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兰·罗素《权力论》：理解人类社会的根本动力
伯特兰·罗素的《权力论》，这是一部探讨人类权力及其表现形式的著作。书中深入分析了权力冲动的本质，认为它与荣誉欲并列为人类无限欲望中的首要驱动力，并指出传统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误解。罗素将权力比作物理学中的能量，认为它有多种形式，如财富、军队、行政管理和舆论控制，这些形式可以相互转化，且没有哪一种是独立存在的源泉。
接着探讨了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强调了人们追求权力的两种不同形式（显性的领导欲和隐性的服从欲），以及顺从冲动如何源于恐惧。作者还讨论了不同类型的权力人物，包括世袭的绅士、通过学识获得权力的智者、经济领域的“执行者”、民主政治家和幕后操纵者。最后，文本详细考察了僧侣权力和国王权力这两种传统的权力形式，分析了它们在历史上的兴衰，并引入了“赤裸的权力”概念，即一种无需民众默许的、纯粹基于武力或强制的权力形式，并通过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案例加以阐释。
伯特兰·罗素的《权力论》是一部深刻的社会哲学著作，其核心论点是：权力是社会科学中的基本概念，正如能量是物理学中的基本概念一样。罗素通过对权力各种形式、来源、演变及其对个人和社会影响的全面考察，旨在提供一种比传统经济学观点更恰当的社会变迁分析方法，并帮助读者理解当今及未来的世界。罗素认为，忽视权力作为社会事务重要动因的嗜好，将无法正确解释历史，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本书不仅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洞察，也充满了对人类行为的敏锐观察和对社会未来走向的忧虑。
以下是本书各章节的详细内容：
第一章：对权力的冲动 (The Impulse to
Power) 本章开篇指出，人与动物的主要区别之一在于人类的某些欲望是漫无边际且无法完全满足的，这与动物受生存和繁殖基本需要驱动的有限活动形成对比。在人类无限的欲望中，权力欲和荣誉欲居于首位。罗素认为，传统经济学家甚至马克思，都错误地将经济上的自身利益视为社会科学的基本动机，而商品欲若与权力和荣誉分离，将是有限的。他强调，权力具有多种形式，如财富、军队、行政机关、舆论控制，它们可以相互转化，不能孤立研究。每个人都希望成为上帝，这使得社会合作变得困难，并导致竞争、妥协、管理、反抗、动乱和暴力，因此需要道德来约束无政府主义的自我坚持。权力欲虽然强烈，但分配不均，那些对权力有强烈欲望的人往往能成为显赫人物，因为他们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因。
第二章：领袖与追随者 (Leaders and
Followers) 罗素将权力冲动分为两种形式：领袖身上是明显的，追随者身上是隐含的。追随者之所以愿意服从领袖，是因为他们将领袖的胜利视为自己的胜利。权力分配不均是人类社会固有的现象，部分源于外部需要（如集体企业需要领导），部分源于人性内在因素（有些人天生爱发号施令，有些人爱服从）。艾德勒区分了“顺从型人”和“专横型人”，认为这两种极端都是教育的产物。服从的冲动源于恐惧，在危机时期尤为明显。侵略有时也源于恐惧，但伟大的领袖通常拥有非怯懦所生的特殊自信心。领袖的自信心可来源于世袭统治、功绩卓越（如中世纪教会）或大变革时期的崛起（如克伦威尔、拿破仑、列宁）。罗素区分了克伦威尔和列宁（具有深刻宗教信仰，自认为是神圣意志的执行者）与拿破仑（行伍之人典范，靠战术高超），并将希特勒归为前一类，墨索里尼归为后一类。他指出，机械权力的发展培养了一种新的权力嗜好，表现为冷酷的残忍，将人视为机器，这可能导致比以往更甚的暴政。
第三章：权力的形式 (The Forms of Power) 本章详细阐述了权力的多种分类。权力被定义为“有意努力的产物”，是一种定量概念。主要关注的是对人的权力，而非对物的权力，尽管现代世界的变化主要源于科学赋予的治物之权。对人的权力又可分为：对身体的直接物质权力（如监禁）、奖惩引诱（如雇佣）、以及舆论力量（如宣传和习惯养成）。罗素通过伊索寓言式的类比（猪、驴和胡萝卜、会表演的动物、羊群）生动描绘了这些权力形式在人类社会中的体现。他进一步将组织按其主要行使的权力类型区分：军队和警察（强制性权力）、经济团体（奖惩）、学校、教会和政党（舆论影响），但强调这些区别并非绝对。重要的区别在于传统权力（源于习俗和尊重）和新获得权力（如赤裸权力和革命权威）。赤裸权力通常是军事性的，无需人民默许，而革命权威则基于一种新教义或情感的自愿赞同。他还区分了组织权力与个人权力，并探讨了不同类型的社会如何将特定类型的个人推向权力巅峰，如世袭权力产生“紳士”，学问权力产生“智者”，经济权力产生“执行者”，民主政治权力产生“政治家”。最成功的民主政治家往往是那些能废除民主而成为独裁者的人。
第四章：僧侣的权力 (The Power of
Priests) 本章和第五章探讨了过去最重要的两种传统权力形式：僧侣的权力和国王的权力。罗素追溯了僧侣权力的起源，从巫医到特权阶级，再到其与世俗国王的冲突。他指出，宗教体系若被野心家用于世俗目的，最终会失去其尊严。天主教会在罗马帝国灭亡后，凭借基督教和罗马的双重传统、更高的文化教育水平、严密的组织和对宗教希望与迷信恐怖的利用，在西欧取得了巨大权力。格雷戈里七世时期是教皇统治的鼎盛，通过“精神武器”（迷信）而非武力，使得君主臣服。教士独身主义的推行、教皇选举法的确立等改革，都极大增强了教会的权力。然而，依赖宣传的权力在赢得尊重后，可能抛弃最初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最终导致其衰落。教皇权力的滥用（如英诺森四世利用精神权威谋取政治和经济利益）及大分裂等事件，最终导致了传统尊敬的减弱和基督教改革运动的兴起，使世俗君主得以掠夺教会财产。罗素指出，教会权力能维持的深层原因在于其非世袭的贤能继承、非个人化的持续性、文化和知识上的优势，以及最重要的——它所激发的道德上的尊敬。然而，当美德被用作获得专制权力的手段时，最终会产生自命不凡的优越感，导致肆无忌惮的暴行，使该组织失去其财富和权力所依赖的道德目标。
第五章：国王的权力 (The Power of Kings) 本章探讨了国王权力的起源和演变。国王是部落或民族的战争领袖、法律制定者和执行者，常具世袭性和神圣性。战争对于增加国王权力至关重要，因为它需要统一指挥。新的王室通常通过宗教仪式合法化，僧侣权力因此得利。古埃及法老和巴比伦汉谟拉比时代的君主权力达到鼎盛，其衰落主要因外来征服。古希腊和罗马早期推翻了王权，但野蛮人入侵重新引入君主制，并与封建贵族势力相互制衡。在英国、法国和西班牙，新君主制超越教会和贵族，依靠民族主义和贸易的支持而强大。然而，国王与贸易的联盟并不稳定，贸易势力在强大后倾向于共和制。国王的“神权”信仰逐渐衰落，最终被推翻或权力被剥夺。罗素指出，当传统权力形式被摧毁时，可能导致混乱或新的专制，只有当政府为人们所习惯之后，才能成功地使其民主化。
第六章：赤裸的权力 (Naked Power) 当支撑传统权力的信仰和习惯衰减时，传统权力就会让位于赤裸的权力——一种无需人民默许的权力，如屠夫对羔羊的权力或侵略军对被征服民族的权力。这种权力通常是军事性的。军事征服后常需心理征服才能稳固。在一个非新近被外族征服的社会，赤裸权力可能源于两种情况：多种狂热信仰争夺优势，或所有传统信仰丧失而无新信仰取代，导致个人野心膨胀。本章主要探讨第二种情况，以古希腊后期的僭主政治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邦为例。古希腊后期，军事力量支撑的僭主统治（如叙拉古的狄奥尼修斯和阿伽托克勒）完全建立在恐惧和暴力之上。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也呈现出高文化水平与低道德水准并存，政治分裂导致对赤裸权力的依赖，如切萨雷·博尔吉亚。赤裸权力的时期通常短暂，结局多为外来征服、稳定独裁政权的建立，或新宗教（广义）的兴起。马基雅维利对切萨雷·博尔吉亚的赞颂反映了这种权力观：成功决定一切。当人们仅仅因为权力而尊重权力时，这种权力就是赤裸的。这种观点一旦被接受，统治者便不再受道德约束，反叛者也只受制于失败的恐惧。罗素强调，要解决赤裸权力问题，需要普遍存在对现有权力分配的尊重信仰，且这种信仰不应是明显不公正的。经济上的赤裸权力，最终依赖于法律的实施和公共舆论的道德谴责。
第七章：革命的权力 (Revolutionary
Power) 当旧信仰让位给新信仰，并形成新的心理习惯时，就会产生革命的权力，它与传统权力及赤裸权力不同。罗素以四个例子阐释：
- 早期基督教：最初非政治化，但随着信徒增多，影响国家的欲望增长。基督教义强调“服从上帝而非人”，削弱了国家权力，为教会或个人判断的权利提供了支持，导致教会与国家的持续冲突。
- 基督教改革运动：从权力角度看，它削弱了教会权力，增强了国家权力，导致了国家至上论。但同时也复苏了个人主义，提出人权学说。
- 法国大革命与民族主义：“人权”理念在哲学上站不住脚，但在历史上和实用主义上是有益的。革命的和拿破仑的军队展现了宣传力量与赤裸权力的结合，其对欧洲大陆的影响至今犹存。革命权力很容易退化为赤裸权力，特别是在长期激烈的冲突中。
- 俄国革命：传播了国际性的、甚至反国家的学说，但本质上是政治性的。苏联政府恢复了“真理由当权者决定”的教义，建立了非民主独裁统治，并将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结合，极大增强了政府的控制力。罗素认为，这种趋势可能导致所有权力转化为革命权力，然后退化为赤裸权力，其冷酷残忍将超越以往的暴政。
第八章：经济的权力 (Economic Power) 罗素认为，经济权力并非原始，而是派生性的，在国内依赖法律，在国际上依赖战争或战争威胁。私人经济权力最终取决于政府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来实施关于财产和准入的规则。经济权力和军事权力之间存在互惠关系，一方的获得往往导致另一方的拥有。例如，“治安维持会”的军事权力最终伪装成法律的统治，形成经济关系的基础。在现代社会，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不如信贷有影响力，银行成为主要债权人。大型现代公司中，所有权和管理权常常分离，少数高管掌握着实际的经济权力，其行为模式与昔日的国王和教皇类似。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有结合的趋势，尤其是在极权国家。军事因素和经济因素在现代战争中密不可分，宣传的重要性也随之增加。罗素批评马克思主义认为所有经济权力属于地主和资本家的观点过于局限，并指出在紧要关头，人们往往对国家而非阶级更忠诚。他总结道，经济学若脱离军事力量和宣传来考虑，是不切实际的。
第九章：支配舆论的权力 (The Power Over
Opinion) 本章探讨了舆论的力量及其形成机制。舆论看似无所不能，军队、法律、经济制度的有效运行都依赖于它。然而，军事力量也能创造舆论（如16世纪欧洲各国强制推行国教）。意见的传播经历“纯粹说服—武力辅助宣传—普遍信仰”三个阶段。科学的兴起是未经武力而影响舆论的重要例子，它通过事实证据和技术实用性，战胜了迷信和传统观念。理性的宣传必须诉诸现有欲望并提供确凿证据。不合理的宣传则通过重复而非事实诉诸欲望。权威者通过重复来影响信仰，现代宣传工具（教育、报刊、电影、无线电）比传统方式更有效，尤其在极权国家。宣传的成功依赖于与受众现有欲望的和谐一致。民主政体更容易欺骗民众，因为它被视为“自己的政府”。罗素指出，官方宣传的权力并非无限，若其宣扬的谎言被时间证明是虚假的，必会受挫；谎言若要保持其力量，需要竞争。
第十章：权力所导源的信仰 (Creeds as
Sources of Power) 一个社会团体的权力不仅依赖于物质资源，也依赖于其成员的信仰。狂热信仰可能极大地增加权力（如伊斯兰教的崛起、克伦威尔清教徒的胜利），但这种胜利往往短暂，长期成功还需其他原因。更多例子表明狂热只带来灾难。罗素提出了两个真理：一致的信仰有利于合作，而符合事实的信仰更易成功。他认为，强迫性的一致虽然在危急情况（如内战）下可能显得必要，但从长远来看，强制的智力服从对智力有害，最终会妨碍技术进步和军事实力。社会团结需要一种信念、行为准则或普遍情感，或三者结合，且必须被绝大多数人真切感受。民族荣誉在现代变得尤为重要。然而，过度使用的信仰其作用是短暂的，会产生厌倦和怀疑。
第十一章：组织的生物学 (The Biology of
Organizations) 本章将组织视为具有生长和衰老倾向的生物体，其间的竞争可依达尔文方式观察。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组织。组织是为共同目标而结合的人群，需要权力的重新分配和政府的领导。组织的发展有两种形式：规模的扩大和权力密度的增加（即对成员控制的程度）。国家是这方面的最明显例子，每个足够强大的国家都倾向于征服其他国家，直至遇到同样强大的阻力。技术进步（如道路、铁路、电报、飞机）使得政府能在更远的距离上迅速行使权力，从而使庞大帝国更加稳固，增加了国家间竞争的激烈性。现代政府对国民的干预程度也远超过去，权力密度不断增加，这有利于极权国家的产生。国家外的组织（如政党、教会、商业组织）也遵循类似规律。例如，政党的组织密度大大增加，对党员要求绝对忠诚。经济组织也趋于集中，与国家紧密联系。各种形式权力结合于一个组织——国家——是当前的普遍趋势。罗素指出，组织若诉诸傲慢、嫉妒、仇恨等敌对情感，则无法实现其普遍目的，一个遍及世界的组织若以此为动力注定灭亡。组织的老化和衰退往往源于基于成功的习惯，在面对新环境时变得僵化。
第十二章：政府的权力与形式 (The Powers and
Forms of Government) 本章探讨了合法组织对其成员和非成员的权力以及政府的形式。非国家组织对成员的权力受法律严格限制，而国家对国民的权力通常是无限的，除非宪法有明确禁止。私人组织对非成员的权力则多通过抵制、威胁等非法手段。政府形式方面，君主专制是最古老、最简单、最广的体制。其心理优势在于：统治者领导征服，追随者认同其荣耀。但缺点在于世袭制的无能和继承争执导致的内战，以及君主可能忽视臣民利益。君主制衰落后常被寡头统治取代，包括世袭贵族统治、富豪统治和神权政治（教会或政党统治）。富豪政府（如威尼斯）通常更开明能干。神权政治（如列宁、希特勒的统治）虽有优势（统一信念、吸引贤能），但也常导致思想审查、虚伪和迫害。民主政治被视为防止权力滥用的保障，能够避免内战。民主的局限性在于需要迅速决策和专业知识，且在革命形势下，选民可能无法有效控制代表。罗素认为，民主需要妥协精神、对法律的尊重和宽容。大型现代民主国家因技术进步（广播、交通）变得更像古代城邦，削弱了代表的重要性，增加了领袖的重要性。经济组织中的政府形式也值得关注，其中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管理层掌握实际权力。战争和财富是反对民主的两大力量，常导致民主的衰落。
第十三章：组织与个人 (Organizations and
the Individual) 本章探讨了个人与各种组织的关系。人类集体生活虽有益，但个人欲望仍是主要的，因此需要政府在无政府状态和专制政府之间寻求折衷。组织通过两种方式影响个人：实现个人愿望或阻止其妨碍他人利益。从出生到死亡，个人生活都受到各种组织的决定性影响，如医疗、教育、法律、就业、婚姻等。文明社会中的组织总体上增加了个人自由，例如西方雇佣劳动者比中国农民享有更多自由。维持秩序的组织（如警察、刑法）增加了大部分人的自由和幸福，但也有滥用权力或阻碍合理改革的风险。战争和革命期间，国家为自卫会对个人生活实行最严厉的管制。罗素认为，除了那些源于政府自卫目的的组织，组织的作用总体上是增加个人快乐和幸福。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可分为顾客、自愿成员、非自愿成员和敌人。对国家的忠诚（通常是强迫性成员）尤其强烈，而现代国家的主要活动是为大规模杀戮做准备。
第十四章：竞争 (Competition) 19世纪曾将竞争视为避免专制的有效手段。然而，自由竞争的结果往往是垄断，因为竞争会导致某一胜者的彻底胜利。技术上的考虑使得大型组织在许多领域具有优势。竞争形式多样：商业竞争现已与民族竞争合为一体，战争成为最终仲裁。求职竞争依然激烈。目前最重要的竞争是国家间的全面竞争，解决之道是建立拥有军事垄断权的国际政府。宣传竞争与武装国家之间的竞争紧密相关，极权国家为此取消了宣传自由。罗素讨论了宣传自由从政府、民众、激进改革派和哲学家角度的不同观点。政府为稳定和防止革命可能限制宣传自由。民众对宣传自由的兴趣取决于其是否威胁到政府存在或代表不满。激进改革派常不信言论自由，为达其“太平盛世”目标不惜暴力。哲学家则主张宣传应促进判断力和理性怀疑，而非盲目相信。罗素认为，辩论自由有益于智力，但它需要一个稳定的政府机构，这种机构也可能成为专制工具。
第十五章：权力与道德准则 (Power and Moral
Codes) 道德具有“确定道德”（社会制度，维系权力）和“个人道德”（个人良心，常具革命性）两个方面。确定道德常旨在使现有社会制度生效，并通过服从的教诲来维系权力（如孝道、妻子服从丈夫、臣民服从君主）。教皇权力与道德联系更为明显，教会因其道德权威而强大。然而，当美德被用作获取专制权力的工具时，会带来危险。对待敌人的道德准则则因时代和权力运用而异，古代和现代的残酷行为都曾被视为合理。罗素强调个人道德的重要性，它源于先知和圣人，挑战旧道德，推动社会进步。他提出伦理学并非基于事实，而是基于人类欲望的表达。伟大的道德改革家拥有更强大、更非个人化的欲望和同情心。权力欲若要成为有益的东西，必须与权力以外的、能促进他人欲望满足的、且不带来恶劣后果的目的密切联系。
第十六章：权力的哲学 (The Philosophy of
Power) 本章探讨了某些主要源于权力欲的哲学，即权力作为哲学家玄学和伦理判断的动机。罗素认为，费希特的唯我论、黑格尔的真理观、实用主义和柏格森的“创造性进化”等哲学，都试图缩减或贬低独立于人类意志的事实的作用，反映了权力欲的驱动。尼采的“超人哲学”将基督教道德斥为奴隶道德，代之以英雄统治者道德，实质上是为贵族的行动辩护。罗素认为，这些权力哲学在某种明确的意义上是“疯狂的”，是自我反驳的。唯我论会导致冲突，英雄崇拜会产生怯懦的民族，实用主义会导致令人不快的赤裸权力统治，使其自身标准下变得虚伪。因此，社会生活若要满足社会欲望，必须以某种决非导源于权力欲的哲学为根据。
第十七章：权力的伦理学 (The Ethics of
Power) 罗素认为，彻底放弃影响他人的企图并非最佳生活方式，因为权力欲是人性的主要组成部分，即使为了行善也需要权力。他区分了以权力为手段（为了实现某个具体目的）和以权力为目的（为了获得权力本身而选择目标）。有益的权力欲必须与权力以外的目的紧密联系，且该目的能促进他人欲望的满足，并且实现手段不能附带产生超过目的利益的恶劣后果。暴力与不公会滋生更多暴力与不公。他强调，文明社会需要某种形式的武力来制止犯罪，但必须由当权者依公众意愿实施。若要将权力欲引导至有益轨道，需要提供适当的环境、机遇和特定技能（如幸福的童年、合理的经济制度、建设性而非破坏性的技能）。他承认，有些“劝诱”方式实际上是强迫。罗素主张，好坏最初体现在个人层面，而非团体层面，那些将美德归于团体的哲学是为当权者特权辩护的骗术。最终目标应是促进全人类的合作，主要障碍是敌对情感和求优势的欲望。他认为，最终统治人的不是暴力，而是智慧，它诉诸人类共同的欲望：幸福、内外和平，以及理解世界的欲望。
第十八章：权力的和缓 (The Taming of
Power) 本章是全书的总结，核心问题是如何确保政府不致变得像老虎那样可怕，即如何驯服权力。罗素认为，民主政治是解决权力滥用的主要途径，因为它能防止某些弊端，阻止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然而，民主本身并非完全解决方案，因为它也可能导致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权力的和缓需要多方面条件：
- 政治条件：民主政治是必要的，但仍需保护少数群体，并在无需集体决策的领域给予自由。
- 经济条件：政治民主不足以解决经济权力不平等。马克思主义将经济权力集中于政府手中，但若无有效民主，则会导致比以往更严酷的经济和政治双重专制。
- 宣传条件：必须允许对不平现象的公开批评，宣传自由不应被政府垄断，对滥用职权的官员应有制裁。
- 心理和教育条件：教育是驯服权力的关键。要保护民主，需避免普遍激情的环境，并教育民众不易产生盲目追随领袖的心态。防止狂热（其结果是残酷、战争、奴役）既需要幸福（使人善良），也需要理智（使人科学）。教育应旨在消除轻信和怀疑，培养稳定、谨慎的判断力，暴露雄辩的荒谬。罗素强调，自由教育的任务是使人们认识到统治权以外事物的价值，帮助造就自由社会的智慧公民，并通过公民权和个人创造自由的结合，为人类生活带来光明。
《权力论》是一部警示录，它揭示了权力如何腐蚀人心，以及人类社会如何一次次在寻求秩序与自由、集权与民主的平衡中挣扎。罗素以其独特的哲学视角，将历史、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融会贯通，强调理解权力的本质及其运作机制，是构建一个更美好、更人道社会的基石。他呼吁人们警惕任何形式的盲目崇拜和狂热，无论是对领袖、国家还是某种主义，因为它们都可能导致最终的暴政和毁灭。这本书在今天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全球政治格局日益复杂、信息泛滥的时代，它提醒我们，对自由和理性的坚守，以及对人性中光明一面的培养，是驯服权力、避免灾难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