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马华文存社会卷 90年代

总编辑：戴小华

主编：陈亚才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出版

时代的声音《当代马华文存》

“风狂兩骤”是80年代的马来西亚最好的写照，民办华文大学的理想受挫、三保山事件、官方机密法令的通过、合作社风暴、新教育法令、华小高职事件、茅草行动，为华社带来的是惊悚与悲痛，90年代工业大蓝图的提出，回儒文明的交流，2020年宏愿的呼喚、教育法令及大专修正案的通过、独中注冊与地税的解决、华社民办学院的开创,华小获准增建搬迁、华社诉求的浮现，在在令人感到华社于政经文教方面，似乎渐有了解困的迹象。然而，紧接爆发的亚洲经济风暴、安华事件、立百病毒事件、世纪大选所带来的冲击，犹若一场世纪风暴，不但掲开了马来西亚许久以来深藏不露的真貌，冲击了市井百姓，更震撼了心思敏锐的评论作者。尤以马来西亚华裔评论作者更加急切地要为向着社会进步、政治民主、司法公正、种族和谐、华教永存、国运昌隆这—梦想的实现推进善。在此种情态下,马来西亚的评论总为后人留下了既充满激情又充满焦躁的沉重感。

《当代马华文存》共收录了3百位评论作者的840篇文章，约计5百万字，记载了20世纪最后20年的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其实图景，为其在政治、经济、文化、敎育、与社会各领域作了全面的观照。当我们重新检视那—时代曾发出的声音中，发觉特定的政治环境及媒体制约，使得评论作者无法走出具局限性，有些作者因而不得不持有一种伸缩性很强的生存自卫的紧张和防备。因此，《当代马华文存》的编辑印行，就某方面而言，既是对历史的反省和检讨本身,也蕴含了我们对肉身的批判。

当代马华文存10

社会卷·90年代

总编辑：戴小华

主编：陈亚才

编委：陆宇莲、郑云城、谢爱萍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出版

廖林水玉助印

当代马华文存10 社会卷(90年代)

作者：张永新、陈锦松、李金韵、杨培根、张景云、朱自存、谢春荣、朱永吉、黄家定、郑云城、吕公明、李雄之、陈亚才、邱瑞昆、李成金、叶啸、周忠信、陈再藩、林应泰、戴小华、郭素沁、张秋菊、郑秋霞、柯嘉逊、李霖泰、游若金、张永庆、黄孟祚、刘金兴、林瑞源、陈利威、曾庆豹、胡兴荣、詹运豪、黄家伟、杨凯斌、郑丁贤、林吉祥、曾玉英、吴铭富、王锦发、陈思源、庄迪澎、钱进逸、李会春、刘磐石、张木钦、许文荣、骆静山、罗志昌、罗正文、杨善勇、黄进发、陈忠登、冯久玲、陈仪乔、永乐多斯、欧阳文风、祝家华、蔡维衍、许万忠、翁诗杰、黄朱强、谢爱萍、戴德良、陈友信、林廷辉、宋婉莹、张启华、黄福溪、黎煜才、张肇达、刘敬文、何桑才、

总编辑：戴小华

主编：陈亚才

编委：陆宇莲、郑云城、谢爱萍

责任编辑：叶啸、丘惠中、柯金德、郭仁德

封面设计：史美星

发行人：戴小华

出版：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

Malaysian Chinese Cultural Society

4^th Floor, Wisma MCA, 163, Jalan Ampang,

504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03-21619709

Fax:03-21623646

总经销：大将事业社

Mentor Publishing Sdn. Bhd. (473710-T)

17, Jalan Balai Polis, 50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03-61883266

Fax:03-61885266

制作：大将事业社

印刷：益新印务有限公司(45169-K)

第1版第1印：2001年9月

定价：平装RM30.00 精装RM100.00

国际书号：平装ISBN983-2463-19-X 精装ISBN983-2463-09-2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总经销处调换.

倾听马来西亚——《当代马华文存》总序

戴小华

缘起

人应该要有甘当铺路石的精神，人也要有敢于做开拓者的勇气。

1987年，我正修读硕士课程，选择撰写的论题是《马来西亚的行政体系》，其时感到最困难的，是资料的匮乏。之后，常受邀为中学及大专院校举办的华语辩论赛担任评判工作，见到学生也为辩题的资料难寻所苦。于是，我有出版《当代马华文存》的构想.当我在1998年7月担任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总会长，就立意要在任内，为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编辑及出版一套能切合时代变迁，能反映华社思想面貌的珍贵史料。

一、

《当代马华文存》的编选计划拟定于1998年末。最初的构想是精选自马来西亚独立后至1999年12月31日间，以华文发表在马来西亚地区有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五大领域的评论佳作。希望推出一部能完整呈现马来西亚华裔在此特定时空下争取合理生活秩序的历程，以及在其奋斗的风雪途中所留下的时代纪录。

以上的编选设想是我们的追求；但追求与目标常常有距离.需要说明的是，编选文存需要掌握大量的资料。有了相当的数量，才有精选的基础。选定一篇，往往需要翻阅十几倍的文章。所幸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中国报、光华日报、华社研究中心、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的资料室都提供我们这方面的协助。除了编委会的成员，博特拉大学、工艺大学及韩江新闻传播学院共20多位学生也热心帮忙搜集资料。然而由于80年代之前的评论文章，在各资料室能搜集的不多，故只好将文存的选文时间设定在80年代及90年代这20年间。如有可能，将来再续编60年代及70年代的文存，则能呈现更完备的视野。

既然是文存，对于繁多的资料，必然有所取舍。取舍要得其当，必须要有一群学有专长、独立公正且具公信力的编辑委员才行。于是，我先邀请到两位在我国评论界卓有声誉的资深报人张景云及罗正文参与这项工作，并在征求他俩及华社研究中心主任林水檺的意见后，经一再研商，拟定了编辑委员会成员的名单。为了便于这项浩大繁琐工程的进展，我仅建议编委会的成员应多集中在雪隆区。兹将编委会的成员及工作职责说明如下：

编辑委员会成员（按姓氏笔划排序）：

顾问：刘鉴铃、林源德、黄超明、温子开

咨询编委：卜亚烈、王金河、许春、杨名万、陈爱珠、钟启章、黄兆平、彭早慧、萧依钊、雷子健、廖庆曾、潘友来

总编辑：戴小华

政治卷主编：张景云

编委：丘惠中、何国忠、陈锦松、祝家华

经济卷主编：蔡维衍

编委：何启斌、张燦泉、赖顺裕

文化卷主编：罗正文

编委：许德发、郑秋霞、游若金、潘碧华

教育卷主编：邓日才

编委：李宽荣、陈宝武、林景汉

社会卷主编：陈亚才

编委:陆宇莲、郑云城、谢爱萍

责任编辑：叶啸、丘惠中、柯金德、郭仁德

工作职责：顾问及咨询编委为荣誉职；总编辑负责统筹策划、撰写总序、收集文稿及校对；各卷主编负责写序、提供资讯、筛选及审定文稿；编委负责提供资讯、筛选及审定文稿;责任编辑负责收集文稿及校对。

二、

《当代马华文存》的编选工作是繁重的；实际的操作比预想的复杂得多。何况这套以时事评论为主题的大系在我国尚属首次。鉴于人们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即使他们并不同意它的内容；所以我们尽可能做到文存的作品能见解独到、视角多元、笔路万殊、题材丰富、诉求有异。我们相信，马来西亚历史迈进的脚步，涉及大动荡时期的各种思想，必须在这样的襟怀中才能有所把握。就这样，使得这项工作“难度很大”又“带有风险”，但是总要有人去做。我相信人的意识之外，的确隐藏着一座圣地，无论察觉与否，它总在那儿频频催促。我也清楚意识到，我们之所以如此不遗余力，乃是因为大家都了解到这项工作的意义与价值。何况这么做从中获得的自我满足感及快乐已非常多，所以，即使工作中历经不少曲折与艰辛，都已显得微不足道了！

我们在1999年3月29日先举行筹备会议，并于1999年4月29日正式召开第一次的工作会议，之后又陆续召开了7次工作会议及多次的各小组会议。此外，在1999年11月19日至21日及2000年1月22至23日召开过两次工作营。工作营期间，我们每天自早上9点到晚上9点止，除去两次半小时的茶点及一小时的午晚餐时间外，其余的时间全在工作。令我感动的是，编委会成员虽几乎都有工作在身，但无论是工作营还是会议，出席率均高达近80%。其间各编委有过集体的讨论，也有个别的协调。虽然，编委会成员曾尽了最大的努力；然而，限于时间，对浩如烟海的资料的筛选，难免有遗珠之憾；限于篇幅，对许多作品，只能割爱；限于人力，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祈望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这不仅是未来修订时的参考，也是我们再从事类似工作的依据。

不可否认，任何文集都必然呈现编者的主观，但是本文存各卷在形式设计和选文原则上仍力求编委们有一定程度的共识。另外，入选的作品是经过编委会反复比较和综合考虑决定的；有的文章很难划分归类，如选入政治卷的就不再选入其它卷内，以免重复；有的人选篇目或与作者本人看法未必一致，也请谅解为感。以下为编委会确定的选文原则：

(1)入选作品设定在1980年1月1日以迄1999年12月31日间，凡评论本国事务，并以华文发表在马来西亚地区的报章、杂志及书籍中的评论佳作；

(2)本国人用知悉真实身份的名字，以体现负起文责之精神；入选作者均不称呼其头衔，作者可在简介中自行列明，但以百字为限，并依照目录排序，冠以书后。

(3)态度敦厚，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言之有利于谋取马来西亚人民福祉之增进；

(4)立场公正，不问党派，不因人取文；

(5)完整精致之文优先，文长超过3千字者须取得原作者同意予以删减或割爱或弹性处理。

(6)入选作品按事件分类，按发表时间排序，其时间不明者，则推定大体的写作时间，酌为编入。

《当代马华文存》共收录3百位评论作者的840篇文章，几乎概括了马来西亚所有重要的华裔评论作者的思想精华。就某方面而言，是弥足珍贵的史料纪实和社会见证。为了慎重起见，在经过初校、二校后，我们将最后一校让作者亲自过目，以求将错误减至最低。

需要说明的是，因为80年代的资料难寻，而90年代的资料较多，因此不能按数量比例编选，只好80年代的尽量收录，90年代的作品精选一些，为的是给研究者及读者多提供一些资料。由于各卷相关内容的提示，主编已在序文中言明，故谨将各卷篇数列下：

1.政治卷（80年代）：72篇

2.政治卷（90年代）：99篇

3.经济卷（80年代）：63篇

4.经济巻（90年代）：100篇

5.文化卷（80年代）：65篇

6.文化卷（90年代）：81篇

7.教育卷（80年代）：65篇

8.教育卷（90年代）：100篇

9.社会卷（80年代）：82篇

10.社会卷（90年代）：113篇

三、

1957年，是改变马来西亚历史的一年，然而独立迄今近45年，马来西亚上空经常凄迷而少见晴好，尤以1989年发生的五一三种族冲突事件，成为我国政经变化的分水岭.一项为期20年的“新经济政策”却因不断出现的行政偏差，令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不仅感受到政治压力，发展也大受阻碍。

“风狂雨骤”是80年代的马来西亚最好的写照：民办华文大学的理想受挫、三保山事件、官方机密法令的通过、合作社风暴、新教育法令、华小高职事件、茅草行动，为华社带来的是惊悚与悲痛。90年代工业大蓝图的提出、回儒文明的交流、2020年宏愿的呼唤、教育法令及大专修正案的通过、独中注册与地税的解决、华社民办学院的开创、华小获准增建搬迁、华社诉求的浮现，在在令人感到华社于政经文教方面，似乎渐有了解困的迹象。然而，紧接爆发的亚洲经济风暴、安华事件、立百病毒事件、世纪大选所带来的冲击，犹若一场世纪风暴，不但揭开了马来西亚许久以来深蔵不露的真貌，冲击了市井百姓，更震撼了心思敏锐的评论作者。尤以马来西亚华裔评论作者更加急切地要为向着社会进步、政治民主、司法公正、种族和谐、华教永存、国运昌隆这一梦想的实现推进着。在此种情态下，马来西亚的评论总为后人留下了既充满激情又充满焦躁的沉重感。

《当代马华文存》记载了20世纪最后20年的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真实图景，为其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与社会各领域作了全面的观照。当我们重新检视那一时代曾发出的声音中，发觉特定的政治环境及媒体制约，使得评论作者无法走出其局限性，有些作者因而不得不持有一种伸缩性很强的生存自卫的紧张和防备。因此，《当代马华文存》的编辑印行，就某方面而言，既是对历史的反省和检讨本身，也蕴含了我们对自身的批判。

结语

《当代马华文存》虽非显示了马来西亚评论文章的“全貌”，值得欣慰的是，毕竟我们有勇气先去开拓。即使文存出版后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好在开头我已说了，人应要有甘当铺路石的精神。至少，我们的努力仍可以成为后继者走向成功的借鉴。相信将来在人力、物力、财力都不成问题时，更完美选本的诞生，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本书能顺利付梓，除了感谢编委会全体成员，丹斯里杨忠礼、丹斯里林源德、丹斯里郑福成、拿督林金华、拿督陈明水、拿督刘天成以及廖林水玉等人热心赞助经费，以及所有支持我们这项工作的人外；对于王赓武、王蒙、龙应台、沈慕羽这几位我所尊重的学术文化界的重量级人物，他们愿为《当代马华文存》撰写推荐词，本人于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言明本意，权以为总序。

戴小华

30-6-2001

主编序

陈亚才

《社会卷》收入80年代的文章82篇，90年代的文章113篇，合计195篇.这一百多篇文章所论述的课题范围广泛，含盖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尤其偏重与华人社会直接关联的事务。近百名不同背景和专业的作者，通过针破时弊，或者是分享构思、提供方案，共同发挥关怀社会的情操。

20世纪的最后20年，我国人民曾经生活在经济蓬勃、愿景明确的欢腾气氛里；也目睹了法治不彰、社会失序下百态横生的乱象。政治上，我国经历了5届全国大选，尤其是1999年的选举，对接下来政治与社会发展的动向冲击最大。“安华事件”导致马来社会的政治生态发生突变，动摇了“巫统即马来人，马来人即巫统”的传统说法；司法界和警察的公信力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反贪污局的独立性与威信，始终无法确立。

经济上，多年来平均超过8%的成长率，提高了马来西亚的国际声誉，也加强了各民族的自信心。漂浮不定的外劳政策，解决了人力资源的需求，也为社会留下不安的种子。好景不常，1997年席卷亚太的金融风暴，使我国陷入凄风惨雨之中。政府根据本身的方案应对危机，国内外的反应褒贬不一。挽救大企业的过程中暴露政商朋党关系和金融体系的种种弊端。而华基政党和华人社团则在华文媒体的配合下，自发性地落力推展爱国运动，在各族群之中显得格外突出。

以下我们选择这20年来社会发展的一些重点来加以探讨。

人口与种族关系

概括来说，种族政治与种族关系深深影响马来西亚社会的各个层面。我国多元种族的社会结构，实际上是一个研究种族关系的现成实验室。不过，这个现成的有利条件，并没有被充分利用。到目前为止，有关马来西亚种族关系的研究，仍然不普遍，也缺乏独立于政治之外的种族研究机构。

在多元种族社会中，各族群之间如何促进交流？朱自存先生在80年代倡议华人出版马来报章，多报导华人社会的观点，让非华人直接了解华人的思想和意愿，相信对加强种族团结是一种好的鼓励。他认为将吉隆坡的茨厂街称为“唐人街”是不恰当的，因为它具有少数民族及种族隔离的含义。

华社基本上接受以多元种族的角度来处理社会课题。但是，多元种族论的真正内涵及落实方式却是相当模糊的，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出现不同的诠释。例如，基于维护民族权益的前提，一些华社领袖鼓吹有能力者多生育，拉近与其他种族之间的人口比例，以便在政治上，尤其在选票上，能与他族互相竞争.这种论调至今还时有所闻，它反映出一些人的忧虑。持异议者则认为这种观点和做法，具有种族沙文主义的色彩，根本的解决方案，还是致力推行合理对待各种族的政策。

倘若奉行多元种族论，那么应如何看待单一种族的团体和活动？实际上，多元种族化应强调的是内容，而非形式。过度执着于要每一个团体都由不同种族组成，每一项活动都有不同的族群参与，这种做法未必实际，同时也不利于结社自由，而且，我们会不经意地贬损单元种族团体的好处和贡献。

妇女与儿童权利

妇女的社会与法律地位，包括回教妇女的地位，是日益受到热烈讨论的课题，要求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响亮。放眼我国现有的法令，在涉及男女平等权利方面，有好些法令对女性不公平，<1958年遗产分配法>与<1961年未成年人监护权法令>，便是其中的例子。

在人身安全方面，根据统计数字显示，妇女被强暴以及家庭暴力的案件有増长的趋势。性暴力对女性的伤害，不仅仅是生理的，也包括心理的。警方处理强暴案件的方式，一直以来引起女权运动者的诸多批评。强奸案审讯的一些程序，造成所谓“制度化的二度强奸”。被告律师对受害者的盘问，尤其涉及道德、品行、私生活以及一切有关性的背景，可能导致有关的受害人因为羞于启齿，宁可忍辱承受悲愤而不愿报案。

我国女权运动组织的发展，近年来有几个比较明显的重点：（1）从民权的角度争取法律条文的修改，以便确立及保障女性的法律地位.《家庭暴力法令》的通过与执行，是其中一项具体的成果；（2）设立妇女援助中心，为受伤害的妇女提供法律援助、心理辅导以及人身安全的庇护；（3）通过各种方式向官方及民间推动妇女醒觉的教育工作，以及培训社会工作者。

为了让青少年对两性关系有更正确的认识，一些妇女运动者鼓吹在学校推行性教育，传授有关两性的生理结构、性病、堕胎、节育、心理情绪的转变等内容。这项建议至今尚未得到教育当局的全面配合。

相对于妇女运动，儿童权利的探讨和推展工作就显得非常薄弱。在儿童领域，较普遍的课题是虐待儿童、性虐待、童工被剥削、家庭安全等。华人新村孩子的教育问题，也是受忽略的一环。

环境素质与公害

在这20年间，我国发生了多件震惊全国的环境素质与公害事件。霹雳红坭山亚洲稀土厂辐射毒害事件、马六甲水荒、雪兰莪双溪毛糯烟花厂爆炸案、雪兰莪淡江高峰塔倒塌事件、迷漫全国的烟霾、以及夺走100多条人命，使我国养猪业一时陷入困顿的猪农与“立白病毒”事件，都是大家熟悉的例子。

这些环保与公害事件，不仅影响生活素质，也大大地考验官方与民众的环保意识、政府部门的行政效率与专业操守、危机管理的能力，以及社会大众的互助精神。

以红坭山事件为例，它首先反映了先进国家的自私自利。含辐射性的稀土在日本早已被禁止生产，可是竟然转移到我国来；更令人惊讶的是我国政府竟然批准设厂生产。为了这一代与下一代的健康着想，为了留给子子孙孙一片净土，红坭山居民自行组织起来，弱势的村民发挥了难能可贵的强韧精神。漫长官司的缠绕和重重压力的干扰，还是无法拖垮他们。红坭山居民为环保抗争运动树立了令人尊敬的典范。

1990年代初期开始，烟霾已经成为我国上空的“常客”，从局部和地区性发展成为全国和区域性。据说问题的根源在印尼。除了我国，新加坡、印尼、汶莱也经常不见天日。在高峰时期，空气污染指数竟然成为不得随意公布的机密数字，大专学术人员受指示不得针对烟霾与空气污染课题向外国媒体发表评论。不论对环保运动或学术界来说，这都是一大讽刺。

外劳的问题

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我国的一些行业对人力资源的需求殷切。为了缓和劳工短缺的难题，政府便推行开放政策，大量引进外劳。来自菲律宾、印尼、泰国、缅甸、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等地的合法及非法劳工，先后蜂拥而至。最高峰时期，我国外劳人数将近两百万。他们主要分布在劳力密集的行业，例如餐饮业、种植业、建筑业等。

外劳协助解决人力问题，但同时也带来诸多问题，社会治安的问题最令居民担忧。外劳的涌入，造成本地劳工与外劳之间的恶性竞争与磨擦，剥夺本地劳工的就业机会和压低工资。外劳政策的不稳定，政治动机与包庇现象的存在，导致外劳课题变成社会安全的计时炸弹。

媒体动态与挑战

我们所说的媒体，包含平面媒体（报章、杂志、书刊等）和电子媒体（电台、电视台、网际网络等）。一般评论文章讨论平面媒体多于电子媒体；其中又以华文报章为焦点。

检视80年代有关华文报章的讨论，相当集中在报章运作与生存空间。前者涉及报章的内容（新闻稿的文釆与错别字、标题、新闻的取舍、社论的写法等等）、编采人员的素质、新闻从业员的待遇等。随着我国教育制度的转变，学习华文的机会越来越少，华文水平日益低落，一般担忧华文报将面对读者逐年下降，以及编采人才短缺的困境。

报业到底应定位为文化事业？还是营利事业？还是文化发展优先于营利的考量？这类讨论还是相当普遍。新闻自由与新闻禁忌也是热门课题；尤其是〈官方机密法令修正案〉通过后，媒体的处境更为恶劣。实际上，除了各种法令的钳制，报社业主、政治人物、利益集团、广告刊户、不顾专业道德的新闻从业员，也可能通过不同的管道和角色扮演，构成扼杀、滥用或限制新闻自由的目的。“国家的利益”与“现任政府的利益”之间的混淆，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跨入1990年，诽谤诉讼案的高额索赔，对新闻报导的自由是一项严重的威胁和打击。一些新闻工作者为避免误踏‘地雷’，宁可放弃一些可能会触及诽谤官司的重要新闻追踪。这无形中削弱媒体作为第四权的监督角色。

从“华人大团结”到“民主人权”

社会上处处揭示、时时强调的政治、社会或教育性口号，无非是该时代致力推动与贯彻的主流思想和价值观。实际上，口号往往提供正反双重信息，正面的陈述之外，也间接透露特定时空中的社会问题与症结所在。例如，当“华人大团结”成为一再重复提醒的话语，除了表示对团结的殷切期待，似乎也意味着现阶段的华人不团结或者不够团结。

1981年，大马华人文化协会在吉隆坡主办“大马华人社会问题研讨会”，其宗旨为：（1）窥察华人的历史，寻找分裂的因素；（2）认清华人的缺点，面对今后的挑战；（3）从现实生活环境，检讨团结的可能性。这3项宗旨，为我们勾勒了对当时华人社会状况的某些评估。

如果说“华人大团结”是70年代的主调，那么，从80年代跨越到90年代，引领华社的主流思潮，恐怕非“民主人权”莫属了；尤其是1985年〈华团宣言〉发表以及华团民权委员会成立之后。就社会发展的长河来说，〈华团宣言〉的划时代意义，在于以民主人权的普世观点，从多元种族的角度出发，逐渐取代华人社团过去所惯用的民族主义立场。这种转变，为华社在思想上开拓更为广阔的空间，使华社能够在民主人权的共同基础上，与其他族群及团体进行交流或交涉，缓和了种族本位所可能形成的对峙局面；民主人权也成了批判化解狭隘的种族主义的理论基础。

华团的探索与实践

谈到华人社会，不能回避华人社团。华社的动态与生命力，在相当大程度上是通过华团来运作及推动的。

近年来，非营利机构(Non-profit organization,简称NPO)的社会角色倍受肯定，非营利机构的管理也趋向专业。有人形容非营利机构的重要性，宛如“为社会点亮千盏灯火”；当代管理学大师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甚至强调“非营利机构是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非营利机构造就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而我国的华团，正是协助点亮灯火为社会照明的非营利机构。

从独立之前到现在，尽管社会经历不同阶段的变迁，华人结社的传统不曾间断,一个个的华团组成了华社独特的网络。除了团体的个别创立目标，华团网络的整体核心功能，便是结合众力回应及解决华社所面对的挑战。华社经常动用这个网络来为社会谋求福利。举例言之，照顾同乡新客、协助筹款发展华文教育、透过乡情集资投资大企业、推动社会新观念新风气、向政府反映华社意愿和立场等等，都是启动华团网络进行及完成的公共事业。

综观80年代和90年代，尽管冬眠的华团不少，但是一些活跃的华团展现了充沛的活力，当中也有一些纠缠于内部的纷争。这20年的光景，基本上可说是反复探索和实践(trial and error)的年代。对外方面，华团不断在定位、角色扮演及实践方式上作各种新试探，当中华团领导机构本身也经历了领导中心的确立与分化的过程。对内方面，“华团现代化”是最概括性的努力方向，它包含章程的修订、组织结构的民主化、选举制度的合理化以及行政运作的专业化等。

从1983年全国华团文化大会的召开、“为华社开拓新境界”研讨会的举办(1984)、《华团宣言》的发表与民权委员会的成立(1985)、《华团宣言第一阶段九大目标》的公布(1986)……《全国华团文化工作总纲领》(1996)、华团兴革运动(1997)、一直到《全国华团大选诉求》的提出(1999)等等，都是进行动员与探索前路的例子。有的影响深远(例如《华团宣言》)，有的很快便被束之高阁(例如《全国华团文化工作总纲领》)。

组织上，由董总、教总、各州中华大会堂及中华工商总会所组成的“十五华团”，可说是80年代名副其实的全国华团领导机构。许多重要会议的召集，社会运动的推展，华社意愿的反映等，都是以十五华团马首是瞻。

随着1991年全国中华大会堂联合会(简称堂联，其后改名为华总)的成立以及领导人的更替，十五华团之间原有的良好合作关系开始产生变化。几个主要华团在处理涉及国家政策以及华团事务的手法，常常出现不咬弦的现象。彼此各自为政，坚持本身的方法和管道解决问题。针对《全国华团大选诉求》，华总“认同但不签署”的立场，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91年11月250,十五华团召开最后一次联席会议，会上作出两项决议：

(1)为了沿袭十五华团的精神与合作关系，十五华团今后改组为三大机构，即包括堂联、董总和教总；

(2)十五华团属下的4个组织，即华社研究中心、文化基金会、检讨教育法令专案小组以及全国华团民权委员会，应归属于三大机构，而由三大机构轮流托管。

决议虽然明确，合作精神却难以维系。华社研究中心首当其冲，在过渡时期管理权陷入“托管”与“归属”的争议；与此同时，原本得以分享《工商指南》盈余的华研，也随着《工商指南》被易名为《工商资讯》，此一经济来源也被切断。

华团现代化

80年代谈到华团管理的现代化，“五化”的说法曾经盛行,即观念现代化、管理专业化、组织年轻化、活动多样化以及体系制度化。可惜“五化”的提法流于概念，缺乏一套可供实践的具体方案。

90年代中期以后，有关非营利机构经营管理的概念开始萌芽。雪隆海南会馆联合乡团举办了“迈向21世纪地缘性组织所扮演的角色”研讨会(1995),其后又举办“非营利机构的经营管理”研讨会(1997),反应令人鼓舞。行政运作方面，林昌平先生非常用心从事理论与实践的建设，先后出版了《品质、管理、体系：从ISO 9000谈起》及《社团的品质、管理体系》。另一位笔耕勤快的李雄之先生，曾长期在社团服务，对社团实务运作了如指掌，经常在报章上撰稿剖析华团内部的各种状况。

1999年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荣获ISO 9001国际品质管理体系的认证，成为我国民间第一个荣获此项荣誉的华团，可谓开风气之先。天后宫努力的成果赢得了不少赞赏，可是向它看齐积极跟进的团体却是寥寥无几。

修改过时的章程倒成为华团近年来的风气。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废除永久董事制是一个重要的个案。雪华堂的章程规定，有22个会员团体无需经过选举而自动成为董事，也就是“永久董事”。有关永久董事存废问题的讨论，最先在1980年的常委董事会议上提出。废除永久董事的提案则在1986年由雪兰莪彭氏联宗会代表彭谷明先生以书面提出，碍于客观条件不成熟，所以功败垂成。此后，不时有董事提出要求修改章程。1999年4月25日雪华堂召开特别会员大会，出席的会员团体以155票赞成，29票反对，11张废票的表决结果，通过废除永久董事的制度。这是社团民主化的一项重要发展，但相关的诉讼案尚在审理中。

马华文化的冲击

限制应用中文的问题，不仅发生在教育界，日常生活中也不时面对种种刁难。1983年文良港招牌风波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市政局拆除华人餐馆的招牌，原因是马来文的字体没有比其他字体大一半以上，不合规格。第三电视(TV3)拒绝播放华语新闻、禁止播映电视剧《包青天》等，都是引起普遍非议的个案。

相对而言，香港文化的入侵，更是持久而深远。80年代本国电视节目是否缺乏吸引力，评价上恐怕见仁见智。但是，同时期香港录影带泛滥成灾，倒是不争的事实。除了南马观众可以转看新加坡电视台的节目，在其他各州，观看港剧成为许多家庭的重要的消遣和娱乐。

社会工作者担忧沉迷观看录影带的风气改变家庭的生活方式；录影带里粗言秽语、暴力和色情镜头影响本国的社会风气和青少年。这种担忧不无道理，但是源源不断的录影带供应，显然有紧密追看的众多观众作支撑。因此，担忧归担忧，录影带文化的浪潮不易阻挡。

此外，香港的暴力与色情连环图书涌入我国，在本地市场销量可观，各书报摊几乎都可以买到。内政部虽然宣称进行扫荡和禁止进口，但毕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姑爷仔”与少女卖淫一时成为报章上的热门新闻；“游荡文化”敲醒大家关注亲子关系和青少年问题。于是一些团体推动“关心社会、净化人心”的社会教育运动。

文化遗产与古迹保存

1980年至1999年的20年间，有3个事件唤醒华社认真看待历史记忆，维护及流传先辈披荆斩棘以启山林的贡献。就实体或实物而言，就是保存文化遗产与维护历史古迹。这3个事件分别是(1)马六甲三保山事件(1984)、(2)新山柔佛古庙山门被拆事件(1991)以及吉隆坡旧飞机场路各族墓园搬迁事件(1996年至2000年)。三保山事件是醒觉运动的重要开端。

位于马六甲市中心的三保山，占地约106英亩，相传为郑和下西洋时在马六甲的驻扎地。400年前马六甲第二任华人甲必丹李为经从荷兰人手中购得此山，捐献给华人社会作为墓地。该墓地有超过一万个坟墓，年代最久的约为3百年。1949年〈青云亭法令〉通过后，三保山及青云亭的管理权交由青云亭理事会负责。

1983年10月，马六甲州政府致函给三保山信托人，即青云亭理事会，表明州政府有意征用及铲平三保山墓地，作为发展商业及住宅区用途。这个消息传开后，马上引起华社的关注和议论。古迹保存与经济发展的争辩就此展开。

实际上，青云亭、华团及朝野政党对州政府的宣布反应不一。华社普遍认为州政府意图不良，处心积虑要毁灭华族对本国作出贡献的历史见证。时值马华公会发生党争，梁维泮派与陈群川派也通过三保山的存留课题进行角力。民主行动党则积极展开保山运动。

“捍卫三保山”很快变成一个全国性的课题。华社一般从历史与文化古迹、马六甲王国与中国明朝的友好关系、华巫两族之间的的情谊切入，开启了关心及维护古迹的观念。保留及美化三保山是逐渐达致的共识，美化三保山也是抗衡铲平意图的手段和短期目标。

甲州政府自始至终都诉诸强硬威迫的手段，企图迫使青云亭、乃至整个华社屈服。州政府的行动包括向青云亭追讨数额达200多万的三保山及日落洞山拖欠的地税及逾期罚款（实际上青云亭理事会前此已经获得这两个墓地豁免缴交地税的书面通知）。事件闹上法庭，经过7年的诉讼，在1991年宣告庭外和解。之后又在发生追讨地税的风波。

三保山事件过后，1991年12月29日凌晨3时左右，执法人员强行拆除新山柔佛古庙的山门。有人形容古庙山门坠地，如同划开一道历史的伤口。

整个过程令华社愤慨，对华社而言也是一种机会教育。人们从不知何谓“山门”，开始尝试去认识华人传统建筑的格局与特色，探讨古庙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在三保山事件的基础上，古迹维护的观念虽然进展缓慢，但有所提升。进展缓慢的因素之一是因为一般人尚未摆脱“挑战与回应”的关注模式，课题发生时激情高昂，课题过后，热情也随着消退。

吉隆坡旧飞机场路义山与墓园搬迁风波，除了重复议论城市发展与古迹保存的矛盾与冲突外，牵引出有意义的新观念新发展：

（1）城市发展应建立在平衡共生的基础上，兼顾经济发展、社会传统与文化、环境以及公共设施，而不仅仅是在空地上塞满建筑物；（2）更深刻地探讨墓园保存的意义与困境。经过这次事件的冲击，一般人对义山的管理素质有更高的要求；（3）学习通过对义山碑铭等静物的研究，探寻社会的动态发展，包括社区的形成、人口结构、种族与行业的分布等等。

通过这3个事件的机会教育，大家对“古迹”不再那么陌生，对义山的负面印象略为改观，但是社会教育与推广工作还是有待投注更多心力，包括编撰普及性参考读物等等。

尾声

对一个人的生命而言，20年是一段漫长的岁月；从时代与社会发展的脉络来看，20年的时光仿佛一晃而过。所谓“凡努力过的，必留下痕迹”，《社会卷》里近百位作者的心血，正像是一盏灯、一张地图，引领读者重新发现80年代和90年代的社会风貌。如果阅读历史真能鉴往知来，那么就祝福读者从认识及总结过去，得以发现及开创前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