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藩篱：论华人研究的跨学科方法与实践 —

跨越藩篱：论华人研究的跨学科方法与实践

——以马来西亚为例

摘要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华人研究”这一复杂学术领域的方法论困境与未来路径。文章首先剖析了传统研究范式，尤其是在部分中文学术圈内，因过度依赖中文文献、固守“华人视角”而形成的“同温层”效应，并具体解构了由此产生的“拓荒史”、“贡献史”与“悲壮史”等固化叙事模式。这些局限不仅窄化了研究格局，也使其难以获得更广泛的学术认同。为突破此瓶颈，本文系统阐述了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并将其具体化为“跨地域”与“跨领域”两个核心维度。前者旨在打破现代国别与行政区划对历史网络研究的束缚，后者则倡导历史学与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有机结合，以获得更立体、多元的认知。面对跨界实践中可能出现的“不专业”批评，本文主张一种根本性的实践原则：研究者必须“回到专业”，即以自身受过严格训练的核心学科为根基，将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作为辅助工具进行审慎借鉴与转化。通过援引马来西亚在文学、古典文献、语言学等领域的成功案例，本文论证了此“主辅结合”模式的可行性，最终指明，一种专业、开放与整合的学术范式，是推动华人研究走向更广阔、更深刻学术未来的根本路径。

1. 引言：华人研究的复杂性与方法论反思

“华人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其内涵极其丰富且复杂，横跨历史学、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等多个面向。从早期移民的商业网络到当代社群的文化认同，从地方庙宇的碑文考据到跨国企业的经营策略，其研究对象与议题的多元性决定了它绝不可能仅凭单一学科的理论与工具便能竟其全功。

基于此背景，本文的核心论点在于：长期以来，部分华人研究，特别是局限于特定中文学术圈的实践，已因其固守单一学科、偏重中文文献的研究范式而面临发展瓶颈。传统的思维定势与资料壁垒，使得研究容易陷入自我循环的叙事怪圈，难以产生具有普遍学术影响力的深刻洞见。唯有主动突破学科的藩篱，采用跨地域、跨语言和跨领域的交叉学科方法，才能打破认知的局限，重塑研究格局，从而获得对华人社会更为全面、动态和深刻的理解。

那么，传统视角究竟存在哪些具体的局限？跨学科方法论的内涵又是什么？在具体的学术实践中，研究者会面临何种机遇，又该如何应对“不专业”的严峻挑战？本文将围绕这些核心问题展开论述，并以马来西亚的华人研究为中心案例，进行深入的剖析与阐释。审视此般困境，并非意在否定过往，而是为论证一场必要且紧迫的方法论转向奠定基础——一场通往跨学科实践的革新之路。

2. 传统视角的困境：华人研究的“同温层”与叙事局限

在探讨跨学科方法的优势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对传统华人研究，尤其是在特定中文学术圈内所形成的研究范式及其内在局限，进行一次深刻的审视。这种反思并非否定前人研究的价值，而是为了清晰地辨识出那些阻碍我们走向更广阔学术天地的思维定势与方法论瓶颈。这为后文系统论证跨学科转向的必要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澄清概念：不同“中文系”的内涵

首先需要澄清一个基础概念。安焕然教授指出，我们讨论的“中文系”并非铁板一块。它至少可以区分为侧重于语言文学研究的“中国语言文学系”（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以及范围更广、涵盖文史哲乃至当代议题的“华人研究”或“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本文所探讨的局限性，主要源于前者在涉足广义的华人研究时，因其学科背景而容易产生的一些特定倾向。

分析“同温层”效应

在传统中文学科背景下成长的研究者，在进行华人研究时，常常不自觉地陷入一种学术上的“同温层”，其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语言与资料的局限：由于语言优势和路径依赖，研究者往往习惯于以中文文献和资料作为研究的主要甚至唯一入口。这导致了对日语、法语、英语等其他语言世界中同样丰富、甚至更为前沿的华人研究成果的系统性忽视。这种资料来源的单一化，直接造成了研究视野的狭隘。
心态与视角的局限：长期浸淫于中文文献与华人社群内部的讨论，容易形成一种安教授所言的“很华人的一个视角”。这种视角在缺乏外部多元观点激发与碰撞的情况下，会不断自我强化，形成一个舒适但封闭的学术“同温层”，使得研究难以跳出既有的框架进行批判性反思。

批判性评估“南洋研究”的遗产与流变

根据廖文辉老师的观点，当前部分华人研究的学术脉络，可以追溯至传统的“南洋研究”。“南洋研究”本身是一个内涵丰富的领域，但其“从中国往南看”的核心视角，在某些实践中，不可避免地潜藏着一种“中国本位主义”的倾向。当这种倾向被不加反思地继承下来时，研究便容易带有一种民族本位的预设立场，从而影响其客观性。

解构三种固化叙事模式

在上述语言、视角和学术传统的局限下，华人研究的结论常常趋于单一化和概念化，极易陷入以下三种固化的叙事模式，从而削弱了其学术深度与价值：

拓荒史：这种叙事将早期华人移民描绘为蛮荒之地的开垦者与文明的传播者。在论述中，往往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文化优越感，将东南亚本地社会简化为被动、落后的背景板，从而忽视了在地其他族群的历史主体性与既有贡献。
贡献史：研究的核心目的被简化为论证华人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贡献”。这种以“证明价值”为导向的研究，虽然资料可能翔实，但结论往往是预设的，缺乏对历史复杂性的深入探讨，使学术探索服务于单一的现实诉求。
悲壮史/奋斗史：此种叙事极力渲染华人在异国他乡被打压、被排挤的悲情历史，并将其与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相结合。这种论述模式不仅是学术问题，更与当代部分华人社群中一种复杂的“被迫害妄想症”心态相互呼应。在此心态驱动下，历史研究被赋予了强烈的现实政治功能，复杂的历史互动被简化为“我们（正义）”与“他们（压迫者）”的二元对立。其结果是，一些历史上充满争议的组织（如会党），其复杂性被抹去，而被过度“漂白”和浪漫化为保护社群的“正义组织”。这种将“华人都是好的，别人都是坏的”作为潜在预设的倾向，导致历史论述情绪化、片面化，严重损害了研究的客观性。

总而言之，这些固化的叙事模式不仅使研究的结论变得贫乏，也使其难以在非中文的学术界获得严肃的对待与认同。正是这种内生的困境，构成了华人研究寻求方法论突破的根本动力。

3. “跨域”的理论与实践：重塑华人研究的疆界

本章旨在系统地阐释“跨域”这一核心概念，并论证其在华人研究中的实践路径。我们必须认识到，“跨域”不仅是研究工具箱的简单扩充，更是一种研究思维的根本性转变。它标志着华人研究从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走向一个更加开放、动态与整合的学术疆域，是从单一视角迈向多元对话的关键一步。引用新加坡国立大学黄向强老师的观点，我们可以将“跨域”清晰地划分为两个层面来理解。

3.1 跨地域研究：打破国别与行政的壁垒

“跨地域”研究的核心要义在于，挑战并超越以现代国家疆界和行政区划为单位的思维定势。历史，尤其是关于人口流动、商业网络、宗教传播和文化交流的历史，其内在的逻辑与脉络往往是无视这些现代政治边界的。若研究者将自己“画地为牢”，局限于某个国家或某个州属的范围之内，就如同用一张现代地图去裁剪一张古代的网络图，必然会导致认知的碎片化与歪曲。

安焕然教授通过生动的案例，清晰地展示了跨地域研究的必要性与巨大价值：

研究案例	传统局限视角	跨地域研究视角
柔佛潮州人研究	仅在柔佛州（Johor）范围内寻找资料，将研究对象框定在州界之内。	必须将研究视野扩展至新加坡（早期移民的中转站和商业网络核心）和印尼廖内群岛（更早期的甘蜜种植核心区），才能完整理解其跨越政治边界的商业、会党与信仰网络。
马来半岛东海岸发展研究	将彭亨、登嘉楼、吉兰丹三州视为各自独立的行政单元进行孤立研究。	将三州视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和发展区域进行考察，并将其与柔佛州北部相连接，以揭示其内在的经济共生性与区域一体性。
人物研究（如伍连德）	仅关注其在马来西亚的活动，或仅关注其在中国的活动。	必须整合其在英国（求学）、中国（服务）和马来西亚（晚年）的完整生命历程，进行跨国、跨时段的全面考察，才能对其个人与时代有更深刻的理解。

综上所述，跨地域研究的价值在于，它能够帮助我们还原一个更真实、更具流动性的历史世界。它要求研究者追随人、商品、资本与观念的实际流动轨迹，而非被动地受限于僵硬的行政边界，从而构建出更符合历史本来面貌的认知网络。

3.2 跨领域研究：整合多元学科的方法论

如果说“跨地域”是空间维度的突破，那么“跨领域”则是方法论维度的整合。传统历史学研究，尤其是在某些实践中，表现出对文献与档案的过度依赖。档案固然极端重要，但我们必须警惕其内在的局限性。官方档案往往呈现的是一种“官方视角”，它可能经过了美化、筛选，甚至隐藏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民间实践。

因此，为了获得更立体的历史图像，华人研究迫切需要与其他社会科学进行深度对话与结合。例如，引入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与口述历史方法，可以帮助研究者深入社群内部，捕捉官方文献之外的、更鲜活的“内部视角”，理解民众的真实动机、文化象征与生活实践。这种结合能够有效地弥补纯文献研究的不足，使历史不再仅仅是精英与官方的记录，而是充满了普通人的声音与温度。

安教授用一个生动的“医学分科”比喻，批判了知识过度切割的弊病。当今的学术分工，就像现代医学一样，把人体切割成无数个专科——心脏科、肠胃科、神经科——结果医生只见器官，不见整体的人。求医者在各个科室间疲于奔命，最终却可能被告知“你去看神经科”，最后“你变成神经病”。知识的过度细分同样会导致认知“零碎化”。因此，走向整合，借鉴不同学科的理论透镜与研究工具，共同审视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已经成为应对学术分工过度细化、走向知识整合时代的必然趋势。

4. 机遇与挑战：跨学科实践的原则与策略

跨学科方法为华人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这条道路并非坦途。在实践中，它常常伴随着一个严峻的挑战——“不专业”的批评。当一个研究者试图运用其核心领域之外的理论或方法时，若缺乏系统的训练和深刻的理解，便极易出现误用、滥用，导致研究产生致命的“硬伤”。本章旨在直面这一核心矛盾，并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

直面“不专业”的批评

跨领域研究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研究文学的人去做地方史”。如果这位文学研究者没有经过严格的史学方法论训练，不理解史料考证的严谨性，不具备把握“历史情境”的敏感度，那么其研究成果很可能在基本事实上出现错误，或在历史脉络的把握上出现偏差。这种因“不专业”而产生的学术硬伤，不仅损害了研究者自身的声誉，也为整个跨学科探索蒙上了阴影，成为学界诟病的对象。

核心应对策略：“回到你的专业”

为规避此风险，本文主张一种根本性的实践原则：研究者必须“回到专业”。真正的跨学科研究，并非鼓励研究者放弃自身专业，从一个领域完全跳到另一个陌生的领域，而是倡导一种更为审慎和深刻的整合模式。

核心专业（主）：研究者必须首先牢牢立足于自己受过系统、严格训练的核心学科。无论是历史学、文学、语言学还是社会学，其核心方法论与理论根基都是研究者最坚实的立足点。例如，对于历史学者而言，把握“时间的脉络”和“历史的情境”是其不可动摇的专业核心。这份核心能力是研究质量的根本保证。
辅助学科（辅）：在坚守核心专业的基础上，研究者应有选择性地、批判性地借鉴和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将它们视为丰富和深化自身核心研究的辅助工具。这种借鉴绝非简单的“拿来主义”。它是一种需要付出艰苦努力的、有纪律的自我教育过程。如安教授在其学术历程中所经历的，无论是大学时期被要求跨院系修习“政治社会学”，还是在博士阶段被要求啃读克里夫得·纪尔兹（Clifford Geertz）等人类学经典，其过程充满了“半懂不懂，很痛苦”的挣扎。正是这种刻苦的研习与转化，才使得跨学科的视野能够真正有机地融入自身的研究框架，而非生搬硬套。

成功的跨学科实践模式

“回到专业”的策略并非空谈，在马来西亚华人研究的实践中，已有许多学者通过这种模式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证明了其可行性。

文学专业：以王德威、王润华等学者为代表，他们坚守文学研究的阵地。他们运用后殖民理论等前沿文学理论来分析马华文学或更广阔的“世界华文文学”，提出了如“华夷风化”等极具启发性的理论概念。他们的研究虽然跨越了地理和文化边界，但其根基始终是深厚的文学理论素养，这是立足于文学专业的成功跨域。
古典文献专业：以谈永辉、唐凯文等青年学者为例，他们充分发挥了自身在古典诗词、碑铭、墓志铭等领域的专业特长。通过对新马地区的古典文学材料和地方史料进行精深的考据与解读，他们做出了让历史学者也必须严肃对待的学术贡献，这充分体现了古典文献学的专业价值在华人研究中的应用。
语言学专业：以王晓梅、邱克威等学者为例，他们从音韵学、方言学等高度专业的语言学视角切入，深入研究马来西亚华人方言的流变、特色及其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他们的研究成果专业性极强，为华人研究提供了来自语言学维度的坚实支撑。

总而言之，跨学科的精髓在于以一种开放的心态，用辅助学科的视野和工具来质询、挑战和丰富我们核心专业的认知。它不是盲目地跨越边界，从而导致专业性的丧失；而是在坚守专业根基的前提下，有策略地进行知识的整合与创新。

5. 结论：走向专业、开放与整合的华人研究

本文通过对华人研究方法论的系统反思，清晰地揭示了传统研究范式在视角、资料和叙事层面所面临的内在局限。固守单一学科和中文文献的“同温层”效应，以及由此衍生的“拓荒史”、“贡献史”和“悲壮史”等固化叙事，已成为制约该领域走向更深层次学术对话的瓶颈。

为打破这一困境，本文论证了“跨地域”与“跨领域”的交叉学科方法是提升华人研究学术格局的必由之路。前者要求我们超越现代行政区划的束缚，在更广阔的区域网络中理解历史的流动性；后者则倡导我们打破学科壁垒，通过与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有机结合，构建更为立体、多元的认知框架。

最终，本文的核心论点可以凝聚为以下结论：未来华人研究的学术生命力，在于构建一种以自身核心专业为根基，同时积极吸纳、审慎整合其他学科方法论的全新学术范式。这种“主辅结合”的策略，不仅是对“不专业”这一善意批评的有力回应，更是确保学术创新不以牺牲严谨性为代价的根本保障。它要求研究者以辅助学科的外部视角，来打破核心专业的“同温层”，从而激发新的问题意识。唯有如此，华人研究才能真正跨越认知的藩篱，走向一个更加专业、开放与整合的未来，在全球学术舞台上发出更响亮、更深刻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