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看成岭侧成峰: 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本书主要记录了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汤因比和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之间围绕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展开的对话。对话内容极其广泛，涵盖了人生与社会、政治与世界、哲学与宗教三大主题。两位学者探讨了诸如人类本性、性与道德、遗传与环境、精神与肉体关系、深层心理、理性与直觉、人与自然、城市化、科学技术、全球合作以及教育目的等诸多议题。尽管两人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不同，但他们在许多基本观点上表现出惊人的共识，特别是在强调克服人类自我中心主义和实现精神变革以应对未来挑战方面。文献也着重展现了东西方智慧在理解和解决全球性问题上的互补性与重要性。

《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是一部深刻探讨人类未来、文明走向以及哲学与宗教议题的对话集。西方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汤因比与东亚思想家池田大作在伦敦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对谈，内容涉及广泛，从个人生活到全球政治，从科学技术到宗教信仰，旨在激发当代人对这些问题的共同关注。本书由对话记录整理而成，理查德·L·盖吉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

两位学者虽然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不同（汤因比是基督徒，池田大作是北方佛教信徒），但在人生观和目的观上却表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确信宗教是人类生活的源泉，并认为人类必须努力克服利用万物的天性，转而将自我奉献给宇宙万物，与“终极的存在”合为一体。尽管汤因比对人类的未来设想更为悲观，认为根本性变革将付出高昂代价，而池田大作则怀有更深切的期望。

第一编人生与社会

第一章人类是怎样的一种存在

本章深入探讨了人类的本质，从生理、心理和精神层面进行了剖析。

人类的动物性一面： 池田大作首先提出人类作为动物具有本能欲望，特别是性欲，并讨论了现代社会“性解放”潮流的缺陷。汤因比则强调人类作为具有自我意识的精神性存在，必须维护尊严，因此对动物性的生理感到尴尬。他认为人类通过制定规范来区隔自身与动物，这是衡量文明进步的尺子。两人一致认为，没有规范的社会将比动物社会更低劣，性关系的恰当标准在于维护人的尊严和爱。汤因比指出，性的规范尤为重要，因为它涉及至少两个人，并可能影响更多人（生育），而爱是对人类自然性欲的补充，能使性关系获得尊严。池田大作将道德丧失和爱之欠缺归因于将生命物质化，把性当作快乐手段。汤因比补充说，战争是现代无法无天的原因之一，因为它公然推翻了伦理规范。科学精神虽然并非罪恶，但其对传统信念的挑战，也间接助长了现代无法无天的状态，尤其在性关系方面。池田大作认为，性放纵的真正原因在于拜物主义文明对生命本身的弱化，而解决之道在于解除拜物主义束缚，开发生命本身的爱的根源。汤因比也认为，纠正性放纵需要积极手段，给予年轻人人生目的，并明确性功能必须被赋予尊严。
关于遗传与环境： 池田大作介绍了孟德尔学派（重视遗传因子）和李森科学说（重视环境作用）两大遗传学流派，并强调研究遗传问题时，二者都不可忽视。汤因比认同，无论是进化还是创造，都必须从遗传因子和环境两方面考虑。池田大作进一步提出了“依正不二”的佛教概念，即生命主体与其环境在现象上可分，但在存在中是不可分割的一体。汤因比对此概念深表赞同，认为它简洁说明了他对事物真谛的理解。他指出，生物利己主义是生存条件，而利他主义（爱）则意味着克服这种本能。
精神与肉体的关系： 池田大作审视了唯物论和唯心论对生命问题的片面解释，认为它们未能总体掌握精神与肉体的关系。汤因比表示赞同，认为只有将两者视为统一体才能理解。池田大作提出了佛法中的“色心不二”概念，将“色”（物质肉体）和“心”（精神作用）看作是统一体，互不为根源，在各自侧面发挥能动性，浑然一体。汤因比认为“色心不二”是理解“存在即其本身”最近似的概念。池田大作指出，精神身体医学的发展与“色心不二”相符，而佛法更进一步，从宇宙生命关联角度考察生命本质。汤因比也相信“色心不二”反映了所有生物的状态，并揭示了“人即梵”的真谛。
深层心理的探究： 两位学者都认为意识只是精神的表层部分，深层潜在意识是直觉、创造灵感、诗情、宗教洞察力以及一切情动冲动的源泉。汤因比强调探究潜在意识对人类福利的重要性，以便意识性地控制情动和冲动。池田大作指出，西方对无意识的探究始于弗洛伊德，而古印度佛教（无著、天亲的唯识论）早已超越意识世界，更深地注意到了精神内部。汤因比赞同，并认为西方在此领域需向印度和东亚学习，以纠正“西欧文明已达顶峰”的错误信念。池田大作介绍了佛教中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第六识、第七识（末那识）、第八识（阿赖耶识）乃至第九识（阿摩罗识/根本净识）的层层递进，指出佛法自古以来就试图阐明生命的根底。汤因比认为，第九识“根本净识”与宇宙生命融为一体，与他所说的“终极的精神之存在”相符。汤因比还指出，西方用研究物理现象的方法来研究心理现象可能走入歧途，而印度采用符合心理本质的独立路线更具前景。池田大作认同印度内观式方法更能导致正确认识。

第二章人类周围的环境

本章讨论了现代文明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人类在面对环境挑战时的伦理责任。

现代文明的根基： 汤因比指出人类一直在改变自然环境，但直到两三百年以前，这种改变才达到毁坏自然的程度。他认为犹太一神教革命性的理念破坏了“正报”和“依报”的“不二”性，使人类脱离自然环境，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池田大作认为，现代文明破坏自然的根本原因在于将自然视为异己世界，忘记了自然也是生命存在，且与人类生命本质相关；同时，犹太一神教思想认为人类最接近神，理所当然要征服自然。汤因比指出，虽然犹太式思想体系形成于公元前8世纪，但其无情实行始于17世纪。他特别提到耶稣和圣弗朗西斯（方济各）反叛了犹太式的剥削自然的思想，是“依正不二”的热烈信奉者、赞美者。池田大作强调，清除公害必须依靠“依正不二”的理念。汤因比认为，人类要避免自我毁灭，必须进行世界规模的合作来治理污染，并制约贪欲，这最终需要依靠“广义的宗教”信仰。他期待“依正不二”理念能被全世界接受为宗教性信念，并希望印度教徒、佛教徒、神道信徒带头，因为他们的传统更具包容性。
天灾与人灾： 池田大作指出，现代社会威胁人类生存的已不再是纯粹的天灾，而是人类行为导致的人灾，科学技术的力量使得天灾中也必然包含人灾因素。汤因比认为人类如果继续为满足贪欲而使用力量，必将自我灭亡。他强调人类虽然有贪欲性，但也有意识认识其破坏性，并能够通过伦理努力实行自我控制。池田大作认为，只有人类内在变革才能防止灾害，过度相信科学解决人灾是危险的，会偏离变革人类伦理的根本课题。汤因比指出，科学本身对伦理是中立的，科学造成的恶果不能用科学本身来根治。池田大作主张科学技术不应被用于征服自然，而应协调人与自然的节奏，宗教应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通过“人的思想转换”和“科学技术的恰当应用”来实现防止人灾和科学进步。汤因比认同，只有采取宗教方针，克服集体性自我中心主义，人类才能重新认识到自身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与自然共存。
现代城市的种种问题： 池田大作指出，大城市面临的各种问题是现代文明缺陷的集中暴露，需要各行各业携手寻找根本对策。汤因比将城市化视为现代生活方式最明显的倾向，并将其比作凸面镜，夸张地暴露了现代生活的污点。他指出，人口过度集中导致地价暴涨、住房困难是世界性问题。池田大作强调土地投机导致社会不正常，需要采取必要措施。汤因比认同土地不应被少数私人垄断，应为公共利益而控制地价，甚至实行土地公有化。在城市交通方面，池田大作批评汽车的诸多缺点，主张限制私家车，发展公共交通，并严格限制汽车生产销售。汤因比也建议城市内禁止私人轿车（医生除外），由公共交通独揽，私家车停在城市外围停车场，并限制商用卡车进城时间。
农业的重建： 汤因比对化肥、杀虫剂提高产量的做法表示担忧，认为其可能损害农产品营养、破坏土壤肥沃，主张恢复传统的、以人力为主体的农作法。池田大作预见到工业自动化将减少工业人口，而恢复传统农业需要大量劳动力，这可能导致人口从城市向农村逆流。他认为这种转变对身心健康是理想的，并强调人类文化潮流应考虑从工业社会向农业社会或工农业并立社会转化。汤因比指出，产业革命后人口向城市集中是社会灾难，城市化、工业化已构成经济问题，回归农村是必要的，但也是棘手的。
关于世界末日论： 池田大作指出，当今灾害频发，人类能否延续到21世纪令人怀疑。汤因比认为，对危机表现出的软弱将使年轻一代心灵荒芜，他们感到无路可走而自暴自弃或反叛。但他相信人类有足够自由根除人为罪恶。池田大作认为解决之道在于人类如何转换和改善自身宿命，处理内在利己性和欲望，这需要科学，也更需要宗教。
幸福论： 池田大作指出，刺激消费导致的利益违背了整个社会利益，加剧了污染，消耗了资源，并剥夺了后代的生存权。他主张抑制贪欲，厉行节俭，维护人的尊严，保护环境和后代。汤因比认同，并提出应摒弃广告产业鼓吹的理想，代之以佛教和基督教修道院生活所展示的理想。池田大作认为，给欲望以无限制的自由，等于压制了崇高的精神自由，因此需要制约欲望。
妇女的地位： 汤因比和池田大作都认为社会应建立一个男女都能充分发挥自己能力、机会平等、报酬平等的社会。池田大作强调，妇女在成为母亲和妻子之前，首先是个人，但拒绝这些角色是误解了妇女解放的意义，应在这些本职工作的基础上争取平等。汤因比指出，有天赋的妇女不愿做母亲，而选择其他职业应得到平等机会，但放弃母亲地位会带来心理痛苦。他建议社会调整工作，使妇女在做母亲的同时也能从事其他职业，并应给予母亲高地位和高工资。
家族计划： 汤因比主张节育应以维护人的尊严为基准，反对宗教禁令。他认为在科学技术降低死亡率后，人类无需再像兔子一样最大限度生育后代，这有失尊严。池田大作认同，并指出当时代的条件改变时，旧的方法可能损害人的尊严，应采用真正维护尊严的新方法。汤因比提出，最适宜的生育数量应以能带来最好生活水平（最终是精神意义上的）为准。池田大作强调推广节育需普及知识、国家经济支持，并考虑到由此派生的社会和人口结构问题。汤因比认为人口结构不平衡是暂时的，最终会被工作年限延长所抵销。他提到古希腊和德川时代日本曾以残酷方法限制人口。池田大作认同现代日本人应采用科学避孕，但担忧避孕普及可能导致追求纯粹性快乐，否定恋爱、婚姻、生育的传统方式。汤因比强调，若性快乐脱离恋爱、婚姻、生育，两性关系将失去人性，沦为兽欲，而婚姻目的在于生儿育女。对于强制性节育，池田大作和汤因比都认为在自觉性不足时，公共组织可能不得不进行强制性规定，因为生育已不再是私事。汤因比承认强制性节育会带来不良影响，如家庭规模缩小导致孩子间缺乏社会教育。

第三章智慧的生物——人类

本章探讨了知识、教育、言论自由以及科学与宗教的界限等议题。

知识与教育： 池田大作认为现有学校教育无法完全开发个人才能，强调应在生活中发挥每个人的长处和天资，并创造机会让学生接触社会，积累经验。汤因比也指出，在知识日新月异的今天，终身学习是必要的，学校的学历不应是终身评价。他以丘吉尔和圣·狄奥多洛斯为例，说明大器晚成者的价值，并强调实践经验的重要性。池田大作担忧现代教育受国家权力支配，学问研究与国家利益紧密相连，导致一些研究受到冷遇。对于男女同校问题，汤因比指出其可能导致性混乱，但男女分校也可能带来同性恋问题，平衡二者极其困难。池田大作认为同性恋是“小恶”，而男女间性关系涉及妊娠和生命尊严，并主张学校应培养人们尊重个人自由判断的品质。汤因比和池田大作都认为教育与研究应分离，研究人员应接触实际生活，将研究成果通俗化，以人的眼光重新审视研究。
言论的自由： 汤因比认为，私人企业资助科学研究自由探索是合算的，因为它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成果。他以托尔斯泰为例，指出有目的性的文学作品（后期）不如自由奔放的作品（前期）文学价值高且社会影响大。池田大作认同，认为文学若为意识形态服务，言论自由就会被践踏。汤因比指出，沙皇政权压制文学反而加强了作家影响力。池田大作强调，文学家和科学家一样，需要自由精神才能产生伟大作品。汤因比认为，出于维护意识形态或社会道德水平而限制言论自由都是错误的，但极权主义体制下也可能产生伟大作品，如果创作者与统治意识形态合拍。他以但丁为例，指出其在看似极权的环境中仍享有精神自由，因为他与时代信仰一致。池田大作认为，虚无主义和内省式文学反映了现代社会的苦恼，但文学的固有作用是描写和评论人类生活，应率直勇敢。
知识分子与大众： 池田大作批评将人群细分为知识分子与大众的思想方法，强调人类首先都是相同的“人”，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大众一员，不应自我隔离。汤因比也强调人类共有的普遍性经验（生死、宇宙神秘性），并指出社会被分为知识分子和大众是社会不健康的预兆。他以俄国彼得大帝的西欧化政策为例，指出俄国知识阶级与本国大众的隔阂。池田大作认为过度专门化使专家与大众疏远，加速了知识分子小圈子的孤立化。汤因比指出成为知识分子需要智能、勤奋和长期教育，并强调知识分子有为社会服务的义务，社会也有义务资助他们。池田大作和汤因比都强调终身教育制度的重要性，认为它能消除知识分子与大众的隔阂，促进社会变革。
知识分子与政治： 两位学者讨论了思想家、艺术家对时代和政治的态度。汤因比提到柏拉图、歌德对时代问题反应不热烈，而马克思、列宁则积极参与政治实践。池田大作认为，哲学家、作家们通过思想和著作改变人类历史，关心时代现状，批判时代并提出超越时代的理念，积极参与时代变革是理所当然的，但要警惕权力腐蚀。他以苏格拉底为例，指出其既不刻意参与也不回避政治的实践是知识分子应取的正确态度。池田大作还提到了释迦牟尼，他放弃政治权位寻求修行，但仍教化统治者，以超越政治的领域为基础，在现实世界确立人类幸福之道。汤因比通过自己因维护学术自由而辞职的经历，说明有时不得不采取不中庸之道，对不正义不能保持中立。
科学的界限： 汤因比指出科学在客观研究方面是成功的，但其“客观性”可能只是人们意见交换后的一致性，而非“存在自身如实的正确反映”。科学为了定量化而忽视个性，在处理非生物界现象时最成功，但在生命体和精神领域成功率降低。池田大作认同科学的局限性，认为其容易忽视研究对象的独特个性、精神作用和感情。汤因比认为科学为了技术目的而忽视最重要的东西，并通过定量化增强了技术的潜在力量，而这种力量的善恶取决于使用者的伦理水平。池田大作提出佛法中的“五眼”概念（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认为“科学之眼”属于慧眼，而法眼和佛眼能超越科学理性的“根本性界限”，使科学之光增辉。汤因比认为法眼产生的慈悲是科学恶劣影响的解毒剂。在医学领域，池田大作担忧现代医学因建立在科学思维上而导致生命“物质化”，医生丧失伦理观。他提出医学需要宗教信念，佛法的“生命哲理”能从根本上解决医生伦理观丧失的问题。
宣传工具的中立性： 汤因比和池田大作都强调现代宣传工具（如电视、广播）具有巨大影响力，掌握者可用于操纵大众。池田大作指出，宣传要保持“中立性”极为困难，特别是在政治问题上，因为政府与民众力量不对等，形式上的中立可能实际上偏袒强势方。汤因比认同宣传工具应作为中立工具使用，并建议设立独立管理机构。但他质疑在善恶是非问题上保持中立是否可能且正确，认为保持中立可能意味着包庇错误。池田大作认为宣传中立的本质应在于保护民众权力，并贯穿基于生命尊严的报道精神。在是非问题面前，报道者应做出判断，以人的生命尊严为根本标准。
宗教的使命： 池田大作指出，将宗教作为政治斗争或统治外衣导致人们认为宗教有毒，但他认为放弃信仰是错误的。他主张应明确区分信仰与现实政治，宗教优劣应在精神领域论争，而非借助权力暴力。汤因比指出伊斯兰教在政治与宗教分离上胜过基督教，因为《可兰经》规定对“圣经的臣民”宽大。他认为东亚（如日本佛教与神道共存）和古希腊、罗马在宗教宽容方面做得更好，而宗教领域才能给人们完全的自由。
关于死刑与战争： 汤因比指出英国废除死刑，但随之发生了警察被杀事件，导致社会对恢复死刑的讨论。他主张所有国家都应废除死刑，理由是任何人都无权剥夺他人生命，且必须同时放弃战争。战争不光杀人，还会逼人成为杀人犯。其次，生命一旦被杀死就不能复活，而活着就有道德重生的可能。池田大作完全赞同废除死刑与战争，并强调要杜绝核武器大规模杀人这种最大罪恶，国家应寻求死刑以外的手段来对待凶犯。汤因比认为监狱应像学校，教育犯罪者重新做人，但社会也需保障无辜者不受危害。
自杀与安乐死： 池田大作强调珍视生命是一个整体概念，不能因不能发挥才能就认为失去生存意义。他引用贝多芬与病魔斗争的例子，说明面对苦难时选择生才是真正的“自由”。他认为自杀和安乐死的是非判断取决于广义的宗教观（生死观），并指出佛教不承认自杀和安乐死，因为它认为生命是宝物，且恶业的痛苦在死后还会持续。汤因比指出古希腊、罗马和日本人赞同自杀和安乐死，他个人认为这是人不可缺少的基本权利，侵犯这种权利就是亵渎人的尊严。池田大作认同人的尊严至高无上，但认为决定“结束自己生命”的主体不应是理智或感情，而应是更本质的生命本身，理智和感情应服务于生命的崇高表现。
生命的价值： 池田大作提出生命的尊严是最高价值和普遍价值基准，任何设置比它更高的价值都会导致对人性的压迫。汤因比认同，并指出“生命”一词应包含宇宙全体及其万物（包括无生物、无机物），侵犯自然的尊严就是侵犯人类自身的尊严。他认为人要觉悟自己的尊严，就必须谦虚，只有无私、利他、富有怜悯之心、肯为宇宙献身时才有尊严。池田大作强调，人的生命是不可代替的，只有将自己生命的作用变为美好的、怜悯一切其他生命，不损害他人，才能使生命事实上成为尊严。汤因比指出，人的伦理行为水准一直很低，而技术成就水准急剧上升，导致技术和伦理鸿沟空前增大，这是致命的。

第二编走向一个世界

第一章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世界

本章关注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走向。

要求新的国际通货： 池田大作指出，美元危机反映了世界经济秩序的混乱，一个国家的经济动向左右全球经济是不令人满意的。他认为国际贸易需要“世界通货”，但黄金作为传统基准有其缺点（本质价值小、稀有、供应不足），而英镑和美元也已力不从心。因此，新的“世界通货”应以具有稳定高度本质价值和实用价值的东西为基准，他认为人类的生产效率是唯一的价值源泉，但其本身也不稳定。
东亚的任务： 池田大作指出美中和解虽有进展，但仍未达友好关系，亚洲各国仍感不安。汤因比认为美苏间紧张缓和是表面现象，但战后国际关系由两极变为多极，超级大国被迫确立建设性关系。池田大作主张亚洲各国应自主采取中立主义立场，形成缓冲地带，日本应带头确立政治自立，并协助其他亚洲国家。他强调中日两国悠久的文化交流史，认为日本应在协调世界各国与中国关系中发挥主导作用。汤因比指出日本作为经济大国，在外交上改善与核超级大国关系负有重要任务。他认为尼克松访华对全世界和日本都是好消息，虽然美国曾强迫日本敌视中国，但中日两国历史性的文化联系更为重要。他列举了东亚（特别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作为其成为全世界统一地理和文化主轴的理由，包括中华民族的经验、世界精神、儒教人道主义、儒佛合理主义、道教对宇宙神秘性的敏感，以及东亚人战胜西方的勇气。
中国与世界： 池田大作认为，中国民族主义是对外国侵略的反应，本质上仍大力推行世界主义和中华主义。汤因比认同中国鸦片战争以来的战争都是自卫性质，但其“自卫”也包含恢复清朝鼎盛时期国界。他认为中国现在没有越过1799年乾隆皇帝逝世当年的国界进行扩张的迹象。汤因比指出，中国文明以前主要受印度佛教和平冲击，并能将其中国化，但进入17世纪后面对西方和俄国未能使其中国化。他预言中国将把共产主义中国化。
日本作出贡献的道路： 池田大作认为，实现世界统一可能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不断结晶扩大，他预感这个主轴不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是在东亚。他指出东亚民族（中、日、朝、越）人口众多，活力、勤奋、勇气、聪明突出，在政治文化统一方面有无与伦比的经验，可能在人类统一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他以汉高祖刘邦为例，强调未来统一世界的政治家应具有世界主义思想和干练才能。池田大作虽然认同中国在统一历史上的经验，但倾向于欧洲共同体那种各国保持个性和独立性，在平等立场上协商的联合方式作为未来统一世界的楷模。汤因比认为日本人成功地应付了西欧文明冲击，比俄国、中国、印度和伊斯兰民族都更成功。他总结了日本应对西方冲击的四种方法，并指出日本战后在技术上取得惊人成功，但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胜利和平衡。他建议日本在精神方面应完成的任务是回答“我们在技术方面取得的胜利，是否有相应的精神方面的胜利与之平衡？”的问题。
从两极时代向多极时代发展： 池田大作认为美苏两大阵营的对立是虚假象，掩盖了国家利益和野心之争。汤因比指出，美苏对立是表面现象，而其阵营内部（如中苏、法美、印巴）的对立更为深刻。他预言美苏间的对立早晚会发生问题，因为它们是战后仅存的两个大国，自然会争夺世界霸权，而核武器的存在使其对立构成空前威胁。池田大作认为多极化现象（如中苏对立、捷克事件）起到了缓冲美苏冲突的作用，但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利己主义和狭隘国家主义，因此必须消除这种对立。汤因比指出美苏对卫星国的约束力减弱，促进了国际多极化，中国已成为第三大国，日本和西德在经济方面也再次成为大国。池田大作认为，世界分裂的原因之一是民族间缺乏了解，相互理解是走向和平最重要的条件。
统一世界的课题： 池田大作指出汤因比思想中贯穿着以儒教为基础的“中华帝国”形象，但他认为现代人不接受一人统治，更倾向于欧洲共同体模式的平等联合体。他强烈信念需要一个将世界各民族结成一体的宗教或哲学，由非政治的宗教或哲学领导者引导，而政治权力由各民族代表协商解决。汤因比认同，并提出人类现在需要再回到多神教，恢复对人以外的自然所持的崇敬和体贴。

第二章军备与战争

本章深入探讨了战争的本质、核武器的威胁以及实现世界和平的途径。

战争的本质： 池田大作和汤因比都认为战争是绝对的坏东西，是对人的生命尊严的挑战。汤因比引用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是变态的外交行为”一说，但认为战争是对外交失败的报复，并指出战争带来的破坏往往引起新的问题，历史证明战争极少能圆满解决纠纷。池田大作指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形成了势必进行战争准备的结构，战争成为工业剩余生产力的出路和经济发展的动力。汤因比认同战争刺激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但最终也会带来报复，导致巨大破坏，最终需要通过剥夺地方国家主权来杜绝战争。池田大作强调，人类必须消灭战争，而这需要根本变革经济状态，发展社会保险、教育、住宅建设、对外援助等其他经济发展因素。汤因比认为，战争是代价最高的刺激物，未来人类有足够的非军事刺激，且将全力以赴进行生存斗争、稳定世界经济、制止人口爆炸、恢复宗教权力，因此不再需要战争。
和平利用原子能： 池田大作指出和平利用原子能是解决能源问题的重要途径，但它是危险的双刃剑，操作和废燃料处理问题远超石油煤炭。他强调最大的课题是如何防止和平利用的研究成果不被用于军事目的。汤因比认同促进原子能和平利用是不可或缺的，但也同样危险。池田大作提议在联合国等机构设立和平利用原子能检查机构，赋予其权限，任何国家都不能拒绝检查，并主张废止核军备，使和平利用原子能技术公开化。
军备的限制： 汤因比指出，各国卷入纠纷的原因多样，如黎巴嫩的悲剧就是国内分裂与国际抗争交织。他强调，如果一个民族的社会正义感被剥夺而陷入绝望，就会诉诸暴力。池田大作批评政府以“国防”为借口扩充军备，要求青年牺牲生命，认为这是欺诈行为。汤因比指出，防卫与攻击的军备准备无法事先区分，导致军备竞赛和侵略行为的正当化。他以丹麦废止军备为例，说明放弃物理防卫手段在特定情况下可能有效，但许多小国家仍不接受。池田大作谈到日本宪法第九条关于放弃战争能力的争议，指出主张重建军备者认为自卫需要军事力量，而反对者则认为自卫不一定依靠军事力量。他强调，所有国家都以他国侵略为前提加强军备，导致战争危险，靠武力自卫已行不通，应从全人类生存权利出发，彻底信守日本宪法精神。汤因比警告日本若废弃或违反宪法第九条将惨败，会引起中国疑虑和敌意，并可能诱发核战争。他认为日本坚持宪法第九条即使在混乱的国际关系中也是有利的，并证明了日本人民的远见。
军队与世界政府： 汤因比主张，为了建立世界政府，需要有武装警察，且力量必须强大，足以击败地方特权阶级的抵抗，因为人性中的利己思想会导致武装抵抗。池田大作同意世界武装警察的必要性，但强调军备需要最严格限制，应认真努力废除核武器。汤因比设想的武器不为杀伤破坏，而是使对方丧失攻击力，并限制对无辜者的伤害。池田大作对此表示启发，认为科学家的智慧可以导向发明非杀伤性武器，但最主要的是政治家要有大的思想转变。
战争与文明： 汤因比认为战争不会比文明更早，是文明的先天弊病之一，是人类暴力和残酷性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池田大作指出，人类将大量剩余产品消耗于战争，牺牲民众日常生活必需品，导致福利制度不完善。汤因比认为战争并非宿命，人性虽有暴力残酷性，但并非总是以战争形式表现。他以日本和挪威的历史为例，说明战争有其时代性和偶然性。他相信战争是可能消灭的，核武器的发明带来了这一可能性，因为核战争没有胜利者。但他强调，除非用世界政府取代战争制度，否则战争的可能性仍会存在。

第三章政治体制的选择

本章探讨了领导者的条件、民主与独裁、权力弊病以及未来政治体制的可能走向。

领导者的条件： 池田大作认为，个人魅力和思想能影响世界的领袖越来越少，社会纳入民主机构轨道是进步。汤因比怀疑立宪方法能否完成根本性改革，他认为任何集体事业都需要个人领导，民主领导比独裁领导更微妙困难，需要使政策合情合理，赢得公民合作。池田大作强调民主领袖的权限必须有期限，并受民众监督。汤因比认为民主领袖必须在迎合选民与坚持正确判断之间巧妙穿行，欺骗最终会丧失信任。
防御法西斯的堡垒： 汤因比指出雅典民主制曾堕落为愚民政治，少数富人借机建立法西斯政权。池田大作担忧民主主义在多数人绝望时可能导向法西斯，并以德国纳粹党崛起为例，指出希特勒利用民众不满，通过民主手段上台。汤因比补充说，准中产阶级是导致希特勒上台的爆发性社会势力。池田大作强调，防止法西斯抬头、保卫民主主义，最重要的是每个民众有头脑，能看清事物本质，并具有贯穿于人类尊严和爱的坚定思想。汤因比认为防止法西斯主义的最好办法是尽最大可能确立社会正义，但完全实现社会正义是困难的。
目的、手段与权力弊病： 池田大作指出“目的使手段正当化”的思想在现代社会广泛流行，特别是政界。他解释“权力弊病”是指权力强化当权者骄傲自大，贪图名利，并侵犯人格。汤因比认为权力在人类社会中不可避免，但掌握权力者常受诱惑，为私利滥用权力，牺牲被统治者利益。他指出社会规模越大，权力自我膨胀作用也越大，人类社会因政治混乱、人口爆炸、技术进步被少数人掌控而濒临崩溃。汤因比预估在这种危机下，法西斯型的世界极权主义可能会打倒现有制度，带来社会稳定，但伴随残酷的不公正。他认为可能出现一个吸取前任教训的、更得人心的第二个世界独裁者来完成更稳定、持续的统治。池田大作对世界独裁制的预见感到不安，认为权力弊病的根源在于人性中的恶性，需要追溯到人性本身和生命本质问题。汤因比认同，并强调解决之道在于个人行为上使利己主义服从利他主义，即自我克制。
民主主义与独裁制： 池田大作指出群众因害怕社会动乱而倾向于接受独裁制，独裁者利用此弱点。他担忧大众化现象使群众失去主权者自觉性，陷入不负责任和享乐主义，可能导致人类陷入强大独裁制的危险。汤因比认为人们容忍甚至欢迎独裁制有心理和环境两方面原因，心理原因在于独裁制能使人免于作决定性选择。他预想现代世界因混乱最终可能通过独裁手法实现政治统一。池田大作认为民主主义在防止政权恶化上最有效，但其缺点是容易让哗众取宠者掌权。他强调应教育群众，提高其伦理水平，分散权力，激发群众智能和自信。汤因比指出民主主义缺乏信任的威胁来自两方面：一是选出适合作公仆者困难，政客受蔑视导致对政体不信任；二是人口爆炸和技术进步使人感到渺小，降低了自尊心和伦理水准。
民主主义与能力主义： 汤因比指出议会民主主义的缺点之一是集团利益优先于国家利益和全人类利益。第二个缺点是其常伴随虚伪性，政治家为党派路线和野心放弃良心。池田大作认为现代民主主义缺点主要在于难以在支持它的群众中确立道义感，担忧其可能重蹈雅典民主政治腐败的覆辙。他认为能力主义体制也需解决群众道义性、见识和判断力问题，并强调从人的尊严和平等信念出发，必须维持所有人都能平等参加的体制。汤因比认同提高群众道义和知识水平是根本，但担忧时间可能不允许。他提倡能力主义作为危机前的临时政体，如英国和帝制中国的官吏制度，但也承认其固有弱点，如权力腐败、脱离群众利益。池田大作指出日本官吏制度的传统也阻碍了议会制民主主义的健全发展，并认为理想的政治体制是议会民主主义和官吏制度的平衡与互补。

第三编哲学与宗教

第一章事物的现象与本质

本章探讨了生命、宇宙和物质的本质，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

生命的起源： 池田大作认为生命不是由创造而是由发现产生，生命本身是作者和作品，其“生命能”早已存在于无生命的地球中。汤因比则倾向于“由创造而产生”的说法。池田大作解释，人工合成生命并非创造生命，而是创造了发现生命的人工条件，生命能量只能被引导出来。汤因比认为，即使能重现物质组成，也无法解释无生物与生物、无意识与有意识生物的区别。他感到生命和“存在即其本身”仍然是神秘的，无法用“发现”说透。
生命的永久性： 池田大作提出了生命是否永存、以何种状态永存的问题。汤因比指出，佛教、印度教、琐罗亚兹德教和犹太教都认为肉体死亡不意味着生命终结，死后生命会以身心统一的肉体形式重现。池田大作将各宗教死后生命观分为佛教、印度教的“轮回”说和基督教为中心的“灵魂不灭”说。汤因比认同生命不灭观点，并指出印度教认为灵魂在投生前已无限期存在，死后也无限期继续存在。而基督教认为灵魂在母胎里被创造后将永远存在。汤因比感到自己的认识能力已达极限，无法相信人在降生以前就已存在或死后也会继续存在于时间范畴中。他相信“终极的精神之存在”不受时间范畴限制，并受所有人类前世报应的影响。池田大作对此感到新颖，认为这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新宗教观，但质疑其是否还能成为“终极的存在”。汤因比坦言，“灵魂不灭”说、“再生”说和“终极的精神之存在”都缺乏说服人的证据，人类智能有限，只能靠假说行动。池田大作区分科学假说和宗教假说，认为佛教的轮回假说能有效解释人生而不平等的现象。汤因比认为“再生”假说说明了人的命运不平等，但小乘佛教的阿罗汉想通过消灭欲望来控制生死轮回。汤因比批评印度教和基督教“不灭”概念的错误认识，认为其将脱离肉体的生命仍置于时间范畴中，而人类经验只能证明身心统一的生命。池田大作认为，生命的存在本质是超时间的，时间空间是人生命活动中设立的概念，而非绝对存在。他提出了佛法中“空”、“假”、“中”的概念，认为生死是生命超越时空存在的两种显现方式。汤因比认为“空”是“无所不包的伟大宇宙的生命力”，相当于犹太系宗教的“永远”概念，但他仍感到智能理解上的困难。
关于宇宙： 池田大作追溯了人类对宇宙的探索史，指出科学发展虽扩展了视野，但也增加了新难题，尤其是宇宙大小和起源是天文和哲学上的重大课题。汤因比认为，尽管我们比前人增加了关于物理宇宙的知识，但对宇宙本质的理解并未加深，对宇宙整体的认识仍停留在推测层面。池田大作强调人类知识的有限性，并探讨了宇宙膨胀学说和宇宙是否无限的问题，认为宇宙观会影响人类生存方式。他提到盖莫夫的宇宙爆炸说，但质疑200亿年前是否是宇宙一切的出发点，认为宇宙可能有无限的过去和未来。汤因比指出，古老文明以来，思想家们就对宇宙的开端和终结争论不休。他认为从理论上难以想象有限的宇宙，如果宇宙有限，则必定有某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力量（神）规定其界限。他强调，如果只关注宇宙的物理方面而忽视精神方面，宇宙观就是不完全的。汤因比还讨论了犹太系宗教的创世神概念，并指出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试图从无神论角度解释生命进化，但他认为这些理论要么是无神论对有神论的翻版，要么同样缺乏说服力。
与其他天体的交流： 池田大作提出地球以外可能存在高级智能生物，并指出释迦牟尼在《法华经》中也有类似看法。汤因比认同科学家推测其他星球存在智能生物的合理性，但认为从地球前往其他行星几乎不可能。池田大作讨论了外星生物可能与地球生物形态、机能、化学成分不同的可能性。汤因比推测，外星生命也应是身心关联的生命体，但化学成分和机能可能完全不同，其中有些可能有意识，甚至智能上更先进。池田大作引用佛法宇宙观，认为大宇宙本身就是一个生命体，宇宙中蕴育着向生命发展的方向性。汤因比对此观点提出，这取决于是否承认不可逆转的变化和新产物的存在。池田大作认为“变化”和“新产物”是解释现象的概念，并非实在。汤因比对人类能否与外星智能生物通讯持怀疑态度，即使存在，距离也极其遥远，需要极高智能和通讯技术才能交流。他强调若能交流，人类应以谦虚关怀的态度对待对方，但也要提防对方将人类视为有害动物而灭绝或饲养。
物质的终极是什么： 池田大作指出，科学对物质的探索已达素粒子阶段，但海森堡的不稳定原理、素粒子的波动性等表明其并非最小单位，需要将“波”和“场”与粒子结合理解物质的终极。他认为人类智能有限，大宇宙对我们仍是神秘的，需要哲学作为科学正确运用能力的基础。他批评唯物论的物质观有局限性，因为它只通过感觉认识物质的侧面，而未触及“通过感觉没认识到”的侧面。汤因比认同人类知觉能力的局限性。池田大作认为，理论物理学带有哲学色彩，物质终极单位已不能用“物质”或“单位”说明，而成为一种“存在”。他回顾了真空问题在物理学中的演变，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到法拉第的电磁场理论，再到爱因斯坦的统一场理论，认为空间并非空虚，而是具有性质的场。
时间与空间： 池田大作指出，时间和空间是认识一切事物的基本尺度，古典物理学将其视为绝对存在，而爱因斯坦相对论则明确其相对性和相互影响，形成了时空观。汤因比肯定康德的理论，认为时间和空间是人类思考不可回避的范畴，但无法确定其本身是否是“存在即其本身”的本质。他认同爱因斯坦的观点，时间和空间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汤因比还指出，时间长短在主观上会变化，例如童年时光感觉漫长，成年后时光飞逝，这是因为主观时间内容由对事件的记忆形成。池田大作认同生命所感觉的时间因充实感而异，充实的时间感觉短但回顾起来感觉长。汤因比进一步指出，空间距离和高度的变化也是主观的，通过时间来测量，反之亦然，这表明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都是主观的。池田大作总结，时间和空间是生命、意识对外界认识的基准，可以在我们的生命、意识中融合。
与“终极的存在”的合一： 池田大作询问汤因比所说的宗教体验是否与佛陀的悟性以及摩西、耶稣、穆罕默德的启示相似。汤因比认为摩西、耶稣、穆罕默德的启示与佛陀的悟性不同，前者是有神论者，相信“终极的精神之存在”是唯一全能的神，追求的是人与人格化神的交往。而释迦牟尼并非有神论者，相信悟性是靠精神努力获得，“终极的精神之存在”是人的欲望（报应根源）消灭的状态，即涅槃。汤因比指出小乘佛教主张切断一切欲望以进入涅槃，但佛陀本人为了怜悯众生而推迟进入涅槃，这存在矛盾，因为怜悯本身也是一种欲望。池田大作认为北方佛教主张遵循佛陀的实践，以菩萨为榜样，推迟进入涅槃以救济众生，并指出《法华经》中的“生死即涅槃”理论，通过开导佛性涌现无限慈悲，以利他欲望克服利己欲望，解决了矛盾。汤因比认为佛陀与一神论者在“终极的存在”本质问题上看法互不相容，但可能看到了“存在”的不同侧面，且这种互不相容的看法能相互补充，加深认识。池田大作进一步指出，佛法从“空”、“假”、“中”三个侧面逼近“终极的存在”全貌，且其探索方法是大众都能应用的。
佛法对事物的看法：

(1) 作为认识论的“三谛论”： 池田大作提出佛法中的“三谛论”作为认识论基础，通过“空”、“假”、“中”三方面认识万物真相。他解释“假谛”是现象表面的感知映像，“空谛”是一切现象的特征（不能感知但影响存在），“中谛”是包含二者的本质存在，使形象显现、决定特性，并贯彻始终。汤因比认为“三谛论”与柏拉图的现象与不变形象的对比相似，而中间的“空”结合了对立，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静态观点更符合现实。
(2) 作为幸福观的“十界论”： 池田大作介绍了佛法中“十界论”的生命观，将生命分为十个范畴来表现幸福感的状态，从地狱、饿鬼、畜生、修罗（四恶趣，不幸状态）到人、天（六道轮回，短暂幸福），再到声闻、缘觉（小乘，自我喜悦），菩萨（利他），直至佛（穷尽宇宙生命真理，绝对幸福）。汤因比赞叹佛教的心理分析精辟，超越西方，并指出菩萨与基督在自觉推迟圆满以救济众生方面有相似之处。池田大作解释，“佛界”并不存在于离开现实社会的某个地方，而是永远存在于人的每一生命和宇宙之中，通过利他将“小我”向“大我”扩大，最终使所有生命都能悟出“佛界”。
(3) 用动的观点把握生命——十如是论： 池田大作介绍了“十如是”作为生命动态的运动法则，包括“相”（外部形象）、“性”（内在天性）、“体”（统一主体）这三者共同构成生命实体，以及“力”（内在力量）、“作”（具体作用力）、“因”（生命深处因果）、“缘”（外界交流）、“果”（生命内在果）、“报”（生命活动现实报），并最终通过“本末究竟等”实现生命统一性与协调性。汤因比认为佛法对生命的分析比西方更详细精练，并将其与自己的“挑战和应战”理论相联系。

第二章宗教的作用

本章探讨了宗教作为文明生机源泉的角色，以及不同宗教体系对文明发展的影响。

文明生机的根源： 池田大作认为，文明衰落的民族能通过吸取其他文明而复兴，如埃及和日本。汤因比指出，西方文明的扩张伴随着文化中断，而印度和东亚文化在面对冲击前地位巩固。他认为，气候和风土并不能决定一个民族创造力的强弱，埃及、印度等古老文明都在热带地区兴盛。池田大作指出，现代人为环境和科技文明对西方文明带来了负面影响，导致人性脆弱化和社会分裂。汤因比认为，西欧文明的近代宗教史是认识整个人类现状、展望文化未来的钥匙。他强调17世纪西欧的宗教改革是西洋史上最大的分水岭，基督教开始失去对知识阶层的统治力，被脱离基督教的科学信仰、国家主义和共产主义所取代。
近代西欧的三种宗教： 汤因比认为西欧人难以理解社会中同时存在多个宗教，因为基督教是排外、不宽容的犹太系宗教。他指出，宗教宽容对基督教本身造成了致命打击。池田大作提到日本社会佛教、神道、儒教共存，且与对科学进步的信仰和国家主义并存。汤因比详细阐述了西欧对科学进步的信仰的起源及其致命打击（原子弹），以及国家主义作为古老宗教的复活，如何在西方复兴并被注入基督教式的狂热信仰，成为当今世界广泛信仰的宗教。他还指出共产主义作为反社会不公正的产物，也陷入了基督教式的不宽容性和排他性。
向多神教的回归： 汤因比认为佛教在传道时与当地宗教哲学共存，未中断当地文化发展，这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同。他指出犹太系宗教将神性归结为超宇宙的全能创世神，从而剥夺了自然的神秘神圣性。而近代西欧冲击前的印度和东亚，认为整个宇宙万物都具有神性，从而抑制了人类对自然的贪欲冲动。他认为，鉴于一神教对自然的破坏性影响，人类有希望重新回到多神教。池田大作指出，现代人凭借科技能制服和利用自然，再回到多神教有困难。但他强调，人应承认对自然的优越性，同时认识到对大自然系统奥秘的无能为力，以谦虚态度避免骄傲和狂妄。汤因比认为，当产业革命使人类能大规模利用物理力量时，犹太教一神教授予人任意利用自然的特权信仰得到了最大发挥。他指出17世纪西欧人改信科学信仰时，放弃了有神论，却继承了“有权利用宇宙”的思想。池田大作总结，西方一神教有利于科技进步，而东方多神教对保持民族独立自主、制止环境破坏更重要，未来二者应相互补充，扬弃各自缺点，寻求普遍性的新宗教。汤因比认同，并明确“正确的宗教”是教导我们对人及自然抱有崇敬心情的宗教，而“错误的宗教”是允许牺牲自然满足人类欲望的宗教，他主张回归神道般的多神教，放弃犹太系一神教和脱离基督教的科学信仰。池田大作对神道的评价持保留意见，认为其缺乏证实尊严性的哲学体系，且有符合国家主义和排斥他民族的一面。汤因比认同神道有长处也有短处，但指出对自然力量的崇拜能抑制人类贪婪。他认为当人的集体力量变得强大时，对人的集体力量的信仰会压过对自然的信仰，神会成为人的制度的象征。池田大作强调佛教超越了地区性多神教的局限，将自然的包罗万象和一切众生普遍存在的生命之法作为根本宗教，指出人与自然走向融合协调的道路。他认为佛教主张普遍的生命之法比拟人化的神更能正确表示“终极的精神之存在”。

第三章善恶与伦理实践

本章探讨了人性的善恶、欲望的克制、命运的形成以及爱与慈悲的实践。

性善说与性恶说： 池田大作和汤因比都认为人性的本性既非纯善亦非纯恶，而是善恶并存。池田大作强调应重视发展善的一面，抑制恶的一面，但不能靠社会强制力。汤因比认为人性善恶并存源于生物与宇宙的关系，人可以选择自我中心（恶）或为宇宙万物献身（善）。池田大作认为，要使“爱的欲望”战胜“贪欲”，需要道德、伦理，更根本的是宗教。他指出人们明知善恶却常作恶，是因为感情（利己主义）支配理性。汤因比认为，人内心的能量（终极的精神之存在）通过每个人的自我被赋予方向性，可用于善或恶。他指出利他主义需要自我修养、自我克制、自我牺牲，是极为困难的。池田大作担忧博爱也常停留在知识层面，大多数人仍被自我愚弄。汤因比认为人类道德行为的平均水平并未提高，技术进步只增强了力量，但人们的道德行为水平实际上或许在降低。池田大作认为，解决现代危机需摆脱“技术进步可代替道德任务”的错觉，处理好人的自我问题。
欲望的克制： 池田大作指出，现代文明无限制地引诱人的各种欲望，导致对立抗争和生命自然的破坏。他提出了“本源的欲望”（追求与宇宙生命合一）和“魔性的欲望”（征服破坏别人和自然）的概念。汤因比认同欲望是产生、支撑生命的能量，与宇宙能量是同一的。他指出生物的个体与宇宙既有同一性也有分离性，由此产生了“追求爱的欲望”（否定自我，献身他人）和“魔性的欲望”（使宇宙服从自己，坚持自我）。他认为“魔性的欲望”在某种意义上更自然。池田大作认为，关键在于如何将“魔性的欲望”转变为“追求爱的欲望”。汤因比指出，爱的代价有时是自我牺牲甚至自我灭亡，而魔性的反应伴随抗争和混乱。他认为解决欲望问题是终生课题，需要不断战斗使“魔性的欲望”冥伏，解放其他欲望，并引向创造生命的积极方向，而不是切断欲望。汤因比和池田大作都赞成完全消除欲望既不可能也不理想。池田大作重申释迦牟尼通过否定“小我”以融合“大我”，而大乘佛教不否定“小我”而是通过利他实践使其向“大我”扩大。汤因比认同，并指出“小我”与“大我”的关系不正确是人不能善良幸福的原因。他批评小乘佛教消灭“小我”的药方不可行且幼稚，应将“小我”的欲望转向利他的目的。池田大作认为“自我克制”与这种融合方法相通，其核心是顺从“小我”本来的慈悲欲望，扩大其关心的范围，容纳“大我”。他认为佛法将“大我”解释为宇宙生命本身，而犹太系宗教拟人化的神将能动性视为外来赋予，这是两者分歧所在。汤因比认为将“大我”解释为“法”比“神”更有说服力。池田大作总结，宗教的任务是赋予人克服欲望的力量和勇气，开发“人性”，使人感知内在生命与宇宙生命相融合的力量。
关于人的命运： 池田大作指出，人有贫富贤愚等个人差别，这些外在条件不受个人意志选择，可称为命运。他对比了佛教（过去行为形成现在命运，生命轮回）和基督教（命运是全能神意志体现）关于命运形成的观点。汤因比认同说明命运需突破人生只有一次的局限，佛教和基督教都认为肉体死亡不意味着生命终结。他解释了佛教的因果报应概念，如同伦理上的银行存折，生死无限反复。基督教则认为全能神决定人的命运，人只生一次，死后灵魂不灭，最终去天堂或地狱。汤因比提到脱离基督教的西方人将命运归因于遗传和环境，但他更重视因果报应的作用，并相信“终极的精神之存在”。他举例英国历史上的因果报应，如百年战争失败后放弃称霸大陆、内战后转向非暴力，以及工业革命剥削工人后工人力量壮大反噬雇主。池田大作认同，并提出社会作为一个超生命体，也形成并受因果报应影响。
什么是进步： 池田大作认为现代人对乌托邦的悲观想法与科学“进步”概念有关。他质疑科学进步是否与人的文化进步有直接关系，例如原子弹的爆炸并非进步。汤因比指出近代初期乌托邦理论过于乐观，错误认为科学技术进步会自然带来精神进步，但两次世界大战和原子弹粉碎了这一幻想，使后来的乌托邦理论转为悲观。池田大作强调必须明确物质进步与精神进步的区别，在生命领域，物质发现对精神而言是否“进步”不能简单评价。他认为对“进步”概念有重新评价的必要，科学家应有作人的良心和判断人的价值的能力，以支配自己的研究。汤因比指出科学进步通过技术应用赋予人统治他人和自然的力量，这种力量伦理上是中性的，其影响取决于使用者的伦理水平。他认为带来福利幸福或悲惨不幸的因素不是科学技术进步，而是因果报应。
爱与良心： 汤因比认为爱和善表现于人的感情和行动中，人靠良心支配去行善。池田大作质疑爱和良心是否是先天具有的，认为它们更多是后天习得，受社会历史影响。他指出历史上人类曾以爱和良心之名犯下暴行（如十字军），说明爱和良心本身并非纯善，其善恶取决于爱的对象和良心的原理。汤因比承认爱和良心是进化的产物，但它们也使人反抗社会规范。
爱与慈悲的实践： 池田大作认为现代社会最缺少“人类之爱”，但“爱”常被憎恨或利己主义伪装。汤因比区分了“想给予”和“想夺取”两种爱的欲望，认为现代社会“给予的爱”正在非个人化，并不断丧失。池田大作指出“给予的爱”被福利政策或慈善团体活动所独占，变成了制度化的东西。汤因比认为这种非个人化是现代世界大规模活动和西欧社会化不断发展的结果。池田大作提出了佛法中“慈悲”是“拔苦与乐”（拔除痛苦给予快乐）的意义，其基础是“同苦”（共同感受痛苦），这需要高度发达的智能活动和想象力。他强调“同苦”必须连接具体的“拔苦”行动。池田大作反思日本社会虽然有佛教传统，但其精神和内容几乎被遗忘，甚至比西方基督教传统的丧失更快。他认为佛法的目的在于确立人本来的自主性，即“佛界”，通过扩大个人人际关系领域来保持人与人之间的爱或慈悲。
爱的领域的扩大： 池田大作指出女性特有的强烈爱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源泉，她具备比男性更爱惜生命、憎恶战争的特质。汤因比认同女性比男性更憎恶战争，其独占欲和深切的爱使她们偏爱和平与经济协调。池田大作强调，如果女性能从狭隘的个人爱中解放出来，扎根于面向世界的普遍的爱，将汇成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洪流，这才是真正的妇女解放。汤因比提到孔子将家与国家对比，主张爱应分阶段分配（同心圆），而墨子主张无差别普遍的爱。他认为，现代人应采取儒教立场，并进一步发展为墨子的普遍之爱，这更适合现代实际情况。
至高无上的人的价值： 池田大作认为生命的尊严是最高价值和普遍价值基准，任何设置比它更高的价值都会导致对人性的压迫。汤因比认同，并指出“生命”一词不仅指生物生命，还包括宇宙全体及其万物（包括无生物、无机物），侵犯自然的尊严就是侵犯人类自身的尊严。他提到日本人古老的传统是尊重植物界、动物界乃至无生自然，但近代以来技术发展也使日本人侵犯了自然的尊严。汤因比进一步指出，人要觉悟自己的尊严，就必须谦虚，只有无私、利他、富有怜悯之心、肯为宇宙献身时才有尊严。池田大作强调，人的生命本身是尊严的，不可代替的，但要使其真正成为事实上的尊严，需要个人的努力，将生命作用变为美好的，怜悯一切其他生命。汤因比指出，人类伦理行为水准一直很低，而技术成就急剧上升，导致技术和伦理之间的鸿沟空前增大，这是可耻且致命的。

总而言之，汤因比与池田大作的对话是一场跨文化、跨领域的思想盛宴，它深刻反思了现代文明的困境，揭示了人类社会面临的深层问题，并从哲学和宗教的层面提出了具有启发性的解决之道。两位学者虽有分歧，但都致力于引导人类走向一个更加和平、和谐、以生命尊严为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