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尔登的中国地图——重返东⽅⼤航海时代
[加] ⼘正⺠ 著 刘丽洁 译
中信出版社
⽬录
第⼀章 超乎想象的地图
第⼆章 海洋封闭论
第三章 在⽜津⼤学阅读中⽂
第四章 约翰·萨利斯与中国船⻓
第五章 罗盘图
第六章 从中国启航
第七章 天圆地⽅
第⼋章 塞尔登地图的秘密
结语：⻓眠之地
附录⼀
附录⼆
插图索引
⼈名索引
地名索引
时间索引
参考⽂献
第一章 超乎想象的地图
古⽼的地图很少能占据报纸头版位置，但⻢丁·⽡尔德泽⽶勒于1507年绘制的世界地图，在2003年被美国国会图书馆纳⼊收藏的时候，却成功做到了这⼀点。⽡尔德泽⽶勒地图被称为美国的出⽣证明，美国政府耗资1000万美元才将其购⼊。它是由⼗⼆块精雕细琢的⽊质刻版印制⽽成的，⼗分精美，于1901年被耶稣会学校的⽼师重新发现。约瑟夫·费舍尔⼀度以为它是伟⼤艺术家阿尔布雷特·丢勒的作品，虽然它不是，但这个误解也有情可原。这些⽊制刻板印刷的巨型世界地图或许有⼏千张之多，然⽽，展⽰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厅中的那份，是唯⼀幸存下来的⼀张。
这幅地图之所以以天价售出，只是因为上⾯⼀个微⼩的细节。这是第⼀幅以“亚美利加”（America）⼀词表⽰美洲的地图。⻢丁·⽡尔德泽⽶勒把这个词标在南美洲的⼀个空⽩处，差不多是巴拉圭所在的位置。在该图左侧，从南极到北极的那⽚幽灵般的地形蜿蜒开来，“美洲”这个词所指⽰的区域并不明确，不过，美国国会却认为，它所覆盖的范围已经⾜够令他们满意。关键在于：这是⼀个新⼤洲的新名称，⽽这都是因为⽡尔德泽⽶勒是探险家和地理学家亚美利哥·⻙斯普奇的忠实⽀持者[1]。如果他是哥伦布的⽀持者，他或许会把这⽚新⼤陆称为“哥伦⽐亚”。但这并没有发⽣，因为⻙斯普奇才是这⽚新世界的发现者。
这幅地图出版9年后，⽡尔德泽⽶勒放弃了1507年版原始地图的创新模式，删除了⼀些冗余的内容，转⽽采⽤了⼀种截然不同的设计，导致它成为⼀幅没有未来的地图。唯⼀⼀份副本得以留存，则要归功于⼀个名叫约翰内斯·舍纳的⼈，他曾是牧师，后来成为⼀名数学家。此⼈购买了这幅地图，并将它⼀直保存到他逝世的1547年。地图被装在⼀个⽪⾯装订的⽂件夹中，封存在德国南部的沃尔夫埃格城堡中。直到1901年，城堡档案保管员赫尔曼·哈夫纳听说，⼀名住在离德奥边境不远的奥地利中学教师对历史⽂献颇感兴趣，于是将城堡图书馆交予这名教师管理，这份地图才得以重⻅天⽇。这位名叫约瑟夫·费舍尔的中学教师，对维京历史极感兴趣，并且正在查找关于早期挪威⼈旅⾏⽅⾯的资料。要不是这些偶然的巧合，这幅地图或许永远不会从⽡尔德泽⽶勒所在的时代穿越过500年与我们相⻅。约翰内斯·舍纳这个历史舞台上最接近原初地图的⻆⾊，担⼼后⼈对于可以藉由什么样的物品来考察历史毫⽆概念——事实上，任何物品都有其价值。1533年，他抱怨道，“你知道的，由于时间的关系”，艺术和科学是“如此沉默，因⽽极易被忽视，我们不禁要担忧，它们会被那些愚蠢的⼈们抹去”。
你将要阅读的这本书，却是关于另⼀幅地图——塞尔登地图的，它得名于1654年将它捐赠给⽜津⼤学博德利图书馆的英国律师约翰·塞尔登。这是近700年来最重要的⼀副中国地图，它描绘了当时中国⼈所知的那⽚世界：西抵印度洋，东接⾹料群岛，南邻⽖哇，北望⽇本。这幅地图之所以保存⾄今，是因为它落到了约翰·塞尔登⼿中。塞尔登怀着同舍纳⼀样的热情，希望能够确保知识的延续性，不单是英语世界的知识，⽽是各种知识，甚⾄包括他根本读不懂的中⽂知识。他这样做，对这幅地图实在是⼀⼤幸事，因为与印刷了⼏千份的⽡尔德泽⽶勒地图不同，这幅地图是⼀份孤本，是纯⼿⼯绘制，再也没有第⼆份。
这幅地图很⼤，⻓度达160厘⽶（约63英⼨），宽96.5厘⽶（约38英⼨），虽然⾯积只是⽡尔德泽⽶勒地图的⼀半（前者为16平⽅英尺，后者则有34平⽅英尺），但塞尔登地图已经是它所在的时代最⼤的壁挂式地图。因为当时中国和欧洲都⽆法造出如此巨⼤的单⽚纸张，所以，制作如此规格的壁挂式地图需要格外精巧的设计。塞尔登地图的绘制者⽤到的最⼤单⽚纸张为65厘⽶×128厘⽶（25½英⼨×50½英⼨）。为了解决尺⼨的问题，制图师采⽤两张单⽚纸，把其中⼀张从中间纵向拦腰裁开，把其中半张粘到另外⼀张的侧⾯，然后再⽤剩下的半张裁出合适的尺⼨，粘到两⽚纸的底部。⽡尔德泽⽶勒则是使⽤更⼩的单⽚纸张（42厘⽶×77厘⽶，合16½英⼨×30½英⼨）来制作地图。他并没有把这些纸张粘合到⼀起，⽽是把地图分成⼗⼆个部分，分别⽤⼗⼆个不同的⽊质刻版，印出⼗⼆张，然后由购买者把它们组合成⼀副完整的地图。随着地图设计的演进，⼏乎所有买家⼿中的成对的图纸都惨遭抛弃，其中只有⼀个例外，就是申内的那份，但它之所以幸存，也是因为它被埋没在图书馆浩如烟海的藏书当中，塞尔登地图得以留存的原因也是如此。如今，两幅地图都重新进⼊⼈们的视野，并引起⼴泛关注——⽡尔德泽⽶勒地图是在⼀百年前，塞尔登地图则是在⼏年以前。
两幅地图都极为重要，但意义却各不相同。⽡尔德泽⽶勒的地图是在新⼤陆刚刚为⼈所知的时候绘制的。新⼤陆的发现恰好迎合了欧洲的猎奇⼼理，这迫使他将现有的制图模板利⽤到极致，然⽽⼜不得不在九年后抛弃它，以顺应⼀种能更好涵盖整个地球的新⼏何学潮流。同样，塞尔登地图也是在中国受到在地球另⼀端发现新⼤陆的冲击下应运⽽⽣。绘图者深谙中国⻓期以来制图的传统，不过，他却能够不落窠⾅，⽤以前中国制图师从未采⽤过的新⽅法来描绘这⽚⼟地。⾯对那个爆炸性的发现，那些家乡之外的陆地与海洋分布的崭新数据，与⽡尔德泽⽶勒地图⼀样，塞尔登地图的制图师重新设计了世界的版图。他还创造出⼀种重要⽽不失美感的⽅法，为亚洲东部的⼤⽚陆地点缀上⼭脉、树⽊还有开花的植物。当然，地图中偶尔还能⻅到⼀些略显奇怪的细节，其中我最喜欢的，要数⼽壁沙漠上⽅乍现的两只⻜舞的蝴蝶。
那幅为“美洲”命名的地图，花了⼀百年的时间，才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找到新家，它被恰如其分地陈列在⼀系列庆祝建国的奠基性⽂件所在的神圣位置。塞尔登地图的命运也会如此吗？经过2011年精⼼（⽽且昂贵）的修复，它如今在博德利图书馆展出。它的故事会终结于此吗？如果有⼈认为这幅地图在中国的国家认同中扮演着奠基性的⻆⾊，或许它的未来将会变得复杂起来。不过，塞尔登地图并不是中国的诞⽣证明。它上⾯既没有出现中国⼈说的“中国”这个国名，也没有出现“明朝”这⼀当时统治王朝的名称，此后中国⼜延续那么多年，以致⼆者已经都不再具有重要的意义。
塞尔登地图既然不是诞⽣证明，它会不会是⼀份潜在的收养证明呢？⽬前，中国就东海和南海⼏千个岛屿的主权问题，与东亚的每个临海国家都存在领⼟争端。其中最⼴为⼈知，也是争议最激烈的，就是台湾东北⽅向的钓⻥岛，以及中国南海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由于塞尔登地图是19世纪以前唯⼀从地理上详细刻画中国版图的⽂献，有⼈便寄希望于这份失传已久的地图，企盼它成为中国与邻国进⾏外交博弈的⼀张王牌。
在本书的考察当中，我将对这⼀观点提出⾃⼰的怀疑，并说明塞尔登地图跟这些主题毫⽆关联。然⽽，与纯粹的知识相⽐，爱国情感和国家利益的⼒量⾃然⼗分强⼤，所以，谁⼜能下定论呢？塞尔登地图的保险估价是⽡尔德泽⽶勒地图的3/5。这只是对这件问世近400年的物品的随意估价。如果它真的重返市场，拍卖价格肯定会被抬⾼很多。
当然，我之所以⽤⼀整本书的篇幅来讲述⼀幅地图，绝不是要给⼀个古董的巡回展览做宣传。其实，我是要把这幅地图作为⼀个引⼦，来考察它所诞⽣的那个时代。那是⼀个极富创造性和变⾰性的时代。⼀幅幅崭新的图景在眼前展开，旧的知识和观念摇摇欲坠，许多根深蒂固的理论被颇具争议的新观点取代。
在那个时代，数以万计的普通⼈离开家园去寻找⼯作，既是谋⽣也是冒险。数以万计的船只往返于欧洲和亚洲各⼤港⼝之间。⼀个⼤洲的商品重新建构了另⼀个⼤洲的经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威廉·莎⼠⽐亚⾸次公演了戏剧《暴⻛⾬》，本·琼森创作出⾳乐剧来取悦英王詹姆⼠⼀世，约翰·邓恩[2]迫于詹姆⼠⼀世国王的压⼒，不得不放弃绝妙的情诗创作转⽽写作精彩的布道⽂字。在众⼈当中，还有约翰·塞尔登，这个彻头彻尾的伦敦⼈，本应研习的是法律，却在尽职尽责地快速写出⼀⾸⾸诗歌。⽆疑这些诗歌谈不上是⼀流的创作，这个年轻⼈依然需要在他的本⾏中谋取职位。他将在东⽅学和⼤陆法领域创作出⾥程碑式的作品。当然，与那些更负盛名的作者⼀样，他也确定⽆疑地改变了英国社会的结构。⽽这⼀切尚未结束，⼀幅以他署名的地图还将落⼊他的⼿中。
我并没有以地图本⾝作为本书的开端，因为在我们谈及塞尔登地图之前，还有许多别的问题需要思考。我们必须⾸先深挖其他的领域，部分原因在于基本上不存在任何⽂献能对这幅地图加以注解。这幅地图绕着地球转了半个圈，最后落到了⼀个陌⽣的国度，这⾥的⼈看待地图的⻆度，与制图者截然不同，这使得地图本⾝更为复杂，也使得它所包含的故事成倍递增。这幅地图绝不仅是对它所在时代的被动展⽰，这份凝聚⼤量⼼⾎的⽂献，将披露许多关于它的绘制者、鉴赏者和涂改者所在时空的信息。我们所知道的既可以说是⽐绘图者少，也可以说是⽐绘图者多，所以，有必要进⼀步探讨如何阅读这幅地图。
⼀本书的篇幅，都不⾜以打开地图中隐藏的所有细节之⻔，更不⽤说这些⻔通向的不同⾛廊，以及这些⾛廊导向的各个房间，这似乎有些奇怪。那些我能够进⼊的房间，已经揭⽰出极为丰富的事件和⼈物，这是我第⼀次⻅到这幅地图时始料未及的。这其中包括伦敦焚烧⽇本⾊情书籍，万历皇帝的贸易政策，中国罗盘的设计，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3]故意拼错“仙那度”（Xanadu）[4]⼀词，⽜津⼤学博德利图书馆接受⼈类遗⻣捐赠，圣殿骑⼠团的祖传教堂，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其中，罗盘是唯⼀我曾经预想到的题⽬，其他全都出乎意料。但是，如果希望还原神秘的塞尔登地图所在历史的全貌，这些问题都必须纳⼊考虑当中。
我是在2008年2⽉，第⼀次⻅到塞尔登地图，当时正值⽜津⼤学的春季学期。那天早上，我在新新博德利图书馆⼀间上了锁的地下室（没过多久，这间地下室就被重新装修成⼀间闪亮的展厅，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样⼦），被⼀件以前从未想象到的东西所吸引。只⻅它平摊在两张并排摆放桌⼦上，供我仔细查阅。此前，我对这个东西⼀⽆所知，也不知道它叫什么。看了第⼀眼，我就知道，这显然是⼀张古代的中国地图，可是跟我过去⻅过的中国地图截然不同。⾸先，它的尺⼨令⼈震撼。整个展开后，宽度超过⼀⽶，从上到下⻓度接近两⽶。粘在地图底部的卷轴告诉我，这是⼀幅壁挂式地图，可以像卷轴式的中国画那样展⽰。我以前曾经⻅过别的壁挂式古代中国地图，所以，虽然它的尺⼨很⼤，也不会让我觉得特别诧异。真正让我不解的是，这幅地图所描绘的中国，既包括中国⼤陆，也包括我们今天所知的东南亚诸岛。⽽且，这幅地图全景式的展⽰所呈现出的视觉效果也相当震撼。沙灰⾊的陆地上，遍布着灰蓝⾊和棕⾊的⼭脉，⽤⿊墨绘成的点来代表树⽊，是借⽤中国古代⻛景画的⼿法，⼩⽚红⾊区域，则⽤来突出强调的内容。整幅地图上遍布着各种植物——树蕨、翠⽵、松树、榆树、鸢尾、叶兰，甚⾄还有⼀些兰花——地图上⽅的⼽壁沙漠上有两只蝴蝶在翩翩⻜舞。海洋的部分则不甚均匀地涂成绿⾊——在颜料氧化之前应该是蓝⾊——上⾯⽤云朵般的波纹代表海浪。地图上，所有城市和港⼝都⽤⿊点注明，旁边⽤难以辨认的汉字标识出名称，四周⽤⿊底⻩边的圆圈圈起来。连通各个港⼝笔直线条，在海洋上形成花状的⽹格，表明过去船只航⾏过的⼀条条航线。
我以前看到过不少古代亚洲地图，但从来没有⻅过像这样的地图。它⾮常精美，但更重要的是，它是⼀份独⼀⽆⼆的历史⽂献，图中描绘的许多地区，都是过去的制图师从来没有涉及过的；它更是⼀副史⽆前例的艺术作品，蕴含着丰富的精神空间（借⽤地图史学家余定国贴切的术语），展⽰出过去⼀些⼈⼼⽬中想象的东亚世界的图景。它不只是对地形地貌的直⽩呈现，更是对当时⽣活景象的全⾯⽽⽣动地描绘，堪称完美。
我之所以能在那天有幸瞻仰这幅地图，多亏时任⽜津⼤学博德利图书馆东⽅部主任的何⼤伟（David Helliwell）。他在清晨发来⼀条短信，建议我尽快到图书馆去⼀趟。⾃我成为⼀名中国史学家以来，何⼤伟就⼀直在博德利图书馆掌管中国藏书，所以，我知道，但凡令他激动或是惊诧的⽂献，⼀定值得⼀看。⼀定是某件重要的藏品公布于世。⼀上完早课，我⽴刻赶到博德利图书馆，并在何⼤伟的办公室找到了他。他把我带进⼀般⼈不能进⼊的地下室，这幅地图就静静地躺在那⾥。
博德利图书馆是⽜津⼤学的专⽤图书馆。它是以托⻢斯·博德利的名字命名的。博德利认为，⽜津⼤学应该像欧洲⼤陆那些伟⼤的⼤学⼀样，拥有属于⾃⼰的图书馆，因此他以神学院剩余的藏书⼿稿为基础，建⽴了⼀个图书馆。博德利图书馆正式建⽴于1602年，⽽仅仅两年之后，该馆就迎来了⾃⼰的第⼀本中⽂藏书。当时，全英格兰根本没有⼈能够为中⽂书籍制作封⾯和封底，原因很简单：中国书籍传统上都是从左往右翻⻚，⽽欧洲图书都是从右往左翻⻚，使得英国⼈根本分不清中⽂书的封⾯和封底，更不⽤说哪个是第⼀⻚，哪个是最后⼀⻚。但是，尽管存在语⾔的障碍，博德利还是会尽可能把⼀切中⽂和其他⽆法辨读的⽂字的书籍纳⼊收藏。在他看来，⾃⼰图书馆中的书籍没有读者，这根本不是问题。他相信，总有⼀天，会有认识相应⽂字的⼈来阅读它们，⽽其中有⽤的内容也会重⻅天⽇。不必着急，这些书籍尽可以静静躺在书架和书箱中，直到有⼀天它们被⼈启⽤。博德利在为⻓远的未来收藏。
何⼤伟已经查看过藏书记录，他告诉我，这幅地图是在1659年，与⼀位名叫约翰·塞尔登的律师捐赠的其他书籍和⼿稿⼀道进⼊博德利图书馆的。我从未听说过“约翰·塞尔登”这个名字。何⼤伟对这幅地图的了解仅限于此。他说，正是因为⼀位研究⼤英帝国的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瑞保（Robert Batchelor），在⼀本古⽼的书⽬上提到这幅地图的记录，并打电话给他，他才注意到这幅地图。何⼤伟来到地下室，在旧书堆发现⼀个⻓⽽窄的纸箱，这幅地图已经在⾥⾯沉睡了100年。接着，他就给我打电话，叫我来看⼀看。多亏⻉瑞保独具慧眼，这幅地图才得以呈现在我们⾯前，据我们粗略估计，这距离它进⼊博德利图书馆已经有350年，距离它被绘制已经有⼤约400年之久。
越是仔细察看，我的疑惑就越多。它跟我⻅过的所有明朝（1368-1644）以来的中国地图都不⼀样，简直是毫⽆共同之处。⾸先，它⽐⼀般的明朝地图覆盖的范围更⼴，上⾯不仅有明朝⼈观念中的疆域，还涵盖了国界周边的许多地⽅，从右上⻆的⽇本，⼀直到左下⽅的苏⻔答腊。在南海下⽅，菲律宾和婆罗洲的位置与现实吻合。越南的海岸线轮廓如今看着也很眼熟，⻢来半岛跟今天印度尼西亚⼏个⼤岛的位置也分毫不差。过去，中国制图师描绘这些地⽅的时候，都有着固定的传统，那通常是将它们挤在⼀起平铺在中国⼤陆周围。我承认，这些传统在明朝末年有了改变的趋势，但像这样的地图在晚明还是绝⽆仅有。在地图史学科的第⼀节课上，⽼师就会告诉⼤家，所有地图都是其他地图的复制版。然⽽，这幅地图没有照抄我所知道的任何⼀副地图。
这幅地图对所描绘的各个地区平衡关系的处理，也跟其他中国地图截然不同。在明朝，⽆论是中国地图、亚洲地图还是世界地图，都会把中国置于地图的中⼼。然⽽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这幅地图的中⼼不是中国，⽽是南海。17世纪初，⾹料贸易让欧洲名声⼤噪，对印度果阿、墨西哥阿卡普尔科和荷兰阿姆斯特丹这些港⼝来说，这⽚海域是⼀⽚通⾏必经的航道。对于⼀位绘图师来说，让⼀副地图以⼀⽚海洋为中⼼，实在再奇怪不过。这⼀⽅⾯有悖传统，另⼀⽅⾯，那⽚区域⼏乎什么都没有：这相当于把⼀个洞作为地图的中⼼。绘图师并没有让陆地成为他所绘制的这⽚精神世界的重点，相反，他把陆地放在次要位置，引导⼈们把注意⼒转向那⽚海洋。
最后，最令⼈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幅地图看起来太过熟悉。我们今天看到的东亚地图，那些陆地和⽔域的轮廓，都是接下来数百年历史变迁的结果。我们对于这⽚区域的视觉概念，肯定跟明朝的地图有天壤之别。这倒不是因为我们描绘得正确、他们描绘得错误，⽽是因为我们看世界的⽅法与他们不同，将地理事实投射于纸上的描绘体系也与他们不同。两种不同的体系不可能产⽣相同的图像。然⽽，在这张绘制于400年前的中国地图上，这些历史和⽅法上的差别都很少体现，让⼈第⼀眼看上去就毫不陌⽣，⽽是有⼀种莫名的熟悉感。不仅如此，它看起来还太过完美。它对于南海各个航线的描绘，恰如其分地契合了当今的时代背景——中国成为全球商品的主要供应商，将中国制造的产品通过轮船运往世界各地。这幅地图描绘的商业世界，是在以往任何东西⽅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它描绘得⼗分清楚，但却让我⼗分不解——它是如何做到这⼀点的？
那天，我得知这幅地图被叫作“塞尔登地图”，因为它没有⾃⼰的名称好标题。我以前从未听说过约翰·塞尔登这个名字，所以⼀开始对地图跟这位捐赠者的关系并没有兴趣。后来，我的看法有了变化。这幅地图本可以落到任何⼈⼿中，然⽽，它偏偏落到⼀位国际海洋法专著的作者⼿中，⽽且是第⼀位提出国家可以对海洋宣称管辖权的学者。
国家管辖权问题⾸先出现在法律中，是在克⾥斯托弗·哥伦布横渡⼤西洋之后的那些年。1494年，罗⻢教廷的⼀位使节，把当时欧洲正在崛起的两个海洋⼤国——西班⽛和葡萄⽛召集到西班⽛⼩城托尔德西⾥亚斯，来决定这两个国家可以对地球的哪些部分⾏使管辖权。⾮洲佛得⻆群岛以西、⾮洲西北海岸370⾥格（合1200海⾥）外，⼀条贯穿南北极的线，决定了地球上的那些“⽆主之地”的归属。该线以东的所有地⽅“应当并永久属于”葡萄⽛所有。于是葡萄⽛去了亚洲，还占据了巴西的⼤部分地区，不管其谈判对象西班⽛之前有没有涉⾜该线以东的这些地区。⽽该线以西的所有地⽅“应当并永久属于”西班⽛所有，包括美洲和太平洋。条约还允许双⽅船只在对⽅管辖海域内进⾏⽆害通过。
《托尔德西⾥亚斯条约》被认为是解决两个相邻（接壤）国家领⼟争议的边界性条约，并为两国和平共存、避免冲突提供了制度框架。由于它所涉及的是海域⽽⾮陆地，因此它所适⽤的国家也不仅仅限于上述两国，它的条款影响到所有有船只经过该⽚海域的国家，因⽽在全欧洲都颇具影响。⽽正是通过对《托尔德西⾥亚斯条约》⼀系列缺陷的补充，国际法才缓缓成形。
制定国际海洋法，乃⾄更⼴泛意义上的国际法，这⼀功劳，⾮17世纪早期荷兰杰出学者许霍·德赫罗特莫属，他的拉丁名字胡果·格⽼秀斯更加⼴为⼈知。但是，在我⼼⽬中，这⼀殊荣同样属于约翰·塞尔登，我们在下⼀章将会看到，他是如何捡起格⽼秀斯提出的各种法律难题，从⽽为⼀部可操作的海洋法奠定基础。格⽼秀斯认为，海洋不可以被宣称主权，但约翰·塞尔登却另有看法。塞尔登并没有特别提出南海应该归哪个国家管辖——事实上，在那个时代他可能会认为南海当时不属于任何国家——然⽽，他的确主张海洋可以像陆地⼀样归属于某个国家。
约翰·塞尔登对于南海的真实看法我们已⽆从考证，但是，他的确考虑过相关海洋法的问题，这⽆疑也是他购买的那幅地图显著的视觉特⾊。在他那个年代，海洋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每个⼈都对海洋感兴趣，塞尔登对海洋法的兴趣，只是更专业罢了。要想知道当时⼤家对海洋有多么狂热，从⼀位欧洲历史学家的研究便可⻅⼀斑，他估算，到1660年，也就是塞尔登地图进⼊博德利图书馆⼀年以后，⼤约有⼀万艘欧洲商船航⾏于海洋之中，去寻求商机和开拓市场。当然，虽然前往亚洲的船只只是其中⼀部分，但数量也相当可观。虽然我们⽆法统计从事同样活动的亚洲商船的具体数量，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数字⼤于10000。
因为当欧洲⼈能够进⾏环球航⾏并在各地开展跨境贸易之时，那些欧洲以外的航海家早已在本地建⽴起地区贸易⽹络，这些⽹络构成了全球贸易⽹络的基础。17世纪，欧洲航海家只是亚洲主导的航海⼤戏的配⻆，当然，他们没有⼏项技术⽐他们的亚洲对⼿先进。曾前往中国的耶稣会传教⼠李明（Lonis Lecomte）就曾⻅证亚洲航海的繁荣，他说，中国⼈能够“像葡萄⽛⼈⼀样安全地”在外海航⾏。他是有发⾔权的，因为他既乘坐过葡萄⽛航船，也坐过中国航船。地球的这两端被海上通航连接成⼀个整体。
约翰·塞尔登⽐同时代的⼈更敏锐地察觉到，⾃⼰⽣活在⼀个正经历海洋变迁的时代：新思想与新制度，新的贸易通道和牟利⽅式，个⼈与周围世界关系的新理念，都在酝酿产⽣。过去在君权神授的帝王统治下⽣活的⾂⺠，现在意识到统治他们的只不过是⼈。巨额财富在过去意味着占有⼤量⼟地，如今却意味着拥有⼤量船货。与这些变迁相伴随的，是欧洲⻓期仰赖的陈旧中世纪传统下，⻜速产⽣出⼀些前所未有的新制度和新⽣活⽅式。世界需要⼀整套新的法律架构，来保障新的秩序。这正是⾝为律师的塞尔登所要做的事。
但是，约翰·塞尔登所做的，不只是修改法律和判例。他还能够预测未来，因为他对于过去材料的搜集钻研，⽐他同时代的任何⼀位法律学者都要彻底——彻底到甚⾄连⼀幅中国地图都没有放过。他从这些材料中不仅找到了海洋法相关的判例，还有更具⾰命性的理念基础：法律的⽬的不是为了保障统治者的权⼒，⽽是为了保障⼈⺠的⾃由。他的座右铭就是：⾃由⾄上。这似乎听起来像陈词滥调——⼀个⾃负⻘年空喊的⼝号——然⽽，对塞尔登来说，这却是向他那个时代的专制统治宣战的誓⾔，他本⼈就曾相继被两位国王投⼊监狱，因⽽对暴政有着切肤之痛。这个誓⾔，先是指引他去研究法律，然后是政治，最后投⼊对包括希伯来语在内的亚洲语⾔的研究，这样，他就能够去破译那些先知的⽂本，使得他有能⼒去重建作为⼈类基本状态的⾃由。
塞尔登并没有将“⾃由⾄上”写在地图上。我多么希望能在上⾯看到他的亲笔题词，但是，这幅地图没有封⾯，塞尔登⾃然也不愿在地图原件上涂写。他对这幅地图没有做任何评论，只是在遗嘱中提到它，才引起⼈们的注意。然⽽，我们可以看出，塞尔登与这幅地图的历史密不可分。
那么，除了那些对17世纪历史特别着迷的⼈，普通⼈在这幅⽜津⼤学博德利图书馆的中国古地图上⼜能发现什么呢？我将⽤⼀本书的篇幅，来说明我们能从这单张的⽂献了解什么内容，以及这些内容为什么重要。
⾸先，我要请你特别注意塞尔登地图的中⼼位置。在你⼼⾥给这⽚区域画上⼀个半径为⼀英尺（约0.3⽶）的圆圈。你会发现，这个圆圈处于中国南海的北端。这个圆圈的顶端，有⼀个看起来很狭⻓的岛屿，上⾯有⼭脊的图案。它的位置显⽰，这应该是海南岛。然⽽，上⾯的注解却是其他内容：廉州。廉州是明朝时海南岛以北中国⼤陆上的⼀个府，完全不是⼀个岛。这⽚区域唯⼀的⼤型岛屿只有海南岛，但明朝时海南岛被叫作琼州，⽽不是廉州。我们在地图上寻找“琼州”⼆字，确实有，但却不在这个岛上，⽽是位于中国⼤陆上。这个标为“廉州”的岛上还有其他两个标识，都跟海南有关。⼀个是独猪⼭（今称乌猪⼭[5]），常被海员作为地标，⼀看到这座⼭，就知道经过的是海南岛。另⼀个标识是七洲岛，这是海南岛东北⻆外的⼀个⼩型列岛。明朝时，这⾥是过往船只停下来补给⽊材和⽔的地⽅。那么，海南岛圆圈上⽅的是不是这个岛呢？不是，我们会在下⽂再做说明。
现在，看看你所画的虚拟圆圈的内部，你会发现，那⾥有⼀个倾斜的平⾏四边形，⾥⾯写有两⾏汉字，⼀⾏是：“万⾥⻓沙似船帆样”，下⾯的⼀⾏是：“屿红⾊”。然后，再往下，⼜有⼀系列⼩岛，上标注“万⾥⽯塘”。中国的⼀⾥相当于0.5千⽶，1/3英⾥。这⾥的“万⾥”只是⼀个概述，表明“很多”的意思（例如⻓城就被形容为“万⾥⻓城”）。这些标注指的是西沙群岛。第⼀个“万⾥”指的是如今被称为“宣德环礁”的地⽅，第⼆个则是指如今的“永乐环礁”。这两处环礁⾸尾相连总⻓不过250千⽶——⽐汉字标注中描述的万⾥要短得多，不过，明朝的航海家经过这段布满⼩岛与暗礁的⽔域时，⼀定会觉得⾃⼰陷⼊了万⾥⻓的噩梦之中。西沙群岛更是没有⼈愿意提及的名字。那⾥除了危险还是危险，即便最精明的航海家也会尽量想办法绕道⽽⾏。
我刚才请你画的那个圆圈，好⽐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扇⻔。我们都知道，“现在”，就是我们⽬前所⽣活的世界，各个国家，和各个公司，以及个⼈之间，互相博弈，不断追求着财富和权⼒。与此相⽐，“过去”则感觉抽象晦涩得多，也正因如此，我要把塞尔登地图作为本书探讨的中⼼。这意味着，我们的分析将始终以17世纪为背景。然⽽，如果我们不把历史当作死⽓沉沉的过去，⽽是把它作为我们⽣活的⼀个次元，我们就会发现，过去与现在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周围海域历史上发⽣的事情，与现代⺠族国家的形成、全球经济的公司化和国际法的产⽣都密切相关——这些都恰好发端于塞尔登地图诞⽣的那个时代。
今天，我们更多是通过航空⽽⾮海路进⼊中国。不过，我们还是要来，⽽每次来的时候，我们都在重复着祖先曾经做过的事情。我们的祖先来旅⾏，来做⽣意，来迁居，来索取，来帮助，来亲近。谁有财有势，就跟谁打交道，只有极少数能够发⼤财，其余⼤部分只是为了谋⽣⽽已。塞尔登地图之后的400年，世界改变了许多，但我们却没怎么变。如果说我们⽐祖先有⼩⼩的优势，那就是我们可以回顾历史，可以想象哪些事情可能发⽣，但却没有发⽣，并且可以思考其中的原因。
我⽤⼀整本书的篇幅来讲述⼀张17世纪的地图，但我希望呈现给读者的不单单是地图本⾝，⽽是它所绘制的那个时代的世界。这幅地图没有署名，因⽽我⽆法以⼀种直接的⽅式讲述它的历史。我很想追溯到它的源头，但⽬前只能掌握它的归宿。我将从这⾥开始，⼀步步地⾛进中国，回溯到17世纪初，努⼒揭⽰这幅伟⼤的地图背后的秘密：它是在什么时代、什么地点，是出于什么缘由、通过怎样的⼿段绘制⽽成。我们的第⼀个探索之旅将前往斯图加特王朝统治下的英格兰（1603-1714），即律师约翰·塞尔登收藏这幅地图，图书管理员托⻢斯·海德为地图作注解的那个年代。我们的第⼆个探索之旅，将来到明朝（1368~1644）的中国周边海域，那时，中国和欧洲的航海家开始建⽴起贸易⽹络，将那⽚海域变成⼀个航线密集的通⾏系统。我们的第三个探索之旅，将⾛进塞尔登地图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考察各种地图和图表的历史，帮助我们理解它的绘制过程。接着，我们将采取追溯的⽅式，从阅读地图、购买地图的⼈，⼀步步考察到制作地图的⼈。每⼀个探索之旅，都能让我们接近塞尔登地图中蕴藏的⼀些秘密，但不会是所有，因为这幅地图⾃⾝的某些秘密恐怕永远都⽆法破解。
这本书讲述的其实并不是⼀副地图，⽽是与地图密切相关的那些⼈的故事。如果我能将那个时代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全球化程度充分呈现出来，那么这本书就算是不辱使命。同时，这幅地图也是⼀种提⽰，⼀种警醒，它告诉我们，⼈类过去谋求财富和权⼒的某些⾏为，导致我们当前进⼊发展的瓶颈，如果继续对这⼀事实视⽽不⻅，我们对⾃⾝时代的认知也会模糊不清。当然，回到17世纪，没有⼈会预⻅到当时中国南海地区⼩规模的贸易和冲突，只不过是后来政企联盟时代各国争端的前奏。在塞尔登地图的疆域中穿⾏的航海者和商⼈，所追求的只不过是⾦钱，除此以外别⽆他想。吊诡的是，如此⽆趣的动机居然能够重构世界。然⽽，我们⼜怎能认为我们的时代和他们的时代有所不同呢？正如约翰内斯·舍纳坦率直⾔的那样——“你们知道，代代都⼀样。”
注释：
[1]美洲（America）⼀词的发⾳，源⾃意⼤利探险家亚美利哥·⻙斯普奇（AmerigoVespucci）的名字Amerigo。——译者注
[2]约翰·邓恩（JohnDonne,1572~1631）,17世纪英国⽞学派诗⼈。——译者注
[3]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TaylorColeridge）,18世纪英国湖畔派诗⼈。——译者注
[4]“仙那度”，即“上都”在英⽂中的称呼。详⻅本书第七章。——编者注
[5]据《东西洋考》，独猪⼭⼜作独州⼭、独珠⼭，在海南岛旧万州（今万宁）东南海上。所谓⼤洲头、⼤州套，亦既指独猪⼭⽽⾔。古代海舶往返东西洋，以此为重要望⼭。⽽乌猪⼭为另⼀重要望⼭，在⼴东上川岛东北。——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