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到民国 唐德刚

 

从晚清到民国

唐德刚

 

唐德刚的著作《从晚清到民国》，该书属于岳麓书社根据台湾《传记文学》杂志内容编纂的“传记文学”丛书系列。书中收录了唐德刚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多篇文章，主要围绕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论述。内容涵盖了帝国主义的入侵、太平天国的兴衰、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以及袁世凯、孙文与辛亥革命等主题。作者以其独特的视角，对鸦片战争的本质、西方扩张主义的双重性，以及太平天国运动的宗教背景和时代局限性进行了深入剖析。

唐德刚先生的《从晚清到民国》是一部富有洞见且极具个人风格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它以其独特的“历史三峡论”为核心，深入剖析了中国从传统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艰难历程。本书原是作者在海外教授中国近现代史的英文讲义累积而成，后经刘绍唐先生鼓励，在台湾《传记文学》首刊，并最终集结成册。作者以其深厚的史学功底和隔洋观变的独特视角，对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了“实事求是、心平气和”的解读。

以下是各章节的详细内容梳理：

第一章 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

本章为全书奠定基调，提出了“中国社会文化大转型”这一核心概念，将其比喻为两千年一遇的“历史三峡”。作者强调，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变乱性质正是这一大转型，期间“死人如麻，痛苦至极”。

• 帝国主义与晚清外患：唐德刚先生驳斥了部分中西史学家认为“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基本不存在，或仅为“幻觉”的观点。他指出，历史的复杂性不容情感左右，例如日本人将侵略说成“进出中国”。作者认为，撰写历史的目的是保存真相，警惕未来，历史学家应保持“实事求是、心平气和”，不带感情色彩。
• 欧洲扩张主义的双面性：作者认为现代欧洲向外扩张具有善恶两面性。其善的一面涵盖了西方文明的进步，如“文艺复兴运动”的燎原之势，将人类文明推入“现代”。然而，鸦片战争前大英帝国对中国的武装走私鸦片，则是其滥用暴力、追求暴利的体现。作者批评了“鸦片战争非为鸦片而战”的奇谈怪论，并以美国禁毒的艰难为例，强调鸦片走私的不可抗拒性。
• 列强瓜分与门户开放：甲午战争后，列强如俄、德、法、日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英国为维护自身在华利益，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作者认为，“门户开放”反映了列强间的“均势”局面，这种相互牵制使得清朝政权得以多活十年，否则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可能无法搞起。

第二章 太平天国

本章详细探讨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发展及其“四不像”的特质。

• 周期性内乱与洪杨悲剧：作者指出，晚清时期，中国已届改朝换代的周期，政府机器锈烂，社会百病丛生。洪秀全这一典型“三家村”土塾师，科场失意后转以“拜上帝会”聚众起义，企图建立“小天堂”。这符合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周期性现象，如黄巢、张献忠等“煞星”的出现。
• “四不像”的洪杨割据：唐德刚先生将太平天国政权形容为“四不像”，因为它既不像基督教政权，又不像社会主义国家，民族革命，农民大起义，或神权国家。这种复杂性使得历史学家难以对其进行单一分类。作者认为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史上，社会转型的第一阶段，也是中西转型、社会改制最早的尝试”。它虽实行了“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进步平民政权，却保留了“朕即国家”的封建政治哲学。
• 宗教狂热与天父天兄附体：太平天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深刻的宗教狂热。洪秀全具有深厚的“宗教感”甚至“特异功能”，而杨秀清、萧朝贵则有“天父天兄附体”之说，通过“下凡传语”来发号施令。作者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历来难以理解这种“宗教狂”，或将其视为“妖言惑众”，或视为“伪装”。
• 两次“长征”，两番“寸磔”：太平军从永安突围，迅速定都南京（改名天京），发展之速不亚于国民党北伐。然而，洪杨贪恋“六朝金粉”，未能趁势北上攻占北京，错失了改朝换代的天赐良机。太平天国后来陷入了与清军的“围剿”与“反围剿”的被动局面。北伐军最终在李开芳、林凤祥的率领下全军覆没，他们死于凌迟处死，其惨烈可见。作者强调，太平军的精锐军纪，包括“不烟不酒，不淫妇女，不奸小弟”，在初期展现了强大的战斗力。然而，他们严禁鸦片的政策，却成为其覆灭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这触犯了英国的经济利益。

第三章 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

本章深入探讨了甲午战争的惨痛失败以及戊戌变法的尝试，强调了“科技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之间的关键关联。

• 甲午战争百年祭：作者指出，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影响深远，大清帝国垮于此役。他强调，清朝的百万貔貅在甲午战前都是久战之师，却一触即溃，原因在于“只搞科技现代化，不搞政治现代化”。
• 慈禧太后和她的颐和园：作者犀利地指出，清朝的政治制度，特别是慈禧太后的奢靡生活和腐败的宫廷，是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慈禧一天生活费高达纹银40000两，这笔钱足以装备一支世界级的海军舰队。海军衙门成为“肥缺”，被醇亲王奕譞等亲贵盘踞，导致军费被挪用，海军建设停滞不前。
• 为黄海血战平反：作者为黄海海战中的北洋将士鸣不平。他认为，海军将领丁汝昌、刘步蟾等人并非胆小无能，而是面对朝廷腐败、军备落后、炮弹上晒裤子等问题，心力交瘁。黄海海战展现了清军的英勇，如邓世昌“抱犬同沉”的悲壮。然而，这场海战最终以惨败告终，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海军船械过时、缺乏速射炮，以及政治制度的颟顸落伍。
• 一百年后回看戊戌变法：作者认为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一个漫长过程，需要数百年，远非日本的三五十年可比。戊戌变法是现代化运动中的“第二阶段”，即“政治改革阶段”。
• 解剖康有为：康有为被作者评价为“通天教主”，他虽然学贯中西，但对西学认识粗浅，且过于自信和教条。他试图通过“以君权行民权”的方式推行变法，结果导致“人头滚滚，一败涂地”。
• “新学伪经”和“托古改制”：康有为的变法理论主要基于今文经学，他认为孔子是“素王”，通过“托古改制”来推行新法。这种学说在清末得以复活，与当时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密切相关。
• 公车上书和保国保种：甲午战败后，康有为组织“公车上书”，呼吁变法维新，开启了庶民问政的风气。他组建了“强学会”“保国会”，但因其过于激进和排斥开明派，最终导致分裂和失败。
• 那变不了法、改不了制的一百天：光绪皇帝在帝国主义瓜分危机下，决心变法，发布《明定国是诏》。然而，他与康有为的改革方案未能成功，因为其“架空政治”的策略，将权力集中于几位年轻官员，引起了满朝文武，特别是保守派的强烈不满。加之慈禧太后的阻挠和干预，使得变法最终在103天后失败，光绪被囚禁。作者认为，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但康有为的个人性格和操切则是一个重要的“偶然”因素。

第四章 义和团与八国联军

本章详细描述了义和团运动的复杂性，列强趁机侵略中国的背景，以及慈禧太后宣战的始末。

• 传教·信教·吃教·反教形形色色平议：作者指出，西方教会来华传教，在中国境内形成了“第二个政府”，教民享有治外法权，有时甚至凌驾于中国官府之上。这种现象引发了严重的文化冲突和社会矛盾，导致“反教”情绪高涨。
• 列强刺激·太后玩火·端王窃政·群运出轨：庚子年间，山东地区的教案为列强提供了侵华借口。德国强占胶州湾，提出苛刻要求，显示了帝国主义的“赤裸裸”。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巡抚毓贤的“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政策下，被官方认可并组织起来。然而，这股运动很快失控，演变为“打砸抢”，烧杀奸掳，导致北京城秩序大乱。
• 慈禧太后向十一国宣战始末：慈禧太后原本对义和团的态度是“阳剿阴抚”，但她对洋人怀有根深蒂固的恐惧和仇恨。最终，一则由荣禄转呈的“假情报”（称列强公使将联合勒令慈禧归政）导致她方寸大乱，一夜之间决定向十一国同时宣战，并下令攻打使馆区。作者认为，这是慈禧作为一个“政治家退化成女人家”的偶然行为，却对国家命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 不堪一击的拳民与七国杂牌军：义和团被寄予“刀枪不入”的幻想，但在联军的现代化武器面前不堪一击。攻打使馆区的清军和义和团表现窝囊，伤亡惨重。八国联军实际上是“七拼八凑”的杂牌军，最初也对中国民众的人海战术有所顾虑。
• “门户开放”取代“列国瓜分”：作者指出，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后，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然而，美国坚定的“门户开放”政策，在英国的支持下，最终使得中国得以“赔款而不割地”，保全了“领土完整、主权独立”。这背后是列强之间在华利益的冲突和互相制约。李鸿章在庚子之役中，扮演了关键的外交角色，他成功地将中国由“交战国”转变为“受害国”，为中国争取了有利的结局。

第五章 袁世凯、孙文与辛亥革命

本章详细叙述了袁世凯和孙文这两位近代中国重要人物的生平与影响，以及辛亥革命的爆发及其复杂性。

• 从中原世族到朝鲜监国：袁世凯出身河南项城袁家，一个从农入仕的官宦世家。他早年科场失意，22岁投军后随吴长庆援朝，迅速崭露头角，成为清廷派驻朝鲜的最高负责人。作者强调，袁世凯在朝鲜的“监国”行为，是传统“宗藩制度”在转型期的一种体现，他作为“民族英雄”在五强环伺中为维护中国宗主权而奋斗。
• 乱世抓枪杆，有枪便有权：甲午战争后，袁世凯在小站训练“新建陆军”，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支现代化部队。这支军队的实力使得袁世凯在戊戌政变和庚子拳乱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并最终使其进入大清帝国的政治心脏。
• 卷入三大危机、一项运动：袁世凯被动卷入戊戌变法、庚子拳乱和立宪运动。在戊戌变法中，他拒绝了谭嗣同的政变密谋，因为他清楚光绪皇帝的权力不足以与慈禧抗衡，此举被后世史家诟病为“背叛变法”。在庚子拳乱中，袁世凯采取了与毓贤相反的“阳抚阴剿”政策，严厉镇压义和团，使其北窜直隶，最终引发了八国联军之祸。然而，他也被李鸿章推荐接任直隶总督，成为大清帝国实际上的“宰相”，并推动了“袁世凯的变法改制”，包括废科举、兴学校、发展科技和路矿等。
• 细说辛亥革命：作者将“辛亥革命”定义为从1911年武昌起义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间的事件。
• 同盟会是个革命大拼盘：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从“兴中会”开始，这是一个带有“银会”性质的华侨组织。其后，随着革命形势发展，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这是一个吸收了华兴会、光复会等多个团体的“革命大拼盘”。作者指出，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 鞑虏易驱，民国难建：辛亥革命以“驱除鞑虏，建立民国”为口号。作者认为，“驱除鞑虏”相对容易，因为满清政府已病入膏肓。然而，“建立民国”则面临巨大挑战，因为中国社会缺乏共和体制的基础，同盟会自身在实践“三权分立”时也困难重重。作者详细回顾了同盟会在辛亥革命前的十余次小起义，指出它们多半准备不足，难以长期占领城池。最终，武昌起义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共进会”和“文学社”这两个青年军人团体的努力，以及“鄂军”的正规军叛变。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统治，但“民国难建”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唐德刚先生的这部著作以其宏大叙事和对细节的考证，展现了中国近代史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他通过对关键人物的“解剖”，揭示了历史进程中“必然”与“偶然”的交织，以及个人性格对历史走向的深远影响。其生动有趣的语言和独到的见解，使得这部学术著作更具可读性和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