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看成岭侧成峰

马来西亚华人研究概略 木马 前言 　　对于马来西亚华人的研究，长久以来就是国内外学者所积极从事的一个学术领域；它属于在研究整体马来西亚的其中一个部份。早期对华人研究的一些重要著作，大部份是出自于殖民政府官员或外国学者，所以他们的研究成果是不可忽视的。至于华人学者（包括新、马、港、台与大陆）方面则迟至二次大战后才陆续有研究成果出来，本文是笔者以这两年来断断续续收集的一些资料做为基础整理而成。 　　在独立前， 一些英殖民地官员如巴素博士（ V.PURCELL ）、毕麒麟（PICKERING ）、布莱特（ W.BLYTHE ）等都有些从事一些华人的研究工作。１８７７年１１月４日，皇家亚洲学会海峡分会成立，隔年出版其学报，以供海峡殖民地官员及学者发表研究成果的主要刊物之一。１９２３年，这份刊物更名为皇家亚洲学会马来亚分会学报，至今仍未停刊。其内容多为华人的研究论文，研究领域包括华人私会党、地名街名的来源、人物传记以及早期华人移民社会面貌等；是研究早期华人移民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二次大战期间，大陆的沦陷而使得一批大陆学者逃到南洋一带，这些学者包括许云樵、张礼千、郁达夫等人，并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学会，推动南洋的研究工作，并且由许云樵主编出版的南洋学报，这批学者在研究时多利用中国史籍资料来考证东南亚的古代史和华人史；可惜的是，这些学者较少亲自动手去发掘一些“第一手”的资料。       以下，笔者尝试分几个领域来谈这些研究成果。 华人私会党 　　华人私会党源于何时， 并无资料可查。 １７９９年，槟榔屿的纽波尔德（T.J.NEWBOLD）在其所著“马六甲海峡英国殖民地的政治和统计概况”（POLITICAL AND STATISTICAL AC COUNT OF THE RITISHSETTLEMENTS IN THE STRAITS OF MALAKA,2 VOLUMES, 1839）一书中，最早注意到华人私会党在海峡殖民地的活动。其次是德国传教士米怜（DR.W.MILNE）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报（TRANSACTION OF THERO YAL ASIATIC SOCIETY, 1827）中， 叙述 1818 年马六甲的一名私会党头目受嫌涉及一宗暗杀事件。 至于新加坡方面，莱佛士（RAFFLES）...

马来西亚(1969.5.13)种族暴乱内幕 　 －－本报特约路透社专栏 摘自《联合报》　民国58年5月28日 　那一晚上突然发生的丑恶的暴乱、残杀、纵火和掠夺,使历时有十二年之的马来西亚的民主政治和种族和谐的形象之粉碎。 　马来西亚的这次悲剧，是在这个国家于五月十日举行大选之后两天内发生的。 种族紧张关系 　　在占人口多数的马来人和三百五十万华人（其数目几乎与马来人相等）之间的种族的紧张情势，甚至和占少数的印度人方面，早就随时可达到表面化冲突的程度。 　　然而，六十岁的总理东姑．拉曼却一再大吹大擂的说，他所领导的执政的大马联盟党握有制止这种紧张不和的情势的对策。 　　可是，恐怖的冲突终于大选的第二天－－周二的晚上爆发了，截至现在为止，已有数以百计的人丧失了生命，上千的家庭遭受破坏，这个年青的国家必须重建它的社会。 　　这次悲剧的不幸中的大幸的情形是，在全国大部份和大多数的人民尚能保持平静，没有卷入漩涡中，而构成人口中的两大种族也都还能自制，不曾火上加油。 　　但是，新的发展却在华人当中造成了显著的不安，他们怀疑，由于他们的牺牲，马来人的怨恚和不满是否仍没有得到抚慰。 引起盟国不安 　　同样的在马来西亚的盟国中也引起不安，这些国定包括澳洲、纽西兰和英国，它们原来相信马来西亚是一个安定的、多种族的社会，因而它们对马来西亚有防卫上的承诺。他们将在未来的几个月之内密切地注视着副总理拉萨克和他所领导的国家行动委员会的作为，看他在完成了恢复法律和秩序的首要工作后，还会做些什么。 　　问题是：民主政治能否恢复，或如新任内政部长伊斯迈在一次广播中所说的，马来西亚的民主政治已经死亡。另一问题是：构成这个国家人口中的两大种族能否捐弃嫌隙，趋于种族之间的和谐。 　　在冲突发生后，现政府指责共党恐怖份子和黑社会份子乘机煽动。 　　但所有的观察家都同意一种看法，即当前情势并不是那么单纯；他们并检讨这次大选，以寻找这次不幸事件的肇因。 大选的发展 　　当竞选运动展开之初，这两大种族中就有很多人明显的表示怀疑东姑拉曼所宣称的话，他当时说，只有他所领导的大马联盟党－－一个由三个种族代表所组成的联合政府－－才能维持马来西亚的和平局面。 　　在一方面，代表东姑拉曼本人所领导的马来亚统一组织（所谓巫统）参加联合政府的很多人，都觉得他们的权...

知识与权力的共犯关系----论马来知识社群的文化现象 曾庆豹 巫统党选之前，各大报争相讨论“新马来人”这概念，华文报也努力转译刊出。知识在此政治现实中发挥了革命性的颠覆功能，成功的营造某种有利的气势，从封建社会的宗法政治（嘉化的象征：德高望重）过渡到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安华等人的象征：青年才俊）。 这次结构性的转化是一项“典范革命”（Poradigmatic revolution ），“新马来人”赋予了理论的依据，而象征着“学术”、“中立”的马来知识社群在其中扮演了极重要的思想任务。 这股文化现象连华社也频频感到惊讶，不断追问：马来知识精英受过社会科学训练的究竟有多少？的确，马来知识精英早已形成一股可观的力量，在训练有素的情形下，肯定在未来国家权力整体的运作中，关系着其中的变化因素。然而，问题不在于这群马来知识精英究竟会形成怎样的影响。问题应该是，究竟我们是如何揭露知识社群与权力机构的反馈逻辑？知识如何形成赤祼祼的权力宰制？一言以敝之，知识与权力有没有“共犯”之嫌？ 毫无疑问的，知识的宰制（ dominat- ion ）是一种非暴力的掩护，也就说，知识暗念着权力的结构性运作，配合着国家机器采取“软性”、隐藏式的操控。表面上看来，知识是中立的，再加上“学术”的旗号，更是合理地辩护自身假定的意识型态；所以，所谓“客观”果真的是毫不预设立场吗？这显然是值得怀疑的。尤其当知识在权力核心的地带运作时，往往构成对权力的保护或挑战，一般在国家机构任学术人员和大学任教席的，很少不涉入某个权力组织来进行学术研究的。 知识一方面可以反映实在，但也可以进行欺骗。在德国纳粹的时代，许多大学教授和专家的研究，无不合理化的辩护希特勒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思想，也处处寻找诋毁犹太人的所谓“证据”，他们的方式也是“学术”的。可以这么说，知识一定关系到权力的问题，它不是赞成就是反对，都涉及到权力，如做研究需要经费，为保护不失去教职，不能有偏极性的反对言论，进入主流构成影响，等等。所以，知识无处不在权力的结构中运作。好一点，知识变成商品贩卖下的交换，坏一点，就沦成为某种意识型态宰制的服务工具。 知识份子是一个没有“生产工具”的群体，本质上，他们并不属于任何阶级，因为他们的活动并不明显代表那一层的利益关系。换言之，知识份子往往只能依附于某个团体，而在国家机器的权力无孔不入的情况下，他们往...

新经济政策和马来公司状况 《马来西亚前锋报》社论 ●陈妙华(节译) 　　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会长达因日前说非土著可以购买有问题土著公司的谈话，令许多人吃惊。其实，在这之前达因已曾在一份区域杂志的访谈中提到这问题。 　　他的声明已得到首相马哈迪医生的证实。 　　这措施必将引起争议，因为它对国家和马来人具有重大意义。巫统青年团马上作出反应，认为它不明智，应该重新检讨。 　　马来人和马来商家当然对此感到不安。他们将认为政府通过新经济政策协助马来商人的魔术棒即将被收回。政府将会准许非土著企业家接管有问题土著企业家的股权，消除掉新经济政策下土著企业家所取得的成就。 　　通过这样的措施，政府确实会被指不再热心照顾马来人在商业上的利益。国家领袖甚至会被指背叛了一直以来受保护的马来企业利益。更糟的是，政府将被指为了解决现时的难题，不惜代价让一切合法化。 　　但我们相信，即使政府不能实行挽救马来企业家的政策，它也会采用各种可行策略，保护马来人的长远利益。它必然不会看着新经济政策所取得的成果就那样被毁掉。 　　有了首相的保证，说那只是临时措施，马来人大概可以放心了。而且，面对那么大的难题，与其让一些马来公司倒闭，不如让有能力者把它救活过来。 　　现实生活中，有时侯我们必须采取实用态度。如果有得选择，我们相信政府必定会帮助有问题的人。可是现在国家经济情况这么困难，政府不可能那样做。与其让那些公司落到外人手里，不如让马来西亚公民自己买起来。最少它也还是属于我们自己。它的一切利益仍然会留在国内，而不会外流。 　　当然这不会是走后门，如收归国有再转给马来人，而是通过市场模式，这样才能让马来企业家更受尊重。 　　而且马来商人早已被提醒过，新经济政策不可能永远维持，它迟早是会被取消的。马来商人应该已作好准备，以应付现今这样的“雨季”。受保护太久只会让人越来越臃肿而不再进取。 　　今日的现实的确是苦涩的，但它也许是苦口良药。

大马青年应有的意识、责任与信念 曾庆豹 一、前言 一个民族、国家、社会的未来如何，深深关系到其青年在当下的时代所扮演的角色。现在年轻人对自己的认定与意识是相当的模糊与薄弱的，处处展现着一种“脱序”的现象，任何生活周遭的事物都采漠不关心的态度，什么政治、经济、社会、道德的事务是离我们那么的远，唯一兴趣的是看几场电影，听上几首摇滚乐曲。 随着时代的变迁，价值判断也逐次堕落与恶化。我们热切期待青年中的弥撒亚(Messiah)出现，重新竖立起正确的意识与青任。基本上，我们认清今天的大马青年也同样陷入如此窠臼，各种的现象都象征着这种可怕的信息。我们热切的关心我们的信念与处境，因为两者是息息相关的，但是信念又是那么的根本，先于处境，且优于处境。本文试图环绕着对“信念”的诠释，从而道明所站之“处境”，企以建构这一代大马青年应有的意识与责任。 本文首先从对历史意识的强调，以说明青年如何溶入其历史传统与背景，活在历史之中，且肯定其在青年的意识与责任中的重要性与优先性，因为一切尔后的说明都扣紧着这个信念；第二部说明大马青年的知识阶层如何与其社会建立起“亘动”的关系，即“超然”又“内在”，以“临在”的方式契入社会，同时又与之采取距离，随时批判社会；第三部份指明为“意义”奉献的崇高价值，融入儒家的人生观，建立起一种极具正性的价值观；第四部份则采取批判的态度，企图解构(Desonstruction)现有之错误价值信念，从而“解除魔咒”，以开出其背后应有的价值信念。 这里必须补充说明的是，本文的对象为大马青年，包括知识阶层与社会青年，普遍涉及到各个不同教育背景与领域之学子。另外，本文更深切的针对在台的同学，企图使在台同学在大学四年中有所自觉。基本上，作者视个人为廷续性与整体性的，青年的时代又扣紧着幼年、少年、青少年、成年以至老年而有所观照。 二、历史意识与责任 吾人曾撰<雏型与开展──论历史意识的建立及其内容>一文，检讨过历史意识的重要性及双重与双轨的历史意识之具体内容。(注一)本文重申这观点之确切性，不厌其烦的重述之，并注入新的内容，祈附于更周严之面貌。 所谓历史意识，就是意识到人存在历史性，人必须在历史中始能开展出自身的存在意义。每个人，每个社会皆隶属于一个传统。承接传统是使人能顶立于天地之间，了解自己并了解世界的唯一凭藉。(注二)现象学大师...

大专法令修正案之历史遗波 符月璇 大专法令中的两个重点，一是它对学生运动／活动的管制，一是它对大学自主权／学术自由的管制。 首先要弄清楚的是，今天大家口中的大专法令指的是1975年大专修正法令。在我国大专史中，第一间大学是1949成立的马大。当时马大校址位于新加坡，受到1949年 UM Ordinace 管制，当它被迁回马来西亚时，当局通过1961年马来西亚大学法令来管制这所我国唯一大专学府。至到1971年理大和国大产生后，才出现了1971年大专与大学法令，这个法令后修正了至少五次。 1971年--一次 1975年--二次 1976年--一次 1983年--一次 其中对大学生及学术人员影响至深，也是我们大家最为关心的，即是1975年5月间通过的修正法令，其他修正包括成立独大、成立回大等，我们在这里不谈。 我想，要了解整个大专法令被通过到多次修正的前因和后果，是必须联同马来西亚大学生运动的进化史一同讨论的。因为整个大专法令的出现与改变，都摆明是为了严厉管制大学生的举动以及规定大学学术自由范围。 马大被迁到 KL 时，学生们关注的多是校园内的事务，特别是有关他们本身的福利。到了1967年，由于出现了一些前进的学生领袖，加上当时发生许多关系到广大人民基本的生活课题，才令到大学生开始涉及社会，与群众结合在一起，开起了长达八年的学潮。 当时最引起大学生关注的是国内农民的贫困及缺乏土地耕种问题。许多来自马来乡区的学生，以及受到中国大陆左派思想影响的华人，深切感受到农民的困苦。当时法国、美国等地的大学生在他们的国家起了哄哄的学潮，至少也刺激到我们大学生的正义感及参与感。当年哄动一时的事件就是至今还为人津津乐道的Telok Gong 事件。Telok Gong 是没有土地的农民对获得土地而展开的一场斗争，他们在有关地区开拓森林进行耕种，但却遭到政府暴力对待，摧毁他们的农作物和房子。这件事引起大学生的忿怒，多个学生会作出激烈的反应，包括公开支持不幸的农民，强烈谴责政府的暴行。Telokg Gong 事件被比喻为我国学潮的起点。 除了农民问题，学生们也题出教育语文、文化等课题。比如安华就是个推崇马来文地位以及关注马来人问题的学生领袖，与他同期的 Syed Hamid Ali 则关注社会正义及西方霸权对落后国家的欺压等。他们数人可算是马来西亚学潮中民族主...

新山中华公会75周年纪念史料专辑 新马华人手创椒蜜业史丛谈 李寿章   追溯一百多年前的槟城、新加坡及柔佛(马来半岛南端开拓较早之埠)，此三地初期的发展乃全依靠胡椒和甘蜜之种植业及贸易起家的。此两种珍贵的经济作物，可说是新马兴邦之母，创下今日社会之繁荣与进步，而最先在本邦从事种植椒蜜者系华人，为记载详实的史料，笔者特撰写本文，阐述它的兴衰史。  槟城胡椒业史 首先，必须说明，胡椒是如何带到槟城种植起来的？ 那是1786年8月11日，当英人船长莱德正式占领槟城后，极力主张击破荷兰人霸占印尼群岛，独家经营香料之专利权，则必须将商业扩展至东印度群岛，再由群岛间接而运达中国，扩展与更多欧洲国家互相通商贸易。 当莱德登陆槟岛时，发现五十多名华籍渔人已在那儿居住了。莱德是位深谋远虑，有眼光胆识之政治家，誓言为英国建立第一块在东印度公司辖下之殖民地。 于是，在他野心勃勃的领导下，又得天时、地利、人和，依赖各族劳工，包括栉风沐雨的华籍劳工，流尽血汗的开垦下，终使槟岛繁荣起来了。 话说，莱德第一封手令就是邀请吉打的胡椒种植人到槟岛来开荒，其中包括吉打州的华人甲必丹辜礼欢。辜氏是来自中国的福建人，深受华人的尊敬爱戴。 辜礼欢在莱德执政的几日内，便和数字华人，来拜见莱德，并赠渔网予莱德。之后，他即招来一批华裔移民，在那儿种植胡椒。 接着，莱德拨出许多土地及无条件施予最先到来槟岛来开垦的居民，并将它宣布为自由贸易港口。 此举致使槟岛的人口激增。至1789年，其人口只有一千多人，但至1804年，已达一万二千人了。谢清高在乾隆末南游曾到过槟岛，在其著作《海国公佘录》中记载曰：“闽粤到此种胡椒者万余人，每岁酿酒贩鸦片及开赌者，榷税银十万两。”由此证明，早期的槟岛不单是个满山胡椒之岛屿，且第一个种植胡椒者为华人，非欧洲人。 当时，胡椒乃主要的贸易物品，依靠胡椒的生意，促使市面之繁荣，亦间接为市政府增加不少税收。到1810年，槟城已能出产四百万磅的上好胡椒了。直到1841年至45年，东印度公司答应将土地永久售卖或长期租借，华人就用生命与流汗赚来的钱，买了胡椒园大批股份，到最后，槟城之香料园，全落入了华人之手。  首批先驱者 当时前来槟城开辟胡椒园的华人，除了身上仅...

新山中华公会75周年纪念史料专辑   开发马来亚的恩人----猪仔血泪史 李寿章   前言 溯源十九世纪中叶，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急需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于是一批批中国贫苦百姓在殖民者的暴力绑架和欺骗掳掠下，成了形同奴隶的“契约华工”(俗称“猪仔”)。在此期间，闽西侨乡部分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了生计，被迫走上了充当“猪仔”的悲惨道路。据查考中国史档案馆华工资料，在清咸丰至同治年间(1851--1874)，就有已知姓名的九位闽西籍人被迫卖身当“猪仔”。他们是：龙岩的刘全前、李海、陈查华、黄河明；汀州的陈林、张銮、陈国明、赖宝；上杭的罗富崇。 这些都是在家乡谋生艰难的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苦于没有“水客”引导出海(或根本付不起船钱)，便在“客头”(专门拐骗华工的流氓者)诱骗之下，卖身上了“猪仔船”。如陈林，原在家做小工，听说海外赚钱多，便于咸丰二年(1852年)以十二元的代价在厦门港卖身当“猪仔”。罗富崇是位剃头师傅，咸丰三年(1853年)在汕头港被骗入“猪仔馆”，卖身价只有八元。这些华工上船虽与外国资本家或华人工头订立了“契约”，写明应募地点、工作性质、年限、工资数等，实际上，“契约”本身不过是骗局，签约后的华工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开始了悲惨命运。据咸丰年间龙岩籍华工黄河明当时的口述：“吾等被人拐骗，言去澳门洋人处雇工，甚得价值，不料入屋后，即被洋人下闸，不得复出。因知中彼奸计，无可奈何，且同屋中有百条人，多有日夜号哭，亦被打血流，虽打死无人晓知者。吾见如此，迫使强行下船时，派纸一张云：打八年合同、银二元。不料行到海中，风浪甚大，三月尚未到，又无饮水，舱内人气体熏臭，病死者无计其数，其尸俱抛落海，葬于鱼复。百余日始到古巴，被卖入糖寮(即制糖厂)日夜做工，只好三点钟食睡，又无米面，但派蕉薯包粟挨饿。做工稍迟者，立加鞭挞，其中有投水死、悬颈死、服毒死、苦打死，不计其数。”(读口述原文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黄河明的“猪仔”生涯，  不但是闽西华工的苦难经历，也是所有华工悲惨命运的写照。 “猪仔”贸易的血腥罪恶，引起了国际与论的谴责，倍受折磨、煎熬和凌辱的华工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多次被迫反抗。富有斗争精神的闽西华工也多次参加了反抗斗争。1852年3月21日，龙岩籍华工刘金前、李海、陈查华与另外十四名华工，在美国...

1956年火炬运动 (适龄学童总登记)    起因：1956年8月27日至9月27日联合邦教育部主办适龄学童总登记以调查1949年到1952年出生者，志愿进入华校、巫校、英校或淡米尔印校读书的总人数。这项调查的目的以调查结果为根据来制定学校建设计划。 替下一代作明智的抉择    联合邦教育部主办的「适龄学童总登记」。定今天开始，为期一个月，至下月廿七日截止。政府办理总登记目的，主要在调查届达入学年龄的男女儿童----即是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四月内出生者----志愿进入华校，巫校，英校，抑淡米尔印校读书，将以调查结果为根据而制定建设计划。政府并定了在登记表上印取儿童指模的办法，这表示一经选定之后，难以随意更改。    各州府城市华校教育界和华族社会，对总登记一举，非常重视，发起了协助适龄儿童登记运动。以雪兰莪州为例，中华大会堂特为此事于星期六，召开全州华人社团学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达一百零五单位，决议成立工作委员会协助办理学童登记工作，所需费用，由中华大会堂负责。其它各地委员会有些来得比雪州为早，有些在组织之中，我们希望这种关系华文教育前途命运的工作，能够全面顺利展开，协助完成本邦教育建设大计。    想明了这同学童总调查的重大意义，得要明了政府这种措施的背景。联合邦学校教育最近状况，据官方统计如下表： 校别  学校数目  学生人数 华校  1276  277454  巫校  2144  368017  英校  432  178644  印校  898  46247      上述学校数目和学生人数的分配，是本邦教育政策执行过去的结果，和日前刚公布的一九五五年度常年报告书，叙及教育的时候，把华校巫校和印校放在一起。称为「地方用语学校」，至于「英文教育」，则另立专节。本邦教育新政策，定了以巫语作教授媒介语的学校为「标准」学校，以华英印语作教授媒介的学校为「标准型」学校，并且定了各种学校待遇平等的原则。这同登记学童的结果，志愿以华语为学校教授媒介...

1956年拉昔报告书 [目的] 审查现行联合邦教育政策，建议一种能为全联合邦人民接受之全国性教育制度，促进其文化、社会、经济及政治发展。注意马来语文为本邦国语之意向，同时维护及扶助本邦其它民族之语文及文化的发展。 [委员会] 委员会以当时的教育部长鸭都拉昔为首，共l 5位委员。其中5位是华籍议员，即：林苍佑、梁长龄、朱运兴、李天兴及吴志渊。 [宣布] 1956年5月7日正式宣布   (注：此报告书亦于1956年5月16日在联合邦立法会议上顺利通过，同时宣布于1957年实施，即1957年教育法令)。 [参考数据] 委员会先后召开了八次会议，参考了151份民众团体提呈的备忘录及东南亚各地的若干教育文献。该委员会亦先后两次邀请联合邦华校董、教总、马华教育中央委员会及泛马、英、巫、印校教师会代表会商，征求意见。 [内容摘要] 全书共49页，分为主文l 8章，附文13件。 第17章183节Q项：“废除1952年教育，制定新法令” 第5章54节：“本委员会同意「本邦小学」应分为： (甲)标准小学应以本邦国语(马来语)为教学媒介； (乙)标准型小学乃用华语、印语或英语为教学媒介。” 第6章72节：“本委员会认为中学制度应有若干伸缩性，例如本委员会无理由更改华文中学之采用华语为一种教学媒介，或在同一学校内采用一种以上之语言为教学媒介。” 第4章：“本委员会认为教师需要在统一薪金制下服务……。” ※注(A)第2章12节：“本委员会相信本邦教育政策之最后目标，必须为集中各族儿童于一种教育制度之下，而在这种教育制度之下，本邦国语(马来语)乃主要教学媒介。然本委员会应承认，达到此目标，必须是逐渐推行。” 第3章12节E项：“对学校之津贴，应视该校对学习马来语文之成就如何，及何时期有充足之设备为定。” 第5章63节：“本邦小学，本委员会系指独立或辅助学校，小学之标准年限为6岁至13岁，至于入学及留学制度，则以113节及附录为根据。 56年拉昔教育报告书的实施 联合邦教育部为了要实施行新教育政策，自报告书通过后一周内，一连串地颁布了「初级文凭考试」「小学升学会考」「改变中小学学业考试制度」「中小学生年龄限制」及「教师检定考试」等措施，其中有不适合实际情形者，或与报告书之原意有出入或曲解者，亦有些是不应施行而尚待商榷...

1954年教育白皮书 [正式公布日期]     1954年9月28日 「报告书委员会委员」     拿督多拉辛甘(教育部长)、钦土活(财政司)、李长景医生(卫生部长)、拿督尼加米尔(房屋及市容计划部长)、米兰(邮政及电讯部长)、杨旭龄、拿督夏齐鸭都加德(柔州大臣)、英智尤素夫、英智玛禧颠及谢寅恭夫人等。 「委员会任务」     (一)检讨1952年教育政策，在本邦财源缩小之情况下，保证获得最高可能之成绩。     (二)依据将来数年间可用之基金，向政府当局介绍履行所有优先教育发展计划。     (三)即求增加财源以维持教育的发展。 「内容摘要」     这报告书(列为1954年67号)没有介绍任何政策的变更，它重申：     (1)多种民族的学校(Multi-raciaI School)是统一马来亚国家的主要条件；     (2)马来语与英语即是官方语文，学校必须教授这两种语文；     (3)要有单一的教育制度和共同的课程。     (白皮书第8页)     该委员会也建议尽速发展“国民型”学校(National-School)“国民型”一词的引用是因为此等学校并不是免费的(与希望中的国民学校相反)，但其收费只是占了学校收入的一小部份。同时尽量利用有限的金钱在方言学校挥进国民班，使后者慢慢地增加而取代方言班，成功实现国民学校的计划。     (白皮书第18页第50节) 官方言论     ‧政府现时面对的两项困难：     (1)政府无充足的教育基金去满足一般家长的愿望。     (2)政府不能将现时之教育水准降低，但因资金所限，既然不能予以提高则起码应予保持原状。     教育特别委会报告书指出，鉴于政府现时经济的困难，故建议本邦教育应该实行有效...

1953年南洋大学的创办 (1)创办   1951年星马华人社会开始有创办「马华大学」的建议，酝酿达两年之久。   1953年1月16日在新加坡福建会馆第11届第三次执监委员联席会议上，主席陈六使正式倡议呼吁华人社会自费创办华文大学。(星洲日报18/1/1953)   1月19日林连玉、陈祯禄向记者发表谈话，响应创办华文大学的建议。(星洲日报20/1/1953)   1月20日在全马华侨热烈响应侨领陈六使氏之倡办马华大学声中，马来亚大学副校长薛尼爵士对陈氏之主张，则不表赞同，薛尼爵士昨在马大接见本报记者时称，马来亚设立一中国大学，可能致成各民族间感情分裂，分散马来亚之团结，盖倘华、巫、印各民族自行设立大学，各民族将祇注意各自之文化，此将使马来亚国家无从成立，马华大学之设立，将与马来亚统一之教育系统脱节。(星州日报21/1/1953)   1月21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正副主席陈钖九，高德根领导商会群起响应华文大学的号召。   1月25日在吉隆坡举行的马来亚中华商联舍第六届常年大会上，议决热烈响应成立华文大学的号召。   1月23日福建会馆献地500亩，作为华文大学的校址。   1月28日陈祯禄爵士在电台和马来亚大学副校长薛尼爵士进行一场历时半小时的辩论。   2月12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等214华团举行特别代表大会，共商创办华文最高学府大计，会议上推选陈六使为大学筹委会主席。   2月18日及23日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兼马来亚大学校长麦唐纳特两度会见陈六使、李光前、陈锡九、连瀛洲、黄奕欢及陈祯禄。麦氏主张待马来亚大学扩充计划完成后，华人才进行创办另一间大学。   2月20日筹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把建议中大学定名为「南洋大学」，以纪念先辈南来开荒拓土的功勋。   4月7日南洋大学筹委会发表宣言，公布创立大学宗旨：   (一)为中学毕业生广开深造之门；   (二)为中学培植师资；   (三)为本邦造就专门人才；   (四)为适应人口增加及社会经济发展之需求。   宣言也郑重指陈：南洋大学以历史背景与特殊环境，一切设施，除具国际著名大学一般宗旨之外，尚有两大特质：   (一)沟通东西...

1952年教育法令 内容摘要 　▲将来马来亚境内，只能设立及维持以下之各种政府学校或学院：     (一)国民学校(以英、巫文为主要媒介语)；     (二)中等学校     (三)职业学校     (四)专科学校     (五)高级学校     (六)师范学校     (七)大学 　▲国民学校供给为期六年免费、强迫性教育。 　▲以马来亚乡土观念灌输给各籍之学童。   ▲在国民学校中之学童如果须学习华文或印文时，必须出自于家长之愿望，并须在每班中有十五名以上的家长请求，学校当局始供给教授华文或印文。 　▲现有之政府津贴学校及若干华校或印校，应予逐渐成为容纳各民族学童之国民学校……。     1952年教育法令，关系华文教育的存亡。因为凡在设有国民学校的地区，所有的适龄儿童均被强迫入国民学校。换言之，国民学校愈普遍设立起来，则方言学校亦自然而然被消灭。 华社对1952年教育法令的反对意见 吉隆坡华校教师会：     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鉴于联合邦立法会教育遴选特别委员会发表教育报告书，与全体华印人土反对之巫文教育报告书半斤八两毫无差异。如遇将来立法会通过实施后，影响华校自然而然被消灭。     凡在设有国民学校的地区，该区儿童即被强迫入国民学校，其它方言学校则可宣布关门大吉，换言之，国民学校愈普遍设立起来，则方言学校亦自然而然被消灭，国宪章第十一章第七十三节之规定「非自治政府应尊重各民族文化及予各民族平等待遇」。不宜施行强迫教育，令华人子弟放弃母语。总之，文化被人消灭，竟可与人合作建国，全世界无此先例，华人决不相信有此可能。     如马来亚真能建国独立，则华文占有其最重要之地位，盖华人占全马人口总数之一半，教育发达，其程度且居各民族之首位，此种事实，绝不容忽视者，而工商业务部门亦有其特殊之重要性。     吾人之意见赞成前教育司，池土曼先生于一九四六年所提出之方案举办免费初级学校以母语(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