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2009年十大好书揭晓
章海陵
章海陵
二零零九年是神州易帜六十周年、六四的二十周年、中越战争三十周年，因历史经过沉淀，进而发现历史的智慧，成为亚洲周刊这一年十大好书重要主题，也与当下和未来产生微妙互动。赵紫阳、龙应台、陈志武、倪创辉、周光蓁、齐邦媛、张万舒、王鼎钧、张翠容和廖信忠的十本书，都写出了全球华人的全新视野与希望。
二零零九年是神州易帜一甲子，也是六四的二十周年、中越之战三十周年。由于历史的发酵，这一年成为反思中华民族命运的主题周年。全球中文作家虽置身不同境遇，却声应气求，打开一个个记忆的黑盒子，写下大量呕心沥血、深具原创性的作品，涵盖四九年国共内战、新中国诞生﹑七九年中越之战﹑八九「六四」等一系列全球华人难以忘怀的重大事件，也对很多敏感话题作出反思。因历史经过沉淀，进而发现历史的智慧，成为亚洲周刊这一年十大好书重要主题，也与当下和未来产生微妙互动。
亚洲周刊二零零九年中文十大非小说好书揭晓：（一）、《改革历程》（赵紫阳、新世纪出版）；（二）、《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龙应台、天下／天地出版）；（三）、《金融的逻辑》（陈志武、国际文化出版）；（四）、《十年中越战争》（倪创辉、天行健出版）；（五）、《中央乐团史》（周光蓁、三联书店出版）；（六）、《巨流河》（齐邦媛、天下出版）；（七）、《历史的大爆炸》（张万舒、天地出版）；（八）《文学江湖》（王鼎钧、尔雅出版）；（九）、《拉丁美洲真相之路》（张翠容、马可孛罗出版）；（十）、《我们台湾这些年》（廖信忠、重庆出版）。
遗憾的是，十大排行榜上，起码有四本是中国大陆禁书，包括第（一）、（二）、（四）、（七）四本书。
● 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去世四年多，生前秘密录下三十小时录音讲话，以中英文先后出版，香港版名为《改革历程》（台湾版名为《国家的囚徒，时报出版》），「人走文至」，透出奇特的历史氛围。如俄国民主派先驱赫尔岑所说，「不能像僧侣那样在祷告与静思中令精神枯萎，不能让抽象概念和平凡事务淘尽我们的勇气与活力」。《改革历程》的关键推手是杜导正等四位中共老人。
赵紫阳不说则已，既说就一发不可收拾。他讲「六四」前因后果，又谈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功过，更谈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衰。政治的本质是朴素的，由广为人知的常识与真理所构成。而赵紫阳直到离世，仍然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找不到半点自我解构的影子，而大放光辉的恰恰是他的论述亮点，即反对领袖「我说了算」的独裁作风，以及「回到民主与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的现代新思维。
● 一九四九年国军溃败，约两百万人渡台，台湾教授、作家龙应台的父母就是随着这难民潮而落户台湾南部。六十年后，龙应台的童年回忆是大雨击打铁皮屋顶，「如千军万马狂杀过来」，成为书写十五万字《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的最初动力。她从浩如湮海的档案材料中，从家族史、迁居史到国族史，带着众多的体温、感伤、痛苦以及盼望，一字一句找寻民间记忆，追述国共内战时的普通人遭遇，一个个奔逃、倒毙的百姓，「太多流离，太多梦碎，太多被碾碎的青春和被夺走的生命」。
这本书除了从人民的视野来看国共内战，还挖掘出不少「独家」历史，包括六十年前长春国军被共军围城，最后约几十万人饿死的历史，今天长春街头老百姓，竟无人晓得。而当年保卫上海的八百壮士，有些被日本俘虏送至新畿内亚当苦工，九死一生，而台湾本地人被征募至新畿内亚，在日本战败后被枪毙或坐牢。战争与政治变幻，都在捉弄老百姓命运。龙应台超越政权之争，「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
● 知名华人经济学家陈志武曾是中国军校学员，八六年留学耶鲁大学，学成留校并成终身教授。零九年，陈志武出版《金融的逻辑》，剖析当前金融危机，阐述「金融的逻辑」，书中针对有人要求中国推行重新回到金银本位货币改革，「让人哭笑不得」。书中对比公元一千六百年时的两组国家，一组是存金数千万的国家，像中国、印度、土耳其和日本等；而另一组不仅不藏金，更负债累累，如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等。四百年下来，藏金万贯的，除日本藉明治维新改变国运外，至今还都是发展中国家，而当时负债累累的国家，今天既民主法治，又经济发达。为什揦「负债累累」的国家能良性发展，「政府总是缺钱」是否就是民主宪政制度的催化剂？「国富」是否反给掌权者以压制民权、践踏法治的底气呢？陈志武认为，「或许，不需要借钱花的政府反倒容易腐败专制，毫无顾及地侵犯民间权利，抑制个人创造力，不思进取，就像富家子弟更容易横行霸道、不思奋发一样」。陈志武还从金融学出发，反思儒家思想，认为市场经济是个人解放必由之路，而发展金融是中国唯一出路。
● 三十年前的中越之战，至今仍是中国大陆历史研究的禁区，但这场战争岂能成为历史空白？亲历中越之战的倪创辉推出七十万字巨著《十年中越战争》，书中连参战解放军番号、武器配备、作战意图及实战经过、弹药补给及消耗，尤其是作战损伤人数都有披露，是国史的突破。
作者六次立功，曾任副团长、政委军职，他认为，七九年六十万解放军与六万越军及六万民兵作战，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即使后来持续十年的边境消耗战，中方一个加强集团军与越军一两个师对决，也没占多少便宜，违背孙子兵法中「兵贵胜，不贵久」原则。
人民是国家主人，中国百姓对这场「教训之仗」理应有知情权及表态权。作者批评，为教训越南而开战是草率的霸权主义，根本没经「人大」讨论和常委会批准，可能犯下历史性错误。此仗也没令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赤柬垮台使中方在外交和政治上遭遇多年孤立。好在中越关系从九十年代初恢复正常，双方感到「交往比对峙好」，「和平更比战争好」。但这算什么艰深的道理？中越如何面对子孙后代的拷问？
● 贝多芬的《欢乐颂》表达和平信念，地球人多次发射寻找外星人的探测器，就携带了录有该交响乐的光盘。香港学者周光蓁在六十万言专著《中央乐团史》中披露，中国中央乐团五九年演奏《欢乐颂》，并用中文高唱「欢乐，欢乐女神灿烂光芒照大地」。这个现代乐团也耗费无数心血研究「洋为中用」和「土洋结合」；乐师们更在反右、文革及「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等政治运动中备受折磨。乐团指挥陈佐湟说，这些本身就是一场没有理性、试图把西方文化绝迹于中国的运动，几名成员自杀而死，中央乐团首席杨秉荪被囚超过九年。
八九年中央乐团声援「六四」绝食学生，要求演奏《欢乐颂》遭到拒绝，但乐团参与六四，以及在七六年周恩来去世的天安门悼念，其实每一个音符都承载政治。该团元老指挥李德伦说：「中央乐团的四十年是斗争的四十年。」国际级指挥小泽征尔说：「中央乐团是个罕见现象：有高度的技巧但又不懂得怎样演奏勃拉姆斯。」《中央乐团史》奏出了中国艰难走向现代化的旋律。乐团最后在九六年关闭，引起巨大争议，也使四十年历史的音符成为绝响。
● 知名文学教授齐邦媛八十五岁时，在台塑养生村用四年时间写出自传《巨流河》，描述自己与家族从东北到台湾的颠沛流离，自传具史诗氛围，轰动华人文坛。书中最感人的篇章是作者初恋。恋人张大飞是与日军作战的飞行队长，其父亲是沈阳警察局长，被日本人烧死，浇到身上的不是汽油而是油漆，惨状难以言表。少女齐邦媛决定迁居到靠近张大飞的地区，对方则快速与他人成婚来拒绝爱情，并退回一百多封书信，在给作者哥哥的信中写道，「请你委婉地劝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作者同时接到飞行队来信，上面通知「张大飞队长已于五月十八日在河南上空殉职」。那是重庆炎热如火炉的夏天，「即使妈妈也难于分辨我脸上流是泪还是汗」。
作者认为，上世纪中国人被日本人欺负，输在从领袖到国民的幼稚及散漫，她不满蒋介石派阅历不深的蒋经国赴俄国谈判，更痛心张作霖死后让毫无经验的张学良主掌东北，错过至为关键的改革时机，否则东北日后绝不至于遭日军和苏军染指，二战后也不至于急速易帜。东北与神州的历史完全可能是另一种写法。
● 每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类教诲从中国人心底升起，总有一股力量将审视目光不知不觉从外部世界转向心灵殿堂，悲凉之情挥之不去：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已经二十年了。
零九年，香港有关「六四」的书籍大量上巿，其中最瞩目的是张万舒的「体制内」的揭密：《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六四」期间，作者张万舒任新华社总社国内新闻部主任，负责各地现场采访的第一手资料。
该书披露「六四」事件中军队入城的内情，十万兵力如何从六条路线向天安门广场进发。而当时连官方新华社也同情学运，党的喉舌「失控」。六月三日晚上，军队开进木樨地并开枪，新华社领导痛苦地表示，「今夜，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夜」；「历史将不会忘记这一夜」。六四镇压死亡人数，该书引述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谭云鹤指出，死亡人数七百二十七人，与中国红十字会记录的二千七百人相差甚远。
对于「六四」这宗震惊世界流血事件的定性，中共早已从「反革命暴乱」的严厉指控降格为「政治风波」，比七六年天安门事件更轻描淡写，其实也诠释了英国史学家汤因比所言「历史事件并非不可避免，它们只是事后看起来显得必然」。书中传出暗含的玄机，也可能是悔悟的先声。北京对「六四」的降格是否出自权宜之计，也可能为将来平反埋下伏笔。
● 尽管「文史不分家」，但似乎读王鼎钧回忆录，才能真正品尝「读人生，就是读文学、读历史」味道。王鼎钧笔耕六十多年，他的《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和《关山夺路》感动读者，零九年问世的《文学江湖》是该套回忆录第四部，时代风云、中华当代史尽入其中。
回忆录是「彷佛自焚的过程」，王鼎钧自信「我不选择读者，读者选择我」。他文字酣畅淋漓，甚至从听觉上精妙雕琢，留意「农胞」与「脓包」、「总统视事」与「总统逝世」、「步下飞机」与「不下飞机」等等混淆与滑稽。作者是冷静的理性主义者，认为情治机构像外科医生一样，有存在的合理性，他通过跟特务打交道，向体制建言抵制「红包」陋习，蒋经国从善如流，在文宣中把「红包」称为「臭包」。
但渴望去美国的作者，绝不拿为情治机构服务的承诺换取出国机会，他坦言「我忠党爱国，但绝不当特务」。而真地到了可以赴美，王鼎钧感到赴死般难受。作者通透人性，认为「虫再怎么多，永远被鸟吃，这是食物链、食物塔关系。所以好人对付不了坏人，伙计永远受老板摆布」。虽对人生悲观，但他始终维持童心与幽默，将人生变为享受。
● 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九十年代初曾出现这样的追问。其实，主义之辩在国际社会展示得更精采。苏联与东欧坚决告别社会主义，而与此同时，饱尝血汗工厂、通货膨胀、外债和失业之痛的拉丁美洲国家却选择「向左转」。
香港自由撰稿人、战地记者张翠容多次亲临拉美现场，推出《拉丁美洲真相之路》一书，讲述这些追寻社会主义的国家如何推行土地再分配及重返国有化的政策，尤其是委内瑞拉用国有化后的石油收益推动农业、旅游等产业，再资助无数合作社。但作者也指出，拉美的社会主义运动加进了一些宗教信仰的元素，与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有所不同。
在古巴——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最资深的拉美国家，作者仍遇到传统社会主义最受诟病的「物质匮乏」，她在当地经常吃不饱，普通民众更饥肠辘辘；一位大学生须打暑期工二个月，才买得起一条表里二种颜色的短裤，好让自己觉得拥有两条。
但古巴官方宣传：「我们穷，但我们有笑容」、「我们穷，但我们没有一个人饿死」。可是，谁都知道，吃不饱必定笑不出，而饿死与长年饿得半死，两种痛苦并无太大差别。问题是，这里的人们无权对生存方式﹑对社会制度作出自愿的选择。作者强调，她写的不是学术，也不是「大论述」，她写的是人性，是记录面对动荡与灾难的人们，如何仍然拥抱美好理想、勇敢追求、无惧错失。
● 《我们台湾这些年》在大陆首印三十万册。可能在绝大多数台湾人看来，这本书毫不奇特，反而分外平实。作者廖信忠是从台北到上海工作近两年的「七十后」，讲述三十多年来台湾政治风云大事件与个人成长小故事。可是，大陆民众尤其是中年以上人士读来讶异万分，两岸的政治生态竟如此相像！二十多年前，两边当局都为相同的人口压力而苦恼，宣传口号更雷同：台湾是「一个孩子不算少，两个孩子恰恰好」；大陆是「一个不算多，二个正正好」。两岸对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崇拜也十分近似，台湾小学生要背「蒋公遗嘱」，要唱「蒋公纪念歌」；而大陆小学生要背诵「毛语录」，语录歌也没少唱。
至于廖信忠父亲被负责维护稳定的警总请去「喝茶」；因为海外背景，或同情异见人士，被扣上了「国际阴谋集团」的帽子等等，生活在大陆的文革过来人感同身受，简直有切肤之痛。所以有大陆网民说读到书中台湾政治状况，「让我总有一种冲动，如果是电子文本，我会马上把『台湾』替换成『大陆』，读起来照样逻辑通顺」。
正是廖信忠书中的这张逻辑之网，尤其他台湾平民的身份，在大陆引发意外的热潮，红了半边天。台海从共同过去走向共同未来，应是顺理成章；而廖信忠谱出两岸从人心融合到政治互动的前奏曲，可说居功厥伟。
回望二零零九年度的十大中文好书，可发现从赵紫阳回顾改革大业的得失，到张万舒对「六四」事件的全景实录；从陈志武对金融的深刻反思，到周光蓁《中央乐团史》中透出的中国政治变幻的旋律……作者们的笔下风云，都透着唯恐华夏民族因劫难而沦为精神侏儒的惊惧，似乎都与龙应台童年时代铁皮屋顶上千军万马般的雨声发生着共鸣；「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所有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某一个码头——上了船，就是一生」。深谙「以史为鉴」的中国知识人也都在登船，那是民族信念之船，那是文化苦旅之船，寻找中华民族的理想彼岸。一如历史上华夏知识人那样，为民族文化的延伸、与当下未来的互动，写出无愧于大时代的巨献，也由此获得生命的意义。■
1. 赵紫阳 《改革历程》：主张中国回到民主与法制轨道解决种种矛盾
赵紫阳生于1919年，河南滑县人，1980年代先后担任中国总理、中共中央总书记，是中共改革派重要领袖之一，曾一度被认为是邓小平的接班人。1989年六四事件中，赵紫阳因同情学生和反对武力镇压，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于2005年逝世。
2. 龙应台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
龙应台1952年生于台湾，原籍湖南衡山，1974年毕业于国立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国求学，获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1984年于《中国时报》撰写「野火集」专栏，引起热烈回响，1999年出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现任香港大学、台湾清华大学教授。
3. 陈志武 《金融的逻辑》：市场经济是个人解放的必由之路
陈志武1953年7月生于湖南茶陵，1983年获中南大学学士学位，1986年获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1990年起在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现担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倪创辉，1978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79年参加对越作战，1981年参加支持法卡山作战，历任文书、班长、副团长、处长、武装部政委等职，先后六次立功，在军内五家杂志社担任特约记者或通讯员，发表大量学术文章和新闻报道，着有诗集。现居深圳。
周光蓁，祖籍浙江，澳门出生，香港长大，香港大学中国音乐史博士、亚洲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香港电台节目顾问、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演艺小组（音乐）成员、香港艺术发展局审批员。专门研究西方及近现代中国音乐文化发展史，并撰写音乐评论。
齐邦媛1924年生于辽宁铁岭。1947年武汉大学毕业，任台湾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助教。1967年赴美印地安那大学进修比较文学。1969年回台，曾出任中兴大学外文系主任、台湾大学外交系教授等职，讲授英国文学史、高级英文、翻译等课。
张万舒生于1938年，安徽肥西人。1958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曾任新华社安徽分社记者、采编主任、副社长，新华总社国内部副主任、主任，新华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全国第六届人大代表。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王鼎钧1925年生于山东省临沂市苍山县，1949年来台湾，于中国文化学院等大专院校讲授新闻写作，先后任职中国广播公司、中国电视公司、中国时报。1978年前往美国新泽西州，任职于西东大学双语教程中心。退休后，旅居美国纽约，专事写作。
张翠容，香港资深新闻工作者、战地记者，曾在多家国际传媒工作。曾参与采访的国际大事：巴尔干半岛危机、东帝汶独立运动、以巴冲突、伊拉克战争等。曾出版书籍：《行过烽火大地》、《大地旅人》及《中东现场》。
10.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谱出两岸从人心融合到政治互动的前奏曲
廖信忠，1977年出生于台湾；1984年上小学；1989年读国中；1993年读淡江高中；东吴大学哲学系毕业。1998年参加成功岭大专集训； 2008年在上海开启全新的一段人生。他在天涯网站写博客，谈自己及家庭的经历，引起大陆读者热烈反应。
亚洲周刊二十四卷三期 (2010-0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