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看成岭侧成峰: 仇富——当下中国的贫富之争

仇富——当下中国的贫富之争

《仇富——当下中国的贫富之争》一书包括前言和一些具体章节的开头。这些内容主要围绕薛涌对中国当下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展开，特别是针对吴敬琏、江平和茅于轼等人在贫富差距、拆迁问题、劳动者权益和市场经济理念等方面的观点。薛涌认为这些曾经的“自由派”已成为既得利益的维护者，他们的某些言论甚至体现了“右翼专制主义”的苗头。他通过对比中西方经济发展和历史经验，强调了保护普通民众权利和提升劳动者待遇的重要性，并呼吁反思过于偏向资本和精英的市场观。

薛涌的著作《仇富——当下中国的贫富之争》，从现有片段来看，是一部充满批判精神、直面中国当下贫富分化及其背后深层制度问题的作品。作者开宗明义，表明写作此书是为了与一些“主流”自由派知识分子进行辩论，其基本理由在于认为中国社会存在权力、金钱、知识“三位一体”的“右翼专制主义”崛起的可能，这妨碍了国家权力受到限制、政府从社会领域退出以及个人权利的保障。作者认为，中国经济起飞二十多年，政治改革严重滞后，特别是地方政府依赖出售权力为生，导致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腐败，普通百姓为此付出代价，在拆迁问题上表现尤为突出。正因如此，针对这种掠夺而产生的“仇富”情绪具有了坚实的理由。

本书的核心观点和批判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对主流经济学家及法学权威的批判：

作者对吴敬琏、江平、茅于轼、任志强、董藩等人的某些言论和立场进行了尖锐批评。
作者认为，吴敬琏在拆迁问题上提出“按市场价格进行补偿是不合理的，因为城市化是全民的成果，其利益不应该完全给房主”，彻底背叛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他将此理论与“全民所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联系起来。作者还批评吴敬琏反对限制国企经理薪酬和对富人征高税，却主张对拆迁户开征资本利得税，认为他是在为开发商说话。
作者认为，吴敬琏、江平一代人的学术根底可能受苏联训练影响，容易将法律转化为国家权力工具，江平将国家作为界定公共利益的唯一权威，可能与这种学统有关。作者严厉批评江平“旁引博证”地鼓吹对老百姓私有产权的任意侵夺以及对掠夺来的财产的保护，认为其对美国新伦敦拆迁案的解读是严重歪曲事实甚至充满谎言的。
作者尤其反对茅于轼“保护富人”或“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的观点。作者认为，这种说法违法常识，制造了社会的不公平。他强调，财富主要是那些并不那么富有的人创造的，辛勤劳动的工人农民才是中国经济起飞的首要功臣。他认为，真正需要保护的是无权无势的小商小贩和普通劳动者。
作者认为，这些“主流派自由知识分子”已经构成了一个保卫富人的联盟，并公开支持野蛮拆迁和不按市场价值进行经济补偿的掠夺行为。他们对“网络民意”等草根社会的声音充满了恐惧，认为普通人是“不明真相”的。

对市场经济和社会政策的理解：

作者认为，完美的市场从来不存在，经济只能在不完美的市场中进行。当不公平的结果出现时，需要根据基本的道德原则加以修正。
作者强调，真正的市场经济能够创造一个高薪社会。中国经济要长远发展，必须摆脱低薪模式，走高薪之路。市场经济需要健康的社会政策配合才能有效运行。他以美国社会安全网（如医疗保险、失业救济、养老金、最低工资、公立学校）为例，说明这些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盔甲”，鼓励人们敢于冒险创新，从而提高了社会效率。他认为，创新社会、竞争社会与基本的社会保障并不矛盾，反而常常相得益彰。
作者主张建设一个“橄榄型社会”（中产阶级占多数），反对将资源集中于大型企业或“大俱乐部”，认为这扼杀了竞争和效率。

对产权和土地制度的探讨：

作者深入分析了西方普通法传统中的产权概念，特别是“所有权”（Ownership，归国家或君主）和“拥有权”（Possession/Tenancy，归实际占有和使用者）的分离。他认为，产权主要产生于“拥有权”，是对劳动价值的承认。
作者认为，这种“所有权”和“拥有权”分离的司法精神，可以有效地保护私有财产，并且可以与中国土地国有的“国情”接轨。他引用明清江南“永佃权”的历史，证明在习俗中确立的稳定产权关系（承认“田面”价值高于“田底”）与承认劳动的价值有关，并促进了经济发展。
作者批评利用土地国有来无视私有产权的做法，认为地方政府轻易剥夺居住市中心几十年老住户的拆迁行为，是漠视其基于长期使用而产生的优先权和地价升值中的贡献。

对社会结构、公共言论与知识分子的反思：

作者强调培养个人权利和草根社会力量的重要性，认为这是限制国家权力、推动政治改革的根本办法。他赞赏“网络民意”等草根声音，即使其中有泥沙俱下的部分。
作者批评了以“低素质”为由限制外来人口的城市“准入制度”，认为这是变相的户籍制度，不仅荒唐，而且是经济、社会和道德自杀。他指出外来人员是“中国经济的主动力”。
作者反思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认为许多知识分子（包括某些主流经济学家）抱有精英主义心态，自认为掌握真理，将公众视为“不明真相”者，试图代大众决策，这是一种“知识暴君”的表现。他以美国的反智主义传统为例，说明在民主社会中，涉及公众生活的政策问题必须通过辩论和投票决定，而非听凭专家指挥。
作者也探讨了公共辩论的规则和媒体的角色。他强调在公共辩论中应“指名道姓”。他分享了自己与媒体（特别是《南方都市报》）因文章被退稿和观点冲突而产生的摩擦，主张媒体应实行类似于《纽约时报》的专栏制度，保障不同声音的表达权，即使编辑部不同意作者的观点。他也批评某些媒体和个人在公共辩论中缺乏基本职业道德和契约精神。

风格与特点：

从这些片段可以看出，薛涌的笔触犀利，直言不讳，敢于挑战有影响力的公共人物及其观点。他的语言充满力量，有时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和个人经历的印记。他擅长运用历史比较（如英国农业革命、罗马法、西方普通法传统）和生动类比（如橄榄球赛、医生救人）来阐述复杂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书中穿插了作者与媒体、其他学者的互动和论战，使得文本不仅是理论探讨，也展现了公共言论场域的现实复杂性。

潜在的局限性：

由于仅是片段，无法得知全书结构和论证的完整性。片段中辩论色彩浓厚，一些观点表达得极为强烈，这虽然凸显了作者的立场，但也可能因其尖锐的措辞而受到争议（如其他人的回应所示）。书中部分内容涉及作者与特定媒体和个人的纠纷，这增加了文本的私人色彩，尽管作者辩称这关乎公共利益和言论自由原则。

总结：

《仇富——当下中国的贫富之争》从这些片段来看，是一本富有争议性但重要的著作。它不仅直击中国经济改革中因政治改革滞后而导致的贫富分化、官商勾结和产权侵蚀等核心问题，也深入探讨了市场经济的伦理基础、产权的本质以及社会保障的重要性。作者以普通百姓的视角出发，强力批判了某些主流知识分子的立场，并结合中西历史和法律传统，提出了自己的改革路径思考。虽然论战色彩浓厚，语言风格强烈，但本书无疑为理解中国当下的社会矛盾和知识界的分歧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充满洞察力的视角。它促使读者反思财富的来源、产权的边界以及在追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如何保障普通民众的权利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