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
第 16期,2013年,页 183-192
Journal of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Volume 16, 2013: 183-192
书评Book Review
开辟早期马六甲华人史研究的新局面——《马六甲三宝山墓碑集录(1614-1820)》读后
宋燕鹏(SONG Yanpeng)
提起马来西亚华人史,必须从马六甲开始说起。因为马六甲是华人在马来半岛最早的聚居地,故而在大马华人史上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 对17-19世纪马六甲华人史的研究,多依赖青云亭的碑刻。这些中文材料 已经被前辈学者“咀嚼”殆尽,因此更为深入的研究,现今则较为少见。 这主要缘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新材料,自然研究也就止步不 前。21世纪的学术界讲求创新,表现在“新材料、新角度、新方法”三个 方面,如果学术著作能居其ー,即属于成功创新者。尤其是“新材料”， 属于可遇不可求。新的材料,往往可以填补历史微观研究的空白,使历史 宏观研究的局部更为丰满和充盈。
宋燕鹏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客座硏究员。
E-mail: ypsong798@gmail.com
© Centre fb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Kuala Lumpur 2013
184 宋燕鹏
三宝山上明清墓碑众多,这早己为学界所熟知。虽然学者皆知其学术 价值,但数量众多,加上马六甲气候炎热,故而以一人之カ难以将碑刻文 字整理出来。笔者在田调时曾数次登上三宝山,也只能是望碑兴叹而已。 最近获华研赠送黄文斌副教授所著《马六甲三宝山墓碑集录（1614-1820）》（华社研究中心出版,2013年11月,以下简称《集录》）,甚 为惊喜。惊喜的是马六甲有新材料公布,可以对早期华人历史作进ー步深 入的研究。仔细读后,有一些感受。以下谨就该书有关内容略陈己见。
ー、墓碑:马来西亚华人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史料
众所周知,早期南来华人的文化水平都不高,很难用文字来记录自 己的活动和思想,故而留下只言片语都实属珍贵。对于200多年以前的马 六甲华人史研究,除了青云亭的数块碑刻,以及荷兰殖民者人口统计的数 字,就很难再有新的材料能进行挖掘了。因此几十年间,早期马六甲华人 史停留在片段的描述,甚至是想象的状态中。这实在是与文字材料极为稀 少有密切关系。因此,学界一直寄希望于新材料的出现。《集录》ー书就 提供了进ー步研究马六甲华人史的重要史料ーー墓碑。
碑刻文献学认为,以石质材料为书写载体的铭刻文字称为碑刻。以碑 刻构成的文献称碑刻文献,是出土文献中十分重要的ー种文献。而墓碑, 就是其中沿用不衰的ー种形式（毛远明2009： 6）。从汉魏以来,很多有 钱人不仅都会在坟前树立墓碑,上刻碑文,叙述墓主的简单经历,以歌颂 为主。南北朝则开始大量出现墓志铭,叙述志主谱系,记其生卒年月,述 其行事,标识埋葬地点,表达对墓主的赞颂、哀悼和怀念,墓志铭埋进坟 墓,以求永远铭记,虽山谷变迁,而不至磨灭。同时墓碑的功能则逐渐退 化,恢复到仅标记墓主姓名、生卒年等简单内容（黄金明2005: 124-267） 〇
对于研究中国元代以前学者来说,由于资料的局限,墓志铭是重要的 研究材料,不仅可以补充史实,甚至还可以纠正史书的偏差。而对于明清 史学者来说,建构区域史,有明清两代不断修纂的地方志,有本地文人的 文集笔记,还有地方政府的各种档案记录,墓志铭反而变得不是那么重要
开辟早期马六甲华人史研究的新局面——《马六甲三宝山墓碑集录（1614-1820）》读后 185
了。相比之下,早期大马华人中缺少文人阶层,文献记载就成为可遇不可 求之事。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依然要通过南来的清朝文人和东来的欧 洲人之记载去认识当时的大马半岛的华社。
对于大马华人墓葬来说,没有墓志铭是普遍现象,那墓碑就成为重要 的文字记录。它的意义是什么呢?首先,如今华人墓碑基本上都集中在大 马境内大大小小的义山内。如果从顾颉刚先生“层累的历史”观点来看, 义山的墓碑,就是在一段时间内累积起来的华人史的缩影。建构区域华人 史,最早埋葬的墓碑,可以给予一个明确的时间坐标。而任何重大的、或 者微小的事件,都是在之后的时间内陆续发生。由此才能避免平面化的叙 述,方能建构立体的.“历史感”。因此,义山研究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 早期华人的拓殖史。其次,中国墓碑多埋葬故土,多是宗族葬在ー起,因 此无需标明籍贯。而早期华人虽然集中于华南地区,但来源复杂,因此墓 碑标明籍贯,以彰显自己的原乡认同。墓碑就可以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 资料。再次,对于19世纪末方成形的华人聚居区来说,很多墓主的后代尚 存,因此,通过墓碑上的人名作为线索,很容易进行口述史的访谈。由于 二战日本入侵造成大量文字记录被人为毁坏,口述史的材料就可以弥补文 献记载的缺失,部分还原百年前的区域华人的变迁史。
就笔者所见,傅吾康、陈铁凡二位教授整理的《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 编》,以及庄钦永的《马六甲、新加坡华文碑文辑录》,所收三宝山墓碑 非常有限。而迄今对大马义山墓碑进行整理的,仅有张少宽对槟榔屿福建 公冢和家冢墓碑的整理（张少宽1997）,白伟权对柔佛新山绵裕亭义山墓 碑的整理（白伟权2011）,以及最近马来亚大学马来西亚华人研究中心林 德顺对吉隆坡福建义山部分墓碑的整理。这资料都是令人鼓舞的。《集 录》ー书的出版,就为早期马六甲的华人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当然《集 录》仅截止到1820年,虽然书中说附有CD光盘将1820年以后的墓碑信息 复制在内,但笔者未能看到。期待着作者能够将其后墓碑的进ー步研究早 日公布,以推动早期大马华人史的研究。
186 宋燕鹏
二、中国史:马来西亚华人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历史背景
中国历史上的明、清、民国（1949年以前）,是三百年内大马华人陆 续南来的时间背景。以马六甲华人来说,历经了这三个阶段,以槟榔屿来 说,有清代中晚期、民国。以吉隆坡来说,仅有清代晚期、民国。甚至不 少华人聚居区的历史,是从民国オ开始的。这些不断南来的华人,都带有 自己南来时间点的历史记忆。
比如甲必丹曾其禄,据神主牌,知其出生年为崇祯癸未年（1643 年）,并且为“避难义士”。《集录》云“他为明朝人,明亡而不愿受清 人统治故南来马六甲”（页33） 〇明朝1644年3月李自成入北京,崇祯皇 帝自缢在煤山。但是当时江南各地依然还是处于明朝地方官员的管辖之 内,4月底、5月初崇祯皇帝的死讯传到江南,引起骚乱,直至5月15日弘 光帝朱由鬆在南京登基,方オ稳定下来局势,江南半壁依然还在明朝手 中。由此开始了南明各个小朝廷与清军对抗的历史。1645年5月清军攻克 南京,弘光政权灭亡。同月,隆武帝朱聿键在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支持 下福州即位。而后郑芝龙投降清军,隆武政权结束。郑成功则固守厦门、 金门与清军对抗,直至1661年横渡海峡驱逐荷兰殖民者,占领台湾。1674 年郑经陆续接受泉州、漳州、潮州的投靠,但两年后退回厦门,1680年最 终退回台湾（顾诚1997： 431-448） 〇曾其禄南来应在成年以后,大致在 1661年至1680年之间。郑成功和郑经都奉南明永历皇帝正朔,因此,曾其 禄南来的背景,是清军先后占领漳泉和台湾,他不肯投降清朝,因而被 称“故明显考”,恰如其分。
在三宝山的清代墓碑上,妇女的题名也不尽相同,有直接用姓名的, 有用“谥号”的,有用某门某氏的,还有用“孺人’’的。按照明清制度, 只有七品官的夫人オ可被称为“孺人”。想来埋葬在三宝山上的“孺人’' 们,不大可能是七品官的夫人。那么为什么会有数量不菲的"孺人’’存 在于三宝山呢?其实这些“孺人”都是客家人。客家妇女去世后皆称 为“孺人”,不论丈夫是否是官员。传说南宋末年粤东客家妇女保护帝禺 南逃救驾有功,故特准客家妇女于手上佩戴龙头手镯,死后墓碑上还
开辟早期马六甲华人史研究的新局面——《马六甲三宝山墓碑集录（1614-1820）》读后 187
要凿上“孺人”两个字。这也就成为识别客家妇女的ー个标志（谭元 亨2005： 399-400） 〇笔者依据《集录》中的墓碑,逐一分析可知确切地 点的籍贯,验证了 “孺人”籍贯多来自于客家区。并且在田调过程中,也 经常可以验证这一现象。近日笔者去安邦田调,在莲花庵里,摆放着数十 年前创始僧人对父母所放的牌位,上书“本院开山主持本生父蔡公克岐 母刘孺人 神主”,从“孺人”二字笔者猜测主持是客家人。询问庵中僧 人,果然主持籍贯惠州,为客家人。
明清地方基层村落名称繁多,县之下的村落称呼五花八门,不ー 而足。至于明代漳州乡村多实行“都一社”制度,清代改为“都一保” 制,“保”类似于如今的行政村,“社”类似于自然村。故民间依然使用 明代的基层“社”的称谓。墓碑上的籍贯也显示岀了这个特征。如1783年 的王克忠墓碑标明“甫山”（《集录》页59标注为“广东省”）,这己经 不是如今的地名,用谷歌地图是不可能找到的。在台湾苗栗县竹南镇慈裕 宫门口现存古青石狮,上有题记,云乾隆四十年（1783年）福建漳州府龙 溪县二十九都甫山社王静观敬献（黄鼎松1998： 67） 〇 “甫山”在哪里的 问题,迎刃而解。可知清代漳州龙溪县依然在使用明代“都一社”的籍贯 地认识。这种情况在三宝山清代墓碑上比比皆是。
事实上,不仅研究早期大马华人史需要具备明清史的常识,辛亥革命 以后的中国历史对大马华人史研究也很重要。尤其是来自于福建、广东为 主的第一代南来华人,与籍贯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之为主要成员的各 类社团,对籍贯地有着密切的关注。笔者最近看雪兰莪福建会馆1930年代 的会议记录,发现会馆对闽南地区的关注远远高于我们的想象,会馆领袖 多为第一代南来,对那里发生的事件多有反应。因此不了解华南地区的近 现代史,就无法深入理解大马近代会馆的活动。中国史中的明清史、民国 史,就成为大马华人史研究的ー个基本的历史背景。
三、籍贯:马来西亚华人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
“籍贯”是ー个家族族群认定的某ー时期的某一位祖先的出生地,
188 宋燕鹏
或曾祖父及以上父系祖先的长久居住地或出生地。对于吉隆坡华人来说, 很多人都是在中国出生长大之后南渡,因此籍贯就带有出发时的时代色 彩。“籍贯”带有强烈的层次感,在不同的环境适用不同的层次,体现出 ー种地域上的.“差序格局”观。“差序格局”指中国社会结构是以人伦为 基石,以己为中心,推出与自己产生社会关系的人群所发生的ー轮轮波纹 的差序。就像石子投入水中一般,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被圈子的波纹 所推及的就发生关系,每个人在不同时间、地点所动用的圈子也是不同的 （费孝通!988： 24）。在传统的亲属关系之外,同族、同乡、同姓、同 窗,乃至门生故旧以及同业等都是重要的社会关系。“差序格局”超越规 则的束缚和一切制度化的秩序,成为人们处理社会关系的根本准则。
南来大马的华人多数单枪匹马,最容易依据的认同层次就是建立在 共同方言基础上的“同乡”（颜清湼!991： 148） 〇由于方言群在语言和 风俗上有诸多差异,在缺乏了解和无法沟通的情况下,他们以方言群为划 分方式,组成各自的群体（麦留芳1987： 108）。作为重要的地缘因素, 建立在不同层次的“籍贯”观念上的“同乡”就成为人际交往和获取心理 归属感的重要途径。“老乡认同”往往表现为情感归属,归属可为个体提 供属于某一群体的心理安全感、社会情感支持等心理需要的满足。情感归 属最直接的就是对家乡方言的认同,这种方言所形成的内群体偏好就是对 优势方言的ー种情感依附和社会认同（张海钟、姜永志2010： 3-8） 〇在方 言群的认同之下,则是籍贯的不同层级的认同。籍贯可以分为府（州）ヽ 县、都（或乡）、社（或村）等层次。由于死亡者具有偶然性,墓碑的出 现在概率论上具有随机性,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其籍贯的分析,作为进ー 步认识华人内部情况的ー个依据。这个方法不仅对早期马六甲华人史适 用,对1900年以来的大马华人区域史依然适用。
自然,明清、民国时期籍贯的现代地点肯定还在,但是随着20世纪 的政权更迭,地方行政区划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不少县份、村社的名称都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明清籍贯的现代位置没有搞清楚,那么最后的结 论就会非常危险。因此,具体考证南来华人记忆中的籍贯现代具体地点, 就成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集录》列有《乾隆时期古墓墓主祖籍统计
开辟早期马六甲华人史研究的新局面——《马六甲三宝山墓碑集录（1614-1820）》读后 189
表》（页56-62）、《嘉庆时期古墓墓主祖籍统计表》（页76-79）,非常 方便学界使用。“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笔者不避求疵之嫌,仅就墓碑上 的清代“籍贯”略举几例,以期引起学界的重视。
1、福建地名发生错讹
（1） 溪头,《集录》标注“福建省泉州府南安县? /福建省宁德市古 田县凤都镇溪头村? ”（页58） 〇
“泉州府”为明清行政区划,“宁德市”为当今行政区划,不宜古 今“穿越”。事实上,“溪头”为“溪头社”的简称。前述明代漳州乡村 多实行“都一社”制度,清代虽然改为“都一保”制,但民间依然使用明代 的基层“社”的称谓。清代龙溪县十二、十三两都统辖14个社,其中就 有“溪头社”（政协福建省漳州市蔘城区委员会提案与文史委员会2007： 25）。现为漳州市龙海市浮宫镇管辖。
（2） 普贤,《集录》标注“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白中镇普贤村? ” （页59） 〇
今龙海市海澄镇西北有豆巷行政村,下辖8个自然村,其中有“普 贤社” ,230户907人,其中林姓227户893人（龙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2007： 387） 〇该村多姓"林”,墓主为“林将",来自此处迨无异议。
（3） 凤坡,《集录》标注“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诗山镇凤坡村?/福 建省龙岩市上杭县诗山镇凤坡村? ”（页59） 〇
南安市凤坡村有九成左右人口姓梁,系南宋丞相梁克家派下梁妈保于 公元1403年从泉州迁居繁衍而来,已有600年历史。墓主“梁顺风”也正 姓“梁”,来自前者无疑。
（4） 东园,《集录》标注“福建省泉州府”（页76）。
1917年,刘惟明曾为槟城林如德夫人撰写墓志,云“吾闽海澄县东园 社林母邱夫人名红缎”（张少宽2004： 299）,可知“东园”为漳州海澄 县地名,非泉州地名。
190 宋燕鹏
2、 福建地名错归广东
（1）新江,《集录》标注“广东省韶关市翁源县新江镇,广东省惠 州市博罗县新江村,广东省河源市和平县新江村,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新 江村”（页59、77） 〇
“新江”是“新江社”的简称,为清代漳州府海澄县所管辖,今属 龙海市新坡村。19世纪槟城五大姓中大名鼎鼎的“邱氏龙山堂”之邱氏即 是“新江社”人。前述槟城林如德夫人即为海澄县“新江社邱丙湖先生之 长女”（张少宽2004： 299） 〇墓主“邱天盛”姓“邱”,他非广东人, 来自福建漳州海澄迨无异议。
¢2）圳尾,《集录》标注“广东省广州府”（页59） 〇
据台湾陈姓家谱记载为“漳州府漳蒲县圳尾社”（何标2009： 128）, “漳蒲县”即漳浦县之讹。圳尾现属龙海市东园镇过田行政村管辖。而墓 主“陈朝弼”、“陈苏虎”恰好也皆姓“陈”。
3、 福建地名错归其他省份
（1） 曾桥,《集录》标注“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檀江乡曾桥村”（页 60） 〇
今龙海市东园镇东宝行政村,原名东头村,1993年改今名。下辖有过 河、树兜、东头顶、下社、曾桥等9个自然村。曾桥社为邱姓聚居地。墓 主“邱次旋”恰好也姓“邱”。可证“曾桥”原为漳州府龙溪县地名。
（2） 鹏程,《集录》标注“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页60、78）。
除了湖南省娄底市外,清代福建长乐县有“医灵行宫在十七都鹏程 村”（李驹主纂!994： 174） 〇二者之间,福建省靠海,因此笔者认为该 村为福建地名。
（3） 峨山,《集录》分别标注为“云南省玉溪市峨山县”（页60） 和“未能查知省份’'（页78） 〇
除了云南的峨山县,中国现有峨山村众多,分布在福建福安市、安徽 省灵璧县、河北省顺平县、山东省栖霞市、湖北省武穴市、广西壮族自治
开辟早期马六甲华人史研究的新局面——《马六甲三宝山墓碑集录（1614-1820）》读后 191
区来宾市、安徽省繁昌县等等地区。如果依照这些地名是无法认定的。所 幸马六甲发现的陈齐贤家族之《峨山陈氏族谱》能解决这ー问题,该谱首 云“福建省泉州府始祖开基店前,自跟惠公传世迁移漳州府,建南院,分 支海澄县。”（无撰者:《峨山陈氏族谱》无年代）可定“峨山”为海澄 县地名,与云南无关。
4、福建地名错归不可知
（1） 官岱,《集录》认为“未能查知省份”（页61） 〇
清代龙溪县徐氏源流,“玉江田尾社徐姓开基祖徐钧祥,……元末 明初从古溪迁徙龙溪廿八都官岱（官壕,今称田尾）开基,建祠’追远 堂’。”（政协福建省龙海市委员会2008： 429）可知“官岱”为清代漳 州府龙溪县地名。三宝山上标识为“官岱”的徐氏墓碑有31个（范立言 2000： 73） 〇可见马六甲徐氏皆来源于此,很可能是ー个宗族。
（2） 上马,《集录》认为“未能查知省份”（页61） 〇
而在南靖县梅江乡有“上马社’',居民多为马姓,明初由永定县西洋 坪迁入（谢重光2008： 191） 〇墓主“马殽远”,也正好是姓“马”。
（3） 庄山,《集录》认为“未能查知省份”（页78） 〇
清末安溪县有一卖妻契约:“立出改嫁字人安溪庄山社楼仔厝陈
（钦河）”（傅衣凌2008： 269） 〇可知“庄山”为安溪县地名。
（4） 谢仓,《集录》认为“未能查知省份”（页79） 〇
“谢仓”为海澄县地名。《峨山陈氏族谱》云十九世陈齐贤娶“海澄 县谢仓社蔡锡胤之女”。可知“谢仓”为漳州府海澄县地名。
四、结论
墓碑对于早期华人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对其做 搜集整理,并进ー步深入研究,往往不是个人力量所能达到。因此,利用 集体的力量来做墓碑的整理,并且出版以嘉惠学界,是令人赞叹的。《集 录》的出版,直接提供了进ー步深入探讨17-19世纪早期马六甲华人史的
192 宋燕鹏
重要资料。自然该书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但其对大马华人史研究所带来的 冲击是显而易见的。该书不仅提供了新的材料,也提醒了学界要集中力 量对华人墓碑进行整理的必要性。大马华人义山众多,如果有朝一日将全 部墓碑整理出来,大马华人史的中文研究将是另外一番景象。所以说《集 录》ー书开辟了开辟早期马六甲华人史研究的新局面,是恰如其分的。
参考文献
毛远明20090《碑刻文献学》。北京:中华书局。
黄金明20050《汉魏晋南北朝诔碑文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张少宽19970《槟榔屿福建公冢及家冢碑铭集》。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
__20040《孙中山与庇能会议》。槟城:南洋田野研究室。
白伟权2011»《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华人社会的变迁与整合（1855-1942）》〇台湾师 范大学地理系硕士论文。
顾诚19970《南明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谭元亨20050《客家圣典:ー个大迁徙民系的文化史》。深圳:海天出版社。
黄鼎松19980《苗栗的开拓与史绩》。新竹:常民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费孝通!9880《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颜清湼著、粟明鲜等译19910《新马华人社会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麦留芳19870《方言群认同:早期星马华人的分类法则》。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 研究所。
张海钟、姜永志20100 〈中国人老乡观念的区域跨文化心理学解析〉。《宁夏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 3-8〇
政协福建省漳州市際城区委员会提案与文史委员会2007。《夢城文史资料》。第18 辑,总第36辑。
龙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070《龙海村社》。无出版社。
陈毓钧20090 〈二十世纪ー个台湾家庭的悲欢岁月〉,载何标主编《老北京台湾人的 故事》。北京:台海出版社。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民国）李驹主纂19940《长乐县志》（上册）。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佚名（无年代）。《峨山陈氏族谱》。手抄本,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藏。
政协福建省龙海市委员会编2008»《龙海姓氏》。无出版社。
佚名200〇。〈马六甲最大公塚三保山与日落洞义山〉,载范立言主编《马来西亚华人
义山资料汇编》。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华总）。
谢重光20080《客家文化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傅衣凌20080《休治室治史文稿补编》。北京: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