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
研究进程
《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的编撰研究计划进行九个阶段。编委会召开19次的联席会议及多次的各小组会议：从第一阶段的筛选入传人物；第二阶段的发出撰稿人邀请函；第三阶段的收集文稿；第四阶段编辑委员会审核稿件；第五阶段主编重审；第六阶段校对；第七阶段排版；第八阶段外审；第九阶段修订。由于编委将收录人物分梯次进行筛选，以及计划幅度极大，因此有一些阶段的工作是重迭进行的。
首先，编委会将收录人物分梯次进行筛选，以全国性及较无争议性的人物先纳入第一梯次入选，再循序渐进，进入第二梯次及第三梯次人物筛选。至于第二及第三梯次的入传人物，是较倾向于地方性及具争议性的人物。针对此类人物的入传标准，编委会成员多次在联席会议上针对这两个梯次的人物进行商讨，最终于2009年尾，集中了第一、第二、第三梯次的收录人物，初步拟定了一项入传人物名单。
收录人物确定后，各组寻找适合的撰稿人并发出邀请函。无论是人物筛选、发出邀请函、抑或是等待回稿，编委会选择以分段的方式同时进行，以掌控计划的进度。
在发出邀请函及等待来稿的同时，编委也展开了一系列的汇报会，以便听取各方反馈和意见，使撰写工作更加完善。主编何启良于2009年11月及12月分别在南洋理工大学的中华语言研究中心及南方学院举行了第一场及第二场的汇报会。编委也决定到东马考察与交流，希望能聆听一些东马文教界人士的意见。因此，编委透过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联系当地的学者及文化人，于砂拉越的古晋和诗巫举行了两场汇报会(2010年2月21、22日)。
2010年4月中旬，编委于槟城韩江学院举行汇报会，许多当地的学者、文人均参与并提出见解供编委参考。5月中旬，编委在彭亨武吉丁宜举行了第一次“脑力激荡”工作坊，与特邀嘉宾针对入传人物、书名、入选标准、国际性、全国性、地方性人选问题、审核、修改文稿问题进行交流。
无论是在汇报会上抑或是在脑激荡工作营中，编委会所接收到的回馈中，都面对收录标准、质疑入传人物的资格等争议性问题，对此，编委采取开放式的态度，认真聆听建议。
编委会一致达成共识，以“历史人物志”为编撰的主要视角。《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的编撰，不应仅限于挑选一些当今的华人精英人物，更重要的是人物本身可以带出马来西亚的华人历史及人物的历史精神，反映数百年华人南来到如今“走出马来西亚”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是故，《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计划选择以历史进程为视角，编撰这一本马来西亚的华人人物志。
计划进行中，曾有收录的人物，经再讨论(认为份量不足者)而被剔除，或是数据不足无法成文而无法入传。
2010年全年的主要进度，除了进行汇报会及工作坊以外，编委会集中于发出邀请函、收集文稿和审改文稿。与此同时，编委会也不断寻找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中值得收录的人物。自2009年12月始，主编及各小组召集人已开始对文稿进行第一次的修改审核。编委为求入传文稿必须达到学术标准的要求，收到文稿后，小组召集人首先把关，对文稿进行审核。若文稿的格武或内容未符合标准，则要求撰稿者进行修改。此审稿程序一再重复，直到文稿符合基本标准，则可呈交予主编再次审核，此乃小组之文稿审改程序。主编审核后，若通过，则可发出稿费。倘若主编未能通过该文稿，则再交给小组召集人，按主编审核时所提之建议进行修改。此审稿程序一再重复，直至文稿确定被录用。确定录用之文稿，则会发出稿费。
进入2011年，编委会集中于审改文稿。撰写稿件进行审核、复审、修整，不合水平、标准即重写、或修正、或退稿。除此之外，也在联席会议上多番讨论第四、第五及第六梯次的入传人选。多番讨论的结果，确定了第四、第五及第六梯次收录人物，而未能收录者则尚在考虑名单中，并进行数据收集再作考虑。2011年下半年，编委会除了继续审改文稿及筛选入传人物外，亦处理人物照片。
2012年2月编委会在Kampung Janda Baik举行为期5天4夜的第二次“脑力震荡”工作坊，编辑工作进入最后阶段。主编与各小组召集人全体集合审改文稿，更严密审查文句、查核数据、统一写法等。
2012年3月至10月，主编再度审阅、批改全部稿件。编委会继续举行了多次会议，商议照片、素描、排版工作。编委会亦继续讨论收录人物，有资料不足者、有缺撰写人者，尽力完成工作。最后为了解决照片版权问题，邀请画家进行照片素描。撰写稿件继续进行审核、复审、修整。
2012年10月至12月，校对、排版、素描工作继续进行。
2013年1月至4月，主编完成<导言>；编辑索引、目录；送出外审。
2013年5月至12月，修订、完成。
一、引言
《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结构上是一本人物传略，录取和撰写马来亚、马来西亚百余年间具有社会影响和功绩成就的华人，记述他们的生平及所经历的重大事件，突出其领域的责任、参与和贡献，并叙述人物的思想情操、性格特点，以及历史地位。它的实在内涵则是一本马来西亚华人群体族谱。《人物志》全四册，人物生年始于17世纪（注1），活动期止于2000年代尾左右（注2）；可以视之为约三百五十年来马来亚、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史的缩影。全书以人物名字拼音字母排列，“内篇”420人，“外篇”12人，共432人。书后有附录帮助读者寻找各种阅读脉络，包括领域分类排列、生卒年代时序排列、出生地分类排列、籍贯分类排列等。全书牵连七、八代马华人，横跨三百余年的岁月，包括前英殖民时期与英殖民时期的约一百余年、二次大战期(日治期)的约四年、独立后马来亚、以及马来西亚联合邦的约五十年，足以反映马来西亚华人从中国南来、生根、建设，以至面向世界的各个阶段在各领域丰富多彩的参与，以及他们在一个新兴国家曲折动荡发展中的角色。无论就人数、成就、领域来看，都可以呈现出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参与的幅度、广度与深度。
历来无论是学界或商界都有出版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之类的书籍，有人物传略，有人名录，也有人物表。这些志书人物传的写法五花八门，多是人物基本资料简介或拼凑，如照片、职业、籍贯、头衔等，许多形同履历表或个人辉煌史。大部分似以“量”为突出点，以显收集数据之艰难以及人数之众多。其质量虽然高低不一，但是帮助存史的功能却是很大的。如黄尧编的《马星华人志》(1967)不失为一本帮助我们了解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的编着。较具学术水平的，有许教正主编《东南亚人物志》(1965)和宋哲美主编《新马人物志》(1969)。其它则较侧重在收录社会闻人、名人、富商等，如叶观仕编的几本名人录（注3）；也有以籍贯为收入标准的，如许武荣编《潮川人物志》(1960)；曾心影编《闽人创业史》(1970)等；或集中于地方区域性人物，如李永球编《移国：太平华裔历史人物集》(2003)，张少宽着《槟榔屿华人史话续编》(2003)，吴华编《新山华族人物志》(2006)等；或收集行业的人名录，如马仑编的几本有关马华写作人的名录。（注4）这些出版，以一地、一业、一籍贯为主轴描述与勾画人物，尚属可为。（注5）英文编写的出版著作亦为数不少，许多广泛的录取马来西亚各族群的人物志，集中主题或范围录取人物的，或政绩显着的政治要员、或杰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或著名的英雄模范人物、或体育杰出人物等，都可在坊间找到。（注6）集中编纂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的，成就最显着的是Lee Kam Hing和Chow Mun Seong，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in Malaysia。（注7）。近十年来在网站出现的相关资料亦不少，且搜索方便。各类语文、媒介的数据，大量的文献综述，洋洋洒洒，加起来至少有数千万字，蔚为壮观。这些书写方式成绩斐然，累积成为一个庞大的数据库。事实上这些素材也是此书各位撰写人的重要数据源。
本书有异于上述出版物，在于录取人物领域的广泛、筛选入志人物的精谨（注8）、要求书写方式的统一，以及撰写作者人数的众多。更重要的，是编撰此书的论述架构，是把人物置放在马来(西)亚的社会史上、同时站在“本地视角”理论立场、加以阐述。历来马华学术界并没有“史观”之争，但是近十年来全球化的趋势以及在地意识的消弱，我们预见性的提出马来西亚历史必须从“马来西亚史”来撰写的立场。本书编纂的策略，是在人物人数总量控制下，广中求精；它录取了各领域的特出人物，述议结合，总述人物的事迹功绩，给他们一个适当的时代角色，甚至历史定位。同时，通过这些人物的论述，呈现出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百年来壮阔的历史进程和现实的曲折变迁。
《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事实上是一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史缩影。它以人物为主题，突出人物在马来亚、马来西亚不同历史阶段
里的作为与作用。历史在进展、演化、变迁，而人物作为之大，是公认为最主要的动力。无人无以记事，无人无以彰史。以这些人物为载体，足可反映一个族群离乡过海的冒险历程，足可反映一个地方某方面历史的大势大端，足可折射出一个地域内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脉络和兴衰起伏的变化过程。社会是各种各样人物纵横驰骋的舞台，其中各类代表人物的活动更为历史增添了绚丽的色彩。马来西亚华人史如果要获得的全面性的论述，人物志是不可缺的重要元素。
马来亚、马来西亚华人的身份认同的演变轨迹，亦可以书中窥其一二。马来亚、马来西亚华人历史早期是一部移民史，一方面思想意识上面向祖籍国，另一方面在新地斩棘披荆，以图求存发展。大战期间投入支持抗日，捍卫家国，前仆后继奋不顾身。争取独立期间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塑立公民地位逐渐本土化，深化国家认同与多元文化，五十年来凭着自身的努力和才华，奋发图强，如今在全球化国际化的浪潮下，跨越国界，走向世界。从华侨、华人、到华裔，再到世界公民，每一阶段图景灿烂，其历史嬗变过程宏大、漫长而辛苦，用心的读者不难看出这本书叙事论人所包含的社会历史意义。
以下是编纂此书的一些重要概念和结构，我略陈管见。
二、人物的历史作用、人物志的撰写
英国19世纪著名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曾说：“世界历史只不过是伟人传记罢了”(“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is but the biography of greatmen.”)（注9），口气虽有调侃之意，但是却说出了人物在历史推进作用的关键性。既然人物在历史进展里如此显耀，那么就不得不进一步的记录和评论了。这方面历史学者是有不同派别和立场。有些不主张评论，只叙述其事即可，即所谓“述而不作，叙而不议”的记述体；然而另一种做法是“以史为鉴”，夹叙夹议，叙议结合的论述体，评论是必要的。此书的编辑方针较倾向于后者。
评价历史人物要考虑什么因素？这个争论性就更大了。西方主流学界认为，我们必须从人物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其天赋、性格、心理、意志、质量等个人素质对当时人民和社会的影响两个方面去考察。后来马克思学派的出现，颠覆了这个说法。此派学者反驳曰，人物(不管如何杰出)在历史上的作用必定是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最常看到的论调，无外是说“他们的面貌是由其所属的阶级决定的，他们对历史发生重大影响离不开群众的支持和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云云。1960年代美国社会科学界“行为科学革命”(Behavioral Revolution)之后的学术发展，以及当前欲打破学科传统规范的跨学科研究，基本上都没有完全否认这些论点，但是在异途同归中大家都认为，历史人物的定位与评价，必须更精致的叙述个人与时代之间复杂的关系。也就是说，历史人物的才能、经验、意志、性格、质量和身体素质等情况，在历史事件的偶然和必然里，无可否认的是具有深刻的个人烙印。（注10）
我觉得这方面梁启超论述人物在历史研究的地位值得参考。第一，梁启超极为注重人物在历史上推动的作用。他将“人”置于他所列出的五种专史(人、事、文物、地方、时代)的首位。他说：“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伟大活动可以使历史起很大变化，若把几千年来中外历史上活动力最强的人抽去，历史到底还是这样与否，恐怕生问题了”（注11）。第二，梁启超认为一部“人的专史”－－“专以人物作本位所编的专史”－－对一个民族历史的认识极具意义。人的专史也是以人为主撰史是中华正史的一个传统，司马迁《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就占全书十之七八，此后接踵其例。倘使历史中抽出最主要的人物，历史就不是历史了。人物，是承载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第三，梁启超之论点不只是重视人，而是强调个人或群体的关系，并把人与时势、环境联系起来，互动地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他说:“一方面看时势及环境如何影响到他的行为，一方面看他的行为又如何使时势及环境变化。”（注12）
梁启超以身作则，曾尝试写过两类传记，一类是撰写一人，如《李鸿章传》，另一类是群体传记，如《百杰传》。他认为，群体传记更能够体现了群体的内涵。此类传记体可以综合群体个性，突出时代意义；人物固然不能脱离环境的关系，而历史也未必不是人类自由意志所创造的。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六章“专传的做法”中就提出，“做一百篇传来包括全部历史”，“以一百人代表全部文化，以专传体改造《通志》”（注13）。这本就是《百杰传》。
《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之立旨，与《百杰传》有相通之处，即认定人物的深层认识和历史角色，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建设与传承极为关键；不同的是，《人物志》极度减低英雄史观的成分，更想突出人物在社会史的时代意义。个人虽小，却可以导致社会变迁与发展，但是史诗般的英雄人物与事迹，华人史不必穿凿附会。无庸讳言，梁启超在不少地方表述过英雄造时势、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他说过：“英雄之能事在造时势而己”，“舍英雄几无历史。”马来亚、马来西亚史并没有梁启超严格意义的英雄时代，马来西亚华人史更没有横空出世的英雄。马来亚、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人物，在特有的环境下反求诸己、问道于人，其行为与思想的进步性和局限性是并存的。本书突出的是个人，但是其深层内涵要表现的却是群体。它通过人物生平功绩的书写去塑造一部群体传记，这个群体传记蕴涵的文化热量会让后代读者的眼睛难以绕开。更贴切的说，我们撰修的是一本群体族谱。
章学诚曾把人物志说成是“书中之体”、“志中之志”。方志界也素有“古来方志半人物”之说。人物在历史的重要，以及人物志撰写的意义，都是有迹可寻的。典范即在，我们也不必犹疑。然而在众多志书中，如地理志、都邑志、风物志、大事记等，人物志的撰写却是难度最高的。人物的筛选难，内容撰写不易，敏感性强。谁可入志、入志的标准是什么、规模如何、编撰者的学识与历史认知等等，都是议论点。
三、“马来亚”、“马来西亚”概念
马来西亚这个概念看似简单，其实极为复杂。在这本书里，马来西亚包涵了历史、政治、行政和区域概念。
马来西亚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地理概念，1963年才在政治史上出现，包括东马来西亚(沙巴及砂拉越)、西马来西亚(马来半岛)两个区域。之前马来半岛称为“马来亚”，这是一个历史概念，也是地理概念。“马来亚”专指马来半岛(包括新加坡)。19世纪20年代起，逐渐成为英国殖民地。它有三个组成部分：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马来亚”对英国殖民政府来说是一个行政概念。
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是英国在1826至1946年间对位于马来半岛的三个重要港口和马来群岛各殖民地的管理建制。最初由新加坡、槟城和马六甲三个英属港口组成。英属东印度公司在1826年决定整合在马来亚的三个港口属地，新加坡、槟城和马六甲组成海峡殖民地。首府初时设于槟城，1832年迁往新加坡。
二次大战期间，马来亚被日本占领；日本投降后，英国恢复了殖民统治。1948年2月1日马来亚成立联合邦，1957年8月31日宣布独立。此后一段时期内的“马来亚”也是指马来亚联合邦的国家名称。1963年9月16日马来亚联合邦和新加坡、砂拉越、沙巴合并，组成马来西亚联合邦(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宣布退出)，此后的“马来亚”只是指西马地区。
对19世纪前后从中国南来的华人，不管是外交官、经商者、劳工，“马来亚”是一个地域概念，它是南洋区域的其中一处吸引华人背井离乡、飘洋过海谋生的聚居区。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历史命运其实极为相似，此书基本上是收入了1965年新加坡独立前的人物。历史原因也不难说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新马同是英国殖民管辖，大战后(1945年)马来亚出现强大的民族主义解放运动，促使英国从“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改弦易辙，通过与巫统的谈判，于1948年制定“马来亚联合邦协议”。这份协定正式将新加坡切开。因为英国认为新加坡是左派势力的核心地带，必须直接由英国管制，否则将影响马来亚政局。就这样马来亚联合邦协议下的马来亚联合邦(共11个州组成)逐步地走向自治。虽然如此，马新人民仍然反对英国强硬把新加坡切割开来，因为新加坡从一开始(1819年开埠)，它的经济、安全、政治命运就与马来亚连在一起。
马来西亚是1963年9月16日以后才有的国家名称，现在有些文章把这以前的马来亚也称作马来西亚，显然是混淆了历史。但是此段历史演变错综复杂，一股作者行文时不一定遵守这个界限，我们在这些略作交待，希望读者能够了解。
必须说明的是，本书收入的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并不只是1963年后的人物。马来西亚，包括了历史的马来亚和地理的马来亚，也包括了1963年以前的沙巴和砂拉越。这两个州府区域仍然是马来西亚国家概念的重要部分。1965年独立前的新加坡，视为历史马来亚以及1963至1965年马来西亚联合邦的成员之一。1965年独立后的新加坡是另外一个国度，那么其人物是否就完全不被视为收录范围之内？我们认为这种以国籍为标准的切割方法，不完全行得通。历史是一条脐带，它的延续性不能够如此被切割，因为有些人物(以新加坡为基地)对马来西亚影响仍在，因为他们的活动是跨国界的。我们没有理由把他们排拒在外，除非要表现极端的国族主义意识。这类的典型人物，美术与文学领域较明显，政治人物所遗留的影响也相当显着。读者可以慢慢咀嚼编者在国度分界的绝裂中寻找历史延续性的用心。
四、“华人”概念
本书名是《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并非华侨、华裔，亦有深意。华侨、华裔和华人区别何在？
华人在还没有取得马来亚公民权时，有些是英国殖民地的国民，除此都是华侨，即居留在中国以外的侨民。侨民有特定的政治和国籍意涵，以华侨而言，既是以中国社会和政治为核心意识、以及以中国籍为国籍的海外华人。本书题名并不特别考虑此“华侨”名词，其理由是显而易见的。本书的编纂和撰写，从马来西亚国家本位出发，但是严谨跟随学术规范。马来亚华人之曾为“华侨”，尤其是二十世纪初期、二次大战以前，华侨身份认同显明，此乃属于历史事实，无可回避，亦不必回避。至于“华裔”概念的用法，也有争议性。华裔是包涵了“拥有中国人血统”的意思，但是国籍不一定是中国。血统而言，现在马来西亚华人都是华裔，这点应该没有问题。问题是“华裔”概念，并不是一个历史概念，而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概念，在中国海外才有此称号，有四散流布“后裔”之意，如“淫淫裔裔，缘陵流泽”，在中国国内论着甚少有此称号。这也是60年代以后学术讨论逐成风气才兴起的名词。我们说黄遵宪、康有为、孙中山是华人可以接受，称他们是“华裔”，就撰写马来西亚华人史的角度来看却是有点不太适合。在马来亚、马来西亚研究书写上，华裔这似乎是大战以后、国家独立以后的名词。Malaysians of Chinese descent可以翻译为“华裔马来西亚人”，在现阶段的马来西亚政治语境，这个词汇是具讽刺性的。而就此书的编纂目的与范畴来说，主体亦非国籍为限，所以并不太适用。
“华人”概念更较有概括性和弹性。以基因学的角度论，有中国血统的人就可以归纳为“华人”。更广义、更复杂的应该是“华人”所包含的文化意涵。
我们并不强调宗教信仰部分。华人皈依佛教、基督教，或其他宗教仍然是“华人”，在文化甚至政治概念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旦华人信仰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却会滋生出“入马来化”的复杂论述。这个论述牵涉到马来西亚宪法特别的规定，一位穆斯林，依据马来西亚法律就被承认为马来人，于是一个人的族群认同就遭遇到被政治化的命运。（注14）编者所采取的立场是较开放的，也就是说，华人皈依伊斯兰教者(华裔伊斯兰教徒)，本书还是把他们归纳为华人，列为收录对象。
但是这里却牵涉到一个有趣的议题，即汉(华)化了的非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白种人)，符合标准后是否可以归纳在此书收录人物之列？编委有不同的看法。就血统论，似乎不太不能。但是就文化论，其实是可能考虑的。就此书筛选人物过程中，还没有认识到一位让编者进退两难的汉（华）化的马来人与印度人的历史人物。倒是对华人社会影响较大的外籍白种人士，而本身又深度汉化的，有数字，这种情况逼使编者必须重新考虑“华人”的定义。最后的决定是，如果把此类人物也归纳为马宋西亚华人，那么此概念就会被拉扯到非常之远了，是一种“过分伸展”(over-stretch)，恐怕会引起不必要的争议，我们也就没有收录了。
人物的国籍其实才是最复杂而更具争议性的。如上述，马来亚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年份是1957年，马来西亚的成立是在1963年，所以这两个年份之前立下严格的国籍定义是没有太大意义的。马来亚、马来西亚“国籍”是独立后的概念，之前是“中国国籍”、“英殖民国籍”，或无国籍。世纪初期，大量从中国南来的人物，在马来亚活动，短期长期逗留都有，避难有之、搞革命有之、为原乡募款有之，编纂者没有忘记他们对本地的重大影响与付出。此乃社会嬗变过程与历史事实，不是“国籍”问题。由于他们部份是“短暂的居留者”(sojourners)故另辟“外篇”处理。即使独立以后，非马来西亚国籍人物也有值得收录的，特别是有些学者、艺术家、报人，他们原籍并不是本地，但在本地兢兢业业奉献了几十年，有重大成就者。国籍身份不明的人物并没有给编委带来太大的困扰。编委曾经就“谁是马来西亚华人”这个问题争辩过，最终考虑到志书的更宏大目的而决定不为此问题纠缠。还有，马来西亚华人在国外扬名，但是并不承认(刻意或无意)自己的马来西亚国籍，或已经转换国籍者，都没有影响编者收录他们的决定。当然，这里牵涉到“马来西亚性”的争论，有些扬名国际人物，其声誉、作品、设计等，如果一点“马来西亚性”(且不论“马来西亚华人性”)都没有，他们的“马来西亚”属性是否是疑点？从国际化国家民族属性淡化的趋向来看，在城市性(cosmopolitism)更显着的年代里，这一点编委并无异议。这也在在证明，在国际版图里，马来西亚的华人能够占有一席之地。
图一：为1957年以后马来西亚国籍和人物活动影响交叉图。国籍与非国籍之间是相互排斥(mutually exclusive)的，然而马来西亚、区域、世界则是有连续性(continuum)的。也就是说，一位在马来西亚活动或有影响的人物，他可以也是在区域或世界有影响的。本书收录人物还是以马来亚、马来西亚国籍为主，其主要活动地区和冲击在马(即A)，同时也收录拥有马来亚、马来西亚国籍身份在国外(在马来西亚之外)有影响力和贡献的人物(即C)。本书也兼顾那些对本地或本地以外卓有贡献与影响的非马来西亚国籍人物(即B、D)。这样的编辑思考，还是属于一种以历史进展和社会史的角度的思考。许多有关马来西亚华人史的问题，并不是简单采用“国籍”范畴就可以解决的。
五、人物年代分布
入志者为谁？首先遇到的问题，即死者与在世者的问题。在史学传统里，有生不立传的说法。正如章学诚在《修志十议》中提出：“史传之作，例取盖棺论定，不为生人立传……邑志列传，全用史例，凡现存人，例不入传。”（注15）因为生人事迹未完，仍在自演历史，最终是善是恶、是成是败难以论定。并且为生人立传，还难免产生情面、夸饰、溢美、攀比等弊端和矛盾。故传统史学主场盖棺方可定论。
另一方面，也有许多编者不厌其烦编纂在世者传记。在坊间我们看到许多在世者的传略、评传，上述的几本“名人录”即是。其内容和素质当然不能与史学家所强调的严谨性和学术性同日而语。
衡量当前的马来西亚学术环境与本志书编纂的宗旨后，编委认为，入志者可以包括去世与在世人物。如果盖棺方可定论，这样编委只能筛选去世人物，对于当代健在的人物就只好割爱了。其实只考虑收录去世人物是较“容易”也是权宜的做法，当然可以避免了许多人事是非，也减轻了编委的工作量，但是缺憾却极为深远。马来西亚毕竟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无论在政治、经济、教育、学术、文学等各领域，经过了50年代和60年代的奋斗，国民尚有今日之收成。而许多有成就者，如今仍然健在，如果编纂的目的是一部窥看社会进化中的适应与挣扎的群体族谱，那么就不可能不收录在世者了。
这个问题解决后，就得考虑到去世人物和当健在人物的比重。2013年计算，去世者占了百分之70左右。这说明了什么？
必须指出的是，这个百分比会随着岁月的增长，人物的逝去，会越来越大。这个比例固然有趣，但是毕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二分法。它可以满足那些“不要收录健在者以免麻烦”，或者“历史人物功过较容易评论”的人的保守心态，但是并不能让我们窥看出历史进展的全貌。就社会史的角度来看，其实收录的人物数量在不同年代的比重更具意义。在编辑疏理过程里，编委企图照顾到每个年代的人物，整个架构里是没有比例的，只有人物的时代重量。在完成编辑工作后，发觉人物年代分布的结果其实反映出几个重要的讯息。
一：人物出生年代：人数与百分比
可以看出，以出生年份为准，只有7人(1.63％)是出生于17、18世纪的，虽然事迹难考，史料支离破碎，但其重要性还是可以肯定的。19世纪人物占23.85％；20世纪人物占71.75%。而20世纪人物里，1900至1950年出生的占了62.96％(272人)，长寿者还健在(故这佐证了“在世者”不录的不适宜)。他们的成就显露在过去30年间。直到今天，我们仍生活在他们缔造的历史之中。独立后(1957年)出生的只有38人，占8.79％。
六、人物的身份、领域、行业分布
此书以人物名字的罗马拼音排列，索引才有以领域归纳人物，帮助读者了解人物领域分布。编委采取分责制，组成八个编辑组：经济、文学、社团/社会、政治、教育、学术/宗教、艺术、体育/媒体/科技/法律。各组编辑负责邀请专人撰写，入志人物最后以罗马拼音编成目录，副题归纳吋，以他们首要身份为先(如政治人物、社团领导、教育工作者、作家)，补之以职业(如医生、企业家、法官、僧人)，再选其奉献活动(如慈善、革命、羽球健将等)。入志人物的领域分布各个行业，包含面是相当广泛的。
这里牵涉到各领域人物收录的比率。原则上是筛选各领域里的代表性、标志性人物，以增强人物的多样性，但是一开始并没有设下任何固打，只要遴选杰出人物而己。结果是图表分析如下：
表二：人物领域人数分布与百分比
编委认为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各领域人物地位的比较性，以及人物身份的多重性。
各领域人物地位的比较性。人物在个别领域的表现与成就，才是收录的最主要标准。但是编委在征询回馈的过程里则遇到类似以下的问题：作家说收录政治人物太多了，社团人士说“我们杰出人物不止这些”，(当然还有“为什么女性这么少？”)如此这类的意见，也督促我们回答一个更为严肃的问题：领域与领域、行业与行业的成就，是否可以比轻重？如一位警官和演员、艺人与政治人物、社团领导与画家、学者与企业家、报人与作者，在编辑有限的资源下，人数必须有所取舍，那么他们之间的轻重如何判断？其成就、影响可以相比否？有衡量标准否？回答这个问题还是必须回到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史这个角度。马来亚、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发展有特定的历史与现实条件，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在时代的大洪流里，政、经、文、教，是大宗，争议性不会太大，故在收录人物的比例上，也反映了这一点。科技、体育、法律界人士比例上较小，这也反映出马华社会发展与变迁的一个事实。宗教、艺术、学术所收录的人物，在比例上，比华社一般赋予的重要性较高。编委认为这些领域的价值与影响——无论是其普及性(宗教)或精英性(学术)或文化性(艺术)——历来皆被低占，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领域杰出人士往往在一个习惯于特定的思维被遗忘，而某些领域人物的贡献又被过分夸大。我们不敢说已经做到还原每一位人物的时代地位，但是的确有跳出旧窠臼的企图。
马来西亚华人人物身份与职业的多重性或重迭性，也是一个特点。他们拥有双重、多重身份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尤其是经济(工商界)人物与社团领袖。世纪初期的华社领袖(甲必丹、港主、亭主等)，必然是一位拓荒者，成为生意人、企业家，然后进入教育或文化或公益领域；他们的民间公益与慈善事业，是建立在他们雄厚的企业基础上。战后这个模武有所延续，李光前就是一个极典型的人物；他的身份是企业家，也是慈善家(慈善家不是职业领域)。政治人物比较干脆，除非退出政坛从商，其标签为政治人物基本上定型(一个政治人物的出身专业可能是医生、律师，但是在领域归纳时是政治人物)。如此类推。传主一生始终如一地从事一项职业的也有，而多数是几易职业，身份多变。因此不管是按职业分还是按功过分，都很难划分准确。况且，各行各业，很难把人物的三百六十行概括无遗，也没有必要准确分类。
七、人物的撰写方法与评价
评价人物是否有统一的、固定的共同标准？答案是否定的。
如果编委采取了传统史学“生不立传”原则，则可以避免迎合之嫌，杜绝是非之议。封建时代撰史过程中经历长期的经验累积，验证生人立传弊多利少，所以才形成了这个原则。但是是否适用在现代意识的马来西亚，尤其是现代马来西亚华人史的撰写，则是见仁见智了。年轻的马来西亚搭上发展轨道不足半个世纪，许多有影响力和成就的人还健在，如果排除他们，那么当代历史的全貌就很难呈现。况且“盖棺”真能定论吗？史学界费尽思量，看来也未必。此书既然为生人写传，那么该如何处理？方案是，把健在人物视为历史人物看待，一视同仁。
编委要求撰写人在行文上，尽量不作恭维语，不加修饰词，如“著名的”、“杰出的”、“突出的”等；要求语言朴实、严谨；采用规范的语体文；文风应与整部志书统一，不能写成文艺性的传记文学，讲究文采，但不能虚构、夸张；注重对典型事件的记述，尽可能地找出一些最能代表人物特点的材料和典型事迹入志。对人的事迹，注重其闪光点以及其散发的精神面貌。编委要求撰写人避免流水账)《的记录入传者的生平。在统一编纂的过程里，编委也尽量删除了千篇一律、用语雷同的词语，以及文章里浮辞夸饰的阐述，如“功不可没”、“乐善好施”、“重义轻利”、“嫉恶如仇”、“志行高洁”等。但是值得赞扬学习者，编委乐于从之，而真正有德行气节者、胆魄者，吾辈亦不吝啬陈述之。
编委并不藐视勋衔爵位，某人获得敦、丹斯里、拿督斯里、拿督等封衔，其功绩得到国家机关表彰，篇幅许可，我们也记录在案，但是这类人物之所以被收录与撰写，并不是他们获得颁发这些勋衔的缘故。（注16）其实对编委来说，人物之成就与他们是否受封并无关系。人物所荣获奖项也是如此对待。（注17）人物标上副题，是为了醒目起见，并无意把人物符号化或简单化，而是让读者更能集中阅读约两千五百字的内文所勾勒的人物特质，以提高传记的可读性。
八、百年社会史与“本地视角”
此志书凸显的是人物，注重他们对社会的承担以及推动作为，更深一层的目的，是希望它是一本揭示百余年马来亚、马来西亚华人的社会史。从具代表性人物的叙述，一位读者可以了解到百余年来马华社会的历史进展、事件、各个阶段马华人在各领域的作为。它的编辑与撰写方式，使到它不能是一本思想史、文学史、政治史、教育史、艺术史、社团史(然而却含有史轨迹的元素)；而是一本通过凸显人物的作为、反映社会进展、窥看历史嬗变的人物志。换言之，它是一本注释马华社会百年变迁的人物志。
这是编纂人物志所开拓的一条新的思路。就这个角度切入，我们就可以对上述几个举争议性的问题寻找到更合理的答案。
其一、从这一个角度切入后，收录范围就更广阔了， 即“曾经在马来亚、马来西亚活动、有影响、成就、推动作用的华人”都可被纳入，也更配合上述的“此书作为马华社会史”的历史架构的思路。当初一般人觉得太牵强被纳入的如黄遵宪、辜鸿铭、康有为、孙中山、林语堂、郁达夫等，都可以被收录，因为现在我们探讨的是“马华的社会史”，而不是“马来亚、马来西亚华人”史这一个特定范畴。严格来说，这些都不是一般概念里的“马来西亚华人”，但是他们在马来亚的活动以及给予后代的影响是无可否认的。当然我们也意识到 把这些人物归类为“马来西亚华人”争议性太大，故另辟“外篇”以区分其身份属性。他们最后的身份归属是中国，不宜以“马来亚、马来西亚华人”冠之。至于走出马来西亚后与“马来西亚属性”没有任何关系者，编委以开放的心灵，把马来西亚置放在国际版图之中， 申述一代人物活动疆域的扩展与分身认同的嬗变。把此志书的书名诠释为《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未尝不可。
其二、人物领域的比重有了较有把握的拿捏。政治人物、社会社团人物、教育人物、经济人物可以放在第一线(即比例上较重)，下来是宗教人物、文学人物，再下来则是艺术人物、体育人物、学术人物、科技人物等等。编委一路来的思考是，这本书不是who's who。它必然有一定的思想框架以及重点，各领域不可能有一定的“名额分配”。每一个领域人物的收录也必然反映了“史”的部分，而不是纯粹个人独特的成就。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研者要从书里的某一个领域疏理出其适应与变迁，这些人物必然可以反映出各阶段历史的特点与成就。
一个宏大的核心历史命题——即华人在马来亚、马来西亚的身份认同变迁与适应——即呼之欲出了。从百年前的漂洋过海，从史迹尚可考穿着明服的反清人物(如李为经)、到早期拓荒者(如曹亚志、薛佛记、刘善邦等)、到接下来“闯南洋”谋求生计的华人移民人物(如叶亚来、黄亚福、黄乃裳等)、到附体中国政局思潮在马来亚“外围”的华人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如黄遵宪、左秉隆等)、到独立前后在本土生根繁衍的一代(陈祯禄、沈慕羽、梁宇皋等)、到华人走出马来西亚面向世界与国际接轨的一代(如蔡明亮、杨紫琼、王赓武、周仰杰、古润金等)，这是一个变迁极大且曲折的历史画卷，读者都可以各个领域探讨这个大课题。
表三概略性的反映出此志书的历史脉络演变特征。
在历史的巨轮下，七、八代人面向海外世界开始了冒险的历程。他们是一群仍然穿着长袍、工整地着襟扣的传统知识分子，他们是一群只说乡下话身无一文的逃荒者，他们是一群刚刚剪掉辫子、失去头部重量后满怀憧憬的革命分子，他们是一群生长在蕉风椰雨下念着英女皇名字的教会学堂学生，他们是一群出于理想主义的激情走进森林企图建造梦想国的激进分子，他们是一群在社团和政党才找到归属的士人与商人，他们是一群不知父辈籍贯、唱着NegaraKu长大的公民。（注18）代代繁殖，每一代人有每一代的历史命题与承担，而有一些却能够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在未来诱惑并考验着后来者。在这个半岛和北婆罗洲的土地上，“海外”的意义经历了颠覆式的变迁，百年前的“海外”是以故土中国为主体辐射出去，如今的“海外”，足以马来西亚为中心走向四方的世界。无论是局面或思维，马来西亚华人己不复当年，然而其拓荒者的身影，仍然毫无妥协地崛立在每一个角落。
把个人置放在时代的滚滚大洪流里、世事的白云苍狗里，可以看出其角色的卑微与无奈。长长的人物名单，在风云际会的社会转型下，之能够有些成就，创下自己独特的精神面貌，那是拜时代所赐。他们能够鼎足而立，言行在史册上留名，也见证了社会进化的特征与困扰。读者在欣赏和品评人物的个性与独特命运时，也可以将这些个人看似零碎的痕迹符号、事迹语言连接起来，正是一部浓缩马来西亚华人继承传统、扎根本土、面向全球化的社会诞育史和发展史。
我们总是习惯仰望有成就的人物，高呼荣誉与正确，因为人们信奉权威、财富。当华人政经文教处于极大的困境时，华人社会也曾经期待过“超人”或“民族救星”的出现，挽救堕落与沉沦。我们往往忽视了微众的存在与能量。我们一方面肯定人物在历史推展的重要性，同时也提醒读者无名者在历史进展的关键性。社会史概念的提出，就是希望把个人置放在时代里，视有成就者为具代表性的人物而己。还有社会容易遗忘的人，如农夫、渔夫、小贩、工人、妓女、司机，或者尽责的母亲、孝顺的孩子、忠诚的职员、守信的义工，在大时代的叙事里，这些克勤克俭苦熬苦作芸芸大众的角色如何肯定？当目光着力于发现历史狭缝里的匿名者，我们可以发现，令社会动容、令时代感涕的往往正是微伏于大地的凡夫俗子。微薄的努力，都曾为时代推波助澜。
百年马来亚、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史的学术书写，与“本地视角”又有何关联？马来西亚华人学术研究一直以来面对承继传统、扎根本土、面向世界的问题。本人在一篇题为<拒绝点缀、建立主体——“马宋西亚华人研”的思考>)的论文提过，马来西亚华人学者应该反思，如何着手创建适应自己社会之问题的理论。我们如何掌握本土社会脉动，警惕西方中心主义和中国中心主义等问题？本人尝言:
本土观点的建立，也就是一种主体意识的肯定，其实在一个学科的发展过程里是非常重要的。比方说新马学者研究孙中山、或是康有为对新马的文化思想影响，他们的视角肯定与中国或台湾学者的观点不一样。我自己写林语堂在南洋大学历史上的地位(<南洋大学史上的林语堂>)，注重的就是如何从当时新马特定的时空环境来评估一位“外来”文化人物，换言之，我想看到的，是南洋大学史的林语堂，而不是林语堂生命史的一部分。这并不是说哪个视角好、哪个坏，哪个视角对、哪个错，而是指出，本土观点/视角的培育是建立“学术主体”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必须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框架下来进行研究议题，而不能用没有本土关怀的中国“大中华”心态和意识来切入看待问题。不然的话，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将会与马来西亚社会的实际情况及需要完全脱节，而沦为“华侨研究”和“海外华人研究”点缀的研究成果。（注19）
编委在编纂人物志时，正面临这个“本土视野“的考验。我们必须重申，学术疆域本无界限，无需排挤其它学说或他人的努力。在马来西亚学术界有限的资料，在这一个萌芽发展阶段，我们不能不牢记凸显出本身的特色和风格。华人研究有三大趋势——中国学术界对“华人”、“华侨”的关注和研究，这十年来已经更上层楼；“海外华人”的研究资源也越来越凝聚；研究华人华侨的中文、英文著作之质量几乎可以平起干坐（注20）——，看来是一场学术(中国/中国之外)和学术语言系统(英文和中文)的文化争霸。表面大家言欢，看似波澜不惊(学术多元、平等竞争)，但从学术领导权和主动权上来看，其实是暗流汹涌。《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的出版只是一颗涌动的浪花而己。
九、结语
《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把约三百五十年的马来亚、马来西亚华人世代人物排列出来，给予适当的品评，撑起了一个令人瞩目和侧目的历史阵容。几个世纪足以代谢七、八代马华人。百年马华，跌宕起伏，毫不夸张；人文荟萃，不是空话。此书可以窥看马华人的前身今世，以及未来前景。这不是一本百科全书，不是一部词典。它探究各领域人物在他们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的演绎，是否产生作用、典范、意义等。
相信会有读者认定此书为“名人录”，或者是“楷模人物录”、“精英录”、“群英录”、“成功人物志”、“英雄榜”、“最具影响力名人排行榜”之类的。一旦定位如此，那么他们一定会批评此书的录取标准。一曰，那些没有被录取的，难道就不是名人吗；二曰，某某人没有贡献吗，这位也算得是英雄啊等等。也有女性友人会提出“为什么女性这样少”的批评。我们在纂修志书时集思广益，常遇到这些意见，且虚心听之，但是不向大众趣味投降。我们坚持编一本不是坊间时常看到的名人录，是故，闻人贤达诸君，切莫视没有收录当作一种排挤，或不记功，也千万不要把收录当成一种荣誉。君不见，书中虚白之页掺插其间。这些留白，是否隐藏了撰写人对传主的某些批判？
最后我们想强调的是，此书的编写工作，是独立的。编者大部分都在学术界，凭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完成工作。它肯定不是“官书”，因为不是华社华团修纂，更没有任何政府机构的督促。它没有商业考虑，与当下名人录之流征求收入名册捐款若干的编书行为不可同日而语。编委凭着一颗开放的学术心灵与良知，收集意见，兼容并蓄，然后以自己的历史知识与判断力，投入点拨。我们无意歌功颂德，也无刻意批判，但是也不采取履历式、哗众取宠的陈述方式。如何把这些人物放在社会史脉络中，辨析一个人物的历史角色与成就，就是编撰人物志最大的考验。编委认为，我们有义务为学术奉献，也有“权力”为学术立命，此权力即学术话语权。创造更新意义，赋予学术自主，是我们在学术本土化和学术话语独立创新方面进行的尝试。我们希望此书能够提供大家一个对于当前马来西亚华人境遇的历史与现代思考，甄别、撰写、定位人物，为华社兴利捍患者建立一个标杆，并向宏大的历史交代。
2013年1月
注释
注1：收录最早的一位人物是李为经(1614-1685)。
注2：编委这样做是因为要保持适当的历史距离感。但是所谓传主的“活动期止于”的年份，肯定是一个较伸缩性的概念。如林苍佑，卒于2011年，他生平的叙述，不可能止于2000年中末期。宋子衡、陈清水、林敬益等都是较明显的例子。若有一位人物的巅峰期，主要贡献或影响，出现在2000年中期以后，编委基本上并不考虑收录，除非其近期的成就是建立在前期的努力和基础上。这个问题在政治领域较棘手，2008年是马来西亚政治发展分水岭，此年确是诸多政治人物浮沉之年，撰写者行文间有论述(如许子根)，然人物从此年一战而红者，并没有被收录。体育领域比较特殊，一战、一球、一举，成名后世，惟此而已。李宗伟一项采取较伸缩性的处理(他是在2008年获得奥运会奖)。编委无意把此书工作放在追踪逼近在眼前的人物的活动，但是也尽可能纪录重要的最新发展，如传主的卒年。
注3：叶观仕编：《马来西亚名人录》(1984)、《马来西亚工商名人录》(1985)、《马来西亚金禧名人录(1957-2007)》(2007)、《马来西亚华人先贤录》(2010)。
注4：马仑编：《马华写作人剪影》(1979)《新马华文作家群像》(1984)、《新马文坛人物扫描》(1991)、《新马华文作者风采》(2000)等。
注5：编委览阅以下著作，对此书人物志的编纂大有裨益：黄尧编:《马星华人志》，香港：明鉴出版社，1967：许教正主编：《东南亚人物志》，新加坡：许教正，1965；陈昌豪编纂：《马来亚历史名人传》，吉隆坡：文化供应社，1958；祝秀侠编：《华侨名人传》，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1955；潘醒农：《马来亚潮侨通鉴》，新加坡：南岛出版社，1950；《马来西亚华裔先贤录》，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1；林博爱等主编：《南洋名人集传》，槟城：槟城卢石斋印，1923；宋哲美主编：《新马人物志》(1968-1990)，香港：东南亚研究所，1969。
注6：此类书籍甚多。J. V. Morais一直是这列书籍的出版人。见他一系列的Who's Who in Malaysia, Who's Who Publications.
注7：Lee Kam Hing and Chow Mun Seong,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Petaling Jaya: Pelanduk Publication, 1997.
注8：编委会共召开了19次的联席会议；各小组会议多次，汇报会5次(新加坡、新山、诗巫、古晋、槟城)，“脑力激荡”工作坊2次。编委会将入传人物分梯次进行筛选，以全国性及及较无争议性的人物先纳入第一梯次入选。再循序渐进，进入第二、第三、最后梯次人物筛选。至于第二、第三、最后梯次的入传人物，是较倾向于地方性及具争议性的人物。入传人物确定后，各组寻找适合的撰稿人并发出邀请函。撰写稿件审核、复审、修整，不合水平、标准即重写、或修正、或退稿。
注9：Thomas Carlyle, 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 Fredrick A. Stokes & Brother, New York, 1888; Herbert Spencer, The Study of Sociology, Appleton, 1896; Max Weber,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Chapter: "The Nature of Charismatic Authority and its Routinization," translated by A. R. Anderson and Talcott Parsons, 1947.
注10：S. Hook, The Hero in History. A Study in Limitation and Possibility, Beacon Press, Boston. 1955; Ludwig von Mises. Theory and History: An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Evolu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1957; G. V. Plekhanov, The Role of The Individual in History. Translated From the Russian by J. Fineberg, Foreign Language Publishing House, Gospolitizdat, Moscow, USSR. 1944.
注1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注12：同上。
注13：同上。
注14：华人皈依穆斯林，有些已经符合马来西亚《宪法》第160条的“马来人”的规定，甚至马来化，但是他们仍被马来西亚政府归属为“华族”。
注15：章学诚：《修志十议》，《章氏遗书》卷十五《方志略二》；见《章实斋方志论文集》，山东省地方史志编委会，1983。
注16：编委也会遇到以下这样的意见：收录标准必须划一，如全部的“敦”、十大富豪、曾任部长者、乡团主席等应该收入云云。编委洗耳恭听之。
注17：奖项是编委参考的重要数据。如林连玉精神奖名单、马华文学奖等，编委都给予慎重的考虑。体育组人物的筛选，奖誉的分量较重要。
注18：NegaraKu是马来西亚国歌，意思是《我的国家》。
注19：何启良：<拒绝点缀、建立主体——“马来西亚华人研究”的思考>，《亚洲文化》，第31期，6月，2007年。有关华人华侨学科定位问题，可参考李安山编：《中国华侨华人学——学科定位与研究展望》，北京：北京大学，2006；廖文辉：《马新史学80年：从“南洋研究”到“华人研究”)(1930-2009)》，上海：三联书店，2011。
注20：同上。
《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鸣谢
特别是以下的人士(恕不称呼)：
协助、赞助单位/人士：
黄家定、华仁教育基金、黄东山、古润金、邝汉光、郭义民、陈忠登、姚迪刚
华社研究中心：
林忠强、周素英、陈松青、詹缘端、刘秀梅、张英华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工作坊：
李元瑾、游俊豪、魏月萍、许维贤、黄梅贵、黄大志、林纬毅、蔡维琨
新山南方学院工作坊：
祝家华、吴华、舒庆祥、胡兴荣、邱苑妮、冯白羽、许通元、安焕然
砂拉越诗巫潮州会馆工作坊：
蔡雄基、余雪兴、钟艺华、刘锦虎、阮光安、蔡镇基、蔡宗渺、孙春富、蔡增聪
砂拉越古晋华总工作坊：
李福安、郑八和、朱敏华、林煜堂、张光富、谢维光、沈象文、房汉佳
槟城韩江学院工作坊：
谢诗坚、魏金顺、陈奇杰、陈政欣、叶蕾、郑永美、王福基、陈耀威、李合春、李尧庆、邱文发、陈华华、吴美润、李凯、金碧霞、李传芳、陈奕璇、黄妃、林佳慧、叶耿瑾
彭亨武吉丁宜“脑力激荡”工作坊：
李亚邀、林纬毅、刘崇汉、潘庆松、张景云、尤芳达
彭亨Kampung Janda Baik“脑力激荡”工作坊：
刘崇汉、严秋霞、廖穗芬、陈慧倩、张驰、张茜
我们还要感谢无数给予我们鼓励的朋友，包括胡亚桥、陈健发、潘永忠、周美芬、姚迪聪、钟正山、郑浩千、谢忝宋、陈荣立、陈立军、陈韵森、许斗达、王乃志、许育华、沈墨义、符永刚、赖观福、廖建裕、张景云、李锦兴、姚丽芳、冯时能、陈丹生、陈泽清、阮罗荣、夏振基、陈玉珍。
当然还有所有的撰稿作者。
顾问陈忠登、蔡贤德一路来的支持，也是我们衷心感谢的。
《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作者简介
1.安焕然，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南方大学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2.蔡长璜，马来西亚艺术学院纯美术系毕业，自由业者。
3.蔡莉玫，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毕业，人类学与社会学硕士。
4.蔡增聪，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学士，现任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执行主任。
5.岑大伟，英国西伦敦大学伦敦音乐学院院士，中国华中师范大学合唱指挥，现任新纪元大学学院音乐讲师、共响室内合唱团音乐总监。
6.陈爱梅，马来亚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现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讲师。
7.陈鸿洲，华文小学退休校长。
8.陈慧娴，拉曼大学中文系硕士。
9.陈美凤，国立台湾大学社会学系学士，台湾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硕士。
10.陈妙恩，马来亚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11.陈韦亦，拉曼大学创意产业学院讲师，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12.陈伟玉，台湾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博士。
13.陈玉佩，中国暨南大学文学硕士，现任文丁端姑惹化学院中文讲师。
14.陈中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现为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助理教授兼系主任。
15.陈忠登，马来亚大学医学院教授，马大医院脑神经专科医生，曾任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主席。
16.陈踪渊，台湾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博士，现为厦门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17.杜忠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现为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人，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讲师。
18.高嘉谦，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任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助理教授。
19.郭紫莹，多媒体大学(马六甲分校)法律讲师。
20.韩山元，新加坡资深报人和文史工作者。
21.何启才，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专门史博士候选人。
22.何启良，美国俄亥俄川立大学博士，现任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教授兼副校长。
23.侯慧雯，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学士，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24.胡兴荣，北京大学博士。
25.黄爱明，日本大学艺术学博士，现任马来西亚国家艺术文化遗产学院(ASAWARA)戏剧系的全职讲师。
26.黄妃，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曾任槟城韩江学院中文系主任，现为砂拉越建兴中学校长。
27.黄国恩，马来亚大学经济学学士，现为天安保险(马)有限公司从业员。
28.黄慧怡，新加坡国立大学东南亚研究系博士，现任香港理工大学专上学院讲师。
29.黄丽丽，马来亚大学文学士、拉曼大学文学硕士、复旦大学博士生，现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讲师。
30.黄露仪，拉曼大学文学硕士，曾任华社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31.黄梅贵，南方大学学院企业与管理学院院长。
32.黄盂礼，世界福州十邑文物馆出版资料组主任、世界循道卫理
宗教会联会历史小组王任，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历史组副主任兼民俗组主任，东马《卫理报》周刊总编辑。
33.黄庭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育社会学博士，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34.黄文斌，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为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副教授兼副院长。
35.黄贤强，美国印第安娜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36.黄学海，广州中医药大学学士，现为岐黄诊所主治医师。
37.黄雪玲，马来亚大学教育博士，现任马来亚大学教育学院高级讲师。
38.康海玲，副教授，厦门大学戏剧戏曲学博士，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博士后研究人员。
39.柯木林，新加坡南洋大学历史系一等荣誉学位，现为新加坡房地产公司的营运顾问。
40.李宝钻，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曾任中学历史教师。
41.李福安，新加坡南洋大学文学士，现任砂拉越《国际时报》总编辑。
42.李锦宗，马华文学史料工作者，马来西亚作协资料主任。
43.李宽荣，马来亚大学教育硕士，任职马来西亚联邦督学，马来亚大学教育学院讲师，新纪元大学学院教育课程兼职讲师及芙蓉中华中学校长。
44.李六曼，笔名萧洋，另署路曼、沙洋、莫愁等，自由写作人。
45.李树枝，台湾师范大学文学士、中国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硕士、拉曼大学博士候选人，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讲师。
46.李雄之，华团工作者。
47.李亚邀，林连玉基金常务董事。
48.李尧庆，澳大利亚新南韦尔斯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南澳大利亚大学商业管理博士，原槟州供水局局长，现任工程顾问。
49.李永球，自由撰稿人，文史田野工作者。
50.李志贤(a)，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现任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副研究员。
51.李志贤(b)，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博士(历史学)，现任新加坡国大中文系副教授。
52.利亮时，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博士，现为台湾高雄师范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长。
53.梁秉赋，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高级讲师暨亚洲语言文化学部助理主任。
54.梁书枫，英国林肯大学工艺信息管理硕士，马来西亚艺术学院戏剧系毕业生，曾任MSC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兼讲师，马来西亚艺术学院戏剧系副主任兼讲师。
55.廖冰凌，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任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助理教授。
56.廖克民，新加坡三一神学院神学硕士，现任甘文阁卫理公会宣道堂主理牧师，以及实兆远垦场博物馆委员会主席暨馆长。
57.廖穗芬，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58.廖文辉，中国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马来西亚历史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高级讲师。
59.林媛婷，台湾国立暨南国际大学法学硕士，曾任吉隆坡坤成中学历史科老师。
60.林春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任博特拉大学中文专业副教授。
61.林家乐，台湾淡江大学西洋语文硕士，马来亚大学博士候选人，现任拉曼大学文科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62.林良娥，马来亚大学文学硕士、马来亚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现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助理教授。
63.林水檺，马来亚大学哲学博士，曾任马来亚大学副教授，华社研究中心主任，现为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客卿教授。
64.林纬毅，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博士，现任新加坡道教学院学术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研究员、华侨大学哲学院客座教授。
65.林友顺，现任亚洲周刊驻马来西亚特派员，曾任职中国报、星洲日报及新加坡联合早报。
66.林煜堂，澳洲国立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人口学博士，曾任砂拉越社会发展公署资深研究员、砂拉越英迪学院资深学术总监、自由研究咨询员、砂拉越马来西亚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67.刘崇汉，马来亚大学理学士，现为独立文史工作者。
68.刘曼弘，台湾东吴大学音乐系毕业，曾任马来西亚艺术学院音乐系讲师及SEGi University College音乐系创系主任。
69.刘明珍，资深媒体人。
70.刘庆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香港教育学院中文系助理教授。
71.罗湘婷，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72.罗正文，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学士，现任资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兼执行顾问。
73.马峰，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74.马凌香，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硕士。
75.马仑，新山日间师训学院毕业，退休的华文小学校长。
76.麦翔，历史研究者，华教工作者。
77.莫顺宗，马来亚大学哲学博士，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校长。
78.区文菁，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现职小学教师。
79.彭伟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曾在暨南大学中文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80.邱文发，南京大学中国语文学学科文学硕士，现任新闻工作者。
81.饶玉明，马来亚大学博士，现为马来亚大学高级讲师。
82.阮涌（人和），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硕士，现为中国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博士生。
83.沈润远，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84.沈心慈，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硕士。
85.沈仪婷，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86.苏庆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曾任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87.苏燕婷，现为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高级讲师。
88.孙春美，中国文化大学戏剧系影剧组毕业，马来亚大学表演艺术计划硕士。
89.万家安，新加坡南洋大学历史系学士，曾从事建筑承包工作，现任董总行政办公室研究员。
90.王宝钦，现任《星洲日报》经济组副主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91.王国璋，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硕士，香港大学亚洲研究博士，现任职香港中文大学未来城市研究所。
92.王介英，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硕士，曾任马大中文系讲师、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助理教授。
93.吴岸，现任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会长，东南亚华文诗人笔会常务理事。
94.吴华，新加坡中正中学毕业，从事教育工作。
95.吴慧珍，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学士，曾任教员，现为自由写作人。
96.吴龙云，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际与侨教学院华语所海华组助理教授。
97.吴亚鸿，雪州皇城艺术家协会会长兼国际彩墨画家联盟荣誉秘书长。
98.伍雪仪，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硕士。
99.伍燕翎，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学士，东亚系硕士，博特拉大学博士候选人，现为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讲师兼主任。
100.谢爱萍，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博士，曾任教马来亚大学、拉曼大学，现为自由学术研究员。
101.谢川成，现任马来亚大学汉语语言学系高级讲师。
102.谢明达，哈佛大学东亚系硕士，现为康奈尔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103.谢诗坚，中国厦门大学文学博士，现任韩江学院名誉院长、韩江电视新闻中心社长、韩江三校董事会总务。
104.谢志明，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现任怡保霹雳育才独立中学历史教师。
105.徐持庆，广州暨南大学文学硕士，现任马来西亚诗词研究总会顾问，全球汉诗总会常务理事。
106.许通元，现任南方大学学院马华文学馆主任，图书馆副馆长。
107.许文荣，中国南京大学博士，现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副教授。
108.严秋霞，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109.杨林宜，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110.叶耿瑾，上海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硕士，现任槟城韩江学院华人文化馆馆长，兼任中文系讲师。
111.叶汉伦，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学士，东亚系硕士，现为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112.叶秀芳，理科学士、教育文凭(澳洲)，基督教事工硕士(马圣)，曾任中学老师、马圣资研中心执行干事，现任副研究员。
113.游俊豪，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博士，现为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
114.余金霞，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115.余斯福，南洋美专毕业，任教艺术学院讲师、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副总会长、新加坡墨澜社发起人。
116.曾锦标，资深媒体人。
117.曾维龙，中国厦门大学博士，现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助理教授。
118.张荣强，马来亚大学哲学博士，现任教加影育华中学。
119.张晓君，马来亚大学荣誉文学士、硕士，自由撰稿人。
120.张晓威，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现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副教授兼院长。
121.张依苹，国立台湾大学文学硕士，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博士候选人，在现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讲师。
122.张以勒，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学士，现任职马华公会宣传局执行秘书。
123.张铢桐，马来亚大学文学学士，拉曼大学文学硕士，现任教于巴生兴华中学。
124.郑名烈，拉曼大学中文系硕士，中国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现为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副研宄员。
125.郑文德，拉曼大学新闻系讲师，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126.郑文泉，台湾中央大学哲学博士，现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助理教授兼副院长。
127.郑毅昌，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硕士，现为拉曼大学公共关系系讲师。
128.钟瑜，中国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现任钟正山美术馆馆长，中国云南财经大学特聘教授、东南亚文化艺术研究所所长。
129.周芳萍，马来西亚国民大学马来文学博士，现任马宋亚大学教育系高级讲师。
130.周美芬，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学士，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硕士。
131.祝家华，台湾政治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校长。
132.庄兴亮，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香港理工大学博士生。
《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编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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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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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启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曾任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教授兼院长，现任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教授兼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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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文辉：中国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马来西亚历史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高级讲师。
林水檺：马来亚大学哲学博士，曾任马来亚大学副教授，华社研究中心主任，现为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客卿教授。
罗正文：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学士，曾任《星洲日报》总主笔、《企业家》执行编务顾问，现任资策研究中心执行顾问，马来西亚中华国学研究院副主席。
谢爱萍：马来亚大学哲学博士，曾任教马来亚大学、拉曼大学，现为自由学术研究员。
许文荣：中国南京大学博士，现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副教授。
张晓威：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现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副教授兼院长。
钟瑜：中国中央美术学院文学博士，现任中国云南财经大学东南亚文化艺术研究所所长、特聘教授、钟正山美术馆馆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蔡求明
(1953- )
医生
分解“立百”的病毒学家
蔡求明为儿科医生及病毒学家。他对医学界主要贡献是发现新病毒，以及鉴定许多疾病爆发的病原体。当中最为人所知的是于1999年，对引发养猪业者致命脑炎的全新病毒－－“立百病毒”(Nipah virus)成功地进行了病毒分离。在此之前，即于1997年他曾鉴定儿童群中爆发的手足口症病原体为EV71病毒。他曾协助全国公共卫生实验室(NPHL)成立了病毒诊断实验室。他建立了一个拥有高容量的全国细胞库及分子病毒学，以支持传染疾病的监视及疾病爆发的研究。他为病毒诊断学创造了Jui Meng's(JM)细胞培养试管，减低成本及提高病毒分离的生物安全。他是东盟+3新崛起、新兴传染病程序实验部的主力军，而当时马来西亚是负责协调的国家。蔡求明是个常在区域科学会议上发表新兴病毒性感染的病理学专家，并经常在区域性爆发的新兴传染性疾病课题上，担任世界卫生组织的顾问。
蔡求明祖籍福建永春，出生于马六甲较偏远的柏淡乌鲁(Bertam Ulu)新村，在六名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四。出生在贫穷的胶工家庭，童年时期每天都要劳作。他认为自己的童年是有趣及无忧无虑的。蔡氏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的信仰、奋发、正直、诚信等价值观乃受其母亲深刻的影响。
他在村内一间微型学校接受非正式小学教育。为了帮忙父母，大部分学生在小学时期就停学。然而，他却在校长的坚持下，说服了母亲让他继续到马六甲华文中学升学，因而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他分别在马六甲公教中学及马六甲高等中学完成高中课程及大学先修班课程，在考剑桥高等教育文凭(Cambridge Higher School Certificate)时获得优异的成绩。他除了被授予学校里的最高荣耀——潭芘碧莱医生全能奖(Dr Thambipillay's All-Rounder Award)，也被推荐进入马来亚大学修读医学系。
1979年，蔡求明在马来亚大学考获内外全科医学学士学位；1983年，他被授予英国皇家医药学院(Royal Collegeor Medicine)儿科专科文凭；1984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完成医学硕士学位；1998年，获得了马来亚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在1999年，成为皇家学院病理学者成员；2002年，以优异的成绩在马来亚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蔡求明曾在马来亚大学医院担任驻院高级职员及医学高级职员。五年后，他离开此教学医院，并在1986年至1994年间，先后到华人接生院、邓普勒女士专科中心及第一专科医药中心担任儿科医生。数年后，由于本身热爱学习及研究，他毅然离开高薪的私人领域，回到马来亚大学医学微生物学(Medical Micro biology)部门，并分别于1996年及1999年被任命为临床病毒学家及助理教授。2001年，他到国际医药大学(International Medical University)担任儿科及微生物医学教授，并于两年后被马来西亚卫生部邀为全国公共卫生实验室(National Public Health Laboratory)临床病毒学顾问，主要职责是成立一个世界级病毒诊断实验室及第三等级生物科技安全诊断综合实验室。
蔡求明在医药病毒学领域贡献极大。首先，他于1999年研获造成立百病毒爆发的主因。立百病毒在马新造成了接近三百人受感染及超过一百宗死亡案例，让养猪业及出口业将近崩垮。在关键时刻，蔡求明发现了立百病毒，有效地控制了病毒的流传。
当狐蝠品种的水果蝙蝠被怀疑是立百病毒的动物宿主(animal reservoir)后，蔡求明冒着风险亲自采集蝙蝠尿液作病毒分离研究。这项在高风险下得到的研究结果，证实了上述的推测，从而帮助人们了解有关病毒在自然环境中的播送。同时，这项研究也被应用于孟加拉国从2001年起反复爆发的立百脑炎病毒的调查研究中。蔡求明采集水果蝙蝠尿液的新颖方法，被其它地区(柬埔寨、孟加拉国及泰国)研究者所采用。除此之外，也间接帮助了中国及澳洲科学家确定蝙蝠就是非典冠状病毒(SARS coronavirus)动物宿主。
蔡求明采集蝙蝠尿液有一大原则，即是尽可能减低蝙蝠的死亡率，不为了进行研究而大量杀害蝙蝠。此外，他更提出了“生态学的破坏导致新病原体出现”的假设。这项假设获得认同，并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以美金140万元的拨款援助，接手研究有关立百病毒的生态学及动物宿主。由此看来，蔡求明进行研究时，仍然保有高度清晰的思维。这种特质，也让他从相互关系复杂的事件中理出了一些头绪，率先确定立百病毒由蝙蝠传染猪只及人类。
其次，蔡求明的贡献是鉴定了马来西亚病毒性疾病。1996年，蔡求明率先从染上了幼儿急疹病患处，分离了人类疱疹病毒6型(HHV6)及人类疱疹病毒7型(HHV7)。根据他的观察，小舌颚与舌部交界处溃疡(uvulo-palatoglossal junction ulcers)是人类疱疹病毒6型及人类疱疹病毒7型造成幼儿急疹的早期症状。他的发现，协助了临床学家提早对有关传染病进行诊断，避免不必要的抗生素及制定精确体温控制，以防止小儿热性惊厥。
1997年，砂拉越及马来半岛儿童群中爆发传染性手足口症(HFMD)的病症，造成多宗死亡。之前，人们一直认为这种病乃由柯萨奇病毒(Coxsackie virus)所引发，进而造成病毒性心肌炎，导致病患死亡。蔡求明推翻以上说法，鉴定病因出于EV71病毒所导致的急性脑脊髓炎。
蔡求明分别于1999年及2006年，鉴定奇孔古尼亚病毒(Chikungunya virus)为巴生港口及霹雳双礼佛(Dagan Panchor)爆发热性关节炎之原因，并证实了这两年的病毒品种确有基因关系。
在2000年，蔡求明证实手足口症另一轮爆发主因是致命性脑脊髓炎EV71病毒伴随着新变种埃可病毒7型(EV7)。两年后，他也发现了马六甲爆发的急性出血性结膜炎的王因足新变种的柯萨奇病毒，A24病毒。这项发现，让一般上被误以为是通过空气、污染而引发结膜炎的石油提炼厂逃过被关闭的命运。2007年，他从患有流行性感冒病人处，分离了另外两个属于正呼肠孤病毒(Orthoreo virus)属内病毒种的新病毒——马六甲病毒(Melaka virus)及金宝病毒(Kampar virus)。
再者，他的贡献在于蝙蝠病毒之研究。蔡求明对人类因“动物传播途径”(Zoonotic Transmission)而受感染病例的研究感兴趣，故有系统地研究了蝙蝠尿液中的微生物植物群，并发现了刁曼病毒(Tioman virus)——风疹病毒(Rubulavirus)，一种副黏液病毒科(Paramyxoviridae)的新型病毒，与梅那哥病毒(Menangle virus)有密切关系。梅那哥病毒是澳洲新南维尔士出现的另一种蝙蝠副粘病毒，在猪只群中引发流产及死胎现象，同时也在人类群中引起流行性感冒。蔡求明按次排好刁曼病毒基因组，提高了人们对副粘病毒分子遗传学的认识。
蔡求明也分离了新的正呼肠孤病毒属病毒种——普劳病毒(Pulau virus)。这种发现，为尼尔森湾病毒(Nelson Bay virus)的动物宿主作出了新阐述；而这种病毒，也与1960年在澳洲分离出来的呼吸道肠道病毒(Reovirus)有密切关系。
蔡求明的夫人是罗贵凤，为一名学校教师，他们育有四名子女。蔡氏为人处事作风随和，喜欢和睦及过简朴的生活，性情就像个马来乡村小孩。这与他在农村成长的经验及信仰基督教有莫大的关系。至今，他个人还是喜欢耕种及亲近大自然。他在事业上虽然成就非凡，但他还是非常地谦虚，并认为自己不过在完成上帝所付托为社群服务的使命而己。
陈忠登
参考数据
‧<立百十年>，http://www.eyeasia.com.my/content.phtml?artid=200810251317。
‧Chua, Kaw Bing, The discovery of Nipah virus: A personal account, Neurology Asia(2004), http://www.neurology-asia.org/articles/20042_059.pdf
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蔡明亮
(1957- )
导演
旅台发亮的修行者
蔡明亮是在台湾成名的国际知名导演，也是马来西亚华人在海外成功的代表性人物。他以拍摄独立电影而著称，被形容为台湾第二波斯浪潮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电影含有“离经叛道”和争议性，节奏缓慢、意象丰富，同性恋是多部电影的主题，反映同性恋者的困扰与挣扎，被视为是台湾电影史上第一个关注同性恋题材的电影导演。蔡明亮对电影的情怀就像一个修行者，电影是他的道场。他认为，电影有个传承，是影像的追寻、影像的美学，这个特质是在胶卷里面，不是故事、不是说话腔调、不是语言，甚至不是表演。他坚信电影不只是一个生意、一个商品，他自己会去拍电影，是秉持着这种信念，让他在这个领域里闯出了春天。
蔡明亮祖籍广东揭阳，1957年10月27日出生于砂拉越古晋。与许多同时代的华族年轻人一样，他在高中毕业后前往台湾深造，1981年毕业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影剧系。蔡明亮在年少时就展露他的表演才华，犹如学生时代开始撰写舞台剧剧本，并亲自执导三部作品。他以幽默的手法表述都会生活形态及城市人的寂寞，如《快餐醉酱面》(1981年)、《黑暗里打不开的一扇门》(1982年)、1983年，他自编、自导、自演一人作品《房间里的衣柜》，探讨城市居民的自我防卫意识，这也成为他往后多数作品所探讨的议题。蔡明亮出身在砂拉越古晋，这是他成名许久后，马来西亚观众才发现到的。自他的《黑眼圈》电影推出后，曾多次接受国际媒体的采访，透露这部电影是他在家乡古晋的生活记忆。自此马来西亚的观众才知道这位国际导演竟然是自家人。
在投身于导演工作前，蔡明亮专注于电视剧本的编写工作，这包括《海角天涯》、《我的英文名叫玛丽》、《小孩》等，不过，让他成名的却是电影拍摄工作。1993年，由蔡明亮编写及第一次执导和拍摄的电影《青少年哪咤》让他赢得东京影展铜奖，展露他的导演潜质。来年，蔡明亮再接再厉，以《爱情万岁》夺得威尼斯影展金狮奖、金马奖最佳影片与最佳导演奖。随后，他多部影片也夺得多项国际奖项，证明他的夺奖不是偶然的。
当今影坛杰出的华人导演不少，而蔡明亮绝对是个异数。即使许多人说看不懂他的电影，不知道他在拍什么，他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不向市场和观众妥协。他的电影含有“离经叛道”和争议性，但是，这反而成为他被器重和推崇的原因，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在2006年受到法国罗浮宫从全球200名候选导演名单中挑选出来为罗浮宫典藏品拍电影的导演。蔡明亮用了三年时间构思，以东方人的心感受罗浮宫经典艺术对人性的冲击，成功拍了一部备受艺术家推崇的电影《脸》。这不能不说是东方人的光荣，也是马宋西亚人的光荣。
蔡明亮的电影艺术是面向全世界的，而培养他的电影基地是台湾，他选择的题材都是以他独特的视角解读和探讨人性阴暗、隐藏和忌讳提起的另一面。这些题材和马来西亚人的生活是有相当的距离。由于他的电影和台湾的渊源很深，他的电影也是以台湾的名义参选，因此台湾媒体、影视界和观众都把他当成“台湾导演”。台湾世新大学近年每年中将举办蔡明亮学术研讨会，国际上对台湾电影的研究，近几年来有相当高的比例都是研究蔡明亮的电影。蔡明亮无疑已经是继侯孝贤之后，成为“台湾”最受国际瞩目的导演之一。
他毕竟出身在马来西亚，具有浓厚乡土情缘。他说过台湾和马来西亚是他可以耕耘的土地。他表示从来不看轻马来西亚的观众，台湾也有人对他的电影不喜欢、有人喜欢，有人看得懂、有人看不懂。他认为，要有作品，才能去演讲。他不爱在马来西亚演讲的原因就是因为白讲，观众没看到他的电影，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蔡明亮早期的作品取材和家乡马来西亚没有太多的联系，但是中期和成名后，有几部作品却是直接取材于自己的家庭生活和马来西亚的社会议题，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黑眼圈》。这部影片却被禁演，他并没有怨言，因为电影被禁对他而言是家常便饭。谈到“老家”古晋，蔡明亮表示不会为了拍电影而去说一个故事，或改编一本小说。他说，他的电影，就是他的个性的展现，是他生活沉淀下来的一些感触。他拥有的某一些敏感，跟他的成长背景很有关系。他三岁就和外祖父母住在一起。他认为那种隔代教养，反而让他有很大的空间。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从中学开始投稿，认识一些报社的主编，他们在创作上给他很大的鼓励和指导。他特别怀念在中学时期影响他最大的老师田思，“他给我很多支持，在创作上很乐意告诉我很多东西，给我很多书看。”那个时候和环境，为他制造创造的空间。他搞创作，也写广播剧，去电台录广播节目。来自外婆的影响是在文字上的，她让他喜欢阅读。他的外公外婆也带他去看电影，所以他们对蔡明亮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在他读中学的时候外公去世，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想象，他跟外公怎样逃离这座城市，从那时候开始，他已经开始编剧了，这影响了他后来的创作和对人的看法。
蔡明亮有一部为威尼斯影展60岁特别打造的电影《是梦》，灵感就是来自小时候卖面的父亲常在午夜时分把自己叫起来吃夜宵，而外婆总喜欢边看电影边吃东西的情景。在这部电影里，马来西亚的果王榴莲成为主要的故事引子。
蔡明亮对电影的情怀，其实更像个修行者，电影就是他修行的道场。他认为，人的质量越来越低；就以电影来说，没有素质的电影越来越多。这些电影只是个生意、商品，所谓的进步是假的。他要做到的，就是与这些商品不一样的电影区分。在很大的程度上，他是做到了，也做到非常漂亮。
林友顺
参考数据
‧<蔡明亮>，zh.wikipedia.org/wiki/蔡明亮。
‧闻天祥:《蔡明亮研究》，台北：文化大学艺术研究所，硕士论文，1997。
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蔡洪钟
(1916-2003)
画家
再现砂拉越异彩
蔡洪钟终生从事艺术创作和推广美术教育，为古晋中华中学第一、三、四中校歌的作曲人。他也是“古晋美术协会”创始人之一，为推动砂拉越艺术的先驱画家。在艺术创作方面，将东马土著题材融入绘画，以西方现代灿烂色彩表现热带雨林的阳光与自然的淳朴，为南洋绘画开创另一种新风格。他的艺术风格充分表现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生命的赞扬，对色彩的应用，为传统中国绘画所缺乏的重要元素。蔡洪钟说：“我在艺术领域已尽力作出个人最大的贡献”。2005年3月18日，马来西亚国家艺术馆为己故蔡洪钟举办了三个月的“再现异彩”回顾展，这是对东马华人艺术家成就的肯定。
蔡洪钟，原名蔡钟英，曾以笔名“一栗”发表漫画和诗歌。他于1916年2月17日生于中国福建莆田，父亲蔡文华任职上海牛奶厂，母亲何玉珍为福建省莆田县美以美教会学校校长。蔡洪钟于1936年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主修音乐。后因经济拮据，一年后即辍学返福州，任长乐县小学音乐教师。他于执教时邂逅林展俊(林秀金)女士，结为夫妇后，随即南迁砂拉越诗巫。1938年，蔡洪钟重返上海美专继续习艺，专修中、西绘画，师承刘海粟、王个移。当时上海自由开放的社会风气，中西艺术思潮的洗礼，开拓了蔡洪钟的艺术视野，奠定了他未来艺术人生的创作道路。
1941年春，蔡洪钟毕业后即回到诗巫与家人会合，任职于建兴小学；不久转任中兴中学教务主任职。二次大战期间，蔡洪钟一家迁往古晋，他在当地映画配位社当广告画师。工作之余，创作了不少静物写生的水彩画。
1946年，古晋华社侨领发起战后第一届庆祝双十节的手工艺展览会，蔡洪钟受邀参加，首次展出中国水墨画，媒体的报道让他在画坛崭露头角。当时的英国殖民政府曾主办年度农业展，设有美术展览会，以展示学校图工习作和画家作品，蔡洪钟亦受邀参加，从此开启他朝向艺术创作的道路生涯。翌年，蔡洪钟到砂拉越西连县中华公学担任校长职。该区是客家人和比达由族(Bidayuh)的聚集地。当地的热带森林、宽广田野、远山美景以及赤道的自然景观让他自由无拘束地创作。蔡洪钟说：“自然生态及未被干扰的树林、河流及动物赐予我灵感，使我开始将它们融入我的画中。”住在西连县的三年，正是他探索个人艺术风格的转折点。
1948年10月，蔡洪钟为筹募中国领事馆建馆基金而举办个人画展，除了传统中国山水画，首次出现风格独特的多幅油画，予人新的视觉冲击，引人注目，亦获得佳评。当时任砂拉越博物馆馆长的考古学专家汤姆‧夏利申(Tom Harrison)，曾经撰写画展观后感，认为“蔡洪钟对于砂拉越有特殊的兴趣，砂拉越缺乏美术家，这儿有广阔的题材，足够艺术工作者探讨和驰骋，我们希望蔡先生善用其中国画法，用传统的优点，摒弃与他思想和笔调不调和的风格，勇敢地对这艺术的处女地作更深入的探讨，把他的情感融合于潮湿之热带的大自然中，再表现在宣纸上。我们相信中国画中重山迭嶂，虽然奇妙，但决不能限制一位有才气如蔡先生者。蔡先生住在砂拉越，砂拉越对于他的才艺是应该重视的。”这次的展览很大地鼓舞了蔡洪钟，让他继续不停地在艺术创作道路上探索。
来年，蔡洪钟出任砂拉越古晋中华中学美术与音乐老师一职。重返都市，增加了他与当地艺术界人士联系交流的机会。1949年3月，他与易艺五、邱佛保等人联合创立了砂拉越“古晋美术协会”，以四个月的时间筹办了第一届会员美术展览会。往后，每年皆主办年度美展和会员个展。1968年，该协会于砂拉越古晋中华商会为蔡洪钟主办了个人画展。同年，协会为了扩大影响范围，易名为“砂劳越艺术协会”。1972年，蔡洪钟接任艺术协会主席，至1999年12月庆祝50周年庆后卸任。
蔡洪钟夫妇育有一男四女，夫妻两人毕生为华文教育服务，桃李满天下。1962年初，古晋中华中学因不接受改制为国中，政府津贴被取消。然而，校董会为了学校生存，调整了员工薪金，因而引起教师罢教事件。当时，蔡洪钟是唯一未参与活动，并协助学校安度难关的行政部主任。1978年，他在服务32年后荣休，时年62岁。退休后的蔡洪钟将全部精力、时间倾注于艺术创作。他在画室开班授徒，不停地作画、作诗，同时经常鼓励后辈，“诗，你们总是要写下去的，要多写啊；像画画，不能停下来；不停地写，不停地画，总会创出好作品。”蔡洪钟曾出版多本诗集，分别是1953年的《海潮集》及1992年由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出版的《池畔集》和《塑像集》。蔡洪钟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音乐家，通晓钢琴、小提琴、二胡、笛子等多种乐器。对于作曲亦有心得，为砂拉越古晋中华中学第一、三、四中校歌的作曲人。1995年初，一位沙巴的艺术收藏家将自己所珍藏的95幅蔡洪钟作品(1946-1991)，连同另两位年长女性画家，假马来西亚国家艺术馆举办联展，这是首次在古晋以外展出最多蔡洪钟画作的一次。翌年三月，古晋的数字收藏家也将他们收藏的蔡洪钟作品集合起来，假砂拉越博物馆做了一场“蔡洪钟回顾展”。2001年12月，其学生俞隆庆也为他编制出版《蔡洪钟水彩画集》。
1994年，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于第11届全国华人文化节晚宴上，特颁奖予蔡洪钟等四位前辈画家，表扬他们为马来西亚艺术推动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1998年，蔡洪钟因为眼疾，被迫停止作画及教授学生。虽然如此，他毕生对艺术创作的执着和对艺术教育的投入，获得了社会的肯定。2001年2月25日，蔡洪钟荣膺砂拉越晋汉省华总第二届黄文彬精神奖之华教服务奖。2003年3月31日，蔡洪钟与世长辞，享年87岁。
1980年代以后，蔡洪钟经常做户外写生，深入探讨研究原住民的文化艺术，体验他们的民俗风情与生活习俗，以抽象与半抽象的表现方式来创作，创作媒介丰富，包括水墨画、彩墨画、水彩画、油画及混合媒介。在题材内容方面，他没有受到太多的外在因素干扰，常年的热带雨林生活经验，土著原始文化的滋润，大自然中的灿烂阳光与鲜艳的色彩，个人丰富的情感和耿直的个性，全部都吸纳融汇在其作品中。与此同时，他的画作也充分地表现了他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生命的赞扬，这是传统中国绘画所缺乏的重要元素。这个时期是他的艺术创作高峰期，也是他走出个人风格特征的成熟期，为“南洋水墨画”开拓了一个重要的新领域。
对于自己的绘画艺术，蔡洪钟有很深刻的体会，并说：“我在艺术领域己尽力作出个人最大的贡献”。2005年3月18日，国家艺术馆为这位己故砂拉越先驱画家举办了三个月的“再现异彩”回顾展。
钟瑜
参考数据
‧如冰：<醉心艺术、献身教育，是蔡洪钟一辈子的事)，《诗华日报》，1996年2月16日。
‧Amerrudin Ahmad, Rediscovering Tsai Horng Chung, Kuala Lumpur: National Art Gallery, 2005.
‧Ching, Yu Loon(ed.), Watercolors by Tsai Horng Chung, Sarawak: Summer Times Publishing, 2001.
‧Valentine Francis Willie(ed.), And Three Come Hom, Kuala Lumpur: National Art Gallery, 1995.
‧Willie, Valentine Francis(ed.), An Art Exhibition of the Works of Tsai Horng Chung, Sarawak: Museum Sarawak, 1996.
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伯圆
(1914-2009)
僧人、艺术家
融禅境入书法艺术的僧人
伯圆是马来西亚佛教高僧兼书画家。除了弘扬佛法及执行宗教事务外，伯圆精进地钻研书画与禅修。他一生较明显的或被人所知的贡献是表现在书画艺术上的成就。从宗教导师的角度而言，伯圆与其他出家人最大的不同点是他被视为一位书画艺术家；然而，与其他艺术家比较，他较特殊之处是将佛教的禅修境界融入在其书法艺术里。1994年，伯圆为当时首相马哈迪夫人领导的福利协会举办了首次个人书画展，并筹获马币50万元义款。此外，2000年国家画廊特别为他举办了《心清安祥：伯圆上人的禅艺世界》书画展。这是国家画廊首次为一名华僧画家举办个人画展及书艺展。
伯圆，姓李，名德福，原籍福建省福安县人。他于1914年出生在一个佛化家庭里，在父亲去世后的33天出世。6岁时，母亲改嫁，他到了11岁才入私垫，并开始学习书法。他居住的乡村靠近海边，深感渔民杀业重，故自他求学后就不再吃荤；又因父亲早逝，对“人身难得，生命无常”有所感触，19岁时便萌起出家的念头。后来，在福安县的狮峰广化寺依静绳法师出家，法名圣光，字伯圆。“伯”为其同门师兄弟辈分之字；“圆”字为圆满之意。静绳法师是一位学问渊博的僧人，常与读书人来往，并在书画上与他们切磋。这对伯圆日后钟情于书画起了关键性的影响。
在22岁时，伯圆在福州鼓山涌泉寺依虚云(1871-1959)法师座下受戒。受戒后入住禅堂，并在石鼓佛学院求学，后任职鼓山丛林知客师。伯圆跟随虚云法师两年后，虚云即到广东省曲江南华寺宏化。伯圆曾说每当虚云法师经过他身旁时，他常会生起忏悔心，觉得自己修行不好，愧对师父。他对虚云的威仪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他认为佛经所言：“行如风，坐如钟，立如松，卧如弓”，唯有虚云才称得上。虚云是近代佛教的领导者之一，曾在民国时期保护佛教寺院、团结及争取佛教徒权益，也是一代禅师。伯圆曾亲近他，无疑的，也受他的行为与思想影响。这些种种的特殊机遇，使伯圆成为马来亚早期少数较有学识的重要僧人之一。更重要的，虚云以修禅闻名，曾有入禅定的经验；伯圆除了重视在生活里实践佛法，也鼓励信众习禅，亦将禅意融入在书画艺术里，从他问学及崇拜虚云看来，可谓受虚云影响深刻，或谓体现了禅宗的艺术风貌。
伯圆所以能成为出色的书画艺术家，其基础主要有两个助缘。其一，拜福州鼓山涌泉寺一带有许多石刻书法熏陶所赐。如他在《松涛声里话前尘》所言，他在1947年以前住在鼓山，满山皆是苍松怪石，历朝题刻无石不书，而且全是名家之笔，书法词义均佳。他曾逐一看过石上的书法，也把它笔记下来。更重要的，伯圆在涌泉寺结识了忘年之交的贾梦鱼。贾氏为梁启超的学生，学问与书艺兼嘉。在贾氏的指导下，伯圆的书法因而进步神速。至于伯圆的画艺，他师承了虚云之好友缪子轩的艺术技巧。佛教学者古正美曾为《心清安祥：伯圆上人的禅艺世界》画册写序，她说：“上人的书与画一样，都自成一格。其书法的风格厚重、朴质、自然……到了1980年代初期，无论书法上或绘画上，都可以看出其修禅的功夫己入不可思议的禅定境界。”新加坡艺术家陈瑞献曾以代表佛教悟境之意的“大圆境”三个大字赠送伯圆，以表扬其书画境界之高超。伯圆的弟子刘庆伦形容其师晚年的字体为“一种浑厚圆满的金刚体”。要言之，伯圆的书法最大特色是“随意浑圆”，即融禅意入书法，可被誉为其独树一帜的“伯圆体”。至于伯圆的画，则比较难看出自成一家的格局。他喜欢画竹、梅、兰、松等，属于有中国文化蕴涵的画，也是中国文人喜欢画的画。众画之中又以竹、兰、梅画得比较出色。
除了书画艺术以外，伯圆为早期移民马来西亚的汉传僧人，其对本地佛教亦有贡献。由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大部分由劳动移民组成，像伯圆一类曾受过教育的僧人就显得非常重要。1961年，伯圆受邀到吉隆坡弘法，并于次年在八打灵再也建立湖滨精舍进行宣扬佛法的工作，并担任各佛教团体的导师及顾问。其中，他在马来西亚佛教总会担任了四届的副主席，卸任之后还一直担任顾问一职。值得一提的是，伯圆从1969年至1976年间受马来西亚广播电台之邀介绍佛理。其演讲的内容多与生活息息相关，例如：<愚痴与智慧>、<贪婪的不良结果>、<怎样是安乐的人间>、<瞋恚是人生的暗礁>、<修学佛法>、<出家与在家的学佛>、<为何要做个好人>、<情感与智慧>、<从母爱说开去>等。从这些讲题，我们大致可以说伯圆的佛学思想乃以人生与生活为导向。伯圆的佛学思想主要见于《南洋佛教》所发表的系列文章及他为马新各佛寺所题的对联。目前，我们还未见代表伯圆思想的文集出版。有关他个人较长篇的著作有《睡狮身上的疤痕》、《松涛声里话前尘》、《五台山上一行者》，前者未出版，后两者曾在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期的《南洋佛教》连载。其它较为代表性的著作有《心清安祥：伯圆上人的禅艺世界》(2000)书画集及《翰墨因缘‧伯圆上人刘庆伦师徒作品合集》(2004)。
伯圆不仅弘扬了佛法，也推广了中华文化。自1980年以来，伯圆不断地担任书画比赛的评判及顾问，对提高本地的书画风气有一定的贡献。伯圆分别在1991年以“风清松子落，水动藕花香”的书法作品被中国的“神墨碑林”入选刻石树立于宋陵及1992年以楷书写杜甫诗<前出塞九首之四>，被杜甫陵园入选并刻立碑石。马来西亚的文教界前辈，如己故林连玉(1901-1985)、任雨农(1911-2009)、沈慕羽(1913-2009)及陈蕾士(1917-2010)等都与他有交情。
总结伯圆一生，大概可以用其自诩的“心清安祥”来形容他。所谓“心清”，指的是透过修禅定，让一颗散乱的心安定下来，然后再进一步修观智，启发心识中的般若或智慧，则可达到“自在安祥”的境界。由于伯圆受禅宗的影响，其弘法事业乃属于随缘教化方式，他并不将弟子留在身边而鼓励他们到别处弘法利生。伯圆的书画艺术与禅意融和，形成个人独特的风格。由于他的艺术才华，他在马来西亚文教界有一定的知名度，亦与文人墨客交往，并将佛法普及在文教与艺术之间。伯圆是早期移民马来亚的少数知识僧人，故他的书画、佛学思想及与文教界的交往事迹，可成为研究马来西亚华人学术文化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
黄文斌
参考数据
‧伯圆：《心清安祥：伯圆上人的禅艺世界》，八打灵再也：湖滨精舍，2000。
‧黄文斌：<禅艺融和：伯圆法师传记评述>，《亚洲文化》，新加坡：亚洲学会，2010年第34期。
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白垚
(1934- )
作家、编辑
新诗再革命
1950年代未期，鼓吹新诗再革命运动的白垚，被文学学者誉为马华文学第一波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推手。他发表于1959年的<麻河静立>被认为是马华文学最早的现代主义诗歌之一。1960年代末期，他革新《蕉风月刊》，并发扬马来西亚在地化、本土化的现代主义马华文学书写。白垚也担任过《学生周报》的社长兼编辑，为此刊物的编务方针打下良好基础。他曾以刘戈的笔名撰写了《汉丽宝》与《中国寡妇山》两部歌剧。《汉丽宝》后来被改编为舞台剧，曾经多次代表马来西亚巡回亚洲各国公开演出。他另一部依据沙巴名山命名的作品《中国寡妇山》也被改编为舞台剧，多次在马来西亚上演。
白垚，原名刘国坚，另有笔名刘戈、林间、白垚、叶小柔、李灵伽、苗苗、凌冷、菁菁等。他常以“中性”或“女性”笔名发表婉约风格的诗文。他是1950年代末期马华著名诗人。他也是《蕉风》和《学生周报》(后改为《学报》半月刊)刊物主要负责人之一，曾任《学生周报》的社长兼编辑，《蕉风》的编委。他举家于1981年春移居美国，并曾于1988年返马探亲。虽移居美国多年，他仍然长期担任《蕉风》文学刊物的编辑及编辑顾问。
1934年生于中国广东省东莞县道滘乡，小学在出生地读书，所受为老式旧书垫教学。初中就读于广州培正中学。1949年抵港后，高中就读香港培正中学。1953年由香港到台湾升学，负笈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台湾大学毕业后，1957年赴马来亚参与友联机构的文化事业，并执编《学生周报》与《蕉风月刊》多年。1950年代末期，白垚鼓吹新诗再革命文学运动，因此被文学学者认为是马华文学第一波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推手。1960年代末期，他革新《蕉风月刊》，并发扬马来西亚在地化、本土化的现代主义马华文学书写文类。
他居住吉隆坡约二十余年期间，除了编写文艺刊物和作品之外，他还与当地表演艺术界共同发起了文艺活动或团体如“歌乐节”、“剧艺研究会”、“拔萃画廊”等。他以刘戈之笔名撰写《汉丽宝》及《中国寡妇山》歌剧。白垚的文论多刊于报章、刊物，唯一著作为其五百多页的大书，卅余万字的巨著《缕云起于绿草》。《缕云起于绿草》收辑其五十余年来的散文、诗和剧本创作，可谓马华文坛的一部大书。《缕云起于绿草》由吉隆坡大梦书房于2007年出版，此书为其首部出版作品。书中文章谈到他自广州经香港，在台湾念大学，而后赴马，参与文化播种的新启蒙运动。
白垚23岁南来马来亚，1959年3月5日写下一首现代诗<麻河静立>时，年方25岁。<麻河静立>发表于《学生周报》<诗之页>版。有论者称<麻河静立>为马华文学第一首现代主义诗歌。全诗为：“捡蚌的老妇人在石滩上走去/不理会岸上的人/如我他笑/却不属于这世界/风在树梢 风在水流/我手巾飘落了/再乘浪花归去/一个回旋/没有谁在岸上 我也不再/那个世界不属于我/那老妇人那笑那浪花/第八次在外过年了/而时间不属于我/日落了呢就算是元宵又如何”。<麻河静立>有别于马华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它以现代主义的手法描述个人的内心感受。<麻河静立>可视为白垚重要文献<新诗的再革命>的一个践行先声。《新诗的再革命》在马华文学史的重要性，恰恰在于它在跨过了国家初建的临界点后，提出了建立马华现代文学的主体性及一个文学运动的呼吁。正如他在文中的表白心迹：“我不会忘记自己是华人，我也知道我是马来亚的华人。什么样的土地，什么样的阳光和水分，就结什么样的果子。放眼纵观以往诗的路线，横视今日马来亚华文的环境，我愿意提出五点再革命的意见”，他概略提出了：一、新诗是旧诗横的移植，不是纵的继承；二、格律与韵脚的废除；三、由内容决定形式；四、主知与主情；五、新与旧、好与坏的选择，亦即诗质的革命。综观上述五点，<新诗的再革命>突显了马来亚华人与华文的主体性；它可被视为倡导新诗再革命运动的一份宣言。
1990年代期间，白垚于《蕉风》双月刊第484、485、486和487期发表<蕉风旧事‧学报当年>系列回忆录，记录了当时马华文坛的剪影。此系列回忆录提供马华文学研究者重要的第一手文艺史料。
2003年，白垚在南洋商报《商余》及《南洋文艺》副刊发表多篇诗作及怀旧文章等作品。白垚在《商余》开了个专栏《海路花语》，每个月写一篇千余字短文。2004年，远在休斯顿的白垚，以近万言写了一篇<反叛文学运动>。这篇长文，发表于当年《南洋文艺》的国际诗人节期间特辑中。2006年，白垚在《南洋文艺》发表可以视为《中国寡妇山》之姐妹篇的《龙州三十六拍》。他采用中国民间传说和南洋神话故事，并佐以历史文献，以龙舟歌形式创作，塑造了赵二娃、郑和、秀秀等出色的人物。同时，他也依据文莱官吏《世系碑》所载，大胆假设南逃渤泥国的建文帝，与金那巴当干(Kinabatangan)的统治者王升平是同一人；甚至还质疑郑和下西洋时尚为回教徒之历史成说。这种融合创新、大胆、谨慎又优美于一炉的文学作品，可说是马华文坛的异数奇葩。
作为一个现代诗人，白垚也从事当时和现在都算冷门的史诗、歌剧的写作。而曾经多次代表马来西亚巡回亚洲国家演出的舞剧《汉丽宝》，就是根据白垚的同名歌剧改编，他另一部依据沙巴名山命名的作品《中国寡妇山》也曾多次在马来西亚上演。
李树枝
参考数据
‧白垚：《缕云起于绿草》，吉隆坡：大梦书房出版，2008。
‧马仑：《新马文坛人物扫描1825-1990》，新山士古来：书耀出版社，1997，页227。
‧马仑：《新马华文作家群像1919-1983》，新加坡：风云出版社，1984，页1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