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与谷——尊孔校友访谈录
黄兆壎访谈录
籍贯：广东新会
年龄：85岁
出生年份：1921年2月9日于吉隆坡
入学年份：1927年
入学年级：小学第一册
毕业年份：1930年初小华业、1932年高小毕业、1933年初中一、1935年初中毕业、1938年高中（师范）毕业
访员：刘崇汉（刘）；甘美莲（甘）、万家安（万）
誉录：陈永标、谭雅英
整理：黄玉莹
访谈日期：2006年4月21日
访谈地点：吉隆坡黄兆壎住家
（黄玉莹按：黄兆壎老校友，对百年尊孔来说，有几个特殊意义。首先，他堪称尊孔第一个从小一到高中顺利完成十二年教育的学生。他跟尊孔的渊源、多年来对尊孔的那一份感情，可谓源远流长。其次，他珍藏的学生时代的文物，他特强的记忆力，为尊孔提供了不少珍贵无比的战前史料。他毕业后那几年的经历，反映了二战前后华校老师身不由己的命运。他在事业上的成就，更是尊孔生引以为荣的榜样。难得的是，黄老先生自愿把他所珍藏的与尊孔有关的资料，全送给母校。黄先生曾在一次访谈中诚恳地说：“没有尊孔，就没有我。”其实，听黄老先生谈尊孔，就好像在听故事，一个个你我都不曾听过的历史故事。）
情在尊孔，源远流长
黄：可以说我和尊孔的关系是最密切的，没有人像我这样，父亲黄祖耀做过学校董事，儿子在尊孔读书毕业，又在母校教过书。
我的父亲黄祖耀是吉隆坡当时其中一个很有声望的华社领袖。我的父亲，我们都叫他“老头子”，是从中国来的。除了我大哥，我们兄弟姐妹都是在本地出生。他热心公益事业，是好几个社团或机构的董事，他也做过尊孔的“司理”；他重视子女的教育与前途，他始终认为华人一定要先修母语，这是他一贯的宗旨。
他把他6个儿子，1个女儿全都送进华校。男的进尊孔，女的念坤成。不只我们这一代，连我孩子这一代，也是这样。那个时候，马来亚是英国的殖民地，英文很吃香，连老头子也承认读华文的人将来出路比较窄。可是他还是要送我们进尊孔。
刘：什么是“司理”？
黄：“司理”英文就是secretary,也有点像“总务”。他有时候要到学校巡视，校长有什么问题就请教他。“司理”是当时华社组织里一个颇为特殊的职位，相等于当今的“执行秘书”。当时的华团领袖或董事大多都是商家，可是这些商家有的太忙，有的不太识字墨，因此，领袖或董事当中念过书、比较识字的人，通常就顺理成章地负责处理所有与文书有关的事务。我父亲是当时华社侨领中少有的念过书的文人，于是就成了尊孔董事部里的司理。
我住在吉隆坡美芝律。1927年那年，我才6岁，就进入尊孔读书。早期的尊孔，编班和现在很不同，不叫一年级，而叫第一册。然后就是第二册、第三册……不像现在的小学一年级、二年级那样叫法。不过，那同样是六年学制。我可以讲我是最幸运的一个，1932年我在读完了小学后就升上初中，读完初中三，1935年，尊孔刚好办高中，我就跟着念上去，直到毕业，总共12年。不过，尊孔高中在开办第二年改叫师范科。1941年我在尊孔教书，为母校服务，日本人来了，我才没再教下去。12月8号那天早上，大家还去学校上课。到学校听到消息，个个赶紧跑回家。
刘：当时的学费是多少？
黄：高中大概5、6块，初中是3块。
刘：当时一般人一天的工钱是多少？
黄：很难说，有的人多，有的人少。
刘：那么，房租呢？
黄：那个时候，中华大会堂后面那些屋子的租金，差不多是二十块钱一个月。那时吃一碗3分钱。杂费则很少。5、6块钱，在那个时代对很多人来说数目是不小的。所以高中班开课的时候，有30多个学生，可是能够念到毕业的，只有11个，很多人中途退学，大概就是因为学费太贵了。那个时代，有机会上学念书就是好命。小学毕业要找个好工作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初中毕业就可当个老师或文员；上高中，根本就是个梦想。我很“幸运”，并不只是因为正好碰上尊孔开办高中，还因为有个明理的父亲。
尊孔最初的校舍是在Kampung Attap,那时候叫尊孔学堂。我的大哥黄兆熊就在那边读书。他年纪比我们大很多，我还没出世，听说是1920年，他就在尊孔乙种商科毕业了。
刘：您还记得Kampung Attap尊孔校舍的大概地点吗？
黄：记得。就在大会堂后面左手边。左边第一排下去低一点的第二排那边。在现在现在的Midah旅店跑过去一点。Midah以前是店屋，现在拆了。那个时候，Kampung Attap有三排屋子。我画给你们看。
这里第一排以前是一排店屋，就是现在的Midah酒店了。这排店旁边有一条小巷，然后是一个小空地，以前是一个篮球场，现在是印度人煎饼的档口。再过去就是第二排店屋了，很长的一排。第一间、第二、三间、第四间；一连四间屋，二层楼那种，就是尊孔校舍了。隔几间就是番禺会馆。现在那儿是个停车场，以前没有拆，现在应该是拆了吧！那边有个羽球馆，就是羽球馆左手边斜对面那些屋子。这第二排旁边有一条路，现在的中山同乡会就在这里面。中山同乡会本来也在这一排，在最后一间，羽球馆正对面。中山同乡会是后来才搬到后面去的。后来在1922年尊孔搬了，原先的校舍就变成了坤成的校址。我的姐姐黄燕定，二嫂万玉莲、五嫂丘慕龄，还有侄女玉满都在那里念过书。
坤成用了那个地方后，还用了学校旁边那个篮球场，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还在那儿跟坤成的学生打过篮球！（笑声）（吓，跟坤成女生打篮球？）是，我们是小学生，叫做“尊孔童子队”，坤成的是学校篮球队，她们都是中学生。我还记得萧秀良、朱叶好、吕金玉、万玉莲都有出场。她们都是当时坤成出名的运动员，而且都是雪州代表。萧秀良和万玉莲更是当时的华侨运动会的马华代表。那个时候，尊孔和坤成的关系很好。
刘：尊孔没用那个球场？
黄：我不肯定，因为我进尊孔的时候，尊孔已经搬到山顶了——就是尊孔国中现在的校舍，我一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在那儿上课了。我二哥黄兆熊有没有在Kampung Attap读书，我就没有什么印象。他、1929年初中毕业后，就去英校读，然后回来尊孔教英文。他也是在日本人来的时候才不再教书的。兆吾是我弟弟，他是老五。兆吾在尊孔念到高二就停学了，那是因为发生了战争。老四兆箎，还有最小的老六兆予，都只读到简师。那个时候，还是战前，因为师资不够，所以尊孔办简易师范课程，是给小学毕业生读的。所以我们兄弟都是读尊孔的。我最大的侄女玉满，也在尊孔读过书呢！
刘：尊孔那个时候就有女生？
黄：有。那时候，我和二哥都在尊孔教书，所以玉满就跟着我们去尊孔。尊孔是不收女生的，可是老师的孩子就可以例外。也可能是因为我父亲是董事的关系吧。她那班只有两个女生，另一个是赵伯悦的女儿赵坤英。玉满在尊孔读了三年，第四年才转去坤成。
战前的尊孔
万：黄先生，我想问有关您这个成绩册，为什么您高中一年上学期，在中华民国24年下半年？在高中一年下学期的时候，是在中华民国25年上半年？一个是黄光铙做校长，一个是林珠光做校长，为什么上下学期跟上、下半年不同在一年的？
黄：我想是这样的，因为尊孔有上半年，下半年收生的关系。
万：一年收两次学生？
黄：对，那个时候有的人上半年入学，有的下半年。
万：所以当时就像您刚才说的，读第一册、第二册、第三册，不说一年级、二年级。
黄：大概是这样吧。早期的尊孔，每年分春秋两季收生，一年收生两次。春季（上半年）入学的1月开课，6月结业；秋季（下半年）入学的7月开课，12月结业。我一直都是读上半年的，所以是在1935年6月初中毕业。高中课程在同年7月开课，那时正是中华民国24年（1935年）的“下半年”，所以高中第二个学期时就成了民国25年（1936年）的“上半年”了。（编者按：请参阅附录：尊孔招生广告）
刘：您对尊孔以前的课程，还有印象吗？
黄：有。我们那个时候的学生，每个人一来学校就是读书，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想，没有什么时间玩。讲到尊孔的课程，以前的科目老实说非常繁重。我还有留下一些copy。你看，初中每个学期都有13到14科，看到你都怕，要应付也不容易。尊孔那个时候没有分文科、理科。我们什么都要读。小学、初中、高中我看什么都有啊！
你们看这些成绩册上列出的科目：国文、英文、算学、历史、地理、公民、植物、动物、化学、生物、教育、心理、卫生、珠算、音乐、美术、体育一共十多个科目。从小学开始，国、英、算、史、地、音乐、美术、体育，都是基本科目。
刘：必修课？
黄：对，然后加上一些别的。我们高中第一届的第一年是普通课，第二、三年就改为师范科。你看我们的普通课就有11个科目，还包括翻译课。到了高二，13科，加了教育、心理、工艺和小学行政。
除了上课，我们那个时候也很重视操行品德。都有分数的。你看，高一有10个操行分数：健康、勤勉、俭朴、秩序、礼貌、整洁、友爱、互助、勇敢、忠信。现在的学校哪有这么详细列明？
刘：这些科目，您都很喜欢吗？
黄：还好。不过，我有一点意见，就是英文不足。我们华校的学生英文差，这也难免。因为六天才读六个钟头，一天一个钟头读英文，程度哪里跟得上呢？问题是那个时候的人，认为懂得一点就可以啦！
刘：您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
黄：本来我最喜欢是数学。但是因为我的根底不好，学得很苦，慢慢追，结果在高中的后面二、三年里，我的数学就进步得很快。
刘：体育科有没有特别喜欢？
黄：其实尊孔没有什么体育。我是在外面参加的羽球队，叫“乐华”的，它是一个业余的运动团体。在尊孔里面通常只是跟同学打一打，练习一下吧了。
刘：尊孔读书的环境？
黄：我那个时候，老师的学养很优秀，各方面都很好。学校实行全日制，上课时间非常长，不像现在12点多就放学。早上8点上课，中午吃午餐一个钟头，然后再继续。我在高中的时候，在下午3点半才放学！
甘：那时你们穿的校服是怎么样的？
黄：校服是很普通的白衣白裤，全白的。小学的时候，是穿短裤的，初中也是短裤，高中才穿长裤。
甘：您对所读的课本还有印象吗？课本是什么版本的？
黄：商务、中华两种版本。
甘：有没有老师带你们出去参观例如工厂之类的？
黄：我们高中毕业那年才有。小学和初中都没有。那个时候，高中毕业最后的二三个月老师会带我们出去参观，参观学校和报馆。我们很幸运，到过新加坡、槟城。在新加坡我们参观华侨中学，还去过《星洲日报》、《南洋商报》报馆，看他们怎样操作。在槟城，我们也是参观学校，好像是参观过槟华女校。印象中没有参观过工厂，那个时候好像没有这方面的联系。
刘：那在日本人来之前，学校有没有发动你们到外面去卖花筹款？
黄：私底下是有，不敢太张扬。
刘：为什么？
黄：英殖民政府抓人啦。尊孔有些学生有去，一些同学则不敢参加。
刘：当时学校的教学设备如何？
黄：设备方面，我们有一个科学实验室，里面的仪器不大齐全。但是我们也有念化学、生物。对于解剖，就只懂得一些皮毛，不过总好过完全不懂。
刘：其它的校园环境您还记得吗？
黄：尊孔最可惜的就是没有一个草场，这是我觉得最遗憾的事。所以尊孔没有办法发展体育。为什么我们会没有草场，上一代人办学的时候怎么样争取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尊孔的体育受到这种限制，学生怎么运动？那只好偷偷进行啦。我们的学生有时候会到后面MBS的草场去偷偷练跑。一看见他们的老师来了，就赶快逃跑，真是没有办法。可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形下，尊孔后来也有不少出色的运动员，像林汉水、辛上图、谢金福等。
战前1937年，北马的钟灵、中马的尊孔和新加坡的华侨中学，还办了个三校联合运动会。第一届由华侨中学主办，我们都到新加坡去，还住在华侨的宿舍。我们羽球队的四个代表是我、古健柏、林锦泉和司徒泉，可说“横扫”所有比赛对手，非常光荣。林汉水好像是拿了个短跑冠军。还有一个我们笑他为"气袋”的林荣，长跑比赛赢的一定是他。这个林荣，早几年我还在街上碰过他，他还认得我呢！这个运动会当时很轰动。我本身是一名羽球运动员，玩得一手很好的羽球。我曾经在1940年开始参加雪兰莪的羽球锦标赛。1941年我曾经获得雪兰莪乙组的单双打冠军，这是我的顶峰时期，破了雪兰莪的纪录，成了第一位双料乙组冠军。接着我打甲组公开赛！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个子最瘦最小的outsider,谁也没想到我可以一关过一关，打倒几个大牌球员而进入决赛。英文报叫我giant
killer“大杀手”。想像不到吧，我和世界羽球王黄秉璇进行决赛咧。当然我不是他的对手。不过，我还是感觉到很荣幸有过如此辉煌纪录。我为尊孔争了光。那时候，那些英校生曾问我，你是那间学校出来的？我说我是吉隆坡尊孔的。
后来，日本人来了，我因为身体健康不太好，就放弃打羽球了。和平后，在1948年参加第一届汤杯赛的选手杨德才、刘祺芳、曾官良，他们都曾经是我在1941年时的手下败将。所以，我的球艺曾经达到国际水准啦。
万：黄先生，您说尊孔没有操场，您可知道政府其实一开始就已批准尊孔和MBS共用一个操场？
黄：不知道。即使如此，那个时候华人英文不行，哪敢跟那些人争辩？就给人吃定了。那时候MBS只用东西围住了上半段操场，就是比较高的部分，下半段比较平的部分是没有围拦的。我们尊孔的学生就是偷偷在这个部分运动，他们的老师，一看到尊孔学生用操场，就叫那些Punjabi看守人把尊孔学生赶走。
（黄玉莹按：据黄老先生画出的地图，可了解到当时的MBS其实只围起了上半段操场，换言之，尊孔学生确实可自由进出或使用操场的。后来怎么变成MBS专用的操场的？谁也不知道。是尊孔不懂得争取？还是MBS霸道？）
刘：您在学校有遇上什么有趣的或者难忘的事吗？
黄：高中时，学校举办全校中学学术比赛，我的作文拿第二，科学第一，数学和英文都是第三。方谦逊最厉害，数学英文都拿第一。
最好笑的是，我没想到当时拿奖的文章都被贴在壁报上，文章是用毛笔写的。我的毛笔字难看得连我自己也不意思跑过去看。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刘：您对初中哪些同学有特别印象？
黄：同学之间感情很好。初中毕业的时候，大家还互相写赠言，送照片留念，这些我还收着。跟我最要好的初中同学是黄诒樽，他是个象棋王。他女儿黄丽绥就是现在拉曼大学的校长。
刘：那时候你们班上有多少学生？
黄：一般上，每班人数都有30多位。我初中时有30多位同学，高中开始办的时候也有30多位，毕业时只剩下11位。或许是经济问题或者是家庭问题，我不会很清楚。我们这一届毕业班的同学有一部分是吉隆坡人，其余的是外坡人。其中只有我一个人是直接从初中升上来，其他的都是早几年就已从初中毕业的，所以我是班上年纪最小的一个。我记得林一峰是结了婚、有孩子后还来读书的。他是福建人，人很好，年纪最大，24岁，是我们的老大哥。他读得很成功，直到毕业，令我佩服。他现在已过世了。
林一峰同学
刘：对高中同学的印象怎样？
黄：高中二开始学制改变成师范，毕业后多数同学走上教师的工作岗位，有一、两位则回中国去深造。方谦逊到中国去，后来是中国一个著名的专科医生，听说还当过院长。他是班上英文最好的一个。早几年听说他还健在。林一峰回芙蓉教书。文冬来的廖成群，廖成昭两兄弟，廖成群后来成了医生，他哥哥成昭教书，后来当了文冬一间学校的校长。来自关丹的古健柏进入政府部门服务，他的英文很好，最后当了彭亨州的总督学。曾宪文是在师训，他是怡保人。所以我们这一班同学多数是走教育路线。“教而优则士”，教书，然后成为校长，这是我们第一届高中生的光荣。我是最特别的，什么都做过，后来进了报馆。
黄：我们这班同学，11个中9个去见了上帝，现在就只剩下我和廖成群。所以我们真的是“死净种”。（笑声）
刘：您跟他一直有联络？
黄：早期还有。他那个时候在文冬一个药房当助理医生，常来吉隆坡到我二哥兆熊工作的药房买货。后来很久都没联络，只知道他还在文冬。他是最近在报上看到我的照片，从报馆查到我的电话。才再联络上来的。两人都很开心。
尊孔的老师的素描
刘：尊孔老师的专业水平怎么样？
黄：水平不错啊。不过以前的华语是没有什么标准的。粤籍老师有广东腔，闽籍老师则带有福建腔。听你讲的华语，就知道你跟哪个老师和班主任接触最多。
甘：这是1939年的教职员名表，您对哪个老师有印象？
黄：尊孔办高中的时候，从中国请来了一批老师，资格都很高的，而且大多是从福建来的。我高中毕业那个学期的主任是刘成鹏老师，他教我们教育科。他就是厦门大学毕业的。（编者按：据《尊孔32周年纪念刊》，刘为国立暨南大学教育学士。）他回中国后听说在福建当了高官。他太太李凤徵也在尊孔教小学，我最记得她了，因为我回尊孔教书后，就跟她以及冯尚志三个人包办小学一、二、三年级的课程。他们夫妇有个女儿，是中国羽球国手，还曾经代表中国到这里来打球。名字我忘了。王探老师也是中国来的，他教中国文学，教古文。他太太叶金印也在尊孔教初中。郭寿镇老师很厉害，他的数学顶瓜瓜，我碰过这么多老师，感觉他是最好的一个，教学好，可惜后来他给去中华中学“抢”去了。那边的董事拉他过去。他是福建人，、中华是福建人办的。那时候，有一批很有钱的福建人资助中华办高中，尊孔一些老师和、学生都转到中华去了。郭寿镇真的很好，我很佩服他，他给我的印象很深，杜志昌也给他教过。陈良贤老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拥有硕士学位，他的衔头很大，学历最高。他教我们英文。
陈建人老师是我高中一年级的级主任，他教科学。尊孔为办高中，建了个试验室，就是由他负责。有一次上课做试验的时候，试管突然爆炸，硫酸溅到我手肘上，我受了伤，你看，疤痕还在。我老头那时还是司理，知道后，很生气。
叶雍之老师在尊孔教得最久，我读小学的时候，他就教过我了。听说他现在还健在，九十多岁了。小学时期，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赵伯悦老师。他是训育主任，他每天拿着藤条巡视学校，小孩子看见他就远远躲开了。不过，他常常勉励我好好读书。余思庆是过后才来尊孔的，（编者按：据《尊孔32周年纪念刊》，余思庆老师其实早在1931年就进尊孔。）他教中学，后来升为校长。
甘：您的老师名单中，还有林珠光……
黄：啊！初中最后一个学期，本来是黄光铙教的，他教了很短的时间，他负责办高中之后，就由林珠光先生接任。中学有好多老师好像郑心融、饶小园这些都是教过我的。大体上，每个老师给我的印象都不错，我觉得他们教书都很尽责。像郑心融啦，他是一个很和气的老师，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他教数学。饶小园老师是个很特出的老师。好的老师很多啦，这些老师给我们自由发挥的空间，他们只从旁指导。那个时候的学生也很乖，老师叫我们怎样做我们就怎样做。
甘：那么，谢金福老师，他有没有……
黄：谢金福是战后的，我那个时候他还没来。之前我们体育老师是沈文炳。他各方面都很厉害。他是“体专”毕业的。他教体育时主要让我们做体操，然后要我们分开做自己喜欢的运动，你喜欢篮球，排球或者羽球啦，他都给你指导。后来又有打功夫的。
甘：叶书绅？
黄：叶书绅是尊孔的‘跌打佬’。（笑声）因为他懂功夫，又会跌打。他跌打是出了名的。叶家三兄弟都是打武术的。他来的时候，我读高中了。他在尊孔教体育，也教中国武术，我也跟他学过功夫。
甘：战前林连玉有教你吗？
黄：没有。我毕业后在尊孔教书的时候曾经和他同事。有一点我要提的是，日本攻打马来亚的时候，尊孔师生共50人曾经参加救伤队。
刘：啊！你有参加救伤队？
黄：有！我，我二哥兆羆、林连玉，叶亚夫、张英才、杨柄元、吴志超、林锦泉都有。吴志超和林锦泉那个时候还是学生。
甘：过后，您还有跟林连玉联络吗？
黄：没有，因为战后我就离开尊孔，进了《中国报》后，脱离教育界了。
万：我想问您一下，当时《中国报》的社长是陈宗嶽吗？
黄：他在《中国报》的时间很短，是李孝式叫他来当总编辑的，我进报馆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他好像去了马六甲做校长，过后又去了槟城的《光华日报》当主编，后来不知怎么样，给马共枪杀了。
万：他当时跟林连玉、饶小园在报章上争论过，您知道这回事吗？您知道那时候为什么而争论？
黄：想不起了。梁宇皋跟林连玉笔战的事情我就知道。
刘：您对林连玉老师有什么看法？
黄：他的头脑，他的思想，他的坚持很叫人佩服。只要他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就做，不怕什么压力。他为华文教育的努力，很难得。可惜的是，就因为这样，被取消公民权、取消教师注册证。
甘：梁披云当过您的级主任？
黄：当过，初中三时。他是很好的老师。他的语文基础很好。
甘：这边有一个主任叫做王祥风，是您的级主任吗？您在初中二时候的级主任是谁呀？是王祥凤吗？
黄：因为每个年级有几个班的，甲、乙、丙这样分的，级主任不相同。这个不是我的级主任。
甘：您看这里有您的课程表，高师二乙，还是高一乙，您的老师的名字——李席珍。那是高师二，还是高师一呢？
黄：1937年是高二！
甘：我们这儿还有张照片，你记得这些人吗？
黄：这是李家耀、赵伯悦、叶书绅、郑兼三、陈良贤、黄汉、刘成鹏，陈建人。都在，我记得。这是郭寿镇、饶小园、林猷昌。林猷昌后来是咖啡大王！他教英文。这些通通都是我的老师。记性还可以。（笑声）
刘：那个年代，有没有鼓励学生搞自愿组织？
黄：我们那个时代没有什么组织，跟后期的想法不同，环境不同……那时候消遣的娱乐也没有，一放学就赶着回家，生活很平淡。
尊孔的校长和董事
刘：尊孔的董事，除了您自己的父亲，您对谁还有印象？
黄：当时的董事，其实个个都是中华大会堂或者会馆的领袖。好像我父亲、辛厚慈和曹尧輝，都是好多个社团的董事。他们三个感情好得很，是当时吉隆坡出了名的好兄弟，有什么事情都是三位一体的，所以都是尊孔的董事。我老头子是少话的人，辛厚慈口才最好，但一开口演讲，就停不了，连他儿子辛上图也受不了。学生最怕听他演讲。曹尧輝是个老实人，人非常好。他们三个都一样，孩子一定要读尊孔、坤成。所以我们这3个家庭的孩子都是世交。
刘：那时候有一个董事叫做黄重吉，他住文良港，他的侄儿也做过校长，名字叫黄光铙。
黄：黄光铙，对！是他的侄儿！尊孔要办高中的时候才请他来的。他只做4个月而已！很短！他是福建人，尊孔叫他出来办高中的，办了高中，他自己就自动退出，不是人家叫他走的。然后，林珠光就接下去了。（编者按：据《尊孔32周年纪念刊》，黄光铙于1934年7月出任尊孔校长，1936年6月底离校。）
刘：他的校长任期顺利吗？
黄：他得到每个老师的帮忙，帮忙他做，没有反对意见，所以他可以很顺利地推行他的教务。当然也是因为他人缘很好，是个好好先生。黄重吉、黄光铙、林珠光都是福建人，是福建帮。我父亲他们三个是广东帮。那个时候，很多帮派的。说起来，我心中一直很感激黄光铙校长，如果不是他办高中，我就没有机会继续升学了。
遗憾黄国元校长离职
甘：黄国元做过您的校长？
黄：1934年的时候，我还在初中二。他只做了几月的校长。
刘：黄国元跟黄重吉有关系吗？
黄：黄国元是尊孔校友。他是广东人。
甘：黄国元辞职的时候，他说他“没有可惜辞职”，“可惜”是什么意思？您有印象吗？
黄：说起这个黄国元，老实说，他是我们的亲戚，应该是远亲吧，我们兄弟都叫他“三叔”。他是我父亲推荐当校长的，结果他打了老师，让我们很尴尬。
刘：校长打老师？到底发生什么事？
黄：是这样：他是中国大学毕业回来的，他办事很勤力，脾气很好，各方面也很好，而且很好学。他喜欢研习英文，每天随身带着词典自修，一看到不懂的字，就立刻查字典，他就是那种人。可能书读得太多了，好像读坏了头脑。结果同事欺负他，讥笑他是个“书呆子”。就这样他和一些老师不和，引起纠纷。结果有一天他打了老师。他打的是饶小园。（编者按：根据其他校友的回忆，打的不是饶小园而是张汉军）
刘：为什么打起来？
黄：我不是很清楚。他后来跟我父亲解释过，说他是忍无可忍，为了要出一口气才打人的。我父亲听了也很无奈。这样就自己辞职了。
刘：有可能是政治立场不同的关系吗？
黄：应该不是。黄国元不是那种人。饶小园是客家人，是客家帮的。可能是帮派不同吧。
刘：所以他说他“没有可惜辞职”。为了出一口气。
黄：他后来去了香港，战后还给我寄了张照片。相信他在香港过得很好吧。照片已经给了你们学校了。
星岛沦陷，救死扶伤
刘：刚才您提到日本人来的时候您和很多尊孔的老师学生参加救伤队，您可以告诉我们多一些这方面的事吗？
黄：救伤队是1940年年底成立的，说起来，我们华校的教师对国家也有些贡献。那时候（刘：1941年才打仗，你参加救伤队是之前的事了!），是。那时候，世界大战已经爆发，英军怕日本会来，所以当时的国防部就号召吉隆坡人组织救伤队，也就是民防服务队，准备打起战来可以救护民众。那个时候的总视学官Mc Neice（墨尼士）也是华校的视学官。他于是号召华校教师参加。
他派人教导我们怎样面对打仗，怎样救人。那时还没有打仗，但指令是一打仗我们就得要出来。我们受了半年的训练，经过考试及格才能成为正式队员。
刘：后来呢？
黄：1941年12月，日本攻进马来亚，还轰炸吉隆坡。1942年头，英国政府告诉我们，他们要放弃马来亚半岛，死守新加坡，那个Mc Neice就问我们愿意不愿意随军撤退到新加坡。那个时候谁还要到新加坡去啊？我们很够义气，我因为是单身汉，我去！吴志超也去，我们100多人漏夜赶到新加坡。一路上车灯也不敢开，怕被日本人发现。我记得那是1月5日。总监是房新民，他当时是广肇义学的校长。还有刘怀谷，他是其中一个联络，他原来是雪州视学官。我二哥和张英才都是队长。2月中，英国人投降，3月9日我们就回来了，去了才两个月。
刘：这么快就回来了
黄：对，不过，那种日子真的是朝不保夕的，有一天过一天的，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我们能生还回来，已经是很幸运了。
刘：那两个月，你们做了些什么？
黄：刚到新加坡的时候，很开心，看到很多飞机。战机来了，人就不见了，大家都拼命躲进防空壕。（笑声）
刘：结果你们没有救人？
黄：有。日军炸新加坡，我们每天都要在总部候命出发，哪里下了炸弹，就叫我们去救伤。英军投降之后，没有事的时候，还被日军派去飞机场附近挖坑。
刘：挖坑做什么？
黄：大概是埋尸体吧，我们没看到。志超最熟这个了，找吴志超吧，他可能有印象。
刘：听说你们队员过后还保持联络？
黄：是，全靠邱祥炽。他为队员办了几次聚会，其中一次是趁Mc Neice来马度假时举行的。Mc Neice看到我们，非常高兴。那时拍的照片我找不到了，是我们一队人拍的，我看吴志超先生应该还有。
甘：邱祥炽曾经为此出了一本特刊，是吗？你有吗？
黄：应该有。这个我要问我女儿玉莹，她比我清楚。我可以叫她找找看。找到的话，我当然会给你们。我想吴志超也应该有。
刘：你们回来后，救伤队还在吗？
黄：没有，解散了。回来后就很惨了。所有华校包括尊孔都关闭了。大家都找不到工作。有一天，刘怀谷来找我二哥，他们是好朋友，他说想推荐我去燕美路的德新学校教书。
刘：这个学校没有关闭？
黄：德新是教会办的，当时教会开始复办活动，所以德新是最早复办的学校。跟我一起教书的，还有黄汉侠和李超，都是多年的老朋友。黄汉侠后来在坤成小学教书，李超后来做了燕美路小学的女校长。
刘：那您很幸运。
黄：也不懂是幸运还是不幸运。因为教了没多久，就被点中去读日文。到现在我也不晓得自己为什么会中招的。是谁把我的名字推荐上去，我不懂。
刘：为什么点你们去念日文？
黄：听说是日军要马来亚的学校复办，所以从各地抽调老师去受训，然后回学校教日文。
刘：你们在哪儿受训？
黄：就在St. John’s上课。宿舍就在学校对面的一个小楼。
刘：可以说说你们怎么受训吗？
黄：那些日子可苦了，就像是在集中营生活。一个大厅，所有人，都是老师，晚上就一个一个地排着睡在地板上，每个人只有一个枕头、一张被。每天早上6点早操，然后集体吃早餐，吃了早餐去上课。下午也上课，课程就跟正式学校的一样。每天晚上9点就关灯睡觉，星期天才可回家，但下午7点就一定要回来。什么都要讲纪律，生活真的很拘束。很多老师都叫苦连天。我们年纪轻的还可以忍受，年纪大一点的就很苦。我最记得梁长龄，他战前是个视学官，也被抓来跟我们一起受训，他是年纪最大的一个。结果他才住了一个星期，就受不了，恳求免役。还好那些军官体谅他年纪大，放了他出去。
刘：受训多久？学到东西么？
黄：足足6个月。你不拼命读也不行。我进去的时候，日文一个字母也不懂，每天只好拼命死背。学到什么呢？最大的收益是纪律。我想每个老师都从那儿学到守纪律。其实教我们的那两个日本教官人很好，很和善，跟那些日本兵很不同，大概是因为他们是文人吧……也很难说是好事还是坏事，那个时代，会日文，生活多少有保障，至少可以保护自己。因为那个时候，你一上街，随时都会在半路上被日本军拦住查问，要向他们鞠躬。我也被抓过，就因为会讲几句日语，没有事。看到那些华人，一个个被他们打，自己却有心无力，不能帮忙，心里真的很难过。
刘：受训后，你们怎么样了？
黄：我才受训完又被点中派去加影读高级日文。整个营只送两个去。（刘：您去了？）没有，这次学聪明了，我说我健康不好，要求换人。没想到他们竟然批准。后来他们找了另一个老师替代我。还好我没去，因为那两个老师受训练后，被逼穿军服上课，很不好受。
刘：日文班后您又做些什么？
黄：我先被派到日军宣传部工作，然后很快就被派到中华游艺场，就是BB Park去教日文。
刘：现在的金河广场？
黄：对。很好笑，那边几十个舞女天天跟我学日语，就在中山戏院上课。所以那个时候的舞女，个个都认识我，我很有名的。（大家笑）教了很短时间，我就被派到旧精武去教书。
刘：精武小学？在哪儿？
黄：就在Pudu监狱对面，以前叫“半山芭十二间”的那排店屋，其中两间就是精武学校。后来，精武搬到八打灵去。
刘：现在的精武小学？
黄：是。八打灵的我们叫新精武，这个叫旧精武。
刘：战争的时候，“精武”没关闭？
黄：有，不过不是很久。英军投降后，日本政府要所有学校复课，先刘从小学开始，每个学生都要读日文。精武就是这样复办的。
刘：尊孔呢？尊孔没复办吗？
黄：尊孔没有。尊孔校舍当时是日军的军部，V.I.是总司令部。他们日本人很聪明，别的地方都炸，就这两个地方不炸。他们要用。
黄刘：怪不得尊孔没有被炸毁。（大家笑）。那么您在精武有什么难忘的事？
黄：教书是没什么，最大的收获就是在那儿认识了我太太谭国英。她是精武学生。我教她日文。不过，只教了她几个月，她就被校长黄推荐去读师训了。就是我读的那一种，我是第一届，她是第二届。她在咖啡山Convent姑娘堂受训。就在St. John’s斜对面。跟她一起受训的就有几个坤成的老师。
刘：学生也要受训？
黄：她是特殊情况，因为她母亲是日本人。校长发现她是半个日本人，可能那个时候没有老师愿意去，也可能是校长以为她会日文吧。
刘：那您太太受训后也教书？
黄：忘了她有没有教书了——即使有，应该也只是很短的时期，因为日本投降了。
前排左2起为曹毓秀、温有珍；
后排左1起为刘文彦、陈叔云、黄兆壎
侧身杏坛，执教柏屏
刘：和平后，您是回去尊孔教书？过后什么时候才进《中国报》？
黄：不是。光复后我去了柏屏学校教书。我教了大概二、三年，然后才进入《中国报》做记者。
刘：柏屏学校，我们也听说过。不过，好像很少人在柏屏教过书，您可以不可以给我们讲一些关于柏屏的事？
黄：那个时候同善医院后门那个屋子就是柏屏校舍。柏屏是张郁才的另一个名字。苏丹街的柏屏戏院是他的，用的也是这个名字。柏屏是张郁才办的义学。
刘：免费的？
黄：是，张郁才先生办的义学不收费，是给穷人读书的。不过，它只有小学，所以，在那边毕业了的学生，多数都到尊孔去读初中。
刘：学生在怎样情况下才可以去读那学校？
黄：不必考，谁都可以读，只要是穷的就可以。
刘：张郁才怎么会办起义学的？
黄：张郁才是当时吉隆坡出了名的“慈善老人”。他战前1917年就办了这个柏屏义学。他办义学全是靠曹尧輝帮忙的。曹尧輝向来就是张郁才的左右手，他一直帮忙张郁才处理他社会上的工作。所以，这个义学，张郁才只出钱，出力的是曹尧輝和他的弟弟曹毓秀。
刘：曹尧輝也是尊孔的董事。
黄：是。他从柏屏开办起就帮忙办学，直到学校关闭为止。办得不错啊!学生很多啊！
刘：为什么会关闭的？
黄：我们的政府小学以前是收费的，后来实行免费教育，学生当然就不用到柏屏那边读了，学校就自动关了。不然这个义学应该还能办下去的。这个义学真的很好！给学生书本啦、衣服啦通通不用钱的。
刘：您是怎么进柏屏的？
黄：是曹尧輝叫我去的。他叫我去帮忙，我就去了。柏屏规模不大，开始时只有6个教员，后来也只多了一个。曹毓秀兼当校长，除了我，就是吴志超、曹尧輝的妹夫罗时杰、刘文彦、陈叔云和一个姓温的英文女教员。有什么你问吴志超吧，他应该还有很多资料。
纵横体坛动态，得意马场伯乐
刘：您教书教得好好的，为什么会离开柏屏？
黄：是个人兴趣关系。我很喜欢体育，可是当时的华文报章没有体育报导。当时的《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都是在新加坡印刷，新闻都是以新加坡为主的，本地新闻很少，何况本地体育新闻！就像我1941年打羽球时的新闻，都只在英文报报导。所以我一直想当体育记者。后来，房新民知道我有这个心愿，就建议我加入《中国报》。《中国报》那时才刚刚开办，是个新报馆，规模很小。
刘：您就是由他介绍进去的？
黄：不是，我投了一篇体育稿给报馆，没想到立刻就被录取了。我一进去就毛遂自荐要当体育记者。因为我很想做体育方面的报导。他们就说OK,你试试看;
刘：听说您一开始就很成功。
黄：这可说是际遇。因为我1947年进报馆，1948年第一届汤杯在伦敦举行。那个时候没有几个人懂得报导那些羽球赛，华文报章的报导非常差劲，我就积极替《中国报》写了。哇！立刻风行一时，人人都抢着看我的体育报导。我报导得比较深入，还可以写球评，一来因为我本身是打羽球的，二来当时的马来亚代表，像杨德才、曾官良他们，我都很熟悉，所以我的消息比别人多得多。过后，有什么体育盛事我都尽力去报导，一路做下去就成功了。
刘：有报导说您是马来西亚华文报体育新闻的鼻祖。
黄：不敢当，不敢当。其实是因为《中国报》体育版的成功，导致《星洲日报》、《南洋商报》等中文报，都不得不跟着大篇幅报导，重视体育新闻，直到现在。
（黄玉莹按：事业上的成功，并未使黄兆燻忘却母校。反之，他对尊孔的活动，特别是体育活动，从不等闲视之。六十年代的尊坤中循四校联合运动会之所以能轰动全国，固然因主办单位本身办得好，不过，无可否认，多少也是因为有尊孔这个校友配合。黄兆壎一直感慨华校在体育运动方面没有受到关注，所以每年的运动会，他都大篇幅地加以报导，其他华文报章，自然不能不跟上。而他跟负责运动会的“四大天王”，即尊孔的谢金福、坤成的叶维松、中华的林汉水、循人的李国锐交情深厚［林汉水和叶维松跟黄家还有远亲关系］,再加上一个他在循人执教的好兄弟吴志超，在大家配合下，有关四校联运会的报导就轰动得像个全国性的活动一样。
有一点不能不提的是，叶维松先生最近在一个访谈中透露，当时的政府非常“关注”四校联运会的创办意义，曾暗中调查“四大天王”的政治背景，甚至有意禁止这个活动办下去。可是又苦无证据，证明这个活动与华校过去其他政治性的学生运动有任何关系。在当局来说，小小一个四校联合运动会，华社反应竟然这么热烈，华文报章竟然这么重视，当然不可掉以轻心。殊不知，这只因尊孔有个像黄兆燻这样的校友，带动其他华文报章积极报导，发挥作为平面媒体的报章影响力所致。
黄兆壎在体育新闻界的成功，不仅限于书面报导。由于他表现出色，50年代中期，有线广播公司丽的呼声开始请他在空中给听众讲体坛动态，让不看报的人也认识他的声音。过后，马来亚广播电台邀请他为在槟城举行的冯相杯羽球州际赛决赛作现场评述员，使黄先生在广播界创出另一番天地。此后，每逢体育大型活动，如马来亚杯足球赛决赛，吉隆坡举行的汤杯初赛圈以及1957独立日纪念各项体育活动等等，都少不了黄兆壎的声音。而最令人怀念的，是每年他为默迪卡杯足球赛作现场报导，在那个还没有电视的时代，全国听众就全靠他的报导来“看”足球。“讲古听李大傻，讲波听黄兆壎”，这句话，证明两人堪称一时瑜亮。他的足球现场评述，有几次还直接转播到香港去，并获得好评。直至70年代，RTM改变政策，禁止以方言来广播节目，黄先生的广东波经，还有他主持的每周一次的体坛动态才停下来。）
黄：当时电台要求我改以华语广播。一来自己向来用广府话，改了自己反而觉得不习惯，听众听了肯定也不能接受，二来当时我在报馆的工作实在太忙，难以分身，只好拒绝了。
（黄玉莹按：黄先生的忙，是因为他当时已是报馆的总编辑，还兼任体育和赛马版主编，一人身兼多职，是报界独一无二的榜样。《中国报》的赛马版也是黄先生开创的，原因是报馆当时的确缺乏人手。于是，他又义不容辞，毛遂自荐，自愿负责赛马版。在他来说，赛马也是一种运动，相马、测马、评马是事业上一个挑战。于是，“老黄”这个响当当的名堂，纵横马坛数十年，直到今天，还是《中国报》的金字招牌。据说北马的非法地下厂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中国报》的“贴士”只可在赛马当天下注。下注非法赌马的人都知道，如果你下注得早，买票的钱有折扣，赛马当天下注的，照原价。《中国报》的“贴士”不能享有折扣，只因它的赔率过高。换言之，它的命中率比他人高。这足见“老黄”的相马功力，高人一等。尽管如此，叫人难以相信的是，黄兆壎自己从不沉迷睹马，他是本地赛马界出了名的小赌怡情的“贴士王”，而且，他的家人也从不曾进过马场。这种把工作与生活划分得一清二楚的能力，自然非一个无纪律与原则的人能办得到的。）
万：黄先生您在《中国报》工作了多少年？
黄：我是1947年进报馆当体育记者，过后当编辑。1972年当上《中国报》总编辑，直至1983年退休为止，前后三十多年。
万：您进去那时，《中国報》才创刊不久？
黄：是。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说《中国报》是中国国民党的党报，因为那些董事都是老头子，都是国民党党员。其实哪里是这样？那是大家误会吧了！我实在看不出，也不觉得有什么政治背景。那几个董事，好像李孝式，就是出钱办报，要钱就向他拿，就这样啦！他们没有意见，给我们发挥，自由发挥。所以我在《中国报》做得很开心。《中国报》规模小，没有什么人事纠纷。做工最重要的是要有个好的工作环境。《中国报》就能提供这些。
刘：您认为您成功的秘诀在哪儿？
黄：凡事亲力亲为，不怕苦，不计较付出。无论工作多繁忙，我都啃下去。我的人缘很好，中西报界的人、政府体育部门的官员都对我很好。跟各方面的人脉关系良好，在报导方面就很方便。比方说，别的报馆的体育记者跟我拿料，我从不拒绝。有时牵涉到什么内幕消息，那些记者一定来问我，因为他们都知道我跟每个体育部门的人关系都很好，尤其是足球总会。我现在穿的这件衣服就是东姑做会长时期足总送给我的，因为我替足总义务做了很多事情。今天我特别穿上它，留了几十年，我很少穿的。这件batik,上面还有马来西亚国徽——老虎花纹，很好看啦！
我生有涯 祝愿尊孔万古长青
甘：可不可以谈谈尊孔校训对您的影响？校训是通过那个老师或校长影响您的？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黄：没有受任何老师影响。进学校那个时候，礼堂就挂着这四个字：“勤”是你勤力就会有成果；“朴”就是不会花钱；“勇”就是勇于挑战；“毅”就是有毅力。
刘：尊孔百年校庆，黄先生你有什么祝福语吗？
黄：我永远不会忘记，尊孔给我最大的好处，就是：勤、朴、勇、毅，让我在各方面，无论是在事业上、竞技场上、生活上，都勇敢接受挑战，尽力而为，精益求精。我这一生不敢说是有大的成就，不过总算是有一点声望，靠的就是这个校训。尊孔的校训，是我人生的座右铭，让我终身受益。所以我这一生中就是依着这四个字去做人。
我很荣幸自己还有机会看到我的母校尊孔学校100周年纪念。我感到非常兴奋，它让我有机会回忆起我跟尊孔的一切。我非常感谢我的母校，多谢学校的栽培，让我有今天。我祝福尊孔年年有今日。人的寿命是有极限的，但是尊孔在华社支持之下，我相信它会万古长青永远存在！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