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三悲剧》~八、芝麻争端

《五一三悲剧》



八、芝麻争端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一日早上,大山脚公市又发生一项小殴斗事件,种族纠纷遂由此引起。一名公市巫籍雇员因小事发生口角而被一名十五岁华籍菜贩以锄头痛击。当此巫人向其上司办事处投诉时,约有四十名华人出现,其中三名进入该办事处并殴击该巫藉公市雇员。
 
投诉后,因为不满警方所采取的行动,该巫人在巫统人员陪伴下,竭力向该县理事会主席及县长投诉,但找不到他们。经数度寻找后,终于翌晨十时始从向该县理事会主席当面投诉。当时种族紧张情绪已达高峰,约半小时后,大约卅名巫、华人在大山脚公市内赤手空拳打起来,结果造成一名华人及一名巫人爱伤。翌日该巫人逝世。一连串的殴斗及纵火事件随着发生于大山脚区,致使一名华人丧生,及数华人受伤。
 
该被击的巫籍雇员是一名当地巫统人员。一些巫籍极端份子对此被殴事件认为对巫籍居民的一种挑拨行动。此种看法迅速地激起了紧张情绪。当局为防止不良份子从中利用局势起见,乃于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全区施行戒严。此项戎严令直至十天后方才解除。一批人士因与此事件有所牵涉而遭逮捕。
 
此一连串的事件的发生,虽无被任何政党或颠覆份子挑拨或利用之现象,但是,私会党代理人确曾利用此种局势去恐吓当地居民,以便鸠收「保护」费。

《五一三悲剧》~七、岛上对抗

《五一三悲剧》



七、岛上对抗
 
 
邦咯岛上华巫两族居民素来存有误会和忿恚的情绪。华籍歹徒特别是私会党徒及惯于鸠收保护费的巫籍败类一向意气未能相投。
 
在这种环境下,遂于一九五九年五月一日在双溪槟榔发生了一场因两名华巫人士口角而激发殴打事件,随着便形成了华巫对抗,结果发生了一场小规模的冲突,致三名巫人爱伤,财物损失颇大。事后不久,又有约廿名持有刀剑的巫人向约卅名持有各种武器的华人前进,幸警察人员及时赶到,殴斗事件始不致重演。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日该岛回教领袖,召集巫人在回教堂开会,计划自卫步骤。当时约有六十名华人睹状,即以长刀尖棒及玻璃瓶等武装起来,声势汹涌,群集离回教堂约廿码的地区。此时巫人亦匆匆回家,以长刀武装起来,再返回开会地点,华人以长刀石块及玻璃瓶等物迎击。在纷乱中附近一间华人公司被人纵火,全部焚毁,回教堂附近的六间华人屋宇亦遭同样命运。华人于愤恨之下,便向巫人施行报复,致使一巫人死亡,五巫人爱伤;华人方面,亦蒙一死二伤。事后三五成群的私会党徒在岛上流荡,击伤数巫人及毁坏大量财物。紧张局势蔓延至邦咯岛附近之村落及市区,但在当局严防之下,局势才不致恶化下去。
 
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当局施行戒严,限制任何人士进入或离开邦咯岛,同时逮捕数名主犯归案和搜获种种色色的武器,亲善委员会也随着成立,警察方面亦加强巡逻。首相,副首相及数名部长莅临该岛,劝告居民保持冷静。

《五一三悲剧》~六、傍徨与猜疑

《五一三悲剧》



六、傍徨与猜疑
 
 
在本邦最近历史中,华巫间的猜疑具有一贯趋向,而各种形成的种族冲突事件亦有记载,此项记载表现出一个方式,就是这类事件之大规模者,通常发生在华人占大多数而又匿有强大私会党的地区,其起因住住由于华人私会党兴巫籍败类之间的冲突。
 
当英国联邦政府将槟城升格为都市时,一种猜疑气氛即已普通笼罩着华巫两族。各族人士对其政府这项决定,发生了种种不同的反应。因政治原因,槟城巫统拒绝参加该百适年庆祝及槟城升格典礼。结果谣言猖獗,谓巫人会将游行队伍在中途驱散。
 
该项游行终于在一九五七年元月二日早上十时卅分,于缺乏巫人参加下,依时举行。同时,队伍中相传说,谓将有骚乱事件发生。随着领头警车被遣往调查其它事件,但不久后又迅速归附游行队伍。当时华人队伍却误认为这是巫人袭击殿后队伍的确证。游行队中很多参加者立即旗旗帜卷起,并开始将花车拆开,用所得木材当作武器。其它队员亦进入附近往宅,取去菜刀斧头及其它武器。
 
因局面过于紧张,值勤警员便开始驱散游行队伍。但一群为数约五十名华人,于逃避中竟将数巫人逐入一往宅内。一名值勤华籍警长上前干涉,以便保护这批巫人的生命,而头上竟遭斧头劈伤,迫不得已便开枪自卫,结果一名华人死亡另一名受伤。不久,警区主任亦率一队警员临场视察,游行队伍亦于此时四散。
 
以后袭击和小规模冲突的零星事件,屡有发生。一九五七年元月二日至八日间,有四人被杀及四十八人受伤。

《五一三悲剧》~五、共产党卷土重来

《五一三悲剧》



五、共产党卷土重来
自数年前被驱入地下后,马共已成为一个蛰伏性的武装组织,其成员并未放弃其夺权幻梦。近数年来共党成员暗中准备政治性的卷土重来。马共的活动表现了具体的战略:长期性逐步侵蚀的「弱化」策略,主要就是利用经济和种族等敏感和富于分化性的争端来削弱国家。例如:
〔甲〕一九六七年旧币贬值时,显著身份已被获悉的毛泽东派特务乘机四出散播反贬值宣传,领导非法示威游行及酝酿不满情绪,利用当地种族间敏感局面行事,槟城被选为目的地。共党勾心斗角,利用局势酿成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廿四日的华巫冲突,结果丧生者数人,受伤者更众,车辆亦遭焚毁。事后,种族间的疑忌及不安,经过多时仍未获消除。
〔乙〕一九六八年中,有十三名马来西亚破坏份子--两名巫人,十一名华人--因对抗时期中犯叛国罪被判极刑。毛派特务乘机个别利用种族情绪及人类同情心为借口,进行剧烈与大规模的宣传,结果不但获得当地华人支持,且吸引了国际同情。除当地社会领袖作出呼吁外,罗马教皇亦致电东姑首相为死囚请命。国内情绪沸腾,种族冲突有一触即发之势。幸东姑首相获柔佛及霹雳两州苏丹御旨,将死刑减为终身监禁,否则种族冲突难免发生。
〔丙〕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廿日,即大选前两星期,一名巫统工作人员在槟城被颠覆份子暗杀。此辈与毛派有连络的颠覆份子,当时正进行鼓动抵制大选行动。同时种族情绪已达到险恶程度。幸巫统领导人及时训示支持者给死者以庄严的葬礼,而避免任何张扬,严重的种族冲突方获幸免,而毛派份子欲乘机激起种族冲突的阴谋亦不得逞。

《五一三悲剧》~四、一九四八年紧急状态

《五一三悲剧》



四、一九四八年紧急状态
 
 
以华人为基干的马来亚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开始叛变,其目标是推翻政府及夺取国家政权。为了应付此项威胁起见,当局在一九四八年六月廿日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此次共产党暴力行动是一项在国际共产集团领导及鼓励下,明目张胆的夺权企图。
 
此种叛变以巧妙及富于沙文主义的论调为宣传方式,无怪得到大部份华人社会的响应。在另一方面,保安队伍人员大多数是来自巫族。因此,巫人认为共产恐怖行为就是一项来自华人的威胁。另一方面,华人由于保持文化隔离,对本邦不多大留恋,致使巫人对华人感到怀疑。
 
同时,政府已感到必需团结人民,缔造单一的马来亚国家,以使对抗华人共党份子。大众宣传媒介致力宣传此种单一的马来亚国家概念,但初期成功有限。在一九四九年及一九五一年之间,殖民地政府召募华人参加警察队伍,但反应不佳。仅有两百华籍青年应征。当一九五0年实施国民服务时。大批华、印青年设法离国。一九五一年二月至八月期间,超过一万名华籍青年潜返中国逃避服役。这种情形增加了巫人的失望,及导致官方一些批评。当时葛尼爵士曾这样指出:「华人方面的似乎不愿协助,激起其它民族不满的情绪。这些人士﹝华人﹞舒适地生活并唯有全心致力去赚钱………。」
 
一九五二年第二次召募二千华籍青年之举亦告失败。虽然马华公会提供受训者在受训期内每人可得五十元至二百元津贴,结果也无济于事。然而,仍有数千来自各阶层的华人,尤其是来自马华公会和公务人员,支持政府及作出很有作用的贡献来结束紧急状态。

《五一三悲剧》~三、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恐怖行为

《五一三悲剧》



三、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恐怖行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新加坡势将沦陷时,稍受英人训练的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被派至马来半岛上进行抗日工作。这些游击队相继成立抗日队伍,命名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独立支队」﹝抗日军﹞。此种组织系由华人支配,但在日军占领期间,其它抗日队伍亦有加入而壮大其阵容。以游击队的角色,抗日军对日本军并无成为一种严重的威胁。
 
在表面上,马共虽对联军表示合作,但暗中却准备把抗日军扩展为一支永久性的武装部队,准备于日军被联军击败后,夺取马来亚政权。在日军投降后,马共和抗日军公开露面,控制全国。在一九四五年七月间从森林出来后,抗日军除与日政权暗中勾结外,又以「人民罪犯」的借口对人民施行大规模的迫害行动。
 
当华人以抗日军的身份全副武装出现时,就引起一部份华人采取一种被巫人认为自傲和冒犯的态度。在日军投降至英人实际恢复统治中的三个月内,抗日军设立所谓人民法庭,大施暴行及处决不少华、巫人士,凡在其势力下之居民鲜能幸免。在这短短的抗日军势力期间中。不少无辜巫人惨被杀害。此类事件在巫人心坎中留下一个洗不脱的印象:就是华人优势可产生的危险。这类事件结果造成巫人向华人报复,致在乡村地区发生广泛及严重的种族冲突。

《五一三悲剧》~二、战后英国政策

《五一三悲剧》



二、战后英国政策
 
 
    战后,英政府认为英国在马来亚的政策应有改善必要,以符合「现代化」。当局企图将所有马来各州,槟城和马六甲组成一个马来亚联邦,以期提高各州行政效能,盖英政府对战前各州独立行政效能不感满意。此计划实质上摒弃战前英国承认巫人政治身份的政策。它包含以下两项内容:第一、行政组织不顾各州苏丹的权力与地位而实行统一。弟二、巫人将会失去其战前的地位及政治身份,因为任何种族人士都能享有公民权利﹝日本国民除外﹞。凡是出生及居留在马来亚联邦的人士都属于同一政治阶级。英政府白皮书内有如此一段解释:「目前马来亚行政体制已达到简化和改革的阶段。」
 
    英政府持使何罗麦买高爵士被派来马来亚,其仕务是代表英国政府获取各州苏丹殿下之同意,以期签署马来亚联邦之正式协议。
 
    此种威胁激起了马来民族主权的一个高潮。巫人对不利的经济情况及由移民所造成的政治经济竞争,日益感到不安,深恐巫人在经济及政治上将会被非巫人所埋没。巫人一向「是惯于生存在一个贫穷国家中的穷人,而现在则变成生存在一个富裕国家的穷人」,他们感到此项对其政治地位的威胁,将使其生存受到危害。由于四周亚洲民族运动的鼓励,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及印度,巫人决心反抗英国制造「马来亚联邦」的计划。他们亦恐怕受华人统治,因为他们对华人的效忠仍然持有若干怀疑。上文曾提到,移民对本国文化缺乏认识。在巫人来说,对苏丹和国家效忠是传统性的;在巫人心目中,华人的「效忠」祇是对国家的政治效忠---指公民权及政治利益及支配性---而言。
 
    由于巫人大力反对,这个「马来亚联邦」计划终于在一九四八年被放弃。此麦买高协约被废除后,接着以「马来亚联合邦」代之,制定一个朝向自治政府的步骤。巫统反对麦买高计划是巫人团结的象征。该当原则上同意发给公民权予那些真心效忠本国及愿意宣誓效忠本国的非巫人。虽然巫人作此让步,但在移民各族中仍大有不满,他们认为此让步并不足够。

《五一三悲剧》~一、战前的马来亚社会

《五一三悲剧》


一、战前的马来亚社会
 
    本国目前的多元种族性质是战前英国经济政策的直接成果,它鼓励非巫人移居入境。当时,华藉和印度籍移民被视为临时工人,其去留纯取决于马来亚经济之荣衰。然而,在四十年后,他们终于成为集体固定居民。被殖民地政府所利用的马来亚巨大资源,和巫人的慷慨容忍态度,吸引了华、印移民的流入。此种大量移民继续进行,直至一九三0年代为止。

    当时的马来亚社会特性﹝目前虽继续存在,但已稍减﹞是自动的文化隔离--巫人惯生活在当地性的文化环境,而殖民地当局亦没有进行任何努力使陆续流入的移民适应当地习俗。大部份移民亦由特别设立的专门政府部门管理,而本身独立生活。这可以部份说明目前某些非巫人社会态度及建国工作中所感到棘手的原因。

    马来西亚华人并非缺乏「政治感觉性」,但其政治兴趣多由外来影响所引起,如一九一一年中国革命事件,当时南洋华人亲身参加或捐助财物,贡献至巨。一九二一年国民党在马来亚成立党分部。不久,其它分部亦相继在各地成立。但数年后在殖民地当局反对下,都变为地下组织。在一九二三年后,国民党组织受强烈共党势力的影响,至一九二六年中国革命宣传在马来亚大为增强。国民党在马来亚之活动,强烈地反映中国国内事态的发展。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元帅在国民党内实行清共运动,致使在马来亚的一群共党极端份子,在五名于一九二七七年终来马的中共代表协助下,脱离中央体系,另立门户。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亦可视为由华人居多的马来亚共产当发展过程的重大事件。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期间,巫人开始发觉,这些与英国经济利益有关的大量移民,将会〔损害巫人政治地位。同时各州苏丹的权力,亦在中央权力集中的推广之下,而被逐渐侵蚀。但第二次大战前,巫人民族主义未获大众支持,由于大部份巫人囿于地区性成见,此种民族主义末产生任何效果。真正的巫人政治觉悟于战后方行开始。
 

《五一三悲剧》~引言

《五一三悲剧》



引言
 
    本报告书的目标,是在根据事实揭发五月十三日在吉隆坡发生种族骚乱的前因和一切有关真相。

    五一三暴力事件之爆发,是本国近代史中多方而势力集团互相倾轧的结国。这包括年代的鸿沟和国内各种族对宪法持有不同的见解,与外族移民对宪法中某项重要条文日增益加政治侵犯的结果:如马来语文及巫人法定地位,主要是宪法中的第一五二及一五三条文:加以在这届大选中某些政党人员与其支持者的煽动性与毫无自制的言论和挑拨性的行为,以及马共和私会党煽动种族疑惧情绪及巫人感到恐惧而焦虑,萃巫间的怀疑就此产生;并且最近在大选举行后,巫人感到巫族前途在其本国内受到侮辱及危害。

《五一三悲剧》~序言

《五一三悲剧》



序言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三日将在本邦历史上成为一个国家悲痛的日子。在该日国家根基被空前未有的种族纠纷所摇动。幸得当局及时行动与军警忠诚协助,时局方获平息,否则无可疑议的全国可能陷于极大的灾祸。
    对于一部份国人,此场悲剧具有直接及切身的意义。但其重要性不能与不应被国人忽视,事发时,国人受此当头一棒,方觉悟本国种族问题的严重性及事前防范未周之处。
 
    种族磨擦一向已在各族边缘上存在,但是我们继续希望其所造成的热度不致达到爆发的地步。当局以国人的良知及奉行自由民主程序的信念,为本邦独立以来施政方针的特质。当局以为参加政治活动人士对我国社会存有的微妙现实环境已有充份认识,对一切活动已有相当程度的自制力及成熟性。显而易见者是:在国人群众中,存有不少共党代理人,私会党及种族极端份子,其目标为破坏我们的生活方式,以遂其自私的目的。
 
    因此当我看到这届大选时局的转变时,就感觉十分痛心。当时一切破坏份子纷纷出动,候选人大肆以种族论调寻求支持。劳工党内的共党代理人利用殡仪机会妄呼毛泽东口号示威游行,而私会党徒亦暗中以致命的手段制造恐惧,煽动种族情绪和分发武器。这三项因素造成了一个爆炸性的局面。政府则竭力使其分开,及克尽所能以避免流血事件。
 
    在兢选期间,一部份反对党候选人站在种族立场上,对本国宪法大施抨击,蓄意歪曲宪法中数项条文,尤其是宪法中的第一五二及一五三条。他们鼓动废除巫人特权的第一五三节条文,这使巫人产生严重的误解。另一方面,马来极端份子条选人则以组织清一色巫人政府的呼声为竞选课题,不顾本国多元种族社会的现实环境,使到非巫人产生移惧。大选顺利度过,联盟政府依大多数议席而重掌执权。反对党亦获增加寥寥数席。此种意外的收获,不幸地使反对党失去平衡性。共产党及其支持者四出向人施行侮辱,同时作出种种不雅的举止。这个原本为政治活动的场面,竟就变成种族挑拨。
 
    本报告书揭发五一三骚乱的实情,与叙述产生当日人民情绪的历史背景,及叙述这场悲剧和军警如何控制骚动使全国恢复治安的经过。最后,本报告书也指出本国未来应采取的步骤。
 
    这次骚乱的教训是明显的。木国决不能延长一个容许任何人士说出或做出任何使另一民族产生反感的系统的存在。如果欲使五一三事件不致重演,和本国能继续生存的话,我们必须确保凡可酿成种族紧张的问题,不被不负责的投机份子所利用。唯一的方法就是把种族的问题,置于某种限制下,使种族煽动份子,共党及其它颠覆份子,无法将以利用。因此,我们必需制造一项现实和充份顾全人民的社会与经济状况,以及基于合理及不能动摇的坚强基础的政治体制。
 
    在编写此报告书过程中,吾人深感凡对重要事件不应继续采取掩饰的方法,同时五一三骚乱的实况应向大众公布。犹有进者,本报告书是以深信国家团结的目标必须予以正视,并且对其他的抉择作出忠诚及勇敢的决定而编写的。全体效忠的马来西亚人对本书所既定的国策,应以勇气及信心来并肩推行。
 
    在本报告书发表后,当局准备邀请国内团体代表---如政治、宗教,经济及其它团体---参与一个咨询理事会,以便对有关国家团结问题作充分及诚恳的讨论,当局希望这个办法能使这种问题达到谅解和协议,以确保本国未来的和平安全及团结,便五一三事件不致重演。
 
    余呼吁每个马来西亚公民对此项目标加以慎重考虑,以确保马来西亚继续在和平中获得繁荣。
 
全国行动理事会主任:敦拉萨签署

《五一三悲剧》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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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言
引言 
第一部 历史背景
1战前的马来亚社会
2战后英国政策
3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恐怖行为
4一九四八年紧急状态
5共产党卷土重来

第二部悲剧
6傍徨与猜疑
7岛上对抗
8芝麻争端
9种族性政治
10私会党与政治
11制造紧张情绪
12「胜利」游行
13目无法纪
14反应
15五月十三日
16谣言与预想不到的事件
17军警联合行动
18夸大的报导和实况
19外国报章与毛派份子

第三部未来任务
20障碍物
21选择
22民主宪制与国家个体

第四部统计表
23各族死亡人数
24各族受枪伤人数
25遭受其它武器攻击的各族收伤人数
26遭警方拘捕之各族人数
27遭警方受控于法庭之各族人数
28被控谋杀与纵火而正在等待审判的各族人数
29从各族人士中所卤获的各项武器
30各族人士自动交出武器人数
31各民族人士经报失而尚未寻获者

经历七十年岁月 开斋节前夕失火 峇县会建筑物话沧桑

南洋商报 1989.05.14
 
经历七十年岁月 开斋节前夕失火 峇县会建筑物话沧桑
林腾飞
 
    在开斋节前夕失火的峇株巴辖西区县议会建筑物,已有七十多年历史,早期是县政府及市政局并用,县长及行政长官的办事处设在建筑物后面及左边。
 
建于一九一三年
 
    由大马路转入办事处路,角头间建筑物兴建于一九一三年,当初为警署,后改为土地测量局。县议会那一排大约七间店面宽的单层建筑物,较迟建筑,作为县长公署,秘书处,土地局,市政局等部门办事处。

   六十年代初期达立阿布担任县长期间,市议会会议厅,市议会秘书处,税收部设在左边,中间后部为县长公署,县秘书处,华人事务官署。前面中间左边是土地局税收处,左边长形建筑物为土地局秘书处,左边凸出部份是土地局长兼县行政官署。

    县长办事处一带,曾不断扩建,增设副县长办事处,乡村发展部门,新村发展部门,警卫团,睦邻计划部门。一段时期,社会福利局也设在县署建筑物的后部,随着八十年代华人事务官这个职位不了了之后,其办事处也不存在,福利局也迁移至前国民登记局那儿。

    虽然市政局的名称,改为市议会,市议会咨询委员会至县议会,但其办事处仍没在建筑物的右边,而会议厅的布置愈来愈堂皇雅观,称为行动室。
 
政府建新县署大厦
 
    州政府在市区大桥路与永平路交界处兴建一座县署大厦,县长及秘书处,土地局即迁于新地方,旧建筑物即给西区县议会使用,同时将土地局原有地方,辟为水供组办事处及收费处,原有土地局税收处改为停车收费办事处,岂料那儿于本月五日傍晚发生火患烧毁,并波及左右两边办事处,使西区县议会的行政工作陷入瘫痪状态,一些职员未照常上班,同时因建筑物的电流被切断,计算机收银机,计算机无法操作,致使税务处工作受影响。

    据指出,被烧毁的部门要进行整顿及修建,最少需要三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


率领访问团离峇株前接受专访 美里中华商会会长张祥安强调 东西马华商须加强联系

南洋商报1989.04.21
 
率领访问团离峇株前接受专访 
美里中华商会会长张祥安强调 东西马华商须加强联系
 
    (峇株巴辖林腾飞廿日专讯)美里中华商会会长张祥安,在率领访问团离开峇株巴辖前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强调,东西马华商必须互通讯息,互相关照,加强联系,同时多多访问对方,交换经商经验。

    他指出,位于柔佛州西海岸中心点的峇株巴辖,不仅中小型工业发达,具规模的大型工业也不少,这包括南洋纺织工业,南纺,制造陶瓷器的陶光有限公司及三间电子厂等。

    美里中华商会主办的麻坡、峇株、居銮访问团,前来峇株访问三天,在中华商会安排下,参观整十间具规模工厂,昨日午后续程前往居銮之前,记者特到此间花园酒店,访问该团长张祥安,谈谈在峇株期间的印象及观感。

    他说,他从全国针织厂商公会署理主席林家仪谈话中,获悉峇株纺织,针织及成衣等大小不下三百间,每月外销总额超过二千万元,连电子业及其它产品出口,则达亿万元,为国家赚取大笔外汇。
 
可逐渐抵消外债
 
    张氏认为,在此情形看未,峇株厂商在外汇的收入,可以逐渐为国家抵消外债,这是一件对国家有益的事。

    他说,峇株工商业的蓬勃发展,巳提高在柔佛州的经济地位,仅次于新山的发展。

他也说,在很多地方人们找不到工作之际,但在峇株则缺乏熟练及半熟练的员工,每天在报章上登广告聘请工人。他获悉峇株的失业率比别地减少,而且各族工友聚合在工厂工作,促进和谐及团结。
 
产品达国际水准
 
    张氏指出,峇株的工业相当先进,敢于斥巨资购进最新机器,增加生产量及提高质量,许多产品达至国际水准。

    他说,该访问团一行等人访问峇株,受到此间中华商会的热忱款待,除了欢迎及欢送宴,也招待午餐。该商会出动全体董事,或陪伴到各工厂参观,花费许多宝贵时间,他谨代表全体访问团员致谢。

    他希望峇株中华商会能组团访问美里及东马其它地方,美里商会将会尽地主之谊招待。

    张氏最后表示,访问团到峇株各工厂参观,获益不少,有许多任务商业可作为借镜、仿效的对象。


全国新苗乒乓锦标赛 柔州队囊括二项冠军 王翡芬翠芬姐妹表现优异

南洋商报 1989.04.19
 
全国新苗乒乓锦标赛 柔州队囊括二项冠军 王翡芬翠芬姐妹表现优异
 
    (峇株巴辖林腾飞十八日特别报道)第二届全国新苗乒乓锦标赛,柔州队囊括男女团体冠军及女子个人单打冠军。除了峇株巴辖王翡芬荣获女单打冠军,本州岛女团冠军也全靠王翡芬、翠芬双生姐妹的出战而夺标。

    消息由关丹传来,不仅柔佛州乒总负责人感到高兴,峇株巴辖乒乓界人士也雀跃万分。

    王氏姐妹在小小年纪即崭露头角,并非偶然。她们在小学三年级即对乒乓有浓厚的兴趣,每天加以练习,并得到家长的鼓励,良师的教导,进步快速,每次参赛都报捷。

    王氏姐妹为峇株王文发、卢惠爱夫妇令千金,王文发任教于正修一校多年。王君令长郎王翔挥,就读于中四,去年参加全柔乒赛,荣夺十六岁以下组冠军。王君长女韵芬,就读于预备班,参加本届全柔少年乒赛,获得女少十四岁组冠军,其妹翡芬,也获亚军。

    王君四名子女,可说乒坛新苗,假以时日训练及比赛,将继续有优异表现。
 
将赴首都受训
 
    翡芬、翠芬在此次全国新苗乒赛为本州岛增光后,将诐派赴首都参加天才营受训,为国家争取荣誉,所属爱群一校,也将获赠一张名贵乒乓桌。

    去年在吉隆坡参加全国新苗乒赛,女单打王翠芬得亚军,韵芬得殿军,由于韵芬、翡芬、翠芬三姐妹参赛,使柔佛州也获女团季军。

    全国学联乒总去年在怡保举行,韵芬与翠芬搭档,夺得双打冠军,翡芬在女单也得亚军。

    去年全柔学联乒赛在古来举行,在女单打中,翡芬、韵芬、翠芬分别取得第一、第三、第四成绩,韵芬与翠芬在双打也夺标。同年在笨珍参加全柔小学组赛,韵芬、翡芬、翠芬分获冠、亚、季军,且为峇株县夺得女团冠军。

    目前就读于爱群女校六年级的王翡芬、翠芬及已小学毕业的韵芬,近年来参加峇市学联乒赛,峇县学联赛,柔州乒总峇株分会举办的小学乒乓锦标赛,都有优异表现,被选派参加州、国小学组赛,她们参加峇株潮青乒赛及全国潮青团乒赛,也多次夺标。

    王文发受访時表示,除了其长男翔挥教导三位妹妹打乒乓,也得力于峇株乒乓分会,杰士体育会的栽培。他特别感谢赵源建,蔡嘉升,郭松泉,林奕亮,官乃良及潮青乒乓教练李庶荣的指导。

    翡芬,翠芬今年初参加中华公会及琼州会馆联办的全峇挥春比赛,也荣获小学组优秀奖。

    王氏夫妇对其四名子女爱好乒乓,时加鼓励,并牺牲时间陪伴他们到各地参与。


峇株各宗教建筑物

南洋商报1989.04.04

峇株各宗教建筑物

    不论是部长、国州议员,每次在集会上谈到宗教问题,都指我国虽以回教为国教,但对其他宗教都加以尊重,自由信仰,尚协助其发展。

    在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社会中,大家都能互相尊重任何宗教信仰,应加珍惜。

    峇株巴辖在柔佛州中,算是中等城市,但各族都为自已的宗教信仰而努力、出钱出力,让它发扬光大。你看,庙宇、教堂、会所,遍布在各角落。有些重建,越建越堂皇壮观,具有各自的宗教特色,也增添吝株市容的景色。

    与别地一样,峇株各族的宗教信仰,包括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回教、兴都教、锡克教等,其中华族方面,尚信仰儒、道、真空教及拜神,是以神庙林立,成为州内神庙最多的县份。

    虽然大家都有各自的宗教信仰、但有一个共同心愿,就是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及世界和平。



圣模那古老乡镇 赶不上发展列车

南洋商报 1995.04.05
 
圣模那古老乡镇 赶不上发展列车
 
    位于峇株巴辖与麻坡交界处的圣模那这个古老的乡镇,由于于有太多的保守小园主,影响地方上难以迅速地发展,年轻一代多到外地谋生,只有在该地区发发展中小型工业才能减少人力外流现象。

    在圣模那地方长大的杨意新县议员,黄添财村长受访时都有如上的共同看法,李意新及黄添财等地方上知名人士,不断为地方上谋求福利。杨氏已担任三届县议员,也任圣模那市区马华署理主席,黄君为培群学校副董事长及家教协会主席,也担任峇株不少社团要职。
 
增添设备
 
   他们指出,在国、州议员及县议员的关照下,圣模那地方已逐渐有改善,那儿已有卫生诊所,新的邮政局,新的警署,重建蓄水塔,而培群学校的校舍也加扩充,设备也有增加。可是街场两边近百间锌板店屋,建筑于二次世界大战前,迄今多未翻新,幸好居民都能守望相助,小心火种,安心过日子,若能有火患的防备工作那会更好。

    当地一间国中,不仅方便当地巫裔学生就读,培群华小许多毕业生,也到那儿升学,该国中逐渐具规模,首相拿督斯里马哈迪医生,在八十年代初期出任副首相时,曾莅访该校,给居民留下深刻印象。

    在该国中对面不远处有一间陈旧的民众会堂,准备就地重建两层式新厦,希望通过官民的努力完成之。在五、六十年代,该民众会堂曾经是地方议会,历任主席为郑文照,该地方议会曾经为地方上作出不少贡献。
 
两马华支会
 
    据所知,当地有两个马华支会的组织,原有的支会由郑玉良领导,市区支会主席为李国璋,培群学校董事会董事长是蔡狄,家协主席黄添财村长,培群校友会主席是陈培贤,该校现任校长林福生,大家都为办好该校而努力,目前该校拥有二百多名学生,过去该校曾有三、四百名学生,显示当地人口减少,新生一代也减少,最主要原因还是年轻一代到外地找工作或发展事业。
 
青年外地谋生
 
    正如别的乡镇一样,圣模那也有香火鼎盛的神庙,那是坐落在路边的观音宫兴义殿,经过修建后,堂皇壮观,成为当地景美之一。当地的社团组织尚有青团运支会,青运支会,配合马青,校友会组织,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杨意新县议员表示,在他任职期间,他曾争取修改后巷沟渠,街场到圣模那花园之沟渠费用,也申请到铺造培群学校前面人行道及附近候车亭。他也曾多次发动地方上举行清洁运动,维持地方的卫生及观瞻。

    黄添财村长也说,他也配合县议会争取地方上各种建设及发展,同时为居民解决一些间题。他相信在地方上各族居民的共同努力下,将能改善地方上的设施,让大家过得更愉快。


建立有效生产管理体制加强人力培训纺织工业才能应付挑战

南洋商报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
 
建立有效生产管理体制加强人力培训纺织工业才能应付挑战
杨国瑞在高科技与技职教育讲习会指出
 
    (峇株巴辖十五日讯)我国的纺织工业,在面对未来的挑战,有需建立起有效的生产管理体制,加强技术人力的培训。积极地在我国发展纺织技术学科,培训中级和高级的技术人员,为发展中的纺织工业提供有技术训练的人才。
    这是国际著名的赫司特染织技术经理杨国瑞昨日在高科技与技职教育讲习会上所指出的。其讲题是『马来西亚纺织工业的发展与人力需求』。他早年毕业于南洋大学化工系,从事化工事业二十多年,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工商界各行业的人才需求及分配,具有丰富的经验和精辟的见解。
    此项讲习会由柔州华校董教联合会与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联办,峇株五校董事会协办。
 
大马纺织工业背景
 
    杨氏首先讲述马来西亚纺织工业的发展背景。他说,在一九五七年,我国第一间纺织工业由第一位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在新山主持开幕,其它纺织工业如纱笼织造,针织内衣等,也随着在半岛北部设立。虽然在七O年代的上半叶,有许多现代化的纺织工业在半岛设立,但是进展十分缓慢,与同时期的纺织工业国家如港台、泰、印度尼西亚相比较,我国的纺织工业似乎失去发展方向,而且几经挫折。
    他继称,终于在七O年代的下半叶,面对着世界性纺织业低潮,许多纺织工业在萎缩的市场惨淡经营,再加上内部管理失策,使到许多纺织工业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有些工厂倒闭被接管,有的转换了业主,有的工厂减产裁员,被企业界视为『夕阳工业』。
    八O年代的下半叶,世界经济开始转好,纺织市场渐露曙光,在冬眠中的马来西亚纺织工业,再度活跃起来,尤其是针织工业,更从过去的过度依赖本地市场的营业方针中改变过来,开拓新的出口市场,提高针织品的质量。
    到了八八年中,许多纺织厂已从过去银根紧缩的经济困境中解困出来,于是添置新机器,改进生产方式,新的国外投资奖励条例,吸引许多新的投资,如台湾和香港集团的投资。本国的新投资,积累了巨额资金,使到纺织工业从单纯的依赖工人的手动加工中解脱出来,逐步实现动力驱动,自动化和计算机控制程序的集中性生产方式。
    他进一步说,在步入九O年代后,我国的纺织工业已步人另一个发展阶段,纺织品的制造朝向多元化的织造生产程序,漂染印技术也将进一步的改进,使我国的纺织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更具竞争性。
    杨氏透露,纺织品成衣的总投资额已从一九八三年的马币九点二亿增至一九八六年的十二点五亿,从目前一些已知的投资计划,估计到一九九O年在纺织与制衣的总投资额将达到马币二十亿元。
 
国内纺织工业现况
 
    提到本邦纺织工业的概况,他说,这已发展成为一贯作业的工业,包括了纤维的制造,纺纱,假燃,梭织,针织,漂染,印花,整理,成衣等工业生产过程。纺织成品也是多元化的,有毛巾,被毯,缝纫线,袜子,手帕,色织布,各种梭织布和针织布。
    目前本邦有梭织厂廿一间,每年产量为二百五十至三百万平方公尺,本地之成衣厂出口成衣所用的梭织布五十六巴仙为进口。至于主要针织厂有一六五间,这不包括那些未根据一九七五年工业协调法令登记的针织厂,全马已注册的针织厂共有三O三间。据针织厂商总会在今年三月所作一项非正式调查,全马针织布的年产量为五十四千吨,年底可增多四十至五十吨。
    他说,马来西亚的针织工业自一九八六年来,海外市场开拓成功,大部份仍以出口为主,单是峇株巴辖一个地区,针织成衣出口,每月已达马币二千万元,为国家带来不少外汇。近年来的成衣出口市场稳定,也为国家赚取大笔外汇。根据一九八一年制造业统计数字,全马共有四八四间成衣厂,共雇用二五四三五人,这些成衣厂产品七十二巴仙外销,其出口总值为三亿六千九百万元。
 
技术人员的培训
 
    对于大马纺织工业技术人力发展过程,杨氏说,纺织技术人力一向都以外来的技术人员为主。我国的技术学校没有开设与纺织工业相关的学科,玛拉技术学院虽有开设纺织技术科,但偏重于艺术手工艺方面。因此,纺织工业卅多年来,其所需要的技术人才,除向外国聘用外,全由纺织业本身自己培训。当初主要的技术人员来自香港,而普通文员及工人,来自本地,工资非常低,其时槟城钟灵中学毕业生也应聘到纺织厂服务,而南大,义安和台湾各大专的毕业生,也投入这一行业。七十年代初期,纺织业主要技术人力仍然聘用自外国,但本地技术人力已渐受重视,技术人力着重于在职训练,主要安排在母公司的三个月至半年的训练。在这个时期,本地投资于小型的针织厂,规模仍小,未能把握技术。到了七十年代下半叶,台湾的纺织学科开始发展成为完整的科系。我国留台的学生有很多进入台中逢甲大学的纺织系或侨训班的纺织科,台北工专纺织系的也有,然人数不多。
    这些逢甲毕业生在回国后,在纺织厂服务,主要仍以针织为主。到了八十年代,针织厂开始生产绵和聚酯棉纤维的针织厂,在技术的发展上,这一批逢甲的毕业生作出他们的贡献。
    杨氏指出,纺织的技术已向高科技发展,对纺织工业的从业员要求,不再是劳力的需求,而是对高科技的掌握,包括对化学、机械、电子、电工、计算机、生产工程等科学的知识。
 
发展趋势及展望
 
    杨国瑞最后述及大马纺织工业的发展趁势与展望。他说,发展趋势与东亚和东南亚的政治局势和经济发展有着连带的关系。虽然政治局势没有直接影响纺织工业的发展,然而在实质却影响了投资气氛,尤其是近年来马币疲弱、台币升值,美国对四小龙的纺织品采取限制的政策,以及欧洲共同体对四小龙的纺织品征收倾销税等政策,都使台湾的一些以出口为基础的纺织工业急需将其纺织生产设备转移到其它国家去。
    他指出,我国政府为吸引外来投资,订下了许多优惠投资条件,也准备了许多华文资料,但基于某种因素,在吸引台湾投资上,我们似不如泰国,其实我国在公共设施上,交通系统,工资虽不及泰国低,但普遍上人力资质较佳,更何况在生活习惯,语言上都较泰国更容易为台湾人士所接受,无奈是繁文缛节使台湾投资却步。
    他表示,如果我们要保持今天纺织工业这样的活力,我们就必须将纺织品发展得更具有竞争能力,将纺织工业的生产操作系统化,并引进新的技术,生产高级的纺织品以增加成品的附加值。
    他强调,只有技术人力的培训上,能配合纺织工业的现代化,才能保持我们在纺织工业所享有的地位,也才能将我国的纺织工业的技术改进,使我国的纺织工业在生产技术上有第三次的飞跃。


颜龙章-湖畔跫音

颜龙章-湖畔跫音




封面
诗:目录
代序:旧诗新意--黄润岳
诗题
思母(先慈逝世十二周年祭)
子夜踏月振华湖畔
振华湖畔闲眺
振华湖畔即景
新春偶书
堤畔椰树‧山竹
追忆首相敦拉萨
苦杯并序
巡夜并序
红豆吟
万邦刁湾母女三尸出土
咏竹
追思先祖母
先君逝世廿七周年家祭
黄老何日是归程
吟赠梦平
振华湖畔送黄君文麟赴沙巴
丙辰年除夕感咏龙蛇
赠正修夜学华文深造班同学
回赠颜龙章老师(附录)
村居(4首)
团结‧容忍‧进步(4首)
树楷模 立制度
试啼声
失落时代的人
马年咏马
斗鸡
松‧松涛
观看杂技团
送别
谴责血腥暴行
恩怨
人生
立国第五届大选后感咏
歌舞
心曲
第四届亚洲乒乓锦标赛
己未年清明节踏青见闻
布多被吊死
首相胡先翁率团访问中国(6首)吟篇
读『亚兰镇难民营去来』感赋
冷眼旁观中元节
题友人画梅雀图
题郭成焕艺友梅花图
菊八首
灵魂‧歪风‧打手
银风起
图穷匕见
两伊战争
峇株华中课室布置比赛(6首)
峇株华中毕业典礼暨作业展览巡礼感咏(6首)
战祸‧长夜
友谊温馨
除夕岁首感怀
峇株华中庆祝教师节晚会巡礼(5首)
旅英萍踪诗纪(10首)
参观峇株华中课室布置比赛(6首)
为白纯瑜校长洗尘
魂归故土
读『老太太捐屋兴学』
华中书法展览
话别
迎接鼠年感怀
阅墙
读报读史感怀
权臣‧纷争
赤胆一先生
国父东姑鸭都拉曼
牛年感赋
峇株华中课室布置参观诗纪(11首)
参观三语演讲赛(6首)
纸鸢称王‧南宋末佞臣
血汗志诗篇
喜见青苗
卧看『南洋行』(6首)
乙丑年尾杂咏(5首)
凄风苦雨一明灯
丹州中华独中复办成功吟篇
端午书怀‧悼林清泉老师
参观崔大地书法欣赏会
画家梁荒谷馈赠蕉雀图
咏竹
和平火炬
正义呼声
华文独中宜设读报课
后遣症
伤时
南山火炬
共尝灵芝-图
共尝灵芝-诗
 
词:目录
 
 
忆栗娥-奉劝失学青年
采桑子-老牛(二阕)
采桑子-振华湖
鹧鸪天-横祸
诉衷情-狂风暴风为灾
好事近-寄意
渔歌子-白发娘的呼声
踏莎行-马华文坛写新章
满江红-声讨血腥暴行
望江南-题喜鹊图
望江南-南洋商报六十周年颂
望江南(二阕)-题马仑着《马华写作人剪影》
调笑令-孤航
捣练子(二阕)-普选
如梦令(二阕)-金融合作社风暴
踏莎行 诉衷情-火虎声威失 免儿跳跃来
画堂舂(二阕)-灼天火炬南洋行
后记
 
颜龙章,笔名水沬、村铎,曾任华小校长,中学教师。是大马华文作协永久会员,南州诗社社员,纽约四海诗社基本社友,国际桂冠诗人协会会员。他的诗作不时刊布于报章副刊,国际桂冠诗人协会的桂叶诗刊等,美国诗人COLONEL ERWIN T. KOCH HONERED给的评语:“Malaysia is wonderful so are you.”
“I love your poems in Laurel Leaves of United Poet-Laureate International.”

《垦殖民与冒险家》第二章:新加坡与柔佛的华族垦殖民

《资料与研究》第26期 1997年3月31日

《垦殖民与冒险家》
占姆斯。杰克森著
Planters and Speculators by James Jackson
赖顺吉译


第二章:新加坡与柔佛的华族垦殖民

    早期欧洲移民对新加坡的认识,仅限于其新居住处之周遭,较远处则所知甚少。但是,在1819年,这个岛屿显然并不是毫无人烟和全然未曾开发过。岛上有人数很少的马来人和华人,其中一些从事农耕活动。在1819年,新加坡岛新镇外围山区的北坡,西坡和西南坡已经有了华人种植的甘蜜园。Newbold在1839年的著作估计岛上在1819年有人口约150人,其中30位是华人;而在1822年,W. Farquhar上校指出:当英国来到新加坡时,岛上有约20个甘蜜园,由马来人和华人经营。(注1)

    这些甘蜜园在何年开始种植,华人经营者原本来自何地的资料都不详。Purcell提出说第一批英人建立殖民地后移居新加坡的华人是来自马六甲和廖内(注2)。十八世纪末,华人已在廖内种植甘蜜,他们之中,很可能有一部份在1790年代或1800年代初为逃避当时的骚乱而移居新加坡。看来,与新加坡,以及较后在马来半岛其他地区的华族拓荒垦殖民相关的耕种和融资制度,是由从廖内移居过来的居民带过来的,虽然第一个实行这个制度的地方可能是在东南亚的其他地方(注3)。

    发现新加坡后的首个二十五年中,华人的甘蜜和胡椒种植业有长足进展,在1830年代中期价格高涨的刺激下,更是发展神速。(参阅表1)。1839年,这些园丘是“岛上唯一具有某种商业重要性的农作物”(注4)。这些农作物的种植面积从1836年的2,350英亩扩大至1841年的五至六千英亩(注5)。垦殖民也开始向岛屿的内陆推进,十年之后,岛上种植甘蜜的土地面积估计达到24,220英亩,胡椒达2,614英亩,当时,有人指出“整个内地都是胡椒和甘蜜园,夹杂在原始森林之中”。岛的北部和西部,也开拓了一些园丘(注6)。



    结果,新加坡生产的甘蜜总额显著增加。在1836年的产量总共是22,000担,1839年增至48,000担,1848年再增至80,000担.在1848年,新加坡的园丘也生产30,923担胡椒。甘蜜和胡椒的总种植面积占岛上总种植地的四分之三,生产值则占全岛农业生产总值的六成(注7)。

    甘蜜的出口主要是供丝绸和皮革业者作为染料。Burkill坚持说新加坡最早期的生产是输往中国,甘蜜可能是在1830年首次从新加坡输去欧洲(注8)。直到1830年代初为止,输入英国的甘蜜都抽取很重的税务。过后,税务大减,到了1834年,甘蜜已被认为是很可能成为。从新加坡输至英国和稳定出口货品”(注9)。在1830年代,输往英国的货量渐增,而在整个十九世纪里,大多数货物都是输向英国。

新加坡早期的耕种制

    胡椒和甘蜜并不是互相间种的,而是分别种植在园内的不同地段。因此,就正如Cameron在1860年代中所观察到的那样:“有甘蜜园的地方,就肯定会在园中其中一个靠近住宅的小角落发现几英亩种植胡椒的地段”(注10)。甘蜜的价格很少高到值得单独栽种的水平,可是,甘蜜那种可以连续不断收集叶子的特性,却可配合胡椒的高度周期性生产特性,确保照顾胡椒树所需要的大量劳动力在一整年中都有足够的日常工作(注11)。此外,熬煮甘蜜的渣滓几乎是胡椒树的唯一肥料来源,而在等待胡椒的收成时,较快成熟的甘蜜就可带来收入(注12)。一般根据的原则是每十英亩甘蜜园中有一英亩胡椒。

    甘蜜和胡椒种植者采用轮垦法。起初,政府支持这种耕种法,因为它至少为日益增加涌入的华人移民提供就业机会。可是,不久之后,就发现到这种耕作法并不是那么理想,因为它使大片的处女林变成几乎是毫无用处的茅草芭和矮丛林。

    与种植甘蜜和胡椒相关的大规模砍伐是两项不同因素运作的结果。华人种植人寻求“急利”,因此,一旦发现土地出现肥力耗竭的现象,就撂荒,寻找新的处女林作新的开始.土地一旦撂荒,就得经过一段相当长的荒置期后才适合重新耕种:在一方面,甘蜜是很消耗土地肥力的作物,在另一方面,嫩胡椒树在“耗竭的旧胡椒种植地上”是无法成长的(注13)。华人种植者只是暂居者,手上没有合法地契,更进一步推动了这种不断移置的耕作法。

    其次,甘蜜叶收集后,就得即刻熬煮,以提取出具有商业价值的成份,因为在二十四小时内,甘蜜叶会“变黄,一文不值了”。因此,每一个甘蜜园都有本身的大锅寮子供熬煮甘蜜叶。熬煮过程需要大量柴火,据估计,每一段甘蜜园,就得保留大约相同面积的森林以供应所需要的柴火(注14)。大量柴火需求量把甘蜜和胡椒园主绑在森林的边缘区。

    甘蜜园土地在约十五年后耗竭,胡椒在十五至二十年后就渡过盛产期,而柴火供应预计最多维持二十五年(注15)。结果,到了1830年代中期,新加坡早期开发的园丘中,有许多已告撂荒,新园丘不断开发,越来越大片的土地的肥力耗竭,柴火匮缺。1836年,已经有人针对下列情况作出投诉:

    “事关砍伐森林以取得柴火,以及事关园丘撂荒,任由杂草丛生,而新的园丘则在最近的适合地点开发,开展新一轮耗竭土地的勾当。”(注16)

    在1850年,新加坡原有的园丘中,只有八成还继续有种植,而在这个时候,人们认为这种种植法是“落后的,因为旧园丘都已告耗竭和荒置了。”(注17)

早期新加坡园的社会经济背景

    虽然最早一批新加坡华人种植者是来自廖内,绝大多数的园丘却是在‘赊票制’下由故乡直接到这儿的华人。一般上,这些移民中有好些在以一年劳力偿还船资赊款后,就会开发本身的小园丘。他们获得新加坡市区华商资助资金,后者在贷款未清还前,一般对日后的收成有某个比重的占有权。这种把园丘和产品作期货抵押的制度,对资本家高度有利。因而,在1841年,有人观察到“几乎所有胡椒和甘蜜园都靠借款建起来,现在则可相信它是由借款支撑着,以致真正的种植人简直就是活在城镇华商的掌握中.”(注18)

    许多拓荒垦殖者从来就没有还清债务而继续受到新加坡融资财主的控制。事实上,在1839年,相信当时的园丘当中,有三分之二是受到上述债务的困扰。此外,根据华人本身的说法:“办理得最好的园丘,在还清债务后,业主年获利约四百元,最差者则勉强足以糊口”,(注19)

    当时有一位本身也参与种植业的华人对1848年的华人人口所作的估计,显示是潮州人垄断这种形式的耕作。事实上,当时岛上超过九十巴仙的甘蜜和胡椒园是由潮州人经营的。(注20)

    拓荒垦殖园内生活状况非常艰辛:居住环境奇差无比,疟疾、脚气病和其他疾病猖獗。佘有进在1840年代描述关于劳工的情况时指出:好多劳工“手脚伤口,皮肤皲裂不说,还形成大溃烂伤口”(注21)。常常还有劳工‘被老虎吃掉’的报道。有人认为,由于新加坡内地园丘劳工面对这些危险,园主得付出双倍工资以诱导工人继续留下来工作(注22)。工人死亡和逃跑造成劳工的补充人数迅速增加。

    1840年代时,劳工的工资并不固定,而是根据甘蜜的价格波动。显然的,上表引述的当地价格显示甘蜜价格波动幅度很大,而胡椒的价格却比较稳定(参阅表1)。因此,通过由市场状况决定工资的方法,业主可把价格波动的影响减至最低。无论如何,劳工们还是能够每年寄钱回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前来马来亚的愿望,虽然说他们之中大多数都希望‘赚了大钱’后回归故里。只有很少人能实现梦想,而正如十九世纪马来亚的很多华人事业一样,大多数的利润最后是直接或间接流入住在新加坡城镇融资资本家的口袋.这一种借贷制度,利用了对方追求‘急利’的心理,把资金借给身无一文的移民去开拓甘蜜和胡椒园。可是,假使是没有这么样的借贷融资制度的话,十九世纪初期新加坡的大规模农业垦殖肯定不会发生。

向柔佛扩充

    显然,新加坡日益缺乏开辟新种殖园的土地,加上移民这个小岛的华人日增,促使华人垦殖民向附近的柔佛进军。很可能在十九世纪初就有一些华人在柔佛种植甘蜜和胡椒(注23)。1819年后,新加坡周围地区提供了供应品入口,产品出口和接洽融资家的便利,加上关于‘柔佛河谷肥沃土质的描写’,再加上该州地广人稀,有大片处女地可供开拓。华人相信柔佛州的统治者——天猛公——会提供他本身作为新加坡居民在殖民地政府下所获得的同等保护措施。天猛公对华人的态度实际上大大促进了柔佛甘蜜和胡椒种植的扩张。(注24)

    向柔佛转移可能是约在1820年代末开始,一发即不可收拾,发展得很快,到了三、四十年代,很多华人已经在柔佛进行垦殖。1845年6月,有人发现在过去的六个月,来自新加坡的华人已开辟了52个新种植园,其中20个是沿着士古来河,12个沿着未来由河,15个沿着东嘉河及5个沿着地不佬河。参与垦殖者总共约五百人,同时,“鉴于新加坡岛上的甘蜜和胡椒树龄关系,好多树老得很快,园地正在枯竭,预料移民的数目还会增加。”(注25)显然,在这个时期,柔佛的新甘蜜和胡椒园是集中在流入柔佛海峡河流的沿岸。这些地区提供最方便的交通让新加坡居民移入。

    十九世纪四十和五十年代越过柔佛海峡的华人移民潮,则可能是由于廖内种植园枯竭造成。到了六十年代初,柔佛州总共有1,200个甘蜜和胡椒园,雇用的劳动力达15,000.虽然大多数还是集中在流入柔佛海峡河流的沿岸,却也开始出现“在较北地区流向大海的河流沿岸“。(注26)

    向柔佛迁移基本上是新加坡华人甘蜜和胡椒种植的伸展扩张。因此,虽然其他籍人有参与各别垦殖区的开拓,开拓工作主要还是由潮州人支配。(注27)

港主制度

    十九世纪中叶,柔佛境内没有道路,河流是移民迁入的通道,然后又在较迟时成为通商航道。就是在这些重要无比的河谷,出现了与甘蜜和胡椒种植关系密切的徙置、种植和土地拥有的体制。这个体制看来曾在新加坡实行过,同时,在雪兰莪南区及森美兰海岸区的华人甘蜜及胡椒种植人中也可找到同样体制(参阅下一章)。有一位华人在较后时指这个制度为“占有土地使用权及合作耕殖的独特及有效”(注28)方案。这是在原本人口稀少地区建立起华族拓荒者农业垦殖区的方式,

    在河流沿岸建立起称为“港脚”的小村落或补给站,农耕地由港脚开始,面积“只是从河岸到最近的河界”。(注29)

    在获授权的地段内,华族垦殖民不得干预原本由马来人居住的产业、土地或村落,也不准跟他们进行任何交易。(注30)无论如何,绝大多数的港脚都建立在原本只拥有极少数人口的地区,一些建在只有原住民暂住的地区,另一些则设在没有人烟的地区。

    港脚和相关河岸地段由称为港主的半封建华人头领管治。港主持有马来统治者发出的河契(surat sungai)而具有对土地的占有权。最早的一张河契是发出士古来河的部份河段,志期1833年。(注31)十九世纪中叶,统治者通过“授权书”(tauliah)的形式授予港主某些特别权力,使港主获得族人头领和苏丹权威代理人的合法地位。(注32)

    这个通常称为“港主制度”的体系非常适合十九世纪的柔佛。当时的柔佛州人口稀少,几乎是处女林遍布。州内缺少道路,造成行政困难。按惯例,马来统治集权都正式承认港主为其港脚的华人村长或头领,拥有全面的权力去管理当地居民和土地。

    港主付还整个地区的租金和税务,事实上是从政府的手中接过港脚领地的管理义务,港主须建筑和护理港脚内通往各个种植园的通道,及负责“改善河流交通”(注33)除了行政权外,港主在港脚内经营鸦片馆和赌馆,并垄断典当、酒类和杀猪及猪内买卖的生意,这些都是马来亚华族垦殖区或矿场内能带来丰厚收入的生意。

    港主制度的结构是按照华人社会的姓氏结构组成,诚如Cowgill指出的,“其作为控制华族农民的一种手法是非常值得推荐的”。(注34)对马来统治者来说,这种制度的最基本好处是地方上的行政是掌握在与当地居民属于同一种族,同时往往也是属于同一方言群人士,港主也是地方发展和扩展的头领(注25)。外籍移民开拓及发展农业的作业,可在由移民本身推出的组织结构中推行,在表面形式上能与由天猛公为挂名首领的马来行政机构相结合,在实践上却完全与现存的地方政府相脱离。

    象新加坡岛一样,柔佛甘蜜和胡椒种植的融资是由新加坡市商家所控制。因此,1846年有人指出:“柔佛州的种植园乃新加坡华商所拥有,所有生产品自然就运入本埠市场,垦殖民的日常必须品则由本埠供应”。(注36)在1846年,新加坡华商宣称他们总共预支超过一百万元来发展这些种植园,虽然在事实上,这笔钱的绝大部份是他们原本向欧籍商人借的.这时期,新加坡有100家甘蜜店和超过200家商店是几乎完全依靠柔佛的生意而生存的。“

    多数港主是向新加坡华商贷款来开发港脚,因而也跟新加坡的同业一样面对同样的债务.通常,他们也得向债主购买日常用品.无论如何,有一些情况是港主本身拥有船只把货品运到上游的村落;其中一些从在新加坡所拥有的商店带进日常用品。除了垄断鸦片,当店,酒类和猪肉生意以外,港主也垄断所有运往居住村落的货品供应,和控制产品外输的交通。在这一个方面,Tan Teik Soon(陈德顺)指出说:

    ……好几位对某条河流及其周遭有兴趣的商人和港主将合资建筑足够运载量的甘蜜舯舢,每两星期运一次农产品……由种植人支付的农产品运费尽量压到最低……由于这项交通的重要性,加上当时环绕着其周围的既得利益,竞争是不容许的。(注38)

    好多港主发了大财,其中较富有者每年收入有好几千元.到了1870年代,好些较富有的已经退休回到新加坡,把权力转给在柔佛的代理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港主往往拥有超过一个港脚。

    整个十九世纪期间,港主制度一直继续在柔佛推行。如果我们可以相信地名作为实行这种制度的证据,那么,新加坡的情况也和柔佛大同小异,1873年,柔佛通过特别的“港主法律”,(注39)详细列明了在马来统治者眼中,港主的职务和责任,并为这个制度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操作提供了许多资料。可是,港主们是否小心翼翼地照章行事看来就值得怀疑。港主制度最后在1917年的港主权利(废除)条例下废除,在此条例下,所有尚存港主所失掉的权利用金钱来补偿。这时,橡胶已经崛起成为柔佛州华人种植人的主要作物。这样的一个制度,能够几乎以原封不动的形式保持这么久,原因在于这个制度的适合性及封闭性,同时也是因为它是华人所认同的一个建制。

种植园,港脚和口鼎(注**)

    当代文献中,种植园,港脚和口鼎(bangsal)这三个字眼经常引起混淆。‘种植园’显然是相当模糊地指任何一片土地,其中种植着甘蜜和胡椒。‘港脚’和‘口鼎’则显然有独特的不同意思。

    ‘港脚’指港主沿河村落的总部及周遭的‘整体’作业地段。这整体作业地段在部份当代资料中称为‘港区’(kawasan),指马来统治者在港契中授予港主的土地,包括港脚村落,种植地段和处女林。‘港脚’或‘脚区’面积大小差异很大,小的少过2,500英亩,好些较大的则超过20,000英亩。(图7B)



    ‘口鼎’这个词则严格指一小片真正种了甘蜜和胡椒的地段,其中设有煮炼甘蜜的铜锅(闽、潮语称‘鼎’)和炉灶.一个港脚或港区因此就由多个口鼎组成(图2及6)。虽然口鼎大小不一,但面积平均约是10至50英亩,每年生产约100-200担甘蜜和50-150担胡椒。(注40)





    看来,港主虽然控制垦殖的整个作业地段,每一个口鼎其实是由不同的一群人在管理和作业。在新加坡和柔佛两地,每个口鼎都雇用九或十个工人。起初,工人们是向港主借款和赊日常用品,并经由港主售买产品。虽然港脚内的垦殖民都在某种程度上受港主控制,然而,在惯例上,港主并不拥有全部土地。任何人经过他的批准,在其管理地区内耕种,就视为是‘完全保有该土地’。无论如何,从耕种制度的实质来看,具备最大价值的并不是土地,而是从土地生产出来的商品。

    十五至二十年后,当口鼎的土地开始出现枯竭现象,周遭柴火出现不足时,垦殖者就转移阵地,在港脚内另辟口鼎,旧口鼎则置荒,任由杂草丛生。虽然不可能具体地确定,同一条小河偶尔出现相隔很近,以新(Baru)、旧(Lama)区分的两个港脚(如:Temon Lama和TemonBaru)的现象,很可能表示当港脚地界从原本总部扩展得相当远时,就有需要在更深入的地方建立新的河关(图3)。图2是作者阐释的口鼎和港脚间的关系图。(注41)




    有相当数量的证据支持口鼎只是指港脚或港区内某种植地段的说法。马来词bangsal通常是指“棚子”,可指开发种植地段内甘蜜炼煮棚或工人居住的棚子或两者都是。Hervey在1879年把它定义为“苦力棚子”,并指出在1893年,‘种植园’‘通常指口鼎’。(注42)此外,1885年新加坡的口鼎对港脚的比例(图4)可以用以上建议的词汇系统作最贴切的解释。当代柔佛西北地图也提供进一步支持证据(图6)。柔佛州现代地形图的好些地名出现bangsal的字眼,显示这个词确曾在州内使用。

    这一种形式的关系也在好些早期的柔佛文献中提到.如陈德顺就指出:港主负责建筑和护理“通往其辖下数个种植园的通道。”(注43)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在柔佛从事测量的H. Lake,对整个制度和村落总部提供较明确的说明:

一个种植园组合有所谓的‘港脚’或村落。这里住着‘港主’或华人头领,和华人冒险集团或公司的代理人。赌馆和鸦片馆也设在这里,围绕着这些通常有相当特色的中央建筑物的,是一组商店,食店和好多间的猪寮,————都是用竹子和圆柱盖上棕叶的草屋。(注44)

    这种个别垦殖民在港主管辖下种植小片甘蜜和胡椒的制度,根源于当日在华族移民间盛行的新创业融资方法.在取得新加坡甘蜜及胡椒商的支援后,准港主就进入柔佛内地的无人地带,在其中一条河流或支流的岸边选择一片土地,他接着跟几位半独立的垦殖民作好开芭及种植甘蜜胡椒的安排,每一位垦殖者都获得足够当时耕作及供日后扩展用途的耕地。为诱使他们的加入参与,港主在首十八个月中负责提供所有生活必需品,工具,种子和采伐费,所有的开支都记在垦殖民的账上。第一次收获时,港主就与垦殖民作好安排,把其债务和园地转至其债主名下。自此之后,每一个垦殖者就由本身的市区商人直接资助,后者提供日常必需品和附加预支,并按照在1867年后由甘蜜胡椒公局规定的价格收购农产。有关价格一般上比实际市价低三成。(注45)垦殖者从来就未曾摆脱对新加坡融资商的依赖。

    在根本上,这是一种具有等级划分的实物工资制,以新加坡城市商人为首,下面是港主,再下来是负责各口鼎的垦殖者,每人雇用约十位计酬劳工.因此,港主制度的复杂性和组织的严密性实际上是超出了以前所认识情况。这样的组织结构,就如其他多种十九世纪华人在马来亚的事业一样,非常符合身无分文移民垦殖者在处女林开拓农耕地的融资要求。此外,很可能所有的参与者都是同一个在内部也实行相同等级制的秘密会社成员。

新加坡甘蜜与胡椒种植,约1850年~1913年

    这类型农业扩展至柔佛并不等于它在新加坡消失。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新加坡岛中部、北部和西部都开拓了种植园,这是从原有集中面积相当大程度的外延扩展。虽然徙置种植法和垦殖民人数的增加是这项扩展的主因,新加坡城的成长和欧籍人对本岛农业潜能日增的兴趣也扮演重要角色。Davidson指出,甚至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其中一些甘蜜和胡椒园经“被欧人收购……。这将暂住居民往后推,他们和世界其他角落的兄弟一样,随时准备卖掉(园地)后再迁到更深人的内地。”(注46)

    甘蜜和胡椒种植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期间在新加坡显示下降之势.在1855年,岛上有543个甘蜜和胡椒园,但大多数已是到了生产末期,因为大约三分之二的甘蜜和胡椒树都列为‘太老’或‘枯萎’;只有约百分之一余的树列为‘幼树’。(注47)显然,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及五十年代初的偏低价格是造成开辟新园地的强大绊脚石(参阅表1)。五十年代中叶后价格有所改善,可是在这个时候,岛上居民受通知出示地契及交地租。(注48)这种种植法的制度,造成大多数垦殖民不愿这么做,他们对于开辟新园都很谨慎.此外,五十年代初,秘密会社骚乱在甘蜜园和胡椒园所掀起的连串暴乱也可能促使一些垦殖民迁往柔佛。因此,虽然在1860年时新加坡只剩下很少的处女林,却只有六至七千英亩地是种植甘蜜和胡椒,产量只是大约20,000担甘蜜和10,000担胡椒。(注49)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情况有所改善,‘因为输入了更多劳工,而欧洲的需求量也增加’。(注50)1870年,新加坡出口约580,600担甘蜜,约一半是在岛上种植,而出口量到1880年时已增至782,129担。到了八十年代中,甘蜜和胡椒园遍布岛上的北部和西部(图4)。



    1890年,新加坡还有约11,000英亩地种植这两种作物。第二年,面积却降至6,100英亩。而在1891至1907年之间,岛上的甘蜜和胡椒园地总面积徘徊在6,000英亩之间(图5)。1905年之后,这些作物很快地在华人间失去其吸引力,他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其他作物。种植甘蜜和胡椒的面积在1912年是600英亩,次年降至75英亩。



柔佛甘蜜与胡椒种植,约1850年~1917年

    在柔佛州原本的集中区,也出现相同的外延扩展,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柔佛州的29条河流岸上有华人种植园;十年后,约上述数目两倍的河岸已经开发。(注51)有一段时期,扩展至新地区的前进方向仅限于有河流直通内地的西海岸,而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为上,甘蜜和胡椒种植的西向扩展也很可能是仅限于峇都巴辖地区和较南部的几条河流。事实上,在柔佛大君在1877年被封赐为麻坡的统治者前,向这个旧王朝的扩展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向麻坡的扩展要发生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之间(图6)。

    进军流向南中国海河流地区则几乎全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发生。 《新加坡自由报》Singapore Free Press的柔佛州通讯员通过1884年11月的报道,为这项东移提供了明确的日期,他指出:“过去两、三年,有一些华人甘蜜和胡椒种植人涌入素里里地区,主要定居在大素里里河的沿岸……其中一些种植园已经开始制造甘蜜了。”(注52)

    十九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实际上是英国和北美市场对甘蜜的要求日增的年代,这两个地区是新加坡出口的最主要目的地。甘蜜的价格从1884年的每担约5元,一度在1889年涨至每担8元,而胡椒的价格则从1880年的每担约12元升至1889年的超过20元。结果,柔佛州的甘蜜和胡椒产量大增。1880年,柔州输至新加坡的甘蜜为316,063担,胡椒56,203担。三年之后,估计柔佛有约四千家甘蜜厂,而到了1889年,产量已升至400,544担甘蜜和117,024担胡椒。1894年,柔佛苏丹秘书拿督阿都拉曼很自豪地说:“七、八年前,我们生产了在全世界使用的大多数甘蜜。(注53)。在价格提升的刺激下,甘蜜和胡椒种植取得更显著发展,并在世纪末的二十年内扩展到柔佛的许多新地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估计州内的华人人口达210,000人,“主要是甘蜜和胡椒种植者”,港脚布满流入柔佛海峡河流的整个下游河谷,以及西海岸双廊河、文律河、峇株巴辖河和麻坡河的沿岸。在东海岸,则设在小素里里河和大素里里河沿岸.可是,在兴楼河则显然没有港脚的设立(注54)(图7)。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马来亚其他州开始种植甘蜜和胡椒,有削减柔佛州生产这两类产品的重要地位之势(见下一章)。无论如何,虽然咖啡和橡胶等作物已开始种植,甘蜜和胡椒还是保持为柔佛的最重要作物,一直到二十世纪首十年代末为止.在1890至1910年之间,甘蜜出口跌了40%。1913年,总参政发觉多数甘蜜树间间种橡树,其中好些则除掉以便种植橡胶。他指出:“甘蜜价格下跌,在面对橡胶园丘的竞争下难以按照旧有方式获得劳工,加上种植橡胶能带来更高利润的希望,这一切都对甘蜜及其附属产品胡椒的产量大幅度削减产生影响。”(注55)1912至1917年期间,甘蜜和胡椒出口量都猛降60%,每一年都出现显著跌幅。甘蜜和胡椒种植的在1917年随着港主制度的撒消而敲起丧钟。

柔佛州港脚的分布

    新加坡岛十九世纪各期的港脚分布有地图为证(图4)。柔佛州相同的证据只限于在实行港主制的较后期绘制的三张地图:两份由拿督宾打拉.鲁阿(Dato Bintara Luar)分别在1887年和1904年所绘制,一份由H. Lake在1893年绘制。英文的文献资料也很少。



    地名是十九世纪华人农业垦殖地伸延范围的重要证据来源,其重要的组成部份是“港脚”,“港厝”或“厝港”。(注56)虽然马来亚现代地图上记录和正式使用的现有地名都是马来名称,因而未反映出任何华人主要聚居区的历史痕迹,同一地方的华人方言地名往往是重要的证据。为数98个港脚的名称(显然是按潮州方言的拼音)与对应的马来地名在1887年首次发表.(注57)这个表是提供州内港脚整体分布图样的第一份资料(图7A)。J.V. Cowgill在1924年制定一份类似名单,共收80个港脚名称,其中好些是较早那份名单所没有的。(注58)这两个表使确知位置的港脚数目大大增加,许多在今日地图中完全未显示任何往日事迹的马来地名,在这份名单中却保留着旧的港脚称呼,例如,阿逸淡在Cowgill的名单中是蔡新港.名单同样记录着好些虽然照旧用华文,但却随着历史推进丧失其重要本质字眼的地名:如永平称为永平港。除这两份名单外,柔佛州现代地图中有好些地名前面冠有港脚,Kangkar,的字眼。(注59)




    当然也会有一些地区是证据烟没的,开拓之后,由于各种原因在十九世纪的甘蜜和胡椒种植的起伏浪潮中淹没。十九世纪柔佛州港脚的总数,以及该州涉及这么一种垦殖形式的面积比例,可能永远都是一个谜。

    所有已知港脚的分布如图8所示,是结合了各方面证据的综合图。虽然这个图显示柔佛州受到这类华族垦殖法影响的地区,它其实只是在一个地图上显示出一系列在不同年代作为甘蜜和胡椒种植中心地点的综合图。此外,如果假设空白处是理所当然指华人从未在这些地区垦殖也不是明智的。

    港脚最集中的地区一直都是在柔南,尤其是流向柔佛海峡河流沿岸。在东海岸,垦殖者主要是沿着大素里里河,及在较小的程度上沿着小素里里河及兴楼河,在西海岸,龟咯和峇株巴辖之间的红树林沼泽地带没有大河流,阻碍人们进入内地,港脚主要集中在麻坡河及峇株巴辖流域。

    看来,垦殖民都选择地势相对平坦,避免在高低不平或高度超过两、三百尺的山坡耕作,限制他们进一步向内地扩展的地理障碍是他们把河流当成是沟通新加坡的唯一手段。基于这个原因,许多港脚都必需是设立在位于或接近河潮影响的上限地段,同时,甘蜜和胡椒,种植者也都不会太过深入内地,与港主总部距离不会超过数英里。

甘蜜和胡椒种植哨站的改变

    新加坡和柔佛华族农业垦殖的重要特色是前哨边界的不断更变性质。为容纳新的移民和确保徙耕法的顺利进行,一直都需要处女地段。因此,十九世纪的地理特色,大约都是从原集中地不断向外扩展,间中是大片的茅草芭和矮丛林。1843年,新加坡的东陵区是“长满矮脚树和茅草的荒山,那是荒置甘蜜园造成的后果……”;在柔佛,乌鲁地南和避兰东河之间的“前园地”在1896年置荒,“现在是厚厚的茅草芭。”(注60)

    无论如何,柔佛垦殖前哨的向外扩展,并不是发生类似巴西圣保罗咖啡园(注61)那种“哨站后”被置荒或人口完全迁移的情况,或是如威尔斯早年“原有人居住的地方的天灾或没落”的结果。(注62)导致前哨阵地扩大的因素也造成较旧垦殖区土地的重新开发.因此,在1896年柔佛州哥打丁宜地区“广泛开辟新的甘蜜园和胡椒园,而华人则纷纷拥入。”其实,这个地区原本在几十年前早已经进行垦殖了。(注63)在较早开发的垦殖区,似乎有垦殖、置荒,然后在较后日期重新垦殖的情况。垦殖区整体前线向外扩展的最终范围如图8所示,可是,垦殖区内种植面积的分布却不断改变。




    新加坡的情况略有不同。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甘蜜和胡椒园集中在岛的北部和西部(图4)。这可能表示垦殖的前哨已渐渐越过本岛向北及向西移,而到了1885年,垦殖民正经历着把新加坡港主制度的最后据点掏荒的过程.但是,也有可能新加坡北面和西面港脚的交通是用船绕海岸航行,而进入内地也一如柔佛那样靠河流;可以肯定的是新加坡北部的出产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用船绕岛外输的。(注64)不管这最后的扩展是通过陆地或海路或河流,跨越全岛推进的普遍说法是符合所有已知事实的,可是,在新加坡的情况,这项前哨的扩展是配合通过扩大城市边界,包围旧园地进行的。



    华族甘蜜和胡椒种植是整个十九世纪新加坡和柔佛农业垦殖民的首要作业。他们采用了适合人口稀少和未开发土地的组织法,在橡胶出现之前,把具商业价值的农业前哨向内地推进厂到相当深入的地区。


注释:
注1:参阅T. J. Newbold, Political and Statistical Account of the British Settlements i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London, 1839, Vol.1. 279. W. Farquhar上校于1822年12月28日致予L. W. Hull上尉的信函,W. Bartley在'Population of Singapore 1819'一文中引述该信内容,此文刊登在JMBRAS, Vol. XI, pt. 2, 1933, 177.
注2:参阅V. Purcell, The Chinese in Malaya, London, 1948, 70.
注3:柔佛土地和矿务专员在1914年描写这个制度时指出:“这个制度肯定在一些荷属岛屿上实施了很多年.”此段话由下列书籍中引用:Atlas and Commercial Gazeteer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Federated Malay States, Shanghai, 1917. 71
注4:1839年3月28日的S.F.P.记载,C. B. Buckley在下列书中引用:An Antedotal History of Old Times in Singapore,  Vol. 1, Singapore, 1900, 335.
注5:1836年12月29日的S.F.P.记载,P. Wheatley在其下列著作中引述:'Land Use in the Vicinity of Singapore in Eighteen-Thirties', M.J.T.G., Vol. 2, 1954, 65; S.F.P., Vol. 6 No. 46, 18 November 1841.
注6:J. T. Thomson, 'General Report on the Residency of Singapore, Drawn up principally with a view of illustrating its agricultural statistics', J.I.A., Vol. 4, 1850, 219;Map of Singapore lsland and its Dependencies, 1852, P.R.O., London, Straits Settlements no. 5.
注7:Buckley, op. Cit. Vol. I, 241, 307 and 335; Thomson, op. cit. 219.
注8:L. H. Burkill, A Dictionary of the Economic Products of the Malay Peninsula, London, 1935, Vol. 2, 2202; H.N. Ridley, 'Gambir', Agricultural Bulletin of the Malay Peninsula, No. 2, February 1892, 20.
注9:Singapore Chronicle, N.S., Vol. 4 No. 18, 1 May 1834.
注10:J. Cameron, Our Tropical Possessions in Malayan India, London, 1865, 82.
注11:甘蜜树达收成期后,其叶子和嫩枝每两个月可摘剪一次;除此之外,甘蜜树并不需要其他照料。胡椒树通常每年有两次收成,在十二月至一月间和七月至八月间,可是,胡椒树却一年到头都必须给予特别照料。
注12:S.W. Kirby, 'Johore in 1926',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LXXI, 1928, 246.种植甘蜜可在十四个月内有所收成;胡椒树则需要两年半至三年才可收成。
注13:J. Low, A Dissertation on the Soil and Agrilcuture of the British Settlement of Penang., Singapore, 1836, 43.
注14:A.R.S.S., 1858-9, 76; Ridley, 'Gambir', 31-35.
注15:Singapore Chronicle, N.S., Vol. 7 No. 36, 9 September 1837; Low, op. cit. 43; S.F.P., 28 March 1839 quoted by Buckley, op. cit. vol. 1, 335.
注16:Buckley, op. cit. Vol. 1 307.
注17:Thomson, Op. cit. 137.
注18:S.F.P., Vol. 6 No. 46, 18 November 1841.
注19:S.F.P., 28 March 1839 quoted by Buckley, op. cit. Vol. 1, 334.
注20:Siah U Chin,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J.I.A, Vol. 2, 1848,290.虽然在好几年之后,有人以1849年12月人口普查数据为根据,置疑佘有进所提数据的准确性,但佘氏的数据正确地反映了潮州人的相对支配却是一点也不可怀疑的.参阅T. Braddell, 'Notes on the Chinese in the Straits', J.I.A., Vol. 9, 1855, 115-16; 亦可参阅L.E. Williams,
 'Chinese Leadership in Early British Singapore', Asian Studies, Vol. 2 No. 2, 1964, 177.
注21:Siah. op. cit. 287-8.
注22:S.F.P., Vol. 14 No.21, 24 May 1849.
注23:参阅A. Hamilton, A New Account of the East Indies edited by Sir William Foster, London. 1930, Vol. 2, 51. Burkill在1758年指出说甘蜜树是从柔佛的'Puntian'(笨珍?)移至马六甲。Burkill, op. cit. Vol.2, 2022.
注24:C.M. Turnbull, 'The Johore Gambier and Pepper Trade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J.S.S.S., Vol. XV, pt. 1, 1959,44; S.f.P., Vol.11 No. 1, 1 January 1846;D.F.A. Hervey, 'A Trip to Gunung Blumut', JMBRAS, no. 3, 1879, 90; H. Lake, 'Johor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3, 1894, 295.
注25:S.F.P.中的文章,1845年6月,由Buckley引述,op. cit. Vol. 2, 431. 
注26:Turnbull, op. cit. 46.
注27:Tan Tek Soon, 'Chinese Local Trade', Th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 VI No. 23, September 1902, 91; F. Lees, 'Chinese Settrement in the Kulai Sub-Districto of Johore Malaysia'. in R.W. Steel and R. M. Prothero. Geographers and the Tropics: Liverpool Essays, London, 1964, 282.
注28:Tan Tek Soon, op. cit. 91.
注29:Loc. cit. Coope指港主只获准‘介于两条河流之间河界的含糊地段’. A.E. Coope, 'The Kangchu System in Johore', JMBRAS, Vol. XIV, pt. 3, 1936, 247.
注30:Coope, Op. cir. 248.
注31:Ibid. 247.
注32:Lees, op. cit. 280.
注33:Tan Tek Soon, op. cit.
注34:J.V. Cowgill, 'Chinese Place Names in Johore', JMBRAS, Vol. 11, pt. 3, 1924, 221.
注35:Lees. op. cit. 218.
注36:S.F.P. Vol. 11 No. 1, 1 January 1846.
注37:Turnbull. Op. cit. 46.
注38:Tan Tek Soon, op. cit. 92.
注39:Coope, op. cit. 252-61.
注**:译者按:bangsal按其义译成‘口鼎’,参阅许云樵著《柔佛的港主制度》,《南洋文摘》第二卷第8期,23页,1961年8月1日。
注40:S.F.P. Buckley于1839年3月28日引述,op. cit. Vol. 1, 335; Thomson说在新加坡‘种植园’的平均面积是30英亩。Thomson, op. cit. 137.
注41:鉴于口鼎和港脚都有本身特定意思,在许多参考文献中,都在未经区别情况下把‘种植园’的意思加在这两个词身上.如果引用时出现无法辨别的情况,本章也按此义使用。
注42:Hervey, 'Trip to Gunung Blumut' 92; S.F.P., 1839年3月28日,Buckley引述,op. cit. Vol. 1, 335.
注43:Tan Tek Soon, op. cit. 91.
注44:Lake, op.cit. 290.
注45:Tan Tek Soon, op. cit. 甘蜜与胡椒公局于1867年在新加坡设立,以保护融资商和种植人的相互利益及保护新加坡和柔佛两地的贸易。
注46:G.F. Davidson, Trade and Travel in the Far Easf, London, 1846, 43-44.虽然文中所讲述的过程很清楚,但却难以看出‘暂住居民’怎么样可能卖掉其土地,除非是‘新主人’付给某形式的赔偿,要对方放弃它。
注47:S.F.P., Vol. 22 No. 20, 17 may 1855.
注48:A.R.S.S., 1855-6. 13.
注49:A.R.S.S., 1857-8,76.A.R.S.S., 1860-1. Appendix VII.
注50:W. Makepeace, G.E. Brooke and R. St. J. Braddell, One Hundred Years of Singapore, Vol. 2, London, 1921, 80.
注51:R.O. Winstedt, 'A History of Johore (1365-1895A.D.), JMBRAS, Vol. X pt. 3, 1932, 117.
注52:S.F.p., Vol 1 No. 9, 29 November 1884.
注53:Lake, op. cit.298.拿督阿都拉曼是在Lake发表其论文后的讨论中作这项谈话。
注54:Ibid. 290-6, 柔佛州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华人人口估计,230,000这个数字可能过于夸大。因为在1911年的人口普查中,人数仅是63,410。无论如何,在踏入二十世纪时,柔佛州华人人口出现下降之势是有可能的,因为有另一个源头指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华人人口是150,000.Precis of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the Native States of the Malay Peninsula, prepared in the Intelligence Division, War Office, LONDON, 1891-2. 155.
注55:A.r. Johore. 1913. 4.
注56:在新加坡和柔佛,村镇以华人姓氏加上“港厝”或“厝港”,而不用“港脚”,并非少见情况。“港脚”往往用在跟村镇所处的河流名,如果无法或不用这方法取名,华人姓氏加上“港厝”或“厝港”看来是相当流行的作法。
注57:Singapore  and  Straits  Directory,  1887, 249-50.除了其中四个以外,整份名单的地名都列在图7A;三个无法确定位置者是在峇株巴辖河流域。
注58:Cowgill, op. cit. 224-47.
注59:由于柔州人口,尤其是华人,在紧急状态(1948-62年)时重新移置,住进新村。在这方面,1948年之前的地图比新地图更有用。
注60:Makepeace, and others, op. cit.. Vol.2, 82. S.F.P., 3rd Series, No. 452, 24 March 1896.
注61:Preston E. James, Latin America, London, 1941, 499-500.
注62:T. M. Perry, Australia's First Frontier: The Spread of Settlement in New South Wales, 1788-1829, Melbourne, 1963, 122.
注63:S.F.P., 3rd Series, No. 457, 28 April 1896.
注64:S.F.P., Vol. 11 No.1, 1 January 1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