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洲日报2018.08.29
拿破仑遭遇滑铁卢或因印尼火山喷发
(伦敦28日讯)拿破仑战败原因一直是历史学家探究的话题。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研究人员近日提出一种新观点认为，远在印尼的火山喷发影响了当时的全球气候，欧洲天气变得异常恶劣，成为拿破仑落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1815年6月，拿破仑统领下的法国军队与反法联军在比利时小镇滑铁卢展开对战，最终联军取得胜利。落败后的拿破仑被流放并自此退出历史舞台。此前已有历史学家提出，当时天气条件恶劣，大量降雨、道路泥泞让法军在战场上困难重重。
新华社报道，帝国理工学院的马修.金格博士在新研究中进一步拓展了这一观点，认为这与个球气候出现较大变化有关，而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可能是印尼的火山喷发。相关论文刊登在美国《地质学》月刊。
据金格透露，在滑铁卢战役开始前两个月，印尼坦博拉火山喷发出大量火山灰，这些火山灰上升到大气电离层后让电离层“短路”，而电离层影响云的形成，最终导致欧洲地区出现暴雨，恶劣的天气条件成为拿破仑战败的重要因素。
南洋商报2018.08.29
比极光更罕见美观 STEVE紫光 低纬度现踪
(华盛顿28日讯)近来天文界发现—种跟极光相似，但颜色及性质截然不同的夜光，出现在更低纬度地区。
美国太空总署已将具命名为“速度增强的强热辐射”(STEVE)光。
STEVE光通常循东西横向伸展，有如斜上插入夜空的美丽缎带，视觉上比极光更高更远，且带有几乎垂直于地面的绿色栅栏光结构。
而传统极光是地球周围大规模放电过程，当来自太阳的带电粒子进入南北两极的高层大气时，与大气中的中性原子或中子碰撞形成我们所知的极光。
传统极光颜色主要有绿色、蓝色和红色，可持续数小时。但STEVE光呈紫色，持续时间仅约20分钟至1小时。
STEVE光比极光更难捕捉，一年只出现几次，STEVE出现时必然同时有极光，但有极光不代表能看到STEVE。
尽管STEVE极光的成囚未定，但STEVE出现时，并未观察到任何带电粒子沉降 此意谓着STEVE的产生机制跟极光完全不同，是全新光学现象。
STEVE光似乎有季节性，从10月开始到2月消失，但南北极光则几乎天天上演。
翻掀绿涛万顷～慕达灌溉区缩影
何乃健
《资料与研究》第10期 1994年7月1日
耕耘种稻历史悠久
马来半岛西北端沿海一带的沼泽地，大约于公元1世纪狼牙修立国时期，已经开始有水稻在河岸与洼地里疏落栽植的痕迹。作物学家相信，水稻最先通过海上贸易的航线，由南亚或其他东南亚的国家传入马来半岛。有充份的证据显示，水稻的传统栽培技术，在15世纪时从暹罗传入。到了3百多年前，大面积的水田，已在吉打北部与玻璃市南端的大平原里出现。这大片目前归入慕达农业发展局管辖的稻田，于1949年时已成为马来半岛最主要的稻产区。
在慕达水利计划还没有推行以前，农民只能在7、8月份雨季带来足够的水份时，才开始耕耘、培苗、插秧，然后在翌年的正月或2月收割。由于缺乏水供，从2月至6月的旱季里，农民只好休耕，在家憩息。在当时，慕达区中的6万馀户农民，绝大部分只拥有1点4公顷的田地，单靠稻米的收入仅够糊口，若发生水灾或亢旱，稻谷欠收，农民的生活就立即陷入水深火热中。在60年代中期，百份之七十二的稻农生活在贫穷线下，日子捉襟见肘。
四年建设面貌一新
为了提高稻农的收入，以及在白米生产方面达到自供自给，马来西亚政府决定向世界银行贷款，建筑慕达(MUDA)与柏都(PEDU)两个大水坝，并且在9万7千公顷的水田里，开浚2千馀公里的灌溉水道与排水沟渠，与1千馀公里的田间道路。慕达水利计划于1965年动工，经过漫漫4年馀的建设工作，终于在1970年的旱季开始进行双季稻的种植。慕达灌溉计划共分五个阶段来推展，由于策划周详，预备工作完善，至1974年，整个慕达区内百份之九十二的稻田已能够种植双季稻。每年单位面积的谷产，从60年代末期的每公顷3公吨左右的收成，提高至70年代末期的9点5公吨，在短短10年期间，增产超过3倍。每个农户的年均收入，由60年代中期的1千零九十二零吉，提高到1975年的4千零吉，整个慕达区内的贫穷率随之而显著降低。
回顾过去20馀年双季稻的发展与推行，肯定能帮助我们去认识与了解，前辈们胼手胝足地开拓这个庞大灌溉计划的困苦和艰辛，并且从前人经过多年奋斗而累积的丰富经验中，获取灵感和启示，以更大的毅力与信心，向充满挑战的21世纪迈进。
孕穗开花日照左右
马来半岛在日治时期，开始尝试双季稻的种植。当时来自日本的占领军为了增加粮食生产，从台湾引进了三个对光周期不敏感的稻种，在旱季里种植。水稻属于短日性植物，由于当时所有在马来半岛的传统栽培稻，都具有对短日照敏感反应的特性，所以当夏季日长夜短时，这些稻种将继续停留在营养生长的阶段，延迟开花、结实。日照随季节递换而逐渐短缩，直至日短夜长时，这些传统水稻才能进行生殖，孕穗开花。台湾引进的稻种由于对日照不敏感，所以在夏季也能正常开花结穗。这三种台湾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米质欠佳，种植的面积因而大大缩减，除了在威省、居林河与慕达河岸一带的少数农民，仍继续以这些稻种来种植双季稻之外，其他地区里已少人问津。
绿色革命改良品种
1964年是我国农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马来西亚农业部在绿色革命的酝酿期里宣布，成功进行品种改良而推出一个适合在本地进行双期作的新稻种：马琳雅(Malinja)，并于翌年再推出另一个品质更优良的稻种：马苏里(Mahsuri)。在同一个时期，由美国洛克菲勒财团与福特财团于1962年在菲律宾建立的国际水稻研究所，经过3年多的育种工作之后，培育出矮秆、抗倒伏、早熟、高产、生育期仅一百二十天左右的奇迹稻：国际稻八号(1R8)。我国也引种了IR8，并且为之取名为快活稻(Padi Ria)。慕达区在1967年推行大规模双季稻示范种植时，曾鼓励农民尝试栽植奇迹稻。
惧拖拉机吓跑稻魂
虽然水稻矮化育种，取代了千百年来传统的高秆稻种，以及由单季稻转变成双季稻，把单位面积产量大大提高，是水稻发展史上两项重要的突破，不过，要慕达区内惯于依据传统方式生活的农民，把旧的耕作方法放弃，全盘接受崭新的科技，在60年代中期，曾面对强大的阻力。一向依靠水牛犁田、整地的稻农，迷信耕作机械化之后，拖拉机会把守护禾苗的稻魂(Semangat Padi)吓跑，使稻作欠收。稻农也担忧第一期作的谷子，在7、8月成熟时，因为雨季莅临，来不及晒乾而萌芽，造成血本无归。农业部为了加强农民对双季稻种植的信心，成立了国家稻米局(LPN)，以每担保证不少过十六零吉的谷价向农民收购稻谷，并且在各地设立了多个烘谷中心来解决湿壳的问题。农业部也同时设立了农业银行，提供贷款予稻农购买机械、肥料、农药。此外，慕达农业发展局(MADA)将整个灌溉区划分为27个行政单位(Locality)，在每个面积约4、5千公顷的单位里建立一间农民协会，为每个单位中约2千户农家，提供谘询服务，以及各种生产与销售的便利。农会的组织也把农民的资金汇集起来，向农商领域进军。
60年代末积极进行的农业推广活动，改变了许多农民消极的态度，为双季稻的成功种植铺路。
科技成果农民振奋
70年代见证了新科技如何改变农村的面貌，把稻谷生产推向一个令人振奋的高潮。这10年期间最大的改变，是灌溉设施建立后提升了耕作密度，新的稻种也逐渐全面取代了传统的品种，拖拉机被广泛应用，肥料与农药被接受为达至高产的重要因素。
在品种改良方面，国际稻5号(1R5)取代了国际稻8号，在慕达区里以新的稻名：幸福稻(Padi Bahagia)介绍予农民，并且获得热烈的反应。此外，于1973年由菲律宾引进的另一个稻种C4-63，也以成功稻(Padi Jaya)的名称出现，广泛培植于慕达区里。由本地育种专家培育出来的稻种：1千干冬(Seribu Gantang)虽然未经正式推介，在70年代中期，却成为稻农的新宠。单单在1977年，1千干冬这个稻种已在慕达区内百分之七十六的水田里栽种。这个优良的新品种具有高产及耐酸质土壤的特性，所以在土质有问题的地区，特别受到农民欢迎。
亢旱害虫重重挑战
在70年代里，慕达区的农民面对了两个重大的挑战：由于亢旱持续，慕达与柏都水库里的蓄水降低至危险水平。负责管理这个全国最大米仓的慕达农业发展局(Muda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uthority简称：MADA)宣布：1978年第一季稻被迫停止种植。当局推行了一系列救灾的补助计划：贫农可以向MADA登记，参与清理灌溉沟渠的工作，以及在农会中养鸡，种植蔬菜，玉蜀忝等短期作物。农业部共动用8百万元来进行这项纾缓民困的救灾工作。
翌年的第一季水稻，原来很少在马来西亚的水田出现的褐飞虱与白背飞虱，突然在绿禾间崛起，成为危害最烈的害虫。褐飞虱不但刺吸稻汁，造成植株乾枯，稻穗萎缩，瘫痪倒伏，而且还能传播严重妨碍水稻正常生长的病毒。在慕达区里，大约2万1千馀公顷的水田受到这两种昆虫的威胁。为了克服虫害的问题，慕达农业发展局出动了直升机来喷射杀虫剂。快速的行动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在短短三个星期内阻止了虫害蔓延，拯救了大部分正在成长的稻禾。受到严重损失的稻田，仅3百馀公顷而已。
1979年第二季稻，政府宣布给予稻农肥料津贴，令全国的稻农欢欣雀跃。那一季水稻的单位产量达到了4点8公顿，全年每公顷平均产量高达9点5公顿，创下了双季稻在70年代最高的收成。
采直播法突破传统
在80年代初期，联合收割机(Combine Harvester)经过了不断的试验与改良之后，已在慕达区里普遍取代了手作收割，大大减少了人力依赖。联合收割机也使到直播田里的收割难题迎刃而解。由于工业化计划在全国如火如荼地进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外流。造成了慕达区内劳工短缺，工资上涨。农民为了克服这两个问题，开始转向直播法，以取代传统的插秧法。这个重大的转变，促使马来西亚在发展直播的耕作技术方面，在这个区域里遥遥领先。
慕达区里推行的直播法可以归纳为两大类：乾田直播与湿田直播。因为水源不足，乾田直播在第一季里，经过乾犁之后播种，再由雨水催苗，然后才灌水入田，能大量降低水份的消耗，并且能够在水库缺水时，仍然可以继续种稻。最明显的例子，是1987年的第一季，两个水库因为亢旱造成水位骤降。这个困境与1978年的亢旱无异，然而78年时的耕作法以插秧为主，灌溉停顿后，农民无法在秧田育苗，结果无法种稻；在87年，农民以乾田直播来取代秧田育苗，灌溉虽然停顿，田里的稻禾仍然可以靠雨水生长。不过由于禾本科的杂草丛生，野稗、畔茅、盖谷草蔓延，87年的收成每公顿平均只获得2点7公顿。然而，与9年前亢旱时颗粒无收比较，这个水平的收成已属难能可贵。
红稻病曾带来灾害
80年代初期，慕达区内曾发生了一场空前的天灾：由黑尾浮尘子(亦称黑尾叶蝉)传播的红稻病，在1981至84
年，共造成2万馀公顷的水稻受到感染而严重欠收。红稻病在马来西亚称为Penyakit Merah，与印尼的Penyakit Habang，以为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的东格鲁病(Tungro)同属一种病害，由两种病原的病毒，即球状颗粒与杆菌状病毒引起。染病的禾苗叶黄化与植株退化，完全不能结实。红稻病的蔓延，造成慕达区的平均稻产由每季每公顷4点5公顿，逊退至3顿左右。农民的每户平均收入，也由75年的4千零吉下降至82年的3千5百馀零吉，很多农民在困境中只好依靠借贷渡日。
水稻病虫害、杂草、以及水供短缺，是80年代与90年代初期里，稻农面对的最大威胁。慕达农业发展局为了隐定稻谷的生产，以及维持水田生态的平衡，决定采取数项重大的措施，并加强对农民的训练工作，以期获取事半功倍的效果。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决策，是向农民宣布：每年2月的乾早期里，水库不再施放水供，所有农民必须依照慕达农业发展局与农民领袖磋商后，决定的耕作时间表操作。停施水供以促使农民休耕1个月，不但能控制病虫害蔓延，也能有效节制耗水量，以及方便农民晒田，使土壤竖实，农业机械在软土中深陷的难题因而减少，生产资源效率也获得提高。
培育新种恢复信心
此外，通过与其他国内与国外的农研机构的协作，新的稻种如国际稻42号(IR42)与本国培育的MR84号等优良的品种，由于抗病力强，产量高而隐定，使农民对双季稻的种植恢复了信心。
在水利发展方面，人造雨的试验，新水库的设立，灌溉系统的改良，水道密度的提高，农田用水的再循环，以及积极推行减少用水的乾田直播法，通过恰当的互相配合后，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红稻病自1985年起，已在慕达区内消声匿迹。从1989年至93年的第二季稻，平均稻产已提升至每顷可以收成与公吨以上。许多稻农在60年代初的收入，买不起一辆脚车，在90年代里，稻农平均年收9千馀零吉，贫穷率下降至百分之十八，属于赤贫的农民只有百分之五；几乎每户都有摩多单车与电视机，不少农民还拥有汽车，以及各种家用电器。
迎接廿一世纪挑战
从过去20馀年的观察与实践中，水稻工作者深切的体会到：人口的增加，耕地的减少，气侯的异常，农民人口老化与外流，将使到谷物的供需矛盾越来越尖锐。农业环境的污染，自然资源的破坏，将会造成生态变化。昆虫学家也深切了解，水田里许多天敌，会因农药的大量施用，而受到伤害，并且造成人为的灾难。因此综合生物防治等概念，必须被普遍接受，积极在农村里推展。
在下个世纪里，农田管理逐渐园丘化与企业化，将可以减轻小农户因人力短缺而带来的压力。到时，农村现代化与城市化，也会因为农村工业的推行，而不再遥不可及。
许多生物学家预言：21世纪，将是生物技术革命的蓬勃期。通过遗传改良工作，将能培育出光合作用与吸取养分效率很高的稻种。这些新品种的水稻，产量高、抗性强、品质好，每一季可以在重公顷田里生产10至12公顿的稻谷。慕达农业发展局已定下一个大目标，要在公元2千年时，达到每季平均谷产每公顷6顿的收成。从科技发展的观点来衡量，这个目标不算过高，只要慕达区内6万3千个农户，都能以过去克服万难的精神，不屈不挠，积极向前迈步，比上述目标更高的收成都能够达到。
只要有决心，这片半岛北端的大平原，每一季都能在收割时，掀起金涛万顷。
16/5/94
何乃健
马华文坛著名的诗人与散文家何乃健，他是我国慕达农业发展局的一位水稻专家。
何乃健1972年在马大攻读农科毕业，留校及在沙登农学院坦任助教约半年，就到慕达农业发展局任职至今。
他曾受国际水稻研究所邀请到中国作翻译工作。他也曾为联合国粮农机构，以英文编写杂草管理教材。
在过去，他总共撰写了八十篇有关水稻问题的论文，在国际研讨会上宣读与专业刊物发表。
星洲日报2018.08.27
振中杯男女篮球赛 开赛鸣锣游行热闹
(新加兰27日讯)由龙引中华公会联合各华团暨神庙团体主办，新文龙中华中学协办的“第22届振中杯(复办)男女笼球锦标赛”，昨午举行开赛呜锣大游行，让龙引市区热闹非凡。
游行队伍先在新文龙中华中学集合，过后在该校董事赞助人林尊健挥旗后，由柔佛州议会副议长颜碧贞及各华团领袖陪同，向龙引大街迈进，最后返回学校举行开赛呜锣仪式。
参与队伍包括：大会布条队、大会旗、国旗、州旗队、大会职员暨各领队教练、马来鼓队、舞狮队、新文龙中华中学管乐团及各组球队等。
陈安业：盼球赛能续轮值举办
龙引中华公会名誉会长兼新文龙中华中学副董事长陈安业致词时说，该球赛至今已22年，须归功热爱篮运及热心教育人士出钱出力。
他希望振中杯篮球赛能继续轮值举办，因为这毕竟是新文龙及新邦令金4区的活动，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球员宣誓礼监誓人是龙引永灵宫主席庄鹏深；男、女组开球人则是龙引中华公会财政陈廷钦和龙引斗母宫署理主席陈添丁；大会升旗人是新文龙中华中学董事会顾问王利城。
出席者包括：柔佛州务大臣特别事务官傅恿駺、笨珍华团主席拿督陈振福、龙引斗母宫主席陈绍扬、龙引中华学校副董事长郑南昌与郑振开、新文龙永春会馆会长黄清送等。
颜碧贞(中)在陈安业(右)及陈锦洲陪同下，以鸣锣方式为球赛掀开序幕。
星洲日报2018.08.21
龙中每年不敷18万 郑国升：需华社支持
(龙引20日讯)新文龙中华中学董事长郑国陞指出，该校位于郊区，虽有额外收入但仍每年不数大约18万令吉，需要华社支持才能维持运作。
他说，尽管经费不足，但学校仍不断提升师资培训、大学奖贷学金及其他基金等，让教师能与时并进接受培训、学生的学术素质可获提升，为国家栽培更多优秀人才。
他强调，华文独中栽培优秀人才为国家做出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独中仍缺乏制度性拨款、承认统考文凭迟迟未能落实，让华社极度失望。
龙中董事会与龙引中华学校董事会日前邀请新文龙8所华小董家协及老师一起庆祝教师节，郑国陞在联欢午宴上致词时这么表示。
当天，龙中也颁发2018年贷学金给受惠的学生，他们分别是余亚海贷学金得主颜健霖、蔡可欣；峇株巴辖登义山道堂贷学金得主李雪梅、陈孝业、林铭堃；黄兰珠贷学会得主林国津、郑姿欣；清寒子弟大学贷学金得主颜雯雅、蔡伟彬；郑绳彬大学贷学金得主方慧彤。
同时，龙中董事会颁发杰出贡献奖给服务20年的教师郑添福，龙引中华学校董家协则颁发杰出贡献奖给服务20年的教师李淑华和服务10年的教师郑凯吟。
陈锦洲：盼增加独中拨款
龙引中华学校董事长陈锦洲说，华小和独中一路来缺乏政府资助，希望希盟政府有新政策、新作风，继早前拨款共45万令吉给柔州9所独中，来年每所华小和独中的拨款能提升至30万或50万令吉，以解决华校的资金不足问题。
龙引中华学校陈美风校长指出，华小面对教育转型，教师责任越来越艰辛，工作量与压力也相对提高，但她希望教师不要退缩，应继续坚守岗位尽教师本分，并努力充实自己，为下一代提高教育素质。
新文龙中华中学校长李保康则引用中国前总理温家宝的“行为示范、学高为师”，勉励全体教职员共同为教育事业努力奋斗。
另一方面，善心人士代表沈潺泽指出，龙中栽培无数莘莘学子，在郊区能有如此热心办学的学校，是真正有教无类的榜样。
原文刊登于《资料与研究》第13期 1995年1月1日
论马来西亚首相职务的转变——兼评马哈迪的政绩
何启良
A.前言
自从拿督斯里马哈迪医生在1981年7月加入马来西亚首相的行列后，相权的增加并相对超越大马(2)其他权力机构，已受到极显著的关注。一些经常被提出的问题有：首相僭取的权力是否抵触马来西亚目前的宪法精神；庞大的马来民族占多数的内阁的定位问题，以及在首相署内的类似主要机构的负责程度。这些趋势改变了首相的角色与其发挥职务功能的风格。
在本文中我们将说明马来西亚首相权力增加的情形以及两个关连的发展。第一是新首相以他们的个性、行政风格与政治目标来塑造结构与程序的企图。第二则是首相署内的制度与组织的变化。
B.首相在马来西亚宪法中的权力与职务
马来西亚(1957年独立时的马来亚)宪法是仿照英国与印度模式塑造而成的。(1)虽然马来西亚宪法为迎合本地状况而做过一些修正，但却仍然依附英国与印度模式的某些基本原则，例如政府实权非国家首领所拥有，而是掌握在首相手中。其他的基本特色包括行政与立法部的连系，集体负责，内阁机密以及对选举负起的基本责任。
在这个宪法模式里，马来西亚首相的权力与职务是和英国或印度首相的范围相同。首相是国会下议院大多数票党派(在大选执政党即国民阵线)的领袖。他正式由宪制国家首领——最高元首委任。在他得到下议院的信任，其内阁亦作出共同反应的时候，他就能够持续不断地留在岗位上。首相负责挑选部长与副部长、分配职位、协调职务、及排解各部门的纠纷。
在实践方面，马来西亚首相亦是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即联合政府的主席。他同时也是国阵最高委员会的主席，监督各族领袖在闭门谈判期间所达致的重要决定。
独立后马来西亚首相的权力起了一些什么变化？显然，掌握首相权职者在宪制下承担了越来越多的权力。自1957年起，马来西亚先后由四位首相掌舵；要更了解首相职务的转变，恰当的做法是逐一探讨四位首相的任命以及统治方式。
C.四位首相的任命与统治万式
研究马来西亚政治的两位学者曾经这样批评：基本上，马来西亚政府是反映著历来四位首相在看法、行动、风格以及个性的性质。这总括的观察指明了马来西亚首相个性、人格的重要性。可以看出，首相定下政府的格调与形式并为某些政策提供了主要的动力。他传达了个人的风格与性情，而且在大的范围内影响政策提案与决策。一般上，首相职务的人格化跟首相个人的德性兼性情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首相的政治决定不但影响政策与计划的选择，并且牵涉他实行权力的范畴。
1.东姑阿都拉曼政府(1957一1971)
马来西亚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是吉打州苏丹的一名王子。(3)他是争取马来亚独立的主角之一。在后殖民地期间，东姑治国的风格与方法是注重于联盟政府的组织。东姑阿都拉曼创始了地方自治主义的适应方式来取代报酬与分隔的政治。例外的是，东姑阿都拉曼拒绝对马来支持者特别让步的诱惑与压力，而没有将其他族群视为“被征服者”。相反地，联盟政府在1957年答应至少在原则上给予政治同盟公平的内阁主要席位与国家机关的元老地位：马华公会(联盟政府中的华人政党)在财政部、劳工与社会福利部及贸易工业部，印度国大党在卫生部皆拥有领导权力。
实际上，东姑的格性适合于同意与妥协的程序。自从成为首相后，东姑尝试策划一个平衡完全不同和互相竞争的权益的发展路线。关于这点，将旧的政治同伴联合一起(这是东姑之后所缺少的)对马来西亚内阁制度发挥功效是极重要的。
东姑在1969年5月13日种族暴动之后遭免职。他被一群由马哈迪医生与拿督慕沙希淡率领的异议分子严厉地批判。他们主要是批评东姑向华族让步太多以致陷害了马来族群的利益。马哈迪医生在政治荒野中如此说：“马来人从迷惑中解脱因他们眼中的政府不断地偏袒华族，无法纠正种族之间的财富与发展的实际偏差。”(4)他极力批评东姑的统治风格。虽然东姑成功将马哈迪逐出巫统，但却无法巩固他本身的首相地位，最终于1970年辞职。根据一名观察者所言，这是一个巫统急进党员的“政变”。(5)
2.拉萨政府(1970一1976)
敦阿都拉萨于1969年5月13日的种族暴动过后在首都接替东姑首相之职。拉萨和东姑一样拥有贵族背景。他的父亲是彭亨州的一名贵族。他在年青时赴剑桥大学攻读法律。在那段时间他开始了与东姑的结交。当他返回马来亚，拉萨晋身文官职位与政治。他从1951年8月起就担任巫统副主席要职直到1970年1月23日成了马来西亚第二任首相。
敦拉萨的行政风格，无论如何与东姑有明显的不同。东姑的方法是世袭与个人的，而拉萨则比较依赖官僚政治与组织作用来进行工作。全国行动理事会(National Operations Council)在1969年暴动后的一个月内，当国会解散时即成立。拉萨是理事会的主任。全国行动理事会的设立与升级为政策分析单位当然是拉萨政府的另一个行动。一名资深政治学家曾形容拉萨为“在亚洲里其中一位最具魄力的政治家与马来西亚的超强行政人”。(6)
拉萨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他是一位政策改革者及为土著履行政策者。在当上首相之前，拉萨已经是50年代一名乡区发展的先锋。担任教育部长时，他写了著名的“拉萨报告书”，提倡统一、单元制度的国家教育政策。无论怎样，拉萨最重要的遗产是新经济政策，为以后的大马经济与政治发展奠下基石。
3.胡申翁政府(1976一1981)
敦拉萨于1976年突然逝世之际，国内曾出现继承人危机，因为拉萨本身并未积极栽培一名接班人。身为副首相的敦胡申翁勉强僭取首相职务，但是他是巫统内的一名新人。许多人甚至讥讽他是一位临时的首相。胡申翁在很多方面证明他们是错的。
胡申翁是一名受尊敬的马来政治家——拿督翁敏渣化的儿子。他的父亲是其中一位巫统的创建者以及巫统第一任主席。由于拿督翁敏渣化提倡接受其他族群为巫统成员，因此胡申翁在1951年和父亲一齐被驱离巫统。胡申翁前赴英国林肯法院深造。在1968年，毕了业的胡申翁在敦拉萨的游说之下，重新加入巫统。这次的举动提高了他在国内的知名度，最后在1969年6月被提名为巫统最高理事会成员。他在敦拉萨的首届内阁中担任教育部长一职。
胡申翁的行政可用稳健与中庸的政策来形容。一位反对派领袖这样批评：“我们绝对不必怀疑他会在任何方面有极端的表现，这一点在多元种族国家内是极重要的。”(7)他履行许多已经通过的政策。因为他不善交际，因此常避开传播媒介。他在决策时的用心与慎重皆为人所知。他以谨慎的公众声明及冗长的会议来减少议程中争论课题所引起的政治敌对，然而他的努力却招惹一些人谴责他优柔寡断与立场不明确。从整体来看，他的治国方法基本上比前首相较为低调。
虽然胡申翁首相的行政方式与他的形象相符，但是有时候事实却证明是相反的。他的其中一个最重要与缜密的决定是选择拿督斯里马哈迪医生为副揆。这个决定引起国阵联盟政府中成员党的不安。巫统的元老派提出反对，他们希望资历深且拥有党基层支持的嘉化仑仑出任该职。胡申翁的一次果断的决策是在刚上任的3个月时，检举一名极有权势的马来政治家——雪兰莪州务大臣拿督哈仑伊德里斯贪污及失信的罪行。
虽然胡申翁的执政出现独裁倾向(比方说，1981年的修正宪法准许最高联邦统治者在一个“危急”但不是真正威胁国家安全或公众规则与和平的情况下宣布紧急状态)，胡申翁政府却缺少了任何显著的政策革新。在1981年5月，他正式宣布引退，不愿蝉联巫统主席，他最主要的原因是健康不佳。
4.马哈迪政府(1981— )
拿督斯里马哈迪默哈穆医生在1981年7月重日宣誓为马来西亚第四任首相。他能掌握权势确是一个奇迹。他曾于1969年遭逐出巫统，但是在他再度加入该党之后，却被推举为最高理事会的成员。1973年，他成为上议员；一年后，担任拉萨内阁教育部长。在1981年6月，身兼巫统副主席、副首相、胡申翁接班人的马哈迪于巫统大会上在无对手的情况下中选为新主席。他登上首相的职位引来部分人士尤其是非马来公民的忧惧，因为当时他是被公认为一位马来沙文主义者。
从教育背景与外表来看，马哈迪与前任首相有很大的不同点。马哈迪是一名医生，这点与东姑、敦拉萨与敦胡申翁不同。他还和传统的马来中坚分子有少许关系。马哈迪年青时开始的政治事业是在独立后的巫统中成型，因此他的政治前途显现反殖民主义的特性。
当马哈迪当了首相，他任命另一位直率批评东姑的拿督慕沙希淡为副首相。他们二人组成广为人知的“2M'，政府。“2M'’政府以巨大的改革热诚僭取权力。若说胡申翁政府表现小心、慎重与迟疑不决，那么“2M'’政府却开始呈现空前的活力。
马哈迪的统治时代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81年开始至1984年。这个时期的政府心态展现于1982年的大选口号“廉洁、有效率与可信赖的政府”。在众多事件中，马哈迪政府企图细查处置失当与亏本的政府土著企业，扑灭公共领域的贪污，改进效率，以及遏制联邦与州之间的政治内争。(8)
在1985年后的第二个阶段，马哈迪的表现是比较引起争论的。他的政府被贪污、巫统的政治斗争、国阵成员党内外的异议，以及向反对派滥用权力的问题所动摇。
从1990年到现在为第三个阶段。自2020宏愿提出以后，政府政策无不以此目标作为骨干，而因为如此，国内出现了所谓“小开放”的现象。在外交上，马哈迪致力推行东亚经济论坛，也在国际舞台上塑立了一个抗衡西方强国取向的形象。
先前有关四位首相的背景与人格导致权力行使问题的讨论是研究首相职务其中一个最热门的争论课题。在接下来的部分我将尝试提供首相权力增大的证据。
D.首相署的转变
首相署是联邦政府里最重要的政府部门。它构成马来西亚政体的行政官僚活动范围以及政府每日政策程序的中心。首相署存在的理由是协助首相实行他身为人民领导人、政府与行政领袖、下议院主要发言人、和巫统主席的任务。他的行政机关(即首相署)，基本上反映出他的治国观点、个性与风格。
首相署于1957年7月成立，当时总秘书政府机关与政府秘书的职位刚好瓦解。原来的部门只包括三大部分，即：内阁宪法部、保安情报部、以及经济谘询秘书处。在1961年11月保安情报部归入内政保安部门(即后来的国家内政部)。在1967年，首相署扩充颇大，共由13个部分组成。(9)
这里有两点必须指出。在独立期间领导人最直接关心的是共产党的威胁及官僚组织的马来化(或本土化)。因此首相署内有些分部是负责调查这些问题的。在60年代末，除了这些事项之外，首相署的职务亦扩大至经济发展的领域。经济策划单位在1957年随着世界银行队伍莅访后重组与扩张。这个单位的角色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变得特别重要——它负责起草所有今后的国家5年发展计划。今天的首相署逐渐庞大，其组织以及职员人事亦慢慢专业化。在1990/91年，首相署管辖48个分部／单位／分行。(10)首相署的权力资源之一是集中计划、塑造、协调及履行经济政策。为了这个目的，出现了以下的代理机构：经济策划单位、实行、协调与发展行政单位、普通策划单位、政策中心和公共服务部门等。这些代理机构基本上都具独立性，并“以不同程度的自治权运作”。(11)
在总结首相署在过去最近20年的发展时，我们发觉有许多问题值得一提。首先，在量方面，公务部有显著的增加。由于首相公务繁重，故无可避免地增加了扶助履行职务的公务部。其次，由于首相要求更有效地管理和控制国家政策的塑造与落实，故官僚的职务亦趋向繁重。第三，当初强调对保安的专注已经移至当今关心经济发展。
E.首相与其他制度的关系
1.首相与内阁
身为内阁的首领，首相的例行职务包括召集内阁会议，总结议程与执行主席的身分。由首相率领的内阁是“集体负责”政府事务及管理组织的方向，协调与监督。无论如何，通常是首相立下政策决定与履行的大致方式。他能以政府名义来任命各种政府与政治职务的权力，而让他有委任官吏的广泛机会。
首相与内阁之间的关系已起了很大的改变，主要是因为首相的管理方式与个性不同的缘故。对东姑阿都拉曼而言，内阁是一个讨论政策事务的论坛。(12)相反的，马哈迪政府的内阁不再是一个论坛，而比较像是一个将政府政策合法化的盖章机关。我们认为种族领袖之间对政策问题的意见交换与协商依然相当广泛。同样明显的，当国阵中坚分子强烈地一致认为某些课题威胁他们各自的地位与威信时，一般上他们会采取内阁闭门会议来商讨。然而，大部分有关种族局势的问题是透过土著(马来民族)所占优势的程序来解决的。至于内阁的协商，在具有意义的限度内，只具边缘性。
这与内阁的种族组合成分有所关系。在内阁中华人政党是少数代表者。(13)马华公会曾经声称内阁职位的减少导致它无法有效的将华裔的要求传达政府。(14)由于维持内阁代表权是“政治权力的基础”，有鉴于此，马华公会进一步强调说，在重要的部门皆被巫统占据的情况之下，马华公会掌握的谈判权已被侵蚀。
除了种族政治外，内阁的整顿与组合成分也为新首相的政策方针提供了一些指示。举个例子，敦拉萨为他的内阁作出一番整顿以反映过渡到一个“新的秩序”(New order)。当他在1970年接替东姑时，他带同自己的新人，而几乎辞退了东姑全部的手下。接着在安排职位时，他做出更多的改变，而1974年的易位则完全逐渐淘汰守旧派。拉萨的内阁包含比较邀进的年青马来政治人物。在1969年被逐出巫统的马哈迪在此刻却被委任为教育部长，而另外一位因为对东姑忠实有问题而被罢免官职的拿督慕沙希淡现在却被任命为原产工业部长。
从结构上来说，部门的数目亦逐渐增加。许多新部门的成立为了协助土著的。比方说，在1974年创始的公共企业协调部(1976年重新定名为公共企业部)目的是弥补新经济政策不足的实行。至于其他的情况，新部门职位所拥有的象征意义甚于实际意义。比方说，砂劳越(或沙巴)的事务部长是一名受任调解政客的委员。一些情况，马哈迪甚至运用他在内阁的地位来笼络其政敌。(15)
2.首相与国会
除了内阁之外，代表着公众意见与全体人民信号的马来西亚国会亦与首相的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以国阵为主的大马国会明显地受制于党纪律与政治领袖。(16)一般上，国会并没修改政策的影响力。
从1959年起，国阵联盟政府拥有至少吾多数票俾使依照个人喜好来修改宪法的事实正反映了这一点。国会充其量被反对党利用为提出课题的场所，并使政府对其政策负责。事实上，国会作为辩论的论坛多于决策机构。简而言之，反对党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只属于边缘性质，而首相在国会中则占了首席地位。
许多第一代的中坚分子例如东姑阿都拉曼曾立下决心令国会有意义的操作，(17)但是由于政府权力逐增，它开始展显一个比较倾向形式而不是实质的国会民主。政府所提呈的议案从未失败过。(18)许多时候国会亦会被执政者运用来引导政策。
大体上，首相与他所领导的政府完全控制了国会与立法程序。国会内的首相权力是无容置疑的。自从马哈迪当上首相后，这个趋势变得相当明朗。虽然反对党尊重东姑、胡申翁，甚至拉萨，但对马哈迪却显然并不那么敬重。而马哈迪经常选择在国会以外发表重要的政策声明，更进一步矮化国会的重要性。
3.首相与司法部
马来西亚司法部一直以来是比较不为政治所干涉的。这样的司法独立及完整性能得以保留，一部分是基于宪法条文约束着委任，罢免与酬谢法官的原因。司法部与执政者的关系一向来都没引起争论因为之前的三位首相皆对司法部的独立性表示了尊重意愿。
无论如何，没有一位首相能比马哈迪更勇于向独立的司法部宣战。自从巫统内部发生了政治分歧，各政派纷纷依赖法律行动以巩固地位。马哈迪亦曾企图限制更多司法部执政者的任务。(19)从1968年开始，在数宗由法庭宣判的案件皆反对政府与巫统之后，他开始在口头上频频攻击法庭。执政者与司法部的紧张关系迅速扩张并在主席敦沙烈阿仑斯即马来西亚联邦法院院长被开除后进入高潮。
1988年5月，在首相的劝导下，敦沙烈阿峇斯遭最高元首停职。由于有许多言论针对他的言行，在宪法规定之下，政府成立了一个法庭以彻查他的“经营不善”。法庭裁决他有罪，他于1988年8月8日被逐离岗位。同时，代主席亦劝谏最高元首罢免其他五位为敦沙烈辩护的高等法庭法官(其中两位于稍后被免职)。(20)
五名高等法庭法官与敦沙烈的罢免象征了马来西亚法律历史的一个分水岭。这一段插曲令执法者的权力受到怀疑。这也是首相权力提升的一个明显例子。
4.首相与立宪君主
前三位首相与他们的立宪君主——最高元首——的关系是相当恳挚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皆出身自贵族家庭。到了马哈迪时代情况才出现变化。在这个时期，首相权力相对君主的宪法权益之间的紧张关系成为一个主要的课题。
1983年的宪法危机是紧张关系的核心。在那年的8月，马哈迪推介一项宪法修正议案，包括修改宪法第二十二项条文。根据他的解释，严格地这是一个在行政程序中“相应而生并旨在探查与消除某些程序疑惑”的重大事故。“某些程序”即指最高元首的宪制权力。该议·案在国会中通过以后，君主拒绝签名。虽然马哈迪极力尝试动员支持通过该项修正，统治者却依然坚定他们的立场，举行统治者会议决定反对修正。首相最后屈服且企图作出妥协。原来的宪法有一大部分得以保留。1993年对君主权力限制的修宪基本上延续了马哈迪一路来对君主政体的不喜。
宪法危机至少造成两个效果。首先，损害了首相政府与立宪君主之间的恳挚关系。其次，加剧了国内这两个重要机构的紧张状态。
5.首相与政党
马来西亚首相又是巫统主席。鉴于此，他与本身的政党关系对他的继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牵涉到继承与合法性的问题。担任巫统主席的人理所当然将成为首相。这个权势的利害关系导致巫统从1945年被提出概念以来就成了一个派别斗争的中心。东姑阿都拉曼当首相时在巫统的地位是从来不曾被质疑。身为一名国家主义者，他多少和40与50年代的马来社会群众分享一致的心态。乡区马来民族接受他为维持后独立时期马来传统规则连续新时代政治制度的最佳人选。许多年青的马来政治人物，包括马哈迪，却极力批评东姑。当敦拉萨接过首相位置的时候，巫统的旧派与新派不断地在权力争论中交战。拉萨的登位正恶化了巫统的分裂情况。
因此他马上采取行动，撤消东姑政府所留下的“半封建主义组织”。在过程中他疏远了资深元老。对胡申翁而言，他在党中的地位到了1978年巫统成员大会时已经动摇。
马哈迪与巫统的关系是四位首相之中最纷乱与扰嚷的。马哈迪在位期间，郭沙烈被开除后，引起大马司法界群情哗然！
巫统党内的分派加深，无法取得和解。在1987年3月，贸易与工业部长东姑拉沙里韩沙向党领袖马哈迪掀起一场剧烈空前的挑战。虽然马哈迪成了赢家，但是巫统领导人不受挑战的传统却崩溃了。拉沙里的跟随者还继续提出诉讼对抗来烦扰巫统。他们于1988年初在法庭挑战马哈迪，声称巫统选举并没有恰当地依据社团修正法令的规定来处理。令每个人讶异的是，法庭竟然附和拉沙里跟随者而宣判巫统非法。基于此，马哈迪立刻重组及注册他的政党，改名为新巫统。(21)
马哈迪在位的另一个发展是“金钱政治”，即利用财富来“购买”重要的党职。除此马来政治商家升级为影响决策群体也导致执政首领逐渐将制度开放于政治性奖励。(22)土著政商阶级出现在阶基亲土著政策的连系上尤为重要。鉴于马来西亚的政体出现这样的特殊现象，大家争论着新经济政策也许还会以相同或其他形式延续。最后事实显示，国家发展政策基本上是延续了新经济政策的精神和内涵。
F.结语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整理出下列几个结论。首先，马来西亚首相署以其独特风格的发展，一部分是由于国内的社会经济情况变化，另一部分则系于在职者的个人因素。其次，现在的首相机关是一个权力集中政治的模型。防止首相权力过分控制国家的宪法程序与制度皆无法有效地发挥功能，首相企图攫取更多的权力，而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他成功了。在他的统治下，权力已逐渐转移至已政治化的首相署。
总的来说，马来西亚首相的地位与权力从东姑阿都拉曼至马哈迪这段时间内已逐渐起了变化。如果说拉萨的首相时代代表了异于东姑的新纪元，那么，马哈迪的首相时代则象征着相权增加的更大转变。
注释：
(1)有关马釆西亚宪法的制定，请阅R. H. Hickling, "An Overview Of Constitutional Changes in Malaysia: 1957—1977", 见于Tun Mohamed Suffian, H. P. Lee, and F. A. Trindade, The Constitution Of Malaysia. Its Development: 1957—1977,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2)R. S. Milne and Diane K. Mauzy, Malaysia: Tradition, Modernity and Islam,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6, 页119.
(3)Harry Miller, Princeand Premier: A Biography of Tunku Abdul Rahman Putra,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1982, 页13.
另见Willard Hanna, Eight Nationmakers: Southeast Asia's Charismatic Statesme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64.
(4)Mahathir Mohamad, The Malay Dilemma, Kuala Lumpur: Federal Publications, 1970, 页13.
(5)Subky Latiff, "U. M. N. O.一30 Years"，Southeast Asian Affairs, 1977.
(6)Milton Esman,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Malaysia，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2, 页9.
(7)民主行动党副主席卡巴星发表的言论。The New Straits Times, 17 May 1981.
(8)Diane Mauzy and R. S. Milne曾对这个时期的马哈迪政府作出的评价，见。The Mahathir Administration in Malaysia: Discipline Through Islam"，Pacific Affairs, Vol.56, NO.4，Winter 1983／84.
(9)这是：内阁与宪法部、行政与财政部、典礼部、研究部、经济策划单位、联邦翻译局、膳宿部、马来西亚事务部、薪金特别委托部、统计部、马来西亚发展研究中心、发展行政单位以及心理战斗部。
(10)它们是：(I)分部：1.行政与财政、2.内阁、3.联邦土地发展、4.回教事务、5.政府大厦管理；(II)单位：1.经济策划单位、2.实行与协调单位、3.马来西亚行政现代化与人力单位；(III)其他各类团体：1.顾问部、2.原子能执照批准部、3.巴生谷策划秘书处、4.回教中心、5.马来西亚微型电子制度学院、6.国家人口与家庭发展局、7.国家保安会、8.外交礼节局、9.公众投诉局。
(11)Elyas Omar, "Policy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in Malaysia", 收于: Policy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Part I. Kuala Lumpur: Asian Centre for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 1974，页217.
(12)Gordon Means写道：“东姑阿都拉曼当首相时，利用内阁机构与联盟国家委会来助长正直的政治改变以及完全自由地从多层面讨论政策更变。”
Gordon Means, Malaysian Politics. The Second Generation,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页284.
(13)Michael Yeoh Oon Kheng, "The Politics Of Under-Representation",见Malaysian Chinese, Kuala Lumpur: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1984.
(14)Yeoh, "The Politics of Under-Representation".
(15)在1988年，前贸工部长拉沙里韩沙与前副首相拿督慕沙希淡脱离马哈迪的队伍而引致纷乱之际，马哈迪向他们提出在内阁担任不管部长的建议。
(16)正如Esman所评论：“透过中央政党的控制及严厉的党纪，再加上对当权者的尊敬与服从，国会变得不健全并由上级的政治领袖所操纵”。见Esman,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Malaysia，页64。
(17)陈志勤是50与60年代的一位反对派领袖，曾经高呼东姑为一名“议会中的雄辩家”。见Tan Chee Khoon, "The Tunku and His Role in Post-War Malay"，收于：Democratic Action Party, National Day Celebration, Petaling Jaya: DAP, 1985.
(18)Michael Ong,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in Parliament: The Rules of the Game", 见Zakaria Haji Ahmad (e.d.),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Malaysi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9)John Funston, "Challenge and Response in Malaysia: The UMNO Crises and the Mahathir Style", Pacific Review, Vol. 1, No.4, 1988, 页363-373．
(20)关手法庭上的个人说明，见Tun Salleh Abas, The Role of the Independent Judiciary, Malaysia: Percetakan A-Z Sdn. Bhd., 1989.
(21)A. B. Shamsul, "The 'Battle Royal': The UMNO Elections Of 1987",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1988,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1988, 页170-188.
(22)Edmund Gomez， Politics in Business: UMNO's Carporate Investments, Kuala Lumpur: FORUM, 1990.
原文刊登于《资料与研究》第13期 1995年1月1日
从平民到首相～马哈迪医生简历
年少时家境贫穷
1925年10月20日，在阿罗士打市区的冰厂後巷的一间简陋马来传统亚答屋里，诞生了一名男婴：他就是目前在国际上叱咤风云、国内统领全国、声望一时无两的拿督斯里马哈迪医生。
马哈迪医生在家中排行第9，是其父默哈末敏依斯干达与蔓汀芭旺敏蒂韩纳菲夫妇最小的儿子。其父母共育6男3女，马哈迪从小就已深获双亲的疼爱。
马哈迪医生幼年时，家境贫穷。年少时，亦当过贩卖香焦糕的小贩。他的这样的一个平民背景，和皆是出身皇室的前三任马来西亚首相，有著明显的差异。或许就是这样的一个重要因素，造就了今天的马哈迪医生。
马哈迪医生的启蒙教育是在实勿弄吡叻国民小学就读，随後转向吉打苏丹阿都哈密学院完成中学课程。日侵时期，他暂停学业4年。战争结束後，马哈迪才重返母校考获高级剑桥文凭，过後负笈新加坡英皇爱德华七世医学院深造。当他在新加坡念书时，他也开始以Che Det的笔名投稿给海峡时报。
1945至46年间，马哈迪医生受马来民族主义思潮的冲击，开始了其政治生涯。他参与了当时反对英殖民政府所提出的马来亚联邦之运动。这期间，他也参与了多个团体如吉打马来人团(Kesatuan Melayu Kedah)、马来青年团(Kesatuan Pemuda Melayu)及後来所成立的巫统。
1954年，马哈迪医生在米都中央医院服务，他的医德及为民服务的态度，获得米都人民的普遍赞赏。1956年8月10日，他与该院同事西蒂哈斯玛医生共结连理。1957年，我国独立，马哈迪医生以32岁之壮年，毅然辞掉安稳的医院高职而出来自己设立诊疗所，这在当时的马来社会来说，是具有特别的意义，证明了土著也一样可以象非土著，不必依靠政府而独立，并取得一样的成功。
抨击东姑被开除
马哈迪医生於1957年後的政治生涯沉寂了一段时候。由於不满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政府和英政府签署国家独立後的军防及英军留驻我国的协约，及在其他政策上的意见不同，导致他当时虽任巫统吉打州主席，但却退出1959年全国大选的竞选。
无论如何，他在吉打所拥有的基层实力，使到他於1964年的全国大选得以首次上阵，并一举成功的在南哥打实打国会议席获胜。
随後几年，国内的种族关系越来越紧张，政局越来越不稳定，马来社群对东姑的领导也越来越没有信心。马哈迪医生在这段时期正是扮演了批评东姑对非马来人做太大让步的政策的主要非议者。1969年的大选，联盟在反对党的严峻挑战下，输了许多国州议席，马哈迪医生也在其选区中输了给回教党的候选人。随後就发生了我国历史悲剧，五一三事件。马哈迪医生一封批评东姑个人性格及处事方式的信件，也在此时於马来社群里流传，从而加剧了东姑和马哈迪医生两人之间的分裂。同年9月26日，巫统最高理事会以违反党纪律为由议决取消马哈迪医生的党籍，把他开除出巫统。
自此，马哈迪医生回到他的家乡重开诊疗所，但仍受邀到处积极演讲及陈述政见。1970年东姑虽已退位，由敦阿都拉萨接替，但马哈迪医生的处境并没有改变。
1972年3月7日，在巫统青年团团长哈仑依德里斯多方极力斡旋下，敦依斯迈医生所主持的党纪律委员会终於批准了马哈迪医生的申请，接受他的归党。
自此马哈迪医生的政途平步青云，他被委为上议员，并於1974年的全国大选，在不必竞选的情形之下中选为古邦巴素的国会议员。同年，敦拉萨委任马哈迪医生成为教育部长。
1976年1月14日，敦拉萨於英伦病逝，当时的副首相拿督胡先翁於第二天宣誓就任首相。结果拿督胡先翁委了马哈迪医生成为他的副手。
出任第四任首相
1981年，拿督胡先翁因健康问题而引退後，马哈迪医生接捧成为马来西亚的第4任首相。他一上任；即以务实及积极的态度大展手脚，强力推行了许多计划及政策，如廉洁、有效率及可信赖政策、以身作则运动、重工业政策、工业大蓝图、购买国货运动、向东学习政策、私营化政策、7千万人口政策、国家发展政策及最近使到人民热烈讨论的2020宏愿，以带领国家进入世界先进国的行列。这些政策其中，也有不少是备受争议的。
但马哈迪医生的政治路途并不因此而平坦顺畅，从1985至1990年期间，更是经历惊涛骇浪。由於世界经济不景气，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也不可幸免的受波及。1986年，随著原产品大幅跌价及滞销，面对外币起价的沉重利息等等，国家的经济败坏也引起了政治的动荡，马哈迪医生面对政治的内忧外患。在党内，党争使到其搭挡副首相拿督慕沙拂袖而去，东姑拉沙里於巫统改选趁机给予他强力的挑战，东姑拉沙里虽然最後以微差的选票败北，但马哈迪医生的麻烦并没有因此而过去。不满者挑出各区部选举的不合法，以致巫统被法庭宣判为不合法而冻结了巫统的所有活动及资产，使到马哈迪医生再次陷入困境。在党外，马哈迪医生被批评为滥用权力以集权及巩固势力，1987年所采取的茅草行动，以恶名昭璋的内安法令把许多反对及批评政府的异议者逮捕入狱，撤换最高法院院长等事件，更使到他的声望一落千丈。
1990年的全国大选，国内反对党取得空前的合作，组成了人民阵线，鼓吹两线制及改朝换代，而沙巴团结党於选举前夕宣布退出国阵，更使到马哈迪医生的政权备受威胁。无论如何，基於马来主要反对党46精神党(现名为马来人政党)所获得的支持并不如预期所想象的那么好，使到两线制无法落实，马哈迪医生保住控制国会三分二议席的绝对优势。
国际嘱目政治家
80年代末期至到1994年，马来西亚的经济不只开始好转，而且连续几年取得超过八巴仙的经济成长率，在全世界经济一片肃条的情形下，这成绩就显得更标青。在稳住了国内局势後，马哈迪医生明显的开始建立起其国际形象。在政策上，他反击了西方国家对棕油的破坏言论、砍伐热带树林和国内人权的批评。在国际事务上，他批评联合国受西方操从，在对待许多事件如波斯尼亚等持有双重标准。在冷战後的新世界秩序，经济竞争取代了意识形态的竞争，马哈迪医生所提的东亚经济论坛概念公然和美国及澳洲所提倡的亚太经济论坛遥相对立，以排除美国在此区域的主导力量。马哈迪医生的敢怒敢言，已使他赢得国际上的尊敬，而马来西亚在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及回教世界里的角色也越来越吃重。
在国内，他於一九九一年於马来西亚商业理事会成立仪式上提呈了“马来西亚迈步前进“的论文，从而宣示了马来西亚要成为先进国的“2020宏愿”。这个目标得到全民上下的鼎力支持和响应，使到今天马哈迪医生的声望如日中天。
中国报2018.08.13
新文龙中华中学校庆晚宴
郑国升提醒希盟政府 承认统考别再等5年
(新山18日讯)新文龙中华中学董事长郑国升提醒希盟政府，在承认统考课题上，非只有一哩路距离，而是剩下半哩路，勿再等5年拿统考作为谈判条件。
郑国升促请希盟新政府兑现大选诺言，尽早承认独中统考。
“希望政府不要再等个5年，再拿统考这张牌，与大家谈。”
昨晚出席由新文龙中华中学校友会(柔南暨新加坡)主办新文龙中华中学68周年校庆晚宴上致词时，如是指出。
公正党地不佬区国会议员锺少云强调，在承认统考立场上，希盟诺言并不会U转，只要承认统考问题解决，对华校制度性拨款也不成问题。
落实宣言需官员配合
他说，当希盟要落实竞选诺言时，也需要官员配合与执行，不同政府部门包括教育部需要不断开会，让官员们知道详情。
“有些教育部高官们，不了解统考的素质。”
他以近期有部长在国会上作书面回答时，其答案也是政府官员所收集的资料后，以前朝政府回答方式为准，未考虑希盟的竞宣宣言，如说出“独中不在国家教育体制内，所以不会获得拨款等。”
另外，他已向柔佛州务大臣拿督奥斯曼反映，要求州政府承认统考，大臣回覆考虑中。
他也向州政府反映独中要求免缴发展基金，他将继续跟进。
锺少云希望人民给予新政府时间，在两年内改变政府官员的态度与思维，与希盟作风一致。
他说，在政策上要说服政府官员，因这些官员思维仍受前朝政府影响。
当晚除拍卖获校友捐赠4幅书法家的作品，供义卖投标，助筹募该校第三宿舍建设基金外，当晚也移交35万令吉筹募款项。
出席者包括新文龙中华中学校友会(柔南暨新加坡)会长兼大会主席郑清华与董事赖文德。
星洲日报2018.08.13
龙中68周年校庆晚宴
郑国陞：只剩半哩路 承认统考勿再等5年
(新山12日讯)新文龙中华中学董事长郑国陞表示，独中对国家的贡献不可抹灭，并促请希盟新政府兑现大选诺言，早日承认独中统考文凭。
“承认统考，不是一哩路，而是半哩路，不要再等5年又拿这张牌，再跟大家谈。”
郑国升于昨晚出席在新山举行的新文龙中华中学68周年校庆晚宴上致辞时，发出上述吁请。
他也说，该校位于郊区，要筹募款项并不容易，并向各界常年支持该校声声表示感谢。
他指出，该校每年不敷逾100万令吉，但在大家鼎力支持下，仍能度过难关。
大会主席郑清华说，晚宴是由柔南暨新加坡校友会承办，主要让新山区人士多了解学校。
该校柔南暨新加坡校友会较后移交支票35万令吉予董事会。
受邀山席的地不佬区国会议员锺少云在致辞时坦承，制度性拨款与承认统考是希盟的竞选宣言。
锺少云：需时改变官员旧思维
锺少云也说，现今的官员还是以前留下来的官员，思维仍受前朝政府影响，当希盟要落实竞选诺言，需要官员的执行，部门需要不断开会，需要时间让他们知道详情。
“有的教育部高官会质疑外国有多少大学会承认统考，不了解真实情况。”
他表示，除了内政部长丹斯里慕尤丁和首相敦马哈迪之外，内阁里其他都是新上任部长职。
他举例，部长在国会答覆都是前朝官员整理的资料，仍保留前朝思维，如官员会认为独中不在体制内，不应获得拨款等。
他强调，就如副教长张念群所说的，即希盟的诺言不会U转。只要承认统考的问题解决，联邦政府制度性拨款就不成问题。
他解释说：“不是我们不要做，而是我们需要时间说服官员，以及协凋、改造官员的态度与思维变成与希盟一致，如此一来，以后希盟做事就会很顺利？”
他也说，他已向柔州务人臣拿督奥斯曼沙比安反映要求柔政府承认统考的事，大臣回覆说考虑中。
反映独中要求免缴发展基金
另外，他透露，他已向州政府反映独中要求免缴发展基金要求，他将于不久后向外界汇报进展。
昨晚出席活动者，尚有：新文龙中华中学校长李保康、董事赖文德、家协主席陈瑞金、校友会会长萧庆璋、署理会长拿督陈明光、活动筹委会主席陈有双等。
其他嘉宾则包括：新山中华公会会长拿督斯里郑金财、新山中华总商会代表苏有新、柔佛潮州八邑会馆会长陈周平、新山客家公会会长张君国、新山袜建会馆会长拿督曾德发、新山海南会馆署理会长符传曙、古来福建会馆会长陈世发、南方大学学院董事长拿督陈治臣、宽柔中学董事长童星存、培群独中董事长林青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