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后经济政策
张燦泉
实行了长达近20年的新经济政策，即将在1990年期满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另一项正在积极规划中并且准备在1990年后加以推行的经济政策，即国家发展政策。由于这项制订中的经济政策，同样将深刻地影响到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和各民族的经济利益，它的动向始终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密切关注。
新经济政策很快就要走尽它的历程，至于它是否已经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使命，成功地达致它所预定的目标，却一直成为一项具有争论性的问题。它的推行过程所出现的种种行政偏差，特别是人为的因素所导致的诸多偏激倾向，不免使人觉得这项在多元种族社会实行的政策，或许仍然缺乏一种所需的公平基础，国内私人企业在经济建设领域中所以踌躇不前，其实并不意味这些企业家对于国家的经济建设事业漠不关心，而是由于这项政策在具体推行上，不是偏于强调一个族群的利益，就是过份夸大外来企业的作用有以致之，当地私人企业也始终存有被屏弃于国家经济发展主流之外的疑虑。
新经济政策强调不分种族消灭贫穷和重组社会的长远目标，本质上无疑是正确的，可是由于过份重视股权分配，特别是急于追求达致土著30%的股权，不仅忽视了必须从整体上设法达致消灭贫穷与重组社会的目标，而且由于政策推行过程所犯的种种错误，在客观上反而给原本是极为融洽与和谐的多元种族关系平添了紧张的因素，甚而产生了不利于各民族团结的种族多极化的危险，这确然是一项不容忽视的隐忧。
经济自由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而国有化经济，不论.是在东方或西方，几乎都逐渐走向没落，这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经济政策下，为了加速达致土著拥用30%公司股权的目标，我们却在过去20年间，由国库拨出轻款，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了许许多多预算案外的公共机构，从事各种工商业活动，结果由于所托非人和经营不当，非但绝大部份这类国营机构蒙受惨重亏损，许多未具优良素质的土著，也未能通过这项新经济政策成为如所期望的真正的企业家，反映了这项政策存在着诸多弱点的事实。
大马经济研究院执行主任卡玛尔沙列博士，不久前在一项〈国家经济展望〉的研讨会上指出，198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的情况已经有所改变，我们必须制订一项旨在未来10年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倍增的经济政策，强调经济增长与财富分配并重，并以一种较为平衡与全面发展的综合策略，允许自由市场的力量，并借助私人企业所扮演的角色，重振农业经济，发展人力资源，加速工业化建设以及重组经济结构，这显然是一种较为符合国情与具有深度的灼见。显而易见，如果只是强调财富的分配而不动员全民设法促进经济的成长，我们的经济建设必将缺乏朝气与活力，可以肯定我们也将无法逐步达致铲除贫穷与重组社会的长远目标，甚至无法提供更多就业的机会。
国内外经济情况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自由企业经济已经逐渐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主流，尽管我们已经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取得足以自豪的成果，反映国家经济成长的国民平均所得，也从独立时期的350美元提高到1980年代初期的2,000美元,如果我们期望马来西亚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并与世界先进各国并驾齐驱，我们确然有需改弦易辙，并对现行的经济政策进行适当的调整，以适应实际情况的需要。
为了广征民意，集思广益，以期更多国民参与制订足以影响国家命运的经济政策，政府已经委任一个由土著与非土著各占一半的150人包括各界专才硕彦组成的国家经济协商理事会，虽然这个理事会只能对国家的经济事务提供意见，并不拥有任何决策性的权力，但未来经济政策的制订，一方面将以各界所表达的意愿及其所提出的建议为依归，如果这项具有创意而且是立国以来大胆的尝试证明有效，政府表明将继续透过协商方式，谋求解决国家所面对的一切问题。
华人社会普遍认为，1990年后的国家经济政策，应以一个基于国家意识和全民团结的多元种族社会为基础，并且是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自由与公平的政策，車视私人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鼓励自由竞争促进经济增长，全面放宽投资股权限制，以使国民更广泛地参与国内投资。未来的经济政策，同样必须在土地开发利用、人力训练与培养专才、公共服务以及交通运输等方面，充分反映我国多元种族的特色。
时代已经不同了，我们必须以马来西亚人的立场来看待国内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不分彼此，致力于建立一个自由平等与繁荣进步的社会，更不分土著与非土著，一道为国家的经济建设而努力。
（12-02-1989《星洲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