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与研究》第25期 1997年1月31日
十八世纪结束时，马来半岛还是个人口稀少，森林遍布的地区，只生产少量的锡、金和森林产品。十九世纪开始，情况变化惊天动，拓荒者穿山越岭，从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等地进入马来半岛内地，开发矿场和耕种。
从事马来亚拓荒事业者是外国移民，其中种植园农业的发展，华人和欧洲人都贡献过力量。可是，最先开荒辟野的，却是早期南来的华人。华人在开辟马来亚的历史上，献出了多少血汗，其中还有许多人，是在开荒的过程中，牺牲了性命。马来亚从一片大丛林发展至今日之规模，华人的重要贡献是不容争议的。
无论如何，华族先贤的拓荒史迹，中文文献阙如。英文则由于其固有的研究传统，反而有较多研究早期华人事迹的著作和文献。由于文化背景及原则立场的差异，英文著作的观点在某些方面难免有所偏差。可是，它仍然是了解华人拓荒史的重要资料。
《资料与研究》从本期开始连载占姆斯．杰克森著的《垦殖民与冒险家》，本书共十一章，其中第一至第四章是讲述华人开荒种植的史迹，是印证华人开辟及建设马来亚/马来西亚的重要资料。
十八世纪结束时，马来半岛是个人口稀少，森林遍布的荒野，在政治上分成一系列小邦国，彼此互相隔绝，各自有着某种程度的自主性。人口居住地方限于小型的传统组织体，通常是暂时建立在沿海和河岸边的马来甘榜（注1），或几个山脚下的小型矿场，其他地区则是不断迁徙的原住民。内部的交通限于河流，偶而是穿过森林小径，除了少量的锡、金和森林产品外，整个半岛输向外面世界的东西很少。几乎是一个完全没有农业出口生产的地区。
十九世纪见证这个模式的惊天动地变化。1786年，英国人在槟榔屿建立殖民地，然后在1800年把对岸称为威利斯省的狭长地段划入版图。新加坡殖民地在1819年建立。五年之后，马六甲落入英人之手。槟城、新加坡、马六甲，加上天定等分散的英人据点，在1826年组成海峡殖民地，由印度政府管理。1867年，在当地的施压下，脱离印度管制，成为另一个直辖殖民地，这时，英人对马来诸邦采取不干预政策。1874年，英人摒弃不干预政策，把势力伸入霹雳、雪兰莪和双溪乌绒等马来土邦。1889年，彭亨和森美兰的其他土邦也加入受英人保护的版图。这些受英人保护的马来诸邦，后来在1896年联合组成马来联邦。英人影响对马来半岛其他各邦的扩张在1909～19年间完成，柔佛和丁加奴、吉兰丹、吉打、玻璃市等前暹罗属地先后接受英人参政司：这四个州后来组成马来属邦。
半岛的经济发展进展神速，尤其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拓荒者穿山越岭，开发矿场和耕种，生产供出口的产品。在很大程度上，从事拓荒事业者是外国移民，兴趣主要是从这些冒险经营中获取利润，而不是要在本地建立永久家园。半岛的经济很快地就跟外国贸易挂勾，其发展掌握在移民拓荒者手中，他们最终都是要回到故国去的。许多已经发表的半岛历史研究论文都把重点放在英人扩张影响力所带来的政治和行政变化；同一个时期里所发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却很少人注意。这项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追溯这个迅速变化期中马来亚（注2）出口导向及种植园农业的发展轮廓。
严格地说，‘种植园’，plantation，这个字眼指的是：任何种植出口导向作物的园地，不计其面积大小。因此，种植园农业代表着为生产出口作物而设的商业组织。对于十九世纪马来亚的背景而言，重要的分野是出口导向的种植园农业和自给粮食生产的‘甘榜农业’。园地面积的大小不是两者之间分别的基本标准，耕作的目的才是两者间的分野所在。十九世纪末提出的土地条例，把一百英亩以上的园地订为‘园丘’，estate，小过此面积者则称‘小庄园’(small holdings)，首次以单位大小来作为基本辨别准则。当出口导向农业的橡胶种植和财团占有制在廿世纪首二十年中迅速发展时，这个分别准则进一步加以确定。在这项研究中，‘种植园’的使用是按其字面意思，不是现代词‘园丘’的同义词。此外，直到廿世纪首十年中期，当官方统计正式以一百英亩作为‘园丘’的下限时为止，园丘所指的包括不同面积大小的园地；在以下各页中，这个词汇在较早时期的使用同样是不作刻意区别的。
十九世纪和廿世纪初马来亚种植园农业的发展，主要是华人和欧洲人（注3）拓荒者的努力成果．进入普遍上没有任何商业农产的地区后，这些拓荒者以不同的方式对潮湿热带环境所能提供的可能机会作出反应。因此，接着下来的大多数研究，是关于种植者的拓荒事迹，关于拓荒农民对新环境和在借贷便利、劳工和园地及出口点间交通困难等发展种植园农业的必须因素都严重短缺情况下的种种反应。当然，故事可并不是那么简单。好几种具有多种需求的不同作物，所产生的不同结果，以及在不同的体系下栽种，在不同的时期把拓荒者吸引来。此外，华人的反应往往有异于欧人，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两个不同社会和文化价值的本质。华人垦殖者追求用小本求急利。他们被吸引来马来亚，是希望能寻得足够财富后回乡过安乐日子，这么一来，在异乡对土地的发展作长远打算并不那么吸引人。欧人则不同，十九世纪欧籍移民把长期投资视为种植园农业发展的基本要求，这个概念无疑是部份源自欧人对‘土地园庄’的传统态度，及部份源自欧籍种植入在大英帝国其他地区种植热带作物所累积的经验。
这项研究的中心主题是：在十九世纪的大多数时期，华人在开发出口导向农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比欧洲人大。本书第一部份尝试指出涉及上述成就的因素，专注讨论反映出华人种植者对当代状况作相应反应的耕作法。十九世纪结束时，形势起显著变化，欧人种植者开始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欧人对马来亚种植园农业的支配，随着橡胶业在二十世纪的首二十年的奠基而达到最高峰。第二部份是关于欧人早期未能成功按本身要求方式开发种植园农业的诸项尝试，然后引伸至十九世纪末有利于欧人路线因素之涌现．毫无疑问，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扩大世界经济的相迭效应，以及英国人控制的扩张，因为这两个因素使马来亚种植人，在种植园农业普遍被视为开发热带殖民地资源的主要方式的时期，能从英国取得资金，能进入迅速成长的英国市场，以及能雇用印度的廉价劳工。最后一部份讨论橡胶的引入和扩展对确立这一项改变的效应．在探讨从华人移向欧人支配的转移时，会相当侧重有关农业机构的组织，原因是，归根结底，就是这一个因素决定他们在相同环境下的相对成就。
Willis在橡胶价格暴涨时写道：“现在考虑从事什么事业时有一窝蜂赶时髦的现象，都要找单一能提供最大吸引力的产品，如最近这段时间的橡胶”（注4）。C. J. Robenson较后察觉到种植园体系历史的特点，“尤其是在锡兰和马来亚，显示出系列不同作物的浮沉，同时在整体上是一系列连续的适应调”（注5）。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马来亚种植园农业其实是高度投机性的：随着‘繁荣和萧条’的循环发展，跟外界经济情况密切相关。某种农产品价格飞升，就驱使拓荒者开辟大片马来亚的森林，以进行种植；价格下泻时，就造成种植兴趣大减，种植面积因而减少，并往往改种其他获利较高的作物．一直到橡胶横扫所有十九世纪的出口作物为止，可以明显看出某些地区集中种植某种作物，同时在某一个时间里，种植者的主要兴趣似乎是在各个地区专种一种作物．就因为这一点，使本论文在目前的背景下可通过各别作物来进行探讨。
当某个领域没有划分为马来亚的经济历史或经济地理时，通常都必需建立起相关学科的标志，以确保所进行的研究能满意地进行。对于这个问题，作者都会在需要时尽量做到。结果，考察的范围就比原订的广得多，考察往往脱轨，跨人通常被列为“地理”的范围。无论如何，作为地理学家的研究成果，本书还是比较关注社会和经济过程对土地的影响，而不是只侧重社经过程本身而已。
邻界学术学科必然会互相交迭，而好些研究课题可视为是夹在中间的‘无人地带’，因而需要混合的分析技术和方法．在类似研究过去社会经济现象的调查范围中，情况确是如此，因为要对经济，地理和历史的传统定义范围作重新划分简直是不可能，也似乎是不必要的作法。我们可接受和认同地理为中心观点，但是，只有在调查研究是超越单一传统定义学科时，才能满意地达致重组以往社会与经济现象的目的。
虽然把地理视为是‘自然’与‘文化’环境的相互关系研究的作法日益普遍，两者却显然都是只能人为地进行划分的单一个体的一部份。如果地理学家的任务是研究人类如何使用地球及其资源，那么，所有影响这项使用的因素都是有必要的相关研究，相反的，凡是无关的都可以省略。地势、土壤或气候的变化在决定温带农业模式方面可能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马来亚，这些因素并不重要，因而只在要断定其影响时才受到注意。相反的，普遍上被称为“历史”和“经济”的因素，决定了种植园农业和它在这个领域内发展及扩充方向的本质，因此，这些因素在这一类的研究中占重要一席。
近五十年来，历史界一直酝酿着以“亚洲人中心”史观来重新阐释马来亚历史。在这项研究中，作者是尝试以相关的人民和土地为出发点，去追溯马来亚种植园农业的发展，不持什么“史观”的立场，也不是以马来亚或伦敦的官僚地位来看待问题。这个一度被称为“热带经济传奇之一”注6）的课题一直很少受到注意，往往只是在出版过的历史或地理文献中提到几句而已。可是，种植园农业却是马来亚现代经济的两大台柱之一。以往，关于种植园农业的发展连一份概述文献都没有，在某种程度上，缺乏文献资料被理解为在十九世纪发生的有关发展是无关重要的。因此，为了建立起具体有力的事实背景来支援这项研究所提出的见解，就有必要提出大量在此之前未曾付梓出版的详细资料。
在这个方面，对资料来源作个简短说明是有必要的，因为，研究非常依赖英文资料。事实上，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因为华人垦殖民在拓荒的过程中，很少留下说明他们的事迹的文献。初看之下，这是个严重的不足，但却又不尽然。因为，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欧洲人对华人垦殖民的活动兴趣很浓，因此，英文文献中含有大量资料，如果能细心筛选，是能补偿缺乏华文文献的不足的。本世纪初偶尔会出现一些由受英文教育华人作者撰写的文章，本书都在适当处加以引用。无论如何，本书所依据的多数资料是引自官方报告和记录。只是，政府官员对于欧籍种植界却倾向给予过度夸张的肯定，当代报纸因此成了对照官方记录描述的背面的珍贵资料来源。来自不同来源的农业经济的过去的资料，虽然往往是残缺片段，总的来说，却是相当可观的。无论如何，就完整性来说，却还是不能达到作者所期望的水平。因此，在以下的分析中，出现脱节之处是必然的。
注1：马来字汇为kampong，指组成一大住宅区和小村庄，周围是不同植物园庄的村落或一组房屋。
注2：在这个研究中，马来亚指前马来亚联合邦，包括新加坡岛在内。
注3：在整个研究中，‘华人’取其种族意义，包括来自中国的移民及其后代。十九世纪时，马来亚‘华人’以移民占绝大多数。按照当地的用法，‘欧洲人’也包括美国人。
注4：参阅J. C. Willis著Agriculture in the Tropics, Cambridge, 1914, 190.
注5：参阅C. J. Robertson著‘The Integration of Plantation Agriculture in Economic Planni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outheast Asia', Pacific Viewpoint, Vol.4 No.1, March 1963, 6.
注6：F. C. Roles, 'Rubber Development in Malaya, in A. Wrightand H. A. Cartwright, eds., Twentieth Century lmpressions of British Malaya, London, 1908, 351.
槟城和新加坡英国殖民地的建立，跟中国移民大量涌入马来亚，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事实上，中国移民在马来半岛的主要登岸地点在1786年后由马六甲移向槟城，然后又在1819年后移向新加坡。无论如何，虽然南端的新加坡是取得广支配性地位，在整个十九世纪里，马六甲、槟城和新加坡三个英国殖民地却保持着作为登岸地和控制地的地位，控制着中国移民渗入邻界内陆地区，即比较上相对落后和鲜为人知的马来州属。
早在十九世纪初，华人就进人马来亚采矿和耕种，在好些地区，在1874年英国首次直接干预马来诸邦政治时其规模已达到相当水平。无可否认的是，当英国人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还未做好准备之前，华人就早把马来诸邦作为海峡殖民地的内陆经济扩展地。
英人扩大对马来诸邦的控制，与华人人口在此时间内显著增加有紧密联系，这叫人产生这么的一个看法，认为英人干政在这些州属内建立了“真正的秩序和安宁”，直接刺激华族移民的涌入（注7）。这个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有其正确性。但是，早在英人干政之前，华族拓荒者早已在半岛上数个州内从事种植和采矿，人数上相当可观．事实上，华人南来，加上他们在这儿居住所制造的问题，是导致英国政策出现改变的直接导因。
矿工的活动很显然在1874年后有了相当大程度扩张。在下来的十五个年头里，新的英国官员根据新的大规模种植园概念，制订了与华族种植拓荒者采用的耕种法反其道而行的农业政策。在矿业方面，英国支配权在吡叻、雪兰莪和森美兰等西海岸诸州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华人矿业的发展，可是，在农业方面，最后却证明是几乎把早期华人种植业置于死地的地步。
英国人在十九世纪建立殖民政权，以及在较后扩张其控制，刺激华人迅速涌入马来亚的重要性，最主要还是在于其经济意义。英人在槟城和新加坡开发自由港，打开了西欧发达工业国对原料殷切要求的庞大市场，为华族拓荒者大量移入海峡殖民地内陆地区开荒种提供了基本的冲力，随着船运业的改善，华人很快就掌握到马来诸邦所能提供的经济机会，开始生产几种在西方世界需求日益殷切及可以获取巨额利润的原料，卖给欧洲商人，尤其是驻在新加坡者。
英殖民政权在马来亚的设立对“采锡热潮”产生的显著效应受到普遍认同。可是，有关欧洲市场的新联系也刺激华族种植业拓荒者在马来亚腹地几个部份扩展种植活动方面，却鲜为人所知。除了作为欧洲市场的入口港外，英国殖民地，尤其是新加坡，也发展成为南洋西部的华人商务中心，为华人在国外货品市场与国内劳工及资金来源之间提供一个直接联系（注2）。对于华人而言，为东西方联系提供商务联系的英国殖民地，是他们活动的核心，不仅限于马来半岛，而是疆域更广更大的东南亚。
从华人的观点来看，海峡殖民地的诸项基础设施中，以英人对移民采用放任政策为具吸引力因素之一。十九世纪期间，华人几乎都是完全处于自生自灭的放任境地，只由本社群所推选的头领，称为华人甲必丹者，进行统治。结果，华人社群发展出本身特殊形式的组织，脱离且完全无法融入英人行政体系的格局里。简单地说，华人在英国殖民地里形成了“国中之国”。当华人把活动范围扩展入半岛各州时，是采用本身既有的组织架构。这个架构证明是完全符合十九世纪马来亚典型拓荒状况的需求。
在十九世纪的马来亚，所有华人拓荒事业，或种植、或矿业，都是建立在一种可称为“公司制”的基础上。“公司制”按相关业务的类别而在细节上会有些出入。严格来说，“公司”是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组织其内部成员进行活动而存在的华人组织。无论如何，在秘密会社或私会党在1889年被宣布为非法之前，秘密会社和“公司”之间一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个别“公司”的成员总是来自同一方言群体，通常都是来自华南某些小乡镇的移民。“公司制”在十九世纪的马来亚很普遍，原因是它为移人异国陌生环境的不同华族移民集团提供了安全保障和群体认同的感觉。“公司制”的出现，是华族移民把在华南时所熟悉的组织形式带过来，原本组织严密的乡亲组织，由“公司”取而代之。它在马来亚能发展成长，是因为“在马来亚，来自中国不同乡村的华人，对于其他没有社会关系联系的其他华人，惧怕的心理就和面对马来人或其他族人时一样．”（注3）
进军内陆诸州的拓荒垦殖民是由海峡殖民地的商人或店主资助。两者之间的安排显然是建立在城市融资者和内地拓荒者之间某种程度的相互信任上，假使他们之间有宗亲联系或其他关系，就有助于促成这种合作关系了。此外，在日常用品的供应和收成的销售上，拓荒垦殖民也几乎是完全依赖着海峡区的商贾。通常，拓荒垦殖民会预支一些资金，订在日后用所生产的产品的固定比例额来偿还。预支资金的利率很高，因为失败，或甚至借款人卷款失踪的风险都很高。虽然其中有一些华人融资家是向欧籍商人借钱资助这些垦殖者，可是，这个促进新合作关系的制度普遍上是完全与欧籍居民的活动脱离的。
华人也为扩展农业和矿业业务而发展出本身一套相对完善的劳工供应制度．在这种称为“赊票制”(Credit Ticket System)的制度下，中国移民的船资由代理安排和负责，代理再把这些费用转移到在马来亚的雇主身上。新客则必须以劳力来偿还他从中国到马来亚过程中的一切开支，通常那是以削减工资的方式工作为期至少一年。
新客抵达马来亚后，就分配到内陆地区的矿场或园丘的头家底下工作，在实效上是加入一套“实物工资制”的作业中去，在这套制度下，工资的巨额比例是用粮食、衣服和鸦片等实物形式来支付。对于个别的矿场和园丘，其劳工、头家和融资家之间存在着“公司制”下不言而喻的密切关系，或彼此都无可奈何地属于同一秘密会社的成员，这倒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内陆地区的华族拓荒社区，是由海峡殖民地所控制的严密组织下的拓荒据点。
华人南来马来亚全然是为了经济原因。他们并不是被永久定居的潜在机会所吸引，只是希望能“发一笔财”后“衣锦还乡”。带着暂时居住一段时日的心情，他们抵达之后都寻求“本小利大”，可以迅速致富的经济活动。结果，华族农业拓荒者摒弃当地马来原住民的自耕自给农耕法及中国那套密集使用土地的完善农耕法，转而栽种一小组可供出口，及适合在潮湿热带环境的新垦殖地经济状况下种植的农作物。
在十九世纪初，除了英国殖民地以外，马来半岛其他地区人口相对稀少，因此，就有大片的处女林待开发。华人垦殖者认识到这些土地只有在生产经济作物后才会对他们有价值，因此就采用轮垦法，掏干土地的肥力，从中赚取利润后，转移阵地，让原本的沃土撂荒，变成茅草芭和丛林（注4）。这样的耕作法倾向于把华人垦殖的疆界不断扩大，因为，在旧园丘被荒置后，就会在现有垦殖区内或另一个全新的地区去开发新的土地。在十九世纪期间的南马地区，华人用这种耕作法，制造了相当可观的利润，当英国人扩大其控制权，制订了重视土地长远发展的农业政策后，这种在拓荒时期才有可能实行，并突现出华人拓荒者那种除短期利益外，对其他一切都毫无兴趣的“轮垦法”受到正式的抨击。此外，廿世纪首十个年代末，契约劳工制被终止，政府则接管鸦片垄断贸易，捣毁了早期华人通过控制和剥削廉价劳工而取得成功的整个基础。
至今为止，十九世纪马来亚华人在“轮垦法”下种植的最重要农作物是：木薯(Manihot utilissima)、甘蜜(Uncaria gambler)和胡椒(Piper nigruum)。木薯和甘蜜尤其适合华人拓荒者的需求，两者都在相对短的种植期后即有收成，都适合在大多数地区进行栽种，不需耗费太多的劳动力，不需要任何专门技术，而开发一个拥有加工配备的园丘只需要相对小的投资资本。与此同时，欧洲皮革业者对于可作为染料和鞣剂的甘蜜的需求量日增，其他地区也对木薯片，木薯粉或木薯粒的需求量也很大。胡椒园的情况略有不同，需要较周全的照料和需要较长的时间才有收成，而关于胡椒在华人拓荒者农业经济里的特殊地位，将在第二和第三章中跟甘蜜一起进行探讨。生产这一类的作物使华人垦殖者的命运被欧洲经济状况所左右。十九世纪时出现的价格巨幅波动，在华人垦殖者群中产生即刻的反应，表现在他们对土地的态度，以及他们选择栽种短期收成或生命周期短暂的作物上。
在华人经营下，这些拓荒作物的种植取得较大程度的成功，其种植的面积，在橡胶引进之前，远比马来亚其他出口作物大得多。很可能在十九世纪的某个时候，至少五十万英亩的土地受到华族拓荒者“轮垦法”的影响，而在踏入廿世纪时，木薯和甘蜜生产的年出口价值高达八百万元以上。作为比较，咖啡在马来亚的种植面积从来不曾超过两万英亩，咖啡出口总值则不曾超过一百廿万元。
本节的目的是探讨华族农民在开拓本地区过程中产生最显著效果的各种特征详情，其中特别指出种植人对波动经济状况的反应，乃是促成垦耕
种法的地理效应。
(第一章完，待续)
注1：例如，读者可参阅L. C. A. Knowle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 Overseas Empire, London, 1924, 54.
注2：参阅Wang Gungwu, A Short History of the Nanyang Chinese, Singapore, 1959, 19.
注3：参阅W. H. Newell著Treacherous River: A Study of Rural Chinese in North Malaya, Kuala Lumpur, 1962, 19.
注4：茅草：lalang；丛林：belukar
《垦殖民与冒险家》
1786～1921年马来亚华人与欧人农耕业
占姆斯．杰克森著
编者按语
十八世纪结束时，马来半岛还是个人口稀少，森林遍布的地区，只生产少量的锡、金和森林产品。十九世纪开始，情况变化惊天动，拓荒者穿山越岭，从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等地进入马来半岛内地，开发矿场和耕种。
从事马来亚拓荒事业者是外国移民，其中种植园农业的发展，华人和欧洲人都贡献过力量。可是，最先开荒辟野的，却是早期南来的华人。华人在开辟马来亚的历史上，献出了多少血汗，其中还有许多人，是在开荒的过程中，牺牲了性命。马来亚从一片大丛林发展至今日之规模，华人的重要贡献是不容争议的。
无论如何，华族先贤的拓荒史迹，中文文献阙如。英文则由于其固有的研究传统，反而有较多研究早期华人事迹的著作和文献。由于文化背景及原则立场的差异，英文著作的观点在某些方面难免有所偏差。可是，它仍然是了解华人拓荒史的重要资料。
《资料与研究》从本期开始连载占姆斯．杰克森著的《垦殖民与冒险家》，本书共十一章，其中第一至第四章是讲述华人开荒种植的史迹，是印证华人开辟及建设马来亚/马来西亚的重要资料。
《垦殖民与冒险家》
占姆斯。杰克森著
Planters and Speculators by James Jackson
赖顺吉译
前言
十八世纪结束时，马来半岛是个人口稀少，森林遍布的荒野，在政治上分成一系列小邦国，彼此互相隔绝，各自有着某种程度的自主性。人口居住地方限于小型的传统组织体，通常是暂时建立在沿海和河岸边的马来甘榜（注1），或几个山脚下的小型矿场，其他地区则是不断迁徙的原住民。内部的交通限于河流，偶而是穿过森林小径，除了少量的锡、金和森林产品外，整个半岛输向外面世界的东西很少。几乎是一个完全没有农业出口生产的地区。
十九世纪见证这个模式的惊天动地变化。1786年，英国人在槟榔屿建立殖民地，然后在1800年把对岸称为威利斯省的狭长地段划入版图。新加坡殖民地在1819年建立。五年之后，马六甲落入英人之手。槟城、新加坡、马六甲，加上天定等分散的英人据点，在1826年组成海峡殖民地，由印度政府管理。1867年，在当地的施压下，脱离印度管制，成为另一个直辖殖民地，这时，英人对马来诸邦采取不干预政策。1874年，英人摒弃不干预政策，把势力伸入霹雳、雪兰莪和双溪乌绒等马来土邦。1889年，彭亨和森美兰的其他土邦也加入受英人保护的版图。这些受英人保护的马来诸邦，后来在1896年联合组成马来联邦。英人影响对马来半岛其他各邦的扩张在1909～19年间完成，柔佛和丁加奴、吉兰丹、吉打、玻璃市等前暹罗属地先后接受英人参政司：这四个州后来组成马来属邦。
半岛的经济发展进展神速，尤其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拓荒者穿山越岭，开发矿场和耕种，生产供出口的产品。在很大程度上，从事拓荒事业者是外国移民，兴趣主要是从这些冒险经营中获取利润，而不是要在本地建立永久家园。半岛的经济很快地就跟外国贸易挂勾，其发展掌握在移民拓荒者手中，他们最终都是要回到故国去的。许多已经发表的半岛历史研究论文都把重点放在英人扩张影响力所带来的政治和行政变化；同一个时期里所发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却很少人注意。这项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追溯这个迅速变化期中马来亚（注2）出口导向及种植园农业的发展轮廓。
严格地说，‘种植园’，plantation，这个字眼指的是：任何种植出口导向作物的园地，不计其面积大小。因此，种植园农业代表着为生产出口作物而设的商业组织。对于十九世纪马来亚的背景而言，重要的分野是出口导向的种植园农业和自给粮食生产的‘甘榜农业’。园地面积的大小不是两者之间分别的基本标准，耕作的目的才是两者间的分野所在。十九世纪末提出的土地条例，把一百英亩以上的园地订为‘园丘’，estate，小过此面积者则称‘小庄园’(small holdings)，首次以单位大小来作为基本辨别准则。当出口导向农业的橡胶种植和财团占有制在廿世纪首二十年中迅速发展时，这个分别准则进一步加以确定。在这项研究中，‘种植园’的使用是按其字面意思，不是现代词‘园丘’的同义词。此外，直到廿世纪首十年中期，当官方统计正式以一百英亩作为‘园丘’的下限时为止，园丘所指的包括不同面积大小的园地；在以下各页中，这个词汇在较早时期的使用同样是不作刻意区别的。
十九世纪和廿世纪初马来亚种植园农业的发展，主要是华人和欧洲人（注3）拓荒者的努力成果．进入普遍上没有任何商业农产的地区后，这些拓荒者以不同的方式对潮湿热带环境所能提供的可能机会作出反应。因此，接着下来的大多数研究，是关于种植者的拓荒事迹，关于拓荒农民对新环境和在借贷便利、劳工和园地及出口点间交通困难等发展种植园农业的必须因素都严重短缺情况下的种种反应。当然，故事可并不是那么简单。好几种具有多种需求的不同作物，所产生的不同结果，以及在不同的体系下栽种，在不同的时期把拓荒者吸引来。此外，华人的反应往往有异于欧人，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两个不同社会和文化价值的本质。华人垦殖者追求用小本求急利。他们被吸引来马来亚，是希望能寻得足够财富后回乡过安乐日子，这么一来，在异乡对土地的发展作长远打算并不那么吸引人。欧人则不同，十九世纪欧籍移民把长期投资视为种植园农业发展的基本要求，这个概念无疑是部份源自欧人对‘土地园庄’的传统态度，及部份源自欧籍种植入在大英帝国其他地区种植热带作物所累积的经验。
这项研究的中心主题是：在十九世纪的大多数时期，华人在开发出口导向农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比欧洲人大。本书第一部份尝试指出涉及上述成就的因素，专注讨论反映出华人种植者对当代状况作相应反应的耕作法。十九世纪结束时，形势起显著变化，欧人种植者开始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欧人对马来亚种植园农业的支配，随着橡胶业在二十世纪的首二十年的奠基而达到最高峰。第二部份是关于欧人早期未能成功按本身要求方式开发种植园农业的诸项尝试，然后引伸至十九世纪末有利于欧人路线因素之涌现．毫无疑问，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扩大世界经济的相迭效应，以及英国人控制的扩张，因为这两个因素使马来亚种植人，在种植园农业普遍被视为开发热带殖民地资源的主要方式的时期，能从英国取得资金，能进入迅速成长的英国市场，以及能雇用印度的廉价劳工。最后一部份讨论橡胶的引入和扩展对确立这一项改变的效应．在探讨从华人移向欧人支配的转移时，会相当侧重有关农业机构的组织，原因是，归根结底，就是这一个因素决定他们在相同环境下的相对成就。
Willis在橡胶价格暴涨时写道：“现在考虑从事什么事业时有一窝蜂赶时髦的现象，都要找单一能提供最大吸引力的产品，如最近这段时间的橡胶”（注4）。C. J. Robenson较后察觉到种植园体系历史的特点，“尤其是在锡兰和马来亚，显示出系列不同作物的浮沉，同时在整体上是一系列连续的适应调”（注5）。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马来亚种植园农业其实是高度投机性的：随着‘繁荣和萧条’的循环发展，跟外界经济情况密切相关。某种农产品价格飞升，就驱使拓荒者开辟大片马来亚的森林，以进行种植；价格下泻时，就造成种植兴趣大减，种植面积因而减少，并往往改种其他获利较高的作物．一直到橡胶横扫所有十九世纪的出口作物为止，可以明显看出某些地区集中种植某种作物，同时在某一个时间里，种植者的主要兴趣似乎是在各个地区专种一种作物．就因为这一点，使本论文在目前的背景下可通过各别作物来进行探讨。
当某个领域没有划分为马来亚的经济历史或经济地理时，通常都必需建立起相关学科的标志，以确保所进行的研究能满意地进行。对于这个问题，作者都会在需要时尽量做到。结果，考察的范围就比原订的广得多，考察往往脱轨，跨人通常被列为“地理”的范围。无论如何，作为地理学家的研究成果，本书还是比较关注社会和经济过程对土地的影响，而不是只侧重社经过程本身而已。
邻界学术学科必然会互相交迭，而好些研究课题可视为是夹在中间的‘无人地带’，因而需要混合的分析技术和方法．在类似研究过去社会经济现象的调查范围中，情况确是如此，因为要对经济，地理和历史的传统定义范围作重新划分简直是不可能，也似乎是不必要的作法。我们可接受和认同地理为中心观点，但是，只有在调查研究是超越单一传统定义学科时，才能满意地达致重组以往社会与经济现象的目的。
虽然把地理视为是‘自然’与‘文化’环境的相互关系研究的作法日益普遍，两者却显然都是只能人为地进行划分的单一个体的一部份。如果地理学家的任务是研究人类如何使用地球及其资源，那么，所有影响这项使用的因素都是有必要的相关研究，相反的，凡是无关的都可以省略。地势、土壤或气候的变化在决定温带农业模式方面可能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马来亚，这些因素并不重要，因而只在要断定其影响时才受到注意。相反的，普遍上被称为“历史”和“经济”的因素，决定了种植园农业和它在这个领域内发展及扩充方向的本质，因此，这些因素在这一类的研究中占重要一席。
近五十年来，历史界一直酝酿着以“亚洲人中心”史观来重新阐释马来亚历史。在这项研究中，作者是尝试以相关的人民和土地为出发点，去追溯马来亚种植园农业的发展，不持什么“史观”的立场，也不是以马来亚或伦敦的官僚地位来看待问题。这个一度被称为“热带经济传奇之一”注6）的课题一直很少受到注意，往往只是在出版过的历史或地理文献中提到几句而已。可是，种植园农业却是马来亚现代经济的两大台柱之一。以往，关于种植园农业的发展连一份概述文献都没有，在某种程度上，缺乏文献资料被理解为在十九世纪发生的有关发展是无关重要的。因此，为了建立起具体有力的事实背景来支援这项研究所提出的见解，就有必要提出大量在此之前未曾付梓出版的详细资料。
在这个方面，对资料来源作个简短说明是有必要的，因为，研究非常依赖英文资料。事实上，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因为华人垦殖民在拓荒的过程中，很少留下说明他们的事迹的文献。初看之下，这是个严重的不足，但却又不尽然。因为，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欧洲人对华人垦殖民的活动兴趣很浓，因此，英文文献中含有大量资料，如果能细心筛选，是能补偿缺乏华文文献的不足的。本世纪初偶尔会出现一些由受英文教育华人作者撰写的文章，本书都在适当处加以引用。无论如何，本书所依据的多数资料是引自官方报告和记录。只是，政府官员对于欧籍种植界却倾向给予过度夸张的肯定，当代报纸因此成了对照官方记录描述的背面的珍贵资料来源。来自不同来源的农业经济的过去的资料，虽然往往是残缺片段，总的来说，却是相当可观的。无论如何，就完整性来说，却还是不能达到作者所期望的水平。因此，在以下的分析中，出现脱节之处是必然的。
注1：马来字汇为kampong，指组成一大住宅区和小村庄，周围是不同植物园庄的村落或一组房屋。
注2：在这个研究中，马来亚指前马来亚联合邦，包括新加坡岛在内。
注3：在整个研究中，‘华人’取其种族意义，包括来自中国的移民及其后代。十九世纪时，马来亚‘华人’以移民占绝大多数。按照当地的用法，‘欧洲人’也包括美国人。
注4：参阅J. C. Willis著Agriculture in the Tropics, Cambridge, 1914, 190.
注5：参阅C. J. Robertson著‘The Integration of Plantation Agriculture in Economic Planni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outheast Asia', Pacific Viewpoint, Vol.4 No.1, March 1963, 6.
注6：F. C. Roles, 'Rubber Development in Malaya, in A. Wrightand H. A. Cartwright, eds., Twentieth Century lmpressions of British Malaya, London, 1908, 351.
第一章：华族农业拓荒者的据点
槟城和新加坡英国殖民地的建立，跟中国移民大量涌入马来亚，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事实上，中国移民在马来半岛的主要登岸地点在1786年后由马六甲移向槟城，然后又在1819年后移向新加坡。无论如何，虽然南端的新加坡是取得广支配性地位，在整个十九世纪里，马六甲、槟城和新加坡三个英国殖民地却保持着作为登岸地和控制地的地位，控制着中国移民渗入邻界内陆地区，即比较上相对落后和鲜为人知的马来州属。
早在十九世纪初，华人就进人马来亚采矿和耕种，在好些地区，在1874年英国首次直接干预马来诸邦政治时其规模已达到相当水平。无可否认的是，当英国人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还未做好准备之前，华人就早把马来诸邦作为海峡殖民地的内陆经济扩展地。
英人扩大对马来诸邦的控制，与华人人口在此时间内显著增加有紧密联系，这叫人产生这么的一个看法，认为英人干政在这些州属内建立了“真正的秩序和安宁”，直接刺激华族移民的涌入（注7）。这个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有其正确性。但是，早在英人干政之前，华族拓荒者早已在半岛上数个州内从事种植和采矿，人数上相当可观．事实上，华人南来，加上他们在这儿居住所制造的问题，是导致英国政策出现改变的直接导因。
矿工的活动很显然在1874年后有了相当大程度扩张。在下来的十五个年头里，新的英国官员根据新的大规模种植园概念，制订了与华族种植拓荒者采用的耕种法反其道而行的农业政策。在矿业方面，英国支配权在吡叻、雪兰莪和森美兰等西海岸诸州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华人矿业的发展，可是，在农业方面，最后却证明是几乎把早期华人种植业置于死地的地步。
英国人在十九世纪建立殖民政权，以及在较后扩张其控制，刺激华人迅速涌入马来亚的重要性，最主要还是在于其经济意义。英人在槟城和新加坡开发自由港，打开了西欧发达工业国对原料殷切要求的庞大市场，为华族拓荒者大量移入海峡殖民地内陆地区开荒种提供了基本的冲力，随着船运业的改善，华人很快就掌握到马来诸邦所能提供的经济机会，开始生产几种在西方世界需求日益殷切及可以获取巨额利润的原料，卖给欧洲商人，尤其是驻在新加坡者。
英殖民政权在马来亚的设立对“采锡热潮”产生的显著效应受到普遍认同。可是，有关欧洲市场的新联系也刺激华族种植业拓荒者在马来亚腹地几个部份扩展种植活动方面，却鲜为人所知。除了作为欧洲市场的入口港外，英国殖民地，尤其是新加坡，也发展成为南洋西部的华人商务中心，为华人在国外货品市场与国内劳工及资金来源之间提供一个直接联系（注2）。对于华人而言，为东西方联系提供商务联系的英国殖民地，是他们活动的核心，不仅限于马来半岛，而是疆域更广更大的东南亚。
从华人的观点来看，海峡殖民地的诸项基础设施中，以英人对移民采用放任政策为具吸引力因素之一。十九世纪期间，华人几乎都是完全处于自生自灭的放任境地，只由本社群所推选的头领，称为华人甲必丹者，进行统治。结果，华人社群发展出本身特殊形式的组织，脱离且完全无法融入英人行政体系的格局里。简单地说，华人在英国殖民地里形成了“国中之国”。当华人把活动范围扩展入半岛各州时，是采用本身既有的组织架构。这个架构证明是完全符合十九世纪马来亚典型拓荒状况的需求。
在十九世纪的马来亚，所有华人拓荒事业，或种植、或矿业，都是建立在一种可称为“公司制”的基础上。“公司制”按相关业务的类别而在细节上会有些出入。严格来说，“公司”是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组织其内部成员进行活动而存在的华人组织。无论如何，在秘密会社或私会党在1889年被宣布为非法之前，秘密会社和“公司”之间一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个别“公司”的成员总是来自同一方言群体，通常都是来自华南某些小乡镇的移民。“公司制”在十九世纪的马来亚很普遍，原因是它为移人异国陌生环境的不同华族移民集团提供了安全保障和群体认同的感觉。“公司制”的出现，是华族移民把在华南时所熟悉的组织形式带过来，原本组织严密的乡亲组织，由“公司”取而代之。它在马来亚能发展成长，是因为“在马来亚，来自中国不同乡村的华人，对于其他没有社会关系联系的其他华人，惧怕的心理就和面对马来人或其他族人时一样．”（注3）
进军内陆诸州的拓荒垦殖民是由海峡殖民地的商人或店主资助。两者之间的安排显然是建立在城市融资者和内地拓荒者之间某种程度的相互信任上，假使他们之间有宗亲联系或其他关系，就有助于促成这种合作关系了。此外，在日常用品的供应和收成的销售上，拓荒垦殖民也几乎是完全依赖着海峡区的商贾。通常，拓荒垦殖民会预支一些资金，订在日后用所生产的产品的固定比例额来偿还。预支资金的利率很高，因为失败，或甚至借款人卷款失踪的风险都很高。虽然其中有一些华人融资家是向欧籍商人借钱资助这些垦殖者，可是，这个促进新合作关系的制度普遍上是完全与欧籍居民的活动脱离的。
华人也为扩展农业和矿业业务而发展出本身一套相对完善的劳工供应制度．在这种称为“赊票制”(Credit Ticket System)的制度下，中国移民的船资由代理安排和负责，代理再把这些费用转移到在马来亚的雇主身上。新客则必须以劳力来偿还他从中国到马来亚过程中的一切开支，通常那是以削减工资的方式工作为期至少一年。
新客抵达马来亚后，就分配到内陆地区的矿场或园丘的头家底下工作，在实效上是加入一套“实物工资制”的作业中去，在这套制度下，工资的巨额比例是用粮食、衣服和鸦片等实物形式来支付。对于个别的矿场和园丘，其劳工、头家和融资家之间存在着“公司制”下不言而喻的密切关系，或彼此都无可奈何地属于同一秘密会社的成员，这倒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内陆地区的华族拓荒社区，是由海峡殖民地所控制的严密组织下的拓荒据点。
华人南来马来亚全然是为了经济原因。他们并不是被永久定居的潜在机会所吸引，只是希望能“发一笔财”后“衣锦还乡”。带着暂时居住一段时日的心情，他们抵达之后都寻求“本小利大”，可以迅速致富的经济活动。结果，华族农业拓荒者摒弃当地马来原住民的自耕自给农耕法及中国那套密集使用土地的完善农耕法，转而栽种一小组可供出口，及适合在潮湿热带环境的新垦殖地经济状况下种植的农作物。
在十九世纪初，除了英国殖民地以外，马来半岛其他地区人口相对稀少，因此，就有大片的处女林待开发。华人垦殖者认识到这些土地只有在生产经济作物后才会对他们有价值，因此就采用轮垦法，掏干土地的肥力，从中赚取利润后，转移阵地，让原本的沃土撂荒，变成茅草芭和丛林（注4）。这样的耕作法倾向于把华人垦殖的疆界不断扩大，因为，在旧园丘被荒置后，就会在现有垦殖区内或另一个全新的地区去开发新的土地。在十九世纪期间的南马地区，华人用这种耕作法，制造了相当可观的利润，当英国人扩大其控制权，制订了重视土地长远发展的农业政策后，这种在拓荒时期才有可能实行，并突现出华人拓荒者那种除短期利益外，对其他一切都毫无兴趣的“轮垦法”受到正式的抨击。此外，廿世纪首十个年代末，契约劳工制被终止，政府则接管鸦片垄断贸易，捣毁了早期华人通过控制和剥削廉价劳工而取得成功的整个基础。
至今为止，十九世纪马来亚华人在“轮垦法”下种植的最重要农作物是：木薯(Manihot utilissima)、甘蜜(Uncaria gambler)和胡椒(Piper nigruum)。木薯和甘蜜尤其适合华人拓荒者的需求，两者都在相对短的种植期后即有收成，都适合在大多数地区进行栽种，不需耗费太多的劳动力，不需要任何专门技术，而开发一个拥有加工配备的园丘只需要相对小的投资资本。与此同时，欧洲皮革业者对于可作为染料和鞣剂的甘蜜的需求量日增，其他地区也对木薯片，木薯粉或木薯粒的需求量也很大。胡椒园的情况略有不同，需要较周全的照料和需要较长的时间才有收成，而关于胡椒在华人拓荒者农业经济里的特殊地位，将在第二和第三章中跟甘蜜一起进行探讨。生产这一类的作物使华人垦殖者的命运被欧洲经济状况所左右。十九世纪时出现的价格巨幅波动，在华人垦殖者群中产生即刻的反应，表现在他们对土地的态度，以及他们选择栽种短期收成或生命周期短暂的作物上。
在华人经营下，这些拓荒作物的种植取得较大程度的成功，其种植的面积，在橡胶引进之前，远比马来亚其他出口作物大得多。很可能在十九世纪的某个时候，至少五十万英亩的土地受到华族拓荒者“轮垦法”的影响，而在踏入廿世纪时，木薯和甘蜜生产的年出口价值高达八百万元以上。作为比较，咖啡在马来亚的种植面积从来不曾超过两万英亩，咖啡出口总值则不曾超过一百廿万元。
本节的目的是探讨华族农民在开拓本地区过程中产生最显著效果的各种特征详情，其中特别指出种植人对波动经济状况的反应，乃是促成垦耕
种法的地理效应。
(第一章完，待续)
注1：例如，读者可参阅L. C. A. Knowle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 Overseas Empire, London, 1924, 54.
注2：参阅Wang Gungwu, A Short History of the Nanyang Chinese, Singapore, 1959, 19.
注3：参阅W. H. Newell著Treacherous River: A Study of Rural Chinese in North Malaya, Kuala Lumpur, 1962, 19.
注4：茅草：lalang；丛林：beluk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