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看成岭侧成峰

星洲日报2010.10.03 海南人的游牧性格 安焕然     海南人常给人说话大声，喜怒于形，动辄“手舞足蹈”的浪漫印象。喜欢的人认为那是海南人的激情，不喜欢的认为那是海南人的“冲动”、“发癫”。我想，这种个性，除了海南人族缘的天性，恐怕也与海南人的出身背景有关。     早期海南人的活跃分子，并不如一般论述的华人普遍形象：拥有丰厚财力资助社会公益事业的华商典范。他们绝大部分是劳动阶层，属社会阶层之末，又是华社中的少数。这样的阶层定位，常使海南人的身分认同处居不确定的边缘化个性。其行 举看在他人眼里，也多少含有不甚理解的狂狷。     事实上，“工人阶层”才是海南社群的主体。海南人多贫寒子弟出身，捧咖啡、当杂役，胶工、学徒，多是第一代海南人的最初职业。以柔佛海南为例，稍有实业亦不过为小园主，并非大富大贵之辈，没有显赫身世的背景撑腰。像郭巨川、郭新家族，在柔佛海南社群仅是极少数中之少数，屈指可数。     柔佛海南人的传统行业，大抵不离咖啡店、中西餐饮食、面包西痫、客栈旅店、汽水厂、冷藏公司等。这些行业是海南社群在洋人家里当帮佣、在洋轮当杂役“打洋工”学习到的延伸技艺。他们的经营利小也本小，客观环境变迁，后代没兴趣克绍箕裘，许多传统行业也就没落了。     1997年5月3日，我曾与新山中华公会资研组成员于新山海南会馆进行口述历史访问，在提及本地海南人的个性时，会长拿督张文强和黄循积认为海南人颇具游牧性，迁移性强。这可能与海南人的南来历史背景有关。早期柔佛州的海南人很少举族而迁，也缺少大园主的庇荫。海南人的岛屿心态也与其它籍贯的大陆心态不同，他们的移动性大，“走来走去”的。     早期海南人移殖，对其拓垦的土地没有太大执着。日据和紧急法令迁村移民，不少海南胶园主放弃了他们的土地，变卖园坵，往外迁移，另谋生计。柔佛州属的新加兰、巴莪十九支、令金沙翁新村等“海南村”、“海南港”的沧桑变化，物换星移，如今早巳名存实亡，或仅留一个路牌、几栋人去楼空的房子凭吊。     海南后进的出人头地，其关键还是在于重视教育。家贫，没有什么雄厚的...

星洲日报2010.09.25 读华文，搞华教 安焕然 上篇〈国中华文班何去何从〉，仅是摘引南方学院华文课学生答卷说出华教的一些具体现象和问题，并没有立论何以何去何从的原因。一来是想听听众人的意见，二来是认为，所谓“原因”，是多重複杂的，非某个简单化的理由所能概括。 说大马华文教育被国家单元教育政策逼向边缘位置，并受制于考试功利主义，这些看法都没有错。问题是，像此类人云亦云的言论，再多讲几遍，恐怕还是徒劳。 大马华教的边缘化，不是近年来才有的事，考试功利主义也不是大马独有，而是全球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现代化过程中必然面对的“现代性”问题。 令我困惑的是，为甚麽大马华教所存在的一些实质的“教育”问题，我们的社会竟是如此的冷漠以待？很多人不是不明白，却视而不见，存而不论。纵然呼喊爱护华教仍大有人在，大家关心的“华教”，到底是一个怎麽样的华文“教育”问题？ 大马华教的发展，与华教意识的构塑，息息相关。如郑良树所言，那是华教前辈们留下来的精神遗产和人格感召。但是，华教人格之为何塑造，如何塑造，则又是另一个更应思索的问题。在这方面，中文论述很少分析，反倒是英文论着多有述及。Loh Kok Wah早在80年代就曾撰文指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探析大马华教与国家的关係，“华人社群”的构成，实际上是一个“利益群体”，华教的发展是族群意识的一种表达。回应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教育政策，致使华人族群意识得以成形，进而热衷于华教的发展。 陈绿漪的英文论着说得更加清楚。他认为，大马华人维护华教，对政府控制华文教育所作出的反应和进行的斗争，是因为有相当大批的华人视华文教育为保持华人文化认同的根本。而在华教运动中，董教总实际上扮演的是制衡（国家）文化霸权的角色。 由此观之，大马华教的发展，特别是七八十年代华校复兴运动的展开，它确实是与华人争取公平权益的时代氛围息息相关。当年华教意识的高涨，那是一股浓得化不开的“忧患意识”使然。 诚如爱德华．萨依德所说的，凡是政治认同受到威胁的地方，文化都是一种抵抗灭绝和抹拭的方法。忧患意识的高涨，掀起华社关心华校办学的热潮。大马华教的发展，能有今天的格局，华社的忧患意识扮演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当年董教总以及华教斗士的“圣化”塑造，更是有力的动员华社，投注于华教事业的发展。 华教运动与华校素质原本应是相辅相乘，但客观环境的逼...

星洲日报2010.09.19 海南大网与丰盛港渔业社 安焕然 柔佛州东海岸丰盛港是一个以旅游和渔业闻名的纯朴小镇，这个地方却建有一间堂皇而楼高3层的海南会馆。会馆之所以能建成，还得力于一批海南渔民。   50年代，丰盛港原有不少潮州人经营的奎笼，但1956年一次强风海难，奎笼渔业遭受很大破坏。至60年代，海南人大网捕鱼取而代之，盛极一时。当时西海岸的捕鱼者探悉丰盛港岛多、鱼多，而马六甲海峡的鱼获减少，遂而转移阵地，纷来丰盛港捕鱼。执马六甲海南渔行牛耳的吴运科局绅亦来此地“收鱼”，设立海芳鱼行，拥有多部罗厘货车，也因而其属下渔民多转移至柔佛东海岸的丰盛港捕鱼。   海南人的传统捕鱼方式，是以大网船进行的，俗称“海南大网”。据前辈告知，这种捕鱼方法是集体作业的。大网船主要是开往靠近岛屿珊瑚边，捕的是金鲳等“好鱼”。先是由渔船队长爬上船顶，观看鱼群之出没。因为鱼的眼睛会发亮光，看到鱼群后，队长吹哨子，接由两艘手摇桨船过去包抄，点汽车大灯引鱼群从珊瑚礁石中出来，遂而以大网围捕之。   这种捕鱼方式要靠天吃饭，在“月光天”就不能捕鱼了。由于这种捕鱼方法太传统，而且必须集体作业，渐而后继无人以致没落，最后被马六甲渔民的抓网、拖网渔船所取代。   成立于60年代的丰盛港渔业社（即今农渔业社），最初的地点在今美和美咖啡粉厂楼上，社长是吴富山。当时渔业社社员有几十名，几乎清一色是海南人，大部分也是丰盛港琼州会馆的会员，因而当时会馆会员一度达到386人，是会馆的最高峰期，其中乃因这批渔业社海南渔民加入的关系。   这些海南渔民不少是单身汉，很少会想到把钱投资在土地产业上。“月光天”不能捕鱼时，海南渔民大部分时间就聚集在渔业社或会馆，对会馆相当有归宿感。因而当年会馆筹措建馆，出钱出力，丰盛港琼州会馆得以重建，这批渔民诚是大功臣，乐捐了不少钱。   星洲日报／边缘评论．安焕然．2010.09.19

大学之道 安焕然   华社两间民办学院已把升格大学的计划书及备忘录提交给高等教育部及相关单位，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能实现升格大学的愿望。   然而，在申办过程中，基于大马的环境和格局，心知肚明地将面临种种掺杂非学术性的纠葛。有者主张内部“协商”，有者欲借助外在“民意”。但不管是哪条运作的路线，一所高等学府若没有“真才实学”，与其办一所三流大学，何不着力于踏实办学，先把自己的学院内部给充实，扎实地建立起自己具有价值的学术品牌来！   姑且不论有无双重标准，高教副部长翁诗杰在“第一届马来西亚高教研讨会”的开幕致词上说：“南院升格大学尚有一段路程，任何欲升格为大学的私立大专院校，都必须拥有完善的科系和优良的师资。而有关学校的硬设备只占很小的考虑因素，并非关键。”   华社民办的高等学府所面临的问题是极具挑战的。所以，办教育，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办学态度。大专院校的素质提升是最为重要的，在申办大学的过程中，我们也必须把学校内部的工作做好呀！   升格大学本应是一个过程，而不只是结果。我们必须革新，必须改革。问题是我们要革新甚么？何者该改，何者却是不可以任意放弃的原则，明乎此，才是关键。搞一个行政品管认证，不断地去扩大行政系统，不见得就是朝向大学的必要之途。重要的是一些行政上的改革，是否是为了教与学的目的，为了教育的理念而制定、实施的。   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里面虽说有程朱和阳明学说的不同诠释。但大学之道是指大人之学的原则和宗旨，是指如何成为品德高尚的君子的学问。它在于要有光明德性，明白你自己那颗原本晶莹透明的真心，并用你那颗真心去对待身边的人事物，并到达至善的境界。   要迈向大学之道，不论是王阳明的诠解，释亲民为亲近民众，亲爱其民；抑或是朱熹所释，把亲民作新民、革新解，带有自明其明德，则推己及人，使人民弃旧自新，以己德去教化人们。一项事务的革新，离不开人性化的管理，以及坦荡赤诚的真心以待。   大学之道，不应该只是为了升格大学而升格大学。突围困窘之法，也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要问：为了甚么？   其实，改革之事，中国高教也如是，产生的问题也很多。北大李零教授在〈学校不是养鸡场〉（文载...

华教精神的承传与寻路 安焕然   5月23日，假新山宽中讲堂办了一场“华教精神的承传与寻路――从“20世纪50年代学生运动史料汇编”的出版说开去”的讲座。出席者虽然不多，3位主讲人却从不同的视角，与近70位的观众擦出华教思辨的火花。   主讲人陈剑认为，1957年全国华文中学生捍卫华教运动的历史意义必须给予肯定。至今，很多华教中坚份子就是当年的学运成员。如果没有50年前的学运斗争，也就没有后来华教持续的斗争。   然而，讲座的另两位主讲人却从不同的角度，指出大马华教现有的问题。南方学院祝家华院长认为，当今的华文独中师资素质的培训是一个问题，而华校董教领导层青黄不接，华教“领导缺席”更是一大问题。   华教“领导缺席”的确是当今华教的严峻挑战。华教领导层的认知、知识、视野、胸襟，较之于以往的陈嘉庚、林连玉、沈慕羽、林晃升，是进步了，更为积极了，还是萎缩、被动了？我们今天的华教领导是否提出了更为明确的华教大方向，抑或是疲于应对国家机关主事者的讨价还价？要追问的是，当今华教的阵容是愈来愈壮大了，还是愈来愈难吸引年轻人的热诚参与？讲座当天早上接到手机短讯，马六甲培风张雅山过世，感慨万千。   主讲人唐南发不客气的指说，过去华教的悲情论述已很难获得华裔新生代的共鸣，对年轻的华裔来说，已失去了其吸引力和号召性。在全球化的平台上，面子书等跨国越界的网络互动交涉，现在大马华裔青年的身份认同是多元的，他们不一定只是“华人”的身份认同。像“华文教育是我们的母亲”这样的论述，对一些以英语或马来语为“母语”的华人家庭成员而言，听起来也是很疏离陌生的偏激口号。   华教究竟要培养出怎么样的学生？这是华社要去思考的一个方向。功课不错，毕业后可以深造哪间大学，似乎成了当今一些颇具规模的华文独中在“数目字”上追求的指标，却不一定能培养出真正有思想的学生。   会场上，唐南发的言论引起激烈的争论。一些过去参与华教斗争的前辈感觉心灵受创，一些参与学运的青年人也不认同唐南发的说辞。但，尽管唐南发的用语是激越草率了点，他提出来的议题却是值得关注的。   大马华教的论述，还能引起新生代的共鸣吗？华教论述若再不改变，另寻新路，支持华教的力量和基盘是否将会愈来愈萎...

寻根是艰难持久的心理跋涉 安焕然   我1968年出生在柔佛州的哥打丁宜。看似平凡的一年，马来西亚的天空已是笼罩诡异的气氛。来年，513种族冲突爆发。   在柔佛河沿岸开埠的哥打丁宜是座历史古城，柔佛王朝的旧王都“旧柔佛”的遗址，就在哥打丁宜市区沿河顺流而下的不远处。悠悠的柔佛河边，有我的华小母校，还有一间天后宫。寂静的马来王陵和奇幻的柔佛历史传说，哥打老家的记忆，总是给人很“拉玛”（lama）的感觉。   相对于“拉玛”，隔邻的县市新山，是柔佛州的首府，与新加坡仅一衣带水之隔。这个城市的历史并不长，1855年才开埠。新山的开埠，象征着柔佛天猛公王朝崛起，柔佛开始走向现代化时代的来临。19世纪中期柔佛港主制度的推行，则是牵引华人大量移殖柔佛之始。   早期的新山并没有今日（周五，5月7日）作为大都会的城市格局，市区不大。我小时候的印象，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那个大巴剎，全是说潮州话的天下。新山昔时有“小汕头”之雅称，不过，市区里交通最拥挤的一条街道，是纪念开埠功臣黄亚福而立的路名，黄亚福却是一名广东台山人。   市区旁的山坡是苏丹花园，1866年落成的柔佛大皇宫就屹立于此，是当年由黄亚福承建，揉合西式建筑的马来皇宫。周五，大皇宫已改为博物馆。馆内大厅，仍高挂着港主时代华人港主赠送给柔佛王国统治者的3幅中文对联。   战后初期，独立呼声响彻云宵，马来民族主义亦为之高涨。1946年5月11日和12日，马来各团体人士就在新山大皇宫前聚会，声讨“马来亚联邦”的献议，并于会中议决成立一个统一机构。自此，马来西亚政坛上至今仍居主导地位的巫统，诞生了。柔佛第7任州务大臣拿督翁（前首相胡先翁的父亲）荣任第一任党主席，开启了巫统政治的历史。   地处国境之南，新山是个过境的边城。就华人文化而言，早期的新山，犹如文化沙漠，80年代以前，仅有一两家华文书店。远离马来西亚政治文化的核心，倒是咫尺相对，海峡对岸的新加坡，是新山及柔佛南部人接收信息的主要去处。新加坡和新山的“新新关系”，在经济和文化上非常密切。犹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带我们到新加坡的百胜楼书城，是我们文化消费的留恋之地。   说来有趣，新山和柔南一带的华人，几乎都是收看邻国新加坡华语电视台...

孔子不会打我 安焕然   对邱家金与魏家祥的“华教”激辩感到纳闷。不在于他们的言说，而是感叹于两人的辩论焦点。对“华文教育”这个词汇的概念及其内涵搞不清楚，论辩的焦点自然模糊。   当一边说华小教育是“文抄猫”，另一边却也在辩护“学汉字需硬背强记”，大家都陷入一个迷思，搞不清现今的华小教育问题，究竟是华文教育的本质、内涵问题，还是现今华小的教育方法、课程设计、教育制度上出了问题。   去年底，本人受新加坡外交部之邀，出席一场华语文教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一位学者发表论文，指出大马华小教育偏向“藤鞭教育”、“暴力教学”，听了，真是心有戚戚焉。   诚如邱家金指出的，要教出成绩好的学生并不难，只须不断做复习或死背就能做到。华小和国小的教育制度同样呆板，只注重考试成绩，只要求“正确答案”，却缺乏提供学生有思考发挥的空间。   问题是，这种僵化的教育方法和教育模式，就是“华教”的本质？就是“华教”原有的精神内涵吗？   华教的精神内涵，必须追本溯源往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去寻找。谈论中华文化的精髓，自然不能忘了孔子的思想。孔老夫子主张“有教无类”，“因才施教”。学习固然要多做“复习”，但重点在于“温故而知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所谓“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孔子强调，求学要懂得如何一以贯之，触类旁通，要能举一反三，灵活运用。孔子的教育观和学习观，何曾要我们做“文抄猫”？   孔子不会因为他的学生“笨”而打骂他们。   孔子教学，不会只给学生一个呆板的“标准答案”。我们岂能误解孔子，扭曲孔子？如果说华文教育扮演承传中华文化的使命，那孔子的思想言行应是我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典范，华教的精神内涵岂能只是些肤浅“文抄猫”技俩，必须“强记硬背”？   再往上寻找中华文化有关教育理念的真谛。   《周易》里的蒙卦早已指出，所谓“启蒙”教育，一个人的智慧和学习，应当是如同山中之泉水般涌出，而非外在的强加。事实上，任何填鸭式“文抄猫”的教育，都不是中华圣哲或中华经典所鼓励的教育模式。   如果今日的华小教育成了“文抄猫”，不是“华文教育”的本质问题，恰恰相反，是我们违背了华教的真谛和...

中庸治国需社会共识？ 安焕然   哲学家冯友澜在三松堂家中自题的堂联，表达了他的志向及其人生追求的境界。他这样写着：“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其上联改写自《诗经》，意在阐扬传统文化之精髓，裨益于现代社会的建设。下联则出自《中庸》原文，指出人若要追求高明的理想，就在于平凡的中庸之道。   《中庸》指出，“中”是天下之根本，“和”是通贯天下的原则，达到“中和”的境界，天地便各在其位，万物便能生长发育。   如果说“和”是处理关系、协调差异的一种原则，中庸之道则是叩问事物之两端，求取和谐平衡，它就必须把握住那个“度”。这是《中庸》所谓的“中节”。像钢琴师弹琴，指挥家指挥，必须把握住音乐的高低、刚柔、强弱、快慢的节奏感一样。   任何一种美德，执迷过火了，都有转化为恶行的可能。好的信念，善的行为，矫枉过正，也会走向谬误。东汉末年“孔融让梨”的故事，大家都熟悉，但这位“小时了了”的才子，在他担任地方官时，治世平平，有时甚至迂腐又残酷。有一次，他走访民间，看到有人举行丧礼，直觉丧家之子“哭而不哀”，竟把那人给杀了。   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里的灭绝师太，又是另一极端典型。像这类人，历史和现实中其实很多。所谓“灭人欲”、“礼教杀人”，均是世人偏执于一隅的走极端。儒家之专制和腐朽，不是儒家思想本身的问题，而是世人根本不懂儒家中庸思想之真谛。同样的，“恐怖份子”决不是回教徒的代名词，也不是回教本身的问题，而是某些“人”的问题。至于那些令人厌恶的种族极端份子的喧嚣，大抵亦都是超过了中庸的那个“度”所致。   客观规律与社会规范是君子判断事物的行为准则，但君子处事，也不能死守成规，一成不变。因而，《中庸》又提出“时中”的概念。忽略时势变化，执迷一隅，不过是“刻舟求剑”的愚昧行举。   在礼乐崩坏的春秋时代，若仅执迷于礼，显然已不合时宜。孔子的超越性，在于他提出了“仁”，以“仁”来作为外在规范的“礼”的内在根据。至战国，子思等孔门后学又把孔子之仁，具体化为五常、五伦的德目准则。然而，随现代社会的变迁，五常、五伦终将淡出其作为社会规范的历史舞台。   近来，不论是国阵抑或民联，我们的政治人物也说：要中庸治国，中道行之。“一个马来西亚...

寻找南侨机工的故事 安焕然   厦门大学陈毅明教授来电，说云南电视台要来新山拍摄南侨机工纪录片，希望能代为安排南侨机工后裔接受访问。事缘这些年来进行搜集柔佛华人族群史料合作计划，点滴探寻，手头掌握一些连络人脉和文物征集，觉得不是难事，就爽快的答应了下来。   首位访问的人选是原霹雳太平南侨机工胡凯军的后裔，他们现已迁居新山，而且其孙胡恩境是南方学院酒店管理系学生。师生之缘，特地安排了在他们家录像。客厅桌上放满了包括胡凯军的南侨机工表扬状、出入境证明卡、穿上制服的机工照片、结婚证明书等十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握着阿公的照片，谈胡凯军机工的故事，后人说：“爷爷在外面有他自己的朋友，在世时会跟他的朋友谈很多当年的事，但回到家里，爷爷一直很安静，很静。”没有跟家人说太多过去的故事。   持平的讲，30年代末南侨机工队到滇缅进行中国抗日后援工作，用生命和热血谱成的抗战史诗，是新马华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做出的巨大牺牲贡献。机工队员中有放弃舒适生活的，有不敢告诉家人而匆匆离别的，有跪拜家门哭诉“忠孝不能两全”后辞别父母的，还有女扮男装去应募的当代花木兰。抗日是不分左派右派，南侨机工是为争取和平而战的正义之师。这支3000多人的机工队员中，还有马来人和印度人。   抗战胜利后，南侨机工复员，顺利返回新马等原居地的只有1000余人，滞留中国的有1000人，在战争中牺牲或失踪的有1000余人。可是，关于这段历史，不论在二战史抑或中国抗战史，甚或是新马的“正史”课本中，记述了多少？没经历过战争的新生代，对这段历史又知道多少？   次日，引领摄制队到新山以北的士乃。耆老齐聚江夏堂，讲述当年事。话说30年代末陈嘉庚号召新马各地筹组南侨机工队，士乃开埠殷商黄子松积极响应，出榜招收青年参加，不仅支付参加人员的食宿、衣服等费用，而且还借出他自己的罗里，供这批热血青年充当驾驶训练的工具。就这样前后共4批，培训了百余名南侨机工。   耆老讲黄子松和当地南侨机工的故事，说着说着，一直说到“日本手”时期的惨状。一位江加浦来的老人激动地唱起了当年的抗日歌曲，连云南电视台的摄影师也禁不住的拍掌；说着说着，说到日军在士乃等地的大屠杀，老人哭了，还继续地说，深怕我们不知道这一段历史悲剧。陈毅明教授...

诗歌朗诵的心情 安焕然   担任柔佛州华小、国中华文学艺诗歌朗诵比赛的评审已有多年。好的诗歌有音乐性，有节奏感，朗诵起来如同旋律动人的音乐，观赏诗歌朗诵原应是让人身心舒畅的事。但担任诗歌朗诵评审，我却经常纳闷，为甚么高中组的诗歌朗诵选的诗作总是要那么的长，而同学们的演绎总是那样的矫揉造作。反观初中和小学组的小朋友们诗朗，诗短而真情流露，童心诗语，听得舒服。   曾听一位评审在讲评时如是说：“今天的诗歌朗诵比赛，高中组不如初中组，初中组不如小学组，华小组不如非华裔组。”此话一出，在场的指导老师和参赛者一脸愕然。   高年级学生的诗歌朗诵“表演性”愈强，就离自己的真性情和生活愈远。对一些诗作的诠释，参赛者难以把握诗的意境；对一些诗作的演绎，表演者矫情滥情，听了鸡皮疙瘩，毛骨悚然，却感动不了任何人。   诗歌朗诵比赛当然是一场“表演性”很强的学艺比赛。问题是，我们应当抱持怎样的心情来诠释演绎一首诗呢？首先，选诗是重要的考虑。并不是炒冷饭或急就章地拿往年的参赛诗作，就能演练上台表演的。要自问，为甚么要选这首诗，这首诗的作者是谁，这首诗的产生背景、诗的意境是甚么？毕竟，诗歌朗诵不只是表演，它还是“文学”。没有文学的涵养与文学的氛围，即使再怎么字正腔圆，能朗诵出诗的甚么韵味。   一场诗歌朗诵不应只是一场比赛，能不能借由这样的学艺盛会，在训练诗朗和比赛的过程中，以文会友，培养文学的兴趣，深化我们的文学感知和人文关怀，我想这才是主办诗歌朗诵比赛更具内涵的意义吧！   一个建议：我们的指导老师能否带动，与同学们分享诗作的阅读经验。选一首诗，或选几首诗，先来个文学沙龙，让学校的参赛代表和爱好文学的同学聚在一起，轻松地朗读玩味一番。先让大家来交流、赏析这几首诗作的意境，再问问看参赛代表，自己对这几首诗的领悟，看看他自己比较有把握或适合朗诵哪一首诗。   当然，所谓有把握或适合，关键在于这首诗能不能先感动他自己，朗者与诗歌之间有没有共鸣。感动了自己，才能感动观众和评审。诗歌朗诵当然是表演，但它应当是一种真情流露、灵动的表演。借由朗诵的方式，让自己也让观众感受诗的美，诗的韵，诗的情。   一首感人的诗未必要声嘶力竭，抑或频频变调变音，朗得如洋...

华人帮群的研究与超越 安焕然   随着本月25日《柔佛客家人的移殖与拓垦》一书的推介，自2004年南方学院进行的“搜集柔佛客家人史料合作计划”可谓暂告一段落。作为该计划的执行主任，对柔佛客家社群研究的一些省思，想与大家分享。   第一、这次的史料搜集工作，由于我们的能力不足，特别是学生的学术训练和基本常识不够，以致修改学生的稿件，实际上是比自己写的还要来得困难和辛苦。但基于历史文化工作需要承传，把史料搜集工作让南院学生一起参与，从长远来看是有其教育意义的。   第二、原有史料稀少和原初刻板印象的局限。例如原本以为柔佛客家人是少数，是弱势社群。又由于受中北马客家人垦殖史的影响，诚如当天新书讲评人王琛发所指出：中北马有句俗语：“客家人开埠，广府人旺埠，福建人占埠”的刻板印象，以为马来西亚不少地区的开拓，虽是客家人开埠，但之后却被其它帮群占据，反使客家人退居边缘地位。   然而，这套刻板的论述恐怕（至少）并不符合于柔佛客家人的移殖史发展。以上史论和口耳相传的既有刻板印象，与我们的实际田野调查，有了很大的冲突。但或许因为如此，也让我们的史料搜集工作有了一些突破。柔佛客家人的大量移垦，主要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中北马、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等地的多次迁徙。除城市的客家人小本经营，更多的是往柔佛内陆地区的开荒。这是客家人移殖，深入扎根的体现，与早期中北马客家人的发展模式，恐有不同。   第三、客家社群的复杂关系，经常让我们既感慨又无法适从。一些敏感课题经常阻碍了我们的史料搜集和史实论述。如何整合客家社群？地缘认同？血缘认同，甚或方言认同，恐都不足矣！团结客家，真不易为。但是，从史料搜集工作之中，也让我们注意到了一个现象：从文化认同和“寻根谒祖”活动，倒是近十余年来努力用以凝聚、团结客家社群的有效集体记忆，是大部份客家人较能认同之事。纵然有些人彼此之间平时存有芥蒂，但谈及客家文化，吃着菜粄和酿豆腐，是众人可以围坐寒喧之谈笑，握手言和的钮带。   我最初接触客家人研究，是在5年前赴中国大埔客家地区，寻访南院献地人萧畹香的文教遗风开始的。从当地的父老和进光中学的师生对萧老先生的追忆，真让我感慨万千。一些平凡的故事，一些沉重的坚持。过去，我一直不能理解我们的祖父辈怎么那样地情系...

天地之美莫大于和 安焕然   首相在一项华团的典礼上写了一个“和”字。拍掌。问题是，甚么是“和”？   所谓“君子和而不流”，孔门学说强调的中庸之道，绝不是没有原则、没有立场，随波逐流、同流合污之媚世行举。“以和为贵”更不是一幅笑脸迎人，凡事皆求“息事宁人”，充当“和事佬”的嘴脸。   事实上，孔子最讨厌、最痛恨的，就是那些做事没有原则、没有立场的人了。《论语》〈阳货篇〉，子曰：“乡原，德之贼也。”指的就是那些言行不符、欺世盗名，不辨是非随处讨好的“好好先生”，是足以败坏道德的小人。孟子更批评这些“乡愿”，是“媚于世”，“同乎流俗，合乎污世”的群小。   “和”，其实是处理各种关系角色的一种原则。《论语》〈子路篇〉第23章，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与“同”是两个不同内涵的概念。小人之“同”是指漠视差异的一味曲从人意，盲从附和；而君子之“和”则是在肯定差异之下，寻求和谐。也就是说，和谐社会的构成，是在多元并存的前提之下，强调“协调差异”的处世原则。   “和而不同”就像交响乐。在指挥棒的挥舞之下，各司其职的乐手操持不同的乐器，顿时融合为精彩的音乐演奏。   “和”又像是烹调鱼肉羹汤。精妙的厨师以水、火、醋、盐、梅，和之五味，才能烹调出美味的羹汤。试想想，若仅是“以水济水”，能熬出甚么样的汤头出来？   “一个马来西亚”能够做到“和而不同”吗？强要一致性的趋同，不仅使社会太单调，也是一种忤逆本性的举措。现今社会，多元文化、多元价值并存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协调差异”的关系处理不当，人与人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的隔阂、冷漠，甚至可能因误解而导致积怨的仇恨对立，也是危险的。   打造“一个马来西亚”的信念，须得承认多元文化的实体，了解不同文化的内涵。因而，在“一个马来西亚”的构塑中，“跨文化”的理解诚乃当务之急。   谈“跨文化”（Cross-Culture），强调的不应仅是文化之间的差异，而是在承认差异的当儿，在不同文化之间建立关联和沟通。跨文化意识就是对与本民族文化存在差异或冲突的文化现象、风俗习惯等有充份正确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以包容的态度予以接受与适应。多元文化之所以能被包容和尊重，...

华人文物馆的永续经营 安焕然   4月，受邀返母校台南成功大学出席研讨会。与会期间，主办单位安排我们参观台湾文学馆。   台湾文学馆的主要展览区以展示台湾文学及作家文物为主，而且设有专业部门，负责文学史料与作家文物之搜集、编辑、译述与出版，以及藏品之管理、应用、保存、数字化、维护及修复等工作。   我们一行人入馆，即看到大厅一角，年轻的老师带着一群幼儿园的小朋友，生动有趣的讲述台湾文学的故事。更让我惊艳的是，文学馆一楼的第一个展示厅，竟是“台湾儿童文学书房”。环境优雅，浅黄、绿色调的墙壁，让人放松心情。小朋友在看书，妈妈陪着，很是温馨。   台湾文学馆的定位和功能相当明确。除了展览、研究及典藏，其另一主要职务在于推广教育，定期企划举办文学相关之研讨会、艺文讲座、教育推广活动等。从服务柜台随手抽拿《书上珍珠．台日藏书票特展》、《台湾儿童文学创作图画书》系列讲座的宣传卡片，制作简明又好看。   游走于台湾文学馆，古建筑与现代的交汇，是一种漫步，很有文学的情调。离开，仍很有感觉，甚至有点不舍。心想，我们大马如果也有这样一间如此规模格局的马华文学馆，那该多好。我偷偷问了负责人，关于台湾文学馆的维持经费，他们说一年大概新台币一亿多。我伸了伸舌头。不敢再有太多的遐思。   近来，华总主倡，各地华团亦拟有筹建华人文物馆之议。而一些地方，也已经落实。办得不错的，有北马槟城韩江学院华人文化馆、霹雳务边文物馆，南马有金马士沈慕羽纪念馆，以及新山中华公会属下的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据说在东马砂拉越，也有华人文物馆。   各地筹建华人文物馆是好事，问题是，它要如何永续经营下去？在这里，持续的资金支持是关键。想单靠入门票来维持开销，是不可能的。主倡建馆的华社领导人，要筹措第一笔创馆资金，应没太大问题。但如何持续支撑，华社华团领导人可否有心理准备？其次，技术管理层面，我们有没有这方面的专业人才。这不能光靠热情。   成立华人文物馆的定位及其认知心态，必须明确。如果只是想把它建成，以为之后文物馆管委会的工作就只是每天负责开门，售卖门票，等待访客到来，甚或基于人力物力考虑，平时干脆把大门深锁。有贵宾到来，才连络相关人士，提着大串钥匙来开门，如此格局的文...

《南方草药》 安焕然   南方学院的华文课是开设给非中文系的南院生必修的一门课。这学期我给同学们的作业，是要求他们分组以中文或中英双语文制作小册子，介绍新山士姑来路上的人文景点和美食。大部份同学都选择介绍美食，唯独一组同学选择了屹立在士姑来路旁山岗上的南方学院，但他们并不是介绍南院的校史发展。   交上来的作业，这组同学在小册子的导言中如是说：“南方学院处处是宝，草药遍地，我们在这里特选二十种编辑此册，称之为《南方草药》。”这二十种在南院常见的草药，计有草胡椒、穿心莲、大飞扬、地胆草、鬼点灯、含羞草、黑面将军、马齿苋、蟛蜞菊、香附、野牡丹、消山虎、叶下珠、益母草、雍树、长春花、酢浆草、一点红、香兰叶、芦荟。   南院校园里的花草，打理得很好。我们学校的园丁花王夫妇是爱花之人。五、六年前，花王夫妇相续患重病，动了大手术。这段日子很难熬，却也久病成医，加上照顾校园花草的工作，各方接触，发现南院草药处处，时不时也向我们介绍校园里随手拈来的花草，说它的药效。其中，有一种花白色的野牡丹，洒干后随手抓一把来泡热水喝，据说可以清热、活血。我“战战兢兢”地喝了几次，没想到困扰十多年的胃气胀竟舒缓了许多，自己也吓了一跳，啧啧称奇。   知道同学们要在南院寻芳探草，拜托花王夫妇为他们向导。同学们在后记中说，“抱着患上骨痛热症的风险，跟随着花王他们的脚步。过程中花王、花后不断地介绍草药给我们认识，其实认真找一找都有好几十种。要不是他们的指导，我们都以为那些只是野草。但事实上它们都是宝。”   学生把每种草药都用数码相机拍摄了下来，并把相关信息向南院中医系代主任刘婉娘医师请教。刘医师佩服同学的用心，特地推荐他们上一些中医药的官方网站，搜索这些草药的功能主治、用法用量及植物形态。   图文并列的《南方草药》出炉了，大家都很兴奋。刘医师说同学们都不是中医专业，却能制作如此小册子，实在难得。诚可作为南院即将开办的中医系预科班师生实际的参考教材。她还指出，其实东南亚的草药，中国方面还研究得不够深入。因而，本地中医系的开办，研究适合本地气候、本地人体质服用的本地草药，会是一个重要的研究素材。   制作《南方草药》的这批同学是南院证书班（即大专先修班）学生。他们的学识基础...

一个文化人的不满与实践 安焕然   为配合11月1日南方学院校庆暨第二届南方人文精神奖的颁发，南院中文系师生“毛遂自荐”地承担起《美丽而高大─陈徽崇纪念展》的制作工作。   在搜集资料过程中，得到各方朋友的襄助，陈再藩特地前来学院为同学们讲解陈老师“需要论述”的意义，我们也约访了不少与陈老师生前熟稔的朋友和学生，听他们倾述往事。   而从陈师母那里，还获取了陈老师儿时的照片、中学照片、大学毕业照、结婚照、初为人父的欢欣面容照片以及陈老师年轻时拿着吉他唱《陋石之歌》的潇洒，一张张照片都记录着陈老师的音乐教育生涯。更让我们视角大开的是，在制作过程中，我们发现陈老师不仅是一位令人敬爱的音乐老师、文化的鼓手，一个充满着诗人气质的音乐人，他还是一位颇具美感的摄影爱好者，亦是一个笔锋锐利的文化评论人。他的评论文章，不仅限于晚年对音乐厅的期盼而对社会的冷漠发出强烈批评。其实早在上世纪的70年代，陈徽崇已是文坛健笔，对马华文化、马华文学，有所盼亦有所恨。陈师母拿来了一迭陈老师返马初期稿刊于《蕉风》和台湾《中国时报》的剪报。不经意的细读原文，声声悸动。   1972年11月刊登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马华作者一去不回来？〉是陈徽崇回应赖瑞和的文章，指出当年诸如林绿、陈慧桦、王润华的“人才外流”：“首先我真感到幸庆他们没有回来。若是回来走走、看看，或是下定决心回来替‘马华文学’争气，那我无话可说。但如果说‘你们念完了书，一定要回来，本邦需要你们。’这是骗人的，即使不骗人，也在欺骗自己……我不能说马华文学5年来已退了很多步，至少我要说没有进到一步。这是何其武断啊，然而我说这话的心情却是何其激动与沉痛。”   他在回应川谷和叶啸的文章中，为那些“不回来”的“才子”辩解说：“至于归向、回归、放逐等都是很个别，而且又是纯粹心理意识牵涉到两个环境与国籍等复杂的问题，即使有所澄清，也对马华文学起不了甚么大作用，反而会给那些嚷嚷的文学拉拉队有更充裕的时间去哗叫统一创作路线。”   “正当大家都在大马文学的舞台上粉墨唱戏的时候，我‘悲观’那些只会在台下吹口哨甚至在台底拆台的人太多；正当大家都合力讨论与建设大马文化的时候，我‘悲观’那些在可以浪费的小版位上说风凉话的人太多；真正的马华...

华文教学僵化了！ 安焕然   “小学时，我就与许多小朋友一样被父母灌输英文比华文重要的想法。华语，只要我们能够与人沟能就行了。因此小学华文课都没专心聆听。直到五年级，换了位华文老师，说了好多好多故事给我们听，自此我很期待华文课的到来。上中学，我选择了独中。我期待着学习文言文，想从中学习古人先贤的用语和经历。但它让我失望了。每天老师一进课室就像开水笼头般照着课本念，然后叫我们把他所说的重点抄进笔记本里。文言文也是照着课本里的注释加以翻译，这样的学习有意义吗？马华教育是为了发扬中华文化，为甚么我们却变成了文抄猫？现今的华文教育就好比一间工厂，而我们就是被操作员盖上标签注明日期期限，大小重量一样的物品，再经过等级测验后，包装好、装箱，送出厂。噢！恐怖的教育工厂……”   批阅南方学院华文课学生的答卷，心惊。这两个学期，我出了一道申论题：身为马来西亚华人，请写出你学习华文的经历，并指出学习华文或中华文化的当代意义（45分）。原是想听听同学学习华文的真心话，没想到，我们新生代在中小学的学习华文经历大部份是无趣，甚至是有点厌恶的。现今孩子的华文水平下降，错不全在学生。谁要负起责任？   大马是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外，全世界华文教育体系最为完善的国家。不论政府有没有帮忙，华社出钱出力兴办华校的精神是伟大的。问题是，我们极力维护的所谓“母语教育”，其教学方式，其教育机制是否如此这般的僵化了。   若说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智慧，教学方法和教学态度就必须改变。如果我们的教育机制缺乏了创造性的学习环境，师生之间筑了一道高墙，还谈甚么创意性教学？教育理论谁不会，关键在于你不能画饼充饥。教育理论是要实践的，问题是，稍微视察我们当下的华文教学，到底用的是哪门子的教育原理。   看看学生们的真心话吧！一位学生说：“关于学习，很多人都因自大而错误了观念。不管是甚么学问和知识，认识了一点就觉得已经可以站到最高点了。然而，不要以为我们是华人，就代表我们已经很懂得甚么叫华文和中华文化。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外表看似坚硬，但内在却是已被食鱼鸟夺走肉的贝壳。”   另一位学生评析“教育部副部长和邱家金的辩论。邱博士说呢，马来西亚的华校如复制猫，所教出来的学生除了抄袭，其它甚么都不会。我国教育副部长则说，...

文化新山的边城风景 安焕然   近来，感叹于言论版的“政治硝烟”，可不可以来多点“文化”的评论？犹记得上世纪90年代，华社知识界曾热络讨论“马华文化”的建构问题。当时，黄锦树等曾对马华文化的“表演性”和“中国性”现象，给予相当尖锐的批评，而何国忠、何启良、曾庆豹、陈美萍，也包括我自己等人，亦均对马华文化过多地偏向于“文化表演”的现象，提出批评，认为那仅具有象征意义，却在思想层次上显得空洞和滞后。马华文化的建构，表演性强，热情有余，内涵不足。   问题是，表演文化就必然是内涵空洞？谈（常常是拾人牙慧的）儒家文化就代表有高层次水平吗？10年回首，当年的议论，不能说没有意义，然而回顾与反思，以近年来新山华社民间文化活动的表现，却是不得不去检视以往之讨论。从原本带有点悲情地，抗争性地响应于“国家文化”，到如今，陈徽崇获颁国家文化人物奖，廿四节令鼓、柔佛古庙游神备受看好将成为国家文化遗产，这间中的变化说明了甚么？   文化新山是具有草根性的。得不得“国家文化”认可，已只是一个属于“锦上添花”的荣耀。不仅于如此，这些年来，文化新山的品牌早已是搭上全球化列车，把文化资产向外输出去了，特别是向世界各地华人文化圈的传播与交流，例如廿四节令鼓的全球传扬；中秋园游会和《传灯》一曲，从新山传到全国，再“反馈”回新加坡。   近年来，柔佛古庙游神，更是获得华人世界文化界和各媒体的垂注。新加坡联合早报多次报导这项民俗盛事，台湾的民俗摄影家黄丁盛，在受邀参与古庙游神之后，向台湾人介绍说，那是除了妈祖信仰之外，全世界最盛大的游神活动。   更有意思的是，去年潮州电视台主动来采访古庙游神，他们的“现场直播”，不仅收视率极高，更在潮州民间社会引起很大的誉论和激荡。中国潮州文化界以新山华社的“他山之石”，反思中国“原乡”的民俗文化，探讨游神活动究竟是“迷信封建”文化，还是一个承传文化的载体等议题。“文化新山”已不再仅仅是“地方新山”，或是响应“国家”的权力斗争工具，而成了“全球化”的一股活文化。   要有文化建设，就得努力去落实，去实践。今年古庙游神期间，陈瑞献从海峡彼岸来到新山，在看宽柔中学廿四节令鼓队彩排练习时，曾向同学们讲了一段颇具意义的话。他说，新山华人文化的建设，有人说那是因为有“...

华人帮群的统合与多源 安焕然   自2001年从事搜集柔佛潮州人史料研究，续之有柔佛客家人、海南人研究，日前新山福建会馆亦着手筹办文物馆，重点呈现福建人史料。这些年来，柔佛州乡团与大专学府的学术合作，可谓方兴未艾。   惟，在进行华人各帮群的史料搜集过程中，我们也碰到了一定瓶颈。这种困窘不仅仅在于史料上的不足，更多是在于历史认知的问题。一个乡团或社群愿意从事各帮群的研究，难免带有欲强化自身帮群的荣耀与自我认同意识的心态，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研究潮州人，就仅把视界限于潮州社群；研究客家、海南，就仅在突显客家或海南人对某地的拓垦贡献，这或许反而是限制了马来西亚华人史的探研工作。   不论是中国学界所说的民系研究，抑或是台湾凸显的族群研究，还是一些东南亚学者所说的方言群或帮群研究，的确早期华人的移民社会，均与这些华人次社群的移殖发展有关。但是若要深化研究马来西亚华人史，我们更应探讨这些华人次社群的演变及其互动过程，并且把它置于整个大马时空的历史脉络和华人历史发展的整合问题上来，溯其源，亦要探其变。   况且，华人帮群的统合，本来就存在着多重认同的成分。例如你要研究福建人，首先就要对“福建”这个概念有所理解。它是一个地域概念，还是一个方言群认同？抑或仅是心理上的认同，其中的多重认同部份，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例如星洲日报的创办人胡文虎，他在30年代居于“天下客属本一家”的概念，积极推动东南亚各地成立客属公会的风气，试图整合和团结海外客家人社群。但是在40年代的战后初期，胡文虎却致力于筹组“福建经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号召新马福建社群推动“福建经建运动”，希望团结海外福建社群，动员各项资力“回（中）国”投资，以经济建设福建。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陈支平在其著名的《福建六大民系》（2001）一书中就曾指出，北方汉民入迁福建后形成若干个不同的民系。大体上说，福建汉民可以分为以下六个较大的民系。   一、福州人：一般是指以省会福州为中心的闽江下游及闽东一带的居民。 二、兴化人：指居住在莆田、仙游二县境内的居民。 三、闽南人：主要分布于现在的泉州市、漳州市、厦门市以及漳平、大田县一带。 四、闽北人：指居住在闽江上游的汉民，明清时期分属建宁、延平、邵武三府。...

还没到过清真寺的请举手 安焕然   南方学院的两场讲座：“跨文化的惊艳：族群文化与民系认同的省思”及“跨文化投资经营：3个13亿人口市场的机遇与挑战”，主讲者是同一人：陈漱石。而在这两场的讲座里，主讲人都抛了同样的一个问题：“谁还没到过清真寺的请举手？”   答案几乎是一致的，超过一半以上的观众和同学都举了手。主讲人继续追问：“为什么在一个自称是多元文化的国度里长大的人，怎么竟连国内占65%人的宗教信仰文化，我们竟是如此隔阂和陌生？”“难道说伊斯兰教在大部份的华人社群里仅是一些肤浅、刻板及充满偏见的印象：不吃猪肉、娶4个老婆？”   陈的提问，既尖锐又刻薄。在所谓多元的国度里，我们强调“跨文化”，不应仅仅在于承认彼此的差异，更重要的是要懂得“跨国越界”地，互相去理解、欣赏和包容彼此的文化。   主持正义、守正自洁、诚实宽恕、做善人而不做不义者；为人正直、诚实做人、仗义疏财、赈济贫民、孝敬父母、尊敬长者、优待亲戚、怜恤孤寡、恪守买卖公平、合法经营、禁止高利盘剥、反对以强凌弱；社交上提倡诚实守信、和蔼待人、有礼有节、同情弱者、宽容待人、这些宽厚仁慈的精神，不只是儒家文化的专利，在古兰经里，也是为穆斯林规定遵守的道德原则。   当然伊斯兰教还包括了禁止饮酒、吸毒和赌博等行为。穆罕默德甚至严厉警告说：“末日受罚最剧烈的，是赖世人而生活，而游手好闲的人。”他进一步指出：“谋取生活也是遵行天命，是怯懦偷懒不得的。”   因而，一个人若是变得庸懒、腐败和霸道，实际上那是人性堕落的问题，而不是伊斯兰教所促使。正好相反的，人由于赋予了真主本性，伊斯兰教义从人性两重性（善与恶）出发，认为人只通过加强道德修养，才能达到驱恶从善的目的（参见杨启辰、杨华《伊斯兰哲学研究》）。   伊斯兰不是恐怖份子的代名词。穆斯林和千千万万善良人民一样，有着他们的道德规范与和谐生活。爱德华萨依德曾指出：恐怖主义一词乃是帝国主义的产物。这里面带有文化抵抗的义涵，也带有绝望和无知，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妖魔化的效果往往适得其反。真正的政治愿景只能以和平共存和互相合作为思考前提。   陈漱石在讲座会上说，“包容”乃多元之本，“放下”乃简朴之始。以华语为主的大马华人社会...

政治是为人民服务的 安焕然   前阵子，新加坡某华文报以头版显著标题：“关卡大乱”，报导了新山关卡官员忽然要求新加坡游客必须填写入境白卡的乱序事件。后来发现此乌龙事端之起因竟是“收错风”。   也是刚刚发生的事，在宣布调高40%新油价政策之前，内阁尚未有定案，有人已开始放话，却又莫衷一是，而外国车辆在边境添油的禁令更是朝令夕改。油价调涨，民情的反弹本应是预料中事，各项优惠回扣详情却又待延后发布，难道还要测试民意不成？到底8月之时，还有没有新的油价政策要宣布？   如此让人民常要去期待和揣测的治国方案，在政策宣布之后，让人吓了一跳又不得不去做心理调适，怨叹连连。这种现象若再持续下去，势必产生人民对政府的信心问题。人民对政府的尊敬和信任是否能够持续，这是一个工作效能与领导人的智慧问题，是一个政府的能力问题。   国内的隐忧和国际局势的牵动，今天我们面临的复杂问题，当然不是依靠简单技术所能解决的。当政府官员在不确定的情况中作决定时，或许是在受苦，也在冒险。   借重专业人才和专业知识，是我们的官僚体系成员必须要去提升的要务。与此同时，一个有效能而公正的政府，应增加官僚体系的弹性和根除腐败。   而针对新问题和新的解决方案，政府要有良好的机能，为各部门的政策作整合。政策的整合是首相和内阁的职权，这方面的工作没有做好，各方的不协调，必将严重影响政府的效能，和人民对它的信心。   对一个欲走向成熟的民主国家来说，我们的公民若只是抱持改朝换代，换个政府做做看的想法，那是不足够的。很多低度发展中国家和古代历史常识告诉我们，一些起义和革命仅是换一批政治利益分赃者而已。而急着要去当官的欲望，虽非必然之恶习，却要谨记，当下之为官者，不过是为民服务之公仆，甚至是在受苦，因为前朝就已留下的烂摊子何其多，等着你去解决（而不是只懂得去清算）。   不论是现有政府，还是传说中的影子内阁成员，必须意识到，政治是为人民服务的。一个缺乏人道精神和同情心的政治领导，其实仍是政治的困局。当政一点也不好为（除非你想在里面捞取利益）。   1947年，著名学者费孝通在〈从初访美国到重访英伦〉一文，曾引述其英国友人说的一段话：“这是我们英国可以引以...

儒雅文风话潮州 安焕然   我反对狭隘的地域、帮群中心主义，但却认可说，因为各民系的存在，它丰富了华人文化的内容。   我虽不是潮州人，却感佩于潮州文化的精彩。新山老街早已是从“小汕头”变成了“小印度”。然而，每当三月初三锣鼓响起时，借庙会文化这载体，潮州民俗又一次得到了宏扬的契机。这里面，有承传的，也有传统的创造。   虽不再是像游神般“兴、发”声中疯狂的渲放与俗愿，柔佛古庙元天上帝神诞，三月初三锣鼓响潮州民俗庙会展现了儒雅风姿。   配合此庙会的系列活动，4月5日宽中讲堂举行了一场潮汕文化讲座。主讲人之一，潮州韩山师范学院的薛军力院长以〈北方人看潮州文化〉开讲。薛院长是天津人，十多年前到潮汕地区任教，一大冲击就是，对北方人来说，“潮州是一个你完全听不懂的地方。”他开玩笑地说，跟潮州人讲话，问你“有没有？”若是“有”，你要答说“无”；问你买不买，若是不买，你要说：“买”。一笑。   然而，薛院长话题一转，切入正题。他说从历史上来理解，其实潮州文化保存了许多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元素。与闽南语相类，潮州方言中保留了很多古汉语词。而且潮语中还保留了入声的读法，这是古代汉字读音的保留。   同台的另一位学者，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副秘书长杨群熙以潮语演讲〈潮汕文化概说〉，讲述潮汕文化源远流长，它是古代潮州土著文化、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相融合而产生的文化。谈及潮语有八个调类，杨教授优雅而自信的念出，全场顿起如雷掌声。话说现今的所谓华语，只有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四个调类。但潮州话的声调与古代汉语声调关系密切：平上去入，各分阴阳。若要符合平仄地念古诗，潮语和闽方言比今天我们的华语还更“标准”。   诚如林伦伦《潮汕方言与文化研究》所指出的，潮州话作为闽方言的一种次方言，它保留了古闽语的很多特点，实际上也是吴越语、古汉语的特点，是现今中国方言中相当古远和特殊的语言。   之前，韩师一行人拜访南方学院。交流时间，薛院长指出，韩师在粤东潮汕地区培养中小学师资上扮演着很吃重的角色。与此同时，韩师也很重视潮州文化研究，而且还开设了相关的课程作为全院性的选修课。此外，校方还鼓励学生进行潮州地区的社会调查和田野考察，一些优秀调查报告还曾集结出版，有的...

忘了追思郑和的一件事 安焕然   2009年的圣诞夜，孤寂地随手抽起书架上Harold R.Issacs于1975年所撰述的《族群》。像是阅读一本预言般的历史书，书中写着：“人类的科技越来越全球化，政治却越来越部落化；人类的传播系统越来越普及化，对于该传播哪些东西却知道得越来越少；人类离其它的行星越来越近，对自己这颗行星上的同类却越来越不能容忍。   “族群意识可以建立一个国家，也可以撕裂一个国家。”   让人背脊发凉的历史预言，彷佛一一都残酷地活现在我们当今社会。全球化的信息快速流动，潜藏着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幽灵不仅难以消除，反而更让人为之执迷。不仅仅是“一个马来西亚”的迷思，同时也是世界性的问题，是族群意识自我认同的迷思。Harold R.Issacs问：如果说，所有的族群都要求，在社会中享有某种程度的平等，如何才能满足这个要求？   甚么样的新政治，甚么样的新制度，甚么样的新多元主义，才能满足这个需求？   可惜的是，时至今日，“人民当家作主”的口号，常常沦为煽动家用来讨好大多数人以换取权力和私利的工具，许下了太多种下族群祸根的政治投机承诺。说穿了，这个问题，终究还是权力争夺的问题。回顾2009年，又是纷纷扰扰的一年。   “一个马来西亚”的口号之下，仍是拥有太多太多的“族群”执迷。甚么是“一个”？甚么是“多元”？仍然缺乏最基本的共识。我们何曾真正意识到，如何要在充满族群意识之中，对本民族文化存在差异和冲突的文化现象、风俗习惯等有充份正确的认识，从而以包容的态度予以接受与适应？   朋友发短讯来，感叹我们都忘了追思600年前郑和下西洋的一件事。迄今600年前的永乐七年，亦即1409年，郑和以特使身份，代表明朝中国皇帝正式为马六甲拜里米苏拉举行封王仪式；也在这同一年的2月，郑和在斯里兰卡赠送了一面镌刻着布施恭谒三大宗教的“三语文碑”。   这块碑文的正面刻有汉文、淡米尔文和波斯文3种文字。其汉文部份主要是颂扬佛世尊的功德，陈叙郑和出使锡兰山国，祈求佛祖保佑的心愿。然而，在同块碑文上，其淡米尔文所刻的内容虽与汉文内容大同小异，但崇奉的对象不是佛世尊，而是淡米尔族普遍信奉的兴都教保护神维什努，求祂保佑郑和使团在远航途...

中庸之道不远人 安焕然   赛．胡先．阿里在《马来人：其问题及未来》一书提及，大马种族冲突源自彼此间的分歧，进而是价值或利益冲突，或两者兼之。尽管马来人和华人长久一起居住在这里，但对彼此的族群文化的认识，却是相当无知，而教育制度和大众传播媒介也未能好好用来促进这方面的相互了解。“肮脏”、“爱欺骗”、“热衷赚钱”的经济性动物，成了不少马来人眼中刻板的“华人”形象；同样的，马来人“懒惰”、 “爱花钱”、“浪费”和“好寻乐”，也是不少华人偏见的想象。由于这些刻板印象，偏见日深，当各族彼此间都存有偏见时，紧张状况就容易形成，进而爆发为种族冲突。   怎么办？这是文化问题，还是政治经济结构的问题？近来，我们的政治领袖说要中庸治国，中道行之。关键是，何谓中庸？   孔子说，实践中庸之道的人，是“不远人”（不排斥他人）。如果有人实行“道”，却排斥了他人，那就不可能是“道”了。   所谓“过犹不及”。《中庸》强调“执两用中”的准则和法度，只有正确掌握事理的两端，才能找出合适的“中”来。“执两”的本义是反对偏面性和走极端。我们处理事情，不能仅顽固（或自以为是）的“执一”。“执一”就不能用其“中”了。   《论语》〈子罕篇〉也说“我叩其两端而竭焉”。意思是说，对于别人的提问，心中最好不要预存成见，而是针对问题的正反两面，先去叩问、质疑和省思，才能做出正确的是非判断。毕竟，人世间的事理，多非绝对。从不同立场看，会有不同的道理。   简言之，中庸之道，是一种处事、实践的态度和方法。它教我们，凡事必须叩其事物对立的两端而得其“中”。这不是简单的“折中”取“中间值”而已。持守中庸之道，是有标准的；所谓“中”是有准则的。只有将事物的正反两面有机的结合，才是中庸的真正体现。   因而，在教育上，孔子强调“有教无类”，也要“因才施教”；在学习上，主张“学”与“思”不可偏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在交友上，君子尊重贤人，也能够容纳普通人；赞美善人，又能怜惜能力差的人。孔子更要求“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当然，这种中庸之道的实践态度，也不是中华思想的专利。孔子所讲的不过是一些基本的做人原则和处事态度。偶读永乐多斯《中国的伊斯兰教与儒家》，...

华文的表演性 安焕然   杨邦尼在《六日谭》专栏写〈破碎的华文〉，文中提及大马华文的展演性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在十几年前不少知识学人已提过。90年代中期，黄锦树针对马华文化的表演性和中国性给予了尖锐的批判。对许多学者（包括10年前的笔者）看来，不论是“表演文化”还是“文化表演”，马华的“表演性”都只是华人的“表层文化”、“文化的枝叶”，只不过是文化的表演形式，一种文化的象征符号而已，文化思想上却缺乏依据。   回首10年路，想当初，马华知识精英对文化建设的理想和抱负，虽是可以理解，其学院式的精英格调却往往是批判有余，行动散漫。   当初我们对马华文化的视察，显然缺乏了一种“理解的同情”。   今我来思，不否认“文化马华”的确存有一些表演形式有余而内涵不足之处，但数十年来马华文化的建构，其社会实践不能说是毫无生命力的。仅以“文化新山”的“三陈一姚”   来说，难道说已逝的姚老和陈老师过去的耕耘努力都是徒劳的吗？若言马华文化内涵仍不够充足，文化思想缺乏依据，责任不能全推卸给一直积极于文化表演的工作者，反而是学术人员或其它自诩“非表演性”的文化工作者自己的社会实践做得不够，致使人文教育失衡、学术思想贫乏。   文化的展演性就必然是内涵空洞？死的文化？有些东西不能简单二分。君不见大马一些学界人士当年撑起文化宣言，如今又交出了甚么成绩。学术人员“拾人牙慧”的肤浅粗制滥造之作，甚至胆敢抄袭，一些伪善帮闲的行举也是可以细数出来的。反倒是表演艺术文化之中，却有内蕴十足、寓意深长的经典佳作，岂能学阀式的截然2分所能概括！   文化的厚实精彩与否，关键不在于表演，而是不论任何形式呈现的文化，我们究竟能拿出些甚么东西来？面对国家、跨文化和全球化，我们得凭甚么来自我认同，也让他者认同？如果自己的文化土壤非常薄，能创造甚么东西出来？追问马华文化能否延续发展，恐怕还是一个关于“经典缺席”的问题。   杨邦尼以当今遍布各中学、大专的华语辩论会，中小学的华语诗歌朗诵，或独中的三语演讲为例，指说大马华文只能是展演性的华文，而不是活的华文。这样的论断有失偏颇，以偏概全。近来我纵然已淡出辩论圈，对当下华语辩论风气也颇有意见，但十余年来，以观察者和参与者的身份...

追随孙中山的海南人 安焕然   配合1910年庇能会议、黄花岗起义，1911年辛亥革命的百年纪念，相信这一两年会有一股“孙中山热”。槟城孙中山协会也积极在本地进行孙中山文物征集的活动，并以“多元文明国度的展开――重新认识孙中山的人文价值观”为主题，在各地联办讲座，尝试从不同的角度畅谈孙中山。这诚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关于孙中山的思想和事迹，过去已有很多的研究。在这里，我想从追随孙中山的海南人这样一个比较冷门的课题，来谈谈海南精神的形塑。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公认的一代伟人，而且还是海南人的女婿。这段姻缘得从一个越洋的文昌人宋耀如说起。宋耀如12岁赴美投靠舅父。他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成功的实业家，亦是赤诚支持革命的“爱国华侨”。1894年，宋耀如与孙中山在上海见面，非常认同孙中山的革命志业，成为孙中山的挚友和热情的支持者，慷慨捐资革命。宋耀如的子女都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次女宋庆龄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1915年和孙中山在日本结婚。说孙中山是“海南女婿”是由此而来的。   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一直有不少仰慕他、陪伴他、追随他的海南忠诚义士和知己。从追随孙中山的海南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些可贵的精神。这些精神典范包括：   1. 国境之南，不是天涯海角的尽头。就宋耀如而言，他的阅历跨国越界。宋耀如的三个女儿：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宋家三姐妹”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她们都嫁给了中国的政治首脑，成为声望显赫的传奇家族的故事，而是要指出，华人走向世界的视野的重要性。宋氏子女的教育跨越于东方与西方，具有世界观。   2.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爱人。除了仰慕爱恋，更重要的是宋庆龄她的善恶分明，意念坚毅。终其一生，即使早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了，宋庆龄依然秉持孙中山“天下为公”的建国理想而努力。人人或许都有梦想、理想，也曾有过热情。但能不能意志坚定的持守原初的理念，真是考验人心。宋庆龄让人敬佩的地方，就在于这里了。   3. 海南革命志士坚守信念，忠诚追随孙中山。出生于泰国的革命志士林文英，奔波于东南亚汇聚革命势力，最后却在民国初建之时，因反袁世凯而被杀害；又如在陈炯明兵变事件中，英勇救助孙中山脱险的陈策将军。忠于职守，不轻意跳槽，不是“愚忠”，而是他们...

中华文化不只是拿来讲的 安焕然   今年初举行的第七届马来西亚汉学研讨会上，有位讲师提呈《孔子的小人观》论文。会上就有观众问：“为何孔子说女人和小人一样难养，为何孔子要如此为难女人？”主讲人有点窘迫。若以为“孔子说了那么多的名言，为何世人偏偏要在乎这句话”，实有点回避问题。还是在旁担任主持的马大中文系讲师严家健回应得好：“别回避，也别纠缠。孔子这句话出自《论语．阳货篇》第25章。完整的句子是这样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逊），远之则怨’。”你看得懂多少是多少，不管你认不认同，孔子毕竟是说了这句话，是古代一位男人视角下的女人性格。圣人毕竟是人，有其偏见，亦有他个人观感。儒家文化、中华文化不全然完美无缺。文化是生活方式的总和，它会变，亦有其产生的背景。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坦诚地面对自己的文化。   最近，南方学院中文系几位同学爱谈佛理，听说还一度谈到要吵架。一位也是学佛的学长返校，与同学经验分享，知道了这事，微笑地回答：“佛理不只是拿来谈的。”   同样的，学华文，就只是学汉字汉语，学语言和书写吗？我反对。这样的认知太浅薄。如果说“语言是民族的灵魂”，学习语言，不仅是工具，它更应该学习语言背后蕴含的丰厚文化，而且学习华文和中华文化，不是拿来“讲”的，更不只是拿来考试，或是拿来比赛看谁的汉语常识懂得多。中华文化的内涵是要用心去感受的。是知易行难，是内化，要去自我要求，实践的。   我们平时关心些甚么？父亲节快到，问学生甚么是孝？你会很自然得到这样的答案：听从父母的意见、不使父母生气、勿使父母操心、减少父母的辛劳、尊敬父母、荣耀父母、奉养父母、让他们过舒适的生活等等。然而，孝行的核心在于你的行为，而不是用来讲的，也不是拿来问的。是否我们真正做到了尊亲、悦亲和养亲？   《孝经》：“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生也”，亦即指说，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也是一切教化的来源。但在传统文化复兴的当下，可别盲从中华的“廿四孝”，以为那全是好东西。要知道，传统中国之所以重视孝道，与其以农立国的传统社会文化背景有关。家庭是小农经济的基本核心，强调家里晚辈要对长辈依顺服从、传宗接代、奉养父母，成了维护家庭和谐、团结和延续的重要道德规范和教化准则。然而，这样的行为规范培养出来的传统孝道，却常是敬...

老师的微笑 安焕然   上篇专栏<华文教学僵化了！>刊出之后，随即有数篇文章响应。的确，现有的教育体制是存在问题的。强求“统一”，要求“标准答案”的僵化格局，能教出怎样的学生。但是，站在教育工作前线的老师，就只能无可奈何，把一切责任都怪罪于现行制度，让僵化的继续僵化下去吗？投身教育界，身为老师，我们还能微笑地面对学生吗？   南方学院华文课，是一门开设给中文系以外的南院生的必修课。为了听听孩子们的心声，这次期末考出了道申论题，让学生述说他们学习华文的经历。考试答卷中，虽是贬多于褒，却也有一些较正面的论述。   就读南院英文系的一位优秀生，述说她小学时学习华文的经历，她认为“学华文是必须循序渐进的。我小学的启蒙老师――萧夏萍老师，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学习汉语拼音以游戏方式进行，成语赏析利用历史典故来加强我们的记忆，就连最沉闷的生字学习也有办法配合流行歌曲来带出趣味性。因此，小学生涯的华文课简直充满无限乐趣，也使我对华文产生了无比浓厚的兴趣……那时候的我觉得会念几首唐诗是超酷的表现。犹记当时，背诵唐诗的风气在那小小的班级里形成了一股热潮。”   另一位学生的答卷也如是写道：“小学三年级时，我的华文烂得吓人，常常觉得华文难写，笔划多，直到三年级期中，一位敦厚大方的代课老师来教导我们华文。记忆犹新，那位老师自我介绍后就很自然地和大家打成一片，然后带我们去图书馆，各自挑一本自己喜爱的书。读后，写阅读感言。无论是恶意胡搞的感言还是正经的读后感，老师都接受，而且还写上温和的评语。就这样，我开始为华文着迷了。那位功不可没的老师是叶子敏老师。叶老师也透过有趣的歌曲，例如卜学亮的《子曰》教导我们华文，如此活泼的教学，我们怎能不爱呢？上课前，我们都会唱‘班歌’《子曰》，把气氛变得热闹才上课。课余，老师也会介绍书本给大家。后来，叶老师被调走了。可是我与她的约定还是存在――永不放弃华文，因为华文是我们的根与灵魂。”   现行的教育体制固然需要批判，但同样是如此这般的烂体制之下，有的老师只是照本宣科，有些老师却依旧能循循善诱学生，用心创意教学，这究竟是“不能”，还是“不为”呢？体制的僵化固然是个问题，但教学心态亦是关键。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怨天尤人，解决不...

怒奋甚么拳 安焕然   南院期末考，又适逢“华教节”，我在这一学期中文系的“马来西亚华人史”课考卷填充题中特地出了这么一道题：“‘飘零作客滞南洲，时序浑忘春也秋。幸有嶙峋傲骨在，更无暮夜苞苴羞。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拳搏虎头，海外孤雏孤苦甚，欲凭只掌挽狂流。’这首著名的七律，作者是林连玉。”   想考考同学们的关心度和“基本常识”。上了一个学期的马来西亚华人史，身为华教子弟，想来同学们应该会填写这一空格的答案：就这么一个“空”字呀！   怎知，批阅考试，直冒冷汗。全班近30位学生，只有两个答对。有的答案臆度糊乱填写，竟有“虎拳”、“龙拳”、“狮拳”、“狼拳”、“铁拳”、“钢拳”。   林连玉，一个在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我们几乎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名字，我们的“族魂”，怎么到了千禧年后的仅仅7年，新生代对他竟是如此的模糊！   如此的隔阂，如此的代沟，真的就是建一座纪念馆就能让林连玉精神长存了吗？   一年前，带中文系学生去居銮搜集柔佛州海南人史料的工作，拜访海南会馆。行前总要做点功课，分发资料，给同学们上上课。谈及居銮海南人的历史，免不了要论及郭巨川、郭新这两位较早期的海南籍闻人。他们不仅是著名的实业家，对社会公益也颇多贡献，其中郭新还是居銮琼侨公所的创办人。既然论及郭氏家族，自然也就会提到董总前任主席郭全强先生。郭新是郭全强的叔公，而郭巨川则是郭全强的祖父。   为了方便介绍这两位海南大老，我跟同学们说：“郭全强，郭主席，你们应该知道吧！郭主席不懂，董总你们总该知道吧！”7位组员，4位摇头，其中竟有品学兼优的独中毕业生。   当时的我一脸愕然，哭笑不得。   话说30年前，为了挽救濒临绝境的独中，由胡万铎领导的霹雳华校董联会发起为独中筹募百万元发展基金，获得各界热烈响应，继而竟掀动成全国性激奋人心的华文独中复兴运动。华教在“山穷水尽”之处绝地重生。   在此波澜壮阔的华教复兴运动中，董教总高举华教大旗，成为独中复兴领航的总指挥中心。同年底，董教总在吉隆坡召开“发展华文独中运动大会”，成立“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同时通过大会提呈的《华文独立中学建议书》，拟定了华文独中是华教堡垒的使...

讲古柔佛 安焕然   凌晨，学生msn来，从马华文学谈到乡土教育，同学们是热诚的，同时也是困惑的。新山华人史的研究，在各位文史爱好者的努力下经有一些成果；而“古迹巡礼”近年来更是成了南方学院中文系学生的一项活动品牌。然而，在普及教育与学术研究之间，我们能否编写出一些可以雅俗共赏的参考教材？   深入浅出的文章，实在不容易写。尝试看看。   新的一年，想想，不如就讲讲自己的家乡：柔佛和新山华人的故事吧！   话说我们的祖先……   寻找先民的足迹，首先必须认识“海”。环绕我们四周的海水所产生的互联网络世界，那是一个面积广阔的环太平洋海洋性文化区域。它一开始就呈现出勇敢迁移、多元互动交流的开放个性。   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道，那是一条伟大的和平贸易之路。而我们的先民很早就是这条和平贸易之路上的要角，趁东北季风和西南季风的吹送，来往于这充满金黄色诱惑的宝地。   柔佛，又名乌丁礁林（Ujong Tanah），亦即亚洲大陆“南端地极”的意思。传说，在柔佛河上游曾有座黑石城堡的千年古城Ganggayu。可惜这座古城已经消失、湮没于丛林之中，其历史已难以考究。考古工作者在柔佛河沿岸考古，曾挖掘出一些中国宋朝的陶瓷器。有学者认为，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宋时代，中国与柔佛之间已有海上贸易往来。   1511年，曾经辉煌灿烂的马六甲王朝被西方殖民者侵略而殒落。顽抗的马来民族不畏强权，乃在亚洲大陆的最南端，建起了另一个民族和谐的乡土──柔佛王朝。   经三角战争的拉锯战，在复兴与摧毁之间，柔佛王朝数次迁都于柔佛河沿岸和廖内群岛，度过了数个世纪的艰辛岁月。   明清之时，有文献记载华人海商就曾贸易其地。1617年明代张燮的《东西洋考》这么写：“柔佛……我舟至止，都有常输。”而清代谢清高口述的《海录》更说柔佛廖内群岛（溜国）“土蕃较强盛，潮州人多贸易于此。”   直至19世纪柔佛天猛公王朝建立，是柔佛的新曙光。天猛公依布拉欣和苏丹阿武峇加是柔佛王朝两位雄才大略的明君。在他们的领导下，柔佛变成富庶的“天府之州”，并且成为马来半岛最现代化的一个马来邦国。   19世纪中期，正值...

华巫合作的历史因缘 安焕然   港主制度之推行，沿柔佛各河系水道开拓的一百多条港，除少数马来合资经营者，港主之中，绝大部分是华人。   而坐落于新山的柔佛大皇宫，现今已改为博物馆。游人若进入大皇宫的迎宾大殿，您会惊讶地看到数幅华文巨联高挂在柱上。   柔佛国王绩着屏藩堂书锦之庆 海峤播仁风万树甘堂同樾荫 铃牙崇节署一轮福曜灿薇垣 黄厝后港、新郑厝港、谢厝港 同顿首拜颂   另一幅是： 国王政府构成之庆 柏府名尊南国推高第 兰台望重天朝属世家 陈麦和、内庵港、饶平黄厝港、柔佛张观合、和丰港、新洪厝港、刘文贤、天顺港、黄厝前港 同拜题   这几幅贺联，应该是当年华社领袖及港主为庆贺柔佛大皇宫落成而献上的贺礼。贺联上“同顿首拜颂”、“同拜题”的华人港主，诚是早期开拓柔佛，华巫合作的历史明证。柔佛大皇宫的贺联，印证了华裔先民的足迹。   来到大皇宫，会让我们联想起“柔佛现代之父”苏丹阿武峇加。这座大皇宫便是由他于1864年主持奠基仪式，经两年建造，于1866年正式落成。   有意思的是，这座大皇宫，据说还是由一位广东台山人黄亚福承建的。黄亚福字彦廷，号莆田，富显而后，改名黄福。他是柔佛一位著名的粤籍港主和实业家。   关于黄亚福，有颇多传奇故事。温雄飞1929年出版的《南洋华侨通史》，把黄亚福的传略置于该书的〈侠义〉篇中。而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则是他与义妹黄亚娇的故事。话说苏丹阿武峇加册封的柔佛首位苏丹后花蒂玛（Sultanah Fatimah）是一名华人，原名黄亚娇，华人社会称她为“马来娇”，与黄亚福是同乡，相识而结为义兄妹。由于这一层关系，黄亚福受到柔佛苏丹的信任，承包政府工程，并领有商埠及港主利权，开拓柔佛有功。   如今，新山有一条黄亚福街，是该区市里最繁忙的街道。   关于华巫真诚合作所促成的柔佛开拓史，民间传说故事还有很多。著名学者郑良树教授曾汇集这些资料，写成历史小说《柔佛的新曙光》。   柔佛的港主，整体来说，大部分是华人港主。其中，除了麻坡区港主多有闽南人，兴楼区（今属丰盛港）港主多为粤籍（广肇）人士之外，柔佛各地的港主十之八九，又尽为潮籍人士。 ...

华人与甘蜜 安焕然   研究柔佛史的专家Carl.A. Trocki教授在其著名的《Prince of Pirates:The Temenggong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Johor and Singapore，1784-1885》一书中说：19世纪40年代，柔佛开始以一种新型的马来土邦的姿态出现。这种新形态，是以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对移殖华人的控制为基础的。这种变化的主旨是要创造一个新土邦，同时在柔佛发展一种更具恒久性的经济资源。   这种制度，即是柔佛港主制度的推行，并因此广泛种植起甘蜜和胡椒。而不论是开港的港主，还是甘蜜、胡椒的种植者，他们大部分是华人。这批披荆斩棘的拓荒者，他们不愧为开发柔佛的先驱。Carl.A. Trocki教授评论说，在19世纪40年代，华族种植人变成了天猛公不可欠缺的经济来源，有了这些种植人和甘蜜胡椒的种植，柔佛的森林才能大举砍伐，辟为新园地。说“华人是柔佛开发的大功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甘蜜(gambir)是一种含有单宁酸的攀缘小树。原是廖内群岛的野生植物，当地原住民把它做成嚼槟榔的配料。后来人们发现，若把甘蜜的枝叶放在铜锅（即镬，也就是“鼎”）中熬煎，会凝结呈红竭色泽的膏状，可做为鞣皮和布匹的染色料。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纺织业和皮革业的发达，刺激了甘蜜的经济价值，掀起了华人种植者对甘蜜种植的兴趣。   早在18世纪，廖内群岛就已有华人在从事甘蜜的种植。1819年莱佛士登陆新加坡时，甘蜜已被引进新加坡种植，而且种植者主要是潮州人。1848年，新加坡的甘蜜种植达至高潮，甘蜜与胡椒以并种的方式栽种（通常是10比1）占当时新加坡全岛总耕地面积的76%。   但至此之后，新加坡的种植土质已开始枯竭，可供应的土地和森林已近耗尽。再加上种植人之间时常因园地界线而发生争执，引起英国殖民政府的关注，乃推行登记乡区园地制度。此做法不但未能阻止种植人的冲突，反而制造更多纠纷，这种园地纠纷是当年华人秘密会社格斗的主因。此外，英政府更改土地租赁期限，以及颁布耕地纳税法令，亦引起种植者大为不满，有者甚至反对缴付地税，华人种植者遂有他迁（往柔佛境内开拓）之意图。   此时，正值柔佛实际统治者有志于柔佛的开拓，推行港主制度...

一个新兴的城市 安焕然   新山，柔佛州首府，马来半岛南方门户。隔一海峡，它与新加坡仅咫尺相望。   1855年新山开埠，初名Iskandar Puteri。1866年易名为Johor Bahru，位于新山的柔佛大皇宫也在这一年建成。“新柔佛”时代的来临展现了柔佛的新生命。   Johor Bahru，华人社会习惯把这个新兴的城镇称之为“新山”。中国清末文献《小方壸斋舆地丛钞》第十帙收录一篇阙名的〈柔佛略述〉，文中记述柔佛“为亚洲极南地尽处一隅”。“其国中有地名新山者，柔王之宫室在焉。官府、狱禁皆备，境内别无分治。王宫左偏有小街衢，华国商民与土人相错而居，综其大略，有类中国一小村市。”   《柔佛略述》指出了新山的开埠，与华人的移殖息息相关。   19世纪后半叶，柔佛推行港主制度，广泛种植甘蜜与胡椒。《柔佛略述》又指说：该地“垦植之工率皆借资华人力”。而其物产“由新嘉坡每年商贩出口，柔椒占三分之二，可见其收之丰”。此外“新嘉坡之柴薪皆取资于此”，清楚地揭示了新山开埠以来，是华人商民与马来土著相错而居，并且还是新加坡物产资源腹地的实况。   此外，早期华人亦称新山为“呀坡”。柔佛古庙现存的一座铜钟，上刻“同治乙亥年春月吉旦 呀坡众弟子合敬”的字样。   新山昔时又有“小汕头”之称，这是因为早期新山居民以潮州人为多，潮州方言相当盛行。   一个新兴城镇的崛起，往往与河流息息相关。早期的新山市区，沙玉河两岸生机勃勃。酷炎的烈日，忙碌的工人汗如雨下。而河水之清澈见底，小孩在河中游泳，其乐融融。舯舡小船穿梭其间，沙玉河曾是新山市区一条繁忙的水上交通动脉。   沙玉河将新山市区分为东西两半。西岸包括沙玉街、直律街和陈旭年街一带，曾是潮州人聚集区。沙玉街处过去是热闹的巴剎。早期的新山，潮州人几乎垄断京果杂货和巴剎的生意。当时，新山有所谓的潮州四大家族：黄、洪、陈、郑，全都是经营杂货商店的。   至于河的另一边，则与粤籍港主，与著名实业家黄亚福的开发有关。由于他的关系，到来新山做生意的广肇府人也不少，他们多集中于今黄亚福街的一边谋生活。而新山广肇会馆创立于1878年，是柔佛州最早成立的一间乡...

义兴精神 安焕然   相较于新马其它地方，帮派械斗及土地争夺之事，在柔佛开拓发展史上是比较少见的。其中很大原因，在于华人会党之中，义兴公司是受到柔佛王朝马来统治者认可、推崇的华人组织，同时也是早期华人社会凝聚力的核心。   从历史来看，19世纪中期实施柔佛港主制度，义兴公司领袖率众从新加坡大量移入柔佛，开垦拓殖。这些义兴会众不仅开拓柔佛有功，还曾协助平定麻坡内乱，促成殿下成为柔佛实际的统治者。因此，义兴公司在柔佛的活动，与在新加坡、槟城等其它地方的命运不同。在柔佛，义兴不仅没有受到打压，还受到马来统治者的善待，取得“独尊义兴”的地位，获准公开活动。   天猛公依布拉欣之子阿武峇卡继位后，1873年颁布《柔佛统制港主法令》，其第十三条更明文规定“港主应遵守先王所颁布之命令，不得于‘义兴’之外另立会党”，无疑是间接承认了义兴公司在柔佛的“合法”地位。   港主时代，柔佛境内的义兴公司虽是以潮州人为主，但由于其“独尊”地位，其它籍贯人士亦进入该组织，使之成为一个跨方言群、跨帮群的本土化整合力量的民间组织。义兴独尊一统的格局，是柔佛在开拓初期得以平稳发展一个相当重要的内因。   这种现象反映在柔佛首府新山，尤其明显。义兴公司领导新山华社期间，当地的华人神庙、公冢及学堂，一概没有明显的分帮立派色彩。这种特色，百余年来成了新山华社秉持之传统。新山华社聚集团结于义兴公司，和其（义兴解散）之后于1922年成立的柔佛华侨公所，以及在战后成立的新山区中华公会领导之下，新山“五帮”（潮州、福建、客家、广肇和海南）协调分配，共同供奉柔佛古庙的五尊神祇，共同使用绵裕亭中华义山，共同扶持宽柔学校的发展，此种维持在“一庙一山一校”的统合格局，是新山华社的传统，也是义兴公司这个传奇性组织的历史功绩。   1914年柔佛并入英殖民辅政的“马来属邦”，尔后的相继数年，废除了柔佛港主制度，义兴公司也勒令解散。但义兴在解散之时仍不忘贡献华社，乃将公司所存之余款2万元（约相等于当时四条港全年的收入）尽数捐予宽柔学校，充为教育基金之用，对宽柔的发展影响至深。而新山中华公会和宽柔诸董事至今仍会每年春秋两祭“明墓”，以纪念和缅怀当年义兴公司对华文教育的贡献。据说此“明墓”是当年义兴公司勒令解散时所...

想起王志和 安焕然 一段记忆，可以是碎片，可以是集体，在于你我有无共同的认同意识： ●19世纪以前的中国帆船贸易时代，华人海商已频繁往返柔佛，以中国制造的瓷器和丝绸，与柔佛马来土著交易土产。 ●1511年，葡萄牙攻占马六甲，苏丹玛末退守麻坡河上游，展开复国运动。 ●1540年，苏丹阿拉乌定沙二世定都旧柔佛，柔佛王国由此正式建立。 ●1819年，莱佛士登陆新加坡。 ●1825年，天猛公阿都拉曼去世，由子伊布拉欣继位，掌有柔佛的实际统治权，并推行港主制度，招引大量华人前来柔佛开发荒地，种植甘蜜和胡椒。 ●1844年，柔佛发出第一张港主契约给士姑来的华人港主，名叫Ah Chun和Ban Seng。同年，义兴公司领袖陈开顺亦取得柔佛第二张港契，开辟新山陈厝港。 ●1846年，义兴领袖陈德海率4千名华人从新加坡迁至柔佛境内，种植甘蜜和胡椒。 ●1855年，新山开埠，当时称为依斯干达布蒂理，第一位被册封为甲必丹的华人即是陈开顺。陈开顺曾协助天猛公平定麻坡的内部纷争，促进柔佛团结。 ●1862年，天猛公伊布拉欣去世，由子阿布峇卡继位。 ●1864年，天猛公阿布峇卡主持奠基仪式，兴建新山大皇宫。这项工程是由华人商人黄亚福负责承建的。 ●1866年，新山大皇宫落成。天猛公将伊斯干达布蒂理改名为新山，成为柔佛新的首府。 ●1870年，新山柔佛古庙已存在。 ●1873年，颁布柔佛统制港主法令。自此之后，柔佛境内各河系水道沿河开辟了一百多条港，广泛种植甘蜜，出口新加坡，产量甚至位居世界第一。 ●1878年，新山广肇会馆成立，是柔佛州历史最早的乡团。倡建人是黄亚福。 ●1855年，阿布峇卡被英女皇维多利亚封为柔佛苏丹。柔佛天猛公王朝由此建立。 ●1890年，英国殖民地政府施加压力，要苏丹阿布峇卡解散义兴公司，但为陛下拒绝，并声称义兴公司是受他承认的组织。 ●1895年，苏丹阿布峇卡颁布柔佛宪法。同年苏丹阿布峇卡去世，由子伊布拉欣爵士继位为柔佛苏丹。 ●1900年，新山阿布峇卡回教堂建成。该座回教堂于1892年奠基。 ●1908年，峇株巴辖中华总商会成立，这是柔佛最早的华人业缘性组织。 ●1911年，新山市区的兴都庙建立。 ●1912年，麻坡中华学校创立。 ●1913年，新山宽柔学校创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