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马六甲华校运动会发展概述 邱克威

 

战前马六甲华校运动会发展概述

邱克威

综合分析了邱克威先生关于战前马六甲华校运动会发展的研究。报告揭示，战前马六甲华校运动会的发展并非孤立的学生教育活动，而是与整个华人社会及体育事业紧密交织的复杂现象，呈现出学者吴云龙所说的“互为表里”关系。其发展主要受两大社会力量推动：一是由“马来亚华侨运动大会”带动的“自大而小”的宏观推式脉络；二是在殖民地政府教育局主持引领下形成的“自外而内”的发展模式。

马六甲地区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华校体育运动并非由商会等机构主导，而是由两大社会文化团体——晨钟励志社与明星慈善社——发挥了核心双重主导作用。这些团体不仅组织赛事，更直接参与内部推动与选手培养，深刻影响了地方体育生态。从1930年代前以庆祝为目的、不定期举办的“游戏式”运动会，到1935年第一届甲属华校学生运动会的举办以及随后被殖民地政府接管，马六甲华校运动会逐步走向成熟与规范化。

在晨钟与明星两大社团的持续努力下，马六甲的华人体育水平显著提升，从1931年缺席首届马来亚华侨运动大会，到1937年选手近百人且屡破纪录。1938年，马六甲华校在海峡殖民地三州府运动会中的参与度高达39%，远超星洲和槟城。然而，尽管华校体育成就斐然，马六甲华社在战前始终未能成功举办一场全州级别的“马六甲华侨运动会”，这构成了其发展中的一个显著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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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心驱动力：双重社会力量的推式作用

战前马来西亚华校运动会的发展，是学校教育与华团社会活动交织的产物。邱克威的研究明确指出了推动其发展的两股核心社会力量：

• “自大而小”的推式脉络：源于“马来亚华侨运动大会”的兴起。这一更高层级的体育盛会激发了各州、各地方华社与华校发展体育事业的热情，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推动力。
• “自外而内”的主持引领：随着各州属华校联合运动会的形成，殖民地政府教育局开始介入，主持并策划更高层级的“马来亚华校联合运动会”。这种官方的介入为运动会带来了稳定性和规范性。

除了这两大宏观力量，地方华社领导组织（华团）在具体承办和执行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提供财力和组织支持。邱文指出：“一地方之有华团既能担当又富财力来承办运动会，那是至关重要的。”

2. 马六甲模式的独特性：两大社团的双重主导

与其他大城市（如居銮、峇株巴辖）主要由中华公会或中华商会等机构主办运动会不同，战前马六甲的体育事业呈现出独特的领导结构。

• 核心主导单位：晨钟励志社与明星慈善社。这两个社会文化团体以推动社会“德、智、体、群、美”五育发展为主旨，成为马六甲华社与华校运动会的核心领导力量。
• 核心领导人物：晨钟主席何葆仁、明星主席王德义以及明星另一位领导人林大典，是历次运动会操办工作中的关键人物。
• 协同作用：虽然晨钟与明星是主导，但马六甲中华总商会的号召力以及作为“马六甲最高学府”的培风学校的带领作用，同样至关重要。这种格局使得华社运动会与华校运动会紧密结合，晨钟与明星的主导作用直接介入由培风学校领衔的华校运动会，成为常态。

3. 马六甲华校运动会的发展历程

3.1 1930年代前的早期阶段：庆典与游戏

在1930年代之前，马六甲的华校运动会具有以下特点：

• 性质：多为庆祝活动性质，与校庆、双十节、儿童节等庆典结合。
• 形式：活动形式多样，包括游艺会、提灯会、展览会等，运动会只是其中一种。
• 内容：竞赛项目虽包括赛跑、跳高等田径项目，但仍未摆脱“庆典式的游戏性质”，包含大量游戏类比赛，如“假装竞走”、“穿圈竞走”、“障碍竞走”、“哑铃交换”等。
• 弊端：均为不定期举办的小型半日活动，缺乏持续性，无法对体育发展产生长远效果。
• 案例：1925年培德女校庆祝双十节的运动会；1926年培风学校庆祝十三周年的运动会。

3.2 1930年代的转折与成熟

1930年代是马六甲华校运动会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其催化剂是“马来亚华侨运动大会”。

• 外部刺激：1931年第一届马来亚华侨运动大会举办，马六甲华人完全缺席，暴露出本地体育界的沉寂。当时舆论甚至嘲讽“古州府马六甲之体育素落人后，引不起人注意”。
• 社团响应：晨钟励志社与明星慈善社受到极大激发，积极行动。
• 晨钟励志社：1932年7月率团四十余人远征新加坡进行球类友谊赛，同年10月举办公开田径赛，为参加次年的马华运动会做准备。
• 明星慈善社：1932年成立“体育部”，直接负责选拔代表参加1933年第二届马来亚华侨运动大会。体育部通过内部竞赛和循环赛制度，有效提高了马六甲的体育水平。
• 走向规范化：
• 1935年：由培风学校领衔，晨钟与明星理事（何葆仁、王德义、林大典等）为核心筹委，举办了**“第一届甲属华校学生运动会”**，标志着马六甲华校运动会开始走向成熟。
• 政府介入：同年4月，该运动会被华社“借来”作为“庆祝英皇登极廿五周年纪念联合运动大会”，殖民地政府教育局借此契机，直接接管并主办各州属的华校联合运动会。
• 结果：自此以后，马六甲每年定期举办华校联合运动会。虽然大会章程制定权转移至教育局，但实际操办及项目执行仍由华社（尤其是晨钟与明星的理事）及华校承担。

4. 关键社团的深远影响：以明星慈善社为例

明星慈善社对马六甲体育事业，尤其是华校体育的推动作用既深且远，其影响甚至持续到战后。

• 战前活动：积极组织定期的球类循环赛和跨市友谊赛，其中大量赛事涉及学校队伍，如1933年与培风学校的篮球赛，1936年远征新山与宽柔学校的篮球赛等。
• 战后延续与创举：
• 1949年：在战前社内选拔赛的基础上，创办了马六甲华校**“第一届全甲校际乒乓球赛”**。
• 持续发展：该赛事每年举办，至1953年共办五届。
• 升级与制度化：1958年，该赛事升格为“全甲乒乓锦标赛”（公开赛）。
• 催生更高组织：明星慈善社的持续努力，最终于1960年倡办“马六甲乒乓总会”，并于1963年促成“马来西亚乒乓总会”在马六甲成立，其时任主席郑文胜当选为首届大马乒总会长。

5. 体育背后的民族精神与社会动员

战前，体育被赋予了崇高的社会与民族使命，成为提升社会文化、强化民族精神的重要工具。

• 时代认知：当时社会普遍认为提倡体育旨在“显民族主义之精神，洗东亚病夫之消”，并将其视为“人生与国家最关要的命脉”。
• “体育救国”：在1937年中国抗战爆发后，尽管有“抗战不开运动会”的论调，但马六甲的华社及华校运动会从未间断。
• 赛事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如将“锦标赛改成筹赈赛”，体现了“体育救国”的主张。
• 即使在1940年殖民地政府因欧洲战局停办官方运动会后，华社与华校的体育活动仍在持续，如培风学校在1941年5月仍举行运动会。

6. 成就与局限性分析

6.1 主要成就

• 体育水平的飞跃：马六甲体育界从1931年无人参赛，到1933年参赛失败受讥为“落后的马六甲区体育界”，再到1937年选拔赛中“九项竞赛中有五项破前届纪录”，实现了长足发展。
• 极高的参与度：在殖民地政府主办的华校运动会中，马六甲的参与度表现优异。
• 1938年三州府数据对比：

地区	华校总数	参赛学校数	参与比例
星洲 (新加坡)	300余家	40家	约13%
槟城	94家	26家	约28%
马六甲	77家	22家	约39%

*   提学司的评价是：“当以马六甲一地为优”，而星洲则为“此一缺憾现象，尤以星洲一区为最”。

6.2 显著局限

• 华社层面的缺失：尽管华校运动会发展蓬勃，但马六甲华社在战前始终未能像柔佛、森美兰、雪兰莪等州属一样，成功举办一场全州规模的“马六甲华侨运动会”。
• 原因探讨：邱文提及，造成这一“最大遗憾”的原因复杂，包括1933年曾因筹委领导换人而导致运动会流产等。华社在筹办大型华人运动会上的“悬殊表现”，与华校运动会的积极性形成鲜明对比，值得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