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尊孔人与事
百年“正果”修来不易
（向早期尊孔的办学先贤们致敬！）
/李亚遨
一个世纪前，吉隆坡埠众在陆佑领导下筹办尊孔学堂。今年（2006年）正是尊孔筹办100周年纪念。这个100周年值得大书特书，原因有三：一，如果从1902年清廷颁赐《钦定学堂章程》算起，那么中国新式学校教育的历史迄今也只有104年；这就是说，尊孔几乎是与中国新式学校教育同龄的——具有这么悠久历史的华文学校，即使在中国大陆本身也不多见。二，尊孔虽然只是马来半岛上第二间新式华文学校（第一间是槟城的孔圣庙中华），但它却是当今马来西亚华文中学里头第一间跨过百年阑槛的，因此意义深长。三，尊孔建校以来所走过的道路，比较其它华校，可谓考验不断、崎岖无比，然而还是幸存下来，而且活过了100岁，这个“正果”修来不易，理应更加珍惜。
尊孔能够有今天，饮水思源，应该感激历年来曾经为它尽过力、出过钱、吃过苦、争过气的有名或无名的建设功臣们。我在这里要特别提及三个人：
“慨捐3万以为之倡”的陆佑
现在还留存的最早尊孔校史（慕唯，《尊孔中学32周年纪念刊》，1939年）记载：
本校肇韌于民国纪元前6年（前清光绪32年，即西历1906年）。其目的在造成健全之国民，为强族兴国之基。首蒙陆公弼臣（讳陆如佑）慨捐3万元以为之倡。……其时适两广总督奏派之南洋视学员刘士骥君莅降，华侨开欢迎大会，并与商定办学方法。公推陆弼臣、陈秀连、叶隆兴、刘良颜及李广霖五君为办学总理；黄云帆……等为协理；张郁才……等为值理，负责筹备。由刘视学策划一切，并定校名曰尊孔学堂，租定金榜瓦塔街第20、21、22号三新屋为校舍。
“尊孔学堂”是尊孔创办时所用的校名，后来才改叫尊孔学校。
陆佑（1846—1917）,本姓黄，字弼臣。广东鹤山人。他自幼无亲无故，生活艰苦，被迫以“契约劳工”的身份远涉重洋南来。结果白手成家，成了大锡矿家，后来又在种植业、工业、商业、金融业等领域发展，成了马来亚的首富，也是华人社会的不二领袖。当时本地区流行一句话：“叶亚来打州府，陆佑建吉隆坡。”陆佑深获英殖民地政府的信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店号曾以“东兴隆”名义印发银票（promissory notes）,作为代替货币，在一些地方流通。
陆佑致富后，自奉俭约，且能仗义疏财。凡利于社会、利于公益的事业，他都慷慨解囊。接受过他巨款资助的机构包括新加坡陈笃生医院（叻币5万）、莱佛士学院（5万）、雪兰莪中华大会堂（5万元）、吉隆坡同善医院等。当然受惠最大的还是香港大学。在1910-12年间，港大从陆佑处获得100万助元的捐资；1915年，又获得他提供50万助元的无息贷款。
陆佑作为马来亚的首富兼华人领袖，和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有交往。孙中山于1905年到新加坡时，曾由新加坡广肇会馆李星南介绍，接见陆佑，而陆佑也曾几次捐献革命经费。至于与保皇党关系，有学者认为陆佑是康有为的信徒——我们现在知道，他们之间至少应该有书信往来。康有为〈正月二日避地到星坡，菽园为东道主〉诗曰："圣主维新变法时，当年狂论颇行之。与君北洒尧台涕，剩我南题孔庙碑。”其下自注：“君创孔庙学堂于南中后，余贻书陆佑卒成之。今为尊孔学堂。”这首诗是说，是他影响了陆佑去办尊孔。当然，我们现在已无其他文献可证明此事了。
上述校史说“陆公弼臣（讳陆如佑）慨捐3万元以为之倡”。根据陆庭谕引述林连玉的说法，陆佑是"慨然捐献叻元3万元，另免息贷款3万一分钱,1989
元……这笔钱在目前是小儿科，可是当年是半分钱可以买东西，可以吃一碗粥的时代……”（陆庭谕，〈终于找到了宋木林校长〉1989年）
“策划一切”的刘士骥
在尊孔筹办过程中，除了陆佑，恐怕就数刘士骥最重要了，因为他是让学校“从无到有”的具体策划人——就如最早校史所说的，“由刘视学策划一切”。
刘士骥（1857—1909）,广东龙门县人。举人，维新派的支持者。1895年曾参加康有为的“公车上书”。1902年署理广西永淳知县时，当地盗贼遍野，民众乏食，无暇顾及文教，连昔日设立的两所义学也已废弃，变成菜园，他却有办法动员民众将义学加以修复，改为蒙养学堂（初级小学）。后来又筹款兴办了“紫澜学堂”。因为办学成绩突出，给两广总督岑春煊注意到了，就聘请他当两广学务处的查学委员，专司发展新式教育之责。
担任查学委员期间，他曾一口气在广州创办了7所新式学堂。他的学堂明文规定“凡旅省人士之子弟皆准入学就读”，破除了当地人对弱势族群如水上居民的歧视。另外，他也一手筹办了两广优级师范学堂（中山大学的前身）。在广西永淳时，刘士骥已经看到启蒙教育与国运的关系，同时也关注到海外华人的教育了。所以，1906年当闽浙及两广总督会同奏派他往南洋视学时，可谓正中下怀。当年他“遍历南洋荷属、英属数十埠，联络当地华侨，已有学堂者，为之正宗旨，定教科，未有学堂者，为之筹经费，拟章程”。（注2）也就是在这次的行程中，在吉隆坡，他促成了尊孔新式学堂的兴办。
由于原史料失存，我们现在已经不能确切知道当年筹办学校的详情了，但是可以想象刘士骥在创办尊孔学堂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理由很简单：因为在当时的参与者中，没有一个人对新式学堂的筹办，具备了像他那样的认识和实战经验。以他在中国办学的经验，要兴办一间新式学堂是驾轻就熟；以他的中央政府特派视学官身份，召集士绅名流共襄义举自是水到渠成。事实上，在那次的旅程中，在还没来到吉隆坡之前，刘士骥在新加坡也涉及端蒙学堂的创办：“……刘士骥前来视学，与学堂发起人共同磋商办学事宜。”（见李谷僧主编《新加坡端蒙中学五十周年纪念刊》，1956）（注3）
刘士骥为人正直，也很有胆识。1899年康有为变法失败后，他不顾自身安危作《戊戌公案》一书，为康辩冤。上京应试时，他又大胆上书请求开放戊戌党禁，赦免戊戌案内各员之罪。（注4）令人遗憾的是，他却死于非命，而死因被认为与保皇会有关。下面是一个说法：原来保皇会有一项吸引侨资回国兴办实业的计划，委派刘士骥赴美洲向华侨招股，筹集到一笔资金后，康有为的心腹徐勤竟要求挪用，被刘断然拒绝，遂买凶杀之。（注5）
刘士骥在广州去世后，他的族人将他的遗体运回家乡，在天堂山下停棺三年才安葬。（今见龙围大门前仍留有当年刘士骥树的举人旗杆石，对面山上有刘士骥墓。）当时，他的好友丘逢甲（台湾抗日英雄）曾作挽联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公得名矣！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孰能止之？”他的死，直接造成了保皇会的分裂，如有影响力的留美学人容闳就因此与康有为一刀两断。
为尊孔大楼披荆斩棘的宋木林
半世纪前，林连玉先生在尊孔庆祝建校50周年时作了以下的对联，对两位先贤的贡献予以高度评价：
“若论开基丰功永记陆如佑；以言建设伟绩常思宋木林。”
宋木林（1878-1952）,原名宋森，与陆佑同是广东鹤山人。两广师范及理科研究所毕业，曾担任南雄中学及师范讲习所、恩平师范传习所等校教员。1907年，在侨属及乡亲的支持下，接替同乡陆逸坤（康有为的弟子）在新加坡养正学校的校长职。在他主持下，校务蒸蒸日上。1916年，38岁时，受陆佑力邀来吉隆坡任尊孔、坤成两校校长。（尊坤两校原是兄妹学校）
在尊孔那段时间的事迹，他的学生、也是尊孔老教员的赵伯悦在《忆宋师木林》（《尊风》，1947年）里有极翔实的叙述：
（一）他的教育方针，是实用主义……开办乙种商业科……现在盛倡的设计教学法，他那时早已采用了。
（二）推行补助教育：开办六百字篇通俗夜学班，继续半夜商业讲习班……又发起在广肇会馆开办通俗演讲会。
（三）提倡戏剧教育：他能吟，又能唱，更会导演戏剧，利用戏剧来做改良社会的工具；人镜慈善白话剧社，也是他倡办的。
（四）创办教育会：当时的华校，多是各自为政，少相往来；他于是联络各校教师，组织教育会，假中华总商会为会所，研究教学，措施一致。
（五）善为鲁仲连：当时举凡家庭齟酷、个人或团体纠纷事项，经他调解，没有不心诚悦服，嫌怨立释的。那时金榜瓦塔道上，车水马龙，天天都有各阶层人士，登门求教。
（六）组织尊孔校友会：“……尊孔学生是将来的社会中坚分子，如果有了校友会，将来推动母校的发展，一定事半功倍。”
（七）学校与家庭打成一片：学生的家庭，任何一个角落，他都不辞跋涉访问到；家长有什么事，也常到校磋商，因此每个学生的个性，生活和环境，都很了然，施教也特别奏效。
（八）他的私德，可说纯洁无瑕，简朴自守，不贪名利；常济人之急，扶人之危，月中薪俸，大半花在他人身上。可是对于公款，却丝毫不苟，以少耗金钱，多收实效为立。他善于利用废物，每次出门，总是满载而归；纸屑、木片、布碎等都是手工科的绝好材料。
（九）他的训导方式，是因人而施，纯取感化主义，每于夜阑人静时，就是他个别教训顽劣生的时候了。那时的寄宿生，多数是侨领的子弟，娇生贵养……家长们却乐意把子弟送进这勤劳耐苦的集体里，过那纪律化的生活。他什么事都以身作则，例如校役不尽职的，他一声不响，脱下鞋子，亲自洗厕所、扫沟渠……
当然，宋木林最引人瞩目的，还是不辞劳瘁、奔走、募捐，率领学生们到八达岭除草夷地的事迹了。可惜的是，他不能亲眼看到尊孔大楼的建成。因为在大楼落成之前三年，1919年，他就因为领导民众抵制日货，被英殖民政府逮捕，拘禁三个月后，递解出境。
宋木林身为华侨，是很爱他的祖国中国的。他在出境前，还为这里的人留下赠言：“我今去矣，我去何处？归我祖国，尽我天职。诸君爱我，爱我祖国可矣；诸君念我，念我祖国可矣。”他回到家乡后，也的确做了许多好事。但是，到最终，却没有得到应得的善报。
1952年，当地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在极左思想指导下，将宋木林的的家庭成分划为“地主”，本人的成分则定为“官僚地主”，对他实行拘留审查、准备批斗。他不受侮辱，结果在家中悬梁自尽。临终前在遗书里作出如此哀鸣：“……你们以后公审罪人，必须准他辩驳，不可乱吊乱打。土改系消灭封建制度，非是消灭人的肉体……”去世后27年，1979年，他才获得恢复名誉。（详见《宋森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
注释：
注1：本文为配合吉隆坡尊孔学校百年校庆而作，2006.9.1刊于《独立新闻在线》作者的专栏。（此为修订稿）李亚遨，文字工作者、时评作者、华教史研究者。长期担任马来西亚华校教总的特约编辑，主编《教总33年》以及林连玉系列包括《风雨十八年》、《林梁公案〉〉、《林连玉公民权案〉〉及《族魂林连玉》等书。也是尊孔校史编委会的编委之一。
注2：见〈刘士骥——以身殉职的岭南教育家、实业家〉，刊于龙门网站《鼎言商旅网》。作者不详。
注3：此所以颜清湟要在他的《新马华人社会史》中加上一笔：“因此，有人认为，端蒙学堂和尊孔学堂的创办应归功于刘士骥的促进。”（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页284）
注4：此说引自〈刘士骥——以身殉职的岭南教育家、实业家〉。
注5：此说引自〈刘士骥——以身殉职的岭南教育家、实业家〉。又可见于罗福惠、袁咏红，<日文档案中的清末革命者和流亡者>，栽于中国国家清史编委会《中华文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