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看成岭侧成峰

  从 “ 入学 ” 到 “ 入社会 ” ：无国籍孩子走进中化校园的真正意义 近日， 3 名无国籍孩子成功入读中化，正式穿上校服、走进课堂。这看似只是一次普通的入学新闻，却折射出我国长期存在、却鲜少被认真面对的社会现实 —— 无国籍孩子的教育权利与社会接纳问题 。 在制度层面，无国籍意味着没有身份证明、没有法律身份，也往往意味着被排除在公共资源之外。对孩子而言，这种 “ 无形的边界 ” 并非他们的选择，却可能决定他们一生的起点。教育，往往是他们唯一能够改变命运的出口。 教育不是施舍，而是基本权利 让无国籍孩子入读学校，不应被视为一种 “ 善意通融 ” 或 “ 特例安排 ” ，而应回归一个最基本的价值判断 —— 孩子是否有接受教育的权利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当中化学校愿意接纳这些孩子，校方所展现的不只是同理心，更是一种对 “ 教育本质 ” 的坚持：学校存在的意义，是培育人，而不是筛选身份。只要孩子愿意学习、守校规、尊重他人，就理应拥有坐在课室里的资格。 从 “ 能不能适应 ” 到 “ 社会如何接住 ” 报道中提到，校方与教师在心理辅导、生活适应与学习节奏上给予特别关注，这一点尤为关键。无国籍孩子所面对的困难，不仅是学业上的追赶，更包括自我认同、归属感与安全感的建立。 真正的挑战，其实不在孩子身上，而在社会是否有足够的耐心与配套去 “ 接住 ” 他们。如果我们只是允许他们入学，却在制度、福利与升学出路上止步不前，那么这条求学之路依然崎岖。 一所学校，映照一个社会的温度 无国籍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形成，也无法单靠学校解决，但 教育往往是改变结构性不公的第一步 。当孩子能够接受教育，他们就不只是 “ 等待被救助的对象 ” ，而是未来可能回馈社会的公民。 这起事件提醒我们：社会的文明程度，不在于我们如何对待 “ 符合资格的人 ” ，而在于我们如何对待 最边缘、最无声的一群人 。一所愿意打开校门的学校，映照的正是一个社会的温度。 结语：不要让 “ 无国籍 ” 成为 “ 无未来 ” 让无国籍孩子走进校园，不应只是一则温馨新闻，而应成为推动政策检讨与制度完善的起点。唯有政府、学校与社会三方携手，才能确保这些孩子在 “ 入学 ” 之后，也能顺利 “ 入社会 ” 。 教育，不该让任何一个孩子被落下。 而一个社会是否成熟，往...

  即将消失的，不只是圣淘沙商业大厦 圣淘沙商业大厦即将拆除，看似是一则地方旧闻，实则折射出新山乃至马来西亚城市发展的深层逻辑： 城市更新如何在效率、资本与集体记忆之间做出选择 。 一、从 “ 功能型商业 ” 到 “ 资本密集型开发 ” 的断裂 1984 年落成的圣淘沙商业大厦，诞生于一个以 实用性与社区需求 为主导的年代。它的设计并不追求视觉地标，而是强调可达性与复合功能 —— 购物、饮食、娱乐、教育与社团活动在同一空间并存。 这种空间逻辑，使它成为 “ 生活型商业中心 ” ，而非单纯的消费机器。 但进入 21 世纪后，商业地产的价值衡量标准发生转移： ●        租金密度 ●        周转效率 ●        资本回报率 在这套逻辑下，圣淘沙这类 “ 低密度、高公共性 ” 的空间，逐渐被视为 低效资产 ，即便它在人文与社会层面仍高度活跃。 二、公共空间的 “ 去公共化 ” 圣淘沙广场长期承载华社大会、华教活动、群众集会与文化庆典。 它并非官方定义的公共广场，却 实际行使着公共空间的功能 。 这正是问题所在： 在城市规划与发展决策中， 非制度化的公共空间，往往缺乏被保护的资格 。 当更新计划启动，讨论焦点集中在： ●        土地用途 ●        投资规模 ●        建筑年限 而不是： ●        社会功能 ●        群体记忆 ●        社区凝聚力 于是，公共性被默认为可被替代，甚至无需被讨论。 三、华社记忆为何特别容易 “ 被拆除 ” 圣淘沙的历史，与新山华社的发展高度重叠。...

  高中地理课堂案例 案例名称 港口、河流与族群迁移 —— 笨珍潮州人开港的地理逻辑   一、案例背景（导入用｜约 2 分钟） 19 世纪中叶，大量华人从中国南方迁移到东南亚。在马来西亚柔佛西南部的 笨珍（ Pontian ） ，潮州人成为最早、也是数量最多的移民群体。他们依托河口与港口，在原本人烟稀少的地区逐步开荒、定居，最终形成稳定的城镇与社会结构。 问题： 为什么潮州人会选择笨珍？ 港口与自然环境在城市形成中起了什么作用？   二、区域自然条件分析（地理基础） 1️⃣ 地理位置 ●        位于 柔佛州西南部 ●        濒临海岸，靠近马六甲海峡 ●        属于典型的 河口 — 海岸交汇区域 2️⃣ 自然环境特征 ●        河流纵横，便于内陆 — 沿海联系 ●        地势低平，适合港口建设 ●        热带气候，降水充足，有利于农业与聚落发展 📌 地理小结： 笨珍具备 “ 港口型聚落 ” 形成的自然条件。   三、人类活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核心内容） （一）港口的形成与功能 历史资料显示， “Pontian” 一词与 停泊处、港口功能 有关，说明该地区最早的功能是： ●        船只停靠 ●        货物中转 ●        人口集散 👉 港口不仅是交通节点，也是 人口迁移的入口 。   （二）潮州人的迁移与定居 根据历史档案统计： ●   ...

  在语言之间行走的人 —— 吴天才与他的翻译世界 吴天才离世后，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圈一度显得格外安静。不是因为无人说话，而是因为许多人忽然意识到：那个长期站在一旁、很少高声，却始终在场的人，已经不在了。 他享年 92 岁。一生写作、翻译、教学，也一生与 “ 语言 ” 保持距离又保持信任。对他而言，语言不是炫技的工具，也不是权力的象征，而是一条需要耐心横渡的河流。 不是主角，却一直在场 早年的吴天才，并不缺锋芒。中学时期便以文字见长，活跃于华文报章副刊；后来赴新加坡深造，接受系统的语言与文学训练。若循着那条路走下去，他完全可以成为更显眼的作家或评论者。 但他没有。 他的人生转向，并非一次激烈的选择，而更像一种缓慢的靠岸 —— 逐渐把注意力，从 “ 我如何被看见 ” ，转移到 “ 文字如何被理解 ” 。翻译，便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成为他终身投入的事业。 翻译不是附庸 1986 年，在吴天才的推动下，马来西亚翻译与创作协会成立。对外界而言，这是一个文学组织；对他而言，却更像一项长期实验。 他反复强调：翻译不是附庸，创作也不是唯一中心。翻译不是把一种语言 “ 搬运 ” 成另一种语言，而是一次文化的再生；译者不是站在文本之后，而是站在语言之间。 因此，译创会从不追求数量，也不迎合潮流。它更像一个安静的工作室 —— 缓慢、克制，却要求极高。吴天才常年坐在角落，极少发言，不抢话语权，只在关键处提醒方向。他更像守门人，确保语言被认真对待，文本被尊重进入世界。 一种温和而坚定的抵抗 在一个强调效率、成果与曝光的时代，这种姿态本身，已是一种抵抗。 吴天才不相信 “ 快速完成 ” 的文学。他相信修改，相信等待，也相信每一次语言跨越都应承担责任。他反对将翻译视为技术性工作，也拒绝把创作神圣化。他所追求的，是一种平衡 —— 语言与语言之间，作者与译者之间，个人表达与公共文化之间。 这种平衡并不耀眼，却极其困难。 晚年孤独，却始终相信文字 晚年的吴天才，逐渐淡出公共场合。身体衰老，社交减少，但他的阅读并未停止。他仍关注文本，关心语言如何被使用，也关心年轻人是否还愿意在文字中停留。 他不再站在讲台上，却依然活在书页之间。对他而言，语言、思想与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本就不需要喧哗。 留下的，不只是组织 今天回望吴天才...

  华小人口萎缩与独中新生延迟下滑的结构性关系 —— 以柔佛州近十年数据为例 近十年来，柔佛州华文教育体系出现一种值得深入讨论的现象：在华文小学（华小）学生总人数持续下降的背景下，独中新生人数却一度维持增长，甚至在 2025 年达到阶段性高点；然而， 2026 年独中新生却出现明显回落。这种 “ 先稳后跌 ” 的走势，容易引发误判，认为独中已成功摆脱人口结构的制约。事实上，若将华小与独中数据并置分析，可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清晰的 时间差与结构性传导关系 。 从人口端观察，华小学生总人数是华文教育体系中最基础、也最具前导性的指标。数据显示，柔佛州华小学生人数自 2017 年约 9.76 万人，下降至 2025 年约 8.2 万人，八年内减少约 16% 。这一变化并非个别年份的异常波动，而是长期、持续且方向明确的下滑，反映出生育率下降、家庭规模缩小以及人口结构老化等典型少子化现象。从人口转型理论的角度看，这正是社会进入人口转型后期的常见特征。 相较之下，独中新生人数在 2017 至 2021 年间却呈现上升趋势，并于 2025 年达到高点。这一现象并非源于人口回升，而是来自 升学选择比例的改变 。在华小毕业生总体减少的情况下，更多家庭选择让子女进入独中，使独中在有限的人口基础上，提高了自身的吸纳比例。这种现象可称为 “ 比例红利 ” ，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人口红利。 然而，比例红利具有明显的结构上限。当华小学生总人数持续萎缩时，即使独中吸纳率不断提高，也终将受到人口基数的限制。 2026 年独中新生人数的显著回落，正是这一限制首次完整显现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下滑并非个别学校的经营问题，而是多所独中同步下降，显示其根源在于人口结构，而非单一校务因素。 从系统角度来看，华小可被视为华文教育体系的 “ 人口源头 ” ，独中则是 “ 分流出口 ” 。人口变化并不会即时反映在所有教育阶段，而是存在自然的时间差。当源头人口持续减少，出口端即使短期内因选择改变而维持规模，最终仍不可避免地进入下修阶段。 2026 年，正可视为柔佛州独中体系正式进入 “ 人口约束阶段 ” 的关键节点。 这一结构性变化，对不同规模的独中产生不对称影响。大型独中凭借品牌与资源优势，能够延缓冲击，但仍需面对长期规模调整；中型独中将面临更剧烈的年际波动；而小型独中...

  修老相机，也修好回忆 —— 在快时代里守住慢工艺 在智能手机一按即得影像的年代，还有人愿意为一台老相机拆解、清洁、校准、等待，只为了让快门再次发出清脆的一声 “ 咔嚓 ” 。 罗永顺，正是这样的人。 他被称为 “ 菲林相机医师 ” 。这并非浪漫的修辞，而是准确的职业描述。因为在他手中，送来的往往不是一台冷冰冰的器材，而是一段被时间卡住的记忆。 这些老相机，有的陪主人走过青春，有的记录婚礼、孩子出生、远行的第一张照片。坏掉的并不只是零件，更是情感的出口。修理它们，既需要技术，也需要理解。 罗永顺走上这条路，并非一开始就充满诗意。学习修相机，是从反复失败、不断拆装开始的体力活与耐心活。零件细小，结构复杂，一不留神便前功尽弃。可正是在这种 “ 慢工 ” 里，他学会了另一种对时间的态度 —— 不是追赶，而是尊重。 在他看来，每一台相机都有自己的性格。不同品牌、不同年代、不同使用痕迹，都留下独特的 “ 身体记忆 ” 。因此，修理没有标准答案，只能靠经验与判断。也正因为如此，这门手艺无法完全被机器取代。 但现实并不浪漫。菲林相机早已不是主流，修理需求有限，收入不稳，学徒难寻。年轻人更倾向于即时回报的工作，而不是一条需要长时间累积、却未必被看见的手艺之路。 罗永顺并不因此自怜。他清楚自己守着的，并非一门 “ 会消失的手艺 ” ，而是一种价值 —— 对物的珍惜，对记忆的尊重，对时间的体认。 在消费社会里，我们习惯 “ 坏了就换 ” ，很少再问 “ 能不能修 ” 。相机如此，关系如此，记忆亦然。修理的行为，本身就是对抗快速遗忘的一种姿态。 也因此，他的工作坊不只是维修点，更像一座小型博物馆。橱柜里陈列的不只是相机，而是时代的光影：机械年代的精密、胶卷时代的耐心，以及人与器物之间曾经存在的深度关系。 “ 修好相机，是让它继续工作；修好回忆，是让人安心。 ” 这或许是罗永顺未曾说出口，却始终实践着的一句话。 在一切追求速度与效率的时代，还有人愿意慢下来，把时间一颗一颗装回去。这样的坚持，看似孤独，却为这个世界留住了温度。 而被修好的，不只是相机。 也是我们与过去之间，那条尚未断裂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