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说历史：中西文明的对照》：一部深邃而宏阔的文明对话
许倬云
许倬云的著作《许倬云说历史：中西文明的对照》，主要探讨了中国和欧洲两大文明系统从史前时期到中古时代的发展轨迹及其异同。作者比较了中欧在人种、古代文化、政治制度、哲学思想和社会经济结构等方面的差异。书中详细阐述了中国儒、道、佛思想的演变与融合，以及秦汉至隋唐帝国复杂的管理体系。同时，也分析了欧洲古希腊文明、罗马帝国的扩张与衰落，以及基督教在欧洲思想整合中的作用。最终，文本旨在揭示中西文明在历史进程中各自形成的独特“文化基因”及其对未来人类文明走向的启示。
许倬云先生的著作《许倬云说历史：中西文明的对照》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厚的学养，为读者描绘了中国与欧洲两大文明系统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并细致入微地比较了两者在地理、社会、思想、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异同。这本书不仅是对历史的梳理，更是对人类文明未来走向的深刻反思与展望。
本书共分为九章，辅以前言和版权信息，以下是对各章节内容的详细介绍：
前言：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 许倬云先生在本书前言中开宗明义，指出其旨在讨论中国和欧洲这两个人类史上重要文化系统数千年发展的同与异。他计划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比较两者在适应环境、社会制度、价值观、经济发展和国家形态等方面的不同对策。许先生坦承作为中国人，对中国的叙述会更详细，同时也会介绍欧洲历史的一般知识。他指出，在16世纪海洋航道开通之前，中欧的接触多是间接的，各自走着不同的道路。吊诡的是，16世纪后欧洲走向兴盛，而中国则处于下降趋势，导致近代中国在与欧洲接触时“招架无力”。然而，许先生也提出，欧洲正经历“成、住、坏、空”的过程，或将走向衰退，而中国在积累了两百年委屈和沮丧后，可能迎来再起的强大动力。他呼吁思考未来人类前途，探讨中欧两大文化系统能否融合，以及其他文化系统（如南亚、中东、非洲）如何在全球体系中定位。本书旨在提出问题，引发读者共同思考，为人类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和“贞下起元”的方向。
第一章：中、欧古代文明的发展——根源性的分野 本章深入探讨了中欧古代文明的根源性差异。许先生首先提及人类学界关于“非洲人种扩散论”的质疑，并指出欧洲人中存在尼安德特人基因，而亚洲人中也可能保留有丹尼索瓦人基因，强调了人类的多样性与基因混合。
在文化发展上，许先生认为中欧在旧石器时代就呈现出不同路径。中国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和缓，新石器文化在七八千年甚至一万年前出现，北方发展小米种植，南方发展稻米种植。中国新石器文化高度发达，例如仰韶、龙山文化的大型村落和精美彩陶，红山文化的玉器和复杂聚落，大汶口文化的高温黑陶和文字，以及良渚文化的“玉琮王”和大型礼仪建筑。华中地区的石家河文化更是发展出中心城市与卫星城并存的广阔遗址。这些文化共同特征是超越渔猎，进入农耕生产，村落密集，展现出高度的农业生产方式。
然而，距今四千年前，中国沿海三大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突然衰败，村落缩小，文化水平降低，原因可能是社会结构上下差距过大，上层统治阶级过度消耗民力以建设礼仪设施。与此同时，看似不起眼的中原文化（如庙底沟二期文化）却脱颖而出，以纯粹的农业文化奠定了中国以中原为发展中心的传统，并逐渐从石器时代过渡到青铜时代，最终形成夏、商、周三代的核心区域，这是一个内聚、融合的本土文明体系。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的新石器时代农业文化是西亚和北非文明的移植，而非原创。西亚和北非地区驯化了牛羊、麦类、豆类等重要食物资源。欧洲的村落长期保留渔猎采集特色，细小的石器工具延续甚久，农业因素的显著增加要等到公元前六千年左右西亚移民的进入。欧洲的发展是两种文化的“叠合”和“取代”，而非内聚型的融合，其饮食文化也反映了采集与狩猎的长期影响。
本章还详细讨论了马匹驯养及其对印欧族群扩张的影响。约公元前2500年，高加索山以南、里海以北地区开始驯养马匹作为劳动力，马拉轻车使人群活动范围扩大。约公元前2000年，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开始向外扩张，可能受小冰期气候寒冷影响。他们向南进入印度，向西进入欧洲，在两河流域建立了赫梯、米底等国家，并引进了战车，影响了亚述帝国和喜克索人对埃及的征服。
印欧民族的移入标志着欧洲成为雅利安人的天下，他们通过掠夺、占领和征服取得了欧洲大部分土地，形成了武士阶层统治土著居民的社会结构。希腊城邦被视为征服民族建立的堡垒，其“军事民主制”是战斗部落推举领袖的机制，而非理想的民主政治，公民人数有限，奴隶和土著无参政权。这种尚勇好武、不断扩张的文化特质与中国安土重迁、内聚融合的农业社会形成了巨大差异。即使战车传入中国，也未改变中国内聚发展的轨迹。最终，本章指出，欧洲长期继承了战斗部落的文化特质——扩张与进取心，而中国的安定与内敛则形成了鲜明对比，商业传统也成为中欧统治形态差异的原因之一。
第二章：中、欧上古政治制度的比较——“天下”与“城邦”的对立 本章深入比较了中欧上古政治制度的演变，揭示了中国“天下国家”与欧洲“城邦国家”的根本差异。
在中国的叙述中，许先生从夏禹治水传说讲起，认为治水需要大规模的合作与组织，促成了超越小区域的社会组织，形成了国家的原型，并诞生了公私对立互补的价值。夏代的“夏后”是部落联盟的领袖，而非专权的王，表明当时的政治形态是聚落联盟。商代王权更为强大，领袖称“王”，通过宗教活动沟通神与祖先，形成了对亲人组织、传统和知识的重视，为后世“天命”观念奠定滥觞。西周兴起，周人将“天命”观念与祖先崇拜合二为一，提出“天命无常，唯德是亲”，强调君主需有道德修养和能力，以此解释政权合法性。西周的分封制度不仅是统治机制，更是周文化涵化地方文化的长期融合网络，形成了一个注重和谐与合作的新秩序。夏、商、周三代的变迁，反映了中国文化系统构建社会价值观念的过程，这些观念长期存留，影响了后世中国的“天下”观念。
相对地，欧洲的古代希腊历史则以城邦制为核心。许先生指出，雅典和斯巴达的制度差异并不大，雅典的直接民主公民人数有限，实为变相的寡头政治，且雅典是保守的国家，不愿改变现有制度，曾放逐有才干者甚至判苏格拉底死刑。希腊城邦长期与波斯帝国对抗，也爆发了长达百年的内战。雅典以提洛同盟盟主身份，俨然成为一个大帝国，但其联盟实质是霸权。希腊文化是武勇、侵略和扩张的文化，其繁荣建立在对奴隶和被征服者的压迫之上。希腊神话反映了神与凡人一样的弱点，充满争夺、嫉妒和物欲，如宙斯的弑父夺位，荷马史诗中胜利者的卑鄙与失败者的正直。这种自私欲望激发的强大动力，是欧洲文明的基本特色：追求更快、更多、更好，永不节制，对他人造成伤害。希腊文明在戏剧、史诗、艺术、逻辑思维和哲学方面贡献卓著，得益于公民阶层无需劳作，有充足时间进行心智活动。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使希腊文化传播更广，成为泛希腊文化，但帝国短暂，未能形成像中国那样持久的统一核心。罗马帝国承袭了亚历山大帝国的“神授”观念，但其结构仍与中国“天下”观念不同。
第三章：中西思想的分野——伦理与知识的求索 本章深刻剖析了中西思想体系的根本分野，即中国侧重人间伦理秩序，西方侧重超越自然和人心的理性。
在中国的思想体系中，许先生首先指出儒家思想的基础源于西周的“天命无常，唯德是亲”和宗统与政统叠合的封建制度，强调君主是道德裁判者。他提及《周易》作为中国另一重要遗产，发展了二元互补的辩证关系。孔子在“礼崩乐坏”的时代，致力于重建普世价值观念，其思想是“人间与社会的学问”，而非认知学问。孔子教导“修己安人安百姓”，强调人与人之间的道德相处之道，追求群体福祉。孟子则将儒家思想提升到抽象哲学层面，将人性和天道结合，认为人性本善。墨子强调“天”的绝对善和“尚同”；杨朱则重视个人生命自主。荀子则提出“性善是伪”（人为的努力），并发展出法家理论，使儒家“政事”一科成为文官体系的理论基础。道家（老子、庄子）在南方发展，强调尊重个性、顺应自然，提出“有”出于“无”和相对论，挑战绝对真理。汉代儒家与皇权结合，董仲舒的“感应论”构建了庞大严密的形而上学体系，认为宇宙万物相互影响制衡，人虽渺小但能影响宇宙。儒生因此拥有道德勇气和“治国平天下”的使命感。汉代“外儒内法”使得儒家成为皇帝制度旁边的文官体系基础，并不断自我更新，吸收佛、道思想，最终形成儒、道、佛三家兼容并蓄的中国文化精神。
在西方思想传统中，其来源更为复杂，包括两河流域、埃及和犹太文化。两河流域因复杂地理发展出二元相悖互斥的思维，形成神魔对抗观念。埃及法老埃赫那顿曾强制推行独一太阳神崇拜，首次提出独神观念，影响了摩西和犹太教。犹太教的独一真神信仰和“选民”观念，最终发展为基督教的普世真神。基督教吸收了两河流域的善恶对抗（袄教、摩尼教）和救赎观念，以及希腊思想。希腊智者和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得、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着重于抽象问题、思辨方法和知识论，追求宇宙本体和求知方法。斯多葛学派接近儒家的人文主义思想，强调人际相处和责任。伊壁鸠鲁学派类似杨朱，重视个人价值和内心宁静。怀疑论则类似老庄，认为知识是相对的。最终，保罗将希腊思想融入基督教义，使其成为普世性宗教，基督教的神是全知、全能、全在的本体，成为西方文化的一元传统。
总结而言，中国文化关注人间的秩序、人际伦理，追求和谐与辩证演化；而西方文化关注超越自然和人心的理性，侧重对抗与分化。这些根本差异影响了中西文明应对变化和彼此交流的方式。
第四章：中西文化圈的分合与扩展——帝国与自治的路径 本章深入探讨秦汉大帝国与罗马帝国在文化圈分合与扩展上的不同路径。
在中国方面，春秋战国时代各国致力于强化资源动员能力，法家学者将实践经验理论化，最终促成了秦帝国空前完备和充实的管理系统——郡县制度。秦汉帝国拥有复杂高效的文官结构，包括独立的监察单位（御史台），文武分途，财政分离。汉武帝时期发展出察举制度，选拔优秀人才进入政府，形成了专业化、信息流转顺畅的金字塔形文官系统。这使得秦汉帝国具备强大的能力向四周扩张并融合新区域。在经济上，汉代工商业城市曾发达，后被汉武帝抑制，以农村为基础的农舍手工业和市场化农业经济发展，通过全国道路网形成资源交流网络，促成了中国整体凝聚力和持久性。思想上，秦虽崇法家，但其意识形态与儒家孝悌忠贞相符。汉初道家“无为而治”，后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成为官方主流，但也因董仲舒的“感应学说”引发对皇权的批判。东汉儒学走向经典化、僵化，察举制度也出现弊端，豪族垄断社会资源，宦官外戚干政，导致国家统治力削弱。北方外族入侵和农民起义（黄巾、五斗米道）最终导致汉朝崩溃，中国陷入长期战乱和分裂。本章还概述了从匈奴西迁到五胡乱华，北方族群融入中国，胡汉混血，最终形成多元的泛中华族群。
在欧洲方面，秦汉大帝国时期大致相当于希腊亚历山大帝国后期到罗马帝国时期。罗马从意大利半岛的小城邦，通过征战和兼并（布匿战争、高卢战争），最终成为与秦汉并列的世界两大帝国之一。罗马地理位置优越，物产丰富，便于与地中海和欧洲大陆联系。罗马帝国将征服的土地编为行省，行省向罗马缴纳税收，提供劳力，但各属地与本土关系不一，保留较大自主权。罗马帝国是一个松弛的复合体，依靠军事占领和驻军维持，不断征发新兵，最终将“蛮族”纳入军队，导致罗马核心被掏空。罗马贵族和公民生活奢侈，依赖各处进贡。沿海港口发展为商业城市，成为独立的经济体。罗马中央政府缺乏秦汉那样的系统训练机制，官员选举产生，禁卫军掌握元首推选权，是军人专政体制。君士坦丁大帝因蛮族军队多为基督徒而承认基督教合法地位，使其成为国教。奥古斯丁将斯多葛派思想融入基督教义，使其成为普世信仰。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陷入“黑暗时期”，蛮族纷纷建立部落国家，但与中国五胡十六国追求统一不同，欧洲蛮族国家各自为政，互不干涉，最终形成了列国体制。基督教通过“驯化”蛮族，神学思想成为欧洲主流，但其排他性与中国多元包容的文化形成对比。欧洲庄园经济未能形成像中国那样的全国性资源交流网络。
第五章：中、欧在中古时代的文化重整——开放与封闭的较量 本章主要对比了中国隋唐时期与欧洲中古时期在文化重整上的不同方向。
在中国方面，隋唐大帝国完成了南北统一，民族成分和文化经过整合，形成了多元新局面。隋唐以府兵起家，融合各地豪杰，建立起比汉朝更强大的复合帝国。唐代中央权力结构复杂，宰相由集体领导，但宦官常干预政务，藩镇势力强大，为安史之乱埋下伏笔。经济上，唐代通过“道”的网络恢复了市场经济，对外贸易（丝绸之路、海运）带来繁荣。民族融合深化，胡人血统和文化融入汉族，大量中亚移民进入中国。文化方面，佛教本土化，儒、道、佛三家并行且互相影响，儒家面临挑战。韩愈、柳宗元、李翱在中唐时期阐释儒家思想，韩愈排佛，柳宗元儒佛融合，李翱“复性论”为宋代理学奠基，儒家思想逐渐向哲学和内修发展。唐代文化对外来因素吸收融合，包括印度数学、艺术、西方音乐、生活习俗等。商业城市自然成长，从方形结构转向线性结构，居民活动沿街道开展。安史之乱后唐朝盛世不再，但经济力量上升，思想领域也处于传统咀嚼与向前发展的阶段，文化面貌多元活泼。
在欧洲方面，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陷入混乱的“黑暗时期”。基督教会在维持秩序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蛮族领袖皈依基督教，教士成为安定力量，教会网络取代了世俗秩序，修道院成为知识和文化寄托之地。伊斯兰教兴起并迅速扩张，促使欧洲重整，法兰克王国崛起，查理曼大帝被教宗加冕为神圣罗马皇帝，教宗权威凌驾于世俗帝王之上。神圣罗马帝国是松弛的霸权集团，没有核心政府，与中国皇权帝国形成鲜明对比。欧洲封建制度复杂，骑士阶级与教士文武分途。庄园经济以自给自足为主，依赖没有自主权的隶农，与中国市场化小农经济差异巨大。教会拥有大量财富，建设教堂，资助艺术发展，但也通过教义讨论排除异端，形成“一言堂”，僵化了欧洲文化生机。城市凭借经济功能发展为商业中心，获得自治权，并孕育了世俗教育机构（大学），经济领袖如银行家崛起，形成教会和领主之外的第三种势力。十字军东征由教宗发动，旨在夺回“圣地”和打破伊斯兰贸易垄断，但屡次失败，消耗了欧洲封建制度元气，降低了教廷威望。然而，东征也使欧洲人发现了古希腊遗产和遥远的中国、印度文化，接触到火药、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等，开启了文艺复兴的契机，打破了僵化的教会文化。总结来说，中古时期欧洲从多元走向单一（教会独断），但最终反弹；中国则吸纳外来因素，发展出多元活泼的文化精神。
第六章：中、欧面对历史转折的关头——宋朝的富足与欧洲的变革 本章深入探讨了唐宋之变对中国的影响，以及欧洲在同期所经历的重大历史转折。
在中国方面，唐朝中后期（安史之乱后）中国陷入长期分裂，北方胡汉杂居，地方割据。宋朝虽然号称统一，但实际只统治部分黄河流域和南方本部，四周强敌林立，宋朝只是列国之一，并非“天下国家”。尽管国力不强，但宋朝经济却异常富足，得益于南方开发、农业生产力提升、对外贸易顺差以及工商业发达。宋朝通过缴纳岁币换取和平，陆路和海路贸易兴盛，特别是海运商品利润高，是中国南方经济富足的重要原因。宋代出现了新兴的“草市”和商业城镇，冶铁、陶瓷等产业兴盛并大量外销。宋代经济从自然经济转变为以城市为基础的商业经济，政府收入也更多依赖榷税和工商业而非传统田赋。宋代通过科举选拔士人，取代世家大族，形成了士大夫与朝廷共天下的局面。思想上，宋代儒家学者努力重建传统，朱熹集大成构建理学体系，以“理”为基础的秩序成为儒家学说主要架构。元朝重开科举，以朱子学为官方正统，导致儒学思想系统僵固，士人沦为皇权服务的工具。蒙古帝国的扩张史无前例，但其在中国的统治依靠暴力，最终被朱元璋领导的农民革命推翻，蒙古人也被各地文化同化。宋代丰厚的文化资产包括文学创作、印刷术、大众教育（三字经、千字文）、实用数学和医药知识普及，使得社会基层也能获得文化资源。宋代对外贸易也导致中国人向东南亚移民，形成了华人社区。中国文化的复兴是对经典的重新检讨和赋予新意义，并吸收了外来文化，形成了多元活泼的文化面貌。
在欧洲方面，查理曼帝国分裂，天主教教宗权威维系着神圣罗马帝国，教权凌驾于世俗权力。欧洲长期处于领土纠纷和战争之中（如百年战争），贵族阶层复杂的婚姻和继承关系导致领土转移频繁，民族国家尚未成形。教会腐败，出售“赎罪券”引发群众不满。威克里夫、胡斯、马丁·路德、茨温利和加尔文等神学家发起宗教改革运动，质疑教廷权威，强调因信得救，最终导致基督教分裂为天主教和新教两大系统。新教运动也促使世俗君主反抗教权，引发三十年战争。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的《威斯特发里亚和约》承认新教国家的独立地位，打破了政教合一的独断结构，促成了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本族认同的寻找。阿奎那在13世纪整合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基督教思想，提出“唯理论”，认为自然现象遵循“神律”，为后世现代科学奠定基础。中古后期城市发展迅速，拥有经济独立和思想自由的基地（如大学），孕育了科学创新（解剖学、哥白尼“日心说”），并发展出银行贷款、保险等资本主义基石。专业作坊和技工的出现也为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总之，欧洲中古后期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摆脱旧包袱，为现代文明发展创造契机。
第七章：中国的封闭与西方的开放——全球格局的奠定 本章主要探讨明清时期中国的封闭与西方的大开放，以及由此带来的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
在中国的叙述中，蒙古帝国以暴力统治中国，将汉人、蛮子列为低等。元朝统治松散，地方军阀盘踞。明朝朱元璋推翻元朝后，建立了中国历代最绝对的专制皇权，废除宰相，宦官和特务机构权力膨胀，文官体系无法制衡皇权。经济上，明朝政府压制对外贸易，与民争利，私人投资难以积累，土地税制不公，导致民不聊生，农民起义频发。明朝错失大航海时代机遇，实行海禁，修筑长城和海防边墙，表现出保守自卫的心态，拒绝与外界接触。尽管火药是中国发明，但明朝火器发展停滞，而西方火器技术飞速进步，导致明军面对清军时处于劣势。思想上，明朝通过科举制度（八股取士，独尊朱熹）禁锢思想，导致读书人思想狭窄，缺乏原创性。尽管有王阳明“心学”和明末清初学者（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提出深刻批判和创新思想（如方以智的“波动说”），但这些思想未被官方接受，反而遭到压制。清朝延续明朝的专制独裁和封闭保守，扼杀了中国文化的再生生机。
在西方方面，中东伊斯兰教势力转移至奥斯曼帝国，其掌握了欧亚贸易路线，对中西贸易征收重税，迫使欧洲寻找新航道。西班牙和葡萄牙率先开启大洋航道（绕过非洲进入印度洋，麦哲伦绕过南美），并殖民非洲沿海。更重大的事件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西班牙人征服中南美印第安帝国（玛雅、阿兹特克、印加），以少量兵力借助火器、马匹和瘟疫，残酷掠夺大量黄金白银，毁灭当地文明，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恶行。这些从美洲掠夺来的巨大财富极大地促进了欧洲手工业、作坊工业和价格革命，最终引发了重商主义、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使欧洲成为世界最富裕地区。英国和法国在北美开发殖民地，通过移民、土地拓垦和强迫印第安人迁移，也创造了惊人的财富，支撑了两大帝国的活动。新大陆还带来了玉米、红薯、马铃薯等新食物作物，增加了旧大陆粮食供应。然而，新大陆的开发也伴随着滔天罪恶，如持续数百年的非洲奴隶贩卖，造成数千万黑人被残酷掠卖到美洲，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巨大、残酷不仁的暴行。最终，西方白人种族借此腾跃成为世界主导者，而中国虽有财富流入，却未引发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
第八章：现代以前：三百年间的差距——落后与觉醒的序幕 本章是中国与欧洲对比的最后一章，重点阐述了清朝近三百年的封闭停滞与西方现代文明的飞速发展，解释了两者间巨大差距的形成。
清朝被许先生称为“中国历史上最不自由的一代”，满族以征服者的姿态统治中国，将所有百姓视为奴隶，极大地戕害了士大夫和百姓的自尊心。清朝政府缺乏有效的全国数据管理，人口、田亩、税赋等数字僵化，无法真实反映国情。清朝的疆域虽广，但其不断进行的征服战争（平定三藩、征服台湾、蒙古、西藏、新疆）消耗了大量国力，掏空了中国的财富和八旗的战斗力。八旗子弟日渐衰弱，绿营军训练装备不足，清后期中国几乎没有国防能力，面对内忧外患（川楚教案、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无力招架。乾隆皇帝对外使团（马嘎尔尼）表现出自大与狂妄，对欧洲新强国和其军事工业一无所知，拒绝更新火器，导致中国军队武器落后。文化上，清廷延续明朝的八股取士和朱熹学说正统，压制批判性思想，兴文字狱，使儒生退缩到考证之学，学风僵化，经世致用之学式微。经济上，中国仍未脱离农业经济格局，虽然新航道带来财富流入，但并未积累为资本，工业革命无从发生。鸦片贸易使中国贸易从出超转入超，西方廉价工业品涌入，中国外贸优势荡然无存。清朝的统治结构僵化，缺乏自我调节能力，最终成为腐朽的帝国。明末清初的学者（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曾提出深刻批判和创新思想，但被清政府压制，中国文化再生的生机被扼杀。清末的救亡图存运动（太平天国、义和团、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虽然努力，但中国仍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蹒跚。
相对而言，17世纪以后欧洲的发展则截然不同。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奠定了重要基础，欧洲摆脱了天主教神权的束缚，民族国家纷纷崛起，如英国的议会革命推翻君主制，将主权归属人民，开启了君主立宪和民主政体的新型国家体制（美国、法国）。民族国家作为共同体，动员资源力量强大，为国民谋取集体利益，导致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经济上，新航道和新大陆带来巨大财富，欧洲列强掠夺殖民地资源，形成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引发工业革命，生产力大幅提高，生活水平改善。新的科技发明（蒸汽机、铁路、铁壳船）彻底改变了生产和运输方式，使欧洲霸权无人能敌。科学领域突飞猛进（哥白尼、伽利略、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改变了人类对宇宙和自身的认知。然而，这种进步也伴随着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不公等问题，引发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一战后的国际联盟未能解决大国霸权问题，但福利国家理念在西方逐步实现。本章总结，欧洲在17世纪以来三百年间创造了现代文明，但也引发了伴生问题，而中国则在这段时间内远远落后。
第九章：结论——历史的警示与未来的选择 在最后一章，许倬云先生对中欧文明的对比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对未来的警示。
他重申了地理环境对文明发展的影响：中国新石器文化稳定发展，内部融合渗透，形成同构性高的庞大文化系统。欧洲则持续受到外部文化影响，地形多样性导致各地文化差异大，难以形成高度统一的体系。青铜时代，中国通过部落聚合和武力整合，形成了统一的农耕地区，商周文化具有强大的同化力量，形成了“天下”的认同。欧洲则在泛希腊文化瓦解后，政治统一未能延续，罗马帝国也缺乏统一性和融合功能。中国长期庞大的农业经济使其在持久战中占据优势，最终同化或驱赶外族，形成了“天下国家”的超稳定性体制，皇权与文官制度相互配合，有自我调节机制。儒家理想作为治国基本要求，促使政府追求百姓福祉。
然而，这种超稳定性也导致了惰性和僵化。宋代以后，朱熹理学被钦定为官方正统，科举制度选拔出缺乏独立思辨能力的儒生，皇权与文官体系的平衡被打破。中国的经济虽然市场性强，但外销财富未能有效积累，北方贫困与南方富足的差距拉大，经济网络破裂。明清两代政府盲目自大，拒绝开放，压制民间海上活动，错失了参与全球经济网络的机遇，导致中国在西方飞速发展时陷入停滞。
许先生指出，西方解除宗教束缚，迎来启蒙时代，思想开放，创造新形势，终至不可遏制。中国则墨守成规，自缚手足，导致数百年的灾难。他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警示当下的中国人，在面对未来时，视野不能狭窄，结构和思想不能僵化，不要自限脚步，自设藩篱。他呼吁中华文化的子孙在后现代文明中寻求更好的发展，并在其他书中进一步探讨现代文明的困难和中国文化如何补足及融合的可能性。
这部书评全面概括了《许倬云说历史：中西文明的对照》一书的精髓，希望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许倬云先生的宏阔视野和深邃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