕默德甚至严厉警告说：“末日受罚最剧烈的，是赖世人而生活，而游手好闲的人。”他进一步指出：“谋取生活也是遵行天命，是怯懦偷懒不得的。”   因而，一个人若是变得庸懒、腐败和霸道，实际上那是人性堕落的问题，而不是伊斯兰教所促使。正好相反的，人由于赋予了真主本性，伊斯兰教义从人性两重性（善与恶）出发，认为人只通过加强道德修养，才能达到驱恶从善的目的（参见杨启辰、杨华《伊斯兰哲学研究》）。   伊斯兰不是恐怖份子的代名词。穆斯林和千千万万善良人民一样，有着他们的道德规范与和谐生活。爱德华萨依德曾指出：恐怖主义一词乃是帝国主义的产物。这里面带有文化抵抗的义涵，也带有绝望和无知，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妖魔化的效果往往适得其反。真正的政治愿景只能以和平共存和互相合作为思考前提。   陈漱石在讲座会上说，“包容”乃多元之本，“放下”乃简朴之始。以华语为主的大马华人社会...

儒雅文风话潮州 安焕然   我反对狭隘的地域、帮群中心主义，但却认可说，因为各民系的存在，它丰富了华人文化的内容。   我虽不是潮州人，却感佩于潮州文化的精彩。新山老街早已是从“小汕头”变成了“小印度”。然而，每当三月初三锣鼓响起时，借庙会文化这载体，潮州民俗又一次得到了宏扬的契机。这里面，有承传的，也有传统的创造。   虽不再是像游神般“兴、发”声中疯狂的渲放与俗愿，柔佛古庙元天上帝神诞，三月初三锣鼓响潮州民俗庙会展现了儒雅风姿。   配合此庙会的系列活动，4月5日宽中讲堂举行了一场潮汕文化讲座。主讲人之一，潮州韩山师范学院的薛军力院长以〈北方人看潮州文化〉开讲。薛院长是天津人，十多年前到潮汕地区任教，一大冲击就是，对北方人来说，“潮州是一个你完全听不懂的地方。”他开玩笑地说，跟潮州人讲话，问你“有没有？”若是“有”，你要答说“无”；问你买不买，若是不买，你要说：“买”。一笑。   然而，薛院长话题一转，切入正题。他说从历史上来理解，其实潮州文化保存了许多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元素。与闽南语相类，潮州方言中保留了很多古汉语词。而且潮语中还保留了入声的读法，这是古代汉字读音的保留。   同台的另一位学者，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副秘书长杨群熙以潮语演讲〈潮汕文化概说〉，讲述潮汕文化源远流长，它是古代潮州土著文化、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相融合而产生的文化。谈及潮语有八个调类，杨教授优雅而自信的念出，全场顿起如雷掌声。话说现今的所谓华语，只有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四个调类。但潮州话的声调与古代汉语声调关系密切：平上去入，各分阴阳。若要符合平仄地念古诗，潮语和闽方言比今天我们的华语还更“标准”。   诚如林伦伦《潮汕方言与文化研究》所指出的，潮州话作为闽方言的一种次方言，它保留了古闽语的很多特点，实际上也是吴越语、古汉语的特点，是现今中国方言中相当古远和特殊的语言。   之前，韩师一行人拜访南方学院。交流时间，薛院长指出，韩师在粤东潮汕地区培养中小学师资上扮演着很吃重的角色。与此同时，韩师也很重视潮州文化研究，而且还开设了相关的课程作为全院性的选修课。此外，校方还鼓励学生进行潮州地区的社会调查和田野考察，一些优秀调查报告还曾集结出版，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