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新加坡人眼中的李光耀
《成长在李光耀时代》/李慧敏/时代华文书局
[内容简介]
作者从一个普通新加坡人的角度，通过夹叙夹议的方式，书写在李光耀时代的成长经历，为大家呈现一个不一样的“新加坡故事”——一个新加坡平民的新加坡故事。这个故事没有血泪，却包含了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试图让读者从全新的角度了解新加坡的建国历程与发展模式，同时思考国家的政策与未来的走向。
[作者简介]
李慧敏，70后，英国广播公司（BBC）特约撰稿、自由写作人。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硕士毕业，曾从事教育工作，并曾在新传媒、BBC等机构任职，对新加坡时事、区域政治等课题有广泛的研究与涉猎。
[书 摘]
一个普通新加坡人眼中的李光耀
一提起新加坡，你会马上想到什么？
可能是歌手林俊杰或孙燕姿，可能是干净整洁的市容，也可能是口音怪怪的新加坡式英语和新加坡式华语，又或者是这里的“严刑峻法”……鞭刑、罚款、禁售口香糖之类的……当然，少不了名字响当当的、我们所敬畏的李光耀先生。
李光耀是一个在新加坡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到目前为止，他在国家建设以及对人民生活上的影响力无可比拟。
李光耀在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宣布独立后成为第一任总理，直至1990年宣布辞任。辞任时，他67岁，以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来说，这个年纪并不算太老。他辞任的消息公布后，国际媒体都感到震惊，纷纷赞扬他急流勇退，说他丝毫不恋权力。
辞任后，他依然留在内阁，从未真正退出新加坡政治。他就像守护天使般，对国家大小事严格把关。
在不少西方学者和媒体的眼中，李光耀是可怕的独裁统治者。在他们看来，新加坡是一个保姆国家，是一座有死刑的迪斯尼乐园。然而，在另一些人眼中，他却是一位英明、有远见的领导者，而他的治国模式更是不少国家希望学习的对象。
对普通新加坡人来说，李光耀又是什么样的形象呢？
小的时候，我和大人们常常坐在电视机前看着他发表演讲或与各国元首开会，觉得他就像个神奇的人物。
长大后，我多数时候也是在电视上看到他。偶尔，自己和朋友们也会像过去的大人们那样，在茶余饭后评论他和他的政策。
如此这般，又过了许多年。
在2013年8月9日国庆庆典上，我们看到年迈的他步履蹒跚，在旁人搀扶下，出席了庆典，还面带笑容向大家挥手示意。
自从1965年新加坡建国以来，这个举国欢腾的庆典，他从未曾缺席过。48年后的他，显得如此苍老虚弱，昔日的意气风发已渐渐从他身上消逝。当他静静坐着观看大家精心筹备的庆典时，镜头前的他看起来慈眉善目，却让人感觉到，他是如此孤寂。
这个人，真的是如西方媒体所批评的独裁专制？又或者他是一个一丝不苟到近乎武断、偏执、神经紧绷的完美主义者？又或者，他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所无法真正了解的巨人？
李光耀本人或许并不会在乎我们怎么看待他，因为他曾说过，他不需要受人爱戴，而是要令人畏惧。
年事已高的他本应该含饴弄孙，或下下棋，或到海边垂钓，过着悠闲优哉的退休生活。但他却似乎闲不下来，他不时出版著作或言论集，分析国内国际形势，或告诫新加坡人，或为自己过去的政策辩护。
或许，他其实很介意人们对他的历史评价，所以希望厘清人们对他的误解。
人，本是复杂多面的。一个人在我们眼里是什么形象，取决于我们从什么角度看他。
相信不少新加坡人也跟我一样，对于李光耀，我们的心情是复杂的。我们可能不太能接受他的一些作风和曾经推行的政策，但却不得不感激他为我们建立了稳定繁荣的社会。
写这本书，不是为了评论李光耀，也不是要论述所谓的新加坡模式，这类工作由学者冷静分析更恰当。
这本书希望做到的，是从一个普通新加坡人的角度，通过夹叙夹议的方式，书写在李光耀时代的成长经历，为大家呈现的，是一个不一样的“新加坡故事”。
这个故事没有任何血泪，却包含了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希望能让读者从另一个角度了解新加坡这一路走来的发展历程，同时思考国家的政策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华语、英语、Singlish
（一）讲华语运动
按照李光耀的治国理念，要把一个没有单一民族和身份认同的年轻国家建设好，统一民众的语言就该成为一项重要的工程。他认为语言政策关乎一个国家成败，而统一华族语言是其中一个关键。为了改善不同籍贯的华族人民彼此间的交往，华语必须成为凝聚华族的必要手段。
这只是针对华族而言的。新加坡在独立后正式全面推行以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双语教育政策，让学生同时掌握英文和母语。按照他的认知，讲方言的环境会给学生学习华语造成干扰，因此必须营造一个有利于讲华语的环境。
于是针对新加坡华族人民的全国推广讲华语运动在1979年展开了。
当时的“讲华语运动”主题曲还是由中国台湾歌手黄莺莺演唱的。记得歌词第一句就开宗明义指出国家的进步和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息息相关。清脆的歌声，朗朗上口的旋律，简单明了地说明了运动的目标：讲方言将拖慢国家的发展，为了国家的未来，为了大局着想，大家少讲方言多说华语，而为了孩子的将来，也请与他们讲华语。
许多人说了一辈子的南方方言霎时成为了被针对的洪水猛兽，成了拖慢国家发展的障碍。
为了给大家时间适应，政府没有即刻禁止方言节目的播出，而是要求电台和电视台逐步减少方言广播。
刚开始，大家的生活如常，或许心中仍存有一丝希望，期待政府能回心转意。不过当最后期限开始迫近，大家也接受了铁一般的事实，也知道铁面无私的李光耀从来不跟大家开玩笑。
学校也开始极力配合。我本来高兴地认为，随着“讲华语运动”的展开，我们就不必学英语了。可是我们的英文课还是照样上，老师还是像往常一样要大家讲英语，在她的课堂上谁要说华语就会被罚，讲方言更是不可饶恕。
一年一年过去了，那一天终于到来，李大傻的声音也从“丽的呼声”中消失了。守在小箱子旁的我有些难过，再也听不到那位爷爷沙哑的声音了，那箱子里传出来的呼声已不再亮丽。
除了一些新闻时段可听到方言外，其他方言节目一律被华语节目取代，也完全听不到邓丽君唱的“做人的媳妇要知道理”的福建歌曲了。
让人不解的是，电台、电视台禁播方言，可是却允许日语、泰语等我们完全听不懂的他国语言在空中出现，可见在政府的眼里，方言的杀伤力强过外来语言的侵袭。
忘了是1983年还是1984年的某一天，我们守在电视机旁等着熟悉的港剧播出。那天，港剧按时登场，只见周润发和郑裕玲字正腔圆讲着流利的华语，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记得那时我更专注看着他们总是对不上的嘴形。
隔天，仍然看见妈妈和邻居们在走廊上谈论着前一晚的电视剧，但他们更多时候不是在讨论剧情，而是在抱怨电视剧配音了之后变得多不自然。
配音港剧播了几集后，参加“走廊会议”的邻居越来越少了，大家也已经接受了郑裕玲讲华语的不可逆转的命运。
一些邻居因为不习惯，又或许是不满自己喜爱的方言被夺走，所以干脆不看了。手头较宽裕的邻居则买了录像机，去租录像带来看原汁原味的连续剧。托华语配音的福，住家附近的录像带出租店生意变得特别好。
过去，隔壁的广东大叔在电视剧播出的时候都会留在家里追看，但是当方言节目禁播后，他没了娱乐。或许这个社会进步得太快了，他还没来得及赶上变化的步伐，现在连讲了一辈子的广东话也从公共空间中消失了。
虽然“讲华语运动”打着“华人讲华语，合情又合理”的口号，但对不同籍贯的老一辈新加坡华人来说，华人讲华语却未必完全合乎情理。
后来广东大叔常常在配音港剧播出的时候，独自走到组屋楼下呆坐。他已不再托我帮忙买香烟，因为没有方言节目作为消遣的他经常闲着没事，喜欢到附近走动。有时会见到他和三两个同样也是听不惯华语配音的大叔大婶们聚在一起，用香烟和啤酒填补空虚。
或许也只有和同样被赶到社会边缘的朋友们聚在一起时，他才能找到娱乐，找回自己的声音和仅存的尊严。毕竟自己私底下讲什么语言，政府管不着。
就像李大傻的声音有一天从空中消失一样，聚集在组屋楼下的大叔大婶们的声音随着岁月流逝，也变得越来越微弱。广东大叔的同伴们有的搬迁，有的先走了，最后只剩他自己一人在楼下呆坐着，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外头世界瞬息万变，他已跟不上，也无法理解。
后来我也搬了家，再也没见到这位广东大叔了。
（二）语到用时方恨少
岁月飞快地过去，方言已经成为过去式，而尽管“讲华语运动”年复一年地推行着，其地位却在英语面前矮了一大截。
“讲华语运动”推行几年后，我骄傲地跟邻居们说着流利的华语，已经很少听到有人再叫我“客家妹”了。华人之间都用华语沟通，大家已经分不清谁是广东大叔、福建大婶了。
原本以为方言不会再有重见天日的时候，在一个偶然的时机，社会终于想起了这群讲方言的老人们。
那是推广“讲华语运动”进行了二十多年后。2002年，可怕的SARS席卷全球，新加坡政府要大家做好严密的防控工作，用各种官方语言确保大家了解如何预防流感，可是最容易受病毒感染的高危群体是根本不懂英语和华语的老一辈。
那时方言已经式微，没有多少年轻医务人员懂得使用方言与老一辈沟通。后来，当局好不容易找出几个艺人临时恶补，在电视上用方言讲解SARS的注意事项。
此外，每5年举行一次的大选，也会让人想起新加坡仍有讲方言人口的存在。
说来也同样很讽刺，方言空间已大大缩小，可是到了这个时候，穿上人民行动党制服的候选人在群众大会上都会不时以方言激情演讲，仿佛带我们走进时光隧道，回到旧时代里。
这种拜票方式至今在某些选区仍管用，不过历史总在开人们的玩笑。现在执政党的候选人几乎都只会说英语，华语说得灵光的已占少数，而能讲流利方言的更是凤毛麟角。因此一些在野党候选人亮出了“方言牌”，形象上更贴近民心，其群众魅力不是一板一眼的执政党候选人能比得上的。
李光耀在快九十岁高龄的时候回顾近三十五年前禁止方言的政策，仍坚持当初的立场。其实他也知道，为了这一政策他与一整代讲方言的华人树了敌。
尽管如此，也尽管目前有人呼吁让广播媒体重现方言节目，他还是很抗拒，仍坚持方言会干扰华文的学习，也认为一旦放宽条例，老一辈华人将开始和子孙用方言沟通。
这或许是多虑了。我看到的普遍情况是，朋友和亲戚的小孩一出世就讲英语，他们根本无法和祖父母沟通。如果方言解禁，能拉近两三代人之间的关系，不也是成就一桩美事吗？但即使现在挽回方言，也为时已晚，经过彻底“消毒”的语言土壤已不适合方言的生长，所以过去阿公阿婆用方言给孙儿讲故事的亲切画面恐怕已不复存在。
不可否认，统一华族语言的确有它的贡献，运动的推行把我们的语言环境变得更单纯，也让我和其他华族的沟通方便多了。当整个语言环境变得简单许多后，我再也不必因为不懂主流的方言而觉得困扰。
在某个程度来说，我是“讲华语运动”的受益者，但我后来却把自己作为客家妹、华人、新加坡人这多重身份以及身边出现的多种语言当成一种负担。
现在丢掉了所有多余的负担，我才发现，剩下的身份——华人和新加坡人的概念却是如此模糊，而我口中说出的华语和英语，无论说得怎么标准，在别人眼里都不是最正宗的。
（三）他们骄傲地说:
....“I can’t speak Mandarin.”
语言问题一直是新加坡模式中最摸不到出路的迷宫。这个问题并没有跟建国初期的就业、房屋问题一样随着国家政策和经济发展而基本得到解决，至今仍是个纠缠不清的争议性课题。谈论中文程度以及人们对于这个语言的态度，总会让人觉得不愉快。
在建国初期，李光耀认识到英文在政治与经济上的重要性，于是把英语当作工作语言。在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取得独立后第二年，国家正式全面推行双语教育政策，要求大家学习母语，以保留文化上的归属感，增强大家的自信和自尊。
后来到了七十年代，由于国家重视英文，华校毕业生觅职困难，处处受到歧视，不少家长为了孩子的将来都把子女送到英校就读。因此，华校的生源减少，学校一所接一所关闭了。
我入学的时期几乎已经没有华校英校之分，而是正式接受英校模式的“双语教育”。我们所谓的双语并非两种语言并重，非常陌生的英语成了我的第一语言，而华语则退居为第二语言。除了华文课和道德公民课，其他科目一概以英语为教学语言。
那时，我的班上有四十多个学生，华族学生占多数，马来族和印度族学生少于十人，甚至有几年只有两三人。老师尽量不用华语和华族学生讲课，有时候会对我们比手画脚解释，不得已才会说一两句华语，所以那时很怕遇到异族老师，因为听不懂的话，也必须要尝试理解。
英文词语由26个字母串联而成，看起来很容易掌握，但学起来就会发现这个语言很复杂。有这种感觉一来是因为我们对这个语言感到很陌生，必须从零学起；二来英文里有很多的时态、语态，就像百变金刚那样经常变来变去，让人难以捉摸！
你看，老师不是说一只狗狗是dog，两只狗狗就要加一个“s”变成dogs吗？可是为什么当我把两个男人写成mans的时候，老师就在我的答案旁边打了个叉？
不只是如此，英文还分什么过去式、进行式之类的，真是规矩多多，而且很多也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你看，老师说在动词后面要加“ed”表示动作已完成，可是当我回答go（去）的过去式是goed的时候，我又错了。原来答案是went。可是go和went根本长得完全不像啊，为什么它们可以随便认祖认宗？
那时候同学们对英文都存有一些恐惧感，上英文课的时候也心惊胆战，遇到不满意的情况也不知道该怎样用英文跟老师顶嘴。但是到了华文课，因为是我们熟悉的语言，而且老师也经常给我们讲故事，整个课堂的气氛就活跃了起来。
虽然学校里的华文老师更受小朋友们欢迎，但当我们看到这些英文不灵光的老师在英文老师，甚至是在一些学生面前抬不起头时，就知道只有把英文掌握好，我们的社会地位才能提高。
记得在一次周会上，一位华文老师在台上用发音不准的英文训斥大家，结果他的话非但没有让学生们安静下来，反而引来接连不断的嘲笑。这位华文老师颜面尽失，快步走向后台，另一位英文老师见状连忙接过话筒教训大家的行为。
虽然英文难学，但大家完全没有退路。就这样大家上课，做作业，背段落，一点一滴地增加了词汇量，建立了语感，也慢慢地适应了以英语为主的学习环境。
可是，那些来自讲英语家庭的学生学习中文的态度却往往不如我们学习英文那样认真，而且我们常遇到一个怪现象：华文不好的学生总会嘲笑其他英文不好的同学。
在我以前碰过的这些同学当中，对华文存在着莫名的痛恨，不愿意说也拒绝学习，还看轻所有华文能力比自己强的同学。有更偏激的家长甚至因为孩子讨厌学习华文，而举家移民西方国家。
对此番怨言，教育部如何回应？教育部妥协了，于是将华文课程修改得更简单，好迎合这些华文文盲的水平。
一直到了今天，那些只会说英语的华人仍会展现出高人一等的姿态，有一些甚至以不会华文为傲。当你用华语跟他们交谈时，他们会很客气，但也会很骄傲地回应：“Sorry, I can’t speak Mandarin.”（对不起，我不会说中文。）
接下来他们有可能问你：“Are.you.from.China？”（你是中国来的？）有些人这么问纯粹出于好奇，没有恶意，但当那些一句华文也不会，自以为是洋人的华人这么问的时候，语气中总是含有不屑的意味。
这些人往往来自社会中上阶级讲英语的家庭，他们对中国的印象不佳，也鄙视英文说不好的新加坡人，但他们从来不会为自己修读了十多年的华文，连一句华语都说不清而认为自己笨，或为自己的无能感到羞愧。
我猜想，这些人是在用优越感掩饰自己在学习华文时所遇到的挫败，也因为整个社会不重视华文，他们也顺理成章，有充分的理由去看轻他人。
更有人理直气壮地公开在报刊上声明华语不是自己的母语。他们的逻辑是，从小自己开口讲的是华族方言，华语是政府逼着大家承认的语言，现在华族方言已经被消灭了，自己惯用的英语就取而代之成了母语。
可他们似乎没意识到，无论是华语或是任何一种华族方言，都有共同的书写体系。现在他们认汉字都有困难了，甚至连自己的中文名字都写不出，哪来的能力用汉字学习方言？不能不相信他们是无可救药的无知文盲。
如果一些新加坡华人自认自己的母语是英语那也就罢了，毕竟那是他们的选择。你看那个在中国台湾发展的美国籍华裔歌手王力宏不也表示英语是自己的母语？
选择是自由的，但是拜托那些认英语为母语的新加坡华人真真正正、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把英文说好而不是只知皮毛。同时，也希望这些人不要看轻人家的语言和文化以及他人所做出的选择，这样或许大家还会对他们多一些尊重。
现在适逢中国经济腾飞，新加坡与中国加强经贸往来时期，新加坡华人的华文水平滑落问题让李光耀开始感到非常担忧，不时出版著作叙述他学习华文的经历，以鼓励其他新加坡华人把华文学好。
众所周知，李光耀从小抗拒学习华文。他自小崇尚英国文化，学讲了一口英国女皇式的正规英语，到后期才开始学习华文。学习华文是他一生的挑战，因此他常循循善诱，不厌其烦地和大家阐述他的华文学习苦旅，苦口婆心劝大家从小认真学习华文。
近些年也总会听到周围一些人的“忏悔”，说自己没有在求学时认真上好华文课，以致今天无法掌握这个语言。其中一些原因可能因为那些本来自以为是洋人的家伙，到了西方国家留学时，遇到了身份认同上的冲击，才有了这一番觉悟。
当然，也有一部分人是因为看到中国崛起的势头，后悔没有在小时候好好学习，长大后才意识到华文的价值；也因为中国在开放后，自己不懂华文导致竞争力被削弱，这才老大徒伤悲。
如果他们有孩子的话，这些人会抓紧时机让孩子学好华文，害怕孩子将来在职场上因为失去竞争力而吃亏。但他们的动机是以功利为出发点，并非出于对文化的热爱，所以万一中国的发展并非大家想象中的顺利，大家可能又要改而选择其他语言来学习了。
（四）难以承受的重
不过，并非所有新加坡人都有那种可恶的态度。其实更多的新加坡华人习惯以华语沟通，他们爱看中国台湾综艺节目也常听华语流行歌曲，可是等到阅读中文时，他们却要举白旗了。
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由于人们阅读华文的能力欠佳，中文报刊的销量远远不及英文报，可是电台和电视台中文节目的收听率却远远超过英文节目。
对这部分新加坡人来说，华语毫无疑问是自己的母语，他们也不会像把英文捧得高高在上的那批人那样轻视华文，但由于学校里只上那么一科华文，他们掌握的词汇有限，如果自己平时不进修，华文的阅读表达和书写能力都无法提升。
另外，新加坡的华文课程甚至教学方式都有必要改变，以使之更加生动、生活化。
每当提及华文教改，必定会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情绪上的反弹，认为那是教育部进一步在削弱华文的地位。
不过我们也可以姑且认为过去的教育部官员们，其实也在想方设法提高学生对华文的学习兴趣。只不过人家黔驴技穷，只懂得一味简化教材来解决问题，让人觉得他们在一些“假洋鬼子”家长的压力下，在语言程度上又做出进一步妥协。有鉴于此，我们也不需要大动肝火，伤了脾胃。
当然，光停留于自我安慰的层面无济于事。我们不妨来看看在目前以英文为主的教育制度下，我们的华文教育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接受的事实是，我们的华文程度远不如中国，却又比洋人学习的初级水平来得深入一些。
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在“学习汉语热”未兴起之前，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很难找到一个“夹在中间”的参照对象。
因此，过去教育部就参考了以华文为母语的教学方式，并将之简化以及调整。可是由于其教学法和思维仍然跳不出传统语文的教学方式，将之移植到新加坡多语、多文化的环境后，显然没有达到良好的学习效果。
按照观察，小朋友年纪小的时候，对周遭的所有事物都感到好奇，未必会有“语言歧视”的想法。这种偏见很多时候是周围的大人以及后来不愉快的学习经验所造成的。
枯燥的、与生活脱节的课本内容，恐怕很快就降低了他们的学习兴趣。一些学校甚至为了灌输“传统价值观”而让学生背读《三字经》、《弟子规》，我实在怀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有多大。
我并非在否定阅读这些古籍的价值，但我也不太能苟同这种激励学生学习华文或通过学习华文来灌输“正确价值观”的方式。
华文是富有生命力的语言，难道就只能通过“人之初，性本善”才能让学生掌握华文？学生连生活上常用的词汇都无法掌握，我们又何必让他们学习几千年前的古训，让学习华文变得如此沉重呢？
在学生连语文基础、词汇和语感都还未建立起来以前，要求他们背读艰涩的古老的甚至僵化的教条，不但不会灌输
“正确”观念，而且只会过早扼杀学生对华文的学习兴趣。
现在有越来越多外国人学习华文，其中不少是定居欧美国家的中国移民的后裔。针对这些“夹在中间”的学生，新加坡应该有很丰富的经验以供参考。
可惜，我们过去的教学设计过于循规蹈矩，也没有非常具有突破性的研究，所以没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加上新加坡人华文水平低落的丑名远播，很难让人相信我们的华文教学方式很成功。
最后要补充的一点是，尽管我们的双语教育有不足之处，但我们也不能否定它的价值。
“多掌握一种语言，就是多打开一扇窗”，这听起来像是陈词滥调，却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说法，因为能畅游在两个不同语言的文学世界里是精神上的一大享受。
就华人而言，我们学习到了中英文两种当今相当重要的语言。在职场上比起只会说一种语言的对手，你就占了一些优势。不过呢，当其他国家的求职者也开始掌握了中英双语，而且说得比我们好时，我们的优势恐怕会渐渐丧失。
其实，语言教育给我们提供了基础的训练，其余的知识日后则必须靠自己去深化。对于那些因为学不来而放弃甚至歧视华文的学生，只能说他们失去了一些宝贵的东西。
（五）伟大的Singlish
谈到新加坡的语言课题，绝对不能不谈Singlish！
我们的官方语言有四种：英语、华语（中文）、马来语和淡米尔语（Tamil，印度南方语言），而我们的国语是马来语。
不过真正把新加坡各个不同族群，不同种族宗教凝聚起来的不是纯正的英语，也不是国语马来语，而是我们伟大的Singlish！
简单来说，Singlish是一种以英语为基础，混杂了新加坡中文、华族方言和马来文词汇的英语，就如加勒比地区的克里奥尔语和出现在巴布亚的皮钦语，以及旧上海带有中国口音的“洋泾浜英语”。
在早期的新加坡社会，多数老一辈的新加坡人没有真正学过英语，但却需要以这个语言来沟通，于是将就使用了混杂式的英语。
现在，在任何公共场所里，你都能听到Singlish，一些在这里居住较长时间的外国人甚至还能说几句地道的Singlish呢。
很多人也常认为只要加上lah、leh等句末语助词就是Singlish了。社会语言学家虽然对这个语言现象做出了不同的定义和解释，但由于Singlish不是一个规范的语言，所以大家都有不同的说法。
按我个人的观察，Singlish里有一些被广泛使用的词汇，不过不同种族新加坡人所说的Singlish却有些差别，马来人和印度人的Singlish就跟华人的Singlish有些不同。华人说的Singlish受到南方语言习惯的影响，而且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华文思维。
现在就举几个普遍听到的例句吧！
·Why you lai (like) that?
翻译：你为什么这样？
说话的人懒得把like完整发音，所以念成lai。
·What he talking ah? I catch no ball!
翻译：他在说什么啊？我完全听不懂！
catch no ball是直接从福建话“抓不到球”翻译过来，表示没抓到要点。
·Want go makan?
翻译：要去吃饭吗？
makan的意思是吃，是马来语。
·Ask so much for what? So kaypoh!
翻译：问那么多做什么？这么多管闲事！
kaypoh是“鸡婆”的福建话发音。
Singlish对新加坡人来说已经成了很亲切的沟通语言，甚至已经开始成为我们身份的代表，但是这也成了新的矛盾体。
有些人是因为懒所以使用Singlish，毕竟说话时不必照顾语法，脑子里出现什么词汇就信手拈来加在句子里，但他们到了正式场合还是能以正式的英语沟通。
有些人则真的是因为没把英文掌握好，所以只会说Singlish，而他们踏出国门后，就没有人听得懂他们说的话了。再加上语言与思维紧密相连，因为中英文词汇量的不足，使得他们无法很好地表达更深层次的思想，也因此让人觉得讲Singlish的人都是肤浅的一群人。
我们看电视新闻的时候，不是看过有民众接受街头访问，无论他们以英语还是中文受访，都经常回答得语无伦次吗？
可能是这些受访者面对镜头太紧张，变得思路不清吧。每个人都会有表达不清的时候，但是在这方面新加坡人的问题比较严重。
再举个例子：有一次我在巴士上，偷听到一对来自中国的母子之间的争执。18岁的儿子因为不满母亲干涉他交友的自由，说了很多很难听的话刺激母亲。
那位母亲忍着泪水，压低声音一字一句地说：“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知道你所说的话，每一句都在刺穿我的心，正在把我摔得粉身碎骨吗？”
我坐在他们旁边，假装睡着，但其实很专注地听着他们的对话。我很庆幸自己不常戴上耳机听MP3，所以听觉还算灵敏。
“我就是不喜欢你过问我的行踪。我爱跟谁来往，你管不着。”儿子咬牙切齿地说道，语气跩得很。
我知道这么偷听人家说话很不应该，而且这是一个家庭悲剧，但他们的对话内容很精彩，感觉就像在欣赏话剧一样。
下了车之后，我脑海里还重复着他们所说的话。
假设那是一对英国母子，这段对话会不会也像舞台剧？
美国母子说不定会污言秽语吧？
那么新加坡母子呢？
“你做莫讲酱的话？You know you say this way I am very.hurt？”（你为什么说这种话？你知道你这么说很伤我的心吗？）新加坡母亲会这么说吧，言语应该无法将她内心最深刻的情绪完好地表达出来。
“Ask you don't care oredi, who I go out with, why you care so much？”（叫你不要管了，我跟谁出去，你管那么多干吗？） 儿子可能这么回答，极力想表现得更叛逆一些。
感觉有点像新加坡导演梁智强的电影吧，人物有很多很复杂的情绪，但往往只能通过简单的句子和夸张的表情和动作来表现。
政府因为担心Singlish无法登上大雅之堂，一旦成了我们的强势语言，将使我们失去与外界沟通的能力。为了避免语言悲剧的发生，政府又推行了一个新的语言运动——“讲正确英语运动”！
十多年前，电视台制作了一部本土电视剧Phua.Chu Kang，里头塑造了一个名叫“Phua Chu Kang”的建筑承包商的角色。
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他满口新加坡式英语，形象深入民心，小孩也跟着模仿他说话的方式。或许这个形象有夸张的成分，但电视剧反映的是现实情况，在每个新加坡人的身上或多或少都能看到Phua Chu Kang的身影。
在Phua Chu Kang影响力逐渐扩大之下，政府开始担忧如果让这种崇尚讲不纯正语言的风气不断扩散，必将导致不良后果。
前总理吴作栋就认为英语被新加坡人污染了，戏谑地建议Phua Chu Kang去上英文课。虽然看似玩笑话，但大家都知道政府的立场是坚定的。
可是Phua Chu Kang如果讲的是像李光耀那样流利纯正的英国女皇式英语，Phua Chu Kang就不会是我们所熟悉的形象，而是一个距离我们很遥远的怪胎，正如李光耀距离我们很遥远一样。
过不久，“讲正确英语运动”推出了，不过活动推行力度远不及当年的推广讲华语运动。我想这是因为除了正式场合，Singlish无处不在，要禁止人们采用他们所熟悉的语言，就等于要大家闭嘴不说话。
暂且不论Singlish有没有价值，年轻新加坡人不肯放弃Singlish，一方面是辞穷、表达能力欠佳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也是对权威所采取的一种反抗方式，以保留自己的语言，抓住属于自己的东西。
我其实也很想站在同样的立场，为Singlish辩护。我也很想说，干脆我们都提倡Singlish好了，因为那可是我们地地道道的新加坡特产。新加坡人说Singlish，那才是合情又合理，不是吗？
但如果光以身份认同作为我们目前语言现象的合理解释，那我们就看不到一个更大的问题。
的确，我们有英文水平很高的学生，他们多数来自良好的讲英语家庭背景，本身的英文基础就很强。但如果学生都需要聘请家教以及必须来自讲英语的家庭背景才能把英文掌握好，那么请问学校的英语教育是不是如同虚设？
以我个人的语言学习经验来看，我必须坦诚，在一个强大母语欠缺的多语环境下，要同时把中、英文两种完全不同体系的语言同时掌握好，真的必须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又有哪一门知识是不劳而获，不必靠自身的努力而得到的？
过去老一辈用掺杂式的英语，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系统地学习这个语言。然而，我们这一代以及更年轻的一代都经过了至少十年以英语为主的基础教育，如果大家还不能把英文说好，无法写出句子流畅的完整篇章，那其实不可原谅。
李光耀曾对《美国哈佛大学学报》上优美的语言赞叹不已，认为新加坡人的英文达不到他们那样的水平。然而，我们的教育体系以工具性为出发点，在这种大环境下，学生又怎么会太在乎文字美感呢？而我们的整个社会对语言的要求仅仅停留在沟通的层面上，不会强调如何把语音发得更标准一点，也不会强调应该如何把文字写得更优美一些，这都缺乏了对精致文化内涵的追求。
所以Singlish虽然亲切，非常具有新加坡特色，但它也相当粗糙。它的存在反映了我们的语言教育，甚至是整个教育体系所存在的一个严重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