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与研究》第15期

《资料与研究》第15期

1995年5月1日

目录

编者的话

华资之声
为华社提供教育与再教育朱自存

焦点：安得广厦千万间：谈居者有其屋
繁荣面下的困境一兼谈我国的廉价屋建造之概况资研部整理
大马屋业冲出阴霾一专访陈洁堂叶瑞生
新村的居住环境与问题的探讨牧云
木屋与廉价屋古来

论坛
“温八点”一温小芬对“回儒交流”的八大质疑温小芬
浅论儒家的天道观一兼论鬼神观廖文辉
惩治贪腐与端正政商关系徐策

吾爱吾乡
吉兰丹州名之渊源叶瑞生译

艺文赏析
振兴古国茶文化，扶植民族艺术花一访“老舍茶馆”有感玲玲
秘密花园文：陈秋云／图：杨字雄

报导
浮光掠影一侧记回儒文明对谈国际研讨会

学术特区：大乌媒体与政治
大众媒体与政治——对马来西亚媒体的省思叶瑞生
“五冕皇帝”的再诠释庄迪澎
大马传媒的困局——谁在操控新闻自由？陈锦松

书评
知识份子重抖精神——评介《知识份子与社会文化》朱自存

专论
政党与民主政治之互动关系一以Duverger的论述与大马政党作为分析祝家华

掌握时代脉搏・激发人文关怀

安得广厦千万间

—谈居者有其屋

.学术特区I传播媒体与政治

政党与民主政治之互动的探讨

•艺文赏析/振兴古国茶文化,扶植民族艺术花

掌握耐尖脉搏

激或人女关怀

资料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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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論话

“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是许多国家所追求的目标。对许多西方国家来说,屋子的问题已大致上解决,但对人口不断高速增加、生活水平还有待改善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屋子的短缺,仍是ー个相当尖锐化的社会课题。

在我国,屋荒的问题仍然存在着,虽然我国已经过六个大马计划的发展。我国屋业的最大问题仍是屋业的不均衡发展,池即是高价屋的供应绰绰有余,却无法提供足底的栖身之所给予最大群的社会低下阶层者。房屋建筑业本身的能量局限及政府官僚程序固然是其中的重要影响因素,但政治上的利益也相当程度的左右了房屋的分配。本期焦点专题希望通过多方角度探讨我国居住的问题与概况。•

祝家华在本期“政党与民主政治之互动的探讨"ー交中指出,罗伯达尔(Robert Dahl)及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都强调高水平的经济发展有助于民主政治的成熟。我国的经济已连续七年(1988- 1994)取得高过八巴仙的成长率,并被誉为 “第五条小龙”,而我国首相也在1991年“马来西亚迈步向前”的重要政策演说中提出2020宏愿,明确的把促成一个民主国家列为我国兀大挑战之一。然而若以我国近年法律越修越严竣以及媒体操控越来越广泛和内化的趋势来看,我们可以总结台湾或南韩经济发展带动政治从军政主义扭转到民主政治成熟的成长经验,并未落实在我国。反之,我国的政治发展是类旗四条小龙之一的新加坡,政治上集权但人民普遍的生活水准相当高。人民是否要接受这ー种政体,也许这次大选的成绩能多少反映人民的基本立场和心态。

无论如何,正如徐策在本刊所严厉批判的,我国的许多商业集团和政治集团的结盟,已成为我国的大趋势,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共犯同构,衍生的贪污与腐败, 已达触目惊心之境。传媒エ业虽被西方学者定位为民主的“第四权”,在我国同样无能出污泥而不染。这期的学术特区,着力于探讨我国慢媒与政治的同谋关系。

这一次大选,我国新闻部长莫哈末拉末宣布反对党将被给予机会上电台作竞选政纟风宣梅,我们欢迎政府的这ー项把国营电台幵放给反对党的政策。事实上,国营电台本就应是独立于执政党和反对党的人民机构,而不应沦为执政党的政治宣传机器。它在大选的责任本就在公平合理的传播执政党及反对党的政绷及政治见解,提供人民比较的基础,并作出成熟和理性的决定。

这样的观念,必须根植于人民心中,并把同样观念从电台扩展到报章、电视台、从国营电台与电视台延伸到私营电台及电视台,这样我国的民主政治オ会有生机,人民オ有望脫离愚民政策的桎梏。

•编者的话

•华资之声

4为华社提供教育与再教育........朱自存

•焦点:安得广厦千万间:谈居者有其屋

8繁荣面下的困境

一兼谈我国的廉价屋建造之概况.....资研部整理

14大马屋业冲出阴霾ー专访陈洁堂.....叶瑞生

18新村的居住环境与问题的探讨......牧云

26木屋与廉价屋..............古来

・论坛

32 "温ノk占‘'

一温小芬对“回儒交流”的八大质疑.....温小芬

36浅论儒家的天道观一兼论鬼神观.......廖文辉

41惩治贪腐与端正政商关系..........徐策

■吾爱吾乡

44吉兰丹州名之渊源...........叶瑞生译

•艺文赏析

48振兴古国茶文化,扶植民族艺术花

ー访“老舍茶馆”有感 .........玲玲

52秘密花园................文:陈秋云/

图:杨字雄

・报导

54浮光掠影

ー侧记回儒文明对谈国际研讨会 ......

叶瑞生庄迪澎

. .・豚犒松

•学术特区:大马媒体与政治

58大众媒体与政治

ー对马来西亚媒体的省思......

66 “无冕皇帝”的再诠释 .....

79大马传媒的困局一谁在操控新闻自由?

・书评

86知识份子重抖精神

一评介《知识份子与社会文化》......朱自存

・专论

88政党与民主政治之互动关系

一以Duverger的论述与大马政党作为分析...祝家华

封面图片说明:迈向宏愿/刘康慌

华资之声

•朱自存

为华社提供

敎育与

再敎育

ー个民族要能够配合时代步伐不断进步,教育和再教育是必要的。华社资料研究中心研究所得的成果,便是供作教育华族的资料。用这些资料,华族在面对涉及整个族群的问题时,可以用作为理论根据,拟定方针,采取策略,并采取行动。

华资中心成立十年,它所负起的使命是“自我期许”的。十年前,组织华资中心的ー班人,在人力物力不充足的情形下,自愿的集合在ー起,自力更生,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并不怀着任何私利目的,只有一个宏愿:集中力量,设法使这个族群摆脱困难,踏上康庄大道。然而,在经济カ缺乏,人力未能充分纵合、充分利用的情形下,华资中心无法发挥很大的力量,这是众目共睹的事实。

过去十年,华资中心抱着的ー个信念,正如孟子所说的 :“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篇》〇那一段时期的艰辛,就是华资中心负起华社大任前的身心磨炼。

华资渐上轨道,但人力财カ的纵集,仍未臻理想。俗语说:“多一分热,多一分光”，

华社必须提供更多的热能,华资才能有更大贡献,华社オ获得更大受益。如果华社把华资中心看作“智囊”,则华社不能不“养智”,使整个族群的人才

“士为已用” 〇

华资的努力和贡献是“为公”的, 并不是为任何ー个人的利益。参与华资只能抱着服务社群的信念,不可能为个人带来权カ、地位、影响力。任何怀着私利心理的人进入华资中心,必将造成破坏,•必将引起争执,必将倾覆整个组织,这是整个华社所不愿见的。

我观察所得,认为华资中心必须有ー个明确的全盘计划;研究什么,为什么而研究。即使人力很充足,如果没有拟定目标去进行研究工作,漫无目的去做事,结果将只会浪费人カ。

我也认为,研究工作是为了将来而进行的,必须注重未来策略,考究过去只是作为拟定未来策略的参考,因此不应自困于故纸堆中,虚耗时间精力。更大的脑カ,应用在策划将来方面。

我们面对着ー个可悲的现实:华社并不是凝聚一体的,反而是处处显出分歧;因此华资中心的研究成果,即使是以整体为目的,却不可能被意见分歧的各方面所接受。更可能是:因为不能符合分歧下的不同要求,而不被任何一方所接受。

华资中心必须存着为整个民族提供 “教育和再教育，，的心理,运用其独立和潜在的影响力,使各自分歧的实体凝聚为ー,这将是华资更大的成就。从今天起,华资应即聚合华社的“智者”，为复兴华社作策划。尊

孳據时伐膝拷» ’皴株K A;おか

安得广厦千万间谈居者有其屋.

吟播激体.

ROSA SINENSIS

出版: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出版人:叶新田博主

编辑:《资料与硏究》编务诺询委员会

陈忠登教授(召集人)、朱自存、

张景云、陈应德博士、黄玉莹硕士、游若金博士

主编:陈亚オ

执行编辑:叶瑞生

封面题字:何维城

美术设计:罗碧玉

打字排版:华社资料硏究中心资讯部发行处:华社资料研究中心

Huazi Resource & Research

Centre Bhd.

(A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nd Not Having A Share Capital) No. 1, Jalan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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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印:SYARIKAT SRI BERJAYA

No. 13, Jalan 6, Kepong Baru, 52100 Kuala Lumpur.

出版日期:1995年5月1日

定价:RM8. 00

，§

kdn pp 7865 /2/95

ISSN: 0128 - 8369

所有来稿反映作者观点, 并不代表本刊立场。

ー、绪«

公元761年春天,唐代名诗人杜甫求亲告友,在成都浣花溪边（即成都杜甫草堂现址）盖了宣座茅屋,总算有了一处栖身之所。不料到了农历八月,大・风破屋,暴雨又接踵而至。诗人长夜难眼,感慨万千,从自身艰苦的处境而联想到他人类似的苦况,遂 .写成了脍炙人口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长诗。其结

尾几句如下: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出俱欢颜,风雨不同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千百年来,人们喜欢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这两句话,解释为诗圣憧憬“居者有其屋”的崇高愿望。所以说“居者有其屋”这个理麴,可谓由来已久。我国民选政府自执政以来,即不遗馀カ地求其实现。

焦・点

繁荣面下的困境

一糸機我国的廉价屋建造之概况

・资研部整理

衣食住行是人类的四大基本需求, 其中屋子作为人们栖息起居的地方,更标示了人类脱离餐风宿露的生涯.我国从独立以来,每个大马五年计划都似乎很重视人民对房屋的需求,而我国政府也以“居者有其屋”这个理想作为其终极目标。然而至到今天,尤其是中下阶层人士,仍有许多人望屋兴叹,不是因为所申请的廉价屋石沈大海,就是负担不起价格节节挺升的中高价屋,因此始终无奈的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到底什么原因,在经过六个大马计划后,仍有许多人不能圆“居者有其屋”的美梦?在第二大马计划(1971 -75)里,明确的阐明了我国的房屋政策, 政府将着力於提供房屋於低收入的阶层,而中高价屋子将由私人界去承建。此项政策也将是个结合多元民族社群的政策,并且其设计也将包括提供各种必要的社区设施及便利,以让社区能够自立。这样的设计也是为了体现促进国民团结的重大目标。(第二大马计划,页 257)

为了策划并监督我国房屋计划的进展,政过成立了一个由各州州务大臣及首长组成的“全国房屋咨询委员会”，并由我国的副首相担任委员会的主席。

在第一大马计划(1966 - 70)里,政过共为房屋建筑拨出马币1.881亿元,其中1. 732亿元给西马,而东马的砂劳越及沙巴则分别获得7, 500, 000元及马币 7, 500, 000 元。

在新经济政策未进行之前,西马廉价屋的建筑情形如下:

图表一:西马公共廉价屋的发展,

1956 - 70

年份费用 (百万) 完成的单位

1956-60 9.33 2, 983

1961 - 65 33.27 7, 568

1966-70 99.79 22,522

资料来源:第二大马计划,页258。

第二大马计划里,新经济政策开始推行,政府为公共房屋拨款马币!. 719 亿元,而这次东马所得的拨款明显增加,也即西马得到0.89亿元而东马则得〇. 82亿元。

一新经济政策的推行,提供屋子给人民成为政府尝试消除贫穷的途径之一, 因此除了发展城市房屋之外,这时候政府也开始了各项公共屋业计划及土地开垦计划,以提高乡区房屋的供应。第二云:马计划结束后,政府在全国总共花了马币2.348亿元,建筑了 13,244间廉价屋。而整体的西马屋业发展表现如下:

图表二:第二大马计划下的西马屋业发展表现,1971-75

公共领域 86, 076

公共屋业计划

(房屋与乡村发展部) 13,244

联邦房屋发展计划 41,965

联邦政府房屋... 24, 240

SEDC及其他计划 6, 627

私人领域 173,734

私人发展商... 64, 862

合作社及个人... 108,872

总数: 259, 810

・资料来源:第三大马计划,页332〇

第二大马计划实行的阶段里,政府在内阁成立了房屋与乡村发展部,以接替“全国房屋咨委会”的策划、协调及监督全国屋业发展的工作。

到了第三大马计划(1976 - 80)人民对房屋的需求达到515, 000间,而政府在计划下,所定下的目标是要建482, 800

间屋子,其中68, 000间是为了填补在第二大马计划下不及完成的数目〇

图表三显示了第二至第六大马计划所订定下来的建屋目标及完成的巴仙率。

从图表四,我们将发现在第四及第五大马计划里,屋业发展的目标数目, 完成的不及一半。公共领域在第四大马计划应完成的398, 500个单位,只完成了 201, 900个单位,也即是只完成了 35%〇私人领域应完成的524,37〇,结果只完成了 40%,即建了 204, 170个单位,然而令人纳闷的是第四大马计划公共领域所应建的中高价房屋只有53, 560个单位,结果计划结束后,却建了 70, 160个单位。

在第五大马计划下所完成的300, 928个单位,公共领域建了 97,126个单位,私人领域则建了 203, 802个单位, 分别只完成了原定目标的65%及36%〇至於在第三大马计划里,虽然计划似乎圆满的达到目标,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的分析下去,将会发现实际上廉价屋的建筑其实甚至达不到原定目标的一半, 而这个廉价屋数额的不足实际上却由其他类型屋业的超额建筑所填补上去。、

从以上的统计数字,也即是整十五年的屋业发展只达到人民需求,尤其是对廉价屋需求的50%左右的情形,我们就能了解为何还会有屋荒出现,为何屋子价格节节上升,为何人民仍无法拥有自己的屋子,既使是最便宜的廉价屋。

事实上,廉价屋是每个大马计划里表现非常差劲的ー环,其成绩可以见於图表四。廉价屋所完成的成绩是每况愈下。

焦・点

图表三:大马房屋发展概况,1970-95 (单位)

计划目标完成 %

第二大马计划・ (1971-75) n. a. n. a. 一

第三大马计划 (1976 - 80) 482, 800 484,190 100%

第四大马计划 (1981 - 85) 923, 300 406, 070 44%

第五大马计划 (1986 - 90) 701, 500 300, 928 42.9%

第六大马计划 (1991-95) 573, 000 n. a. 一

・资料来源:第二至第六大马计划

n. a.:资料不详

图表四:大马计划下廉价屋的发展表现1966-1990 (单位)

计划目标完成 %

第一大马计划 n. a. 22,522 -

第二大马计划 n. a. 13,244 一

第三大马计划 62,200 26, 250 42.2%

第四大马计划 216, 500 90, 480 33.9%

第五大马计划 416,200 115,049 27.6%

・资料来源:第二至第六大马计划

n. a.:资料不详

让我们再看看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在廉价屋发展所交出的成绩,请参阅图表五。

整体来说,公共领域花建造廉价屋方面的表现,虽然比私人领域来得好, 但它也只交出大约原定计划的50%左右的数目而已。而且我们不要忘记,也就是从第四大马计划开始,政府把建造廉

應

价屋的担子大部份转移到了私人界的肩上去了。如图表五所显示,在第五大马计划下,公共领域只承担建造45, 800个廉价屋单位,而私人领域却必须承建 370, 400个单位。

表五:公共界与私人界在完成大马计划目标的表现比较。

计划公共界 * ' 私人界

目标完成 % 目标完成 %

第一大马计划 n. a. n. a. ■

第二大马计划 n. a- 13,244 — —

第三大马计划 62,200 26,250 42.2%

第四大马计划 176, 500 71, 310 40.4% 90,000 19,170 21.3%

第五大马计划 45,800 26, 172 57.1% 370, 400 88,877 24%

n. a.:资料不详

焦

点

1991 - 95年是我国经济连续几年维持8%以上成长率的黄金时期,而根据大马第六计划中期的检讨报告书,显示了辉煌的成绩,也就是在检讨的时期, 已有356, 000屋子,即62%大马第六计划的目标已完成。在这62%里,私人界表现特出,已完成了计划的?8%,公共界的表现则大为逊色,只完成27%〇然

而,同样的毛病还是发生,公共界在廉价屋方面的表现只达到28%,然而在建筑商业楼宇却达到64%〇私人界能达到 78%这样好的表现,归因於它在建造高价屋上表现落カ,也即达到223%,共建了 55, 570间,大大超出原定的24, 900间（见图表六）

图表六:公共界及私人界在屋业上的目标及进展,1991-95

计划目标完成 !991 - 1993 %

廉价中价高价总数廉价中价高价总数

公共界 126,800 44,600 2,600 174, 000 26,370 18,120 2,180 46, 670 27

公共廉价屋 24, 430 〇〇 24,430 6,910 〇〇 6,910 28

宿舍计划 15, 570 〇〇 15, 570 〇〇〇〇〇

商业楼宇 13,100 29,900 2, 300 45,300 12,400 14,370 2,010 28, 780 64

土地计划之房屋 56,100 〇〇 56,100 5,740 200 170 6,110 11

公务员宿舍 17,600 14,700 300 32,600 1,320 3, 550 〇 4, 870 15

私人界 217,000 155, 900 26,100 399,000 120, 380 131, 340 57,600 309, 320 78

普通廉价屋 44, 080 〇〇 44,080 21,170 〇〇 27,170 62

特别廉价屋计划 171,620 〇〇 171, 620 91,210 〇〇 91,210 53

中价屋〇 145,800 〇 145,800 〇 126, 650 〇 126,650 87

高价屋〇〇 24,900 24,900 〇〇 55,570 55, 570 223

合作社 1,300 10,100 1,200 12,600 2, 000 4,690 2,030 8,720 69

总数 343,800 200, 500 28,700 57,300 146,750 149,460 59,780 355,990 62

第四及第五大马计划的房屋建筑的表现会如此差强人意,根据报告书的解释,在公共界的这一方面,主要原因出在拨款的减少及行政上的延误,如在寻我适当的土地及准备召标文件面对问题等等。至於在私人界,其表现则受市场的供求调节所影响。由於1983 -85年, 我国的经济开始面对不景气,使到人民的收入锐减,再加上面对房屋贷款上的困境,高昂的屋价及利息,最后导致市场上对屋子的需求下降。为了调节市场需求的下降,许多发展商纷纷延后或停止了房屋的建筑工程。另外,其他的因素也包括了没有适当的土地,转换土地用途的缓慢及资金借贷的困难。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这经济不景的时期,第四大马计划公共领域在廉价屋方面的建造达40.4%,而中高价屋去卩超额16, 600 个单位,使人有政府努在错误的地方的感觉。除此之外,政府似乎也承认其部门在处理房屋建筑的手续和问题时,并不太有效率。

廉价屋是在各种屋业中最无利可图的屋子,因为政府规定它不可以超过马币两万五千元的价格售出,但政府却把建筑廉价屋的责任,从早期政府承担的情形,到后期大部份转移到私人界承担,这样的政策转变,是否对更早达成 “居者有其屋”有帮助,是值得商榷的。私人发展商在无利可图之下表现得不落力,亦是可理解之事。然而在第六大马计划,私人界在建造廉价屋面的情形比公共领域做得好（参阅图表六）,确实是政府应该检讨并予以纠正的。政府也只有在极カ监督并确保廉价屋的建筑达到所定下的目标,オ有可能达到“居者有其屋”的理想,毕竟中下阶层是占最多的人群。0

隹

占

/11%

大马屋业冲出阴霾?

-专访陈洁堂

•采访:叶瑞生

马来西亚的屋业,随着我国的经济连续几年取得超过8%的强劲成长,水涨船高,发展蓬勃而迅速。因此,本刊特别采访了马来西亚屋业发展商会的主席陈洁堂先生,以了解大马屋业的最新发展情况及问题。陈洁堂先生在屋业发展沈浸十多年,目前的他也是大达集团的执行董事。以下为本刊和陈洁堂先生的对谈。

问•"可否谈谈目前我国的屋业发展概况?

陈:对私人界来说,我们对达到这次第六大马计划下的房屋目标,具有很大的信心,也非常的乐观,事实上至到目前,私人界已大约达到其目标的80 %〇我想这也很可能是第一次公共与私人界,尤其是私人界将成功完成它们於第六大马计划下所定下的目标。

问:为何过去的大马计划,屋业发展的耘瑰甚至不能够达到目标的50%, 尤其是廉价屋方面?

陈:的确,以往的大马计划都没有

陈洁堂,马来西亚屋业发展商会主席。

达到其目标。例如上一届!985 - 90年第五大马计划,主要影响表现的原因是受到计划初期,即!985至88年经济不景气的打击。房屋业到1988年才开始复苏。至於第四大马计划所设定的923, 300间屋子,是完全超过当时我们能力

所能办到的,因此达不到目标是意料中事。那么在第六大马计划的时期,也就是1991至I995年,我们很幸运的刚好碰上马来西亚经济的高速成长,平均每年的成长率维持在8. 5%以上。屋业市场的蓬勃使到屋业回应了市场需求而渐进入佳境。例如在廉价屋方面,我们已完成了所设定的目标的80%〇不过,我想公共界在廉价屋方面的表现也许会稍微不理想。至於其他类型的屋子,如中价屋和高价屋,我们很有信心会达致所设定的目标,而且别忘了我们还有九个月的时间争取去完成它。

问:难道经济不景气是唯一的原因 ?

陈:经济不景气是其中七个主要原因,因为当市场上的需求减少,那么供应量也会随着下降。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也起着一定的影响,例如整个工业的能力根本没达到生产出那么多屋子的时候,或建筑材料也没办法提供得充足是造成屋子的建造减少的因素之一,但尤其对第五大马计划的表现来说,经济不景是最大的主因。

问:在第六大马计划中,为何政府在完成所订定的目标上,萩现差劲?

陈:这就是政府必须检讨公共领域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根据第六大马计划的中期检讨,第一个原因是在寻找适当的土地面对困难,第二我想应是岀在协调的问题上,第三也许是能量的问题,因为政府依赖州政府,公共工程局 (JKR)及地方公共机构建造屋子,他们的冲动是不及我们的,因为我们把屋业当成生意来做,而他们只把建屋当成又是另ー个计划,如此而已。

问:在您们尝试朝向目标的时候还有面对什么其他的困难?

陈:我们仍然面对太繁琐的官僚程序,批准文件的进行非常缓慢,例如土地用途的转换,分层地契非常困难取得攻及建筑蓝图入伙证都批准得很慢。但既使面对这些问题私人界仍表现标青, 这得归因於我国经济的蓬勃强劲。

我们也面对劳エ严重短缺的问题, 我们现在太过依赖印尼及外来劳エ了, 而有时警察突击取缔非法劳エ的时候, 就使这个问题更趋严重。除此之外,我们也常面对建筑原料的短缺如石灰、钢铁等。这都造成房屋的供应更加缓慢。而这许多建筑材料是受控制的,不能由外国进ロ,但本地又供应不足,还要面对黑市的操纵,这些导致不健康的情形出现。要求政府必须确保建筑材料的充足,不然就撤消进ロ的禁令。材料的短缺并不是十年オ发生一次,而是每年都在重复岀现,这显示了政府必须正视并好好的规划以确保充足的供应。

问:那么您对政府有一些什么建议?

陈:事实上我们在许多官方的委员会都有代表,并要求政府尽快让我们增加房屋的建造,以追上人民的需求。政府必须改善及缩短发展计划的批准程序。这个程序从土地用途的转换开始、土地的划分、到建筑蓝图、入伙纸、然后是分层地契,如果程序上可以简化或缩短时间,那么供应给市场的屋子就会更多。目前我们在批准这方面的程序, 实在花太久的时间,太多的步骤了。因此我们呼吁政府尽量简化这方面的程序以让我们可以更快的对市场的需求做出反应。

焦景点

问:您们会面对寻我土地的问题吗?

陈:土地也是ー个问题。随着国家的发展,土地的价格越来越贵,而且各行业都在竞相争取土地,如屋业,城市发展,学校等。目前,一些地方如吉隆坡,巴生谷,新山及槟城,土地需求的压カ越来越大,由於土地越来越少,需求又大,因此价格肯定升高。这也导致了房屋荒,因此你会发现在巴生谷的排屋越来越少,而组屋和公寓却如雨后春笋的冒出来。我们希望政府会划出更多的土地以供屋业的发展。

问:您对目前房屋价格的节节上升有什么看法?

陈:这和土地有连带关系,能建屋子的土地越来越少,因此屋价就跟着水涨船高。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分析, 组屋和公寓的价格并没上升,上升的都是有土地的产业,如排屋、半独立式、独立式等屋子,因为这类屋子市场上所能提供的越来越少,而人们对它的需求却竞争得越来越厉害。土地是无从增加的,因此我们只能往上发展,这就是为什么组屋公寓会进入市场。许多人说巴生谷的屋价上涨得非常厉害,事实上并不是发展商在赚大钱,而是那些买进又卖出的人把屋价给炒高了。这种市场我称之为产业次市场(Secondary Property Market) 〇发展商是产业主市场, 发展商所卖的屋子价格,是固定的,而且价格必须先征得房屋部的同意,因此这个价格是受控制的。然而买了屋的人却可以任何的价格卖出。所以把屋价升高的责任推给发展商是不公平的。

问:许多发展商诉苦说廉价屋无利可图,这是否正确?

陈:其实我们并不是投诉或埋怨, 我们都知道建筑廉价屋是个对国家社会的服务,当我们也同时从中高价屋的建筑中赚取盈利。这样的工作我们从!980 年就开始了,而两万五千元的廉价屋价格也从那时维持到今天,整十五年了。因此他们投诉无利可图,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通货膨胀等,材料的价格都起了。我们做了一些调查,目前城市廉价屋的建筑费约35,000-40, 000元,而乡区廉价屋,卖两万五千元,只是收回成本罢了〇我们要表达的是在独立承担了这个责任长达十五年之后,我们认为现在政府应该协助我们,要求其他的领域也来共同承担这个社会责任,例如银行、金融公司、他们可以提供低息贷款给购屋者,或者材料供应商如石灰厂, 他们也可以给予我们特惠价以建筑廉价屋等等。我们不是要推卸责任,但同时不要不停的把重担加在我们身上,你要更大更好的廉价屋,但同时要我们只售卖两万五千元,是不公平的。我们也向政府建议给予建造廉价屋的发展商某些方面税务的豁免。过去十五年我们扮演了我们的角色,我们也想继续支持政府,所幸目前经济很好,发展商都赚钱,所以可以提供更多廉价屋,但经济不景时,别怪我们,因为我们也要生存。

问:政府在廉价屋方面有提供发展商什么鼓励措施吗?

陈:有,但是都非常象徵性的,如更低或不收土地用途转换费,批准程序更快等,而不是实质金钱上奖掖,作用不大。例如现在如果廉价屋的费用是三万五千元,而我们还要把价格维持在两万五千元,那么多岀的ー万元必须要有人去承担,可能是政府,中髙价购屋

大马屋价随着土地越来越缺乏而节节上升。

者、银行或甚至国家能源公司等。国家能源去年赚15亿元,难道它不能提供廉价屋免费或优待的电费吗?

问:请问“先建后售”的概念可行吗?

陈:这个概念我们研究了几年,但发现它仍不适合於在我国推行。它的问题是如果先建的话,那么就必须有金融公司在资金上的资助,一直到整个工程完成为止。第二个问题是推出市场的屋子将会很少,因为发展商会面对资金周转的困难。所以目前所实行的这个制度还是比较好的制度,因为我们的需求是

好几十万间屋子,并不是ー个小的数目,而目前的制度是最有效也能最快提供屋子的制度。当我们对房屋的需求没那么迫切的时候,那时我们就可以推行 “先建后售”的制度,但真的不是这个时候。

问:80年代经济不景而导致多屋业发展计划停止而搁置,目前处於什么情形?

陈:针对80年代许多阁置的屋业发展计划,目前大部份已在政府的协助下,恢复动工及完成计划。这方面的成果,我们必须给予政府赞赏。鶏

占

新村的居住环境与

・牧云

问题的探讨

林廷辉博士,硏究华人新村的学者。

当我们谈居者有其屋时,笔者认为不应该把它狭隘定义为提供居住者或人民有个栖息的地方,也就是一间“硬体”的屋子那么简单而已,事实上屋子作为ー个家庭生活的环境,它也牵涉并影响许多软体的部份,如卫生、安全、教育、文化、消闲、就业等方面的要求。新村作为我国独特的历史产物及我国华人ー个群体生活的型态出现,在我国逐渐高度现代化之际,对“软体”的建设显然是越来越不能等闲视之的了。新村目前处境如果无法被进ー步改善, 它将在国家高度发展的当儿被远远的抛在后头,这倒是可以预见的发展趋势。

许多人在谈起新村时,首先映入脑海的景像必然是狭窄破烂的道路、拥挤的木屋群、阻塞的沟渠等等,当然也避免不了诸如社会党、好赌等等的不良印像。这样的印象当然不全然是国内452 个华人新村的真实写照,但它会成为ー般人对新村所持有的印象,也就必然有其一定普遍性的反映。根据多年来的人ロ统计,新村里的华裔人口约占我国全国华裔人口的三分之一（图表ー）,也即是约有两百万华人居住於生活环境并不怎么理想的新村里。这个数目无疑是庞大的,而它也显现了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虽然华文报章、政党、学者等曾经多次努力探讨新村在我国国家发展的处境和问题,然而新村自1948年出现后一直到现在,其“软、硬体”的处境实际上并没有获得太大的改善,虽然政府於1983年的调查显示93%的新村有得到电流供应、87%得到自来水供应、77 %设有民众会堂、80%得到电话服务及 90%设有小学。

新村作为ー个我国华人主要的居住环境之一,在得到这么多基本设施后, 为何仍背负这么多恶劣的形象,而且面对这么多的社会问题如贫穷、教育水平低落、失踪少女、“跳飞机”、私会党等等问题?

图表ー:马来西亚各州的新村分布及人口成长趋势

州新村数目新村人口

1954 1970 1983 1954 1970 1985 1995

毗功 129 150 140 206,900 340, 230

柔佛 94 92 84 130, 613 216, 441

彭亨 77 48 46 50,233 81,281

雪兰莪及 49 42 41 97, 346 166, 271

联邦直辖区 4 n. a. 47,231

吉打 44 .35 31 22, 522 55,133

森美兰 39 41 48 30,294 56,578 n. a. n. a.

吉兰丹 18 22 n. a. 12,560 23,595

马六甲 17 20 29 9, 555 18,013

槟威省 8 8 n. a. 10,717 16,725

丁加奴 4 3 n. a. 1,495 1,351

玻璃市 1 一一 682 一

480 465 452 572, 917 1, 023, 035 1, 650, 000 2, 000, 000 （估计）

资料来源:林廷辉,（1994）“华人新村的贫穷及教育”,刊于《教育与研究》。

n. a.:资料不详

隹

点

新村的成立背景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可避免的必须回溯到新村发展的历史。根据林廷辉博士(林廷辉於!991年在马来亚大学取得人类社会学博士学位,研究的课题是华人新村贫穷的问题)的研究,新村作为我国历史的特有产物,和英国殖民时期的垦耕活动、土地政策及国家安全有着密切的关系。华人垦耕自十九世纪以来直到1948年,人数激增到300, 000 人,其中两个比较重要的促成因素是 -,原产品如树胶及锡米价格的下跌及二,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粮食危机。

在土地的运用上,由于土地的分配操在苏丹及英殖民政府的手中,而当时的土地政策是只有马来人有获得土地分配的权カ,因此华裔垦耕民无法获得永久的土地,只能靠租赁土地耕种或占用政府土地从事非法耕种。非法耕种的增加威胁了英政府的利益,使到他们必须拟定一项全面的政策来解决垦耕者及非法耕种的问题。

然而促成新村形成的最大因素还是

马共宣布将以武力夺权的决定。日据时期,许多华人垦耕者为了避开日军的逼害而往森林及森林边缘区开辟垦耕区, 并成了抗日马共军的资源和情报的支援者。这种关系在日军投降后,威胁了重回马来亚的英殖民政府的政权,于是英政府于1948年宣布紧急法令,并在“伯カ计划”(BRIGGS PLAN)实行下,强硬地将原本住在森林边缘及偏远地区的居民搬迁到规划的新村里,以便切断这些居民和马共的联系。

在这项搬迁到新村的计划下,垦耕民除了应获得分配土地建屋之外,还有两项条件必须符合的,即提供足够的农耕地给予村民耕种及新村的地点必须有经济发展的潜能。然而由於当时搬迁的过程太过匆忙而没照顾到以上的两项条件,导致今天的许多新村不是处於没有经济发展潜能的地点,就是面临缺乏土地耕种的问题。这可从1954年柯里 (W. C. S. CORRY)所做的报告书看出ー些端倪。他把当时全国438个新村的“可永久性”的程度分为三个等级,即永久、居间及临时的(图表二)。 1958年的分类显示只有49%当时的新

图表二:新村的早期分类

类属 1954年分类 1958年分类

数目巴仙数目巴仙

永久 92 84 54 49

居间 15 14 36 33

临时 3 2 20 18

110 100 110 100

资料来源:Nyce, Appendix V. P. 219 注:其他19个新村的资料无法取得

村是可以永久的,而有18%的新村是必须在紧急状态后予以解散的。可见当初新村的计划只是英政府为了对付马共渗透的ー项权宜之计,并没有么长远的计划。而这个“历史性”的疏忽,造成了今天新村发展的困境。当时他们所获得分配的房屋及农耕地,也大部份只是三十年到六十年的地契,许多将於最近几年到期而必须申请更新。然而也有一些甚至只拿到临时地契。由於房地及农耕地拥有权的不确定性,使到许多村民都不敢投下金钱去修葺屋子、改善周遭环境或投资在农业发展上。以下（图表三）及（图表四）显示了部份华人新村的房屋土地及农业地的拥有状况。

因此,我们必须了解新村的岀现是为了配合当时马来亚局势反共的需要, 而不是从“给人民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这个角度出发的。因此,新村的地点选择、公共设施、未来的发展等方面的考虑,也就不是长远的,所提供的居住条件也只是基本的设施勉强应付罢 To问题就在紧急状态结束后,新村这

样的“暂时”的居住形态却被继续下来,而政府於后来也没有为新村做出完善的规划,以弥补并提升新村的居住环境品质。新村就如一个弃婴,在如此先天不足,营养不良的情况生存发展到今天。

今天的新村又是怎样的状况呢?林博士在受访时,为我们精简的勾勒了目前新村的面貌。他认为目前国内的452 个华人新村可以约略分为两类,ー为城市新村,另ー类为乡区新村。从居住环境来看,城市新村的屋子密集,而且其中不乏毗邻而建的非法木屋,这和乡区新村的独立式板砖屋,还有空地当庭院的情形,无疑是强烈的对比。由於靠近城市,因此城市新村的居民比乡区新村居民来得更加多元化,这可以从他们所从事的农业、商业、轻エ业、服务业等工作显现出来。乡区新村居民则大部分以务农为主,然而他们每户口平均收入要比城市新村的户ロ少,即只有约ー千元每月,而城市新村的每户口平均收入达两千元每月。这种情形造成了乡区新

许多新村发展到今天,己处於非常拥挤的情形。

焦費点

图表三:1985年受调查新村的房屋土地拥有类型

（A）城市新村

1.万里望 20%地契（30年） 80%批准,但仍未发地契

2.兵如港 30%地契（30年） 70%临时地契

3.巴占 60%地契（大部份是30年）

4.后廊 98%地契（1985 - 87年到期）

（B）半城市新村

5.也南 100%地契（30或60年）

80%地契（30年,明年到期）

6,民万 10%Q.T.（60 年） 1%临时地契

7.马来甸新村 75%临时地契（1975年之后已未获更新） 25 %非法

（C）乡下新村

8.甘榜马保 30 %地契 70%A. A.（30 年,1987 年到期）

9.水闸 60%地契（60年） 40%临时地契

10,十二碑新村 60年地契

11.林马班央未详

12.竹芭 79%地契（30年）

13.瓜拉雷 95%地契（大部份30年） 5%Q.T.

14.双溪加南 7. 5%地契,67. 5%马来保留地及25%私人地

15.¢ 沙未详

资料来源:民政党调查

Q.T.:合格地契

A.A.:临时地契

图表四:受调查新村所拥有农业地的地契种类

巴占 20%AA

后廊 80%临时地契 80%地契 20%非法

也南 66%地契（30 - 60年） 14%非法 20%向马来人租地

民万 100 %永久地契

马来甸新村 100%永久地契

甘榜马保 50%地契（60年） 50%A.A.（30 年） 60%地契（60年） 40%临时地契

十二碑新村大部份是60年地契

林马班央未详

竹芭未详

瓜拉雷 95%（Q. T.）大部份30年,ー些60年） 5%临时地契

双溪加南 90%地契 10%临时地契

吹沙 100%地契（60年）

资料来源:民政党调查

焦・点

村里织烈的“跳飞机”风潮,青年人纷纷”跑到外国做非法劳エ。

这种“跳飞机”或到外埠工作的风潮,已使到乡区新村的屋子平均只剩下 4到5个成员居住,对比城市新村平均7 个成员的数目。在对待子女的教育方面,城市新村的家长比乡区新村的家长更加重视。乡区新村的孩子许多时候都因需要帮忙父母的农业事务而耽搁学业。总体而言,乡区新村面对的贫穷问题要比城市新村的来得严重,而且由於不注重教育,使到他们一直摆脱不了贫穷的桎梏。

虽然城市新村和乡区新村固然有它们不尽然ー样的地方,但它们却也共同面对居住环境品质不佳的问题。例如狭隘而破烂的道路,使到村民的出入很不方便,交通常於节日庆典之时陷入瘫痪的状况。新村简陋的沟渠,不仅杂乱无章、而且常处於阻塞的情形,使到排水系统形同虚设。其他市面的设施如民众会堂、诊疗所、中小学、游戏场等,在经过几十年岁月的洗礼及新村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呈现陈旧破落或是不敷需求的窘境。

政府的历史责任

显然的,我国政府有这个“历史责任”去改善新村的居住环境品质。然而政府多年来对解决新村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方案,甚至可以说新村的问题,一直都被排拒於国家发展的主流以外。这可以从历届大马计划所拨给新村的发展经费数目看得出来。(图表五)从图表上可以发现新村从乡村及社会发展总拨款所得到的经费激

减,如在第二大马计划,新村在乡村及社会发展的总拨款,即从〇• 303亿元中得到0. 12亿元,约占39%。但到了第四大马计划(1981 - 1985)1新村从乡村及社会发展的2. 021亿元的总拨款 ’中,只得到〇. 3亿元,也即占约14 %。从0. 3亿元中,452个新村每年只得到区区的RM13, 274元拨款。在第五大马计划(1986 - 1990)里,新村获得〇. 253亿元的拨款,也只占乡村及社会发展总拨款(2.5176亿元)的约十巴仙左右。

民政党於1986年对新村所进行的研究报告也指出,新村今天的落后情形, 可以归因於政府对新村缺乏发展计划, 配给的经费不足够、城市大蓝图计划偏差的把新村列为次要发展区以及政府的官僚作风延误了村民的地契领发更新等等。

在这种情形下,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加而新村的范围没有扩大,拥挤的情形及设施不能负荷,已使到新村的居住环境品质每况愈下。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由於英殖民政府所遗留下来的手尾没被予以妥当的善后,已使到其出现的发展衍生了许多社经文化上的问题,正如林廷辉博士在其论文指出,新村因地点不具经济发展潜能及缺乏耕种土地而形成的贫穷问题,是许多其他问题的根源, 如跳飞机而使到家庭组织瓦解、老少无人照顾管教的家庭问题、少年参加私会党误入歧途的问题、村民投机心态严重而燃起炽热的赌风问题、学生提早退学教育文化水平低落的问题等。

显然的,“新村文化”形塑的背后, 隐藏了许多的社会问题,而新村的居民也实在有足够的理由,要求有关当局正视他们的问题。尊

图表五:

(A) 1971 年-1985 年 5年计划拨款予乡村所有5年新村拨款及社会发展计划的拨款（a） / （b）（a）/ （b）

（百万元）（a）（百万元）（百万元） % %

(b) （C）

第二大马计划（修改） 12 30.3 10, 255 39. 6 0.11

第三大马计划（修改） 19 172.0 36, 772. 〇 11.0 0.05

第四大马计划 30 202.1 39, 329. 5 14.8 0.08

（第四大马计划中期检讨） 20.5 210.8 48, 859. 5 9.7 0.04

(B) 198)年-1985 年

第四大马计计第四大马计供开销的

划原定拨款支划修改拨款余款

(1981-85) (1981 -83) (1981-85) (1984-85)

百万元% 百万兀 % 百万元 % 百万元 %

乡村及社会发展 202.14 0.51 138.54 0.41 21〇• 82 0.43 72.28 0.47

1.乡村重整 100.00 0.25 56.10 0.17 111.10 0.23 55.00 0.36

2,社会发展（KEMAS） 22.04 0.06 3.82 1.01 6.48 0.01 2.66 0.02-

3,其他乡村发展计划 30.00 0.08 36.13 0.11 43.14 0.09 7.00 0.05

4.实用食物及营养计划 15.10 0.04 10.34 0.03 16.34 0.03 6.00 0.04

5.直辖区内乡村的基本设施 5.00 0.01 12.64 0.04 13.26 0.03 0.62 一

6.新村 30.00 0.08 19.51 0.06 20.51 0.04 1.00 0.01

资料来源:第二大马计划,第三大马计划,第四大马计划及第五大马计划中期检讨。

焦I点

“妥得广改千方间,火亂夭下寒士俱欢癞,虱兩恭翎安め山! 4 4!何时眼嚙突九览此屋?君庐技破受冻死亦足! ”

--杜甫:手屋佑秋风所破歌

随着城市化的过程,现有的市区迅速扩展,乡区及小镇居民涌入城市的情况更为显著。综观我国的屋业发展,大部份的建屋计划都集中在城市及其周边地区,除了廉价屋或中低价屋之外,其价格也往往不是一般受薪阶级所能承担的。吉隆坡、八打灵、新山、怡保、槟城等可谓全马屋价最高的地区。近年来房地产市场蓬勃活跃,房屋价格更是节节上升,尤其是每单位4万至6万元的房屋不容易找到,就连中等收入者也望屋兴叹。那些每月收入介于RM750 / = 至RM1500 / =者,往往只能付出昂贵的租金租用房子。

由于低收入者较有能力购买的廉价屋供不应求,城市地区的居住问题成了居民的一大烦恼,也形成对有关当局的一大挑战。其发展结果,居住在大都会的人有相当大部份是所谓的“违章木屋居民”(Squatters),木屋区颇为普遍。有的学者甚至将木屋居民称为“城市开拓者"(Peneroka Bandar),因为木屋聚落是因着他们的劳动和精力及时间的付出而形成的。估计到了公元2000年,我国有将近半数的人口将是市区居民,剧增的城市中下层收入者对房屋的殷切需求,势必成为政府政当局的严峻挑战。唐代诗人杜甫(712-770)当年殷切的期盼,正好反映了现今我国普罗大众同样的憧憬和期待。

木屋居民的问题主要是城市和市镇形成过程中缺乏完善规划所带来的问题,当然也是国家与社会的问题。我们就以全国首善之区的吉隆坡和八打灵作为例子来说明有关的情况。

根据吉隆坡市政局在1992年所进行的调查统计显示,吉隆坡总共有256个

•图表ー:吉隆坡违章木屋村调查统计表

序地区违章木屋村占地（公顷）人口戶

1 蒂蒂旺沙 38 204.21 29140 4869

2 容都 35 267.98 27704 4585

3 敦拉萨镇 32 353.60 21685 3450

4 班台谷 29 315.97 28644 4763

5 蕉赖 28 146.51 23488 3790

6 武吉免登 27 81.23 12714 1757

7 士岩沫 24 105.81 19810 3096

8 文良港 16 106.47 14956 2180

9 旺莎玛株 15 160.76 24766 4031

10 甲洞 12 179.24 22732 3647

总计 256 1921.78 225,639 36168

资料来源:吉隆坡市政局1992年统计报告书,《中国报》,31/5/94刊载。

违章木屋村,占地I921. 69公顷,木屋居民近4万户,人口达225, 639人。换言之,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居住在违章木屋。这是ー个非常可观的数字,不能等闲视之。这些违章木屋大部份是分布在政府保留地、河边、火车铁道旁和废矿湖地;也有的占用私人土地。木屋区人口的增长率估计是每年9. 7%〇

★

针对木屋区问题的处理,首相1992 年在国会答复吉隆坡新街场区国会议员陈国伟的询问时表示,政府的确是认真要兑现公元二千年时全面消除所有本屋

区的诺言。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重新安置所有木屋居民的计划包括:

（一）对木屋家庭进行人口调查统计,并提供市政局组屋或长屋予涉及发展地区的木屋家庭,同时在他们迁往有关的单位后,即刻推倒他们的屋子;

（―）发展木屋地区及建立更多廉价屋和中价屋,而有关地区的居民,将获优先权购买将在该区兴建的房屋;

（三）优先给木屋居民购买由市政局或私人领域建立的廉价和中价屋;

（四）规定私人领域兴建和移交廉价屋给市政局,而市政局将负责处理有关房屋的销售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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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市政局将购买发展商保留予土著但未能售出的廉价屋单位,然后再把有关单位租给木屋居民;

（六）管制和采取行动遏制新木屋区的成长;

（七）每年兴建5千单位的廉价和中价屋。（《星洲日报》,4/8/92）

尽管构思良善,在执行方面存有许多问题和弊端有待克服,尤其是作为行政与决策单位的市政局,更扮演重要的角色。当前的情况是:木屋区迫迁事件屡见不鲜、居民和发展商的争执不时出现。这一方面是因为木屋居民在有关地区居住了一段时期,但未取得合法地契。一旦有关地段具有商业价值,发展商在未妥善重新安置居民之前,就采取强硬的手法进行迫迁和摧毁木屋区,将

居民赶走,因此冲突马上形成,常常是由该区的代议士居中协调。但发展商往往结合执法单位、决策单位和地方政治领袖的力量,使木屋居民在维护住的权益方面处于下风。莫哈末纳西•哈森博士提出了城市开拓者被剥削的情况（Dr. Mohd. Nasir Hashim, 1994: 33）〇（见图表二）

★

马华公会联邦直辖区联委会主席陈财和曾批评吉隆坡市政局对房屋问题的处理表现差劲。目前吉隆坡尚有4万户人家住在所谓的非法木屋区内,其中2 万户家庭安顿在临时性的长屋达!5年之久。吉隆坡屋荒问题严重,可是如果市政局不积极努力采取对策,而光靠私人界是无法有效解决问题的。

・图表二:剥削城市幵拓者关系图

根据房屋及地方政府部1992年的报告显示,巴生河流域的总人口为290万人,其中有13%是违章木屋居民。根据 1992年的人口调查,雪州的木屋居民有 21万5千4百94人,其中八打灵县最多,达98432人、其次是鹅麦县52500 人、接下来是乌鲁冷岳县22988人、巴生市18283人、沙白安南县!6700人、瓜拉冷岳县790人及雪邦91人。（《星洲日报》,8/12/93）ハ打灵县的范围涉及三个地方政府,即ハ打灵再也市议会、沙亚南市议会及八打灵县议会。

简单来说,政府的解决方案主要是通过兴建更多的组屋、廉价屋和中价屋,以期全面消除城市的木屋区。

早在已故敦拉萨担任首相的时代, 就已经将“居者有其屋”列为努力的目标,在各个大马五年计划下都设定了兴建房屋的数量（尤其偏重廉价屋）。但若检讨历年来的大马计划,目标与落实的情况显然尚有一段差距,尤其公共领域的表现差强人意。（参阅图表三）

•图表三:1971至1990年公共领域及私人界建屋目标及完成单位

1971 - 1975 完成 1976- 1980 1981 - 1985 1986- 1990

计划完成计划完成计划完成

公共领域 86,076 220,800 121,510 398,570 201,900 149,000 97,126

公共廉价屋 13,244 62,200 26,250 176, 500 71,310 45, 800 26,172

土地计划房屋 41,965 53,100 36,770 110,010 34,980 57, 500 31827

机构&员工房屋 24,240 48,200 20,560 58,500 25, 450 27,000 11,284

中价&高价屋 6,627 57, 300 37,930 53,560 70,160 18, 700# 27,614

私人界 173,734 262,000 362,680 524,730 204,170 552,500 203, 802

私人发展商 64,862 100,000 199,490 349,470 104,800 540,000 大 196,319

廉价屋 90,000 19,170 370,40〇・ 88,877

中价&高价屋 259,470 85,630 169,60〇・ 107,442

合作社组织 3585 12,000 4,120 25,260 4,570 12, 500 7483

个人&团体 105,287 150,000 159,070 150, 000 94,800

总计 259,810 482,800 484,190 923,300 406,070 701,500

资料来源:第三、第四、第五及第六大马计划

备注:甘:在1980- 90这ー项归类为“其他建屋计划”,包括13,200单位的廉价屋。

* :在1986-90私人发展商,私人和团体都计算在ー起。

在第六大马计划（1991 - 1995）下,政府的目标是兴建57万3千个单位的房屋,廉价屋占其中的60%,即 343800个单位。副首相兼财政部长拿督斯里安华依布拉欣强调,政府非常关注低收入者的房屋困境,除了已拨岀的14 亿元之外,今年增加12亿元（包括在政府大力号召,私人界积极响应之下所筹获的10亿元房屋援助基金）,总共26 亿元,以全面发展廉价屋,协助低收入者落实“居者有其屋”的目标。除了政府及政府代理机构外,政府也鼓励更多私人界参与廉价屋计划,以协助赤贫及低收入家庭获取栖身之所。

所谓廉价屋,其定义是:（一）面积不得少过43平方米（462平方尺）；（二）必须有两间卧室,ー处客厅和餐厅共用的地方,ー处烹饪的地方和一个卫生间;（三）售价不得超过马币ニ万五千丿じ。

在上述26亿元计划下,政府已双管下,通过州政府及私人发展商兴建组屋及廉价屋,出租及出售给贫穷人士,其中6亿元是通过州政府兴建廉价组屋, 特别是应付国内新工业区的需求,另外 5亿元专门贷款给发展商兴建2万5千元以下的廉价屋。此项贷款的利息为 2%,迄今政府已贷岀2亿多元,所批准的屋业发展计划共35个,涉及的廉ゆ屋单位共14592个。另外5亿4百万元用在兴建公共廉价屋,以及1〇亿元用在发展全国房屋业。

迄今各州政府提呈了 42项申请,政府已经批准其中的16项计划,所涉及的组屋共9千个单位,总值3亿9千2百万元。

副首相指出,政府在全国六个地区购买土地,作为推行特别房屋计划,以解决人民的居住问题。这六个地区包括

发展商摧毁木屋区的房屋,常常引发与居民的冲突。

巴生河流域、槟城、柔佛、怡保及其他急需房屋的地区。在有关计划下,政府将兴建!7800个单位的房屋,其中42% 是廉价屋,即7269个单位,其余则为适合中下阶层的房屋。

目前我国总共有400万个单位的屋子,若以2千万人口计算,平均每5人就享有一个单位。但实际的分配情况是不均衡的,ー些人拥有5、6个单位,另ー些人却ー无所有。房屋暨地方政府部长拿督陈祖排博士认为,要达到居者有其屋的目标并不容易,这也是许多国家所共同面对的问题。我国政府所采取的做法包括将廉价屋的价格控制在2万5 千元以下,以及让人民提取公积金购买房子。即使是25000元,仍有许多人买不起。因此,政府就协助这些赤贫人士租屋子,申请条件是每月收入低于 RM500,每单位的租金RM100至 RM14。之间。

根据房屋暨地方政府部长拿督陈祖排博士的说明,在第六大马计划(1991 -1995)下的343800个单位的廉价屋目标当中,私人屋业发展商将承建21万7千个单位,而公共机构则建12万6千8百个单位。截至1994年止,私人机构已完成84. 2%的廉价屋,即18万2千6百 24个单位;而公共机构则表现逊色,只完成3〇. 9%,即3万9千1百36个单位。根据陈祖排博士的解释,公共领域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水平,其中一个原因是各州政府因土地及其他问题,而未将兴建廉价屋列为优先发展领域。

由于我国房屋发展计划的批准程序涉及三个阶层,即中央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彼此之间的不协调以及缺乏一致性,以及许许多多的繁文缚节,致

使建屋计划的执行进展缓慢。尽管中央政府有明确的规划,但州政府和地方当局的配合显然有待进ー步加强。ー些州政府以缺乏土地为理由退迟没有完成建屋目标,但与此同时却批准动用大片土地兴建高尔夫球场,这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同时也显示部份州政府并未认真优先解决居住的难题。就吉隆坡的情况而言,虽然首相和吉隆坡市长都曾表示要在公元2000年时全面解决吉隆坡木屋区的发展与重新安置问题,但以现有的规划和工作进展来看,要在几年内重新安置木屋区的四万户人家,显然非常不乐观,可行性有待商榷。

雪兰莪州政府也在两年前宣布要积极筹备兴建每单位ー万五千元的廉价屋计划,以解决雪兰莪州35万个违章屋居民的困境。然而这项计划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任何动静。

与私人发展商相对而言,公共领域或政府机关一般只是将建屋计划当作一项工作来执行,其积极性和有效性往往不及私人界。就私人界而言,兴建廉价屋是盈利有限,甚至无利可图的冒险生意,因此兴趣缺缺。在私人界中一直以来扮演“火车头”角色的马来西亚发展商工会,在承担了多年来政府所交托的兴建廉价屋的“使命”,备感压カ沉重,而多次提出各项建议,包括要求其他相关单位(例如银行,建筑材料制造商、建筑业的专业人士等)也来分担此项“使命”,纾解压カ。

要通过兴建廉价屋来全面解决木屋区的问题,还有待各有关方面更密切的配合。当然,政府制定可行性更高的房屋政策以及发挥更大的推动カ,显然是不可或缺的。鈴

张灯结彩的“回儒交流”总算落幕 T,官员与学者均打着“文化融合”的旗号争相发言、粉墨登场。连我们报章写社会评论的朋友们也挤入“布尔乔亚式的媚俗”的行列,来来去去不是空洞的说“回教与儒家在价值观上有许多共同点”,就是夸大了交流的作用,认为就此廉价的“沟通文化达致种族和谐“ 〇

学术文化,ー个被认为中性的领域也饱受政治权力的污染,形成新的逼害,只准去歌颂“回儒交流”而不允许质疑它。学术文化成了极权性的文化霸权（hegemony）,加上它的神圣且不容质疑,使人无法察觉其背后的权力作用,吞没或拒斥一切的“异议言说”。学术文化替代了军队警察,利用“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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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恐怖支配,使人无法分辨什么是政治权カ,什么又是学术文化。

学术这玩意儿并不如我们所想像的那么了不起,尤其是当它落在“具有政治身份人物”的热心文化动作时,它所具有的控制和支配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他可以有一群替代包装的学术宣传人员和文化刽子手,清除学术界可能存在着的异议份子,这也就连最后一片自由的领域一学术,将变成出卖灵魂的文化娼妓。

学者喜爱夸大学术作用,一般的群众也容易被唬骗。“回儒交流”是“东方主义”的大合唱,塑造“保守主义”的精神庙宇,宣传比实质的作用来得大。对于这次“回儒交流”学术大庙会,我在此提出八点质疑:

㈠儒家是民族性的人文传统,伊斯兰是信仰性的启示宗教,他们对于真理的态度和前提都不同,究竟对话的方法论基础在那里,会不会有什么实质的进展或结果;

（按:伊斯兰启示宗教宣称真主阿拉的绝对、唯一性,《古兰经》是真主之言,是不容质疑的最高权威。伊斯兰可能放弃她的绝对和唯一吗?是否她能够承认宗教多元主义,而不宣称信奉阿拉是唯一的“救赎之径” ？）

㈡马来学界翻译的儒家经典是否可靠。汉语是象形文字,字型本身就具有认知意义;马来语是拼揍的结果,我们不能单从字面了解其意涵。所以,“汉语与马来语在本质上就存在着一种“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马来学者多数都无法直接阅读汉语经典, 他们只能借助于英文译本,所掌握的ー

定有限;

（按:Incommensurability ー词是借自美国哲学家W. V. Quine,意思是说“两套理论若无法完全地转译到ー个中立的语言中去,它们便是不可共量的。采Thomas Kuhn的讲法,两个“典范”（Paradigm）是不相容的,儒家与伊斯兰基本观点和前提就不同,处理的问题和对象也不同,她们各自采纳的语言都在各自的脉络和处境中展开,儒家的语言如何“翻译”呢?举个例子, “仁”这个汉字ー看就知道指的是“双人”,英文音译作“ Jen”,直译为

“ goodness"和 “the way of man" ,根本就无法充份的表达其意涵;再如《论语》中的“天”,英文音译

Tian",直译为“Heaven”,这都可能背离了原典的真正意涵。）

㈢以杜维明、王康武、成中英作为儒家阵营的权威性代表是可疑的;

（按:首先,国内华社竟没一位可以代表儒家发言,是我们的一大耻辱,暴露出我们是“文化依赖”的进口商人和 “文化贫血”的先天性小儿麻痹,在可预见的将来,关于儒家的解释可能就此落入马来学者的“诠释权”中。

杜维明什么时候跃升为“儒家的权威专家”呢?把他放在中国、台湾、香港甚至是世界儒学研究学者的行列中, 他对儒家的诠释有过什么精辟、独到的见解,他的专著能称得上“权威” ?以台湾各研究所的儒家论文参考书目为例,杜维明的著作是很难上榜的。比起成一家之言的牟宗三,和他的老师徐复观,甚至与他同辇的王邦雄,杜维明的学术成就恐怕都无法和他们相提并论, 这就妄论“代表性” 了。又,王康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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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历史界,且以研究东南亚史见称,什么时候他竟也代表儒家发言了?）

㈣举办学术会议,将伊斯兰与儒家相提并论、公平对待,就表示政府欣赏、尊重华人文化吗? 一场ー场的学术大拜拜、ー篇ー篇的长篇访问、演讲、论文,有比将华人文化列入国家文化来得重要吗?什么是“本”,什么是 “末” ?什么是“实质”,什么又是 “做政治秀” ？

（按:大家已经遗忘了,华团曾于ー九八三年三月召开华人文化大会,通过提呈“国家文化备忘录”及“文化大会宣言”,向政府表达反对七一年由文青体育部制定的所谓“国家文化”三项原则。三项原则只强调马来文化及伊斯兰的重要性,根本就无法反映现存各族文化并存的事实,执政者可以根据三原则利用行政权カ,推行不适合于其他文化发展的政策。“交流会”除了热闹,还有什么实质的行动呢?难道这就叫作尊重华人文化吗?没有经过合法的条文规定,搞所谓的“东亚系”、“回儒研究中心”,那仅是“舍本逐末”的慰藉做法。

什么是“国家文化” ?举办成千上万的“交流会”会比将华人文化列入 “国家文化”的实质规定中来得重要吗?如果我们就此“转移课题”模糊了诉求的目标,ハ五年的“全国华团联合宣言”不就成了一种“可笑”的“误会” 了吗?）

（五）在强调伊斯兰和儒家的价值观之同时,为何总是将它们视作是挑战西方的所谓东方文化呢?振兴东方传统无可厚非,但没有必要拿西方做为攻击的对象,重新重视文化融合,是否有助于

改善现有的人权的恶质?

（按:复兴文化、重整价值观,一直是我们共同的目标。但没有理由因此可以抽离我们的实际状况,空洞、夸大所谓的价值观,如果这样的价值观强调可能牺牲了对人的价值、权力的尊重,那肯定是一个阻碍我们发展成熟、自主的公民意识的新型意识型态、是古代封建思想宰制的借尸还魂。我们无视于我们的处境,在我们的相关政治、社会、文化遭遇中开展所谓的交流,由几个“跨国学者”（〇ut of Context）将我们的现实问题抽空,悬在半空中陶醉地做自我的文化欣赏,空洞的谈论“共同价值观”,并无法改善一些存在着的恶质政治课题。请问,没有充份的言论自由, 我们会公允的评判儒家和伊斯兰吗?没有民族生存的自由权,少数民族的文化生存权如何受到保障?不合时宜的内安法令、出版法令、警察法令至今未做过恰当的修改,难道这就叫作东方的“共同”价值观?）

肉“回儒交流”的对话果真如此神奇地“促进文化融合、民族和谐”,好像我们处处有冲突的战争状态似的,好像我们的民族关系紧张,“回儒”有助于消除不安。如果“文化”是ー剂融通的良药,何以过去处处压制其他文化的发展?

（按:在长期高压统治和政策的维持下,我们的社会享有安定的生活,这还不够和谐吗?文化融合在什么情况下オ算得上是融合?融合是“同中去异”还是“异中求同” ?我们常夸大“五ー三”的恐怖事件,但从来没人真正知道事情是如何发生的,甚至我们怀疑真有如他们所描绘的那么夸张。请问,促进

的大力资助〇

我国伊斯兰硏究能如此蓬勃，主因在於政府

文化融合、民族和谐是经由开几场学术交流会、办研究中心,还是公平合理的允许各族文化发展空间、支助各族文化资源来得重要呢?）

（七）伊斯兰与儒学在学术台上公平对待,是否意味着政府可以开明到资助每一年华堂的文化系列活动;政府的庞大文化经费预算每年拨给IKIM、IS-TAC、ABIM这些研究伊斯兰的单位,是否可能也同样支持华社资料研究中心的经费供作对华人文化或儒家的研究呢?

（按:ISTAC 拥有价值 RM10, 000, 000的总部建筑物和有三万册以上的图书馆藏书;IKIM同样计划拥有价值 RM10, 000, 000的研究中心,九四年的预算为 RM2, 500, 000; Pusat Penyelidikan Islam预算计为RM4, 700, 000,这还不包括正在进行的电脑纲路经费;Bahagian Hal Ehwal Islam 获拨款 RM73,700,000, ー间RM4, 200, 000的古兰经教育中心将被建造;每年政府投注RM120 , 000, 000 在古兰经的儿童教育上;以上所列举的,还不包括每一州伊斯兰宗教局

（Jabatan Agama Islam）以千万计的预算分配呢。如果真的有心于华人文化或儒学,为何不见政府积极于公平分配国家的文化资源予华社的文化机构?比起伊斯兰学的发展,国内的儒学研究事实上是空白的,华人对儒家的ー无所知更见我们的文化低迷,真正需要支持的、振兴的,应该是马来西亚华人的儒学研究。）

（八）如果政府真的重视儒学,而且儒学可以促进文化融合、民族和谐,那何不在理大增设中文系、允许新纪元学院开课招生,甚至在国家图书馆中增购大量的汉语儒学研究的著作?

（按:语文是文化的根、民族的灵魂（Bahasa Jiwa Bangsa; Bahasa lenyap, Bangsa Mati）〇华教斗争的路线不仅仅是母语教育的维护,而是在文化的可能性空间之中保存那基本的文化能力。学习儒学不能不懂汉语,文化是经过语文沉殿的结果,没有汉语就谈不上了解和保存儒学文化,正如瞎眼就无法分辨色彩与美丑是ー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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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文辉

II兼论鬼神观浅论儒家的天道

ー、殷周上帝观念的转变

殷商在古史是以酒和占卜而闻名, 因此尚书有“酒诰” 一文,敬诫后代子孙以为殷鉴（1）〇而商的甲骨文在不断的考古资料的发掘和出土,现今已成为ー专门学问。古代记载有商人尚鬼的话,指的既是商人凡事皆待占卜而后行。殷人相信有上帝的存在,这上帝不是别人,正是他们的祖先,死后升天为神,常在左右庇护他们,因此商人事事皆向祖先问吉凶,并祈望先祖的佑护, 故此他们的上帝观是狭隘的,上帝是殷人的上帝,非他族之上帝,所以其他民

照饅優

族不能祭拜之,殷入的上帝也不会去保护他们,由此可知,殷的上帝与基督教的上帝是有差别的。

殷末,周三分天下有其二,成为ー有势カ的诸候。但商朝毕竟为数百年的大国,势カ仍大。周的力量似未足以消灭并取代之。.然而,武王在牧野一役中竟然大蚊商军,此役的结果“血流飘忤”,可谓残酷。武王克殷固然是周人累世积德、行仁,民心归向,而商纣则荒淫残暴,民心离叛所致。但有两点可注意,ー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可见商在牧野之战以前,曾征服东方外族而耗损国力。ー说“昔周饥,克殷而年丰”。可见牧野ー战乃粮食攘夺战,武王成功利用饥民的积极性来伐商。（2）

虽然如此,武王灭商到底是事实, 为了让这突如其来的胜利,有一合理的解释,因此周的统治阶级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理论。又言“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认为“天命靡常",上帝是大公无私,毫不偏袒的,并不始终眷恋某一部族,上帝在上面观察,谁有道就助谁,无道者就失上帝欢心,所谓“得道多助”也。周人建国备尝艰辛。立国初始;武庚叛变,幸赖周公东征三年始平定,可说仍危机重重。周人由此体会人的努力的重要性, 并产生“忧患意识” 〇至此,商人浓厚的宗教观ー转而为人文观的勃兴。（4）上帝的意识,乃视天下万民的公意而定,人的地位也渐突显。上帝这具有公共意识的观念也渐为“天”取代,所以有天意、天听、天视等名词。中国人碰到麻烦,皆言“我的天”,这与西方言 “我的上帝” （My God）是不同的。

周代立国的背景,致使人文思潮的勃兴,影响以后中国思想界甚能,并成为中国思想主流。

二、儒家的天道观

西方的宗教是种外在超越的存在, 认为有一超越于人,在人之上的上帝布在。（5）但中国自周以降,上帝的观念渐为人本主义取代。儒家则为此中代表。儒家认为天是最大,最公正的。孔子说 :“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尧是中国第一位向天学习的人,法天则天可说是儒家思想之一〇

大学的目的就是要人学大一学天之大。因“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幡”，（7）所以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是无所不容,天也是大公无私的。就好像日月之光,从不私照,不因为厕所乃污秽之处,光就不照进去。只要厕所有一小孔,光线ー样透射进去。其次, 天是最勤劳,.永不言休,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 （8）四季运转,从不出毛病,不迟到早退,不感冒休假。

天有如是特质,那我们要如何来法天呢?易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9）宇宙天体运行不断,人生就得勤奋上进,方能“苟日新、又日

〇

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 长而不宰”。（10）

人的器量心胸,得像天般宽广无际,始能有容乃大,尽容天下之人与物;宰相肚里才能撑船。中庸说:“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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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ー,简言之就是专心致志。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不诚无物,诚オ有成果。人法天,即法诚也。诚是天的特质,法这个“诚”是人所当为的。“天有好生之德”,好生亦为天之德性之 -O孔学重仁,仁者爱人,仁者无不爱,爱人就不嗜杀,易言之好生之德就是仁。

则天,由人生论,亦可引伸至政治理论。她要求为政者像天地日月般大公无私,视天下万民如己出,ー视同仁; 行德政;用仁治。故孟子说:“无敌以天下者,天吏也。”、“行ー不义,杀ー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ヽ（11） “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12）这类例子在儒家典籍不胜枚举。这些政治理论, 盖从法天则而来。儒家最高境界一大人,就是“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同其吉凶。”的人。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天并不等同西方的上帝。西方的上帝是全能的、最伟大的。而中国的天却是人人学习的对象,甚至可达“天人合一”、“天人合德”、“与天地参”的境界。人类法天则天,总有与天齐一的时刻,所以孔子说:“人人皆可为尧舜。”（14）尚书说:“天工人其代之。”易经泰卦说:

“财（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扶植）民。”民初大儒熊十カ认为孔子内圣学有两个特点,其中ー个即是“天人不二之义”。他认为 “天有其德,而体之自人,人能体认乎天德而实现之,则德及流行盛大。故惟圣人能反己自修,乃能知天德之在我, 而实践无亏也...物以理成,人以德

立,皆天之有也。故天为人与物所以成

所以生之因。”

最后,他认为:“然人有灵性,而或丧之,则陷不德,是暴其天也。惟人能自觉,改而迁善,则复其初。人终不负天,而完成其天待以成之使命。故人道立,而天道始成。”（15）中庸所说的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ヽ“尽己之性,以尽人之性,尽人之性,以尽物之性。”都是天人不二之义。

三、儒家的鬼神观

儒家既不信上帝的超越存在,也不语怪力乱神。自周朝人文思潮勃兴以来,人的价值被肯定,人的地位被提高,人的力量被重视。人就如孟子所言的“万物皆备于我”（16）般至高无上, 人甚至可与天齐,鬼神及宗教绪观念自然失其地位,渐淡出中国思想界。子产言“天道远,人事迩。”孙叔豹言“三不朽”,直接影响了孔子的思想,（17）所以子不语怪力乱神,又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 （18）、“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 焉知死? ”（19）这些都予人以高度的肯定。

儒家的鬼神观与怪力乱神之妖魔鬼怪是完全不同的。事实上,早在子产的时代,已摆弃了灵魂观。子产认为是有了肉体オ有灵魂的,灵魂只是指此肉体之一切作用神气而言。魄是生理,魂是心理。人生以后,若在物质上精神上处境好,使用厚,他的身体和心灵,便会比别人强些。因此生前的魂魄（身体和心灵）如果蓄势太强太厚,死后余劲就可历久不散。（20）由子产的观念可知古

代的鬼神观并不含迷信成份。因为人死为鬼,祭鬼即祭祖,含有孝道成份。无怪乎孔子要责备非其鬼而祭之者,谄也! （21）

神,是指有遗德在民者,简言之就是造万物,妙万物者。如爱迪生,牛顿等科学家或者各行各业的祖师・,如鲁班（木匠）、孔子（老师）等皆是,中庸说:“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万物不可遗。” 天下万物形形色色,无鬼神,那有万物,故体天下万物,就不能怀疑鬼神之存在。他们发明了许多东西及理论,造福人群,德泽后人,后人怀念他们,纪念他们,自然视之为神。这比发明家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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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尽己性,尽人性,更能尽物之性,所以被视为神。这类造物者,已符合三不朽的条件。也够得上子产说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故死后余劲不散,历久不废,长存人心。

中国古代祭祀乃是对有功于民者或祖先的尊敬、怀念或感恩报德,与后来的祈求福寿,鬼神庇佑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四、结语

中国的人本主义思潮在孔子时已完成,西方世界则退至15世纪文艺复兴, 人的地位方始被肯定。事实上,宗教观念仍是思想界主流,17世纪为天才的时代,科学兴起;18世纪启蒙运动オ完全摆脱宗教的桎梏。在这点中国比西方进步干余年,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国是个早熟的文化,哲学的突破在春秋战国既已发生,由于这思想史上的特征,使宗教在中国难以生根发芽,孔子也未能成为一宗教教主。道教的产生,那已是汉以后的事情了。

自周初开始,上帝观在中国思想界渐行渐远。“天”的观念渐代之而起。但这“天”不似西方的上帝遥不可及,只要我们法天则天,念慈在慈,总有与天齐的一天。鬼神观在古代中国具有慎终追远及感恩的成份,非如后人般对鬼神的敬畏崇拜迷信。“神”（发明家、造物者）其实就是法天则天者,他们所为, 就在突破自然,利用自然,想与天齐者,现今在太空有太空梭、卫星;地上有汽车;海中有潜艇,都是与天齐的努カ。虽然离与天齐的境界仍遥远,但人类确实是不断的向这个境界步步迈进。

这是数千年先贤先圣积累而成的真知灼见。（22）今人不及此,反欲弃之而后快,宁不使人痛心哉。•

注释:

1. 白川静,題文的世界一殷•周社会史》, 台北:联经,民国78年8月,页65-66〇

2. 张阴麟,好•国上古史纲» ,台北:华冈, 民国67年,页!8〇

3. 钱穆,®国文化史导论》,台北:中正, 民国76年12月,页38。

许倬云,妪周史》,台北:联经,民国79 年2月,页97-98〇

4. 林载爵〈人文思想的兴起〉,麻国文化新论-根源篇》,台北:联经,民国79年2

月"页 380-382。

5•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帰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台北: 联经,民国79年4月,页11-12〇

6. 従磨》,〈泰伯〉。

7. 《中庸》

8. §仑语》,〈阳货〉。

9. 陽经》乾卦。

10. 《老チ》第十章。

11. 俄チ》,〈公孙丑篇〉。

12. 《孟ヂ》,〈梁惠王〉。

13. 傷经》乾卦。

14. 成チ》,〈告子篇〉。

15. 熊十カ,源儒》,台北:史地教育,民国

65 年,页 126-129〇

16. 成チ》,〈尽心篇〉。

17. 钱穆,佃国思想史》,台北:・学生,民国

77年,页 5-7〇

18. 熒语》，〈雍也〉〇

19. 物警》, 〈先进〉〇

2〇. 同注17, 页 3 — 5〇

21. 瞬》, 〈为政〉〇

22. 同注17, 页 3 - 5〇

论坛

惩治贪腐与端正政商关系I

“关系”(Guan - Xi)是近年来出现的英语新拼音单字,它指涉ー种独特的人际现象;凡事均不注重公平、公开与合理,而只讲“关系”，“关系”跨越了天理国法的屏障;以“关系”为主轴的人际行事风格,已随着这个字眼的国际化而为大家所周知。这种意义下的“关系”是个脏字眼。

而这个字眼所指涉的行为,却已成了当前大马的主要政经生态。在这样的政经生态下,人们遇事每常簧缘攀附, 朋比图利,或者即以政治权カ从事特权关说。政治与金钱依靠着这种独特的 “关系”管道而秘密相连,蔚为古已有之而於今为烈的贪腐浪潮。这种浪潮不但蛀蚀着所剩无几的官箴和公序良俗; 而且,“关系”和贪腐的“运作”所及, 我们社会还要付出公共工程品质及公共安全堪虑的可怕代价。“反特权”和“反贪污”已成了国民普遍都能感受到的迫

切急务。

以“关系”为主轴而形成的特权及贪腐现象,已至触目惊心的起步。从公务员涉及贪污、树桐芭砍伐、金融超额贷款案,以迄军火采购疑案 ,归纳所有这些案例,几乎令人感觉到,国内的特权贪腐之风,几乎已可谓到了没有一件工程或国营企业的重大措施不受政商畸形“关系”污染的地步。由于贪污腐化是如此的盛行与深刻化,以致在国际社会上一向被认为真正自由竞争的国际标,也都“入境随俗”地被我们的贪腐及特权所同化。英国报章对柏高水坝涉及贪腐、特权的报导并非空穴来风,而外国人从马英两国的争执中多少已有另一番体会。“权贵——重大公共采购或工程投标特权公司外

论坛

商”业已形成一个庞大的共犯构造,它们在集体瓜分着我们共同创造的资源。

关系和特权并非我国的新生事物。以往,由于在强调种族与阶级利益的封闭的政治体制下,少数人掌握着大部分政经利益的分配之权,他们根据关系的远近或一己的判断而进行资源的分配调度。这种“权カ的任意性”造成了大批以种族主义为标榜的“老特权”的出现。然而,诚如当代法国思想家皮耶・波底奥(Pierre Bourdieu)所指出过的, 任何社会的发展,并不必然走向旧的不合理状态之消失或减少,反而经常出现旧的不合理状态之持续与扩大。随着经济迅速发展之后的大马,特权与贪腐泛滥至此,即是鲜明的例子。当我们朝向

工业化目标迈进之时,诉诸于种族主义的“老特权”固然开始没落,但各式各样的以阶级主义为诉求重点的“新特权”却告兴起,而且更为肆无忌惮。匂们之反对“老特权”,并非真诚的要我革特权赖以存在的体制,而只不过是基于既往本身未能“包山包海”的嫉恨。于是,ー个特权作风超级横行、利益交易更加大胆的贪腐时代,遂和我们的エ业化、自由化进程同步发展。

经济持续增长之后,随着公元2020 年工业先进国目标的开展,却出现了如此这般的特权贪腐现象,如果追根溯源,首先应负起责任的是执政党的当今权贵。因为,随着工业先进国理想目标蘭开展,他们非但不能主动藉着新风格一

政治人物以权谋钱,国家能源公司的股份分配即为一例。

的塑造与展现,来为自己的政团重塑形象和重建“道德正当性”,反而在面对内外的挑战时,将政治予以粗糙的“化约”。于是,企业界特权人士大量直接或间接参政或成为当局在体制外的政治藉具,因而将政治价值化约为金钱价值。它所导引出来的恶质化走向是选举与政治风气更加败坏,贪腐更加广泛与深刻。而于此同时,联合执政党与政寿当然也就无法坚守行政及工程承包、采购的客观性与自主性,而只得扮演“政治散财童子”的角色,而向由自己豢养肥大、却已失却掌控的特权降服!由于特权与“关系”确实有效,许多相关业者当然也就被这样的机制所吸纳。ー个庞大而利益均沾的共犯结构,遂告出现。

特权贪腐蛀蚀社会规范

特权贪腐的体制化,目前已成了最让人忧心的政经现象。因为它的横行, 不但瓦解了行政权力自主的基本准则, 使得各类公共工程的发包及公共事务的执行失去了合理性;尤有甚者,自由经济下的公司营运、业务竞争、工程管理、技术引导等“资本主义逻辑”,也都因此而遭蛀蚀。特权贪腐之可怕,不只是少数人独占了非其分内的财货而已;更严重的是,特权贪腐横行之余, ー个社会所赖以维系的其他规范和准则,将逐渐被排挤至无法发挥作用的地步。特权贪腐的终极结果,将会是社会价值的彻底虚无。于是,少数人特权贪腐的时代,在社会的另一面,必然有更多的人虚无、自弃、愤怒并无所不为。

有鉴于特权贪腐的横行所造成的伤害,除了在价值层次,我们应对这种现

象大力抨击、揭发、检举之外;更重要的,毕竟还是当政者以及在野政党均应当对此问题,具有高度的自觉和警惕。在目前这个时刻,我们认为,这样的自觉和警惕,至少必须包括:

一、执政党必须痛切觉悟到,ー个政权的“道德正当性”乃是政党存在的最后凭藉;因此,重建这个已失落了的

“道德正当性”,理应是它自新图存府必要选择。具体的做法应包括:尽速与财团划清界线,有计划地将受人诟病的党营企业转移私营,并取消其一切特权。党的最高权力者应知,ー个政党的 “道德正当性”,必须靠着舍弃某些利益或方便,オ可能恢复。.

二、我们的政府已必须从整肃官箴、重造肃贪机构,并使行政权カ所主导的公共采购招标、工程发包根据严格且公开的法治逻辑而运作等方向,积极重建公务员的伦理和行政程序的“合理性”。只有“合理”才能杜绝特权贪腐。

三、作为在野政党者,除了应坚守清廉的政治操守外,亦应严格督促成员奉行法治的准则,并持续对特权贪腐进行批评和发掘。

民主政治从来即是充满着各种陷阱的政治。在目前的大马,我们所面对的第一个陷阱,即是经济迅速发展后所并发出来的特权贪腐横行。除非当政人物均有高度的自觉和决心,我们将不可能跨越这个陷阱。执政党与政府应尽速表明与一切特权贪腐划清界限的决心。我们希望执政党能在这个问题上,向社会大众作出成绩来。0

吾爱吾乡

•叶瑞生译

吉兰丹州在马来半岛上的地理位置相当特殊。其西与毗功州为界,但由于隔着主干山脉(Banjaran Gunung Titiwangsa),因此交通不便。其南部是彭亨州,而通过大汉山山脉的某些地区,吉兰丹可通到马六甲州。它南部的一条山脉,则把它和丁加奴州分隔开。吉兰丹的西南部是北大年(Patani),为马来群岛中重要及最古老的马来州属。在历史上,吉兰丹可说是独立于马来半岛其他州属的。吉兰丹的历史和北大年历史关系密切,有时甚至无法将两州所发生的事件分隔开来。

在阿拉伯及中国的古老文献中,吉兰丹曾以多种名称出现。•在以前的经贸道路上,来自阿拉伯及印度的商人, 曾经停驻在吉兰丹及列葛(Legeh) ( Patani)1再前往暹罗或柬甫寨,以通向中国大陆。据史载,著名的旅者马可波罗,曾于1292年采用此通道。《托勒密东亚地理研究》 (Researches on Ptolemy" s Geography of Eastern Asia) ー书的作者葛里尼(Gerini),剖析了托勒密的著作—— 《东亚地理》(Geography of Eastern Asia),并作出结论认为托勒密所称谓的戈里(Koli),位于马来半岛东部的ー个小镇,就是吉兰丹(被称为Kalantan) 〇相信戈里这名字是由北印度人根据佛佗母亲玛雅(Maya)的出生地, 戈里城(出自戈里树)而取的。根据葛里尼,吉兰丹州名是由戈里,在吉兰丹的地方语音读为“ Kolom”或 “ Kolam”的这个名词,和“thana”或“ tanah”及意思为边界的“auta”或“autam”所组合而成的。这组合稍后成了 “ Kolamtanah"或“Kolantam",最后变成 Kelantan" 〇

从唐朝( 618-907)历史及马端临(人名译音)(Ma Tuan - Lin)的《文献通考》,也曾提及哥罗(一日箇罗)“Ko-lo”或“哥罗富沙罗”。根据马端临,“哥罗” 是个古老的地方,早在汉朝即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后221 年,就已被多次提及。在马端临及其他中国的文献中,也曾提及宋朝( 960-1127)中国商人常到的一个港口,名为“Ku-lo” 〇这个地方在马来半岛,有人认为“Ku-1。”就是吉兰丹。在中国其他的文献中,也载有“Ho-lantan”或u Kon - Io - tan"的名字。它是于七世纪被提及的,并称位于暹罗南部及其北部为大海所围绕。

吉兰丹是马来西亚其中一个最古老的州属。

1613年绘制的德艾勒迪亚(De，Eredia)地图则显示了 1600 年位于吉兰丹河口的“CalantanRi。”,葡萄牙的其他地图则称呼吉兰丹为“Calantan” , “ Calantam"及“Calantao" 〇

1255年,据说巨港(Palembang)占领了吉兰丹。从赵汝适的著录(1255年),吉打、丁加奴、彭亨及吉兰丹皆受巨港统治。在爪哇的诗歌Nagara Kretagama ( 1365年)中,曾提及吉兰丹是在满者伯夷(Majapahit)的统治之下。在中国的编年史书中,提到十五世纪时,吉兰丹由一名国王所统治。这个国王的名字是古玛拉王 (Maharaja Kumala)。他曾于1411年派使者到中国。《马来纪年》(Sejarah Melayu)则记载苏丹阿末沙曾经攻下吉兰丹并掳走该统治者(即苏丹依斯干达)的多位公主。这几位公主后来则下嫁马六甲的王子。其中一位公主下嫁给彭亨的苏丹玛末( 1477- 1500 年)〇

根据《马来纪年》,彭亨拉查奥玛(Raja Omar) ( Sultan Abdul Jalil Shah II Johor)的王子,拉查胡申(Raja Hussain),也即是丁加奴拉查阿末(Raja Ahmad)的王孙,于1580年成为吉兰丹苏丹。历史上对这位拉查胡申的记述不多,很大可能他是于1603

吾爱吾乡

年北大年落入暹罗手中而丧失权カ。《马来纪年》也提及ー个王子占领北大年之事,该名王子后来皈依回教,取名为苏丹阿末沙 (Sultan Ahmad Shah) 〇他也得到马六甲苏丹赠送宫廷乐队。当时北大年是在马六甲的统治之下。暹罗王的世系和吉兰丹王的世系有密切联系,甚至可说吉兰丹王的世系源自北大年王的世系。

《吉兰丹史》的作者安格尔连斯(Anker Rentse),收集了从东姑卡カ(Tengku Khalid bin Tengku Bendahara Kelantan)开始的有关吉兰丹王朝起源的故事。根据安氏,吉兰丹原来的国王在ー次出国时,在航程中遇到暴风雨。所有的一切都沈没,王子倖免于难,被ー只海鱼救到ー个海角。那儿的居民集合在ー起遴选一名国王。根据那儿的习俗,当一名国王逝世后没有后嗣,ー只被认为神圣的大象将被带领到集合的民众群中,以便从中选出继位者。据说,该只大象选了被冲上海角的王子。他被选为国王,拥有Raja di Pantai-ni (意思为“在此沙滩的国王”)的称号。因此北大年的国名就这样出现了。

根据这个故事,这位出国的北大年王有两个王子。一名被委为北大年王位继承人,而另一位则前途未卜。有一天,当国王在海边时,他看到南部的地方在海上闪烁。由于深受吸引,国王将该地命名为“ Kilat - kilatan”。这个地方的名字以后就变成了 “吉兰丹”。国王带同王子ー起去那地方,他们在瓜拉哥洛(Kuala Golok)登陆。他们发现它非常适于成为ー个州。该州后来就此命名为吉兰丹。国王就在打巴尔(Tabal)为他的王子加冕为王。他们在那儿建了一个城堡,它就是吉兰丹州开始的第一个中心。

也有一些地方掌故记述吉兰丹州名是以ー种树名" gelam hutan"而取的。这种树遍布吉兰丹沿海一带。

整体而言,有关吉兰丹的起源和早期历史的资料并不齐全。所知的也只是满者伯夷(Majapahit)对它的影响很大。而回教传入吉兰丹的情形也不详。根据当地的故事,回教是通过中国云南传入吉兰丹的,而这发生在回教传入马六甲之前。

依安氏的看法,吉兰丹在被暹罗占领之前是个重要的州。由于舌兰丹位居经贸的通道,因此其河口成为欲航向暹罗湾通往柬埔寨,然后到中国的最佳停歇处。这些都发生于两千多年之前。开始时,这个州为原住民所居往,后来马来人才开始居住于各个河口。鈴 (译自 Zakiah Hanum 所著的 Asal - usul Negeri - negeri di Malaysia,第四章,页 22-26) 〇

编者按:上一期“吉打州名的渊源”,第42页,最后一段第三行的易经,实为义净,是ー个和尚的名字,特此更正。

Biduk Pakoh AH Sa&jan TH 1049 (TM 164〇)

Wan Dimin P&tani (Date，Pangktlan T国) th iwe(TM wee)

Tibh Sutong ¢14)

LONGPAHOAK TH 1169-1171 TM 1756-1768

(2) LONG SAHAR

TH 1133-1140

TM 1721 - 1733

(11) RAJA OMAR (Sulun Omar) TH 1008 (TM 1675)

Raja Pah

PERTALIAN DI RAJA 皇室世系

〇)

SULTAN iSKANDAR SHAH

Nenggiri Shawal 819 (TM 1418)

Sultan Aia JalEa Abdul Jalil II

(Raja Omar) Johore TH 973 (TM 1665) ⑵ SULTAN MANSOR SHAH TH 860 (TM 1465)

\ Siak 1 ⑸ 1 Kampar 1 1 Onang Kening

(隔祐 HasMn) RAJA HUSSIN Raia (3)

TH 992 - 1018 Mahmud FVUAGUMBAK | 十 }

(TM 1584 - 161〇) TH 928 (TM 1626) Rs甬 Mah Mu^affar Shah Raja Dewi

L Perak 1 1

1 1631 (4)

¢7) RAJA AHMAD

TH 992 (TM 1664)

RAJA SAKTI Jwnbat TH 1046 (TM 1638)

WUA ABDULLAH (财istedS 9)

OO) RAJA AB RAHIM TH 1002 CTM 1671)

-------1

(8) RAJALOYOR TH (W (TM 1649)

⑹

CHE WAN 0BANG (PacUcB Om Sittl) TH 1018- 1068 TM 161〇- 1677

05)

LONG MLIHAMAD TH 1171-1176 TM 1758-1763

(U)

LONG SUlAtMAN

TH 1146 0733). TH 1109(1786)

06)

LONG YUNUS

TH 1176(1763), TM 1209 07B6)

(9)

PUT 田 I &XDONG (PUtert Wiiava Mato) TH 1074 (TM 1663)

Sultan Mansw Shah Marhcm Jacggut 1740-1703

(W)

LONG MUHAMMAD Sultan kUwmd I (MarhcmMandol) TH 1216-1251 TM 1800" 1635

Cha Ku (Ronambeng)

Lor^ latneil 期 Kg, Lss)

Tengku Long Muda (Tgku Kota)

Tarflku Long Yusotf (Raja Bddt Panclw)

Lctq Tan

(Terrwiggorg Ans Pihlwran) ¢20) LONGSWIK Sul 助 KUwnad 11 (Martwm Mulut Meraii) TH 1253- 1304 (TM 1837- 1096)

Tengku Tuan Namah

¢19)

LONG JEMAL Raja Bendahara Banggoi TH 1251-1253 国 1835-1837

Ch» Ku Tetar

Ch» Ku Tusn Nawl

(V)

T&1GKU MUHAMAO TH 1210-1216 TM 1796- 1800

Orang icays fiiji DI Raja To, Wan P«xhk

To' Wan Atxj Bakar

(21) LCNGSULONG Suf tan Ahmad (Martiom Tarxjah) TH 1304-1307 (TM 1666- 1889)

PERTALIAN

(Ikut Bilangan Dalam Lingkcrgan)

To, Wan Dstsman

T。’ Wan Ka&sirn

Wan Ab. Ghaffur Wan Kbah 1

Nik Wan Muhahwj AmS \ WkWanZiinab (Sul Uriah Zabab)

(22) LONG KUNDOR Sultan Mihandd 111 (Msrhom Birgtu) TH 1307-1300 (TM 1800-1890)

(24) TENGKU LONG SfiJIK Sultan M/wnad N TH 1317-1339 (W 1890- T32O)

LONG MANSOR Suit» Mansor TH 13CB-1317 (TM 1000- 1899)

----------1

T&4GKU ZAIK^l ABIDIN (Raja Muda)

Temi MOHD. HAMZAH (Tang Sri Ktoheraja)

(25) TENGKU ISMAIL (Su<w Ijmair) TH 1339- 1368 (TM IflOO- 1944)

(26) T&IGKU IBRAHN Slitin Ibnhlm TH 1363-1360 CTM 1M4-1960)

TENGKU K£MBANG PUTERI (Tenglcu Matwwii Puled)

TBJGKU AZIZAH

TENGKU ZAM

TBJGKU MAZIAH

T&IGKU MARLAN

TENGMJ ROZAH

TENGKU SALWAN

TBKKU ROHANI

¢27) TENGKU YAHYA PETRA Suftan Yahyi Pain TH 1360-1399 (TM IMO- 1979)

TBJGKUZAN^B C Raja PranxxMn Zs成 II) C Raja Ptmalnri A^^ K・ 6)

T04GKU ABDUL AZIZ

TENGKU RA2ALEGH

T湖KU ROBffIT

(掴) TBOOJ ISMAIL PETRA Sultan lamail Pmra Diputnk» pads 20hb Mi/iaram 1369 BerumMH 11 Nowrb«r ［皿 T.*i na*i Tvkhta Kgaan 3ns P®da 2 JamacfiJ Aw*l 130¢. beraamun 29 Mac 1579,

TB4GKU ANIS (Rott Paranxxjan Kelanlin)

T&IGKU TBxaaj TB4GKU

MUHAMMAD MUHAMMAD MUHAMit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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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赏析

振兴古国^^文化

扶植民族艺术花

---访“老会茶馆”有感

•玲玲

今年三月三日,我去了北京的“老舍茶馆” ー趟,虽然只有短短的两个小时,内心却有无限的感触。

我是喝咖啡、喝可口可乐长大的六字辈孩子,上茶馆一事对我而言是件新鲜和好奇的事。这一次到北京,上“老舍茶馆”,除了是想领略一下中国茶文化的“滋味儿”,另一方面,老舍名作《茶馆》的确也撩拔起了我的好奇心。

茶馆在中国的历史,原来几乎和茶的历史一样久远,听北京的朋友说,那是秦汉时代的事了。三国两晋时,不但民间已有饮茶习惯,而且逐渐传入宫廷,在唐宋时代,茶馆就遍布中国城乡了。唐代《封氏闻见记》中记载的“多开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之。”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客到必以茶敬示,从此“此俗遍天下”,成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一部份。解放后,由于某种原因,茶馆在北京街头消失了。

茶馆过去曾经是北京广大市民所喜爱的活动场所,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多种功能,有着重要的作用。它是社交的场所,在这里,可增进人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它是经济界进行经济信息和经济往来的交谈场所,它是大众文化娱乐的场所,有北京市人民喜闻乐见的各种文娱活动,在普及大众文化艺术方面有著重要的作用。即如老舍笔下的《茶馆》:工人找活干,上茶馆;夹包卖古玩的,上茶馆;说媒的,上茶馆;朋友聚会,编辑约稿,也上茶馆。上茶馆不光为了解渴,它是交际活动场所,也是搞公共关系的所在。你可以随心所欲, 但有一条请记住:“莫谈国事“ 〇

茶馆在北京,是ー种综合体。它是ー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

象。过往与未来,传统与变革,在这里交织着。我想老舍先生当年就是抓住茶馆这个典型场所,一下子勾画了几十年的北京风俗和社会变迁。

ー九八八年,被人称为“京城一绝”的茶馆,销声匿迹三十几年之后, 又复活了。那就是“老舍茶馆”。“老舍茶馆”设在前门西大街路南新建的北京大碗茶商贸集团商场三楼。进门登上三楼,第一眼就看到了老舍先生的铜像,我马上便联想起这位人民艺术家的坎坷生涯及其不朽名作《茶馆》.“老舍茶馆”这个名字乍ー听,我以为这是老舍开的茶馆,原来不是。以老舍的名字命名茶馆却也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 老舍在文学方面有着卓越的成就,是值得永久的纪念的。

当我走进茶馆,出现在我眼前的可不是老舍笔下向人乞讨的大傻杨,也没有看见想娶老婆的庞太监,买卖人口的刘麻子,相面的唐铁嘴,甚至是出卖女儿的乡妇。我想起老舍《茶馆》里的王掌柜有一句发自肺腑的哀词:“改良, 我老没忘了改良,总不肯落在人家后头。为什么就不叫我活着呢?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 ”我顿时大悟,时代不同了,随著中国改革的深入,怎么可能还会是一幅反动统治下北京城没落的情景呢?

是真的改良了。中国一直都在变。茶馆的重视是应该适应新社会、新时代的要求,在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诚如 “老舍茶馆”的开办人,尹盛喜先生所说的:“万变不离其宗。茶馆以老舍的名字命名,就是不忘老舍先生和民族文化精神,我把这种精神凝练成一句话, 就是“振兴古国茶文化,扶植民族艺术

艺文赏析

老舍茶馆一隅。

花。”我想,这个地方正是老舍不朽作品《茶馆》在新时代的延续。

“老舍茶馆”的确真有茶馆的味儿。ー排排乌黑发亮的硬木桌椅,有秩序地摆列在明净的堂屋里,一切都显得更为典雅、精致。茶馆里设有一百三十二个座位,还有三间雅座。无论你坐在哪ー个角落里,都可以看到设置在正中间的小舞台。那不是一般的舞台,整个小舞台看起来素雅而富有传统特色。我选了ー个座位坐下,那是人民币ー百五十元的座位,应算是后座吧,因为距离舞台还挺远。这时,侍茶的小姐们走来了, 身穿红缎子金花旗袍,在柔和的白炽宫灯下,她们提着精致的黄铜壶,把我们

面前的碗盖掀开,就这么ー倒,ー股浓烈的茶香马上就沁入到我的肺腑,真的是“够味道”,接着她们托着黑漆盘, 给茶客们送上点心。我坐在座位上,向周围的茶客们望了一望,我发现有些是特邀来品茶的,有中外各界人士洽谈生意的,有爽语畅谈的,还有像我一样慕名而来的,他们总爱东看看,西瞧瞧, 觉得一切都新鲜有趣。到“老舍茶馆” 原来不单止可以让茶客们品茶、饮茶, 还可以欣赏曲艺。这里演出的节目种类很多,包括京韵大鼓、西河大鼓、乐亭大鼓、梅花大鼓、单弦、双簧、相声、戏法、京剧、评剧、曲剧、民乐、杂技和魔术表演。节目包罗万象,很遗憾有些节目表演我看不懂。我向周围的茶客再望一望…却怎么也瞧不到年纪像我这样轻的朋友,难道北京的年轻朋友都不上茶馆吗?我突然想到ー个问题,在豪华酒店林立、可口可乐充斥市场,西方摇滚乐风靡北京城的潮流中,独树ー帜,开办茶馆这门古业,会不会是赔钱的傻事呢?

我到的那一晩,几乎三分之二的茶客都是“老外”。尹盛喜先生说过:

“我开办“老舍茶馆”的目的,是要再现老舍先生《茶馆》的风貌,让茶馆成为弘扬祖国文化传统、当作中国对外开放的ー个窗口,使人不但领略到中国悠久的茶文化,还可欣赏到戏曲、绘画、书法。这将吸引更多的旅游者来中国, 既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同时也为了扩大民族艺术,即曲艺、京剧等传统文化的影响。”

看来,茶馆那么受外国人欢迎,其中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ー个人到别的国家旅游,为的就是领略异国风土人

情、文化艺术。外国人来到中国,就要尽量了解中国,了解自然山水,更重要的是了解风俗民情、中国文化。这样,. ォ不虚此行。喝咖啡和喝茶是两种味道,却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老外”能够一面品茶,一面领略一下东方情趣,然后继续玩电脑,上茶馆完全不碍于现代化,身为龙的传人的海外侨胞又怎能忘掉根本呢?

外国人到“老舍茶馆”,即使看不懂京剧、听不懂相声,但我想他们在茶馆喝清茶、吃点心的感受,大概跟中国人到“肯德基”家乡鸡快餐店,吃炸鸡薯条、喝可口可乐的感受差不多,尽管美国的炸鸡未必比中国的烧鸡来得好吃。我意识到了原来经济里面有文化。

如果,作为ー个企业,不光想着赚钱,而在群众物质需要的同时,也为满足人民对文化生活的需求做些实事,那将是一个充满爱和关怀的社会,而这,

正也是现今社会最缺乏的。“茶馆”从老舍笔下,从舞台回到老北京中间,它, 融现代文明与古老的北京文化于一体, 应能借大碗茶的清香把中国的文化艺术传向世界,但戏曲艺术原来自民间,来自底层大众,那么要使其振兴和繁荣, 还是需靠老百姓的“参与”和响应。茶馆的开设应不只为旅游,我以为是可以对中国新一代起着从崇洋媚外过渡到民族意识觉醒的作用的。自己长时间习染而来的文化就好像皮肤血液般ー样,遍附在自己身上,是无法抽离的一部分。如果一旦离开了这文化的环境,如鱼被提离了水面,即使不会死亡,也会痛苦不堪。

至于我自己,作为海外的侨胞,我会继续喝咖啡、喝可口可乐,但也喝茶。我相信一切都不会太迟,下一次重临“老舍茶馆”,我一定能看得懂、听得懂。©

•文字/陈秋云图像/杨字雄

我还是想念你的。

即使节令已从白露走到春分,而心情还来不及换季。它仍停留在,你离开的那个晩上。

你说出来罢,这次离开,怕以后不容易见面了。可是何必呢?我望着窗外渐浓的暮色,心想相见不如不见。

这样想你的心情,你必然不懂.也不必懂。像墙角下野生的花,只能独自芬芳,不能嚣张,更不能声张。即使思念繁殖成一所巨大的花园,也只能将它秘密的锁在,心里头。

报导

溜先掠影~ ~

“回儒文明对谈国际研讨会”侧记

・叶瑞生报导

亚洲传统文化将在廿一世纪复兴? ー九九五年三月十二至十四日,各方学术界的眼光似乎都投注在吉隆坡所举办的“回儒文明对谈国际研讨会” 〇这项研讨会选择在当前一片“反西方人权外交”，“反人权与贸易挂钩”到鼓吹 “亚洲醒觉意识”，“亚洲价值观”等的倡议声中举行,就更引人瞩目了。事实上这次的研讨会,似乎无法脱离前阵子所引起各方议论的“文明冲突论”的氛围。

这项大概是首创的“回儒文明对谈国际研讨会”,是在马来西亚政治新贵 ——副首相拿督斯里安华依布拉欣的大カ倡议并成为赞助人的情形之下,交由马来亚大学(以下简称为马大)主办的。

研讨会邀请了美国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发表序幕论文演说。其他受邀的学者包括纽约州立大学的威廉吉德教授( Prof. William Chittick)及祺子村田副教授(Prof. Sachiko Mur ata),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的成中英教授,香港大学校长王质武教授,新加坡大学中文研究院讲师李卓然博士,印尼大学的默哈末布雅纳博士(Dr. Muhammad Budyat-na),日本国际大学小杉泰副教授(Prof. Yasushi Kosugi),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策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贞德拉慕渣化博士(Dr. Chandra Muzaffar),马来西亚国民醒觉运动发起人之一的颜德志先生,马大副校长奥斯曼巴卡教授(Prof. Osman Bakar),马大中文系的钟玉莲

副教授及乌拜德剌先生(Haji Obaidel-lah Haji Mohamad),来自印尼而目前为马大访问学者的阿里芬贝教授(Prof. Ariffin Bey)以及马大博士班研究生依雅斯沙林先生(Mr. lyas Salim)〇这些回教与儒家学者,共在研讨会上提呈了十五篇论文。

若就这次所提呈的十五篇论文来看,其讨论内容大体上可分为三个范围;一,探讨回儒之间的共同价值观, 其中计有杜维明教授的“朝向大同世界 --回儒对话的精神意义”,奥斯曼巴卡教授的“从回教看《论语》”,乌拜德剌的“儒家伦理与回教价值”,威廉吉德教授的“回教对其他宗教的态度 —特别是华人宗教”,成中英教授的 “儒家与回教作为两大后现代人性的资源”,李卓然博士的“儒学对回教价值的诠释:王岱舆(1580 - 1660)及其正教真诠”以及祺子村田副教授的“从阴阳学看回教”;二,特别探讨回儒对马来西亚国家建设所扮演的角色,这些论文包括贞德拉慕渣化博士的“回儒对话: 对大马多元民族的意义”,颜德志的 “从国家团结看回教与儒家:价值分享和承诺”及钟玉莲副教授的“文明对话

:儒家对塑造马来西亚人民道德观的影响”;三,探讨其他国家回儒发展的情形,尤其是回儒在日本现代化的作用。这样的论文包括小杉泰副教授的“传统与现代一儒家对日本及回教的省思” ,阿里芬贝教授的“儒家在日本现代化的角色”,默哈末布雅纳博士的“回教与儒家对印尼的贡献”及依雅斯沙林的 “回教与儒家:日本生活经验的省思”。王巖武教授在研讨会的第一天第ー场所提呈的论文“儒家思想对当代华人文化的影响”,则似乎介绍及为研讨

会“温热”(Warming Up)的性质多过於对主题的讨论。

拿督斯里安华在是项研讨会主持开幕演讲时说,这次研讨会的主办是ー项传统文化复兴及塑造新亚洲的努力,而马大也为研讨会确立了五项宗旨:

(一)促进世界主要文化,尤其是中华文化和回教文化之间更广泛的互相了解。(二)对促进了解中华文化和回教文明在过去和现在的交流和相互作用的特性,作出贡献。(三)圈定回儒在现代交流所面对的问题。(四)建议现代交流所面对的问题的解决途径与方式。(五)协助促进大马各族人民之间的更良好的关系。

无可否认的,作为ー项学术活动, 这项“回儒文明对谈国际研讨会”必然有其正面的意义。研讨会也确实为回儒达致ー些交流的效果及寻得不少的共同价值和伦理观念,如回儒文化都以社群为中心,并注重社群和谐,尊师重道等的传统。另一方面,研讨会比较具体的初步成果,应是马大即将成立的东亚研究系。对于这ー份承诺,我们大家都有期待。

然而如果我们只视这项研讨会为ー项纯粹的学术活动,并把它整个抽离于我们的时代背景,那麼这样的看法未免流于表面化。就目前整个国际关系的互动及新世界秩序在酝酿的这个时代背景来看,廿世纪末无疑是有史以来西方权威面对第三世界提出最多挑战的一次, 而在这样的浪潮里,已塑造了勇于和西方唱反调的国际形象的马来西亚,更是其中特出的例子。随着亚太经济的一片大好,亚洲国家筹足了和欧美谈判的筹码,开始对西方的民主人权论予以反

浪导

部份参与研讨会的学者,

右起为李卓然、王處武、

杜维明、奥斯曼巴卡、威廉吉德、成中

英、小杉泰及詹德拉。

击,这可从亚洲国家以“国情不同”，

“吃饱是人权”，“美国的人权外交是干

多元主义,并让各民族的语文文化可以在这个国家得到充份的发展?

预其它国家内务”等的言论来辩护自己

ー些妄顾人权的行为和政策。在马来西亚,马哈迪政府更是化守为攻,邀请各方人权学者于去年十二月召开了 “重思人权国际研讨会”,并提出了人权要有亚洲价值观的结论。然而什麼是亚洲价值观呢?现代化是否一定要遵循西方民

主人权的那~个模式?从这样的ー个发展脉络来看,在某ー个层面,或许我们可以说马哈迪政府选择在全国大选之前举办这项“回儒文明对谈国际研讨会”,只不过是它一石多鸟,高明策略的进ー步延伸和实现罢了。

对于大马华社来说,大家更关心的是在马来西亚倒西方价值观的时候,大カ提倡传统文化的复兴,是否也会把民主人权这些观念也给倒掉?而马哈迪政府举办这个研讨会,是否表示它将支持

这次研讨会与会者发问的部份,笔者觉得是极有趣的。其中一位说与会者及参与讨论者多为回教背景的马来人,

而甚少儒家的华人。他的这项观察固然

道破华社没有几个儒学研究者的窘境。然而他却看不到形成这种局面的历史事实。马来西亚政府在回教研究方面所投注的巨款,对比儒学只靠华社民间资助的情形,何止是天渊之别!

当马大副校长提醒“回儒文明对谈国际研讨会”的参与者把讨论集中在回儒的共同点上,其中一位出席者回应说,“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坦然的讨论我们之间的不同点,那オ叫真正成熟的文明对话!”笔者认为他的这一番话是发人省思的。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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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来西

・叶瑞生

前言

大众传播媒介对观众(Audience) 的影响力是强是弱,虽然在学术界仍未有个定论,但我国的执政党却似乎是梅尔文・迪夫勒(Melvin Defleur)的“注射模式”(Hypodermic Needle Theory / Silver Bullet Theory)理论的忠诚信服者。无论是全国大选,州选抑或ー个小小的州议席补选,执政党皆开动所有的大众传播媒介,物尽其用的宣传其立场、政纲、论点、消息等。而这些选举的结果,似乎也佐证了迪夫勒的理论是可以行得通的。因为这些传媒不是使到执政党大胜,就是往往在关键时刻扭转整个局势,使到执政党安然渡过险

亚媒体的省思

关。例如1990年大选面对两线制的冲击,媒体被执政党利用来渲染东姑拉查礼头戴十字帽事件,以把从巫统分裂出来的四六精神党形象塑成背叛马来民族的政党,进而促使马来选民把票投给巫统。

然而笔者这ー篇文章并不意图探讨这些媒体是否真有如此的影响カ,何况这类的研究涉及的人力和财カ,是无比庞大的。笔者所能探索的是,大众传播媒介在我国政治架构里的定位和角色, 以及对言论及新闻自由的影响。

大马媒体的历史角色演变

美国第三任总统杰佛逊总统认为新

闻自由在民主政治的社会里,可以达到几项贡献:第一,新闻自由可以使新闻事业启迪民智,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准。第二,新闻事业公正的,客如的、充份的报导新闻,反映舆论,可以为民主政治来服务。第三,新闻自由可以给新闻界用来监督政府,保障人民的权利。

这个看法基本上和西方自由多元主义学派(Liberal - Pluralist Schools) 的理论不谋而合。依据他们的学说,大众传播媒体作为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资讯来源,在民主政治的过程中扮演要角, 同时,也被视为防止权カ在全民或政府部门间分配不均的制衡来源。他们把大众传播媒体列为政治上的“第四权” (The Fourth Estate),和原有的三权即立法、行政和司法鼎足而立,由此可见大众媒体在民主政治里监督和制衡 (Check and Balance)的重要性。

由于我国曾经英国的殖民统治,因此我国独立后,政经文教等许多方面的体制皆以英国的模型为蓝本,其中我国沿用了英国君主立宪的民主政治体系, 因此自由多元主义学派的媒体论似乎也应该是随着移植而来的产物。然而如果我们回顾我国媒体的历史发展和近几年的演变,我们将不难发现我们离大众传播媒介成为第四权的理想相去甚运,我们亦将发现我们甚至不在导向此理想的轨道上。

也许诗尔柏(Siebert)的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其中之演变。他在其著作《四个报业理论》(The Four Theories of Press)中指出,报业共可分为处于四种型态。第一类为共产主义型,所有大众传播媒介皆由共产政府控制,它成为共产主义政治思想的宣传简。这样的报型具体表现于佐治奥威尔(Geo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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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well) 名为《 1984》的著作里。第二类为专制主义型(Authoritarian), 所有大众传播媒介被专制政府严厉的管制,它也只能为专制政府说话。第三类为自由主义型(Liberalism),大众媒体为私人拥有,而且享有极大新闻自由,政府对媒体的操作亦难干涉。第四类为社会责任型(Social Responsibility), 这个理论要求报业在追求新闻自由之际,兼顾国家客观的局势,作负责任的报导。

显然的,我国政府基于身为ー个刚独立不久及拥有多元种族的第三世界国家,结果采纳的理论是第四类的社会责任型。诚如约翰连特(John A. Lent) 在其论文《政府政策重塑下的马来西亚多元媒体》中所指出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接受了如此ー个观念:如果政府能引导媒体宣传国家和谐、、团结的意识, 那么许多国家的发展目标将会达致。而通常在这种的引导过程中,所有权 (Ownership)的结构将被更动,以让政府有更大的参与;其功能角色亦被约束性的法律和官方活动所设定。通常其结果是媒体比在殖民时代更受控制,虽然摒除媒介的控制正是当时民族主义者所极力争取的。

根据连特的分析,在未独立前至70 年代,有四个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事件, 型塑了马来西亚大众传播媒介今天所沿用的政策,策略和条文。

首先,马来亚在40及50年代受到共产份子叛乱的严重威胁,因此政府的情报局开始了一系列有序的媒体宣传, 私营的报章则被要求刊登对抗共产叛乱和渗透的新闻,同时在郊外更出动传单、海报、收音机、电影等的,以得到人民的理解、支持和效忠。也是在这样

的背景下,诞生了两项对我国言论自由影响非常之大的法令,那就是1948年的印刷法令(The Printing Presses Act) 及煽动法令(Sedition Ordinance) 〇印刷法令规定印刷商必须申请印刷准证及为印刷机器申请准证。此一法令无疑旨在封锁共产刊物的印刷与传派。煽动法令则对具有煽动情绪的言论和刊物釆取制裁行动,其中它列下几项课题为媒体禁区:(一)不得引起对任何统治者或政府或国家的仇恨或轻蔑或不满;

(二)不得引起任何领土内的统治者或公民课题,以尝试通过不合法的途径干涉政府;(三)不得引起对司法行政的仇恨或轻蔑或不满;(四)不得在统治者或那些州属统治者的课题之间引起不满的情绪;(五)不得在人民之间,触发不同族群或不同阶级之间的不健康意愿及敌意。

第二,于1963年宣布成立马来西亚联合邦而引起的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对抗 (Confrontation)危机。为了对抗印尼的政治宣传,这次情报与传播部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Broad-casting)不仅采用回紧急状态(Darurat) 时期的宣传方式,他们也加强及扩大了传播的设备。也是在1963年,马来亚电台、沙巴电台和砂劳越电台被统ー化成为马来西亚电台(Radio Malaysia),而向海外宣传的“马来西亚之声”(Suara Malaysia),也开始了三个星期对抗的宣传。同时,第一个电视纲成立,同样用以传播对抗的宣传。

第三项事件是随着马来西亚的成立,许多在新加坡的报社,受到国家团结意愿的影响,纷纷釆取了较能反映马来西亚这新成立国家的新闻内容和外观的政策。它们同时也在吉隆坡设立分

海

媒体沦为执政党的宣传机器?

行,而这情形在新马于1965年分家后, 演变得更普遍。此时,新加坡出版的刊物,须得到准证方能在马来西亚流传, 而且它必须是确保不含反马来西亚素材的。不久后,新加坡刊物完全不被允许带进马来西亚。

最后ー个事件,算是影响最大的ー个事件,是五一三事件的发生。这场流血的种族冲突事件,使到我国政府采取了连串行动,包括设定政策,修改法令及重组大众传播媒介,以逼使它们协助政府达致目标。例如,1971年印刷证的发出是附加上条件,如不能歪曲对吉隆坡或马来西亚其他地区的社会秩序事实;不能印刷或出版那些可能会损害社会秩序或国家安全的素材或照片或事件;那些涉及社会秩序的事实,不能以可能会激起种族敌视的方式呈献等。随后1974年的ー项法令修改,配合政府推行的国有化政策,使到许多原属外国人控制的大众媒体股份落入本国人手中。

而煽动法令也于1971年修改,禁止大众传播媒体讨论四个课题:马来文成为国文的语文政策,土著特权,马来统治者及皇室地位及非土著之公民权。

当然,五一三事件作为我国历史的重要分水岭,其对大众传播媒体的影响不止于以上所述。例如新经济政策的推行,要求在20年后,马来人及土著在エ商业的各个领域中占有经济股权的30%, 大众传播媒体的股权结构ー样不能幸免。国家原则（Rukunegara）的推行,使到新闻的报导,甚至电台和电视的娱乐节目,以其为重要考虑点。而公共服务的固打被制定为四个土著对一个非土著,使到政府机构的大众传播媒体如马来西亚电台与电视台（RTM）,马来西亚新闻社（BERNAMA）,国家电影局等的员エ及高级负责人为土著所主导等。

从以上的演变,我们可以发现到政府在形塑媒体的角色与定位,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且有愈来愈关键的倾向。例如早期对抗共产份子和印尼政治宣传的两个事件,政府只是通过ー些法令及政策上要求大众传播媒体（主要为报业、杂志等）提供合作,一如美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通过传播媒体对抗德国政治宣传ー样,大众媒体为民主政治体系辩护下,仍享有一定的新闻和言论自由。但五一三事件过后,政府不仅通过修改法令和设立政策严紧的监视大众传播媒体的言论,它更在媒体的股权结构中,釆取了积极和直接的干预。在政府角色越来越重要的局势下,相对的新闻和言论自由就越来越被限制。

政府对媒体角色及定位的背后哲学,无疑是以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安定这两项为最重要指标。因此媒体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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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传播的内容,是以鼓吹国家团结、国家原则、国家发展等为主要目标的。

然而,这ー类的社会责任型的媒体论,一如马来西亚的例子,具有其内在的矛盾,新闻自由和社会责任之间的界限到那里?当这两者有冲突时,是新闻自由被牺牲,抑或社会责任须让道?

维持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均衡,也是极困难的,尤其是在ー个没有明确标准和有效的监督机制之下。因此,如果新闻自由被过于强调,它容易转变成自由放任的极端自由媒体。但如果社会责任高压于新闻自由之上,社会责任型的基因则极大可能转变成专制媒体论。笔者认为我国80年代至目前大众传播媒体的发展,正有后者的这种倾向。

在这段时期的转变倾向中,大众传播媒体的独立性和中立性正受到严重的侵蚀和破坏。专制的对媒体控制,使到新闻和言论自由失去大量的空间,报导明显的偏向一方。这样的变化,我们可以从许多发生的事件综合出来。

言论自由的监视与控制

基本上,我国政府仍是沿用过往控制媒体的策略,即:一,通过法令和政策,限制媒体的自由;二,通过商业上对大众传播媒体所有权和控制权 (Ownership and Controlling)的占据。所不同的是,法令修改得比以前严厉, 而媒体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垄断范围越来越广,使到我国的媒体事业大有走向集团化(Conglomerate)及集中化(Centralisation) 的倾向。

首先,让我们看法令的修改。随着

马共武装斗争的结束,印尼苏卡诺左派政府由军人领袖苏哈多所取代,马来西亚和印尼重缔友好外交及和新加坡的紧张感消除,我国的内忧外患可说大致上已不存在,而政治上更步入东合的友好外交稳定期,然而许多当时针对这些事件的法令和政策并没被去除或放宽,例如内安法令,印刷及出版法令,控制流入我国的刊物,声带,电影的政策等。更甚的,这些法令被修改得更严竣。

1986年的官方机密法令修改后,施加上强制性的刑罚,坐啓至少ー年。原告若罪成,由法官决定萄款或监禁。 1987年政府又修改了印刷及出版法令, 经过修正后的这项法令,不仅增加上刑罚,而以前每年只须更新的出版准证却改为必须每年重新申请。部长在发出、取消、吊销执照或准证方面有绝对的权力作最后决定,更甚的是这部长的决定不得以任何理由在法庭提出质疑或挑战!

除了法令的修改,还有政策性的刁难,例如全国醒觉运动(Aliran)的国

新闻部长莫哈末拉末。

语版杂志准证,被内政部诸多刁难,在申请几年后始获准出版。行动党之火箭报又于1993年被政府禁止卖给公众人士等。

对媒体言论自由打击最大的ー个事件莫如逮捕了百多人的茅草行动。在此项行动中,不只通过报章和杂志作政治评论的人士如柯嘉逊博士、贞德拉慕惹化等以内安法令被捕,三家报馆即英文星报,星洲日报和祖国报更因而被吊销准证。

这些事件和这些更严厉及专制的法令,无疑已在媒体界起着恐吓的心理作用,这使到大众传播媒体在作业时小心奕奕,步步为营,甚至釆纳过于保守的自我审查制度(Self Censorship) 〇然而法令只是发挥压制言论自由的作用, 真正发挥长期对媒体言论的操纵,却是当权者在商业上直接掌有的大众传播媒介所有权和控制权。

如连特所分析,70年代初期到中期,许多原为外国人控制的大众传播媒体,在国有化的政策下,股权纷转入国人手中。然而实际上这项国有化政策, 其内里却是ー项私有化,因为这些媒体的股权其实都转入和当权者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的集团。例如名字改为新海峡时报集团的80%股权就转入国民企业 (PERNAS)的手中。国民企业是以马来人的名誉及代表马来人收购股权的政府机构。英文星报则由马来前锋报集团主席及马华党员控制。当时的三家淡米尔文报,其中一家淡米尔玛拉(Tamil Malar)即由印度国大党槟城州部主席控制。

这使到当时国内的主要媒体皆落入当权者国阵的手中。而这项以巫统为主

的收购大众传播媒体的行动,于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在东姑拉查理及达因再奴汀两任财长的掌管下,收购的方式更以垂直和平行的方式无限扩大。

埃德蒙"特伦斯,哥默兹(Edmund Terence Gomez)在其著作《巫统的商业王朝》里详细的分析了巫统的政经挂钩里,也涉及了建立一个庞大的商业大众传播媒体的王朝。1984年,新海峡时报收购了时报出版有限公司、新闻出版私人有限公司(Berita Publishing)的 30%股权。较后新闻出版有限公司又收购了 Berita Book Store的六十万股份及Berita Distributors私人有限公司的 100%股份。1985年新海峡时报又收购了新明日报的70%股份,1988年增加至 89. 11%〇于 1982 年收购的 Berita Information Systems, 购进 Beriteks 的股票,使之增至卅万元。新海峡时报集团又从美国底勒瓦(Delawore)的道琼公司(Dow Jones & Co. Inc.)收购了财经出版(Financial Publication) 的20.21 %股权。

而1983年成立的大马电视系统有限公司(第三电视)更是由和巫统有关系的各集团坐地分脏,它49.9%的股份由新海峡时报独资公司Pitisan私人有限公司控制,另外马来前锋报及麦卡控股各持有10%的股权。

如以附图表所示,新海峡时报已成为ー个庞大的媒体集团,另外马来前锋报集团亦由巫统所控制,再配上马华控制的英文星报和国大党所控制的淡米尔尼山(Tamil Nesan),当权者国阵几乎已可说全面的控制了主要我国大众传播媒体,也间接控制言论自由的空间。

根据普兰查(N. Poulantzas)的分

术

学

特区

新海峡时扌艮企业结构

析,所有权有两个层次:(一)法律所有权(Legal Ownership);(二)经济所有权(Economic Ownership) 〇两者的不同处在法律所有权只是合法拥有者,而经济所有权不只在董事会改选有投票权,也有成为董事的资格。在控制方面,依佩尔(R. Pahi)及温克

(J. Winkler)的分析,也有两个层面 :(一)资源分配控制(Allocative Control);(二)经营的控制(Operational Control)〇而依克兹(D. M. Kotz) 的定义,前者包含定义企业整体目标及企业观点的カ行及决定生产资源分配的原则。后者则在较低层面运作,限定在有效应用已分配好的资源及将资源分配层面所决定的政策加以有效推行。

由于当权者在这些他们控制的媒体操有经济所有权,因此媒体作业的决定核心一董事会皆由和当权派友好的人士担当。董事会掌有资源分配的控制,

因此当权者的政治利益(国阵、政党、派系甚至个人利益)成为资源分配ー整体目标和企业观点的权衡标准。

媒体所有权和控制权的操纵,以使到媒体完全失去独立性和中立性,而此现象以最近沙巴州选举最明显。英巫报,电视和电台,明显的ー边倒的偏袒于国阵,它们所传播的讯息,无论是在议程设定(Agenda Setting)上,抑或报导的比例上,都使国阵处于宣传之极大优势,而团结党则如哑子吃黄莲,有苦自己知。每晚的新闻我们都可看到电视台以极大篇幅报导巫统署理主席安华依布拉欣领导的助选活动;被访问的沙巴人民“极巧合”的都表明对国阵有利的看法,而国阵选择纲领的新沙巴主题曲更破天荒的以华语播放出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有编辑及记者有心秉持新闻专业的精神,维护新闻自由,但由于他们只具经营的控制权,

受制于组织的目标及被分配到的现有资源,因此亦难有作为,万一搞不好甚至要面临革职、贬职等的命运。

何况即使在经营控制这ー层次上, 仍有新闻室社会化(Newsroom1 Socialisation) 的过程,使到新加入的新闻从业员在工作的过程中,逐渐明了什么写了会得到总编辑的“赏识”,什么写了会使到饭碗跳舞。于是在报馆追逐升级的过程中,升得愈高的人,受报馆文化的新闻室社会化的效果就愈深。因此如果要求新海峡时报揭发当权者的丑闻, 或给予反对党如巫统得到的同等份量报导篇幅,简直是天方夜谭了。

结语

国阵从商业策略上控制大众传播媒体,当然,赚钱并不是它的唯一目的, 我想更主要的目的是,限制人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

作为ー个独立和自主的大众传播媒体,它将让资讯自由流通,对事与人据实报导。秉持新闻业的专业精神,它将公正平等的报导执政党和反对党的言论。议程的设定,也将以新闻价值来衡量,因此社会上的不满,如比南人的斗争,红泥山事件,柔佛古庙事件等,亦将有个管道来表达他们的意见和心声。

然而这些皆被当权者视为对他们政权的威胁,因此他们认为有必要设定法律压制言论自由,而控制媒体更是直截了当的方式,因为第一,它被视为普通之商业行为,不是公共政策,因此人民甚难干涉或过问;第二,由于商业上的多层次结构,使到人民不易发觉隐藏在背后的黑手。

当权派在国会占有超过三分之ニ的议席,控制了立法机构;由他们组成的内阁,控制了行政机构;1988年宪法修正法令,把法庭置于联邦法律下,从属于行政机构。随着大众传播媒体被全面的控制,我国四权分立的民主架构,基本上已彻底崩塌。另一方面,这些权カ皆集中于当权者,使到我国呈现ー个表面四权分立,内里实际上高度集权的政治局面。

媒体监督政府(Watchdog)的角色,也已被完全扭曲,它对民主政治的成长,甚至已变成负功能(D yfunctional) 的角色。由于受控于当权者,媒体无疑成了当权者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代言人,而且在讯息的形塑上加以肯定主流文化,维护了宰制阶级(Status - quo) 的利益。

我国早期历史,由于内忧有马共武装斗争,外有印尼左派政府对抗的威胁,因此釆纳社会责任型的媒体论,其苦衷多少会令人了解。然而处在80年代及90年代和平及繁荣的日子里,我国的媒体控制反比五六十年代更严厉和专制,这种情况确是令人担忧的。

言论自由及新闻自由对ー个健康的建国之道是不可或缺的。ー个政府无论如何的英明贤能,都不可能毫无过失或犯错,而唯有在言论自由的情形下,这些错误オ会被举证出来,更重要的,被纠正过来。

当ー个政府须要控制大众传播媒体以巩固其政权,这个政府也开始走上腐败的道路。这无疑是令人必须严正思考的ー个局面。〇

稿于1994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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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冕皇帝"

•庄迪澎

“无冕皇帝”从何说起?

提到“无冕皇帝” ー词,我们总会联想起在闻线上“冲锋陷阵”的记者群。对于这份特殊的职业,许多人既感陌生,却爱津津乐道。最为人所称羡的,莫如记者可出入一介草民平时无法进入的场合、知道普罗大众无法预知的讯息;生活多姿多彩,且极富挑战性。ー张“记者证”在手,你像是个享有 “特权”的能人,通行无阻。

已故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波特史提沃（Potter Stewart）于1974年提出 “第四权”理论（The Fourth Estate） ,即指大众传播媒介可成为“三权鼎立”以外的第四道权カ,以监督政府, 防止政府滥权,发挥制度性的功能。（1）既可同时督管立法、司法及行政三大机关的运作,做为新闻媒体的主力,记者被视为“无冕皇帝”,似乎“众望所归”。

通俗的说法则是,“记者手中所握的是ー枝敏锐且锋利的笔。他们可以影响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甚至乎是整个世界。也是凭著这枝笔,可以把一个强国

的总统给拉下台（2）,把一个国家给搞得天翻地覆。”（3）这种对记者的“印象”及对新闻媒体之角色的"憧憬”，造就人们不厌其烦的将“无冕皇帝”冠于新闻从业员身上。

然而,“皇帝“乃最高封建统治者的称号,独揽治国与决策之大权,同“人民参与决策”的民主概念大相径庭。因此,“无冕皇帝” ー词似含贬意,即影射记者或大众传播媒介,以其地位之特殊,左右舆论,独掌褒扬之权カ。诚如我国首相马哈迪医生将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报章）视如一个“专制政府”

（authoritarian）〇（4）马哈迪医生说 :“报章拥有使自己免受其他民主机关攻击的权カ。不利于报章的新闻将被搁置。即使他们允许被抨击,有关的抨击将附上该报章所做的答覆……或者当报章无法更正新闻中的谬误而面对法律行动的对付时,他们会以狭小的版位更正……最后的声音时常受到报章的控制。”（5）究竟,将新闻记者称为“无冕皇帝”是否贴切?倘若新闻记者不足为“无冕皇帝”,那么谁该配称“无冕皇帝“ ?这倒是个颇令人玩味问题。

的苒诠群

谈我国大众传播机构拥有权及大众传播民主化问题

虽然探讨“无冕皇帝”的词义是否欠缺民主精神,并非本文主旨;不过, 本文却认为我国新闻从业员并不会为 “无冕皇帝”的称号沾沾自喜,更不敢以“无冕皇帝”自居。种种有形或无形的约束,特别是来自法律的箝制,导致新闻从业员不能毫无顾忌、自由的接近新闻来源及传播新闻;反而得在执行任务时,肩负着随时坐牢的刑事责任。(6)

本文将以马来西亚为“基地”,讨论大众传播机构的拥有权(Ownership) 现象及大众传播媒介的表现,是否符合 “大众传播民主化”的概念。

进入主题之前,本文将对“拥有权”及“大众传播民主化”这两个概念做简单的阐述。本文中“拥有权” ー词 ,即指政府、企业家或财团,对大众传播机构的占有权;至于媒体拥有人 (Owner),则统称为“媒体经营者”。

至于“大众传播民主化”,含意有

(一) 我国人民能否自由取得大众传播媒介的拥有权?

(二) 我国人民能否自由及公平的接近使用大众传播媒介(access to the media)?即指通过它表达意见、心声,甚至异议以及借助它获取应得且正确的资讯。

谁经营马来西亚的大众传播媒介?

放眼世界,大众传播事业显然无法摆脱被垄断的“厄运”。不仅是以西方为基地的通讯社“四大天王”(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及合众国际社)垄断国际新闻市场八十巴仙以上的新闻来源, 澳洲传媒大亨梅铎(Rupert Murdoch) 个人的媒体势力也跨越澳洲、美洲、欧洲及亚洲。

回首我国,大众传播事业正朝两个方向发展,ー为严峻的法律箝制,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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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控制上日趋集中化。然而更教大众传播学者难以释怀的是,控制国内主要大众传播机构的企业家或财团,大都和执政集团或执政集团领袖有密切联系。

媒体经营者可对大众传播媒进行两个层次的控制,即:配给层次的控制 (allocative )及作业层次的控制 (operational) 〇前者指对该机构之政策做全面性拟定并控制资源的分配,后者则泛指控制编辑及记者等职エ依据既定资源及政策作业。通过这两个相关层次的控制,媒体经营者将能确保大众传播媒介的最后分析结果(analisis ter-akhir)不会抵触他们的政治或商业利益。⑺

大马广播电视台(RTM)及马来西亚国家新闻社(BERNAMA)为官营机构,已是众所周知,本文不再赘述。本文对象,是国内所谓"民营”电视台及主要扌艮章(mainstream press) 〇本文ヌ寸以下媒体拥有权的概述,相信可勾勒出各媒体经营者之间及媒体经营者与政府之间相互挂勾的现象。

新海峡时报集团、第三电视及南洋报社

新海峡时报集团(New Straits Times Group)及第三电视(TV3)向来为玲珑集团(Renong Group)所控制, 直至去年一月五日,玲珑集团宣布以八亿零吉的代价脱售它在新海峡时报集团的四十八巴仙股权,及在第三电视的四十三巴仙股权,脱售对象是由四名新海峡时报集团高级职员组成、缴足资本只有十万一千零吉的里尔迈私人有限公司 (Realmind Sdn Bhd) 〇这是大马企业史上最大宗的“管理层收购计划”

(Management Buy - out)〇

里尔迈在三天后,倒置收购由郭令灿的丰隆集团所控制的马资源有限公司 (Malaysian Resources Corporation Bhd),上述四名高级职员卡立哈芝阿末、玛诺姆达立、卡迪雅欣及阿末那芝里跟着受委为马资源董事。、

由于“管理层收购计划”在巫统党选年发生,而且新主人与现任副首相安华依布拉欣关系密切;因此,一般认为 “交易背后带有浓厚政治色彩”,并与安华将竞选巫统署理主席ー职相关。(8) 尽管这两家传媒机构已脱离玲珑集团, 不过“最终仍离不了巫统的控制”。(9)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新海峡时报集团是国内最大的报业集团,它除了控制《新海峡时报》.外,也控制最多读者人数的马来文报章《每日新闻》、英文《商业时报》(Business Times)＞《马来邮报》、《大都会日报》及华文《新明日报》。(1〇)

另一方面,被视为安华依布拉欣的 “好朋友”的郭令灿,不仅在“管理层收购计划”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也曾通过丰隆有限公司收购出版第二大华文报《南洋商报》的南洋报社;南洋报社随后在ー九九三年四月一日收购《中国报》及生活出版社。随著这项收购,南洋报社旗下控制了包括《南洋商报》及《中国报》在内的十一份印刷媒介,“崛起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华文出版业集团”。(11)南洋报社另两个主要股东谦工业(Hume Industries)及舰队集团 (Fleet Group)也是玲珑集团的子公司。

以下图表可说明上述大众传播机构拥有权集中化,以及它们同政府之间的联系:(12)

丰隆集团、具影响力企业家及巫统附属金融与媒体公司的商业联系

注:取材自《激流月刊》(ALIRAN MONTHLY) , 1993: 13 ( 2)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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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前锋报集团、第四电视、星报及太阳日报

我国首家私营电视台第三电视于 1984年启播,第四电视(TV4)预料将在今年初投入作业。第四电视的主要股权分布是大都会电视(Metropolitan TV Sdn Bhd)四十五巴仙及马来前锋报集团卅巴仙(13);大都会电视为美丽华机构(Melawar Corporation)子公司,后者是由和首相马哈迪医生有密切联系的森美兰州皇室所控制。(14)至于《马来前锋报》,则是巫统六十年代开始与传

我国记者虽为新闻线上尖兵,但却,无法冲破许多的新闻封禁。

媒挂勾时,由巫统领袖控制的ー份马来文日报;它虽非由巫统的投资公司掌权,但与巫统脱离不了关系。(15)根据 1990年马来前锋报的常年报告,该报的其中三名董事都是巫统的ー员,即前文青体育部长阿都沙末、前巫统国会议员阿都拉阿末及前马哈迪医生新闻秘书莫

哈末诺尤索夫。(16)马来前锋报集团出版的报纸计有《马来西亚前锋报》、《马来前锋报》、《时代前锋报》(Utusan Zaman)及去年创刊的另一"份英文报《领导者》(The Leader)o (17)

此外,靠纺织业起家的陈志远,也盛传与马哈迪医生及安华依布拉欣私交甚笃,陈志远目前不但是去年创刊的英文《太阳日报》(The Sun)的后台老板,同时也持有另一份具有领导地位的英文报《星报》(The Star)的廿巴仙股权。(18)国阵成员党马华公会控制《星报》的五十八巴仙股权。(19)

国内新闻媒体运作现象

对国内大众传播媒体拥有权现象有了初步认识后,本文将尝试引用国内的事例,说明拥有权集中于与执政集团有密切联系的企业家或财团手中,对大众传播民主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首先,大众传播是ー项耗费庞大资本的企业。单是办报,就得以千万元计;开办电视台,其资本之大,自不在话下。尤有进者,不论电子媒体抑或印刷媒体,目前正处于激烈竞逐的状况。为刺激更高的收视率、读者人数或销售量,传播业者不惜注入重本,以在内容及包装等方面出奇制胜。以华文报章为例,自1988年《星洲日报》复刊以来

(20) ,华文报业即岀现激烈竞争的现象,从全国版彩色化到地方版彩色化, 从副刊内容的多样化到提供“热线服务”,甚至为长期读者购买集体保险

(21) :办报成本自然也“节节挺进” 〇

开办大众传播机构的成本太高,非一般人所能承担,造成只有少数人能进

入市场的垄断现象。不过,本文认为, 依我国的情况而言,这并非媒体拥有权集中化的决定性因素。更重要的是,业者必须取得政府发出的准证,方可投入传媒市场,而政府可在不给予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否决申请。（22）在这种有利形势之上,与政府关系密切者垄断媒体业就不显得出奇了。

然而话说从头,本文认为垄断的大众传播事业是不民主的,诚如国立台湾大学法律学研究所副教授林子仪指出:

“随著新闻媒体的集中化,以及自由经济制度下商业化主导的趋势,新闻媒体已沦为经济カ或政治力强者操纵舆论的工具,经济カ及政治力的弱者无法藉由新闻媒体表达其意见或引起公众讨论其所关心的议题,而造成言论表达不公平的现象。”（23）,当主要传媒的拥有权日趋集中化,且为亲政府的企业家所垄断时,越来越多大众传播媒介的岀现, 能否为人民提供“不同的声音”,很令人怀疑。

林子仪副教授的观点,最能在选举中反映出来。大众传播媒介成为竞选运动ー项举足轻重的工具,已非新鲜事。无论四年前的全国大选,抑或去年二月的沙巴州选,左右舆论,使己方处于优势,显然在国阵的运筹帷幄之中。竞选运动期间,国阵在媒体策略上占尽优势,不但新闻量远胜反对党,同时以显著版位刊出。新闻处理也侧重于突显国阵带来发展的“正面”形象,例如沙巴州选期间,我们可从电视荧光幕上看到副首相安华及其他内阁成员风尘仆仆的奔走沙巴各角落访问选民,并许下种发展承诺。（24）

至于反对党,并没有获得公平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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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海峡时报及第三电视成了我国最大宗的管理阶层倒置

收购的案件。

媒体的机会;无论是新闻量或刊登版位的显著程度,都远不如国阵所受到的 “厚待” 〇反之,种种不利于反对党或丑化反对党领袖的报导及节目,频频出炉。（25）沙巴州选时,数名不满沙巴团结党的该党党员就得电视台给予充裕的时间,让他们表达对团结党的怨恕及对国阵的充满信心。（26）团结党治理下的沙巴州也被传媒广泛报导为“最穷的ー州”,尽管这项指责并不正确。（27）90 年大选时到我国视察的共和联邦选举观察团团长汤申就曾对反对党无法享有平等机会借助主要传媒接触选民的现象, 表示关注。汤申说:“我们看到一方有许多文章和广告,但是另一方却少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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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甚至没有。”(28)深ー层看,不只是反对党未获公平机会使用传媒,选民也无法借助传媒获取较中肯或平衡的讯息,进而导致选举失去意义。美国著名政治学家G.萨托利在其著作《民主新论》中指出:“我们说选举必须是自由选举。这话不错,但还不够充份....

舆论也必须是自由的。没有自由舆论的自由选举毫无意义可言。”(29)

即使我们暂且撇开政党政治和反对党不谈,国内也仍有一群人未得传媒的公平对待,包括赤贫人士、残障人、少数民族及内陆居民。马来西亚理科大学传播系讲师慕斯达化博士(Dr. Mustafa K. Anuar)将这群人称为社经、政治及文化发展鸿流中的“边缘人” (golongan pinggiran)(30)

就说原住民课题吧。近乎所有关于原住民的报导,都以发展为取向,也就是当政府首长莅访某个原住民社区,并宣布发展计划时,原住民オ获得新闻媒体的报导。关心原住民中心(COAC)协调人Colin Nicholas曾有这么一段叙述 :“偶尔,原住民也有得到媒体的关照。最近的一次是1990年的大选序幕战里。由于话望生(Gua Musang)(31)的原住民掌握决定四六精神领袖进出国会的选票....原住民的领袖被邀请和首

相共进午餐,举行一盛大的原住民宴会,及许下发展和给予土地的承诺。”

东马伐木活动对当地原住民及环境的负面影响,例如比南人(Penan)的土地及生计等问题,国内新闻媒体极少触及,甚至只字不提。新闻媒体乐此不疲

第三电视和巫统的关系密切。

的报导政府拨巨款援助原住民,却少有提起原住民是“马来西亚公民中最边缘化和最贫穷的一群。”（33）原住民无法借助新闻媒体申诉困境,并不出奇。媒体经营者既与执政集团挂勾,又岂会挑起这令政府“难堪“的课题?

由财团掌大众传播媒介的拥有权, 愈加突显大众传播媒介“麻醉精神的消极功能”（34）,而非鼓舞精神的作用。这种消极功能“使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心停留在表面,而这种表面性常常掩盖了群众的冷漠态度。”（35）大众传播媒介成为执政集团的惯性政治工具的同时,也日趋商业化。盈利取向的经营法,造成电子媒体大量入口迎合公众口味的消闲节目,以刺激收视率。于是, "肥皂剧”（soap opera）、音乐、体育及综艺节目比比皆是。再不,就是赞颂我国经济成就如何骄人、国际形象又何等崇高。避免谈论政治（36）的媒体政策、不断肯定现状,始终不触及与社会结构有关的实质问题的电视节目,造成我国人民在政治上冷漠和迟钝。这种麻醉作用使“中毒的人甚至都不了解自己的病端”（37）,有效地限制人们对社会作真正中肯的批判;进而使执政集团的政权不受威胁。因此,当许多人都盲目认同反对党在来届大选中没有课题可“炒” 时,我们也该为人民的政治醒觉的“死亡“哀悼!

谁是“无冕皇帝” ？

马哈迪医生掌政的年代,大众传播媒介商业味日浓。以我国今日在教育、经济、工商业及资讯エ艺等领域的进展,毫无疑问的,人们对资讯的诉求将不断提高。因此,传播业不但成为经济

上有利可图的企业机构;更重要的是, 令人们意识到,“真正掌实权的人,即是控制资讯管道的人”。（38）从意大利媒体大王Silvio Berlusconi通过对控制电子媒体的便利而成功夺取意大利政权的例子,该可让我们有所“顿悟”。

因此,更多大众传播媒介竞相逐鹿,将是我国传播业今后的写照。不过,本文认为,在拥有权集中化的纪元里,不应只依据媒体数量的增加,便乐观的以为我国的传播业将朝向更自由、民主及提供更多选择性观点的路途前进。大众传播媒介“多” 了,但并不等于“好”;尽管琳琅满目的大众传播媒介充斥市场,我们仍无法从“许多媒体,ー个声音”的桎梏中解放。

今年二月,梅铎控制的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指责我国首相马哈迪医生贪污,引发所谓的“马英风波”。副首相安华说:“梅铎因为担心我国首相反对由他个人垄断报章和电视网络,而釆取有关行动（指责马哈迪贪污）....”（39）前年九月,马哈迪医

生曾对记者说:“我仍然担心梅铎在全世界控制这么多报章及电视台。ー个人不应该控制太多。"（40）然而基于何种准则,政府可容许国内财团同时控制多家媒体?

本文结论是,真能左右舆论,甚至制造舆论的“无冕皇帝”,不是记者, 也不是同时控制国内多家大众传播机构的企业家或财团;而是手握“裁决” 一家媒体“生死存亡”大权的执政集团。就记者而言,“无冕皇帝”大概只是在神话世界里聊以自慰的虚词吧?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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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见林子仪:頃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台北:月旦出版社,1993,页73-74〇

(2) 七十年代,《华盛顿邮报〉记者渥德华(Bob Woodward)及伯恩斯(Carl Bernstein)在显赫有名的“水门事件”中揭露美国总统尼克逊窃听政敌的竞选策略,并导致后者黯然下台。

(3) 摘自《新通报》记者翁启珍专题报导〈无冕皇帝〉系列第三篇的序文,见噺通报〉,1993年 8月23日,第五版。

(4) 见 Zaharom Nain & Ramli Mohamed(1989),

“ Paluan ke atas media di Malaysia: satu per-timbangan teorin , Kajian Malaysia, VII, 1 & 2, Jun & Disember.

(5) (1981), " Freedom of the press fact and fallacy” , New Straits Times 9 July, ppl4 一 19.

(6) 官方机密法令(OSA)于1986年修正后,指定被判罪名成立者必须强制性坐牢一年,及最高判罚坐牢不超过十四年。首相马哈迪医生也曾强调:

“新闻从业员没有特权,也不能超越法律,一旦他们触犯官方机密法令,他们就得被对付。”可参阅庄迪澎:〈合理的管制?〉一文,收入阕一方心田、,页31?〇

(7) 有关配给层次及作业层次的控制,可参阅

Mustafa K. Anuar ( 1993), Media, Golon-gan Pinggiran dan Demokrasi, kertas kerja Seminar Penyelidikan Komunikasi anjuran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7-8 Sept 1993.

(8) 有关“管理层收购计划”的进ー步资料,可参阅以下读物:

娅洲周刊、,1993年1月24日及1993年10月 10日。

娥流月刊、,(Aliran Monthly) , 1993: 13

(2) 〇

曜洲财经〉,1993年1月7日、1993年1月15 日。

(9) 引自阿拉伯马来西亚证券有限公司经纪杨瑞光的谈话,见娅洲周刊〉,1993年1月24. 0,页 30〇

(10) 除了文中提到的六份报章外,新海峡时报集团也出版妇女杂志如(Her World)ヽ(Jelita)等。出版及发行报纸为该集团提供约八十巴仙的营业额及七十巴仙的盈利贡献。

(11) 南洋报社收购〈中国报〉及生活出版社后,宣称拥有十一份出版刊物及ー百五十万名读者。这十ー份刊物是《南洋商报》、《中国报》'〈新生活报〉、《先生周报〉、(淑女〉、《风采〉、《新潮〉、〈生活电视》、《跑道〉、《少年月刊〉及

(青周刊》。详文见席洋商报》,1993年4月

1 0 〇

(12) 图表取材自熾流月刊〉(Aliran Monthly), 1993: 13 ( 2) 〇原表(英文)见附录(一)，各报章1993年读者人数统计见附录(二)〇

(13) 见惺洲日报),1993年10月21 H,第6版。

(14) 详文见 Han Jei (1994), " Malaysia' s Media Moghuls" , HAK NEWSLETTER No 2 / 94, pl4o

(15) 见李继香:〈媒体的幕后老板〉,收入饱青论坛》,页!4, 1994年8月。

(16) 见 Zaharom Nain (1992), " Negara dan Media: Kaitan yang Membimbangkan" , Pasca Sidang Seminar Penyelidikan Komunikasi, Bangi: UKM.

(17) 马来前锋报集团出版的报纸及杂志之历年发行量见附录(三)〇有・符号者为该集团出版物。

(18) 同注(16)

(19) 同注(16)

(20) 内政部于1987年10月26日展开“茅草行动”,逮捕了一百一十七人,并吊销三家报社的出版准证。〈星洲日报》是其中一家,它在1988 年4月8日复刊。

(21) 华文报业的竞逐中,数(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之间竞争最激烈,这两家华文报社先后出版彩色地方版,并为长期定户购买意外保险。

(22) 根据1984年印刷及出版法令,凡是出版杂志、报章、文件,其至小册子都需要向内政部申请出版准证;准证持有人得遵守内政部定下的出版条件。与此同时,内政部长有权在不给予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否决申请。

(23) 同注(1),页 91。

(24) 见 Mustafa K. Anuar (1994), “ Peninsular Mainstream Media' s Coverage" , dalam Aliran monthly, 1993: 14 ( 2) , p7o

(25) 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可参阅Mustafa K. Anuar (1990), “ The Malaysian General Election 1990: The role of the BN mass media”, dalam Kajian Malaysia, Vol. VIII,No. 2〇

(26) 同注(24)

(27) 在 1993： 14 ( 2)期的 Aliran Monthly, ー篇题为"Who' s the poorest of us all?"的专文里,作者K J KHO〇举出数据,说明沙巴州并非“最穷的一州’’。

(28) 摘自陈锦松:〈大选考验传媒〉,刊于奸国报自, 1990 年 11 月 6 0〇

(29) 见G.萨托利著,冯克利及阎克文合译:旅!主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页90。

(30) 慕斯达化博士是在他的ー篇工作论文中提出“边缘人”的观点,该篇题为《印刷媒介、边缘人及民主》的论文经于去年九月间在国大主办的传播研究研讨会上发表。

(31) 话望生(Gua Musang)是四六精神党主席东姑拉沙里的国会选区。

(32) 引自Colin Nicholas文章〈社会输家-西

马的原住民〉,刊于青年手卷2贓变中的马来西亚》〇

(33) 1993年11月29日至12月1日,“ 1993年国际原住民研讨会”在吉隆坡举行,我国两名原住民代表 Tony Willian Hunt 及 Hasan Mat Nor 提呈的论文做出有关的结论。本文引用文字摘自杨培根律师在社青团主办的“廿一世纪的建国挑战”研讨会上(15.5. 1994)发表的工作论文〈人权与发展〉〇

(34) 详文可参阅:《专播学(简介)),页168-170〇

(35) 同注(34)

(36) 非指政党政治,而是广义的政治,诸如针对财富分配、环保、人权、民权及各项与国家体制有关的议题。

(37) 同注(34) 〇

(38) 自林冠英:〈新大众传媒专政〉,Gt青论坛〉八月号,页2〇

(39) 首相曾于去年公开指责梅铎收购香港卫星电视台的事件,是“西方控制亚洲新闻的行动” 〇可参阅娅洲周刊〉,1994年3月13日,页15。

(40) 同注(39)〇

参考书目

林子仪:骨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台北:月旦出版社,1993。

G.萨托利(G. SARTORI)著,冯克利、阎克文合译:候主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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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锦松:〈大选考验传媒〉,《南洋商报》,1990年 11 月 6 0〇

庄迪澎:〈合理的管制?马来西亚新闻自由初探〉, 收入周一方心田〉,吉隆坡:堂联,1994年。

杨培根:〈人权与发展》,社青团主办1994年新青年研讨会“廿一世纪的建国挑战”工作论文,1994 年5月15日,吉隆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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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周刊》:1993年1月24 0, 1993年10月10

0 , 1994 年 3 月 13 0〇

(星洲日报》:1993年1月7日,1993年1月15日

《社青论坛〉:1994年8月。

《激流月刊〉(Aliran Monthly): 1993: 13 ( 2),

1993: 13 ( 9) , 1993: 14 ( 2) 〇

〈新海峡时报〉(New Straits Times): 5 June 19940

附录（一）

新海峡时报及第三电视在行政阶层倒购后,马来西亚资源的企业结构

附录(二)

1993年报章读者人数统计

1993周日报刊

。。〇’S 总人口之巴仙率 (%)

Mingguan Malaysia 2, 157 22

Berita Minggu ぺ"2"傩:* .密i：:

Sunday Star 893 9

Sunday Times 753 8

Sunday Mail 416 4

星洲日报 '"「二;;"-813""壬 8

南洋商报 711 7

中国撼:w* 425； 4

1993主要报章

000-S 总人口之巴仙率 (%)

NST 830 8

STAR B18" 8 ：

MALAY MAIL 348 3

BERITA HARIAN 2> 〇58；： 21

UTUSAN MALAYSIA 1,644 16

HARIAN METRO 247 2 .

星洲日报 760 8

南洋商报,""" .""71汇"" 7

中国报 386 4

《新海峡时报》,1994年6月5日〇

学I术I特

区

附录（三）

稽查后的报份数字（报份数目）

■ 1 Tr to 30.6.87 Tr to 3〇• 6. 88 Tr to . 30.6.89 Tr to 30.6.90 Tr to 30.6.91 Tr to 30.6.92 Tr to 30.6.93

Utusan Malaysia 大 (D) 238,830 226,739 225,985 216,168 230,051 231,177 252,452

Berita Harian 文 (D) 213,619 207,812 236,167 246,597 273,102 285,664 314,245

Mingguan Malaysia* (W) 415,172 407,292 407,945 加,905 416,405 444,553 514,677

Berita Minggu (W) 290,654 291,730 334,717 345,453 363., 777 382,013 418,790

Utusan Melayu 大 (D) 23,229 21,022 20,206 19,079 19,427 17,513 15,560

Utusan Zaman 火 (D) 26,891 24,239 22,619 20,188 20,409 18,203 16,485

New Straits Times (D) 168,925 194,688 161,647 167,868 172,517 171,560 177,955

Star (D) 148,132 146,270 146,081 147,591 155,554 166,204 180,043

Warita 大 (M) 129,483 119,672 118,249 109,943 • 110,229 114,827 101,141

Jelita (M) n. a n. a n.a 66,179 73,028 78,760 n. a

Nona (M) 35,392 41,874 n.a 41,828 36,915 39,469 n. a

URTV大 (F) 84,782 104,062 134,788 115,534 117,399 106,754 119,864

Mastika * (M) 13,699 12,232 10,403 9, 149 9,310 9, 185 9, 114

注:

丸由前锋报集团出版D一日报,W一周刊, F~・双周刊,M一月刊,n. a.无数字来源: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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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操控新闻自由?

・陈锦松

学术特区

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的公器,只有它在运作的过程中积极的行使其公器的角色,オ可能使它去服务群众,而不致沦为被媒介拥有者或当权者以它作为エ具,而去满足个人的利益或者达到个人统治,坐拥权力欲的目的。

大马的新闻从业员对新闻自由理念的认知与坚持,知所进退,而不是“自我设限”是决定言论自由重要的尺标; 到底新闻与言论的“禁地”在哪里,而传媒负责人是否比执政者更严格的“划地自限”,先扮演“守门人”的角色, 弟不同的意见尚未进入言论的空间时, 已—加以封杀?

新闻自由的尖兵

新闻记者原是争取新闻自由最前线的尖兵,但当国内的记者不了解新闻自由的来历,也没有从新闻的历史发展轨迹中掌握其脉络,就较难期望在争取新闻自由的过程中,记者可以从历史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联合国大会在1946年即已宣布 “新闻自由当为基本人权之一,且属联合国所致カ维护的一切自由的关键”。其实,自二次大战后,各国政府为保障国家安全,竭カ扩张“机密消息”的范围,限制新闻发布,于是报业提出“人民知之权利”(People - s Right to Know)的口号。二次大战后,约有十亿人民关入铁幕,与自由世界断绝消息流通。因之英美报业提出釆访自由、消息传递自由及阅读、收听自由等。

现代新闻自由的含义,在国内为免于政府与实カ团体干涉,及接近新闻来

源的自由,亦即采访自由。在国外为自由采访,自由传递消息,免于检查的自由。

美国第三任总统哲弗逊(Thomas Jefferson)认为新闻自由不仅是ー种天赋人权,而且认为新闻自由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一环。因为民主政治是ー种“民意政治”,新闻事业必须享有充分自由,对于公共事务,要有客观、公正而充分的报导,人民根据这些报导,并依据良知良能形成自己的意见,再透过新闻媒介毫无限制的表达出来,进而形成意见的自由市场(Free Market Place of Ideas)与舆论。然后那种意见得到多数的支持,那么这种意见就应作为国家政策的基础。在此构想下,欲实行民主政治,新闻自由必须确实予以保障。所以常常有人说“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民主政治”就是这个道理。

机密法令严格限制

今天,在大马的新闻媒介,由于出版法令的牵制,加上每年出版准证的更新进行“检查”,以及在官方机密法令的严格限制下,就如大专法令对大学生的影响ー样,使传媒的从业员在高度的 “警觉”下运作,以保障彼此的“安全”。事实上,资讯的自由流通因此而受到“阻塞” 〇

大众传播媒介素有第四权カ之称, 指的是三权分立即行政、立法、司法以外的另ー种权カ。它被视为人民监督政府行为最有效的利器,因为只有经由不断的追问和讨论,才能使错误被挖掘出来,真相摊开在阳光下,纵然政府可能因为遭受批评而感到难堪,但自由言论

确是人民的正当权利,也是促使政治和社会改革的重要途径。

美国大法官Louis Brandeis指出:

“自由思考和畅所欲言,是发掘和传播政治事实不可或缺的工具...禁止言

论自由的惩罚和恐惧会伤害人的思想、希望和想像力,社会秩序不可能藉此而维持稳定;恐惧将衍生压抑、压抑衍生仇恨,仇恨会威胁到稳固的政府;真正的安全,根植于对各种抱怨和补救之道都能畅所欲言。”

台湾报人张作锦就指出,新闻自由的最基本意义,是相对于政府的管制。政府有权,而权カ使人腐化,官府常常想控制舆论界,以防止其缺点的暴露。控制的方法有三:第一是法律上的,如国家安全法、新闻出版法、保密法等; 第二是政治上的;如不发登记证、限制出版张数、限制销售量等;第三是经济上的,如重税或影响工商界不登广告等。这些情形不论是专制国家,或ー些标榜民主体制的国家,也是常可见到的。

我国在1986年所进行的官方机密法令修正,其中被告一旦在该法令下被定罪,必须坐牢至少一年,这是强制性的监禁处罚。新加坡的“官方保密法”也规定,任何人因取得及使用政府机密资料“有损国家安全及利益”,刑罚可能为监禁两年及罚款新币二千元。”

民间组织反对束缚

反对修正大马官方机密法令的民间组织,包括全国新闻从业员职工会、律师公会、民权委员会、民主行动党、国民醒觉运动、马来西亚社会科学研究机

构、大马消费人联合会、大马回教青年组织、回教学者协会、马来西亚环境保护学会等。这些组织指出,官方机密法令已经是ー项不民主的法律,它对国会议员、新闻从业员、公务员、律师、压カ团体等施加诸多束缚及箝制〇

衡量新闻自由因素

1966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新闻自由中心,着手一次全球的新闻自由调查。该中心用以衡量新闻自由的因素包括以下二十三项:

ー、新闻的合法控制,不包括诽谤和猥亵法。（但包括官方检查、蔑视、强制收回、信刊、隐私权、安全、煽动暴乱等法律。）

二、起法律的控制（威胁、暴力、监禁、没收等。）

三、诽谤法。

四、有组织的自律（新闻评议会,荣誉法庭）〇

五、新闻和编辑人员（包括所有媒介, 受制于政府的特许、没收和任命。）

六、对政府新闻报导的偏袒。

七、被允许利用外国通讯社服务的媒介。

ハ、政府对国内新闻通讯社的控制。

九、印刷媒介受制于政府的特许。

十、政府对于发行、分配的控制,不包括邮政服务。

十ー、新闻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批评程度。

十二、新闻对政府、国内官员的批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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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十三、政府或“执政党”对媒介的所有权（包括广播、电视和国内新闻通讯社）。

十四、禁止反对党出版刊物。

十五、电台网和联营公司（所有权集中,拥有广播和新闻单位。）

十六、政府控制新闻印刷。

十七、政府控制对外国交换或购买新闻设备。

十八、政府补助和贿赂新闻与新闻人员。

十九、政府贷款予媒介。

二十、媒介依赖政府的广告。

廿ー、新闻课税率与其他行业的比较

（较高或较低）〇

廿二、劳エ联盟的压カ（影响编辑政策, 禁止出版）。

廿三、边际（经济不健全）新闻单位的数目。

媒体应对社会负责,而不是对执政党员责。

马来西亚新闻自由的情况,可以上述几点来权衡及考量。美国新闻评议会曾声言;没有任何政府官员或政府单位有权决定新闻机构该发表什么消息,不该发表什么消息。这是新闻自由不移的基本原则。政府掌握了这种权利,新闻就丧失了自由,这也是独裁形成的开始。

基本上,美国是ー个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宪法也提出了这种自由的保障, 越战正打得激烈,纽约时报连载国防部报机密的“越战报告书”,军方告进官府要求腰斩,最高法院认为这是言论自由的范畴,并未影响国家安全,判国防部败诉。华盛顿邮报两个刚出道的记者,碰上“水门案”,穷追猛打,竟使一位由选民选进白官的总统含羞去职。

提出社会责任论观念

当然,新闻自由也不是绝对的,早在廿世纪初大众传播“社会责任论”的观念已被提出来。对美国传播事业最具影响力的普立兹,在1904年于“北美评论”发表的文章中就声明说:"如不怀有克尽社会责任的诚挚观念,将不能拯救新闻事业,以致沦为商业利益的附庸,一味寻求自私的目的,并与公共福祉为敌”。

社会责任论的理论基础就是强调ー个人利用新闻自由的权利,来制造谎言、渲染真理,则他明显的应丧失这种权利。“社会责任论”也强调新闻伦理, 关于诲淫诲盗,暴力犯罪、种族歧视等的新闻报导,主张应有适当的节制,不宜过分渲染夸大;对于“报纸审判”要

力加避免,以期做到公正报导,不偏不袒,毋托毋纵。

新闻的自律原比新闻的控制重要, 1989年马来西亚新闻专业掀开历史性的ー页,大马新闻学院公布新闻从业员应遵守的八项新闻道德准则,即:

（-）新闻从业员的基本责任是据实报导,同时尊重公众对事实有知的权利。

（二）新闻从业员必须维护收集新闻的基本自由,以及公平作出评论的权利。

（三）必须采用正当的方法获取新闻,图片及文件。

（四）当发现已报导的新闻有错误时,必须作出更正。

（五）必须尊重消息来源的机密性。

（六）在执行任务时,必须依从道德准则,避免抄袭、诬蔑、诽谤、煽动、没有根据的指责,或接受任何形式的贿赂。

（七）必须避免报导侧重种族性的新闻, 或违反马来西亚多元种族的道德价值观。

（八）必须了解与新闻业有直接关联的法律与条规。

采访权应获馆方支持

在特定的权限内,记者所行使的釆访权应获得馆方的支持。据亚洲周刊报导去年香港英文〈南华早报〉编辑部, 因处理记者私闯港督别墅采访ー事,引发内部矛盾,事发后该报副总编辑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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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这次采访未经授权,不符专业守则,且采访手段违法,记者可能遭解雇。但该报星期天版编辑关玉慈说编辑部知情。内部纠纷由总编辑David Armstrong出面摆平,最后以间港督道歉及向该记者发信谴责了结。

1992年传媒揭露吉隆坡市政局在不按程序购买名车事件上,新海峡时报集团总编辑卡迪耶新就表达了他对维护记者在此事件报导的立场,他重申,政府如要援引机密法令来对付报人,应该对付总编辑,不是记者,因为决定刊登一则新闻的权カ在于总编辑,他补充:

“我们的责任是对提供消息的人士的身分保密,我们一直都奉行这个原则,今

后也不会改变“ 〇

大马的新闻工作者到底享有多大的自由采访与报导权,还是在与馆方的矛盾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进行例常性的采访工作,忽略了媒介作为“公器”的社会功能?

表面上,大马的传媒是自由的,但多少有见地的批判性,思考性文章已在 “重重的关卡”的检查下胎死腹中,不能与读者见面?大马新闻事业的漫漫长路还很崎岖,需要新闻从业员的团结与共同努力,才能够开拓一片自由的天地。大众媒介不应轻易放弃“第四权” 的角色。）

《砂劳越华族社会结构与形态》

本书内容:

■砂劳越早期的华人

・砂劳越华族会馆组织

・砂劳越华族社会结构与形态

"砂劳越华族社会结构中的帮派主义

■砂劳越兴化人移民及其职业型式的演变 ■砂劳越早期华族社会的领导层(1841-1910) ・砂劳越华文报业的发展

"成前砂劳越华族社会的历史特征(1901-1941) •ー个华北移民的村庄

作者:田英成

页数:82页尺寸:14X21CM 售价:RM5. 00

订购处:华社资料研究中心

HUAZI RESOURCE & RESEARCH CENTRE BHD. NO. 1, JAL AN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TEL： 03-2734035 FAX： 03-2734037

书评

知识份子重抖精神

ー评介《知识份子与社会文化》

朱自存

华社资料研究中心出版的新书《知识份子与社会文化》是一本严肃的学术性著作。它严肃,乃是作者骆静山的治学精神所在,他著文立说,并不是随便拿个题目,不是没经过精研细究, 不是想到写到,信笔挥来而写出的作品。

在所收集的十八篇文章中,除了五篇是一般性的治学所得,所研讨的问题并不只在马来西亚发生之外,其余各篇都是有关本国华人社会及华裔知识份子从过去、

现在、以及延展到将来所处在的环境,以及所面对的问题的研究。时间和空间是在这个特定的圈里存在,所讨论的问题是我们大家熟悉和急于寻求解答的。这些问题,由作者以客观的态度, 不夸张,不贬抑的手法,写出他的思想。至於行文,则是骆静山的ー贯形式:实际、直接的告诉你,他在想什么。

骆静山的文章虽常在华文报刊上发表,但本书刊出的大部分是在专业刊物或演讲会上所提出的论文。因此不能和一般性评论比拟。

我特别注意到本书谈论 “知识份子”问题的好几篇文章,因为在ー九八五年至八七年期间,华社曾一度引起“知识份子”应有的责任的问题（主要是责任,其他涉及知识份子的身份,处境、任务、行止....等

等）,参加纸上议论者几乎

包括了所有评论界人士,也引起过热烈的辩论（由於讨论的是一般性问题,参加讨论的文章甚少牵入个别的批判,不溢出就事论事的范围）。骆著的《知识份子》 —・篇就是在当时发表的。在目前阅读,它乃是ー篇经得上时代的、站稳住脚的文章。

骆静山对“知识份子” 这名词的涵意下定论是:

“现代、狭义的、知识份子等于古代怀仁抱义,渊博多闻的通儒。他们对当代的政治和社会不只承担提供异议和道德判断的任务,更扮演新事物的诠释者,新境界的开拓者和新价值的创造者的角色。”通儒的要是“儒” （读书人）而“通”的,不一定是有专门学识的“学者”,或只研求某一学术领域的顶尖问题的“专家”，而是“博学多闻”的人。更重要的是,他必须准备将所

学用于为国为民（不是为自己）和愿为真理而准备牺牲自己。

我曾引述中华民族历史上伟大知识份子文天祥在临刑前以自己的血写在衣带上的遗训:“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为何事……。”

认为“知识份子”的准则,是“读书”之后“所为何事? ”有学问而“不为”,或“所为”的是对不起“国家人民”的事,怎算得是“知识份子”呢?（见拙作《读书人参政面对的问题》南洋商报ー九八七・七月廿七日。收入《多元种族政治及其他》,十方出版社 1990）

在马来西亚,知识份子在华社的社会地位被认为是不重要的（以至於可有可无的情况）,一般人虽经多次教训,还是冥顽不灵的以为经济地位最重要,这些人已看到现实指着他们的鼻子:

“你们所持的经济地位等于什么? ”的时候,オ觉得自己背后没有道德、文化的支持,失去了智慧、高尚行为、勇气（也可以说是失去了智、仁、勇）的时候,才发现不能也没有利用经济去加强或巩固整体精神文明的时候,经济地位只沦为庸俗

的物质糟粕而已。

对於社会地位的没有提升,知识份子不得志而沮丧,而挫折,应该是看作整个社会的失调,受损的不仅仅是知识份子,而包括那些拥有经济不去善用经济的人,因为他们摆不脱“社会ー份子“的命运。

骆著对于知识份子的丧失“知识价层的社会”的条件,因“文化体系趋向停滞而缺少冲カ”,而不能产生或维持,发出叹息。加上了 “华裔知识阶级的没落”，根由于他们的“缺乏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慨,和富贵不能淫的风骨” 〇这外在和内在因素,使到知识份子彷徨而感到悲哀。

“知识份子能够发挥他的社会功能,是因为他拥有生活的凭藉和稳固的基础, 有许多同胞欣赏他,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并且产生持久的共鸣。”而骆静山认为这是知识份子在华社不能获得的,而知识份子“处身于ー个虚弱的社会,面对思想贫乏和精神不安的群众,委实不易辨认自己的角色,也不易被社会所辨认。”

骆看到知识份子处在 “认同适应的矛盾中”,建议知识份子“应当寻求统ー之道。为了统ー这个矛盾, 他们的观念形态和行为模

式,都必须作出适度的调整,使自己能够言行ー致。”

他指出ー些知识份子的弱点并且告诫说:“不应玩弄文字游戏或观念的魔术去迷惑群众,炫耀自己。” “不应只是抗议,排斥和隐退,而拿不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对后者（指政治权势结构）可以保持批判的态度,但是不应该为反对而反对。”这些中肯评议和适当意见,是一般知识份子应该自省和听取的。

我要在这里加上一点意见:知识份子本身也应宽怀宏量,和异议者（也许同是知识份子）对问题互相检讨,辩证,并准备接受别人更好的意见,和以民主的胸襟支持多数人的取向。

孟子说:“天下溺、援之以道。”目前的华社已然沉溺,正是知识份子“以天下为己任”,用行道的勇气去拯溺的时候。知识份子常是孤单的“独行侠”,众多的知识份子联系在ー起才能发生更大的力量,为何不在这方面作出第一步?

总的来说,骆静山的书重新提醒了知识份子再抖精神,完成他们对社会的职责,虽然骆对这个社会的弱点,不留情的批判得淋漓尽致。。

专论

刖言:

政党政治等于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是:允许公开的政治反对势カ之合法存在,没有合法的反对者,是不可能存在民主政治。以今日政党的时代而言,所谓的合法而公开的政治反对势カ之存在,莫过于合法之反对党的存在。换句话说,ー个有民主政治的政体,必须至少有两个或以上的合法政党存在。这是民主政治的最起码之必要条件。

但是,有了政党政治之政体,是否意味民主政治真正实现了呢?这恐怕并非如此简单。Robert A. Dah!就曾将民主政治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如希腊时期的民主城邦国家(Democratic -City State), 民主民族国・家

(Democratic - Nation 一 State)以及先进民王国豕(Advanced Democratic Country),并用多元政体(Polyarchy) 来称当代的民主政治之政体(Dahl, 1971,1989)〇显然,他并不同意当今的政党政治实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笔者认为,这一宏观的观察是可以接受的看法。

然而,为什么政党政治并不能真正实现民主政治及其精神呢?当然从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等的宏观之分析和理解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能从政党结构这微观的层次去分析,或许我们可以看出ー些端倪。这里头,法国学者Maurice Duverger的《政党概论》对政党结构及其运作的研究,无疑是提供了很好的有关民主政治和政党政治之探讨。实际上,这本五十年代出版的著作,至今仍

民主政治之互动的探讨

-以DUNWgeT的徳就t太马的政党作为分析

是有关政党分析的经典。本文尝试从 Duverger的政党分析之多面向中,专门讨论他所提的有关政党结构及其运作和民主政治的问题,并以大马的政党,尤其是巫人统ー机构（United Malay National Organizations, UMNO,简称巫统）,作为实例的考察。

第一节:民主政治的定义及其发展的社经条件

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还是先定义何谓民主政治,并对民主政治的发展之社经条件有初略的了解,相信会对我们所探讨的主题有所帮助。

依据Dahl的定义和看法,ー个民主的政治体系,必须能够完全或几乎完全反映其所有人民的喜好（Preferences）;为了达成此目标,民主政治体系必须提供下列相等的机会:（1）人民能够表达他们的喜好;（2）人民以个别与集体的行动向他人和政治表达自我的喜好;（3）政府在处理人民的喜好时,必须平等地加以考量,不能因其内容或来源不同而受到差别待遇。简单来

说,那就是民意可以自由表达,而政府得以民意作为依归来制定政策及施展政务。

不仅如此,Dahl还指出,为了确保上述平等的机会,他特别列明民主政落体系得提供下列八项制度的存在:（1）结社与参加社团的自由;（2）意见表达的自由;（3）投票权;（4）可被选任公职;（5）政治领袖有竞相争取支持的权利;（6）不同的消息来源;（7）自由与公平的选举;（8）政府的政策取决于选票及其他足以表示人民喜好的制度（引自张明贵译,1989 : 4）〇

另外,Dahl也列明了七个有利于政治反对出现的社经、政经结构及ー些政治信念的因素,甚至他还特别注明国民生产毛额每人超过七百至八百（美金）之社会经济水平的国家,有助于产生多元政治（Dahl ,张明贵译,1989 : 214）〇关于民主政治出现的有利因素或先决条件（Precondition of democracy）, Huntington也提出类似的看法,他说 :“在民主先决条件方面,以下的因素有助于一个社会的民主发展:高水平的经济生活;没有悬殊的财富及收入的不

专论

平等;比较强的社会多元化,尤其是包括了一个强大的自主性资产阶级;一个更市场导向的经济;目前的民主国家对该社会有更大的影响;以及ー个比较少一元论色彩而能宽容异议和具妥协的文化.....在缺乏市场经济的情况下,不可能有上述单ー的先决条件可产生民主的发展。”(1990 ： 95)〇这些看法明显的将经济发展视为民主政治发展极为重要的因素,此点和Barrington Moore之 “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No Bourgeoisie, No Democracy)的古典看法是相一致的。

美国政治科学界权威,亨廷顿教授。

我们无法否定这些在宏观层次上对民主政治发展的分析之正确性,甚至我们也很清楚政党政治也是在这些社经条件出现后オ产生的。政党政治在西方运作近二百年及在东方出现约ー百年的历史,正好说明了此现象。因此,我们要在此宏观上的视野来谈政党和民主政治的互动发展。基本上,政党政治没有超

出整个社会结构及政经发展,但是,我们要单独就政党的分析,来理解政党如何可能构成限制或推展民主政治的因素。Duverger曾在《政党概论》的结论篇中指出:“政党的普遍发展趋势令它们更加远离民主政制。政党就变为封闭的、有纪律、机械化的组织,这些磐石一般的政党的结构从外部看来和军队很相似,但是政党的组织和编制方式更为灵活,具有更大效カ,它是基于对灵魂的磨练而不是对躯体的磨练。政党对人的支配愈来愈深入,它们变成为全面的专制;它们要求党员有一个更密切的参与,它们成为解释万事万物的完整的和封闭体系;……”(雷竞璇译 1991 : 370)政党之发展果真是远离民主政治制度吗?它是怎样变成“封闭的体系” ?难道它对民主政治之推展毫无助益吗?我们将逐一考察Duverger的分析与评论。

第二节:政党的起源、结构及其成员

关于现代政党的起源之分析,Duverger 以“议会内起源政党”(Parties of Parliamentary Origin)及“议会タト起源政党”(Parties of extra - parliamentary Origin)来区分两种现代政党产生的历程。所谓的“议会内起源政党”,就像英国的托利党和辉格党(即保守党与自由党之前身),始于国会内的朋党和知名之士的结合,而后オ发展到地方去,然后再在中央成立议会处的政党组织。“议会外起源政党“,则像英国劳エ党,它原是1900年非国会组织的 “劳エ代表委员会”,以推动选举代表劳エ的人进入国会为目标,该会是2月

成立,9月参加大选,就当选了 2名议员;1906年又当选29名,这时オ改名为“劳エ党”。类似英国劳エ党的各国社会主义政党,以及共产党、法西斯、纳粹党等,都是“议会外起源政党”，它们和“议会内起源政党”比较,有五个特点:(1)先有中央组织,后有地方组织;(2)比较中央集权;(3)纪律比较严格,党员得听从组织的号令;(4) 议会外党务组织要指挥议会内的组织;

(5) “议会内起源政党”以议会活动为中心,“议会外起源政党”以社会活动为中心,议会活动只是其中活动之一。根据 Duverger的看法:十九世纪以前产生的政党,以议会内起源为主;二十世纪后产生的政党,以议会外起源为主 (Duverger,雷竞璇译,1991 : xix -xx)。

政党的起源对ー个政党的结构及发展有重要的影响,Duverger曾指出:

“我们……注意到ー个政党的起源对其最终结构的影响,以共产党为例,保留地下党时期的组织,是考虑到ー旦由于政府的压迫而不得不重新转入地下活动时,党仍有迅速地重新组织起来的可能性。” (ibid : xvii)〇.这些影响不但包括政党的组织结构,如到底党是以核心小组、党分部、党支部抑或以民兵组织为基本单位,而且也在政党的协调方面起着关键的影响,这又关系到政党的权カ集中与权カ分散的问题。一般上来说,“议会外起源”的政党倾向于以党分部、党支部作为基本单位,党的协调也比较强调纵的连系,因此党的权カ结构往往是中央集权,早期的共产党,法西斯及一些社会主义政党是最佳的例子。

但是因时代环境的变迁,现今的政党多半是“议会外起源”的政党,它们

的组织却各自有异同,因此政党的起源固然会影响政党的结构,但却很难有普遍性的规律可寻。当前对政党有较大影响的,恐怕还是政党的组织单位、意识形态和其属性为主,如该党是属于柔性或刚性的政党。

以马来西亚的巫统为例,该党是于ー九四六年五月十一日成立,它是因为马来人反对当时的英殖民政府欲推行平等公民权的“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而组成,标明要维护马来君主制度及马来人特权,可说是马来人民族主义高涨下的产物。这几十年来,巫统一直树立其“巫统即马来人,马来人即巫统”的形象,紧紧地将种族民族主义 (Racial Nationalism) 宗教意识形态和政党认同结合起来,大有如Duverger 所说的团契党的味道。而在党的成员上巫统只准马来血统者参加,它又实际上属于社群党,因此巫统可说是团契党和社群党的结合体,有浓厚的种族及宗教意识形态。

在组织的单位上,巫统采取党支部及党区部为主,一个党区部代表一个国会选区,再由党区部组成州联委会,州联委会上头是最高理事会。基层组织可自选领导层及中央代表,但是州联委会的主席之委任由党主席决定。其运作的结果是党主席可透过州联委会主席指导每州的党之活动,而党的纪律相当严苛,党主席有开除党籍的权カ。明显的,巫统可说是ー个刚性的排他性政党,特定的马来西亚多元种族社会及国家建构(Nation Building)的过程,深深地影响了巫统的创立及其发展。表面上该党是民主的政党,但由于其成员的排

专论

他性及其党意识形态的种族和宗教意味,使其运作倾向于限制党内民主的扩展。以下再详述其领导运作。

第三节:政党领导及其寡头倾向

Duverger在第三章有关政党的领导之讨论中,就开宗名义地指出:“政党的领导,好像目前大多数的社会团体（工会、联会、商会等）的领导ー样,都具有表面上是民主而实际上是寡头统治的双重性质。”（Duverger,雷竞璇译, 1991 : 119）政党要保持民主的外表,因为“民主仍是这个时代的主流理论,权力的合法性是以民主为根据的”,因而 “广大群众都认为只有民主性质的权カオ是合法的...政党都要非常小心谨

慎地让自己有一个具有民主外表的党领导。”（ibid : 120）〇到底政党领导如何利用其民主的外表,来达到他们的专制及寡头的领导呢? Duverger从党领导人的选择、内部圈子的形成及领袖权威的个人化等多方面加以深入的分析。

Duverger指出,虽然政党领导人多由民主的程序所选举出来,但是党的选举一般上是被有系统的操纵,从党中央代表名单的拟定和圈选,大会地点的召开、选举的方式（如Duverger就指出, 举手方式改变了选举的性质,它不再是选

举,而是核准表决,这是共产党最惯用的常规）,甚至假党员的运作等,因此政党的选举虽然是有民主程序,实际上是专制的。Duverger将这种专制称为“隐蔽的专制”,他说:“这些隐蔽的专制程序也被所有在正式结构上属于民主性质的政党所运用,因此专制的成份虽然可说是有大小之别,但专制成份的存在则无庸置疑。”（ibid : 124）〇这点以巫统来说明,似乎也有其道理。巫统的党选每三年举行ー次,党中央的领导人, 包括党主席、署理主席（Deputy President）, 副主席（Vice President,三人）以及廿五位最高理事由中央代表大会的代表投票选出,而党的总秘书（Secretary General）及总财政则由中选的主席所委任。每位欲参选上述由代表投票出的党职之党员,必须至少获得两个区部代表大会所提名;而有趣的是有关党主席及署理主席的提名,当每个区部代表大会提名一位候选人（只准提一人）,该名候选人就可预先获得额外十票（相等于十名中央代表的票）。这种安排明显的对当权者有利（区部代表大会一般上不敢公然提名挑战者,通常都倾向表态支持当权派）,使到挑战派在ー开始就处于不利的地位。难怪巫统的主席向来不受挑战,现在主席马哈迪（也是大马首相）也连任了十三年的主席职位。以下是巫统的党组织简表:

非常明显的,从巫统的党组织结构来看,虽然党员从支部大会中选出代表,再由他们选出中央代表,而中央代表再选出党最高领导人,但是党主席可透委任州联委会主席及总秘书和总财政,来领导和监督州联委会、区及支部的运作,使到党主席可以巩固其领导并贯彻其理念。这非常奇妙地符合了 Du-verger所说的有民主的タト表,却隐藏了专制的成分。

关于“内部圈子”的形成,Du-verger说:“政党的领导自然地倾向采用ー种寡头统治的形式,ー个名副其实的“领袖阶级”在当中形成,这个阶级有一定程度的封闭性,是个不易进入的 “内部圈子”,这个现象对名誉领袖和真正领袖,专制的领导和民主的领导都没有例外;理论上,选举制度应该可以阻止ー个寡头统治集团的形成,事实 ±,它反而有助于促其出现。”(ibid :

专论

134-135）〇

这个“领袖阶级”的“内部圈子” 有其更替及组成方式,比如利用领袖的地位选拔亲信成为党的干部、政策工作会成员以及圈定国会候选人名单的秩序（在比例代表制的国家）。这种情况在巫统的领导层是最普遍的现象,因为党主席理所当然的是国会下议院的多数党领袖,自然被选为首相,而首相可在选举中单独决定党的国会候选人名单,又从中选的国会议员里头挑选人选成为内阁成员ー各部的部长,那些在选举中落选的领袖甚至可被委任为上议员（大马的国会为两院制,上议院为委任的议员,少数由州议会推选）,以便出任部长。这是

巫统党主席通过委任州联会主席,总秘书及总财政,以巩固其在党中政权。

巫统“内部圈子”的更替方式。

在领袖权威及权カ的增加和个人化方面,Duverger在结论篇中是如此指出 :“不断加强的权カ集中令到党员在党领袖面前愈来愈无能为カ,但相反地党领袖对党员的影响カ却有所加强。在党领袖的任命上,选举的程序逐渐失去作用由此产生的纵向联系和党组织机构互相隔离制度的发展,就削弱了基层的行动自由,和增加了党的最高层的影响カ,这就有利于更细致地组织和控制党员,以防止一切独立于党中央之外的行动和维持ー个严格的正统观念。党员的纪律性,就同时由于有上述这些物质手段以及在宣传和说服方面所作的更大努力而有所加强,这些宣传和说服促使党员崇拜党和党的领袖,促使党员相信党和领袖是永远正确的,于是,批评的精神就让位给崇拜的情绪。”（ibid : 370）〇 Duverger的上述说词,可说是为巫统党主席马哈迪形成强人形象作了最佳的诠释。

第四节:政党和民意及其扭曲

民主政治的定义就是政治体系能够反映民意,人民不但能够自由表达她的喜好,而且政府（包括政党）能够在政策的制定与推行上,反映民意,以人民的意愿为依归。在政党政治的时代,民意就透过政党去表达及实践。但是,政党是如何去表达民意?它是否真正代表及反映了人民的真实意愿?还是反过来塑造虚假的民意,误导人民的意向或扭曲了真正的民意呢,以使政党的ー小撮领导人假民意之名,来图谋私利呢?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Duverger认为真正原始的民意是不存在的,因为没有经过处理的民意是难以捉摸,而且也漂浮不定的。他说: “需要区别经过处理了的民意和原始的民意;前者是政党将后者混凝.....如

果没有政党的话,就只会存在着模糊的、无从分解的、变幻莫测的流派,它们由性格、教育、习惯、社会处境等所决定。诚然,如果没有被称为原始民意的这个基础的话,这些少数人(按:政党的寡头领导人)还是弄不出什么名堂来的。但,原始民意这块惰性的面团如果没有政党这个酵母的话,也是变不了什么花样的。政党令到个人的意见明确化,政党丰富和发展了民意,政党同时也强化了民意,在政党岀现之前,民意往往都是犹疑的。"(ibid : 328)• 〇

从这段话中,明显的我们可以知道人民原始的意愿是被动的,是政党的少数活动分子及领导人创造和稳定了明确的民意。但是Duverger也清楚的表明 :“政党制造民意,正如它们反映民意ー样,它们促成民意,正如它们歪曲民意ー样。”(ibid)。间中当然有一种对话及辩证的过程。就拿大马的巫统之成立为例,ー九四六年是英国殖民约二百多年后,经过日本赶走英国人而英国人又想重登殖民者的舞台之际,此时马来人已非昔日吴下阿蒙,他们的“原始民意”也被日本人洗礼成民族主义,但仍摇浮不定。然而,经过当时马来领袖翁查化(Datuk Onn Jaafar)日益奔走鼓吹吹反英独立,马来人终组成全国的统ー机构,以巫统这政党来凝聚他们的民意 :反英复国。然而,马来人是否真的要持继长远地推行他们的种族主义政策呢?显然翁查化并无此意,因为他于较后的ー九五一年鼓吹将巫统开放给各民

族参加,但却遭到另ー些领导人所反对,他只好暗然下台离开他一手创立的党。这也许就是政党促成民意而又扭曲民意的最佳写照吧。

Duverger所分析的不是民意的转变而造成“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而是从政党及选举制度上探讨民意如何在政党政治及选举制度的运作下被扭曲了。他提出了有所谓“民意的两种歪曲。第ー种歪曲是ー个较不受注意但却更为严重的歪曲,“这便是选票的分布和民意的真正性质之间的差异,因为选票分布并非就是民意本身,而只是很多种表现民意的工具之一,在某ー程度上它总是会歪曲民意。"(ibid : 324) 〇

这个歪曲发生在允许第二轮投票的选举制度中,因为“第二轮投票包含了选票的必然聚合,不能分辨各政党的真正政治颜色,第二轮投票中的选票是投给派别,而不是投给政党的。”因此, Duverger认为,“只有第一轮投票的结果オ能代表各党派之间的选票分布情况”,所以实际上允许二轮投票的选举制度并没有改善一轮投票制的歪曲民意的情况。

第二种歪曲是发生在ー轮投票的比例代表制及ー轮投票多数选举制,那关于“选票的百分比与席位的百分比之间的差异”,也就是说甲党同样多的选票却比不上乙党所获有的议席,使甲党所代表的民意被乙党所扭曲。这种情况最严重地发生在ー轮投票多数选举制,比例代表制的扭曲比较不那么严重。以大马的ー轮投票多数选举制(和英国小选区制度相同)所产生的严重偏差是最清楚的了。以下的统计可说这种严重的选票和议席之间的差别:

专论

大马历届大选成绩:执政党和反对党的国会议席及得票情况

总议席执政党/反对党议席执政党议席百分比执政党/ 反对党得票率

1. 1959 104 74/30 71% （超过2 / 3） 51.8/48.2

2. 1964 104 89/15 86% （超过4/5） 58.4/41.6

3. 1969 104 66/37 64% （说明1） 44.9/54.1

4. 1974 154 135/19 88% （超过/5） 6〇. 1 / 39.3

5. 1978 154 ； 130 / 23 84% （超过4/5） 57. 2 / 42. 8

6. 1982 154 132 / 23 86% （超过4/5） 60.5/39.5

7. 1986 177 . 148 / 29 . 83.67% （超过4/5） 57.4/42.6

8. 1990 180 127 / 53 7〇, 5% （超过2/3） 51.9/45.4

说明:六九年大选后第五天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国会被终止运作,东马两州尚

未举行的国会选举被取消（消后重新投票）,当国会在七一年重新复会

后, 执政党オ再度掌握了養的国会议席,。东马当时带「四十席,执政党

赢了ナ十五席。

资料来源:祝家华,1994 : 254及289

这里的选票和议席之间的差别几乎在每届大选中超过百分之廿,也就是大马的执政党获得了超过民意所反映的议席,使人们以为执政党的超过五分之四 (或三分之ニ)的议席,是有强大的民意基础;实际上执政党的历届大选之得票率几乎没有超过百分之六十,甚至还低过百分之五十。这就是Duverger所分析的选举制度和政党政治互动结果下的民意之扭曲,由此也显示政党政治并未能反映民主的精神,甚至远离或歪曲民主民意。

结论:政党政治的民主意义及其局限

从上述有关政党的起源、内部组织结构、领袖的遴选到外在政党和选举制度之互动等情况来看,我们很清楚政党的出现到政党政治在现今的选举制度中的运作,并没有真正反映民主的精神及内涵,人民的真正意愿,有的不但不能有效及明确地反映,甚至有被歪曲的可能。政党政治很多时候不过是少数意见领袖(〇pinion Leaders)及政治野心家运用的工具,以使他们能以民主的合法性去获得公共的政治权カ,并行使这些权カ来达致少数人的利益。

因此,Duverger在结论篇中清楚的指出:“我们生活在ー个完全虚假的民主制概念之中,这个概念是法律学者根据十八世纪的哲学而编造的,“由人民来治理的人民政府”、“由国民的代表来治理的政府”是多么漂亮的提法,但这却只是用来鼓励积极情绪并为演说者的滔滔雄辩提供方便,这些都是没有内涵的漂亮词句。我们从未见过,而且将来也

永远不会看到ー个自己对自己进行统治的人民,一切的政府都是寡头的,都是必然地包含着少数对多数的支配。” (ibid : 371)

但是,Duverger也问到:“ー个没有党的政制是否就更令人满意呢?这オ是真正的问题所在。”(ibid : 370) 〇・他认为,在十九世纪,当只有财势大者ォ拥有报刊,消息和宣传工具,拥有发动选民的手段的时候,民主是不存在的;只有政党的发展,特别是工人政党的发展,オ让全体人民在政治事务上进行真正的积极的参与。因此,他说:

“从历史来看,政党成为人民在培养和吸收自己的精英分子时所不可或缺的架构。”“没有政党的政制和民主的距离大于有政党政制和民主的距离。”(ibid : 373)

那么,政党的发展之意义在哪里? Duverger认为:“政党的最重大意义, 是它促使一个新精英集团的出现,令到代表制的概念重新显现它的真正的和唯ー的意义。...我们应该将“由人民来

治理的人民政府”这个提法代之以“由来自人民的ー个精英集团来治理的人民政府”这个提法。n (ibid : 373)

显然的,从Duverger的结论中,我们可以清楚了解到政党的发展及出现并非完全不利于民主,实际上它是民主制度的推进而不是退步,只是我们不要误以为政党政治即是代表民主政治或真正实现了民主的内涵。政党政治推进了民主,但是它有局限,甚至也反过来威胁民主。Duverger就指出:“威胁着民主制度的,不是政党制度,而是政党内部结构的现代发展方向,危险不是在于政

专论

党的存在本身,而是政党有时所具有的军事、宗教和专制性质。”(ibid: 374)然而,诚然如卢梭所说的:“就民主制度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度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多数人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的秩序的。(转引自 ibid : 371) 〇因此,即使政党内部的专制成份去除了,内部结构民主化了,它和真正的民主制度还是有距离,显然, 真正完全的民主是ー个不断实现人民意愿的过程中不可能实现的梦想罢了! 0

参考书目:

Dahl, Robert A. 1971. Polyarchy •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89.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 Londo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Huntington, Samuel P. 199〇• " Will

More Countries Become Democratic? " In Roy C. Macridis and B. E. Brown, eds. , Comperative Politics • Notes and Readings. Cal迁otnia Brooks / Cole.

Robert A Dah 1著,张明贵译,1989. 住元政治:参与和反对》,台北:唐山。

Maurice Duverger 著,雷竞璇译,1991»姣党概论》,香港:青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祝家华,1994,鶴构政治神话一大马两线政治的评析》,吉隆坡:华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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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内容是在探讨马乗西亚80年代申期至前年代初,在我国出现的政治局势,当肘在野的政党组成以政党联盟的阵线,去抗衡执政了卅多年的执政集团国民阵线,因而造成了所谓的"两线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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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研究》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