峇株吧辖海南会馆百余年沧桑

峇株吧辖海南会馆百余年沧桑

王贻彪先生整理

    在20世纪初，高瞻远瞩的海南先贤龙鹏时，龙其通，王大纪等人发起组织正式会馆，以团结并照顾南来又初抵步的乡亲。经多番努力后，于1910年终于苏亚街租赁一亚达屋充当馆宇，正式成立了“琼州会馆”。在本地中华商会对本地华团发展史略中，这“琼州会馆”是本地华人地缘性组织的领头羊之一；而在我国海南总会的记录中，1910年全国经成立的琼州会馆亦不逾20间，这足以令本埠海南族群引以为荣。但于1910年租凭于苏亚街的亚达屋馆宇竟遭祝融光顾，一切重要的创馆资料，设备等物悉付焚如，殊为可惜。据现尚健在老乡亲的耳闻转述，及一些文稿的稽证，仅知已故龙鹏时乡贤是本馆1910年首届总理。馆宇焚毁后，曾有一批乡亲在靠近河边合租了一建筑物的楼上，充当联络和相聚中心，并将之命名为“琼侨俱乐部”。这除了可供乡亲空闲时共聚话常和消闲外，初到本地又无栖身地的乡亲，更可暂宿于该俱乐部，诚属用心良苦。但对于这俱乐部迄今已无任何文献或图片可提供进一步的资料。稍后，乡亲们先后勉强租赁过加烈街一亚达屋(1916年)，班底街一浮脚屋(1923年)和阿务巴卡一平房(1935年)充当馆宇。以上雏形时期的会馆，由于居无定所，一切文献的失落可想而知，故对手本馆最早期领导人的完整名册，实无从考证；仅知龙鹏时，龙其通，龙其昌，龙家芳，龙家福，王大纪，翁荣兰，翁荣萃等老乡贤都是本馆初期的领导人，其中翁荣萃先贤更曾于1920至1930年间担任过本馆主席和董事等要职多年。

接班人陆续出现

    1930年后，本馆第二期接班人陆续出现。如莫若时，杨明拔，王永官，邢渊平，林绮平，陈治蔚，周怀斌等先贤，都承先启后，陆续费尽心力，领导海南族群共谋群体的福利，他们先后在莫哈末阿基街及苏牙街尾购置过两块地，以备日后建设馆宇之用。1940年10月先贤们成功购买了苏丹那街牌58号的店铺作为固定馆宇，可惜好景不长，1942年倭寇南侵，而英军则仓惶回英国去了。先贤们几经辛苦而购置的“馆宇”也与其他多数建筑物一样，毁于战火。战后的馆宇：妻荒寂寥，至今老一辈提起时尚无不悲愤涕泣。经过3年8个月的蹂躏，会馆的珍贵史料已被摧毁无遗。

重修馆宇，复兴会务

    1946年春，先贤莫若时，邢渊平，周怀斌等人，领导乡亲收回苏丹那街店铺，重修馆宇，复兴会务。是年本馆依据社团注册局的指示提呈注册申请。

    本馆于1946年尾召开会员大会，推选本馆1947年也就是复兴后第一届董事，可惜董事复选后的名单迄今无可考究，仅知获选董事共19位。

“传承中华文化”和“济厄扶倾”

    自1948至1955年的第8届改选中，蝉联主席一职的是邢渊平先贤。本着“传承中华文化”和“济厄扶倾”的要旨，期间先后成立了“国乐队”和“互助部”，碍干政府法令所限，1964年“互助部”被解散。

 聚沙成塔成功购得洋房

    1956至1957年本馆第二任主席是会计师周怀斌先贤。于1957年，本埠一王姓医生辞世后，其后裔有意将他坐落于莫哈末沙烈门牌14号的洋楼出售。在馆员龙道武先贤的穿针引线下，当时只有500名会员发挥了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合作精神，以当时被视为馆员不能完成的成果，筹获得了57000元成功购下来该洋房。

颁发第一届“会员子女奖励金”

    1958年9月14日从简陋的店屋乔迁到巍峨壮观的洋房。1958年至1961年本馆的第三任主席是莫若时老乡贤。在莫若时主席的领导下，本馆于1959年初成立“康乐股”，1960年成立“铜乐队”，开始筹募“馆员子女奖学金”并于1961年颁发第一届“会员子女奖励金”，得奖学生共41名。

建设“琼州总坟”以表追思之忱

 

    1962年至1966年第四任主席是卢英民先贤。1962年本馆耗资5000余元在三春广东义山建设了“琼州总坟”以供我琼籍先贤英灵有寄托之所，并订每年春秋二祭，以表追思之忱。碍于政府法令所限，1964年解散成立自1947年的“互助部”。

义卖筹建老人院

    1967年至1968年第五任主席由冯增光先贤担任。会员人数由1957年的500余人增至800余人。1967年巾帼先贤陈才英，卢鸿芳，陈月芳，许世英，黄金英等人，深谙“祭之丰，不如养之薄”的道理，发挥了海南妇女外柔内刚的个性，成功发起义卖海南糕棵以筹建老人院的运动：不久后，在会馆后面旁的空地上，就建起了一座单层的老人院，让那些苦无居所又年迈的乡亲有个可以栖身之所，并免断炊之虞。当时这是本埠唯一的乡团老人院，亦是许多乡团有意仿效又无法达致的典范。

本馆先贤荣获柔佛州苏丹封赐

  

    1969q年至1976年是本馆活动最催璨绚丽的年代，正是本馆先贤曾昭炳太平局绅担任第六任主席的时期。曾昭炳主席非常关注馆内“康乐股”各项组织的活动状况，尤其是对铜乐队的练习。曾主席曾先后于1972年和1975年荣获柔佛州苏丹封赐PIS勋章和委任为JP太平局绅，红花绿叶相映红，这是本埠海南乡亲最感自豪和缅怀的时代了。本馆章程于1972年稍有修改，自1973年起，董事任期改为每届2年。

创业难守业更难

    1977年至1990年由曾昭才先贤担任本馆第七任主席。有谓创业难守业更难，在这漫长的14年，曾主席小心使馆内原有的各项活动和组织都得以稳健维持或推广。

会馆改名“海南会馆”

    1991年至2000年罗继炎律师以特殊的身份脱颖而出，获选为本馆第八任主席。罗律师思想开明，在他领导下，一切庆典或会议都可径以华语发言，这可引导了许多年轻但琼语不太灵光的成员参与了会馆的活动。1991年会馆成立了对会馆贡献甚巨的“妇女组”。1993年会馆亦通过响应海南总会的呼吁，将会馆改名为“海南会馆”。1998年会馆斥资购置了电脑，期望将会馆行政工作电脑化。

筹募整修、粉刷天后宫

    2001年至2002年陈家华乡贤为本馆第九任主席。陈家华是本馆自复兴后最年轻的主席。在他年轻阳光型的领导下，本馆卡拉OK室的设备和天后宫很快获得改善和修葺。除了成功筹募20000余令吉以整修和粉刷天后宫墙壁，香炉和神龛外，他更自掏腰包不下6000令吉捐献秘书办公室的冷气和文具橱等物。

妇女组合唱团受邀请表演，深获好评

    2003年至2006年是王平乡贤担任本馆第十任主席。王平主席是位淡定的领导，在他领导下，一切活动顺利进展，妇女组合唱团在冯文尧乡贤竭力教导和团员的紧密，进展尤其蓬勃，不时受到邀请表演，深获好评。

成功招募千余名新会员

    2007年至2014年第十一任主席是冯锦丰乡贤。甫上任，冯锦丰主席自掏腰包换掉了那购置多年未曾启用而不适于再用的旧电脑。冯主席为人随和大方，与属下各活动的成员都可打成一片。唯一令坊间和乡亲稍有诟病的是他任主席期间，曾让一董事兼任会馆执行秘书之职。未能效仿上世纪50，60年代两位主席，委婉劝请两位姓林和姓莫的董事依据社团条规，先辞卸董事职后才接任执行秘书之职。冯主席致力于招募新会员，在他与邢英洲董事的配合下在短短的两年内将会馆800余名的会员名额提升至1000余名，此举无不令其他主席侧目！

一日千里，蓬勃发展

 

    2015年起由朱运兴乡贤掌舵，朱主席也是对馆务充满热忱和信心的乡贤，相信在他领导下，馆内的一切活动将一日千里，蓬勃发展。 

 铜乐队成立典礼

旧时海南会馆建筑外观

 

本馆炮垒轮车参加马来西亚成立游行第一名(1963)

旧寸天后宫

2010年欢庆100周年妈祖出巡游行

振兴会所落成亮灯典礼

资料来源：《柔佛州峇株巴辖广东会馆百年庆典(1915~2015)》，页96～100。

海南人与马来人的近亲关系

海南人与马来人的近亲关系

安焕然

 

依据现有的考古发掘，海南岛的石器文化彼此之间缺乏明显的地层关联，这种现象表明，海南岛内的远古居民外来迁徙的迹象比较明显。而且海南岛上发现的远古文化遗址，应属于不同的族属，多元而混杂。考证三亚落笔洞遗址，三亚人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过渡，是迄今海南岛发现年代最久的先民活动遗址，距今一万年左右。关于三亚人的族源，有两种说法：一指来自华南大陆，另一说法是三亚人来自古代马来族、尼格利陀（Negyito）族（矮黑人）。

 

距今3千年至7千年前，一批远古先民又陆续迁入海南岛，是为海南黎族的祖先。关于黎族的族源，有主张黎族是从中国东南古代百越族的一支：骆越族发展而来；亦有认为海南黎族的始祖是从东南亚渡海而来。而且学者多有论证东南亚马来族与华南古越族之间存有密切关系，皆与海南黎族有复杂、融混的同源基因。

 

著名人类学家林惠祥曾从体质上：马来人的直发、广头、短面、矮躯；文化习俗上之断发、纹身、黑齿、短髭、跣足、拜蛇、巢居（干栏）和语言上的胶语，以及考古遗存的石锛和印纹陶等文化同源和相似性，指出马来族和中国古越族的亲密性，认为古越族原应是与马来族相类的，并推断马来人的一个形成地，就在中国华南。有学者认为，在远古时代，中国大陆东南是原南岛语族的起源地，中国大陆东南土著就是原南岛语族。著名学者刘其伟更断言：中国南方的原住民，古代称之百越，今日称之黎族、苗族，都是属于马来血统，保持浓厚的“马来素质”。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德国学者史图博（H.Stubel）在其名著《海南岛民族志》，从黎族的技术、制度和宗教思想3个层面总结出黎族与东南亚土著的近亲关系，认为海南岛是被数次民族移动浪潮冲击过来的民族所开发的，这些迁移到海南岛的民族，很明显是由阿乌斯兹罗尼西亚（马来亚）和泰族这两种要素组成。因而推断黎族祖先有一部分是从马来半岛渡海而来的马来族混血形成，亦未尝不可能。

 

无论是从学术严谨的角度，抑或研究视野和胸襟上，我们不能局限于民族文化传播的“一元论述”，或基于某种幼稚的“自尊”心态，在思想上盲目地批判“南来说”。因为若从民族志资料看古越族与东南亚、南亚的交往，确实有姻亲联系。很多时候，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往联系是双向的。

 

不到天涯不回头。海南黎族能歌善舞，天性就喜欢音乐的手舞足蹈，其传统手工纺织染绣更是享誉中外。而马来民族则是一个海洋性的民族，同样是天生乐观、勇敢，具有冒险精神。他们的祖先本没有肤色的歧视，迁徙、包容和混血本就是南岛语系民族的特性，也是其生命力活跃的泉源。诚如海南大学周伟民和唐玲玲所说的，马来族祖先在史前时代与中国古越族关系密切，不论是古越族迁往马来半岛，还是马来族移往中国沿海，这两个民族的汇聚交融与嬗变，对中马文化的贡献是巨大的，也是两国文化渊源长远的证据。而这种血缘与民族文化的相似同源或双向互融，就体现在海南黎族的人类学观察上。

 

星洲日报／边缘评论．安焕然．2008.10.12
 

汉代海南──郡在大海崖岸之边

汉代海南──郡在大海崖岸之边

安焕然

 

先秦时期，中国东南部为百越族聚居之地。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朝威服岭南，在今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分别设置南海、桂林和象郡。当时海南地处象郡之外徼。

 

秦末，南海郡龙川县令赵陀乘中原危乱之机兼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建都番禺（今之广州）。

 

汉高祖刘邦既定中原，乃采招抚怀柔之策，派遣陆贾出使南越，立赵陀为南越王，和辑百越，使无南边之患。然赵陀实为一方之主，自拟天子之制，尔后更威服闽越、西瓯、骆越诸部，国界势力东西万余里。

 

直至汉武帝元鼎年间，南越内乱，汉武帝遂派伏波将军路博德平灭了南越国，并将其地分置为9个郡。其中隶属交址部刺史，设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的儋耳、珠崖两郡，其地就在海南岛，是为海南岛并入中国版图最早的两个行政地名。

 

但自海南设郡以来的百余年间，不时发生与土著的冲突事件。其“难治”，诚如《汉书》所记：“自初为郡县，吏卒中国人多侵陵之，故率数岁壹反。”实乃地方官员之贪婪、跋扈所致。

 

根据《汉书》记载，从汉武帝置郡（公元前110年）到汉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的60余年间，海南土民较大规模的暴动有9次之多。汉朝政府以为难治，乃收缩其地方行政编制，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既罢儋耳，合并入珠崖郡。

 

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朝廷派兵镇压海南民乱，遭受遽烈反抗，镇暴军官（护军都尉、校尉及丞等）11人，仅2人生还，“卒士及转输死者万人以上，费用3万万余，尚未能尽降。”

 

至汉元帝之时，海南民乱又起。贾捐之（西汉名臣贾谊的曾孙）以为海南：“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是一个“弃之不足惜”的地方。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汉元帝乃从贾捐之的建议，撤销了珠崖郡，改降为朱卢县，隶属合浦郡所管。

 

东汉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汉光武帝派遣伏波将军马援平定交址，抚定珠崖，撤朱卢县改设珠崖县，但仍属招抚县。虽言至今海南多处有伏波将军的传说，但马援在海南登陆的事实，却不见于正史记载。或其征战楼船路过寄泊海南，民间传说、立祠祭祀与历史想象，尚待考古的印证。

 

汉朝政府对海南的统辖断断续续，而且地方官僚既酷又贪，扰民不已；海南民悍，频叛难服。而朝廷士人亦不重视海南之地，以为蛮荒外徼，弃不足惜。因而自汉武以来百余年，中国王朝经略海南，无多大实效。此后之魏晋六朝，海南也只是徘徊于中国王朝统治的触角之外。

 

中华民族常以其伟大的融合力为荣。然而，我们的历史叙述亦经常受制于“汉族本位”的偏见与不见。中原与边陲之间，在认知上、在管理上、在族群的互动关系上，实际上存有很大的落差。如何“发现海南”，恐怕还得从“移情”的了解开始。

 

星洲日报／边缘评论．安焕然．2008.10.26

冼夫人与海南

冼夫人与海南

安焕然

 

汉至魏晋，中原汉人政权对海南岛的统治时断时续，无多大实效。朝中士人不重视海南地位，地方官僚亦多不体察海南民情。反倒是南朝梁大同年间（公元535-545年），海南儋耳千余峒俚人归附于冼夫人，冼夫人请命于朝，梁武帝允准在汉废之儋耳郡地设置崖州，方才强化了海南与中国之联系。

 

冼氏是广东南海、高凉地区“土著”的大姓。冼夫人的先祖，世代为高凉郡俚族的大首领。冼夫人的出生故里，至今虽众说纷纭，但她与高凉（今广东高州）太守冯宝结为夫妻，冯、冼之联姻，加速了冼氏俚人的汉化。

 

魏晋南北朝至隋初，冼夫人成为岭南地区备受推崇的俚族首领、巾帼之英雄，而且其势力更跨海深及海南岛，海南俚人尽归附于她及其家族的统辖。从梁朝大同初年至唐朝天宝年间约200年，冯、冼家族及其子孙诚是海南实际统治者。

 

自冼夫人奏请设崖州后，海南岛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移民开始增加，加速了与中国大陆文化的联系。冯、冼家族在海南的繁衍，至今约有10万人之多。海南不少冯氏族谱中亦记载他们是冯宝和冼夫人的后代，如今，海南冼姓人称冼夫人为“姑婆”，冯姓人称冼夫人为“祖婆”，其它姓氏的人则称她为“冯婆”。

 

冼夫人是否到过海南，史籍无记载，但至今仍流传许多关于冼夫人进军海南的故事，亦有纪念冼夫人的“闹军坡”庙会活动。在海南琼山的新坡镇梁沙冼夫人庙，每年农历二月初九至十九日举行的“军坡节”，成了当地十分隆重的节日。这是为了纪念冼夫人出征海南的日子。据说，参加仪式者和庙会管理者事前要斋戒，不能吃猪肉，而且庙会期间的善信也不准吃猪肉。传说，那是因为有一次冼夫人被敌军追击，危难之际，一头猪背冼夫人渡河而去，解救了她。自此，为感谢猪的恩德，冯、冼家族就不吃猪肉了。（典故来源参见自庄昭、高惠冰《巾帼英雄第一人：冼夫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冼夫人历梁、陈、隋三朝，所附俚僚无不服从，对她推崇备至，奉为“圣母”，隋朝皇帝更是册封她为“谯国夫人”。夫人去世后，岭南各地和海南岛人奉为神明。之后，历代不断加封，宋朝封为“显应夫人”、明朝封为“高凉郡夫人”、清朝封为“慈佑夫人”，使冼夫人崇拜从民间地方信仰升格为国家的正统神只。

 

冼夫人庙之广布，仅高州就有二百多座，而在海南岛，根据正德《琼台志》的记载，海南儋州旧城濒海每遇水患，必获冼夫人之庇佑，使之成为了当地的保护神明。1996年仍存有冼夫人庙51座。

 

冼夫人的崇奉，马来西亚海南人亦多有崇祀。海南会馆奉祀的神只，其正祀的神龛通常奉有3座神像，中为天后圣母，左右即各为水尾圣娘和冼太夫人，均为女神。以柔佛州海南会馆为例，其附设天后宫配祀有冼夫人者，计有令金海南会馆、古来海南会馆、新山海南会馆、永平海南会馆、丰盛港海南会馆、峇株巴辖海南会馆、居銮海南会馆，等等。

 

星洲日报／边缘评论．安焕然．28／12／2008

琼乃美玉

琼乃美玉

安焕然

 

海南岛旧称为“琼”，早期的海南会馆也多名为“琼州会馆”。此名称与“穷”无关，而有其沿革，亦有其美好的典故。

 

三国时代，“海南”一词虽已出现，但泛指南海沿岸各地，非为今海南岛之专用。从汉朝设郡至唐朝的七百多年间，海南郡县时置时废。直至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冼夫人之孙、汉阳太守冯盎降附唐朝，唐高宗将其地分设8州，其中的崖、儋、振州在海南岛。唐贞元五年（公元789年）于海南设琼州都督府，直隶中央政府。琼州都督府下辖琼州（岛北部）、崖州（岛东北部）、儋州（岛西北部）、振州（岛南部）、万安州（岛东南部）5州，奠定此后海南历代行政建制基础，亦是以“琼州”一词指称海南全岛之始。

 

“琼”之名，乃因唐代海南岛北部有山产玉石，古人称美玉为琼，遂名琼山。贞元五年设琼州都督府总辖海南全岛各州县，至此后世乃以“琼州”、“琼岛”或“琼”指海南岛，“琼”渐成海南简称之典故，由此而来。

 

宋朝地方行政以路为最高区划，而分为府、州、军、监。宋初，崖州并入琼州，分为“一州三军”，即琼州、昌化军、万安军和朱崖军。南宋改昌化军为南宁军，朱崖军改为吉阳军。自宋至元，海南先后隶属广南西路、湖广行省和广西行省，而“海南”一词才于宋代始用于专指海南岛。

 

海南岛在唐朝建置基础上，至宋代获得进一步的开发。其开发以汉人移民遽增为明证。唐以前，海南岛民不及2万，唐代移民激增至7万人，南宋以后达10万人以上，元代达17万。汉人移民增加，海南岛的开发由北部至东南部、西南扩展，形成环岛开发局面；入宋以后，更是向岛中部延伸。宋代文献对此多有记述，例如赵汝适《诸蕃志》记云：“闽商值风飘荡，赀货陷没，多入黎地耕种之。”周去非《岭外代答》亦记说：“海南有黎母山……熟黎多湖广、福建之奸民也。”

 

唐末纷乱、宋元鼎革，中土战事连年，中国人口大量南移，此股移民潮也影响了汉人向海南播迁。而此时的海南又诚是“自古无战场”之地，遂成了汉人移殖的新乐土。尤其是闽潮“福佬系”移民的扬帆渡航而来，成了汉族诸姓主要的“入琼始祖”，一批一批地立足海南。此外，宋代福建海上贸易兴勃，海南岛成了福建海商从事海洋贸易的寄泊地，而农业移民的增加和官员文化人的留住，均是唐宋汉人移民显著增加的原因。

 

星洲日报／边缘评论．安焕然．2009.01.04

海南人与福建人

海南人与福建人

安焕然

 

1988年海南建省以前，虽隶属广东省，但海南人说的“海南话”，福建闽南人倒是多少能辨识得出，听懂些许。这是因为“海南人”与“福建人”之间其实还有汉人民系迁徙的千年因缘。

 

根据吴华〈各姓入琼始祖〉一文的论述，海南汉人先祖大多数来自福建省，特别是福建莆田县，而广东、广西、河南、江西则次之。根据海南族谱记载，各姓“入琼始祖”多为渡琼任官职者，也有被贬、避乱和经商而落籍海南的。今海南103个姓氏中，以吴姓族人最早渡琼，其入琼始祖吴贤秀原为福建莆田人，进士出身，官至户部尚书。致仕后，因闽中动乱，于唐永贞乙酉年（公元805年）迁居琼州。除吴姓，在唐朝入琼的姓氏始祖，尚有符、林、黎等，彼等原籍均为福建（主要是莆田）人士。

 

而唐以降之“入琼始祖”，又以宋一代最多，计有陈、黄、韩、王、张、云、曾、郭、龙、卢、吕、朱、欧、赖、廖、周、何、苏、翁、洪、锺、庄、高、颜、彭、郑、冯、谢、蔡、岑、石、连、袁、杜、陆、温、骆、田、秦、林、符、邢、许、林、唐、宋、丘、文，凡48姓。另在元朝入琼的尚有李、徐、孙、魏、汤、张和阮等7姓。举凡今可考之103姓，仅唐宋元三朝入琼者有59个，占57%。

 

此外，我们亦不可忽视此时期黎人亦有汉化的现象。唐末以降，汉文化对岛上黎族的影响进入历史全新阶段，黎族和汉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增加，汉人对黎族的社会也有了一些较为清晰认识。

 

至宋代，“黎”成为了海南岛上土著先住民的专用族称。由于受到汉文化影响，自宋以来，有“生黎”和“熟黎”之别。宋朝文献已有记载黎人汉化改用汉姓之俗。（宋）赵汝适《诸番志》卷下〈海南‧黎〉有记：“琼山县，去省地远者为生黎，近者为熟黎……黎之峒落日以繁滋，不知其几千百也，咸无统属，峒自为雄长，止于王、符、张、李数姓，同姓为婚。”

 

近人有谓海南“文昌无黎”、“会同无黎”，大抵说的是黎人汉化结果。汉黎融合的现象早在宋代已经发生。陈铭枢总纂，曾骞主编《海南岛志》指说：今海南之王、邢、罗、李、陈、杨、廖、唐、韦、吴、麦等诸姓，亦有其祖乃汉化黎人改用汉姓者也。

 

唐、宋时代，福佬系人士入琼，扬帆顺风渡航，大部分在海南岛东北沿海登陆，后渐次向南、向西迁徙，而成环岛分布。他们与海南先住民黎族之交融，自不可免。大抵在宋代，彼等之到来，其闽语即吸收黎族语言若干成分，形成新的分支──“海南话”。所以说，我们今之俗称的“海南话”，实际上是闽方言与海南土语发生交融、变异之后发展而成的，属闽方言在地化的一个分支。

 

语言学者云惟利在《方言人文丛考》就曾指出，海南话和潮汕话、闽南话、闽北话是“亲属关系”，同源而异流。像海南话里的“猫鼠”（即老鼠）、弓蕉（香蕉）、食（吃）、鼻（闻）、惊（怕）、家己（自己），语音与闽南话相近；尾（尾巴）、柑（橘子）、头毛（头发）、闹热（热闹），读音与潮汕音相近。但海南话的声母，如吸气音、舌尖擦音变塞音等特殊变化，则与闽南方言不同，可能是受黎语影响。特别是以黎音的b和d来替代闽南语的p和t，如分、兵、变、茶、灯、滴等的读音。云惟利教授指说，黎人汉化（实是闽化）时，所说的闽语自然会带黎语，这便是后来的海南话了。

 

另外，我们知道，闽南话是受吴语的影响。而海南孤绝南溟，受外来影响不大，反而保存了不少古代吴语的习惯。在海南话里，母亲常对我们说：“厨房叫tau tai”，过去我一直不明白这个tau tai如何写。看了云惟利的书，才知那是“灶前”之意，原是苏州话。而福州话也是把“厨房”说成是“灶前”的。

 

星洲日报／边缘评论．安焕然．2009.02.08

海南文化的肇兴与传播

海南文化的肇兴与传播

安焕然

海南人是有文化的。一个关键时期是在宋代，从北宋姜唐佐中举开始，至南宋末，海南共出举人23人、进士12人。南宋咸淳七年（公元1271年），郑真辅登进士第二名，是海南第一个探花。这样的科举高中频率，对长期被中原士人视为“蛮荒孤岛”的海南，无疑是令人惊讶的成果。宋代海南，其文教儒风已肇始兴起。

两宋时代，中原纷乱，海南岛却是一个有文化的纯朴乐土。南宋名臣李光对海南之承平，文化风气之增盛，颇为赞叹，称道说：“海南自古无战场，靖康以来，中原纷扰，而此郡独不兴兵，里巷之间，晏如承平时，人知教子，家习儒风，青衿之士，日以增盛，郡试于有司者，至三百余人。”

而且文化的传播，应是双向互往的。海南不仅有中原文化输入，亦把本土精彩的文化技艺北传中土。海南黎民的棉花（古称吉贝、古贝）织品是最早见于中国史籍的棉织品之一。唐宋时期，海南的盘斑布、古贝布、黎锦、黎裙和黎幕等更是蜚声中原，成为中国宫廷的贡品。赵汝适《诸蕃志》指说，海南在宋朝时已是福建海商贸易兴贩之地。除了沉香等香药土产，海南的棉织品亦是福建海商另一热衷的商货。苏轼谪居海南时，作〈和陶拟古九首〉，第九首亦曾说海南“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独完……遗我古贝布，海风今岁寒。”指出海南棉织品的普及与优质。

这种精妙的棉织工艺在元代获得了北传。事因松江府乌泥泾（今上海）黄道婆幼时为童养媳，因不堪公婆虐待而随云游道士逃至海南崖州（今三亚市）。她在海南居住的40余年间，向黎族同胞学习了棉纺织技艺并加以改进。据说黄道婆发明了三繀脚踏纺车，一次能纺3根纱，比手摇纺纱效能高出3倍。元朝元贞年间（公元1295-1296年），黄道婆返回故乡（今上海）松江府乌泥泾，遂把这改良后的海南棉织奇葩的技艺传教乡人，对促进长江流域棉纺织业起了重要作用。

再者，唐宋之时的海上丝路颇为兴勃，中国福建海商和阿拉伯穆斯林商人穿梭其间，海南岛亦是海上交通一个中途补给站和避风场所。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在《中国阿剌伯海上交通史》说，当年阿拉伯穆斯林商人经营东方远洋贸易，在其通往中国的航线上建立了不少据点。除印度，马来半岛的个罗国（即吉打）、室利佛逝、占城，亦一度为彼等之居留地。此外，还有一个地方，那就是海南岛。

占城是指今越南中部海岸一带。宋元期间，因海上丝路贸易频繁而与阿拉伯商人的交融，多有信奉伊斯兰的占城人浮海遇风，飘至海南岛的记录。当时这些穆斯林移居海南岛，散泊海岸，谓之“番村”、“番浦”，其人多蒲姓。

1976年，海南岛南部沿海，跨越于陵水、三亚两市、县交界的福湾海湾，东西长约2.5公里的海滩沙丘地带上，发现墓碑刻有阿拉伯文《古兰经》，属于唐宋时期的穆斯林墓葬群。之后又陆续在三亚附近发现5处穆斯林古墓群，是在中国南方沿海迄今为止发现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穆斯林墓地。

海南“回族”主要居住在三亚、儋县。伊斯兰色彩比较浓厚的三亚地区，1937年尚有4座清真寺，属什叶教派。其文化亦兼容了其它文化因素，诸如语言一部分带有马来语的语根。这些穆斯林后来就成了海南回族，并改用了汉姓，包括蒲、方、海、刘、哈、杨、马、米和汪等十余姓。

至今，海南岛最南端的三亚市回辉村还有不少“回族”。首相阿都拉的外祖父哈山沙礼原名哈苏璋，就是在19世纪末从这个海南穆斯林村落飘洋过海，南来马来亚谋生的。有人说，首相阿都拉应也可以算是四分之一的“海南人”，这是有根据的。

因而，稍懂点海南历史和其文化渊源，就别再乱说：海南人是“疯”的！

星洲日报／边缘评论．安焕然．2009.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