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看成岭侧成峰

  探索千年盐木古棺藏洞 —— 悬崖上的秘境 砂拉越内陆原始雨林深处，一处隐藏在悬崖岩洞中的古老葬俗遗址 ——Agop Batu Tulug 盐木古棺洞，近年来因其独特的历史与文化价值，再次引起学界与公众关注。该洞穴坐落于密林山岭之间，地势险峻，需沿着森林步道与阶梯攀行方能抵达，被誉为 “ 悬崖上的秘境 ” 。随着考古调查与修复工作的推进，这片沉睡千年的古棺群逐渐揭开神秘面纱，也成为砂拉越重要的文化遗产地标。 洞内最引人注目的是数量可观的盐木古棺。研究人员统计，目前已发现约 125 具木棺，多以当地坚硬耐腐的盐木（ Belian Ironwood ）制成。这类木材质地坚实、防虫耐湿，即使历经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仍保存完好，充分展现古人高超的木工技艺与选材智慧。部分棺木仍维持原始形态，雕刻着人物、动物、图腾及几何纹饰，线条细腻生动，具有鲜明的民族艺术特色。 学者指出，这些雕刻不仅具装饰功能，更承载深层文化寓意，可能与族群身份、社会地位及宗教信仰有关，反映婆罗洲原住民族群独特的丧葬习俗与精神世界。通过棺木形制与摆放方式的研究，考古人员得以重建早期社区的生活样貌与社会结构，使该遗址成为研究砂拉越原住民历史的重要实物证据。 为保护珍贵文物，当局近年来加强遗址管理与修复工作，包括清理洞穴环境、加固步道栈桥、设置护栏与解说设施，并限制游客活动范围，以减少人为破坏。同时，当地也尝试结合生态旅游与文化教育，透过导览与展示，让公众在亲近自然的同时认识传统文化，实现保育与发展并行。 据悉， Agop Batu Tulug 自 2023 年 5 月起暂时关闭展开整修与提升工程，预计于 2026 年 2 月重新开放。相关单位希望通过系统化保护与规划，让这处千年古棺洞以更完善、安全的面貌迎接访客，并持续推动文化传承与学术研究。 这片深藏雨林的古老洞穴，不仅记录着先民的生命轨迹，也见证族群延续的历史记忆。从神秘墓葬到文化资产， Agop Batu Tulug 正逐步走向大众视野，成为连接自然、历史与人文的重要窗口。

  马来姐妹 中文底子深厚 成语谚语信手拈来，把中文活成日常 午后的阳光透过窗子洒进屋内，长桌上铺着宣纸，墨香淡淡散开。毛笔轻轻落下，一撇一捺间，一行行工整的汉字跃然纸上。 “ 这个 ‘ 静 ’ 字，要写得沉一点，心才能静下来。 ” 姐姐轻声提醒。 一旁的妹妹笑着点头，提笔续写，动作熟练自然。 若只听她们交谈，你或许会以为这是再普通不过的华裔姐妹日常。但事实上，她们是地道的马来家庭出身。 马诗佳与马诗惠 —— 一对从小接受中文教育的马来姐妹。她们说一口流利华语，成语谚语信手拈来，谈吐间不时引用诗句典故。中文，于她们而言，从来不是 “ 外语 ” ，而是生活的一部分。   一间书屋，一屋书香 走进她们的家，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整面书架。 文学、散文、历史、儿童读物、工具书 …… 一本到一本到排得整整齐齐，书页微黄，边角翻卷，显然常被翻阅。 “ 我们从小就爱看书，什么都看， ” 妹妹笑说， “ 小说、故事书、作文选，只要是中文的，都拿来看。 ” 姐姐接过话： “ 有时候一本书可以看很多遍，每一次都会学到新的词。 ” 日积月累之间，语感与词汇悄悄沉淀。也因此，她们说起中文时自然流畅，遣词用字精准得体，偶尔脱口而出的成语，让人惊艳。 “ 有些成语是小时候看故事学到的，不知不觉就记住了。 ” 她们说。   父母的一个决定，改变人生方向 谈起与中文的缘分，两人都提到父母当年的选择。 在多源流教育并存的环境里，父母坚持把她们送进华小，只因为一个简单的想法 —— 多掌握一门语言，多一条出路。 “ 他们觉得语言是工具，也是机会。 ” 姐姐回忆， “ 那时候我们也不懂，只知道每天背生字、写作业。 ” 从拼音、笔画，到阅读理解、写作表达，中文基础一步步打稳。虽然偶尔也觉得功课繁重，但回头看，那段扎实训练成了最珍贵的礼物。 “ 现在真的很感谢他们当初的坚持。 ” 妹妹说。   中文，不只是科目 升上中学后，中文不再只是考试科目，而是一种表达自我的方式。 写作文、参加演讲比赛、练书法、读古诗词 …… 她们主动投入各种与中文有关的活动。 “ 中文可以把感受说得很细腻， ” 姐姐分享， “ 有些心情，用母语反而说不出来，用中文却能找到最...

  “ 吸毒烟弹 ” 敲响警钟：当电子烟成为新型毒品载体，我们还能掉以轻心吗？ 电子烟，原本被包装成 “ 减害替代品 ” ，如今却在不法分子的操弄下，悄然变成新型毒品的隐秘载体。 近期执法与反毒机构揭露，一种掺入依托咪酯（ etomidate ）等麻醉镇静成分的 “ 吸毒烟弹 ” 正在黑市流通。它披着电子烟的外衣，却拥有毒品的本质 —— 强烈依赖、快速上瘾、难以察觉。这种新型滥用途径，正把青少年一步步拖入成瘾深渊，也让全球禁毒战线面临一场升级版挑战，被形容为 “ 鸦片战争 2.0” ，绝非危言耸听。 毒品不再是 “ 粉末 ” ，而是 “ 日用品 ” 与传统毒品不同， “ 吸毒烟弹 ” 最危险之处，在于它的隐蔽性与日常化。 它没有刺鼻气味，不需要注射或吞服，只需像吸电子烟一样轻轻一吸，毒品便迅速进入血液循环。外观时尚、小巧便携，与普通电子烟几乎无异，执法难度大幅提高，家长与师长也难以及时察觉。 当毒品伪装成潮流商品，当成瘾行为被误认成 “ 抽烟习惯 ” ，防线就在不知不觉中瓦解。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类物质往往起效快、持续短，使用者容易反复吸食以维持 “ 感觉 ” ，从而在不自觉中形成高度依赖。一些人甚至 “ 一次就上瘾 ” 。这种快速成瘾机制，对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杀伤力尤甚。 青少年，正成为最大受害群体 从各国执法与医疗数据来看，涉案与求助个案中，青少年比例不断上升。 电子烟本就带有 “ 时尚 ”“ 无害 ” 的误导印象，一旦被掺入麻醉或致幻成分，更容易让年轻人放下戒心。他们或出于好奇、或受同伴影响尝试第一口，却可能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 记忆力下降、精神恍惚、情绪失控，甚至出现呼吸抑制与生命危险。 更可怕的是，一些学生根本不知道自己吸入的是毒品。 这已不只是 “ 个人选择 ” 的问题，而是赤裸裸的欺骗与渗透。 禁毒战线必须升级，而非跟在后头追 “ 吸毒烟弹 ” 的出现，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毒品正在不断进化。 当局若仍沿用旧有的查缉方式，只针对传统毒品形态，显然难以应对这种 “ 披着合法外衣 ” 的新威胁。监管、立法与教育，都必须同步升级。 首先，应加强电子烟产品监管与溯源机制，堵住非法添加空间； 其次，提高执法科技手段，强化快速检测能力； 更重要的是，把校园与家庭教育前移，让年轻人真正认识...

  一座失败的咖啡园 —— 砂拉越早期咖啡种植实验始末 19 世纪下半叶，砂拉越在布洛克王朝（ Brooke Raj ）统治下，除了进行行政与领土治理，也积极尝试发展农业经济作物，以建立稳定的出口收入来源。咖啡，便是在这一时期被寄予厚望的重要作物之一。 当时国际市场对咖啡需求增长迅速，东南亚多地相继扩大种植规模。砂拉越政府希望借助类似模式，引进咖啡种植，开辟新的经济基础。 1866 年前后，当局开始筹划咖啡种植实验，并委任具农业经验的人员负责开垦与管理。 1865 年 6 月 19 日，威廉 · 亨德森（ William Henderson ）抵达砂拉越，主持咖啡园的开辟工作。他在古晋以西的马当山区（ Mount Matang ）与附近高地进行考察，最终选定一处气候较凉、雨量充足的山谷建立种植园。 该园被命名为 “Vallombrosa” ，名称取自意大利一处山谷修道院，寓意环境清幽、适合耕种。 种植初期，园方开辟山坡、修筑道路，并从外地引入咖啡树苗进行试种。根据当时记录，园内一度种植多达数千株咖啡树，政府也持续投入人力与经费，希望形成规模化生产。 然而，实际经营情况并不理想。 砂拉越高温潮湿、多雨的气候并未完全符合咖啡树的生长需求，加上土壤条件、病虫害问题以及运输不便等因素，咖啡树产量始终偏低。收成不足以覆盖成本，种植园长期处于亏损状态。 1870 年代，亨德森离任后，管理工作数度易手。继任者虽尝试改良耕作方式与扩大种植面积，但成效有限。 1881 年，洛亚特 · 派克（ Loyat Pike ）以每年 100 元租金承租该园继续经营，同时利用园地种植蔬果及其他作物，以补贴咖啡收入。然而数年后仍难以为继。 此后，政府再次收回经营权。 1887 年，新任负责人 A.M. Gibson 接手管理，并尝试重整咖啡园运作，包括扩种、改善劳力安排及更新栽培技术。然而，由于长期亏损与维护费用高昂，财务状况并未好转。 1892 年，种植园一度以分期付款方式转让予私人经营，但仍未见明显起色。 至 1890 年代中期，布洛克政府逐步放弃继续投资咖啡种植。 1896 年前后，咖啡园基本停止运作，相关土地陆续转手或荒废，这项持续约三十年的农业实验正式结束。 从经济角度看，这次咖啡种植计划未能建立稳定产量，也未形成出口产业，对政府...

  ☕ 《一杯 Kopi Cham 的早晨》 清晨六点半，天色还没完全亮，茶室已经醒了。 铁门才拉开一半，里头的水声、锅声、杯碟碰撞声就先传出来。老板把布袋咖啡高高举起，黑褐色的咖啡从 “ 袜子 ” 里细细流下，落进铝壶，空气一下子被焦糖般的香气填满 —— 那不是精品咖啡的果酸味，而是一种更厚、更深、更贴地的苦甜。 这种味道，属于南洋。 我找了张塑料椅坐下，还没开口，老板娘已经问： “Kopi 还是 Teh ？ ” 想了想，说： “Cham 。 ” 她点点头，把咖啡和奶茶各舀一勺，在杯里 “ 搅 ” 了几下。那一刻，我突然明白 “ 参 ” 这个字为什么这么传神 —— 不是简单混合，而是让两种性格慢慢磨在一起。 咖啡的苦，茶的滑，炼乳的甜。 谁也不抢谁的风头。 就像这片土地本身。 马来话、福建话、客家话、广东话混着讲；咖椰吐司配半熟蛋，旁边有人吃椰浆饭，也有人打包炒粿条。肤色不同，口音不同，却在同一张圆桌上喝着同一杯 Kopi 。 茶室从来不只是喝咖啡的地方。 它更像社区的客厅。 有人看报纸，有人聊股票，有人刚下夜班，有人送完孩子上学。风扇慢慢转着，时间也慢慢走着。没有人催你走，一杯饮料，可以坐上一个早上。 在这里，咖啡不是提神用的。 是用来陪人的。 后来我去过很多明亮安静的咖啡馆，豆子讲产地、讲风味轮、讲萃取曲线，却很少再喝到那种感觉 —— 那种一入口，就知道 “ 自己在某个地方生活着 ” 的味道。 也许， Kopi Cham 真正 “ 参 ” 在一起的，不只是咖啡和茶。 还有人情、乡音和日子本身。 一杯下肚，早晨才算真正开始。

  咖啡店禁烟，别再自欺欺人 如果一家咖啡店门口贴着 “ 严禁吸烟 ” ，店里却烟雾缭绕，那这块牌子还有什么意义？ 答案很简单：不过是装饰。 这样的荒谬场景，在不少地方却早已司空见惯。墙上是醒目的禁烟标志，空气里却是刺鼻烟味；规定写得冠冕堂皇，执行却形同虚设。所谓 “ 禁烟 ” ，成了一种自我安慰式的存在 —— 大家都知道它没用，却仍假装它有效。 这不是管理，这是自欺欺人。 咖啡店是什么地方？是最日常、最开放的公共空间。老人吃早餐，学生温书，上班族谈公事，家庭聚餐聊天。本该是放松身心的场所，却被少数人的烟瘾绑架成 “ 公共吸烟区 ” 。 更讽刺的是，真正守规矩的人反而成了牺牲者：不吸烟者被迫吸二手烟，只能忍耐、闪躲，甚至提前离场。 什么时候开始，守法的人要为违法的人让路？ 公共空间的底线，本应是 “ 互不伤害 ” 。但在一些咖啡店里，却变成 “ 谁脸皮厚，谁说了算 ” 。只要有人点燃香烟，整间店的人都得陪着受罪。这不是自由，这是赤裸裸的自私。 问题出在哪？ 法律没有吗？有。告示没有吗？有。那为何禁烟仍沦为空谈？ 因为太多人在装糊涂。 业者怕得罪顾客，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执法单位巡查零散，处罚寥寥；吸烟者更是心知肚明 —— 反正没人管，抽了也不会怎样。 当违规毫无成本，规则自然毫无威慑。 于是我们看到最可笑的一幕：禁烟牌贴得越多，烟味却越重；口号喊得越响，执行却越软弱。 这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态度问题。 说到底，一些人根本没有把 “ 公众健康 ” 当一回事。对业者而言，少一桌生意比顾客健康更重要；对执法者而言，少一事不如多一事；对吸烟者而言，自己的习惯永远高于他人的权益。 结果就是三方默契地退让，代价却由大众承担。 这样的纵容，才是二手烟长期存在的真正帮凶。 必须直言：在室内公共场所吸烟，不是生活方式，而是不文明行为；不是个人选择，而是对他人健康的侵犯。 一个连基本空气质量都保障不了的公共空间，谈什么服务品质？一个连禁烟都落实不了的城市，又谈什么文明进步？ 禁烟从来不靠劝说，而靠执行。 该罚就罚，该赶就赶，该停业整顿就整顿。只有当违规者真正 “ 痛 ” ，规则才会被认真对待。否则，再多宣传、再多告示，也只是墙上的废纸。 咖啡店卖的是咖啡香，不是烟味；提供的是舒适，而不是...

黄子强：平凡人生中的坚毅与奉献 黄子强， 1948 年出生于柔佛振林山附近的一个小乡村。家境清寒，兄弟姐妹众多，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成长的他，自小便体会到生活的艰辛。由于家庭负担沉重，他仅读完小学便离开校园，早早投入社会谋生。朴素而劳作的童年，磨练了他坚韧耐苦的性格，也为日后的人生奠定了踏实的基础。 青年时期，一次偶然参与村里的歌咏活动，让他发现了自己的歌唱天赋。歌声不仅丰富了他的生活，也为他打开了另一扇窗。在组织的鼓励下，他学习文化知识、参与基层文娱工作，并担任歌咏组负责人，积极投入社区服务。从那时起， “ 为集体、为社会出力 ” 成为他心中朴素而坚定的信念。 然而，命运并非一帆风顺。 1971 年，时代的风浪将他卷入政治漩涡，他被捕入狱，两年的铁窗生活成为人生最严峻的考验。长期的监禁损害了他的健康，尤其是肾脏留下隐疾。但磨难没有击垮他，反而让他更加坚定 —— 只要人还在，就要重新站起来。 获释后，黄子强南下新山，从最基层的渔业买卖做起。他起早摸黑、勤恳踏实，一点一滴累积经验与人脉。凭着诚信与毅力，事业逐渐步入正轨。 1985 年，他创办金门渔业公司，带领企业稳健发展。四十多年来，他深耕行业，从无到有打拼出一片天地，不仅改善了家庭生活，也为员工创造了稳定的工作机会。 事业有成后，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来处。在他看来，个人的成就离不开社会的成全，回馈社会是理所当然的责任。他长期关怀贫困长者，热心参与公益活动；同时延续年轻时的歌咏情怀，于 2012 年协助筹组老友会合唱团并担任团长，邀请专业老师指导，积极参与社区演出，让歌声成为凝聚人心的力量。 此外，他尤为重视华文教育的发展，多年来慷慨捐助宽柔中学、古来分校、培群独中及多项助学基金，累计捐款数十万令吉，帮助许多学子完成学业。他深信，教育是改变命运的根本，也是社会进步的希望。 从贫寒少年，到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再到热心公益的社区长者，黄子强走过的是一条朴实却充满力量的人生道路。他或许自认只是普通人，但正是在无数个默默耕耘的日子里，他以坚毅、诚信与奉献，活出了不平凡的人生。 他的故事，不张扬，却动人；不传奇，却真实而深刻。

  当独中谈 AI ：华教转型背后的文化焦虑 当一所独中谈起 “ 培养 AI 人才 ” ，表面上是在回应科技浪潮，深层却折射出华文教育长期以来的自我追问：在不断变化的时代中，华教究竟要守住什么，又必须改变什么？ 独中向来以 “ 文化保存者 ” 的角色自居。华文作为教学媒介，不只是语言工具，更承载着历史记忆、价值体系与族群认同。然而，正因为肩负文化使命，华教也更容易陷入一种进退失据的处境 —— 一方面担心改革会稀释传统，另一方面又害怕不变将被时代淘汰。 AI 时代的到来，让这种矛盾变得更加尖锐。 在资源有限、制度支持不足的现实条件下，独中若仍停留在应试导向与单一升学路径，学生面对的将不只是竞争压力，而是结构性的弱势。社会早已进入技术驱动的阶段，若华教无法回应现实需求，家长与学生自然会用脚投票，文化理想也难以独立于现实生存。 因此，独中谈 AI ，本质上并非 “ 跟风 ” ，而是一种生存策略。但关键问题在于：这种转型，是以文化为根基的再发展，还是以实用主义为唯一导向的妥协？若只是把 AI 课程当作招生卖点，或把技术教育等同于工具训练，最终可能既未真正培养能力，也模糊了华教原本的精神内涵。 华教真正的优势，从来不只是语言，而是一套强调学习态度、师生关系与人文底蕴的教育文化。 AI 时代恰恰需要这种底蕴：在算法主导的世界里，判断是非、理解他人、辨识价值的重要性反而更为突出。独中的任务，不是培养 “ 更快的机器使用者 ” ，而是塑造能够理解技术、反思技术、并将技术置于人文框架中的学习者。 然而，这样的转型并不轻松。它需要师资再培训，需要课程重新设计，也需要家长放下对 “ 标准成绩 ” 的单一想象。更现实的是，在长期自筹经费的情况下，独中能否负担持续的教育革新，本身就是一个结构性问题。若社会只在口头上肯定华教贡献，却未给予相应资源，转型的代价最终仍由学校与家庭承担。 当独中谈 AI ，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项教育改革，而是华教在时代夹缝中的一次自我定位：它是否能在守护文化的同时，主动参与未来的塑造？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只关系到一所学校的方向，也关乎华文教育能否继续在现实世界中，保持其存在的意义与尊严。

  从 “ 培养 AI 人才 ” 到 “ 重塑教育想象 ” 人工智能迅速渗透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工作方式到学习方法，几乎没有领域能够置身事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教育是否跟得上变化，已不再只是学校内部的课题，而是整个社会必须共同面对的挑战。近日南华中学提出 “ 转型培养 AI 人才 ” ，看似是一所学校的发展方向，实则折射出华文教育，乃至整体教育体系的时代焦虑与抉择。 长期以来，教育被视为知识传递的过程：教师教、学生学，考试成绩成为衡量成功与否的主要指标。然而在 AI 时代，这套逻辑正逐渐失效。知识不再稀缺，获取资讯的门槛大幅降低，真正稀缺的，是判断力、思辨力、创造力与价值选择能力。若教育仍停留在 “ 记得多少 ” ，而非 “ 如何思考 ” ，最终培养出来的，只会是容易被技术取代的一代。 因此， “ 培养 AI 人才 ” 不应被狭义理解为教学生写程式、用工具，而是让学生理解 AI 的运作逻辑、优势与限制，进而学会如何与技术共处、协作甚至质疑。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素养教育，也是一种对人之所以为人的再确认。教育的核心，不是把学生训练成机器的附属品，而是让他们在高度技术化的世界中，仍保有独立判断与人文关怀。 南华中学提出通过课程改革、跨学科学习与多元平台，协助学生面对 AI 时代的挑战，这样的方向值得肯定。但改革真正的难题，从来不只在课程设计，而在于观念的转变。社会是否愿意放下对 “ 标准答案 ” 的执念？家长是否能够接受孩子走一条不完全以考试为导向的学习路径？教育转型，考验的并不只是学校，而是整个社会对 “ 成功 ” 的定义。 更重要的是，教育公平的问题也随之浮现。 AI 教育若只停留在资源充足的少数学校，最终可能拉大原本就存在的学习鸿沟。因此，在谈 “ 培养 AI 人才 ” 的同时，也必须同步思考制度支持、师资培训与公共资源的分配，让技术成为缩短差距的工具，而非制造新的不平等。 教育从来不是一蹴可几的工程，它需要时间、耐心与集体共识。 AI 时代的来临，或许正是一次逼迫我们重新想象教育意义的契机。与其焦虑孩子是否会被技术取代，不如认真思考：我们是否正在培养一代，能够驾驭技术、理解世界，并对社会负责的人。

  在阳光下晒出来的味道 清晨的斑台渔村，还没完全醒来，空气里已经有了咸味。不是海浪，而是虾。 一片片薄如纸的虾饼，被整齐摊在木架上，迎着太阳慢慢干燥。风一吹，虾香浮起来，那是斑台人熟悉的味道 —— 也是许多人记忆里的年味。 在这片虾饼前站着的，是香珍饼家的一家人。对他们来说，虾饼不是 “ 产品 ” ，而是一种不能偷懒的日常。 香珍饼家做的是传统虾饼。虾一定要新鲜，最好是当天清晨从海里捞上来的尖嘴虾。虾不新，味道就散；配料一多，虾味就被掩盖。于是他们坚持老方法：虾、薯粉、少量调味，其他一概不加。 “ 虾饼好不好吃，不在机器，在良心。 ” 这是家里长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做虾饼是慢工。虾剥壳、剁碎、和面，面团不能太湿，也不能太干。蒸好的面团不能马上切片，得先放进冰箱静一夜，让口感定下来。第二天切片，再摊开，在烈日下曝晒两天以上。太阳不够，味道就不够。 所以，一到下雨天，香珍饼家的院子就显得安静。没有虾饼在晒，只有等天放晴。 这份对天气、时间和耐心的依赖，让虾饼成了一种 “ 急不得 ” 的食物。也正因为这样，香珍饼家始终坚持一家三口亲手完成每一道工序，不假他人之手。不是请不起人，而是怕多一个人，多一道偏差。 年轻一代许宗源接手后，没有把虾饼变得更 “ 花样 ” ，反而更保守。他把虾饼搬到网上卖，却拒绝接太多订单。 “ 我们做的是吃进嘴里的东西，不是赶货。 ” 他说。 炸好的虾饼，刚下锅时会慢慢鼓起，颜色转成温润的橘红。咬下去，先是脆，然后是虾的甜味在嘴里散开 —— 不是调味料的香，是海的味道。 有人说，这是 “ 吃得到阳光的虾饼 ” 。 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吃得到时间。 在这个什么都讲求快的年代，这样的虾饼显得有点固执。但也正是这种固执，让香珍饼家的味道，没有被时代冲淡。 太阳落下，虾饼收起。明天若是好天，又会再摊出来。味道，就这样一代一代，晒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