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龙章-湖畔跫音

颜龙章-湖畔跫音

封面

诗：目录

代序：旧诗新意--黄润岳

诗题

思母(先慈逝世十二周年祭)

子夜踏月振华湖畔

振华湖畔闲眺

振华湖畔即景

新春偶书

堤畔椰树‧山竹

追忆首相敦拉萨

苦杯并序

巡夜并序

红豆吟

万邦刁湾母女三尸出土

咏竹

追思先祖母

先君逝世廿七周年家祭

黄老何日是归程

吟赠梦平

振华湖畔送黄君文麟赴沙巴

草

丙辰年除夕感咏龙蛇

赠正修夜学华文深造班同学

回赠颜龙章老师(附录)

村居(4首)

团结‧容忍‧进步(4首)

树楷模 立制度

试啼声

失落时代的人

马年咏马

斗鸡

松‧松涛

观看杂技团

送别

谴责血腥暴行

恩怨

人生

立国第五届大选后感咏

歌舞

心曲

第四届亚洲乒乓锦标赛

己未年清明节踏青见闻

布多被吊死

首相胡先翁率团访问中国(6首)吟篇

读『亚兰镇难民营去来』感赋

冷眼旁观中元节

题友人画梅雀图

题郭成焕艺友梅花图

菊八首

灵魂‧歪风‧打手

银风起

图穷匕见

两伊战争

峇株华中课室布置比赛(6首)

峇株华中毕业典礼暨作业展览巡礼感咏(6首)

战祸‧长夜

友谊温馨

除夕岁首感怀

峇株华中庆祝教师节晚会巡礼(5首)

旅英萍踪诗纪(10首)

参观峇株华中课室布置比赛(6首)

为白纯瑜校长洗尘

魂归故土

读『老太太捐屋兴学』

华中书法展览

话别

迎接鼠年感怀

阅墙

读报读史感怀

权臣‧纷争

赤胆一先生

国父东姑鸭都拉曼

牛年感赋

峇株华中课室布置参观诗纪(11首)

参观三语演讲赛(6首)

纸鸢称王‧南宋末佞臣

血汗志诗篇

喜见青苗

卧看『南洋行』(6首)

乙丑年尾杂咏(5首)

凄风苦雨一明灯

丹州中华独中复办成功吟篇

端午书怀‧悼林清泉老师

参观崔大地书法欣赏会

画家梁荒谷馈赠蕉雀图

咏竹

和平火炬

正义呼声

华文独中宜设读报课

后遣症

伤时

南山火炬

共尝灵芝－图

共尝灵芝－诗

 

词：目录

 

 

忆栗娥－奉劝失学青年

采桑子－老牛(二阕)

采桑子－振华湖

鹧鸪天－横祸

诉衷情－狂风暴风为灾

好事近－寄意

渔歌子－白发娘的呼声

踏莎行－马华文坛写新章

满江红－声讨血腥暴行

望江南－题喜鹊图

望江南－南洋商报六十周年颂

望江南(二阕)－题马仑着《马华写作人剪影》

调笑令－孤航

捣练子(二阕)－普选

如梦令(二阕)－金融合作社风暴

踏莎行 诉衷情－火虎声威失 免儿跳跃来

画堂舂(二阕)－灼天火炬南洋行

后记

 

颜龙章，笔名水沬、村铎，曾任华小校长，中学教师。是大马华文作协永久会员，南州诗社社员，纽约四海诗社基本社友，国际桂冠诗人协会会员。他的诗作不时刊布于报章副刊，国际桂冠诗人协会的桂叶诗刊等，美国诗人COLONEL ERWIN T. KOCH HONERED给的评语：“Malaysia is wonderful so are you.”

“I love your poems in Laurel Leaves of United Poet-Laureate International.”

《垦殖民与冒险家》第二章：新加坡与柔佛的华族垦殖民

《资料与研究》第26期 1997年3月31日

《垦殖民与冒险家》

占姆斯。杰克森著

Planters and Speculators by James Jackson

赖顺吉译

第二章：新加坡与柔佛的华族垦殖民

    早期欧洲移民对新加坡的认识，仅限于其新居住处之周遭，较远处则所知甚少。但是，在1819年，这个岛屿显然并不是毫无人烟和全然未曾开发过。岛上有人数很少的马来人和华人，其中一些从事农耕活动。在1819年，新加坡岛新镇外围山区的北坡，西坡和西南坡已经有了华人种植的甘蜜园。Newbold在1839年的著作估计岛上在1819年有人口约150人，其中30位是华人；而在1822年，W. Farquhar上校指出：当英国来到新加坡时，岛上有约20个甘蜜园，由马来人和华人经营。（注1）

    这些甘蜜园在何年开始种植，华人经营者原本来自何地的资料都不详。Purcell提出说第一批英人建立殖民地后移居新加坡的华人是来自马六甲和廖内（注2）。十八世纪末，华人已在廖内种植甘蜜，他们之中，很可能有一部份在1790年代或1800年代初为逃避当时的骚乱而移居新加坡。看来，与新加坡，以及较后在马来半岛其他地区的华族拓荒垦殖民相关的耕种和融资制度，是由从廖内移居过来的居民带过来的，虽然第一个实行这个制度的地方可能是在东南亚的其他地方（注3）。

    发现新加坡后的首个二十五年中，华人的甘蜜和胡椒种植业有长足进展，在1830年代中期价格高涨的刺激下，更是发展神速。(参阅表1）。1839年，这些园丘是“岛上唯一具有某种商业重要性的农作物”（注4）。这些农作物的种植面积从1836年的2,350英亩扩大至1841年的五至六千英亩（注5）。垦殖民也开始向岛屿的内陆推进，十年之后，岛上种植甘蜜的土地面积估计达到24,220英亩，胡椒达2,614英亩，当时，有人指出“整个内地都是胡椒和甘蜜园，夹杂在原始森林之中”。岛的北部和西部，也开拓了一些园丘（注6）。

    结果，新加坡生产的甘蜜总额显著增加。在1836年的产量总共是22,000担，1839年增至48,000担，1848年再增至80,000担．在1848年，新加坡的园丘也生产30,923担胡椒。甘蜜和胡椒的总种植面积占岛上总种植地的四分之三，生产值则占全岛农业生产总值的六成（注7）。

    甘蜜的出口主要是供丝绸和皮革业者作为染料。Burkill坚持说新加坡最早期的生产是输往中国，甘蜜可能是在1830年首次从新加坡输去欧洲（注8）。直到1830年代初为止，输入英国的甘蜜都抽取很重的税务。过后，税务大减，到了1834年，甘蜜已被认为是很可能成为。从新加坡输至英国和稳定出口货品”（注9）。在1830年代，输往英国的货量渐增，而在整个十九世纪里，大多数货物都是输向英国。

新加坡早期的耕种制

    胡椒和甘蜜并不是互相间种的，而是分别种植在园内的不同地段。因此，就正如Cameron在1860年代中所观察到的那样：“有甘蜜园的地方，就肯定会在园中其中一个靠近住宅的小角落发现几英亩种植胡椒的地段”（注10）。甘蜜的价格很少高到值得单独栽种的水平，可是，甘蜜那种可以连续不断收集叶子的特性，却可配合胡椒的高度周期性生产特性，确保照顾胡椒树所需要的大量劳动力在一整年中都有足够的日常工作（注11）。此外，熬煮甘蜜的渣滓几乎是胡椒树的唯一肥料来源，而在等待胡椒的收成时，较快成熟的甘蜜就可带来收入（注12）。一般根据的原则是每十英亩甘蜜园中有一英亩胡椒。

    甘蜜和胡椒种植者采用轮垦法。起初，政府支持这种耕种法，因为它至少为日益增加涌入的华人移民提供就业机会。可是，不久之后，就发现到这种耕作法并不是那么理想，因为它使大片的处女林变成几乎是毫无用处的茅草芭和矮丛林。

    与种植甘蜜和胡椒相关的大规模砍伐是两项不同因素运作的结果。华人种植人寻求“急利”，因此，一旦发现土地出现肥力耗竭的现象，就撂荒，寻找新的处女林作新的开始．土地一旦撂荒，就得经过一段相当长的荒置期后才适合重新耕种：在一方面，甘蜜是很消耗土地肥力的作物，在另一方面，嫩胡椒树在“耗竭的旧胡椒种植地上”是无法成长的（注13）。华人种植者只是暂居者，手上没有合法地契，更进一步推动了这种不断移置的耕作法。

    其次，甘蜜叶收集后，就得即刻熬煮，以提取出具有商业价值的成份，因为在二十四小时内，甘蜜叶会“变黄，一文不值了”。因此，每一个甘蜜园都有本身的大锅寮子供熬煮甘蜜叶。熬煮过程需要大量柴火，据估计，每一段甘蜜园，就得保留大约相同面积的森林以供应所需要的柴火（注14）。大量柴火需求量把甘蜜和胡椒园主绑在森林的边缘区。

    甘蜜园土地在约十五年后耗竭，胡椒在十五至二十年后就渡过盛产期，而柴火供应预计最多维持二十五年（注15）。结果，到了1830年代中期，新加坡早期开发的园丘中，有许多已告撂荒，新园丘不断开发，越来越大片的土地的肥力耗竭，柴火匮缺。1836年，已经有人针对下列情况作出投诉：

    “事关砍伐森林以取得柴火，以及事关园丘撂荒，任由杂草丛生，而新的园丘则在最近的适合地点开发，开展新一轮耗竭土地的勾当。”（注16）

    在1850年，新加坡原有的园丘中，只有八成还继续有种植，而在这个时候，人们认为这种种植法是“落后的，因为旧园丘都已告耗竭和荒置了。”（注17）

早期新加坡园的社会经济背景

    虽然最早一批新加坡华人种植者是来自廖内，绝大多数的园丘却是在‘赊票制’下由故乡直接到这儿的华人。一般上，这些移民中有好些在以一年劳力偿还船资赊款后，就会开发本身的小园丘。他们获得新加坡市区华商资助资金，后者在贷款未清还前，一般对日后的收成有某个比重的占有权。这种把园丘和产品作期货抵押的制度，对资本家高度有利。因而，在1841年，有人观察到“几乎所有胡椒和甘蜜园都靠借款建起来，现在则可相信它是由借款支撑着，以致真正的种植人简直就是活在城镇华商的掌握中.”（注18）

    许多拓荒垦殖者从来就没有还清债务而继续受到新加坡融资财主的控制。事实上，在1839年，相信当时的园丘当中，有三分之二是受到上述债务的困扰。此外，根据华人本身的说法：“办理得最好的园丘，在还清债务后，业主年获利约四百元，最差者则勉强足以糊口”，（注19）

    当时有一位本身也参与种植业的华人对1848年的华人人口所作的估计，显示是潮州人垄断这种形式的耕作。事实上，当时岛上超过九十巴仙的甘蜜和胡椒园是由潮州人经营的。（注20）

    拓荒垦殖园内生活状况非常艰辛：居住环境奇差无比，疟疾、脚气病和其他疾病猖獗。佘有进在1840年代描述关于劳工的情况时指出：好多劳工“手脚伤口，皮肤皲裂不说，还形成大溃烂伤口”（注21）。常常还有劳工‘被老虎吃掉’的报道。有人认为，由于新加坡内地园丘劳工面对这些危险，园主得付出双倍工资以诱导工人继续留下来工作（注22）。工人死亡和逃跑造成劳工的补充人数迅速增加。

    1840年代时，劳工的工资并不固定，而是根据甘蜜的价格波动。显然的，上表引述的当地价格显示甘蜜价格波动幅度很大，而胡椒的价格却比较稳定(参阅表1)。因此，通过由市场状况决定工资的方法，业主可把价格波动的影响减至最低。无论如何，劳工们还是能够每年寄钱回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前来马来亚的愿望，虽然说他们之中大多数都希望‘赚了大钱’后回归故里。只有很少人能实现梦想，而正如十九世纪马来亚的很多华人事业一样，大多数的利润最后是直接或间接流入住在新加坡城镇融资资本家的口袋．这一种借贷制度，利用了对方追求‘急利’的心理，把资金借给身无一文的移民去开拓甘蜜和胡椒园。可是，假使是没有这么样的借贷融资制度的话，十九世纪初期新加坡的大规模农业垦殖肯定不会发生。

向柔佛扩充

    显然，新加坡日益缺乏开辟新种殖园的土地，加上移民这个小岛的华人日增，促使华人垦殖民向附近的柔佛进军。很可能在十九世纪初就有一些华人在柔佛种植甘蜜和胡椒（注23）。1819年后，新加坡周围地区提供了供应品入口，产品出口和接洽融资家的便利，加上关于‘柔佛河谷肥沃土质的描写’，再加上该州地广人稀，有大片处女地可供开拓。华人相信柔佛州的统治者——天猛公——会提供他本身作为新加坡居民在殖民地政府下所获得的同等保护措施。天猛公对华人的态度实际上大大促进了柔佛甘蜜和胡椒种植的扩张。（注24）

    向柔佛转移可能是约在1820年代末开始，一发即不可收拾，发展得很快，到了三、四十年代，很多华人已经在柔佛进行垦殖。1845年6月，有人发现在过去的六个月，来自新加坡的华人已开辟了52个新种植园，其中20个是沿着士古来河，12个沿着未来由河，15个沿着东嘉河及5个沿着地不佬河。参与垦殖者总共约五百人，同时，“鉴于新加坡岛上的甘蜜和胡椒树龄关系，好多树老得很快，园地正在枯竭，预料移民的数目还会增加。”（注25）显然，在这个时期，柔佛的新甘蜜和胡椒园是集中在流入柔佛海峡河流的沿岸。这些地区提供最方便的交通让新加坡居民移入。

    十九世纪四十和五十年代越过柔佛海峡的华人移民潮，则可能是由于廖内种植园枯竭造成。到了六十年代初，柔佛州总共有1,200个甘蜜和胡椒园，雇用的劳动力达15,000．虽然大多数还是集中在流入柔佛海峡河流的沿岸，却也开始出现“在较北地区流向大海的河流沿岸“。（注26）

    向柔佛迁移基本上是新加坡华人甘蜜和胡椒种植的伸展扩张。因此，虽然其他籍人有参与各别垦殖区的开拓，开拓工作主要还是由潮州人支配。（注27）

港主制度

    十九世纪中叶，柔佛境内没有道路，河流是移民迁入的通道，然后又在较迟时成为通商航道。就是在这些重要无比的河谷，出现了与甘蜜和胡椒种植关系密切的徙置、种植和土地拥有的体制。这个体制看来曾在新加坡实行过，同时，在雪兰莪南区及森美兰海岸区的华人甘蜜及胡椒种植人中也可找到同样体制(参阅下一章)。有一位华人在较后时指这个制度为“占有土地使用权及合作耕殖的独特及有效”（注28）方案。这是在原本人口稀少地区建立起华族拓荒者农业垦殖区的方式，

    在河流沿岸建立起称为“港脚”的小村落或补给站，农耕地由港脚开始，面积“只是从河岸到最近的河界”。（注29）

    在获授权的地段内，华族垦殖民不得干预原本由马来人居住的产业、土地或村落，也不准跟他们进行任何交易。（注30）无论如何，绝大多数的港脚都建立在原本只拥有极少数人口的地区，一些建在只有原住民暂住的地区，另一些则设在没有人烟的地区。

    港脚和相关河岸地段由称为港主的半封建华人头领管治。港主持有马来统治者发出的河契(surat sungai)而具有对土地的占有权。最早的一张河契是发出士古来河的部份河段，志期1833年。（注31）十九世纪中叶，统治者通过“授权书”(tauliah)的形式授予港主某些特别权力，使港主获得族人头领和苏丹权威代理人的合法地位。（注32）

    这个通常称为“港主制度”的体系非常适合十九世纪的柔佛。当时的柔佛州人口稀少，几乎是处女林遍布。州内缺少道路，造成行政困难。按惯例，马来统治集权都正式承认港主为其港脚的华人村长或头领，拥有全面的权力去管理当地居民和土地。

    港主付还整个地区的租金和税务，事实上是从政府的手中接过港脚领地的管理义务，港主须建筑和护理港脚内通往各个种植园的通道，及负责“改善河流交通”（注33）除了行政权外，港主在港脚内经营鸦片馆和赌馆，并垄断典当、酒类和杀猪及猪内买卖的生意，这些都是马来亚华族垦殖区或矿场内能带来丰厚收入的生意。

    港主制度的结构是按照华人社会的姓氏结构组成，诚如Cowgill指出的，“其作为控制华族农民的一种手法是非常值得推荐的”。（注34）对马来统治者来说，这种制度的最基本好处是地方上的行政是掌握在与当地居民属于同一种族，同时往往也是属于同一方言群人士，港主也是地方发展和扩展的头领（注25）。外籍移民开拓及发展农业的作业，可在由移民本身推出的组织结构中推行，在表面形式上能与由天猛公为挂名首领的马来行政机构相结合，在实践上却完全与现存的地方政府相脱离。

    象新加坡岛一样，柔佛甘蜜和胡椒种植的融资是由新加坡市商家所控制。因此，1846年有人指出：“柔佛州的种植园乃新加坡华商所拥有，所有生产品自然就运入本埠市场，垦殖民的日常必须品则由本埠供应”。（注36）在1846年，新加坡华商宣称他们总共预支超过一百万元来发展这些种植园，虽然在事实上，这笔钱的绝大部份是他们原本向欧籍商人借的．这时期，新加坡有100家甘蜜店和超过200家商店是几乎完全依靠柔佛的生意而生存的。“

    多数港主是向新加坡华商贷款来开发港脚，因而也跟新加坡的同业一样面对同样的债务．通常，他们也得向债主购买日常用品．无论如何，有一些情况是港主本身拥有船只把货品运到上游的村落；其中一些从在新加坡所拥有的商店带进日常用品。除了垄断鸦片，当店，酒类和猪肉生意以外，港主也垄断所有运往居住村落的货品供应，和控制产品外输的交通。在这一个方面，Tan Teik Soon(陈德顺)指出说：

    ……好几位对某条河流及其周遭有兴趣的商人和港主将合资建筑足够运载量的甘蜜舯舢，每两星期运一次农产品……由种植人支付的农产品运费尽量压到最低……由于这项交通的重要性，加上当时环绕着其周围的既得利益，竞争是不容许的。（注38）

    好多港主发了大财，其中较富有者每年收入有好几千元．到了1870年代，好些较富有的已经退休回到新加坡，把权力转给在柔佛的代理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港主往往拥有超过一个港脚。

    整个十九世纪期间，港主制度一直继续在柔佛推行。如果我们可以相信地名作为实行这种制度的证据，那么，新加坡的情况也和柔佛大同小异，1873年，柔佛通过特别的“港主法律”，（注39）详细列明了在马来统治者眼中，港主的职务和责任，并为这个制度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操作提供了许多资料。可是，港主们是否小心翼翼地照章行事看来就值得怀疑。港主制度最后在1917年的港主权利(废除)条例下废除，在此条例下，所有尚存港主所失掉的权利用金钱来补偿。这时，橡胶已经崛起成为柔佛州华人种植人的主要作物。这样的一个制度，能够几乎以原封不动的形式保持这么久，原因在于这个制度的适合性及封闭性，同时也是因为它是华人所认同的一个建制。

种植园，港脚和口鼎（注**)

    当代文献中，种植园，港脚和口鼎(bangsal)这三个字眼经常引起混淆。‘种植园’显然是相当模糊地指任何一片土地，其中种植着甘蜜和胡椒。‘港脚’和‘口鼎’则显然有独特的不同意思。

    ‘港脚’指港主沿河村落的总部及周遭的‘整体’作业地段。这整体作业地段在部份当代资料中称为‘港区’(kawasan)，指马来统治者在港契中授予港主的土地，包括港脚村落，种植地段和处女林。‘港脚’或‘脚区’面积大小差异很大，小的少过2,500英亩，好些较大的则超过20,000英亩。(图7B)

    ‘口鼎’这个词则严格指一小片真正种了甘蜜和胡椒的地段，其中设有煮炼甘蜜的铜锅(闽、潮语称‘鼎’)和炉灶．一个港脚或港区因此就由多个口鼎组成(图2及6)。虽然口鼎大小不一，但面积平均约是10至50英亩，每年生产约100-200担甘蜜和50-150担胡椒。（注40）

    看来，港主虽然控制垦殖的整个作业地段，每一个口鼎其实是由不同的一群人在管理和作业。在新加坡和柔佛两地，每个口鼎都雇用九或十个工人。起初，工人们是向港主借款和赊日常用品，并经由港主售买产品。虽然港脚内的垦殖民都在某种程度上受港主控制，然而，在惯例上，港主并不拥有全部土地。任何人经过他的批准，在其管理地区内耕种，就视为是‘完全保有该土地’。无论如何，从耕种制度的实质来看，具备最大价值的并不是土地，而是从土地生产出来的商品。

    十五至二十年后，当口鼎的土地开始出现枯竭现象，周遭柴火出现不足时，垦殖者就转移阵地，在港脚内另辟口鼎，旧口鼎则置荒，任由杂草丛生。虽然不可能具体地确定，同一条小河偶尔出现相隔很近，以新(Baru)、旧(Lama)区分的两个港脚(如：Temon Lama和TemonBaru)的现象，很可能表示当港脚地界从原本总部扩展得相当远时，就有需要在更深入的地方建立新的河关(图3)。图2是作者阐释的口鼎和港脚间的关系图。（注41）

    有相当数量的证据支持口鼎只是指港脚或港区内某种植地段的说法。马来词bangsal通常是指“棚子”，可指开发种植地段内甘蜜炼煮棚或工人居住的棚子或两者都是。Hervey在1879年把它定义为“苦力棚子”，并指出在1893年，‘种植园’‘通常指口鼎’。（注42）此外，1885年新加坡的口鼎对港脚的比例(图4)可以用以上建议的词汇系统作最贴切的解释。当代柔佛西北地图也提供进一步支持证据(图6)。柔佛州现代地形图的好些地名出现bangsal的字眼，显示这个词确曾在州内使用。

    这一种形式的关系也在好些早期的柔佛文献中提到．如陈德顺就指出：港主负责建筑和护理“通往其辖下数个种植园的通道。”（注43）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在柔佛从事测量的H. Lake，对整个制度和村落总部提供较明确的说明：

一个种植园组合有所谓的‘港脚’或村落。这里住着‘港主’或华人头领，和华人冒险集团或公司的代理人。赌馆和鸦片馆也设在这里，围绕着这些通常有相当特色的中央建筑物的，是一组商店，食店和好多间的猪寮，————都是用竹子和圆柱盖上棕叶的草屋。（注44）

    这种个别垦殖民在港主管辖下种植小片甘蜜和胡椒的制度，根源于当日在华族移民间盛行的新创业融资方法．在取得新加坡甘蜜及胡椒商的支援后，准港主就进入柔佛内地的无人地带，在其中一条河流或支流的岸边选择一片土地，他接着跟几位半独立的垦殖民作好开芭及种植甘蜜胡椒的安排，每一位垦殖者都获得足够当时耕作及供日后扩展用途的耕地。为诱使他们的加入参与，港主在首十八个月中负责提供所有生活必需品，工具，种子和采伐费，所有的开支都记在垦殖民的账上。第一次收获时，港主就与垦殖民作好安排，把其债务和园地转至其债主名下。自此之后，每一个垦殖者就由本身的市区商人直接资助，后者提供日常必需品和附加预支，并按照在1867年后由甘蜜胡椒公局规定的价格收购农产。有关价格一般上比实际市价低三成。（注45）垦殖者从来就未曾摆脱对新加坡融资商的依赖。

    在根本上，这是一种具有等级划分的实物工资制，以新加坡城市商人为首，下面是港主，再下来是负责各口鼎的垦殖者，每人雇用约十位计酬劳工．因此，港主制度的复杂性和组织的严密性实际上是超出了以前所认识情况。这样的组织结构，就如其他多种十九世纪华人在马来亚的事业一样，非常符合身无分文移民垦殖者在处女林开拓农耕地的融资要求。此外，很可能所有的参与者都是同一个在内部也实行相同等级制的秘密会社成员。

新加坡甘蜜与胡椒种植，约1850年～1913年

    这类型农业扩展至柔佛并不等于它在新加坡消失。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新加坡岛中部、北部和西部都开拓了种植园，这是从原有集中面积相当大程度的外延扩展。虽然徙置种植法和垦殖民人数的增加是这项扩展的主因，新加坡城的成长和欧籍人对本岛农业潜能日增的兴趣也扮演重要角色。Davidson指出，甚至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其中一些甘蜜和胡椒园经“被欧人收购……。这将暂住居民往后推，他们和世界其他角落的兄弟一样，随时准备卖掉(园地)后再迁到更深人的内地。”（注46）

    甘蜜和胡椒种植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期间在新加坡显示下降之势．在1855年，岛上有543个甘蜜和胡椒园，但大多数已是到了生产末期，因为大约三分之二的甘蜜和胡椒树都列为‘太老’或‘枯萎’；只有约百分之一余的树列为‘幼树’。（注47）显然，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及五十年代初的偏低价格是造成开辟新园地的强大绊脚石(参阅表1)。五十年代中叶后价格有所改善，可是在这个时候，岛上居民受通知出示地契及交地租。（注48）这种种植法的制度，造成大多数垦殖民不愿这么做，他们对于开辟新园都很谨慎．此外，五十年代初，秘密会社骚乱在甘蜜园和胡椒园所掀起的连串暴乱也可能促使一些垦殖民迁往柔佛。因此，虽然在1860年时新加坡只剩下很少的处女林，却只有六至七千英亩地是种植甘蜜和胡椒，产量只是大约20,000担甘蜜和10,000担胡椒。（注49）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情况有所改善，‘因为输入了更多劳工，而欧洲的需求量也增加’。（注50）1870年，新加坡出口约580,600担甘蜜，约一半是在岛上种植，而出口量到1880年时已增至782,129担。到了八十年代中，甘蜜和胡椒园遍布岛上的北部和西部(图4)。

    1890年，新加坡还有约11,000英亩地种植这两种作物。第二年，面积却降至6,100英亩。而在1891至1907年之间，岛上的甘蜜和胡椒园地总面积徘徊在6,000英亩之间(图5)。1905年之后，这些作物很快地在华人间失去其吸引力，他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其他作物。种植甘蜜和胡椒的面积在1912年是600英亩，次年降至75英亩。

柔佛甘蜜与胡椒种植，约1850年～1917年

    在柔佛州原本的集中区，也出现相同的外延扩展，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柔佛州的29条河流岸上有华人种植园；十年后，约上述数目两倍的河岸已经开发。（注51）有一段时期，扩展至新地区的前进方向仅限于有河流直通内地的西海岸，而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为上，甘蜜和胡椒种植的西向扩展也很可能是仅限于峇都巴辖地区和较南部的几条河流。事实上，在柔佛大君在1877年被封赐为麻坡的统治者前，向这个旧王朝的扩展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向麻坡的扩展要发生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之间(图6)。

    进军流向南中国海河流地区则几乎全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发生。 《新加坡自由报》Singapore Free Press的柔佛州通讯员通过1884年11月的报道，为这项东移提供了明确的日期，他指出：“过去两、三年，有一些华人甘蜜和胡椒种植人涌入素里里地区，主要定居在大素里里河的沿岸……其中一些种植园已经开始制造甘蜜了。”（注52）

    十九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实际上是英国和北美市场对甘蜜的要求日增的年代，这两个地区是新加坡出口的最主要目的地。甘蜜的价格从1884年的每担约5元，一度在1889年涨至每担8元，而胡椒的价格则从1880年的每担约12元升至1889年的超过20元。结果，柔佛州的甘蜜和胡椒产量大增。1880年，柔州输至新加坡的甘蜜为316,063担，胡椒56,203担。三年之后，估计柔佛有约四千家甘蜜厂，而到了1889年，产量已升至400,544担甘蜜和117,024担胡椒。1894年，柔佛苏丹秘书拿督阿都拉曼很自豪地说：“七、八年前，我们生产了在全世界使用的大多数甘蜜。（注53）。在价格提升的刺激下，甘蜜和胡椒种植取得更显著发展，并在世纪末的二十年内扩展到柔佛的许多新地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估计州内的华人人口达210,000人，“主要是甘蜜和胡椒种植者”，港脚布满流入柔佛海峡河流的整个下游河谷，以及西海岸双廊河、文律河、峇株巴辖河和麻坡河的沿岸。在东海岸，则设在小素里里河和大素里里河沿岸．可是，在兴楼河则显然没有港脚的设立（注54）(图7)。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马来亚其他州开始种植甘蜜和胡椒，有削减柔佛州生产这两类产品的重要地位之势(见下一章)。无论如何，虽然咖啡和橡胶等作物已开始种植，甘蜜和胡椒还是保持为柔佛的最重要作物，一直到二十世纪首十年代末为止．在1890至1910年之间，甘蜜出口跌了40％。1913年，总参政发觉多数甘蜜树间间种橡树，其中好些则除掉以便种植橡胶。他指出：“甘蜜价格下跌，在面对橡胶园丘的竞争下难以按照旧有方式获得劳工，加上种植橡胶能带来更高利润的希望，这一切都对甘蜜及其附属产品胡椒的产量大幅度削减产生影响。”（注55）1912至1917年期间，甘蜜和胡椒出口量都猛降60％，每一年都出现显著跌幅。甘蜜和胡椒种植的在1917年随着港主制度的撒消而敲起丧钟。

柔佛州港脚的分布

    新加坡岛十九世纪各期的港脚分布有地图为证(图4)。柔佛州相同的证据只限于在实行港主制的较后期绘制的三张地图：两份由拿督宾打拉．鲁阿(Dato Bintara Luar)分别在1887年和1904年所绘制，一份由H. Lake在1893年绘制。英文的文献资料也很少。

    地名是十九世纪华人农业垦殖地伸延范围的重要证据来源，其重要的组成部份是“港脚”，“港厝”或“厝港”。（注56）虽然马来亚现代地图上记录和正式使用的现有地名都是马来名称，因而未反映出任何华人主要聚居区的历史痕迹，同一地方的华人方言地名往往是重要的证据。为数98个港脚的名称(显然是按潮州方言的拼音)与对应的马来地名在1887年首次发表.（注57）这个表是提供州内港脚整体分布图样的第一份资料(图7A)。J.V. Cowgill在1924年制定一份类似名单，共收80个港脚名称，其中好些是较早那份名单所没有的。(注58）这两个表使确知位置的港脚数目大大增加，许多在今日地图中完全未显示任何往日事迹的马来地名，在这份名单中却保留着旧的港脚称呼，例如，阿逸淡在Cowgill的名单中是蔡新港．名单同样记录着好些虽然照旧用华文，但却随着历史推进丧失其重要本质字眼的地名：如永平称为永平港。除这两份名单外，柔佛州现代地图中有好些地名前面冠有港脚，Kangkar，的字眼。（注59）

    当然也会有一些地区是证据烟没的，开拓之后，由于各种原因在十九世纪的甘蜜和胡椒种植的起伏浪潮中淹没。十九世纪柔佛州港脚的总数，以及该州涉及这么一种垦殖形式的面积比例，可能永远都是一个谜。

    所有已知港脚的分布如图8所示，是结合了各方面证据的综合图。虽然这个图显示柔佛州受到这类华族垦殖法影响的地区，它其实只是在一个地图上显示出一系列在不同年代作为甘蜜和胡椒种植中心地点的综合图。此外，如果假设空白处是理所当然指华人从未在这些地区垦殖也不是明智的。

    港脚最集中的地区一直都是在柔南，尤其是流向柔佛海峡河流沿岸。在东海岸，垦殖者主要是沿着大素里里河，及在较小的程度上沿着小素里里河及兴楼河，在西海岸，龟咯和峇株巴辖之间的红树林沼泽地带没有大河流，阻碍人们进入内地，港脚主要集中在麻坡河及峇株巴辖流域。

    看来，垦殖民都选择地势相对平坦，避免在高低不平或高度超过两、三百尺的山坡耕作，限制他们进一步向内地扩展的地理障碍是他们把河流当成是沟通新加坡的唯一手段。基于这个原因，许多港脚都必需是设立在位于或接近河潮影响的上限地段，同时，甘蜜和胡椒，种植者也都不会太过深入内地，与港主总部距离不会超过数英里。

甘蜜和胡椒种植哨站的改变

    新加坡和柔佛华族农业垦殖的重要特色是前哨边界的不断更变性质。为容纳新的移民和确保徙耕法的顺利进行，一直都需要处女地段。因此，十九世纪的地理特色，大约都是从原集中地不断向外扩展，间中是大片的茅草芭和矮丛林。1843年，新加坡的东陵区是“长满矮脚树和茅草的荒山，那是荒置甘蜜园造成的后果……”；在柔佛，乌鲁地南和避兰东河之间的“前园地”在1896年置荒，“现在是厚厚的茅草芭。”（注60）

    无论如何，柔佛垦殖前哨的向外扩展，并不是发生类似巴西圣保罗咖啡园（注61）那种“哨站后”被置荒或人口完全迁移的情况，或是如威尔斯早年“原有人居住的地方的天灾或没落”的结果。（注62）导致前哨阵地扩大的因素也造成较旧垦殖区土地的重新开发．因此，在1896年柔佛州哥打丁宜地区“广泛开辟新的甘蜜园和胡椒园，而华人则纷纷拥入。”其实，这个地区原本在几十年前早已经进行垦殖了。（注63）在较早开发的垦殖区，似乎有垦殖、置荒，然后在较后日期重新垦殖的情况。垦殖区整体前线向外扩展的最终范围如图8所示，可是，垦殖区内种植面积的分布却不断改变。

    新加坡的情况略有不同。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甘蜜和胡椒园集中在岛的北部和西部(图4)。这可能表示垦殖的前哨已渐渐越过本岛向北及向西移，而到了1885年，垦殖民正经历着把新加坡港主制度的最后据点掏荒的过程．但是，也有可能新加坡北面和西面港脚的交通是用船绕海岸航行，而进入内地也一如柔佛那样靠河流；可以肯定的是新加坡北部的出产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用船绕岛外输的。（注64）不管这最后的扩展是通过陆地或海路或河流，跨越全岛推进的普遍说法是符合所有已知事实的，可是，在新加坡的情况，这项前哨的扩展是配合通过扩大城市边界，包围旧园地进行的。

    华族甘蜜和胡椒种植是整个十九世纪新加坡和柔佛农业垦殖民的首要作业。他们采用了适合人口稀少和未开发土地的组织法，在橡胶出现之前，把具商业价值的农业前哨向内地推进厂到相当深入的地区。


注释：
注1：参阅T. J. Newbold, Political and Statistical Account of the British Settlements i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London, 1839, Vol.1. 279. W. Farquhar上校于1822年12月28日致予L. W. Hull上尉的信函，W. Bartley在'Population of Singapore 1819'一文中引述该信内容，此文刊登在JMBRAS, Vol. XI, pt. 2, 1933, 177.
注2：参阅V. Purcell, The Chinese in Malaya, London, 1948, 70.
注3：柔佛土地和矿务专员在1914年描写这个制度时指出：“这个制度肯定在一些荷属岛屿上实施了很多年.”此段话由下列书籍中引用：Atlas and Commercial Gazeteer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Federated Malay States, Shanghai, 1917. 71
注4：1839年3月28日的S.F.P.记载，C. B. Buckley在下列书中引用：An Antedotal History of Old Times in Singapore,  Vol. 1, Singapore, 1900, 335.
注5：1836年12月29日的S.F.P.记载，P. Wheatley在其下列著作中引述：'Land Use in the Vicinity of Singapore in Eighteen-Thirties', M.J.T.G., Vol. 2, 1954, 65; S.F.P., Vol. 6 No. 46, 18 November 1841.
注6：J. T. Thomson, 'General Report on the Residency of Singapore, Drawn up principally with a view of illustrating its agricultural statistics', J.I.A., Vol. 4, 1850, 219；Map of Singapore lsland and its Dependencies, 1852, P.R.O., London, Straits Settlements no. 5.
注7：Buckley, op. Cit. Vol. I, 241, 307 and 335; Thomson, op. cit. 219.
注8：L. H. Burkill, A Dictionary of the Economic Products of the Malay Peninsula, London, 1935, Vol. 2, 2202; H.N. Ridley, 'Gambir', Agricultural Bulletin of the Malay Peninsula, No. 2, February 1892, 20.
注9：Singapore Chronicle, N.S., Vol. 4 No. 18, 1 May 1834.
注10：J. Cameron, Our Tropical Possessions in Malayan India, London, 1865, 82.
注11：甘蜜树达收成期后，其叶子和嫩枝每两个月可摘剪一次；除此之外，甘蜜树并不需要其他照料。胡椒树通常每年有两次收成，在十二月至一月间和七月至八月间，可是，胡椒树却一年到头都必须给予特别照料。
注12：S.W. Kirby, 'Johore in 1926',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LXXI, 1928, 246.种植甘蜜可在十四个月内有所收成；胡椒树则需要两年半至三年才可收成。
注13：J. Low, A Dissertation on the Soil and Agrilcuture of the British Settlement of Penang., Singapore, 1836, 43.
注14：A.R.S.S., 1858-9, 76; Ridley, 'Gambir', 31-35.
注15：Singapore Chronicle, N.S., Vol. 7 No. 36, 9 September 1837; Low, op. cit. 43; S.F.P., 28 March 1839 quoted by Buckley, op. cit. vol. 1, 335.
注16：Buckley, op. cit. Vol. 1 307.
注17：Thomson, Op. cit. 137.
注18：S.F.P., Vol. 6 No. 46, 18 November 1841.
注19：S.F.P., 28 March 1839 quoted by Buckley, op. cit. Vol. 1, 334.
注20：Siah U Chin,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J.I.A, Vol. 2, 1848,290.虽然在好几年之后，有人以1849年12月人口普查数据为根据，置疑佘有进所提数据的准确性，但佘氏的数据正确地反映了潮州人的相对支配却是一点也不可怀疑的．参阅T. Braddell, 'Notes on the Chinese in the Straits', J.I.A., Vol. 9, 1855, 115-16; 亦可参阅L.E. Williams,
 'Chinese Leadership in Early British Singapore', Asian Studies, Vol. 2 No. 2, 1964, 177.
注21：Siah. op. cit. 287-8.
注22：S.F.P., Vol. 14 No.21, 24 May 1849.
注23：参阅A. Hamilton, A New Account of the East Indies edited by Sir William Foster, London. 1930, Vol. 2, 51. Burkill在1758年指出说甘蜜树是从柔佛的'Puntian'(笨珍？)移至马六甲。Burkill, op. cit. Vol.2, 2022.
注24：C.M. Turnbull, 'The Johore Gambier and Pepper Trade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J.S.S.S., Vol. XV, pt. 1, 1959,44; S.f.P., Vol.11 No. 1, 1 January 1846；D.F.A. Hervey, 'A Trip to Gunung Blumut', JMBRAS, no. 3, 1879, 90; H. Lake, 'Johor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3, 1894, 295.
注25：S.F.P.中的文章，1845年6月，由Buckley引述，op. cit. Vol. 2, 431. 
注26：Turnbull, op. cit. 46.
注27：Tan Tek Soon, 'Chinese Local Trade', Th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 VI No. 23, September 1902, 91; F. Lees, 'Chinese Settrement in the Kulai Sub-Districto of Johore Malaysia'. in R.W. Steel and R. M. Prothero. Geographers and the Tropics: Liverpool Essays, London, 1964, 282.
注28：Tan Tek Soon, op. cit. 91.
注29：Loc. cit. Coope指港主只获准‘介于两条河流之间河界的含糊地段’. A.E. Coope, 'The Kangchu System in Johore', JMBRAS, Vol. XIV, pt. 3, 1936, 247.
注30：Coope, Op. cir. 248.
注31：Ibid. 247.
注32：Lees， op. cit. 280.
注33：Tan Tek Soon, op. cit.
注34：J.V. Cowgill, 'Chinese Place Names in Johore', JMBRAS, Vol. 11, pt. 3, 1924, 221.
注35：Lees. op. cit. 218.
注36：S.F.P. Vol. 11 No. 1, 1 January 1846.
注37：Turnbull. Op. cit. 46.
注38：Tan Tek Soon, op. cit. 92.
注39：Coope, op. cit. 252-61.
注**：译者按：bangsal按其义译成‘口鼎’，参阅许云樵著《柔佛的港主制度》，《南洋文摘》第二卷第8期，23页，1961年8月1日。
注40：S.F.P. Buckley于1839年3月28日引述，op. cit. Vol. 1, 335; Thomson说在新加坡‘种植园’的平均面积是30英亩。Thomson, op. cit. 137.
注41：鉴于口鼎和港脚都有本身特定意思，在许多参考文献中，都在未经区别情况下把‘种植园’的意思加在这两个词身上．如果引用时出现无法辨别的情况，本章也按此义使用。
注42：Hervey, 'Trip to Gunung Blumut' 92; S.F.P., 1839年3月28日，Buckley引述，op. cit. Vol. 1, 335.
注43：Tan Tek Soon, op. cit. 91.
注44：Lake, op.cit. 290.
注45：Tan Tek Soon, op. cit. 甘蜜与胡椒公局于1867年在新加坡设立，以保护融资商和种植人的相互利益及保护新加坡和柔佛两地的贸易。
注46：G.F. Davidson, Trade and Travel in the Far Easf, London, 1846, 43-44.虽然文中所讲述的过程很清楚，但却难以看出‘暂住居民’怎么样可能卖掉其土地，除非是‘新主人’付给某形式的赔偿，要对方放弃它。
注47：S.F.P., Vol. 22 No. 20, 17 may 1855.
注48：A.R.S.S., 1855-6. 13.
注49：A.R.S.S., 1857-8,76.A.R.S.S., 1860-1. Appendix VII.
注50：W. Makepeace, G.E. Brooke and R. St. J. Braddell, One Hundred Years of Singapore, Vol. 2, London, 1921, 80.
注51：R.O. Winstedt, 'A History of Johore (1365-1895A.D.), JMBRAS, Vol. X pt. 3, 1932, 117.
注52：S.F.p., Vol 1 No. 9, 29 November 1884.
注53：Lake, op. cit.298.拿督阿都拉曼是在Lake发表其论文后的讨论中作这项谈话。
注54：Ibid. 290-6, 柔佛州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华人人口估计，230,000这个数字可能过于夸大。因为在1911年的人口普查中，人数仅是63,410。无论如何，在踏入二十世纪时，柔佛州华人人口出现下降之势是有可能的，因为有另一个源头指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华人人口是150,000．Precis of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the Native States of the Malay Peninsula, prepared in the Intelligence Division, War Office, LONDON, 1891-2. 155.
注55：A.r. Johore. 1913. 4.
注56：在新加坡和柔佛，村镇以华人姓氏加上“港厝”或“厝港”，而不用“港脚”，并非少见情况。“港脚”往往用在跟村镇所处的河流名，如果无法或不用这方法取名，华人姓氏加上“港厝”或“厝港”看来是相当流行的作法。
注57：Singapore  and  Straits  Directory,  1887, 249-50．除了其中四个以外，整份名单的地名都列在图7A；三个无法确定位置者是在峇株巴辖河流域。
注58：Cowgill, op. cit. 224-47.
注59：由于柔州人口，尤其是华人，在紧急状态(1948-62年)时重新移置，住进新村。在这方面，1948年之前的地图比新地图更有用。
注60：Makepeace, and others, op. cit.. Vol.2, 82. S.F.P., 3rd Series, No. 452, 24 March 1896.
注61：Preston E. James, Latin America, London, 1941, 499-500.
注62：T. M. Perry, Australia's First Frontier: The Spread of Settlement in New South Wales, 1788-1829, Melbourne, 1963, 122.
注63：S.F.P., 3rd Series, No. 457, 28 April 1896.
注64：S.F.P., Vol. 11 No.1, 1 January 1846.

《垦殖民与冒险家》1786～1921年马来亚华人与欧人农耕业

《资料与研究》第25期 1997年1月31日

《垦殖民与冒险家》

1786～1921年马来亚华人与欧人农耕业

占姆斯．杰克森著

编者按语

    十八世纪结束时，马来半岛还是个人口稀少，森林遍布的地区，只生产少量的锡、金和森林产品。十九世纪开始，情况变化惊天动，拓荒者穿山越岭，从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等地进入马来半岛内地，开发矿场和耕种。

    从事马来亚拓荒事业者是外国移民，其中种植园农业的发展，华人和欧洲人都贡献过力量。可是，最先开荒辟野的，却是早期南来的华人。华人在开辟马来亚的历史上，献出了多少血汗，其中还有许多人，是在开荒的过程中，牺牲了性命。马来亚从一片大丛林发展至今日之规模，华人的重要贡献是不容争议的。

    无论如何，华族先贤的拓荒史迹，中文文献阙如。英文则由于其固有的研究传统，反而有较多研究早期华人事迹的著作和文献。由于文化背景及原则立场的差异，英文著作的观点在某些方面难免有所偏差。可是，它仍然是了解华人拓荒史的重要资料。

    《资料与研究》从本期开始连载占姆斯．杰克森著的《垦殖民与冒险家》，本书共十一章，其中第一至第四章是讲述华人开荒种植的史迹，是印证华人开辟及建设马来亚/马来西亚的重要资料。

《垦殖民与冒险家》

占姆斯。杰克森著

Planters and Speculators by James Jackson

赖顺吉译

前言

    十八世纪结束时，马来半岛是个人口稀少，森林遍布的荒野，在政治上分成一系列小邦国，彼此互相隔绝，各自有着某种程度的自主性。人口居住地方限于小型的传统组织体，通常是暂时建立在沿海和河岸边的马来甘榜（注1），或几个山脚下的小型矿场，其他地区则是不断迁徙的原住民。内部的交通限于河流，偶而是穿过森林小径，除了少量的锡、金和森林产品外，整个半岛输向外面世界的东西很少。几乎是一个完全没有农业出口生产的地区。

    十九世纪见证这个模式的惊天动地变化。1786年，英国人在槟榔屿建立殖民地，然后在1800年把对岸称为威利斯省的狭长地段划入版图。新加坡殖民地在1819年建立。五年之后，马六甲落入英人之手。槟城、新加坡、马六甲，加上天定等分散的英人据点，在1826年组成海峡殖民地，由印度政府管理。1867年，在当地的施压下，脱离印度管制，成为另一个直辖殖民地，这时，英人对马来诸邦采取不干预政策。1874年，英人摒弃不干预政策，把势力伸入霹雳、雪兰莪和双溪乌绒等马来土邦。1889年，彭亨和森美兰的其他土邦也加入受英人保护的版图。这些受英人保护的马来诸邦，后来在1896年联合组成马来联邦。英人影响对马来半岛其他各邦的扩张在1909～19年间完成，柔佛和丁加奴、吉兰丹、吉打、玻璃市等前暹罗属地先后接受英人参政司：这四个州后来组成马来属邦。

    半岛的经济发展进展神速，尤其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拓荒者穿山越岭，开发矿场和耕种，生产供出口的产品。在很大程度上，从事拓荒事业者是外国移民，兴趣主要是从这些冒险经营中获取利润，而不是要在本地建立永久家园。半岛的经济很快地就跟外国贸易挂勾，其发展掌握在移民拓荒者手中，他们最终都是要回到故国去的。许多已经发表的半岛历史研究论文都把重点放在英人扩张影响力所带来的政治和行政变化；同一个时期里所发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却很少人注意。这项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追溯这个迅速变化期中马来亚（注2）出口导向及种植园农业的发展轮廓。

    严格地说，‘种植园’，plantation，这个字眼指的是：任何种植出口导向作物的园地，不计其面积大小。因此，种植园农业代表着为生产出口作物而设的商业组织。对于十九世纪马来亚的背景而言，重要的分野是出口导向的种植园农业和自给粮食生产的‘甘榜农业’。园地面积的大小不是两者之间分别的基本标准，耕作的目的才是两者间的分野所在。十九世纪末提出的土地条例，把一百英亩以上的园地订为‘园丘’，estate，小过此面积者则称‘小庄园’(small holdings)，首次以单位大小来作为基本辨别准则。当出口导向农业的橡胶种植和财团占有制在廿世纪首二十年中迅速发展时，这个分别准则进一步加以确定。在这项研究中，‘种植园’的使用是按其字面意思，不是现代词‘园丘’的同义词。此外，直到廿世纪首十年中期，当官方统计正式以一百英亩作为‘园丘’的下限时为止，园丘所指的包括不同面积大小的园地；在以下各页中，这个词汇在较早时期的使用同样是不作刻意区别的。

    十九世纪和廿世纪初马来亚种植园农业的发展，主要是华人和欧洲人（注3）拓荒者的努力成果．进入普遍上没有任何商业农产的地区后，这些拓荒者以不同的方式对潮湿热带环境所能提供的可能机会作出反应。因此，接着下来的大多数研究，是关于种植者的拓荒事迹，关于拓荒农民对新环境和在借贷便利、劳工和园地及出口点间交通困难等发展种植园农业的必须因素都严重短缺情况下的种种反应。当然，故事可并不是那么简单。好几种具有多种需求的不同作物，所产生的不同结果，以及在不同的体系下栽种，在不同的时期把拓荒者吸引来。此外，华人的反应往往有异于欧人，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两个不同社会和文化价值的本质。华人垦殖者追求用小本求急利。他们被吸引来马来亚，是希望能寻得足够财富后回乡过安乐日子，这么一来，在异乡对土地的发展作长远打算并不那么吸引人。欧人则不同，十九世纪欧籍移民把长期投资视为种植园农业发展的基本要求，这个概念无疑是部份源自欧人对‘土地园庄’的传统态度，及部份源自欧籍种植入在大英帝国其他地区种植热带作物所累积的经验。

    这项研究的中心主题是：在十九世纪的大多数时期，华人在开发出口导向农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比欧洲人大。本书第一部份尝试指出涉及上述成就的因素，专注讨论反映出华人种植者对当代状况作相应反应的耕作法。十九世纪结束时，形势起显著变化，欧人种植者开始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欧人对马来亚种植园农业的支配，随着橡胶业在二十世纪的首二十年的奠基而达到最高峰。第二部份是关于欧人早期未能成功按本身要求方式开发种植园农业的诸项尝试，然后引伸至十九世纪末有利于欧人路线因素之涌现．毫无疑问，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扩大世界经济的相迭效应，以及英国人控制的扩张，因为这两个因素使马来亚种植人，在种植园农业普遍被视为开发热带殖民地资源的主要方式的时期，能从英国取得资金，能进入迅速成长的英国市场，以及能雇用印度的廉价劳工。最后一部份讨论橡胶的引入和扩展对确立这一项改变的效应．在探讨从华人移向欧人支配的转移时，会相当侧重有关农业机构的组织，原因是，归根结底，就是这一个因素决定他们在相同环境下的相对成就。

    Willis在橡胶价格暴涨时写道：“现在考虑从事什么事业时有一窝蜂赶时髦的现象，都要找单一能提供最大吸引力的产品，如最近这段时间的橡胶”（注4）。C. J. Robenson较后察觉到种植园体系历史的特点，“尤其是在锡兰和马来亚，显示出系列不同作物的浮沉，同时在整体上是一系列连续的适应调”（注5）。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马来亚种植园农业其实是高度投机性的：随着‘繁荣和萧条’的循环发展，跟外界经济情况密切相关。某种农产品价格飞升，就驱使拓荒者开辟大片马来亚的森林，以进行种植；价格下泻时，就造成种植兴趣大减，种植面积因而减少，并往往改种其他获利较高的作物．一直到橡胶横扫所有十九世纪的出口作物为止，可以明显看出某些地区集中种植某种作物，同时在某一个时间里，种植者的主要兴趣似乎是在各个地区专种一种作物．就因为这一点，使本论文在目前的背景下可通过各别作物来进行探讨。

    当某个领域没有划分为马来亚的经济历史或经济地理时，通常都必需建立起相关学科的标志，以确保所进行的研究能满意地进行。对于这个问题，作者都会在需要时尽量做到。结果，考察的范围就比原订的广得多，考察往往脱轨，跨人通常被列为“地理”的范围。无论如何，作为地理学家的研究成果，本书还是比较关注社会和经济过程对土地的影响，而不是只侧重社经过程本身而已。

    邻界学术学科必然会互相交迭，而好些研究课题可视为是夹在中间的‘无人地带’，因而需要混合的分析技术和方法．在类似研究过去社会经济现象的调查范围中，情况确是如此，因为要对经济，地理和历史的传统定义范围作重新划分简直是不可能，也似乎是不必要的作法。我们可接受和认同地理为中心观点，但是，只有在调查研究是超越单一传统定义学科时，才能满意地达致重组以往社会与经济现象的目的。

    虽然把地理视为是‘自然’与‘文化’环境的相互关系研究的作法日益普遍，两者却显然都是只能人为地进行划分的单一个体的一部份。如果地理学家的任务是研究人类如何使用地球及其资源，那么，所有影响这项使用的因素都是有必要的相关研究，相反的，凡是无关的都可以省略。地势、土壤或气候的变化在决定温带农业模式方面可能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马来亚，这些因素并不重要，因而只在要断定其影响时才受到注意。相反的，普遍上被称为“历史”和“经济”的因素，决定了种植园农业和它在这个领域内发展及扩充方向的本质，因此，这些因素在这一类的研究中占重要一席。

    近五十年来，历史界一直酝酿着以“亚洲人中心”史观来重新阐释马来亚历史。在这项研究中，作者是尝试以相关的人民和土地为出发点，去追溯马来亚种植园农业的发展，不持什么“史观”的立场，也不是以马来亚或伦敦的官僚地位来看待问题。这个一度被称为“热带经济传奇之一”注6）的课题一直很少受到注意，往往只是在出版过的历史或地理文献中提到几句而已。可是，种植园农业却是马来亚现代经济的两大台柱之一。以往，关于种植园农业的发展连一份概述文献都没有，在某种程度上，缺乏文献资料被理解为在十九世纪发生的有关发展是无关重要的。因此，为了建立起具体有力的事实背景来支援这项研究所提出的见解，就有必要提出大量在此之前未曾付梓出版的详细资料。

    在这个方面，对资料来源作个简短说明是有必要的，因为，研究非常依赖英文资料。事实上，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因为华人垦殖民在拓荒的过程中，很少留下说明他们的事迹的文献。初看之下，这是个严重的不足，但却又不尽然。因为，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欧洲人对华人垦殖民的活动兴趣很浓，因此，英文文献中含有大量资料，如果能细心筛选，是能补偿缺乏华文文献的不足的。本世纪初偶尔会出现一些由受英文教育华人作者撰写的文章，本书都在适当处加以引用。无论如何，本书所依据的多数资料是引自官方报告和记录。只是，政府官员对于欧籍种植界却倾向给予过度夸张的肯定，当代报纸因此成了对照官方记录描述的背面的珍贵资料来源。来自不同来源的农业经济的过去的资料，虽然往往是残缺片段，总的来说，却是相当可观的。无论如何，就完整性来说，却还是不能达到作者所期望的水平。因此，在以下的分析中，出现脱节之处是必然的。


注1：马来字汇为kampong，指组成一大住宅区和小村庄，周围是不同植物园庄的村落或一组房屋。 
注2：在这个研究中，马来亚指前马来亚联合邦，包括新加坡岛在内。
注3：在整个研究中，‘华人’取其种族意义，包括来自中国的移民及其后代。十九世纪时，马来亚‘华人’以移民占绝大多数。按照当地的用法，‘欧洲人’也包括美国人。
注4：参阅J. C. Willis著Agriculture in the Tropics, Cambridge, 1914, 190.
注5：参阅C. J. Robertson著‘The Integration of Plantation Agriculture in Economic Planni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outheast Asia', Pacific Viewpoint, Vol.4 No.1, March 1963, 6.
注6：F. C. Roles, 'Rubber Development in Malaya, in A. Wrightand H. A. Cartwright, eds., Twentieth Century lmpressions of British Malaya, London, 1908, 351.

第一章：华族农业拓荒者的据点

    槟城和新加坡英国殖民地的建立，跟中国移民大量涌入马来亚，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事实上，中国移民在马来半岛的主要登岸地点在1786年后由马六甲移向槟城，然后又在1819年后移向新加坡。无论如何，虽然南端的新加坡是取得广支配性地位，在整个十九世纪里，马六甲、槟城和新加坡三个英国殖民地却保持着作为登岸地和控制地的地位，控制着中国移民渗入邻界内陆地区，即比较上相对落后和鲜为人知的马来州属。

    早在十九世纪初，华人就进人马来亚采矿和耕种，在好些地区，在1874年英国首次直接干预马来诸邦政治时其规模已达到相当水平。无可否认的是，当英国人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还未做好准备之前，华人就早把马来诸邦作为海峡殖民地的内陆经济扩展地。

    英人扩大对马来诸邦的控制，与华人人口在此时间内显著增加有紧密联系，这叫人产生这么的一个看法，认为英人干政在这些州属内建立了“真正的秩序和安宁”，直接刺激华族移民的涌入（注7）。这个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有其正确性。但是，早在英人干政之前，华族拓荒者早已在半岛上数个州内从事种植和采矿，人数上相当可观．事实上，华人南来，加上他们在这儿居住所制造的问题，是导致英国政策出现改变的直接导因。

    矿工的活动很显然在1874年后有了相当大程度扩张。在下来的十五个年头里，新的英国官员根据新的大规模种植园概念，制订了与华族种植拓荒者采用的耕种法反其道而行的农业政策。在矿业方面，英国支配权在吡叻、雪兰莪和森美兰等西海岸诸州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华人矿业的发展，可是，在农业方面，最后却证明是几乎把早期华人种植业置于死地的地步。

    英国人在十九世纪建立殖民政权，以及在较后扩张其控制，刺激华人迅速涌入马来亚的重要性，最主要还是在于其经济意义。英人在槟城和新加坡开发自由港，打开了西欧发达工业国对原料殷切要求的庞大市场，为华族拓荒者大量移入海峡殖民地内陆地区开荒种提供了基本的冲力，随着船运业的改善，华人很快就掌握到马来诸邦所能提供的经济机会，开始生产几种在西方世界需求日益殷切及可以获取巨额利润的原料，卖给欧洲商人，尤其是驻在新加坡者。

    英殖民政权在马来亚的设立对“采锡热潮”产生的显著效应受到普遍认同。可是，有关欧洲市场的新联系也刺激华族种植业拓荒者在马来亚腹地几个部份扩展种植活动方面，却鲜为人所知。除了作为欧洲市场的入口港外，英国殖民地，尤其是新加坡，也发展成为南洋西部的华人商务中心，为华人在国外货品市场与国内劳工及资金来源之间提供一个直接联系（注2）。对于华人而言，为东西方联系提供商务联系的英国殖民地，是他们活动的核心，不仅限于马来半岛，而是疆域更广更大的东南亚。

    从华人的观点来看，海峡殖民地的诸项基础设施中，以英人对移民采用放任政策为具吸引力因素之一。十九世纪期间，华人几乎都是完全处于自生自灭的放任境地，只由本社群所推选的头领，称为华人甲必丹者，进行统治。结果，华人社群发展出本身特殊形式的组织，脱离且完全无法融入英人行政体系的格局里。简单地说，华人在英国殖民地里形成了“国中之国”。当华人把活动范围扩展入半岛各州时，是采用本身既有的组织架构。这个架构证明是完全符合十九世纪马来亚典型拓荒状况的需求。

    在十九世纪的马来亚，所有华人拓荒事业，或种植、或矿业，都是建立在一种可称为“公司制”的基础上。“公司制”按相关业务的类别而在细节上会有些出入。严格来说，“公司”是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组织其内部成员进行活动而存在的华人组织。无论如何，在秘密会社或私会党在1889年被宣布为非法之前，秘密会社和“公司”之间一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个别“公司”的成员总是来自同一方言群体，通常都是来自华南某些小乡镇的移民。“公司制”在十九世纪的马来亚很普遍，原因是它为移人异国陌生环境的不同华族移民集团提供了安全保障和群体认同的感觉。“公司制”的出现，是华族移民把在华南时所熟悉的组织形式带过来，原本组织严密的乡亲组织，由“公司”取而代之。它在马来亚能发展成长，是因为“在马来亚，来自中国不同乡村的华人，对于其他没有社会关系联系的其他华人，惧怕的心理就和面对马来人或其他族人时一样．”（注3）

    进军内陆诸州的拓荒垦殖民是由海峡殖民地的商人或店主资助。两者之间的安排显然是建立在城市融资者和内地拓荒者之间某种程度的相互信任上，假使他们之间有宗亲联系或其他关系，就有助于促成这种合作关系了。此外，在日常用品的供应和收成的销售上，拓荒垦殖民也几乎是完全依赖着海峡区的商贾。通常，拓荒垦殖民会预支一些资金，订在日后用所生产的产品的固定比例额来偿还。预支资金的利率很高，因为失败，或甚至借款人卷款失踪的风险都很高。虽然其中有一些华人融资家是向欧籍商人借钱资助这些垦殖者，可是，这个促进新合作关系的制度普遍上是完全与欧籍居民的活动脱离的。

    华人也为扩展农业和矿业业务而发展出本身一套相对完善的劳工供应制度．在这种称为“赊票制”(Credit Ticket System)的制度下，中国移民的船资由代理安排和负责，代理再把这些费用转移到在马来亚的雇主身上。新客则必须以劳力来偿还他从中国到马来亚过程中的一切开支，通常那是以削减工资的方式工作为期至少一年。

    新客抵达马来亚后，就分配到内陆地区的矿场或园丘的头家底下工作，在实效上是加入一套“实物工资制”的作业中去，在这套制度下，工资的巨额比例是用粮食、衣服和鸦片等实物形式来支付。对于个别的矿场和园丘，其劳工、头家和融资家之间存在着“公司制”下不言而喻的密切关系，或彼此都无可奈何地属于同一秘密会社的成员，这倒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内陆地区的华族拓荒社区，是由海峡殖民地所控制的严密组织下的拓荒据点。

    华人南来马来亚全然是为了经济原因。他们并不是被永久定居的潜在机会所吸引，只是希望能“发一笔财”后“衣锦还乡”。带着暂时居住一段时日的心情，他们抵达之后都寻求“本小利大”，可以迅速致富的经济活动。结果，华族农业拓荒者摒弃当地马来原住民的自耕自给农耕法及中国那套密集使用土地的完善农耕法，转而栽种一小组可供出口，及适合在潮湿热带环境的新垦殖地经济状况下种植的农作物。

    在十九世纪初，除了英国殖民地以外，马来半岛其他地区人口相对稀少，因此，就有大片的处女林待开发。华人垦殖者认识到这些土地只有在生产经济作物后才会对他们有价值，因此就采用轮垦法，掏干土地的肥力，从中赚取利润后，转移阵地，让原本的沃土撂荒，变成茅草芭和丛林（注4）。这样的耕作法倾向于把华人垦殖的疆界不断扩大，因为，在旧园丘被荒置后，就会在现有垦殖区内或另一个全新的地区去开发新的土地。在十九世纪期间的南马地区，华人用这种耕作法，制造了相当可观的利润，当英国人扩大其控制权，制订了重视土地长远发展的农业政策后，这种在拓荒时期才有可能实行，并突现出华人拓荒者那种除短期利益外，对其他一切都毫无兴趣的“轮垦法”受到正式的抨击。此外，廿世纪首十个年代末，契约劳工制被终止，政府则接管鸦片垄断贸易，捣毁了早期华人通过控制和剥削廉价劳工而取得成功的整个基础。

    至今为止，十九世纪马来亚华人在“轮垦法”下种植的最重要农作物是：木薯(Manihot utilissima)、甘蜜(Uncaria gambler)和胡椒(Piper nigruum)。木薯和甘蜜尤其适合华人拓荒者的需求，两者都在相对短的种植期后即有收成，都适合在大多数地区进行栽种，不需耗费太多的劳动力，不需要任何专门技术，而开发一个拥有加工配备的园丘只需要相对小的投资资本。与此同时，欧洲皮革业者对于可作为染料和鞣剂的甘蜜的需求量日增，其他地区也对木薯片，木薯粉或木薯粒的需求量也很大。胡椒园的情况略有不同，需要较周全的照料和需要较长的时间才有收成，而关于胡椒在华人拓荒者农业经济里的特殊地位，将在第二和第三章中跟甘蜜一起进行探讨。生产这一类的作物使华人垦殖者的命运被欧洲经济状况所左右。十九世纪时出现的价格巨幅波动，在华人垦殖者群中产生即刻的反应，表现在他们对土地的态度，以及他们选择栽种短期收成或生命周期短暂的作物上。

    在华人经营下，这些拓荒作物的种植取得较大程度的成功，其种植的面积，在橡胶引进之前，远比马来亚其他出口作物大得多。很可能在十九世纪的某个时候，至少五十万英亩的土地受到华族拓荒者“轮垦法”的影响，而在踏入廿世纪时，木薯和甘蜜生产的年出口价值高达八百万元以上。作为比较，咖啡在马来亚的种植面积从来不曾超过两万英亩，咖啡出口总值则不曾超过一百廿万元。

    本节的目的是探讨华族农民在开拓本地区过程中产生最显著效果的各种特征详情，其中特别指出种植人对波动经济状况的反应，乃是促成垦耕
种法的地理效应。 


 (第一章完，待续)



注1：例如，读者可参阅L. C. A. Knowle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 Overseas Empire, London, 1924, 54.
注2：参阅Wang Gungwu, A Short History of the Nanyang Chinese, Singapore, 1959, 19.
注3：参阅W. H. Newell著Treacherous River: A Study of Rural Chinese in North Malaya, Kuala Lumpur, 1962, 19.
注4：茅草：lalang；丛林：belukar

龙引祖师庙庆宝诞 拨2200捐2学校

中国报2018.09.07

龙引祖师庙庆宝诞 拨2200捐2学校

    (龙引6日讯)龙引祖师庙理事会昨晚设平安宴庆祝菩提达摩祖师宝诞千秋，不忘拨出2200令吉捐助2间学校团体。

    受惠学校包括新文龙中华中学董事会2000令吉，龙引中华学校董家协200令吉，由大会主席李金春移交给新文龙中华中学董事会会务顾问王利城及龙引中华学校副董事长郑南昌。

    理事洪豹呼吁善男信女踊跃支持该庙筹建逾百万令吉新庙，目前仍不敷，希望大家慷概解囊，让工程如期完成。

林汉忠：虽已换新政府 失望未承认统考文凭

中国报2018.09.07

林汉忠：虽已换新政府 失望未承认统考文凭

    (龙引6日讯)龙引巴刹庆中元会主席林汊忠说，华社对教育不遗余力，尤其对华小独中出钱出力，虽目前已换新政府，但独中统考仍未受承认，让华社感到失望。

    他说，要求承认统考文凭及制度化拨款给华小独中是华社一直以来的意愿，而希盟政府大选前把承认统考文凭及拨款给独中纳入竞选宣言，从而获得约85%华裔选票支持，如果辜负华裔选民的期望，未来大选将面对考验。

    林汉忠日前在龙引巴刹庆中元会庆祝中元节孟兰胜会平安福宴上，这么说。他对之前发生意外过世的该会理事翁享石默哀1分钟，感谢其努力与贡献。

    大会不忘慈善公益，特节约捐肋新文龙中华中学1500令吉及龙引中华学校200令吉。

    当晚，热心善信王业评、陈来发、林孙汉等竞标洋酒所得现款，捐献给新文龙中华中学作为教育基金，共筹获5600令吉。

    永利布棚东主陈来福(江弟)也捐献龙引巴刹庆中元会及新文龙中华中学各500令吉。

    出席嘉宾有新文龙中华中学会务顾问王利城、副董事长陈锦洲、董事郑振开、郑南昌、林孙汉、校长李保康等。

龙引巴刹庆中元会（2018年2021年）理事会阵容
壬席：林汉忠
副主席：陈明鸿
总务：郑金柳、副总务、洪玉霄
文书：蔡来强
财政：李根泰、
副财政：刘文龙
委员：谢忠富、刘傌鲁、颜闻发、林建文、李丁良、骆有木

保守主义 vs 多元主义一兼论大马华文教育发展之困境

《资料与研究》第19期 1996年1月1日

保守主义 vs 多元主义一兼论大马华文教育发展之困境

杨亦然

    当马来西亚的2020宏愿发展列车，在一片“开放开明”的欢呼声夹道之下，以高速呼啸奔向未来希望之邦，然而偏偏却在这当儿爆出即将在这届国会提呈的新教肓法令，“可能”比过去的教育法令更严苛，而且对华文教育的生存发展形成更大的威胁。这个事件的演变，似乎和目前这个“开放开明”的气候显然极为不协调。它和全世界正走向多元主义的大趋势，也显然有所背道而驰。

    这个不协调的现象的出现，也许民主行动党会会称之为“小开放”，还有更大的开放需要争取。然而也有许多时评者认为此乃肇因於目前所谓的“开放开明”的气象，是执政集团所营造的一种假象。例如何启良博士就认为目前的开放是一种假开放，因为这种开放的意识并没有白底黑字的落实到政策上，因此这种开放可能是短暂的，会随著政治利益的改变而随时改弦易辙。

    民行党的看法固然有其一定的客观性，即指国阵政府在一些施政上的确作了一些开放，如开放和中国两国人民的来往、开放给外国大学到本地办分校、沙巴首长轮流由各族人民担任等的措施。然而笔者认为何启良的评论无疑是切中要害的。在重大政策上，国阵并没有可称为开放的表现，例如在政治上，选区划分的不公平越来越严重、群众集会及示威被严厉禁止、恢复地方议会的建议被否决；在律法上，不只恶名昭彰的内安法令、官方机密法令没被废除，一些法令如土地征用法令更被修改至部长的权力无限扩大，严重影响司法的独立；在文化上，国阵的国家文化理念仍然是以马来文化及回教文化为核心的文化理念，显然到目前为止仍没能看到国阵有诚心平等对待各民族文化的胸襟。

    就教育的领域而言，开放的风气也只展现在一些方面而已，如大学的理科授课可用英文、外国大学可设立分校、把华文纳入国小正课等，但是整体而言，对华文教育的发展并没有给予公允的对待。华文教育自创办以来，不只没有被有关当局给予适当的援助及肯定，其问题更因为有关当局的诸般刁难而面对诸般困境。例如全国有开办华文组的师训学院已越来越少，录取的学生人数也越来越少，然而华小及独中的学生却日益增加，导致师资荒越来越严重。如今
国小也把华文纳入正课，第一个面临的问题就是师资从那里来?教育部是不是打算从现已不够老师的华小调派过去呢？但是董教总欲自己培训师资而申办的独大被
拒，新纪元学院至到现今也仍音讯杳然，後者虽然得到副教育部长及马华民政诸部长的承诺协助。

    今天，董教总对新教育法令所担心的几个环节，即董事部的地位、统考的存废、必须参与公共考试、统一课本、不许筹款等，显示了1956年拉萨报告书的最後目标，即“本邦教育政策的最後目标，必须为集中各族儿童於一种全国性的教育制度下，本邦的国语(马来文)为主要之教学媒介语。为达到这个目标，不能操之过急，必须逐步推行”，仍然阴魂不散，一脉相承。

    董教总对是次新教育法令之反应，也许有人会认为过敏，然而如果总结过去华文教育面对问题的多年经验，笔者认为董教总宁愿被抨为过敏，也不愿冒风险在这一次的危机中，被历史评为後知後觉。是次新教育法令之事件，显露了马来保守势力仍然根深蒂固的控制著教育部，他们显然的仍然深信大一统主义，深信“为了国家团结，(教育政策的)目标必须是从国家制度的学校中消灭种族性的中学，以确保各族学生在国民中学和国民型中学里就读”，对已逐渐被多国欣赏接纳而形成国际潮流的多元主义力拒门外。

    新教育法令事件的发生，当然也显示了许多评论者所认为的近年的开放风气，是因为国阵领导者的态度转向开明的这样一个论据，是不恰当及有错误的。事实上，依笔者之见，这种只在某个领域某个方面开放的措施，与·其说是国阵的开明所致，倒不如说是国阵的务实考量所造成。开明和务实，两者之间显然是有所区别的。开明的取向是一种开通和明智结合的胸襟，并隐含著自由和平等的价值标准，而务实的依据却是以实效和利益为目的。

    国阵务实的最终目标是为巩固政权，而服务的对象当然是国阵的利益了。这个区别是有助於我们厘清一些事情的本质问题。因为政治利益上的考量，因此目前教育领域的开放对国阵来说是有选择性的。因此，国阵所推行的以英文在大学教授理科、开放给外国大学到本地来开分校、鼓励更多马来人学习华文、开办亚太文化研究系、缩短大学课程等的建议，若是你以为这是国阵开明的成果，那实是一种美丽的错误了。说穿了，这些教育领域上的某一些方面的开放只不过是为了达致国阵2020宏愿、进军中国新兴的庞大市场及作为区域教育中心的务实心态的表现而已。

    我们当然不是说国阵在这方面的务实态度不好，反之我们是非常欢迎它这方面的开放政策。但是，我们必须清醒的是务实决策的标准是以国阵利益为取舍，而不是一种以公平及平等作为取向，因此这其中的开放是必然有选择性的，也必然的存在暮双重标准。这一点在国阵充满不一致、甚至是互相矛盾的政策上清楚的显现出来。为什么同样是五大国际语文之一及大多数世界人口通晓的华文，英文回流的风潮开始出现而华文作为本邦其中一大族群的母语的教育发展却处处受到箝制？既然政府鼓励马来人学习华文、建议多研究儒家思想，但为什么许多华小的增建计划不被批准、独中不许复办、统考及台湾大学文凭不受承认、本地大学生成立华文学会的申请不被通过(除马大及理大)、新纪元学院迟迟不被批准、而连执政党本身开办的拉曼学院都不敢申办中文系或者汉学系呢？

    这里头所出现的矛盾显然是大有文章的。笔者认为国阵集团所实行的务实路线，在其深层的结构中，是受到马来民族保守主义思想所主导的。这个意识型态的核心论述是马来中心观，而他们所笃信类似美国於1960年代所进行的“大融炉”(The Melting Pot)方案是达致国民团结的唯一管道。他们认为不论是政经文教那一个领域的形朔，都应以马来民族为主流文化。他们认为学校的教育即是提供学习主流文化的机会，并藉此培养好公民，达致国民团结的目标。因此我国才有类似美国公校的综合学校的概念出现，才有教育法令最後目标的出现。

    然而众所周知，美国所实行的“大融炉”计划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今天，代之而起的是风起云涌、百花齐放的多元主义。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多元化的重要性，同时也开始懂得欣赏多元之美。例如当今的学术趋向，无论是在历史诠释、文化评价、政治论述、教育发展等，都在掀起推翻近几百年来所建立的西方中心观、白人传统为文化主流的各种论述，为非西方的观点翻案，同时大力提倡多元主义。既使是在美国，纽约州罗契斯特教育局於1989年展开的“多元文化计划”的课程修订专案，以及纽约州教育厅於1991年所公布的“文化相倚宣言”(A Declaration of Cultural Interdependence)也都具体的展现了这一方面的趋势。

    今天，在全世界都走向多元化的潮流中时，在我国全民正努力朝向2020宏愿之际，实在很难想象我国教育界里的保守势力，仍在坚持以国文为单一教学媒介，并通过对课本内容及考试的控制来达到大一统的教育理念。然而如前所述，这样的一个马来中心观是长久以来主导著执政集团的意识型态，它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波及各领域的，而今天新教育法令会出现问题，只因为教育政策是最容易反映执政集团意识型态的一面镜子。

论马哈迪卡理斯玛式的领导

《资料与研究》第19期 1996年1月1日

论马哈迪卡理斯玛式的领导

曾庆豹讲述／庄迪澎整理

    每次想到他那炯炯有力的眼瞳，和受访时那种不可一世的表情和态度，我就会产生害怕的感觉。甚至我来到这里时还在担心，联想了很多，比如联想到去喝咖啡，联想到内政部，联想到有人在录音、拍照，或者找你去聊天。这好比你想到马哈迪医生的形象。他受访问时的咀形和表达，一副很自信、很笃定的样子，令你产生害怕的心理。

    我不从一种边缘史或叙述体谈马哈迪医生做过甚么事，而是谈他的一种性格。我把马哈迪当做一个“文本”(Text)，如同一本书般阅读(Reading)。从Reading的角度读一个Text，可以读出不同的内容和道理，正如每个人读莎士比亚时可读出不同的问题。前阵子，马哈迪医生在巫统代表大会上读莎士比亚的《凯萨大帝》，就蕴含着不同的政治意象(Meaning)。这种解读的方式比较开放(Open)，每个人都可拿一本书解剖一番，所以我把它当做一个Text，而不是一个坐着高位的政治领袖或者首相。站在权位上的区分解读，已经意识了主从或主客的对立关系，我们的阅读就永远受到权威意识形态的潜意识操控。

    我的论点很接近第13期《资料与研究》中温小芬的文章《马哈迪与“危机论述”的权威管模式》，我只是加强理论及概念的分析方式，补充她所谈论的内容，特别是我采用了韦伯(Max Weber)所讲的Charisma魅力领导的权威形态解读马哈迪医生。

    韦伯写过很重要的文章《支配的类型》，他认为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中，有三种不同类型的支配方式：

(一)传统型支配方法

    在古代的社会里，把君王的形象神圣化，比如将皇帝称为“天子”。“天子”就是说，“我是天的代言人”，只有皇帝可以到天坛祭天。所以“天子”的身份就变成一种神话(Myth)。同时“世袭”的制度又使这种传统一直延续着。

    另外，传统社会里有一种家长制。权威式领导，最具体的就是在我们的家庭里。权威式支配在古代社会里非常流行，它以传统力量做为一种支配。

(二)法律的支配

    法律的支配就是形构某一种官僚体制，透过法律的技术运作达到控制的效果，当然，它诉诸於法律的权威，强调“法”的至高无上，没有人可以质疑“法”的规范。

(三)“卡理斯玛”式支配类型(Charismatic Domination)

    在韦伯的谈论中，卡理斯玛支配是许多政治支配模式里最有效的，因为它是从介乎一个传统和现代的过程里形构出来。

    卡理斯玛式领导好比古代先知型宗教人物，他们似乎与生具来一种神圣的身份，有个神奇的故事在背后，像孔子、耶苏、苏格拉底及穆罕默德就代表着Charisma，吸引一群人追随他们，甚至像甘地这样的一个人，都有无形的吸引力，像拥有一种魔术(MAGIC)，让你自然而然的依靠他或认同他。

    这种支配类型在现代社会里还是存在的，特别是当我在阅读马哈迪这个Text的时候，我注意到他所采取的正是一种魅力支配。他透过个人的魅力、个人对群众的吸引和神密化的过程，去吸引群众，或者累积权力。

    卡理斯玛式支配类型能产生一种“不确定性”，所谓的“不确定性”即指往往整个政治气候的发展都依赖於某个人的决定，正如大家都在猜测大选的日期，首相却总是带着微笑的说：“唉，你们别紧张。”这就令人感到一种不确定性，政治发展的过程往往不需要经过立法的历程加以固定化或形式化，而是随时可以决定，甚至根据个人的喜好决定。

    可是个人的魅力是很难确定的，而在这种不确定中，一个聪明的领袖和权力的拥护者，常会创造一种有利於其权力伸展的环境。所以，我认为甚么时候大选最有利，我就宣布大选。

    也因为这种不确定性，领袖常要制造一种机会，经过“证明”(Justification)的历程，说明其权力仍然存在，而且至高无上。在卡理斯玛的支配过程中，很难理解上层和下层、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权力究竟分配了多少，是五五、还是七三，是六四，还是九一？

    温小芬就注意到几点问题，即马哈迪医生常要去探测，他不晓得他的权力有多大。一个坐在高位上的人，你天天喊他“万岁”，他反而不安心。巫统大会时，马哈迪医生就说，你们不要常喊我“万岁”嘛，我会觉得不自在，就是这个意思。在赞美的背后，你往往不晓得你的权力是萎缩了，还是增强了。

    所以，马哈迪医生常常去创造某种危机，然后他又解决危机。他是一个最懂得创造危机，又解决危机的领袖，透过他个人的魅力，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累积他的权力，或再次肯定他的权力领导和他所涉及的权限和范围。

    这种危机论述的模式，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个人，他宣布现在有危机，大家就等着看是甚么危机，他就说这样的危机这样发生了；大家又期待着，到底该怎么解决危机，结果他又告诉你应该这样解决。宣布危机和解决危机，是同一个人。我是问题的发问者，我又是问题的解答者，然后我写成一本书，你们要去阅读，就是这个道理。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消极的说，是再次肯定自己的权力，积极的说，则是增长了自己的权力，让它进一步扩充。

    马哈迪医生的卡理斯玛的领导形象极为清晰。从巫统被判为非法组织、新巫统成立且顺利接管旧巫统的产业及修宪风波等，整个过程他都在危险的边缘拯救危机，而且处理得很好。

    然而，危机处理得很好，并不纯粹是他个人的一种手段而已，更重要的是，人民会越来越对卡理斯玛人物的权威崇拜。最后，很自然的我们会期待“你”给“我”答案。我不会去创造答案，因为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是某人宣布一个危机，那个人也就处理那个危机，结果形成一种依赖的现象，即他最正确，他的谈论最具说服力，而我们则缺乏对权威的质疑和反省。这是在卡理斯玛过程中最容易表现出来的现象。

    不过，卡理斯玛人物往往是最好的改革者。他们勇於反对传统，以他们的性格反传统也容易吸引我们去注意他。历史上任何一个卡理斯玛的人物，都是反传统的人物。孔子，实际上是反对周礼的，虽然他要恢复周礼社会的秩序，但是他却也认为“礼坏乐崩”，所以他出来调停，回到人的内心寻找    “仁”的秩序，一种内在的、善的秩序。耶苏，则是反犹太教的律法传统，他要创造“爱”的宗教，而非法律的宗教，特别是西伯来的宗教是一种很强烈的法律宗教。

    卡理斯玛人物的魅力很强，做为反对传统是很有力的。他们有着反传统和改革的勇气，这是他们的优点；但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再一次证明他们的权威，甚至证明他们个人超越传统而创造新的传统。超越传统而创造新传统是权力累积过程中最好的一种模式，因为过去的传统很可能不利於其权力的发展和统治，而他所创造的新传统，是他最能把握和控制的。反传统并否意味着脱离传统，而是创造新传统，就如否定了某种游戏规范，再建立另一套游戏规范，而这套规范是有利於本身的权力伸展的。

    以韦伯的分析解读马哈迪这种人物，是很恰当的。他的形象始终带着强烈的个人魅力，个人英雄式魅力，个人的神密式魅力，如我们常提到的“布衣卿相”。其实，这样简单一句话只是纯粹论述平民当首相的机会。平民当首相，所以没有垄断，这里也制造一种神话。你着到我的斗争的过程，不依靠任何权力，却从平民成为坐在最高位的人。所以你该知道我的权力的累积和伸展，经过多少斗争的岁月吗?他从最低层到最高层，他不须依附太多的权力，而是权力的创造者。自己的权力自己创造，这是卡理斯玛人物的领导方式。

    甚么叫支配呢？英文Domination不是很好的翻译。在德文里，“支配”强调的是命令和服从的关系，又介乎命令和服从之间。当马哈迪医生觉得巫青团代团长讲太多话了，他也有意见，他要你服从。这种命令和服从之间，就产生一种支配。在现行的政治发展中，就是一种命令和服从，但是人民对这种权威的依赖往往变成一种相当模糊的责任，究竟是尊敬领袖，还是已经被某一权威所支配？

    在潜意识里我们早已蕴含着一种责任，某人提供一种东西，我必须服从，那是我的责任，是我所不能质疑的。一旦我质疑，我就是异端、汉奸、狗……一种汉贼不两立的模式。这种“责任”，显然的并不纯粹是责任，而是权威崇拜。我们并不是通过理性反省的历程说服自己接受某一权力的领导，而是在一种很自然、不自觉的状态下趋向於依赖某种命令。最好你给我答案，最好你设计好2020年蓝图让我一步一步走，最好你就把火车铁轨设立好，从开始到结束，多顺利呵！

    这种权威的领导通过“说服”进行支配。显然的，我们的社会仍未建构起“沟通”的说服模式，即从上下的对话塑造理性的认可和反省，然后接受某一权威的领导。马来西亚政治生态里所用的“说服”模式，还是权威的说服模式。我承认一定要有权威，可是权威的形成和其支配的类型不同。我国现存的服从权威的说服，是一种崇拜的心态，是不自觉的，不仅不是沟通型的，甚至是已经设定好的。危机论述的最佳进行方式，就是他是危机的发现者、危机的宣布者、危机的处理者，也是危机的最后解答者，整个过程只有一个人领导。领导人透过媒体公布，大家就接受了，认为那是唯一的答案，就是这本书、这份报纸、这则立论或报纸中这样的大标题，就是这起事件最好的结论(Conclusion)。

    这种说服透过潜意识的暴力的形式成其事。过去有人把马哈迪医生的领导喻为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领导，指的是马基雅维利在《君王论》里强调权力的操控。但是我发现他更象意大利学者葛兰西(Gramsci)。葛兰西在《狱中书简》里谈到“霸权”(Hegemony)的概念，也就是大家认为西方在支配我们的霸权。国内也存在霸权，特别是透过卡理斯玛型的支配，支配媒体、舆论，用一种软性的暴力建构霸权。过去的领导人以军队、警察恐吓人民，现在则透过媒体的灌输，软性的复制你的意识，接受一种观念，或者制造学者的舆论。前阵子澳尔根(Al-Arqam)和首相之间的争论，就是霸权的争论。谁拥有霸权，谁就是胜利者。谁拥有可兰经的终极解释的霸权，他就是胜利者，所谓Islamic Hermeneutics，就是这个意思。可兰经是开放的文本，谁都可以阅读它，但谁是最好的阅读者，就是权力的问题，而不再是客观的阅读者的问题了。

    甚么是真理？真理是用权力创造的。傅柯说：“我们都服从於权力产生真理，并且，我们除了生产真理，否则无法行使权力。”这是很有意思的一句话，让我们看到权力和真理之间那种暧味、同床同梦的关系。权力是生产真理的最佳工具，真理又是保证权力的稳定性的最佳工具，它们同时形成一种反馈，你喂养我，我喂养你，让真理和权力并驾齐驱，开步往2020年的路上走。

    谁拥有权力？简单来说，谁发现危机，谁就拥有权力。当一个人说：“我们出现问题了。”你会发现他不只是把问题提出来，同时一定告诉你应该怎么处理。就是这种模式，先制造一种危机，然后危机的答案就跟着来了。权力，在生产真理的过程中，增长又增长．所以真理与权力之间的辨证过程饶是有趣。

    当然，在现实的发展中，我们还未能盖棺论定马哈迪医生在历史上的定位，但是若从开放文本(Open Text)的角度看，把马哈迪医生当做Text来读，他永远都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将这本“书”带到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脉络(Context)、不同的学术领域，或不同的传统去阅读，你会发现其中的丰富。

    有人说，也许以后马哈迪医生写一本自传，他就是他本身最好的解答者。可能吗？如果他是一个文本，他又创造另一个文本，在这个Intertextuality之间，谁是那个原本的意象(Original Meaning)？不知道。不过，我可以肯定，谁拥有权威，谁就拥有真理，那就是最好解读马哈迪医生的解释者。

    (此文为曾庆豹在华资于1995年1月22日所举办的“解读马哈迪”研讨会上所发表的演讲内容，由庄迪澎整理而成。)

山崩泥泻 公交停摆 北海道地震11死300伤

星洲日报2018.09.07

山崩泥泻 公交停摆 北海道地震11死300伤

    (东京6日综合电)日本近来多灾多难！此前关西地区甫遭受25年来最强台风“燕子”重创，周四凌晨3时08分(大马时间凌晨2时08分)，北海道南部又发生6.7级强震，已造成至少11人死亡，300人受伤及约33失踪，距离震央相当接近的厚真町更出现大规模山泥倾泻，来往北海道的公共交通全部停驶，新千岁机场关闭，所幸核电厂没有出现异常。

未来几天还有强余震

    当局没有发出海啸警报，但警告沿海地区水位可能有变、震央在北海道胆振地方中东部，震源深度约40公里。主震后发生数十次余震，最强一次5.4级。

    日本气象厅地震海啸监视课课长松森敏幸表示，未来两至三日，北海道发生强烈余震的机会很大，居民一周内要特别警觉。

    有许多房屋倒塌、道路下陷龟裂，山区有严重土石流。包括JR北海道也宣布所有列车停驶，公共运输几乎全而停摆。

札幌市土壤液化

    电视画面可见，厚真町一个山坡有大片山泥倾泻，吉野地区发生大规模土石流压毁民宅，多人失踪，生死未卜，消防正在搜救。

    札幌市清田区里冢一带的住宅区，因强震导致的土壤液化现象而满目疮痍，除了路面塌陷、水管破裂外，多栋房屋也因为土壤液化而山现歪斜现象，部分路面上则布满泥水，有几辆汽车卡在道路上无法行驶。

    日本气象厅下午3时许宣布，厚真町观测到的地震强度是震度7，这是北海道首度观测到震度7级的强震。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清晨6时前抵达办公室向媒体表示，政府已成立应紧小组，以搜救为优先任务，并派出2万5000名自卫队队员参与施救。

新千岁机场关闭

    新千岁机场地震后有天花板及墙壁倒塌，天花板漏水以致国内线的出发大堂及美食广场出现水浸。机场内留宿设施有人受轻伤。国土交通省新千岁事务所表示，为确认受损状况，航厦周四全面关闭，新千岁机场也发布国内外线全面停飞消息，预计有逾200航班、约4万名乘客受到影响。

    厚真町消防署表示，署内的通信器材受损，未能接收紧急电话。

    上周六是日本关东大地震95周年，当年发生的7.9级强震，造成东京地区逾14万人丧命，地震学家已警告，东京地区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再次遭遇像关东大地震般的强度地震。

日人祈求  别再地震了

    有日本网民将山泥倾泻前后的对比照发布在社交平台，画面相当惊人，并留言希望“不要再有大地震了”。

    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教授平田直表示，此次规模6.7地震与2016年的熊本地地震相当类似，很有可能会有连续发生余震，甚至可能有更大的地震来袭。

    有不少民众从睡梦中吓醒，不少人形容当时猛烈摇晃，完全不能站起来。有人日睹年迈双亲被埋，却未能救助，激动得哭出来。

目睹双亲遭泥沙“吞噬”痛哭

    厚真町一名43岁女子表示，父母的睡房被大量泥沙“吞噬”，她看到母亲脸和脚，尝试和哥哥救人，但由于受树根阻隔未能成功。后来救援人员到场，促她和哥哥先乘直升机离开，未知父母安危，担心得流下泪来。

    居于山泥倾泻现场附近的79岁妇人西村美惠子指，对面的山本来翠绿一片，长满红叶时非常漂壳，但一瞬间变成啡色。

    厚真町樱冈地区、吉野地区陆续传出有民宅倒塌。有人说地震时听到钢筋摇晃巨响。

札幌市物资一扫而空

    强震造成广泛破坏，救援物资需求大增，札幌有大型超市把矿泉水和拉面等商品，全部以100日圆提供给需要居民。札幌市到处有民众在商店外大排长龙购买必需品，不少地方的货物被一扫而空。有部分超市比平常迟了开门，民众长龙达100公尺长。

    有网民表示，地震过后的札幌，像是“难民城”，许多居民到超商找水、食物，架上所有贩卖的食物被一扫而空。

全城停电影响295万户

    地震后，北海道陷入全域停电，当中包括札幌、旭川及函馆等著名旅游区，受影响多达295万户。位于北海道东岸泊村的泊核电厂外部紧急断电，并紧急启动后备电源维持核电厂运作，而核电厂内3个反应堆早在地震前暂停运作，未有任何异状。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管义伟在记者会上说，位于北海道东岸泊村的泊核电厂，里面的3座反应堆自2011年3月福岛大地震后就停止运作，而在此次地震后也遭遇停电，而由于外部电力停止供应，6部紧急用的柴油发电机正在发动，使燃料储存池的核燃料得以安全冷却，厂内的辐射读数及安全设施亦没有异常。

    北海道电力公司表示，地震后位于胆振地区厚真町的火力发电厂紧急停运，道内大停电严重影响民众生活，公用没施服务也大受影响。至下午，扎幌及旭川市部分地区已恢复供电，惟恢复九成以上供电可能需要一周时间。

函馆“百万夜景”瞬间消失

    厚生劳动部汇报指，北海道内249间医院停电，47间医院甚至不能用水，部分动用后备电源应急。游客区薄野市中心大停电，连交通灯、路灯也受影响，目前北海道只有约10％交通灯能如常运作。

    北海道函馆夜景有世界三大夜景之一的美誉，有“百万夜景”美名的函馆夜景，在震后突然消失，原本五光十色的绮丽街景，只剩下几点灯光。

    麒麟啤酒和札幌啤酒两家酒厂虽遭遇停电，不过没有出现任何结构损坏。三菱制钢公司则传出火警，但火势已被扑灭，未有伤亡。

暴雪 酷热 强台 强震 日本今年多灾多难

    日本今年可谓多灾多难，由年初的暴雪、到夏季刚过去的高温酷热与台风吹袭，关关难过。

    日本西部1至2月出现雪灾，关东、中部内陆甲信及东北地区下大雪，积雪最高达20厘米；4月西部岛根县发生6.1级浅层地震，部分家庭停水停电；6月大阪北部亦发生6.1级地震，京都、兵库、滋贺和奈良地区亦受影响，因属浅层地震，逾17万户停电，马路路陷水管爆裂：7月初日笨西部和中部暴雨，河流泛滥山泥倾泻，逾50人死亡，超过160万人要撤离家园。

    严寒加水灾之后，又受酷热天气煎熬，7月底热浪侵袭，多地气温创新高，东京北画的琦玉县熊谷市更录得破全日本纪录的41.1℃高温，持续酷热令多人热死，逾万人送院。8月北海道大雪山脉黑岳竟然下雪，是44年以来最早的初雪，强台风“燕子”本月吹袭关西，造成严重破坏，关西机场更水浸至要关闭，想不到紧接着北海道又发生灾情严重的地震。

国内航班恢复 关西机场国际线仍关闭

    (东京6日综合电)台风“燕子”周二重创日本关西国际机场，至周四仍全面关闭，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周四早宣布，周五将率先恢复关西机场国内线飞航，至于国际线将视整修状况决定。

    关西机场跑道淹水，对外联络桥梁被撞断，之前评估至少到9月11日无法恢复使用，目前计划从别的机场调来地面拖车等作业车，先使用没淹水的B跑道与第二航厦，全于对外联络桥恐需1个月以上时间修复。

中使馆车救援港澳台旅客

    另外，中国驻当地使馆派专车救援中国旅客，传言指有台湾旅客要求上车，但中客回应只要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就能上车，有乘坐中国使馆专车的台湾旅客周四现身说法，称没有被这样要求。

    他强调，过程中有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上车调查，车内共有多少位港澳台旅客，但“完全没有任何人要我们自称中国人”，他又批评台湾驻日办事处无所作为。

芙市会兽医局“高调”行动 流浪狗即捕即杀

星洲日报2018.09.08

芙市会兽医局“高调”行动 流浪狗即捕即杀

    (芙蓉6日讯)芙蓉市议会与兽医局“高调”捕杀流浪狗行动，在住宅区内“即捕即杀”！

    芙蓉市议会与兽医局官员是于今早10时45分，到芙蓉小甘密Bandar Warisan Puteri进行捕杀流浪狗行动，当局不但邀请媒体采访，还在公开场合，即住宅区草场上，给所捕获的狗只注射药物，进行“安乐死”。

网民骂声四起

    据了解，在Bandar Warisan Puteri住宅区的行动中，有8只疑似没有主人的狗被捕杀，芙蓉市议会事后还在官方脸书上传内容，“分亨”捕捉狗只及注射药物的照片，遭网民批评。

    帖文随后相信是基于网民的舆论压力而撤下，不过不少网民已截扉并继续转发，网络骂声四起。

提倡”结扎代替捕杀” 州议员陈丽群震惊

    事实上，森行政议员陈丽群早前曾公开表明提倡“结扎代替捕杀”行动应对森州流浪狗问题，事隔一日却出现市议会与兽医局高调捕杀流浪狗事件，让她感到震惊。

    陈丽群受询时强调，事前并不知道市议会启动捕杀流浪狗行动，而她不久前才‘安排动物保护非政府组织、兽医局及经济策划组会面，各方面商谈如何实行“捕捉、结扎、领养”计划，并取得初步共识，目前兽医局还在等待非政府组织准备合适的计划书，不料今日却传来芙蓉市议会及兽医局安排了捕捉及人道毁灭流浪狗行动。

    “我相信这当中发生了严重的沟通失误，我为此感到抱歉，并已建议芙蓉市议会及汝来市议会暂停捕杀流浪狗行动，直到州内拘只拘留所建成为止。我已找到了一片土地，会先用作暂时性的狗只拘留所。”

将委任新承包公司  捕杀野狗官员须在场

     芙蓉市议会主席拿督扎扎里今日出现在捕杀狗只行动中，他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队伍今日是在Bandar Warisan Puteri及Ampangan Java进行捕杀狗只行动。

    “捕杀行动是由森兽医局负责，而市议会官员只是协助，而根据2015年动物福利法令，执法单位不可枪杀流浪狗。”

    他还说，日后市议会会议将讨论委任新承包公司，在芙蓉范围捕捉流浪狗，而有关行动须有兽医局及市议会官员一同展开，目的是为了有效监督捕捉行动，不会出现滥权情况。

    “过去的承包捉狗公司捕杀一只流浪狗可获50或60令吉津贴，为了避免有关公司捉后放，再以同样的狗只换取多次津贴，因此日后的捕捉行动都必须有官员在场。

沙巴州名的渊源

《资料与研究》第19期 1996年1月1日

沙巴州名的渊源

Zakiah Hanum撰／叶瑞生译

    大约12,500年前，婆罗洲岛是一个名为“Sundaland”大陆的一部分。在几千年前，由于火山引发的地震，使到这里的陆地面貌产生巨大的改变。这些变化一直延续到古生代(Palaeolitik)。（编按：年代有问题）

    现在被命名为沙巴(Sabah)的地方世被称为“Api-Api”。一份16世纪的地图称沙巴这地方为“火岛”(Fire lslands)。这个命名的最直接解释也许是和“三岛”(Pulau Tiga，位于纳闽及哥打京那峇鲁之间)上的泥泞火山有关。一如砂劳越，有证据证明在28,000年前就已出现了现代人或“智人”(Homo Sapiens)。丁卡右(Tingkayu)、马代洞(Gua Madai)及东沙巴的其他地方都有考古遗迹的发现。在此同时，在古满东洞(Gua Gumantong)也有多项考古发现，显示在4,000年前就有人类在此居住了。

    有关沙巴早期历史的资料参考，中国及阿拉伯的古文献鲜有记载。所能找到的有关沙巴的参考，是1292年忽必略所派遣到支那巴当干(China batangan或Kinabatangan)做考察的使团所作。

    英文资料方面，有阿历山大达岭伯尔上尉(Kapten Alexander Dalrymple)及詹姆斯·雷内尔少校(Mejar James Rennel)的文稿。他们曾经从沙巴西岸跋涉到巴令榜岸岛(Pulau Balembangan)。

    “沙巴”这个名字早在英国人到婆罗洲之前，就已经延用甚久。英人不喜“沙巴”这个名字，并于1881年在其所有的公共事务上，把它改称“北婆罗洲”(North Borneo)。当这个州于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沙巴”这个名字被重新采用。

    沙巴州也曾被称为“沙鲁当”(Saludang)。“沙鲁当”这个名字曾在伯拉邦查(Prapancha)所作的爪哇诗歌——Nagara Kretagama(1935年)中提及，其中有说明指出“沙鲁当”的首都位于直落马鲁都(Teluk Marudu)，到丹绒邦国卡(Taanjung Bangkoka)，到尖榜甘(Jambongan)之间的地方。

    “沙巴”这个名字在15世纪，就已经开始被川行于苏禄群岛及汶莱之间的海员及商人所使用。

    据说“沙巴”这个名词源自于“Saba”，即是一种名为“Pisang Saba"的香蕉名称，也即是现在所称的"Pisang Menurun"。巴曹(Bajau)社群偶尔称“Pisang Saba'，为“Pisang Jaba”。这个州被命名为“沙巴”，因为居住在沿岸(西岸)的人，除了种稻之外，大部份也栽种这种香蕉为食。由于“Pisang Saba”，在这里茂盛的成长，声名远播到汶莱，因此自然的“Pisang Saba”也成了这个州的名称。“Saba'，这字眼，随着地方语音久而久之变成“Sabah”。

    还有数个关于沙巴这名字来源的假设。据说沙巴这个名字在婆罗洲早期文件上曾被提及，但仅限于作为婆罗洲西北地区之指涉。

    有几个作家则对沙巴这名字的来源，给予浪漫的联想。撰写“Sabah and Shaba'’的英国作家麦斯威·霍尔(Maxwell Hall)，在也门(Yaman)比较了“Sabah'’和“Shaba”这两个字。他认为这两个名字都很顺耳，并和苏来曼王(Raja Sulaiman)时期的香味、香料、黄金及钻石等有关。霍尔认为“Sabah”、“Saba”、“Sebca”、“Shaba”都只是拼法不同的同一字。

    许多人相信“Sabah'’这字源自阿拉伯文。但是曾任砂劳越博物馆馆长的历史学家及民族学家，汤姆·哈里逊(Tom Harrison)却认为“Sabah”这名字是一地方名，其原址已无从考查。他说，在婆罗洲有许多地方名称是来自史前时期，而它们的意思不详。无论它含载什么意思，“Sabah”这个作为婆罗洲北部的名称，已被记载于汶莱的历史。它发生于1877年，当汶莱苏丹赐权予古斯达夫·沃·奥维背克公爵(Baron Guston Von Overbeck)侵占它，而当时所封赐给他的名号之一正是“沙巴大王”(Maharaja Sabah)。

(译自Zakiah Hanum所著的Asal-usul Negeri-negeri Di Malaysia, 第11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