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平等》 Liberty versus Equality
严元章藏书0157
《自由与平等》 Liberty versus Equality
Muriel Jaeger 于 1943 年首次出版的著作 《自由与平等》 的节选，该书由 Thomas Nelson and Sons Ltd 出版。这本书探讨了 “自由”与“平等” 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它们在实践中可能产生的 互相冲突。作者通过分析 私有财产 对个人和精神自由的影响，以及对 苏维埃俄国和新西兰 等“计划经济”社会的 具体实验 的考察，来研究在民主社会中同时追求 经济平等和个人自由 的可行性。书中提出了一个中心论点：在战后英国的经济困境下，实现更高的平等可能意味着 牺牲大量的个人自由，并建议英国可能需要进行 人口缩减 以避免“同等的痛苦”。
穆丽尔·耶格尔（Muriel Jaeger）所著《自由对平等》（LIBERTY versus EQUALITY）一书的摘要，整理的详细书评。该书由 A. J. J. Ratcliff M.A. 担任总编辑，于 1943 年 11 月首次出版，并于 1944 年和 1945 年重印。
作者的其他作品包括《实验生活》（EXPERIMENTAL LIVES）和《西西弗斯：心理学的极限》（SISYPHUS; THE LIMITS OF PSYCHOLOGY）。
引言（Introduction）
作者指出，与几年前相比，人们对“自由”和“平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此前，这些词汇不过是政治演讲中令人困倦的空泛抽象概念。
现在，由于人们通过集中营或被占领的巴黎、布拉格街头看到了这些理想的反面，作者认为有必要探讨自由与平等之间的新联系。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者同时要求“自由”和“平等”，但因为两者都没有真正实现，它们是否相互矛盾的问题并未明确浮现。然而，今天这种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响亮和广泛。例如，英国进步派的代表性刊物《新政治家》曾提出，工党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将经济和教育平等与个人自由相结合的社会”**。
本次探究的目的在于超越政治家的空泛之词，审视现代进步计划可能对日常生活产生的影响。此外，作者还分析了苏维埃俄国和新西兰这些在自由与平等方面进行过不同寻常结合实验的社会，并考察了这些实验迄今为止的结果。
第一部分：自由 (Part I: Liberty)
第 1 章 什么是自由？ (What is Liberty?)
英国人长期以来对公民自由（Civil Liberty）拥有一个可操作的定义，这要归功于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 1859 年《论自由》中的论述。密尔的观点是，除非一个人的行为伤害到其同胞，否则不应被阻止。该原则要求拥有爱好和追求的自由，以及根据自己的性格制定生活计划的自由。
过去，言论、出版、结社、宗教信仰的自由都被认为是可取的。财产所有权和遗赠的自由也被默许接受，甚至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还肯定了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
然而，密尔的公民自由旧观念正在瓦解，焦点就在于财产所有权。许多人认为拥有财产会严重伤害他人，这不仅是因为占用了他人可享用的资源，更因为财富赋予了富人权力，能够控制他人的生计并损害他们。鉴于当代经济生活已被掌握巨大资本的少数人控制，这种观点比密尔时代更具说服力。
第 2 章 所有权与自由 (Ownership and Liberty)
本书提出了**“自由的悖论”**：如果剥夺了所有可能或确实损害同胞的自由，那么将不会剩下任何自由。
取消或限制私有财产意味着某种形式的公共控制，即公共规划。公共规划要求严格规范企业、劳动力和分配，从而减少个人选择职业的机会。工人必须被导向需要的岗位，工资、工时和条件将标准化。罢工和停工都将非法化。工人不能随心所欲地换工作或换雇主，必须获得当局许可。这剥夺了密尔所说的“爱好和追求的自由”和“按照自己的性格制定生活计划的自由”。
一个更深远的剥夺是失去致富的希望，即便这希望对许多人来说一直很渺茫。这包括了有抱负的手艺人通过发明盈利的希望、穷知识分子出版成功作品的希望。在一个严格限制个人获利的世界里，灰姑娘和迪克·惠廷顿的故事将失去意义。
在美国，致富的自由深深植根于其生活和思想结构中。由于美国不再处于扩张状态，穷人想靠才能致富的可能性远低于上一代人。因此，美国**“赚钱自由”与“免受剥削的自由”**之间的冲突，可能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漫长和激烈。
第 3 章 所有权与精神自由 (Ownership and the Mental Liberties)
“精神自由”（言论、出版、结社、宗教信仰自由）似乎不必受所有权丧失的影响。
然而，在出版领域，自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多样性。过去，文化领域的多样性得益于有钱人可以“支持自己的喜好”。出版商可以发行不赚钱但他们认为好的书籍，富人可以资助没有商业价值的戏剧或电影。
在所有权被严格限制的社会中，这种“支持个人喜好”的可能性将几乎消失。文化产品将仅限于市场需求最大的产品。
公共权力机构必然会在文化活动中扮演越来越大的角色。英国广播公司（B.B.C.）就是一个例证。尽管理论上不是政府部门，但其资金和主席由政府控制，导致其产品“体面、简单、实用”，但缺乏刺激性，实验非常谨慎，所有项目都经过仔细审查，迎合多数人的口味。
官僚机构的本性是追求统一，而非鼓励自由和独立。缺乏私人赞助者，所有文化活动都可能陷入 B.B.C.那样的境地。教育也将受到影响，学校的多样性会消失。教师和教学内容将趋于标准化。在计划社会中，必须对孩子们学习的内容进行积极控制，以使他们能够并且愿意适应计划。作者引用德雷克·坦普尔博士（Dr. Temple）的观点，即历史教学中应“选取那些能有效引导理解现在的事件和时期”，但认为这种旨在“以自由的方式积极思考，但服务于一个精心构思的道德目的”的教育系统几乎是自相矛盾的。
这种对所有权的限制所带来的趣味和观念的自由丧失，很可能是**“几乎无痛的”**，因为人们只会逐渐变得越来越相似。
第二部分：平等 (Part II: Equality)
第 1 章 什么是平等？ (What is Equality?)
法国革命者最初将“平等”定义为废除封建特权、向所有阶级开放公职，即机会平等。然而，富人即使在法律面前获得了平等，仍然有能力打官司、雇佣高明的律师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在教育方面，富裕家庭子女也拥有更多、更好的机会。
作者指出，没有彻底的经济平等，就不可能有彻底的机会平等。富人的孩子即使在食物、教育等方面没有优势，他们仍然在更舒适的环境中成长，并拥有有影响力的朋友。因此，如果要实现机会平等，就必须在已建立的平等基础上增加经济平等。收入平等将最大限度地实现机会平等。
第 2 章 经济平等 (Economic Equality)
现代进步人士不太以经济平等为核心，他们更侧重于限制经济自由和扩大社会服务。他们倡导的是一种混合制度，部分基于“按需分配”，但主要是“按劳分配”。
然而，民众对平等的要求强烈，由**“势利”（snob）和“嫉妒”动机驱动。他们不会满足于仅仅提供更多社会服务而不均等收入的社会主义。许多人甚至宁愿减少和羞辱那些更富裕、地位更高的人**，即使这对自己没有好处。
战争加剧了这种情绪，产生了对平等分享（即“牺牲平等”）的心理需求。正是这种心理需求，而非经济必要性，创造了复杂的配给局面。
第 3 章 既得利益与平等 (Vested Interests and Equality)
反对社会平等的拥有阶级，其动机不仅是害怕失去财产和声望。那些努力经营大型企业的人，是害怕官僚控制会毁掉他们的毕生心血（一种匠人的自豪感）。他们对拟议的替代方案缺乏信心。
然而，更强大的反对力量来自那些仅靠大型企业收入生活，而不参与管理的人（即食利者阶层）。他们的反对是出于对失去财产和声望的恐惧。由于人数众多，这个阶级在民主国家中是决定性因素。但任何平等化进程很可能会通过补偿金的方式逐步进行。
第 4 章 劳动力的既得利益 (Vested Interests of Labour)
在战前的英国，熟练产业工人（特别是工会成员）也拥有既得利益，他们的收入通常远高于国民平均水平。大量英国公民持有小额投资（如邮政储蓄银行存款、战争公债），这意味着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拥有维持现有秩序的既得利益。
熟练工人清楚地知道，即使平分富人的财富，对普通工人每周的收入增幅也微乎其微（1937-38年大约是八先令）。因此，他们认识到，朝着平等化方向采取激烈措施，可能会带来经济混乱，使他们失去已经拥有的东西。
在英国和美国，正是因为财富分配比以往发生社会革命的国家更加广泛，才形成了对彻底重新分配的强大障碍。
第 5 章 教养的平等 (Equality of Breeding)
除了害怕失去财产和声望，还存在对**“坏教养”（bad manners）的恐惧**。许多上层人士害怕失去社会生活的优雅和克制。这种情绪体现了文明的重要元素。
这种情绪体现在英国的公学（public school）问题上。尽管工人阶级希望改变这种阶级区分，但他们又分成了两派：彻底废除学校，或让自己的孩子分享这些优势。
作者指出，英国上层阶级中仍残留着一种封建责任感（feudal obligation），即保护自己所依赖的民众的意识。这种责任感（在战时表现为更高的自愿参军率）是公学教育所培养的类型。如果社会需要负责任的领导者，民众可能会倾向于保留这种教育模式。
总体而言，人们普遍认为，更大的社会平等会带来更大的经济平等。
第 6 章 平等与文明 (Equality and Civilization)
所有有思想的人都普遍担心平等化世界中的文明生活。
作者个人的看法是，任何高级文明都依赖于一种被现代社会鄙视和几乎消失的艺术：成为一个好仆人的艺术。没有充足的释放，使一部分人从日常琐事、不合心意的劳动和乏味的环境中解脱出来，从而解放他们的思想去进行智力和想象力的冒险，文明将无法维系。
历史上，文明的高峰期（如古雅典、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都是在文明的核心依赖于较少受惠者（仆役阶层）的劳动和服务时。尽管现代的食利者阶层并不文明，但他们仍然是现有文明价值的主要存放地。如果摧毁特权，社会害怕文明可能无法再次开花。
第 7 章 安全的平等 (Equality of Security)
当前时代最强大的社会动机力量是普遍渴望经济安全，甚至强于身体自我保护的本能。战争、经济萧条和失业加剧了对经济安全的需求。
“安全的平等”这一术语描述了当前的主导社会动机。这在实践中涉及在很大程度上接近经济平等。对经济自由的限制，也是同一运动的体现，因为私人财富常常给大众带来经济不安全感。至此，自由和理想这两个理想几乎正面碰撞。
第三部分：两次实验 (Part III: Two Experiments)
第 1 章 苏维埃俄国的自由与平等 (Liberty and Equality in Soviet Russia)
苏维埃俄国处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其终极目标是完全的自由与完全的平等。
所有权方面： 苏联基本实现了将国家资源从私人手中夺取的目标。无人能通过财富获得对同胞的巨大权力。
自由方面： 工人拥有的自由没有一致的原则。由于对劳动力需求巨大，工人事实上有相当大的换工作自由（通过故意犯错被解雇的方式）。然而，消费者自由非常少，中央当局决定生产和进口，可供选择的商品非常匮乏。在政治和精神自由方面，由于俄罗斯人从未在任何政权下享有这些自由，他们的自由概念令人费解。
平等方面： 俄国仍存在巨大不平等。最成功的体力劳动者收入可能是最不成功的 30 倍。这是布尔什维克机会主义的结果，他们根据稀缺性和需求支付报酬（即按劳取酬）。专业人员和知识分子的地位和薪水逐渐提高，因为高层发现需要为这类能力支付“贡金”。在教育方面，尽管“教育阶梯”更广，但富裕父母的孩子仍然拥有优势。
结论： 俄罗斯的自由似乎源于其未能完全实现平等。
第 2 章 新西兰的自由与平等 (Liberty and Equality in New Zealand)
新西兰政府的目标是“重新分配国民收入”和“按合理计划组织工业”。其主导动机是经济安全。
所有权与控制： 可以拥有财产，但处理自由受限。国家垄断长期信贷，拥有超过一半的土地。
工人自由： 工人可以自由换工作，但如果他们的工作受仲裁法庭管辖，他们就必须加入工会并接受既定的费率和条件。
经济拉平： 主要通过极其慷慨的社会服务来实现，这些服务通过重税来支付。新西兰的百万富翁极少。真正的机会平等仍然无法实现，专业人士的子女继续在教育上占据优势。
精神自由： 尽管精神自由未受影响，但有人担心“过度控制的学校行政系统”导致了高度统一的思维模式。
第 3 章 计划国家 (Planned States)
苏维埃俄国和新西兰这两个“计划经济”国家在普通公民地位、社会服务和阶级隔离程度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新西兰在自由方面的优势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更富裕的经济基础。
作者强调，试图按照理论改变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人类的心智能力是否能够进行全国范围的有效规划仍存疑问。
第四部分：英国的前景 (Part IV: Prospects in Britain)
第 1-3 章 公民的希望、绊脚石与回避 (The Citizen's Hope, A Stumbling-block, Can the Stumbling-block be Side-stepped?)
英国进步观念普遍，各阶层都希望社会重组后自己的生活水平至少能有所提高。
然而，作者提出了一个核心“绊脚石”：所有计划都基于英国仍是富裕工业国的假设，但这几乎不可能实现。英国的衰落趋势在战前就开始了，并因战时加速。世界各国都在走向自给自足，英国的工业市场将大幅萎缩。
核心问题是：当其他国家不再需要英国的制成品时，英国如何养活四千七百万人口。
解决方案： 英国必须走向自给自足，这意味着人口必须大幅减少。作者估计，为了让留下来的人过上舒适的生活，人口需要减少约四分之一。
英国可能的新角色是成为一个文化中心/帝国大学，输出学者、科学和技术。最富希望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大规模移民，特别是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人口稀少的英语国家移民。如果经济困境不解决，任何社会重组都将失败，英国公民只能迎来**“痛苦的平等”**。
第 6 章 自由对平等在英国 (Liberty versus Equality in Britain)
在英国，自由与平等的冲突是混乱的。人们提出了相互矛盾的要求。例如，越是追求公平的税收（平等），就意味着越复杂的表格和更多的控制（限制自由）。英国人的普遍情绪是：“该死的规定！”和“他们为什么不采取行动？”。
“他们”不能放任公民自由行动，因为这将意味着允许个人和派系剥削大众，并继续造成财富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
英国人对个人自由的强烈依恋可能会阻碍彻底、系统的社会组织。他们可能采取**“摸索前进”**的传统政策，接受必要的管制，拒绝让他们感到痛苦的管制。
第 8-9 章 英国的平等？与 X 年计划 (Equality in Britain? An X-Year Plan?)
在新的低生活标准世界中，显著的不平等将不再被容忍，一定程度的拉平是不可避免的。
在未来，最有价值的服务将获得优势。农业劳动者和官僚的地位将提高。专业人士的生活水平可能会大幅下降。
如果战后困难巨大，英国可能被迫实施一个有明确期限的“X年计划”（如四、五、六或十年），这比无限期的艰苦奋斗更容易忍受。如果英国人永久接受计划经济，则意味着他们接受了以最低限度的自由换取最大限度的平等。在民主社会中，计划经济自然倾向于平等化。
财富增加是缓解冲突的关键，因为普遍繁荣会降低对规划和均等的渴望。此外，人口减少将减少对许多个人自由的小限制，为自由的恢复提供了“氧气”。
结论 (Conclusion)
英国面临的自由对平等问题最为复杂，因为它对遥远来源的供应依赖度极高。
美国（最大自由，最小平等）和苏联（最大平等，最小自由）是两个可能的全球领导者，两者处于对立的两极。
美国在 1929 年大萧条后，对纯粹的经济自由信念动摇。如果美国能够找到一种既不严格限制经济自由又能阻止萧条的机制，并实现普遍繁荣，那么财富将变得不那么重要，所有人都能获得自由，从而以另一种方式达到共产主义的理想境界。
苏联方面，如果繁荣增加，不平等将会重现，自由的可能性也会增加。
作者最后指出，从物质上看，世界上的每个人现在都有可能获得生存所需、相当的舒适和闲暇。但如果不暂时牺牲一些自由，这种幸福状态将永远无法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