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看成岭侧成峰

  在风雨中，看见那些不该消失的学校 在教育统计报表里，西廖华小只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 —— 学生不足三十人、地处偏远、资源有限、前景不明。然而，当微电影《看见西廖》将镜头对准这所霹雳州小镇的微型华小时，我们才发现，它承载的并不是 “ 效率不足 ” ，而是一个社会最容易忽略的现实： 有些学校之所以存在，不是因为划算，而是因为有人仍需要。 在主流教育叙事中，成功往往意味着规模、成绩、升学率与竞争力。城市学校扩建、设备更新、名校光环不断叠加，仿佛教育理所当然地走向集中与精英化。但西廖华小所呈现的，却是另一种被挤到边缘的教育图景 —— 孩子来自弱势家庭，学习基础薄弱，却仍每天准时出现；老师身兼多职，既是教育者，也是陪伴者与社会工作者。 《看见西廖》并未刻意渲染贫困或煽情苦情，而是用平静的镜头记录真实：孩子不一定成绩优异，却认真写作业；学校没有资源优势，却努力给学生尊严。镜头下的西廖，不是 “ 失败的学校 ” ，而是一个仍在努力维系公共价值的空间。 这部微电影最触动人心的地方，不在于困境本身，而在于教师群体的选择。在现实压力下，离开并不困难，留下才是真正的艰难。年轻教师本可以转往条件更好的城市学校，却选择继续留守；校长清楚知道学生人数逐年减少，却仍坚持让学校正常运作。因为对他们而言，学校不是一项投资项目，而是孩子唯一可依靠的制度性支持。 这正是当代教育最值得反思的问题：当 “ 效率 ” 成为最高原则，那些无法产生即时回报的群体，是否注定被放弃？当政策强调资源整合与学校合并时，我们是否认真思考过，对偏乡孩子而言， “ 就近入学 ” 往往不是选择，而是唯一？ 西廖华小的存在，提醒我们教育不只是培养竞争力，更是一种社会承诺。它不一定能制造精英，却能守住底线；不一定能改变阶级结构，却至少不让弱势孩子完全失去机会。教育的意义，从来不只在于 “ 走得多远 ” ，也在于 “ 有没有人被留下 ” 。 微型学校或许无法阻挡时代洪流，但它们让我们看见制度的另一面 —— 真正需要守护的，往往不是最亮眼的成功案例，而是那些随时可能消失、却仍有人努力维系的微小空间。 《看见西廖》最终让人理解一句话的重量： ** 有人走出去，是为了生存；有人留下来，是为了未来。 ** 而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往往不取决于它培养了多少赢家，而是它是否愿意为那些看不见的孩子，保留一盏灯...

  守着一盏灯的人 —— 陈福霖与乌暹中华小学的漫长岁月 清晨的乌暹，阳光落在锌板屋顶上，校园还没完全热闹起来。操场一角，几棵树静静地站着，见证了这所乡区华小几十年来的起落。 对陈福霖来说，这样的早晨，他已经走过无数次。 他不是校长，也不是老师，却几乎把一生最稳定的时间，留给了这所 乌暹中华小学 。 一所乡区学校，一段被守住的历史 乌暹中华小学创校于 1947 年，是典型的乡区华校：由社区筹建、由先贤合力维系，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慢慢扎根。 从木板校舍到今日较为完善的校园设施，这所学校的每一次修补、每一次扩建，背后都离不开地方人士的坚持。 而陈福霖，正是其中最长期、也最沉默的一位。 多年来，他担任董事部要职，参与校园发展规划、硬体改善、经费筹措，也在关键时刻站出来，为学校 “ 扛事 ” 。 他说得很简单： “ 学校在，就要有人看着。 ” 少子化冲击下的坚持 近十多年来，乡区学校面对的最大挑战，不再只是经费，而是 学生人数的持续下滑 。 人口外流、家庭结构改变，让不少乡区华小站在 “ 是否还能继续办下去 ” 的门槛上。 乌暹中华小学同样无法幸免。 学生人数减少，意味着拨款缩紧、课程选择受限，也让 “ 办学是否还有前景 ” 的质疑声不时出现。 但在陈福霖看来， 数字不是唯一的标准 。 “ 只要还有孩子需要学习，只要社区还愿意支持，这盏灯就不能熄。 ” 这份想法，并非口号，而是具体行动 —— 推动校园提升、改善学习环境、争取更多资源，让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回来。 守的不是职位，是责任 在董事部多年，陈福霖见证过人事更迭，也看过热心与冷淡的交替。他清楚，乡区华校最怕的不是穷，而是 没人愿意接棒 。 因此，他一边守，一边也在 “ 让位 ”—— 鼓励年轻人加入董事会、参与校务，让责任不只压在少数人身上。 在他的理念里，华教不是某一代人的事业，而是一条必须持续交接的路。 一盏不耀眼，却不能灭的灯 今天的乌暹中华小学，校园不算宏大，却干净、明亮；设施不算奢华，却尽力做到安全、实用。 这些改变，或许不会登上头条，却一点一滴，累积成孩子们的日常。 而陈福霖，依旧低调地坐在一旁。 他守的，不只是校舍、经费或制度，而是 乡区孩子还能拥有选择的权利 —— 选择在熟悉的土地上学习，选择不被轻易放...

  横跨百年的宗亲情 —— 柔佛陈氏 “ 不分家 ” 的南洋宗族叙事 在柔佛新山的城市街景中，陈氏宗亲会的会所并不张扬，却静静矗立，见证着一个横跨百年的宗族故事。它不只是宗亲聚会的空间，更是一段关于迁徙、互助与文化延续的南洋华人记忆。 “ 不分家 ” ，既是柔佛陈氏的组织原则，也是一种代代相传的精神象征。 从原乡到南洋：陈氏宗亲的早期足迹 柔佛陈氏的历史，可追溯至 20 世纪初南来谋生的华人移民浪潮。来自中国南方的陈姓族人，循着橡胶、锡矿与港口经济的脉络南下，在柔佛一带落脚生根。早期的陈氏族人，多以血缘、地缘维系彼此，在陌生的土地上形成互助网络。 1947 年，柔佛陈氏宗亲会正式成立。这一时间点，正处于战后社会重建阶段，宗亲会的出现，既回应了族人对情感依托的需求，也承担起安顿生活、照应乡里的现实功能。对许多早期移民而言，宗亲会是 “ 在地的家族 ” ，也是抵御动荡年代的重要支点。 “ 不分家 ” ：组织原则，也是文化选择 与许多宗亲组织因籍贯、支派而分会林立不同，柔佛陈氏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 **“ 不分家 ”** 的原则 —— 不以地区、不以房系、不以辈分区隔族人。这种组织方式，在宗族史中并不常见，却恰恰反映了南洋社会的现实智慧。 在多元族群并存、社会结构快速变化的环境中， “ 合而不分 ” 有助于凝聚资源、避免内耗，也让宗亲会更具公共性。陈氏宗亲会因此不仅是宗族内部的情感纽带，也逐渐发展为服务社会的团体，参与教育、福利、文化活动，成为华社网络的一部分。 会所的变迁：一部立体的族群史 从早年租赁店屋作为会所，到后来建立规模完整的宗亲会大厦，建筑的演变本身，便是一部可阅读的历史。旧照片中，族人身着白衬衫、黑裤，在简朴的会所前合影；而今日的新会所，则已具备行政、活动与文化展示功能。 会所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承载着集体记忆：春秋二祭、宗亲大会、奖助学金颁发、青年活动 …… 这些看似日常的仪式与活动，持续将 “ 陈氏 ” 这一身份，嵌入不同时代的生活之中。 世代交替中的传承与调整 进入 20 世纪后半叶，随着社会结构改变与年轻世代的成长，宗亲会也面临转型压力。柔佛陈氏并未固守传统，而是逐步引入更制度化的管理方式，吸纳年轻理事，推动文化与服务并重的发展方向。 从关注宗亲福利，扩展至社区服务与文化保存，陈氏宗亲会的...

  一碗海南粥，半世纪守味道 —— 吴金花与武拉也老店的人情与乡愁 清晨的武拉也，还没完全醒来。 店门才刚拉起，锅里的高汤已经咕噜作响。米香混着蒜酥味，在空气里慢慢散开。还没看见招牌，老顾客的脚步却已经自动找上门来。 他们不是被广告吸引，而是被一碗味道牵着走。 这碗味道，属于吴金花。 也是许多武拉也人，从小吃到大的记忆。   一碗粥，撑起一家人的生计 橙色上衣、俐落短发，说话轻声却利索，吴金花总是笑脸迎人。 几十年来，她几乎天天守在灶边。 洗米、熬粥、备料、炸葱酥、切猪杂、调味 …… 一连串动作早已熟练得像呼吸一样自然。 「做久了，手自己会记得。」她笑说。 这碗海南粥，看似简单，其实最考功夫。 米要慢火熬到开花却不散，汤底要清甜顺滑；配料讲究新鲜现做，猪肉片、猪杂、肉丸、花生、葱花、芫荽、炸蒜，每一样都不能马虎。 火候差一点，口感就变了。 少一点耐心，味道就走样。 她坚持每天现煮现卖，不走捷径、不靠预制。 因为她始终相信： 老味道，是急不得的。   祖传手艺，也是乡愁的味道 这门手艺，并不是突然学会的。 吴金花年轻时便跟着长辈在厨房里打转，从洗碗、切料、帮忙盛粥开始，一点一滴学起。 那时候的武拉也，还保留着浓厚的海南社群生活。 街坊邻里熟门熟路，一碗热粥，不只是早餐，更是人情往来。 工人上班前来一碗、巴刹小贩收档后再来一碗、学生放学肚子饿也来一碗。 有人一吃，就是几十年。 「他们从小吃到大，现在带孙子来吃。」她说这话时，语气里藏不住骄傲。 这已不是单纯的生意。 更像是陪伴几代人成长的日常。   老店不大，却装满故事 店面朴实，没有华丽装修。 几张桌椅、一口大锅、一群忙进忙出的家人。 最动人的，从来不是摆设，而是人。 家人一起帮忙，分工合作，有人掌勺，有人端碗，有人招呼顾客。 笑声、招呼声、碗筷声交织在一起。 那种热闹，是老店特有的温度。 熟客走进来，不用开口，老板娘已经知道： 「一样对吗？」 这份默契，是时间熬出来的。 就像那锅粥一样。   守着传统，也守着一份坚持 这些年，新式咖啡馆、美食连锁店越来越多。 ...

  程序若失守，大学何以立校 —— 从南方大学学院人事风波谈大学治理的底线   大学校园，本应是最讲制度与理性的地方。 然而，近日南方大学学院却因一场人事决策，再度掀起治理争议。副理事长何舜成宣布辞职，并公开表示，不满董事会在未经过完整会议与正式程序下，由常务董事主导决定解约校长及多名行政高层。有关做法，已偏离章程与集体决策原则。 表面上看，这是一次人事更迭； 实际上，却是一堂关于「大学治理」的现实课。 大学从来不是企业。 企业讲求效率，可以高度集权； 大学讲求共识，更需要程序正义。 校长的去留，不只是行政安排，而关乎学术方向、办学理念与校园稳定。若重要决策未经理事会充分讨论，仅由少数人拍板定案，即便结果未必全错，过程却已失当。 而在公共机构中， 程序本身，就是正当性的来源 。 失去程序，再正确的决定，也难以服众。 据报道，南院董事会共有 30 人，但关键决策却由 8 名常务董事作出。这里引发的质疑，并非针对个人，而是制度本身：当权力逐渐集中，当集体决策被简化为小圈子决定，董事会的存在意义是否被削弱？章程是否沦为形式？ 长远来看，这种治理方式带来的伤害，往往比一次人事风波更深远。 教师会担心专业不被尊重， 行政团队会失去安全感， 学生对学校前景产生疑虑， 社会对董事会的信任也随之动摇。 大学最珍贵的资产，从来不是建筑或排名，而是「公信力」。 一旦信任受损，再多资源也难以弥补。 因此，何舜成选择以辞职表达立场，某种程度上，是对制度的一种提醒 —— 当程序被忽视时，沉默等同默认。 辞去职位或许容易，但坚持原则并不简单。 这起事件不应只停留在人事纷争的层次，而应成为南院乃至所有高教机构的一面镜子： 在效率与程序之间，我们是否过度偏向前者？ 在决断与合议之间，我们是否忽略了制度设计的初衷？ 大学之所以为大学，不只因其传授知识， 更因为它代表社会对理性、规则与公共责任的坚持。 若连大学自身都无法守住程序底线，又如何教导学生尊重制度？ 治理的成熟，从来不在于「谁说了算」， 而在于「是否依规而行」。 唯有制度被尊重，程序被落实， 大学才能真正立校长远。

  超越统考标签，看见大马华教真正的力量 —— 从政治风雨中走出的制度韧性 每隔几年， “ 统考 ” 两个字，总会被重新抛到政治风口浪尖。 有人质疑它的合法性，有人担忧它的出路，也有人把它视为族群教育的敏感课题。但如果把时间轴拉长，把视角放大，就会发现：统考从来不是问题本身，它只是大马华教长期生存与自立历史的一个缩影。 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 “ 该不该承认统考 ” ，而是 —— 为什么在没有政府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大马华教仍能走到今天？   没有津贴，却走得更远 独中不属于政府学校体系。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没有固定拨款、没有全面制度性资源、没有体制保护。校舍扩建、设备更新、师资聘请、清寒子弟助学金，几乎都要依靠社会大众、家长与校友一分一毫筹措。 这是一种近乎 “ 自力更生 ” 的办学模式。 但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独中反而走出一条少见的道路 —— 从课程设计、教材编写、考试制度到升学衔接，逐步建立起完整而独立的教育体系。 统考（ UEC ），正是这套体系自然发展下的产物。 它不是对抗体制的工具，而是为了让学生有一张被世界承认的文凭。 当全球多所大学承认统考成绩时，现实早已说明： 教育质量，最终靠实力说话，而不是政治标签。   被政治化的教育，其实最无辜 回顾几十年的争论，可以发现一个吊诡的现象 —— 统考的学术性争议并不多，政治性争议却层出不穷。 问题从来不在课程深度，也不在考试标准，而在 “ 它是谁办的 ” 。 一纸文凭，承载的却是族群、语言与身份认同的投射。 于是，教育被迫走上政治擂台。 但教育的本质，真的该如此沉重吗？ 学生需要的，不过是公平升学的机会； 家长期待的，不过是孩子有更好的未来。 当一个制度已经稳定运作数十年，培养无数人才，甚至获得国际认可，却仍因政治角力反复被质疑，这本身就是一种资源浪费。 教育，本不该成为博弈筹码。   华教真正可贵的，不是 “ 抗争 ” ，而是 “ 建设 ” 很多人谈华教，习惯用 “ 斗争史 ” 来形容。 但如果细看历史，会发现更准确的词，其实是 —— 建设。 从校董会筹款，到教师自编教材； 从创办统考，到与海外大学建立衔接； 从一所学校...

  当地方华社为自己写历史 —— 从《大年华人社会史》的出版谈起 在快速更迭的时代里，历史往往不是被刻意抹去，而是在不知不觉中被遗漏。尤其是地方社会的历史，若无人记录，便会随着第一代、第二代见证者的离去，逐渐沉入沉默之中。因此，《大年华人社会史》历时四年完成调研与撰写，并正式出版，其意义远不止于一本厚重的新书面世，而是一场地方社会主动为自身留下记忆的文化行动。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将 “ 历史 ” 理解为宏大的国家叙事，或由官方、学院书写的正典文本。然而，地方华社的日常运作 —— 会馆的成立、学校的筹建、互助网络的形成、社团在危机时刻的角色 —— 往往只存在于口述记忆、旧照片与零散档案之中。一旦这些未被系统整理的材料消失，华人社会在地方发展的真实面貌，也将随之模糊。 《大年华人社会史》的出现，正是在填补这一长期存在的空白。它所书写的，并非单一社团的光荣史，而是一个地方华人社会如何在殖民、战后、建国与现代化进程中，逐步建构自身组织网络与公共角色的过程。这种从地方出发的历史书写，让我们看见：华人社会并非被动地 “ 存在 ” 于国家结构之中，而是通过教育、经济、慈善与文化实践，积极参与地方社会的塑造。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项工程并非由个别学者独立完成，而是由地方华团推动、集合文史工作者与社团资源共同完成。这种模式本身，就是一种值得被记录的当代现象。它显示，地方社团仍然具备公共意识与文化自觉，愿意投入时间、资源与耐心，去完成一项无法立刻带来回报，却对未来极其重要的工作。 在当下 “ 短、快、即效 ” 的传播环境中，愿意用四年时间完成一部地方社会史，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逆流而行的选择。但正是这种 “ 慢 ” ，才能让历史不沦为纪念册式的自我表述，而成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集体记忆。 当然，这本书的出版，也提醒我们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当年轻世代与传统社团的距离日渐拉开，地方历史该如何继续被理解、被阅读、被使用？历史若只是被陈列在书架上，终究仍会再次沉寂。如何让地方史成为教育资源、公共讨论的素材，甚至是青年重新理解自身位置的入口，将是下一阶段更重要的课题。 从这个角度看，《大年华人社会史》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起点。它证明了一件事：只要地方社会愿意为自己发声，历史并不会缺席。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 “ 值不值得记录 ” ，而是我们是否愿意在时间尚未来得及抹...

  当 “ 槟城女人 ” 走进展馆：我们如何重新想象北马的历史起点？ 瓜革巴考古遗址展馆正式向公众开放，看似是一则文化设施启用的新闻，却悄悄为北马的历史书写，打开了一扇向 “ 深层时间 ” 回望的门。 长期以来，我们对北马的历史想象，多半从港口、殖民、贸易谈起，仿佛历史是随着文字、王朝或殖民者的到来才真正开始。然而，瓜革巴遗址所呈现的，却是距今约五千七百年前的人类生活痕迹 —— 在国家、族群、宗教这些现代概念出现之前，就已有一群人在这片土地上生存、劳作、安葬亲人。 这一次最受关注的，是被媒体称为 “ 槟城女人 ” 的史前女性人类遗骸。这个称呼并非学术用语，却极具象征意味。它让一个原本抽象的考古编号，变成了可被地方社会感知的 “ 人 ” 。她不再只是研究对象，而是一位与这片土地发生过真实关系的 “ 先来者 ” 。 正因如此，展馆选择暂不公开展示 41 具人类骨骸，反而显得格外重要。这不仅是保存技术或研究进度的问题，更是一种价值判断。在当代博物馆实践中，人类遗骸早已不再被视为供人围观的奇观，而是需要被尊重的生命痕迹。展览转而通过环境复原、图像叙事与器物展示，引导公众理解史前人类如何生活，而不是 “ 看见他们的身体 ” 。 从文化角度看，这正是公共历史的一次转向：从满足好奇心，走向培养理解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瓜革巴遗址并非孤立存在。它所揭示的贝丘文化、沿海采集与早期人类聚落，实际上为北马补上了一段长期被忽略的历史层次。这段历史不属于任何单一族群，却与今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有关。它提醒我们，地方认同并不只是近代政治与族群叙事的产物，也深植于更久远的人类共同经验之中。 “ 槟城女人 ” 之所以引发关注，正因为她象征着一种更宽广的归属想象 —— 在我们谈论 “ 谁先来到这里 ” 之前，她已在这里生活、死亡、被土地覆盖数千年。这种时间尺度，迫使我们放慢脚步，重新思考 “ 地方 ” 的意义。 如果说展馆的开放只是开始，那么更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让这样的史前记忆，真正进入公共讨论与教育体系？它不应只是一次参观打卡的终点，而应成为理解北马、理解自身与土地关系的起点。 在快速变化的当下，瓜革巴遗址所提供的，不只是过去的答案，更是一种提醒：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都是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