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

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

阿里·沙维特 著

简扬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引言 疑

第一章 初见,1897

第二章 步入深谷,1921

第三章 柑橘园,1936

第四章 马萨达,1942

第五章 吕大城,1948

第六章 供给房,1957

第七章 核工程,1967

第八章 定居点,1975

第九章 加沙海滩,1991

第十章 和平,1993

第十一章 控诉,1999

第十二章 性,毒品及以色列的现状,2000

第十三章 上加利利,2003

第十四章 现实的冲击,2006

第十五章 占领罗斯柴尔德,2011

第十六章 生存挑战,2013

第十七章 在海边

致谢

资料来源

照片来源

献给我的挚爱,汀娜


引言



从我记事之始,我就知晓了恐惧,那种真切的恐惧。我生长于以色列。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以色列,是一块富有活力的希望之地。然而,我总觉得,在那时的家乡,在富人们豪华的宅邸和漂亮的草坪之上,似有暗波汹涌。我恐惧着,总有一天,这汹涌的暗涛会吞噬掉我们所有人,就像神话中的大海啸一样,摧毁海岸,将以色列一扫而空。也许,以色列会成为另一个亚特兰蒂斯,迷失在海洋的最深处。


1967年6月的一个早晨,我那时9岁,跑到父亲跟前—他当时正在盥洗室剃胡子—询问他那些阿拉伯人会不会赢?阿拉伯人会占领以色列吗?他们真的会把我们一个个全都扔进海里?而就在几天后,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


1973年10月,灾难哭号着揭开序幕。在静谧的赎罪日下午,我感冒卧床;与此同时,F–4战斗机轰鸣着撕裂天空。他们从我家屋顶500英尺高的上空飞过,前往苏伊士运河拦截突袭以色列的埃及军队。很多飞机再也没有回来。当西奈沙漠及戈兰高地防线崩溃的消息传来,16岁的我目瞪口呆。在那十天里,我陷入极大的惶恐之中。看起来,我最初的忧虑变成现实—以色列的危亡就在旦夕之间,第三圣殿的石墙摇摇欲坠。


1991年1月,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伊拉克向特拉维夫市发射了“飞毛腿”导弹,又有传言,我们可能会遭到化学武器袭击。于是,一连几周,以色列人无论去哪儿都随身携带自己的防毒面具包;偶尔有防空警报拉响,我们便立马戴上面具躲进防空洞里。虽然传闻中的化学袭击并没有发生,但是,每天重复着这种荒诞的、离奇的仪式,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惧如疽附骨。我曾那样细致地聆听空袭警报,数算它的每一个音阶,也曾那样惶然地望向我深爱的人们,望向从德制面具中透出的、一双双惊恐万状的眼眸。


2002年3月,一系列的恐怖袭击震撼着以色列。来自巴勒斯坦的自杀式爆炸袭击者攻击着公共巴士、夜总会、大商场,数以百计的以色列平民因此丧生。一天晚上,我正在撰写有关耶路撒冷的文章,突然,传来一声近在咫尺的、巨大的爆炸声,就在附近的酒吧!我一把抓过速记簿跑上街道。然后,我看到三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坐在酒吧里—他们已经死去,面前的啤酒杯还是半满;我看到一个娇小的女子躺在拐角,年轻的脸庞泛着死灰,失去了生命迹象;我看到更多受伤的人在尖叫,耳边是他们无助的哭号。就在这灯光灿烂的夜晚,在被炸得粉碎的街边酒吧,我环顾四周,看到自己身处人间炼狱。作为一个专栏撰稿人,我经常被问到这些问题—以色列的未来在哪里?这令人发疯的现状,我们还要忍受多久?会不会有那么一天,以色列人享有盛誉的生命力,会屈服于企图灭亡我们的暴力?


1967年的“六日战争”,我们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胜利驱散了我们的战前恐惧。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复苏,医治着1973年赎罪日战争的深深伤痕;90年代的和平进程修复着1991年的海湾创伤;新世纪的繁荣掩盖了2002年的恐怖。恰恰因为一直以来的前途未卜,以色列人无比坚信着自己,坚信以色列的民族与国家,坚信着未来。然而,这些年来,笼罩在我心头的那层淡淡的恐惧始终未曾远离。谈论,或者显示这种惧怕成了一种禁忌,但是,它确实在那里,无论我身往何处,它如影随形。我们的城市就像建在流沙之上,我们的住宅从来不曾坚固。尽管,我们的国家逐渐变得强大、富庶,我依然忧虑地感到—它脆弱无比。我意识到,我们显露多少力量,就会面临多大威胁。是的,我们的生活仍然是充实而富足的,我们奋发图强并享受快乐。以色列建立的安全感来自它在物理、经济、军事方面取得的成就,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命力及活力。然而,我总是恐惧着,有一天这样的生活会倏然冻结—就如火山灰下的庞贝城一样。以色列,我挚爱的家乡,一旦数量庞大、装备精良的阿拉伯或伊斯兰军团突破它的防御,我的以色列将不复存在,湮没于史海。


从我记事之始,我就知晓了占领。就在9岁的我问父亲阿拉伯人会不会打败以色列的一周之后,以色列就攻占了阿拉伯人口稠密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一个月后,我与哥哥跟随父母踏上第一次家庭迁徙之旅—我们将前往新占领区的拉马拉、伯利恒和希伯伦。我们所到之处,尽是燃烧着的约旦吉普、卡车、军用战车,投降的白旗在房屋上空飘荡,街道上以色列的坦克碾过豪华的奔驰车以及车里烧焦的尸体。那些与我同龄,或比我还小的巴勒斯坦孩童,清澈的眼睛里笼罩着无尽的恐惧,他们的父母则是一脸悲痛屈辱的表情。不过短短几周,强大的阿拉伯人变成了受害者,而险遭灭国的以色列人成了征服者。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胜利了,它骄傲而又得意地陷入狂欢,深深陶醉于自己强大的力量之中。


当我还年少时,我觉得一切并不坏。大家普遍认为,所谓的军事占领还算仁慈。现代化的以色列为巴勒斯坦占领区带来了进步和繁荣,我们落后的邻居开始享有电力、自来水及医疗服务—这是他们之前从未有过的。他们必须承认,自己的生活从未这样好过,并且感恩我们赐予他们的一切。当迎来真正的和平时,我们会归还大部分占领的土地。就目前而言,在以色列的国土上,一切都很好—全国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和平共处,享受平静和富足。


直到我成为一名士兵,我才意识到,我错了。加入以色列国防军精锐伞兵部队6个月之后,我被派往占领区的市镇。10年前,我曾在那些地方度过了童年时光,而现在,我被分配做一些不怎么光彩的苦活儿:驻守检查站,以及软禁、暴力驱散游行示威的人群。最打击我的,就是闯入民宅,把年轻男人从温暖的被窝里拽出来,进行毫无人道的午夜审讯。我不禁自问:这算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保卫祖国的方式是欺凌平民、剥夺他们的权利和自由?为什么我的祖国以色列要占领和压迫另一个民族?


所以,我成了反战运动的一分子。从一名年轻的激进分子到一个专栏作家,我用激情对抗着暴力征服。20世纪80年代,我反对在巴勒斯坦占领区建立犹太人定居点,90年代,我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的巴勒斯坦建国运动,21世纪初,我支持以色列单方面从加沙地带撤军。但是,几乎我参与的所有反战运动最后都失败了。现在,距我们第一次家庭迁徙已有将近半个世纪,西岸地区依旧被占领着。更糟糕的是,“占领”已经成为这个犹太国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一个以色列人,它同样也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我反对军事占领,却仍然要为此负责,因为,我不能否认或者逃避这个事实:我的国家以色列,已经成为一个侵略他国的国家。


直到几年前,我才突然领悟,我对国家未来的深切恐惧与我对国家占领政策的道德义愤密切相关。一方面,以色列是唯一一个实施占领政策的西方国家;另一方面,以色列又是唯一一个切实受到威胁的西方国家。占领和威胁的双重作用使以色列那样独特,以至于成为这个国家的两大支柱。


很多观察员和评论家否认这种二元性,左派关注占领而忽略威胁,而右派恰恰相反。但是,事实真相是,如果不把这两个要素纳入同一个世界观体系下考察,就不能真正理解以色列,或者理解巴以冲突。任何不注重紧密联系二要素的思潮及观点,势必流于缺陷和无用。只有第三种途径—将占领和威胁内在化,才是切合实际并符合道德规范的,才能帮助以色列步入正轨。


1957年,我出生于雷霍沃特市的大学城。我的父亲是一位科学家,母亲是一名艺术家,我的祖先们不乏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起者。像大多数以色列人一样,我在18岁应征入伍,成为一名伞兵。服役期满后,我进入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修习哲学,就是在那儿,我投身和平运动,以及后来的人权运动。自1995年开始,我为以色列自由派的主要媒体之一《国土报》撰写文章。尽管我总是站在支持和平、支持“二国方案”的立场,但是,我逐渐意识到和平运动的缺陷和偏见。我对“占领”和“威胁”的理解使我的声音不同于那些主流媒体的观点。在我的专栏里,我同时挑战着左翼势力与右翼势力。我已经认识到,在中东问题上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正如没有解决巴以冲突的捷径一样,以色列的情况是极其错综复杂的,甚至可以说是悲哀的。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以色列的表现可圈可点—她有效遏制了恐怖主义活动,高速发展尖端科技,令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欣欣向荣。她的经济强势如猛虎,向全世界展示着一个生机勃勃、富于创新的强国形象,并享受着这一切。然而,在这非凡成功的光环之下,一种焦虑正在默默地酝酿、发酵。以色列人开始大声地提出质疑—这些问题也是我这一生中不停扪心自问的问题。这不再是简单的左翼与右翼的区分,或者世俗与宗教的对抗。我们正在触及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很多以色列人为新以色列的复兴感到不安,他们怀疑自己是否还属于一个犹太国家,甚至怀疑以色列的前途。于是,有人申办了外国护照,有人送子女出国留学,社会精英们也开始留意除以色列之外的其他选择。尽管,大多数以色列人仍然热爱他们的国家、赞美她的福祉,但是,很多人已经失去了对以色列未来的坚定信念。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到来之际,贪婪的以色列已被五大隐忧的重重阴影所笼罩:巴以冲突在可预见的未来并不能止息;以色列的区域霸权战略正在经受挑战;犹太国家的合法性遭到削弱;深度变革的以色列社会越发两极分化,自由民族的根基摇摇欲坠;调控不力的以色列政府不足以妥善应对诸如军事占领、社会分化之类的严峻挑战。五大隐忧之中,每一个都意味着重大威胁,而它们的合力更引人注目。以色列的战略优势濒临消失,以色列的合法性日渐凋零,以色列的民主旗帜逐渐破裂,以色列的社会矛盾使民众渐行渐远。如果现在不能实现和平,以色列该如何承受又一个长达整整一代的世纪之战?尽管,以色列仍然保持着创新、魅力与活力,她却已经成了一个深陷质疑的国家。焦虑徘徊在这片土地之上,宛如处在一座不祥火山的巨大阴影的笼罩之下。


这就是我展开这段历史旅程的原因。这就是以色列建国65年之后,所面对的核心问题,也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发起116年之后,所面临的核心矛盾。如今的挑战,远远超出当时的军事占领,也比单一的和平议题要深入得多。我们每一个人都将直面以色列问题的三重性:为什么是以色列、以色列意味着什么、以色列将何去何从。


辩论回答不了以色列问题,以色列是如此复杂,它不会屈从于某一种论证或者抗辩;而回答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追述以色列的历史。于是,我开始撰写本书。以我自己的视角,用我的独特方式,将我们所有人的存在阐释为一个共同体。这本书讲述一个以色列人的个人旅程,他因经历席卷家乡的、戏剧性的历史进程而陷入深深迷惘。跨越时间和空间,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对国家更广泛意义的探索。通过家族历史、个人历史,以及深度访谈,我试图描述以色列的大历史,解决更深层次的以色列问题。一个世纪以来,我的国家发生了什么,让我们处于现在的境地?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切?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们将走向何方?我深深的焦虑是否有根据?我们的犹太国家是否真正处于险境?以色列人是否陷入了绝望的悲剧?我们是否能复兴和救赎自我,挽救我们深爱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