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看成岭侧成峰

士姑来：柔佛最早的港脚 安焕然   士姑来，一个熟悉的地名。南方学院就坐落在士姑来的金芭山岗上。   熙来攘往的大道，那个“富丽堂皇”的中区县议会，是士姑来的地标。   而若是味觉刺激，会让人很快就想到士姑来的卤鸭肉，这里有好几间新山驰名的卤鸭店，是识途食客的常到之处。另在士姑来新村的一间餐室的云吞面，亦颇有地方风味。 城市发展，士姑来新村已成了一个隐形新村。不留意，你恐怕还不知道已来到所谓的“新村”。周边的住宅花园不断迅速发展。华小学额爆满，已成为这个地区不是新闻的新闻。   今届大选，士姑来选区，是政治“海啸”尚未能狂击国阵“堡垒”的柔佛州，仍能让大家议论的一个焦点。结果，“在野”人气颇盛的巫程豪，以颇大的多数票夺下了这个地区。能否展新局，且看今朝。   庸碌的上下班生活，对士姑来的印象，还仅是碎片零散的拼凑。对于士姑来的过往与了解，还真是不得不惭愧地承认对它陌生。从事柔佛地方史田野研究，每每拉队北上或南下，士姑来都只是征途的启站，竟未曾深入驻足仔细调查。   内疚之余的心血来潮，翻阅文献，想寻找一些士姑来的历史。   谈及近代柔佛的发展，必溯及19世纪港主制度的推行。当时柔佛王朝统治者召引大量华人种植者移入，掀起柔佛开垦拓荒之路，广泛种植起甘蜜与胡椒。至19世纪80年代是柔佛甘蜜种植的高峰期，当时柔佛境内种植的甘蜜运往新加坡出口，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位。   19世纪以前，柔佛只有百分之五的土地被开发，其余尽是丛林密布的荒地。港主制度之推行，在柔佛各河系水道沿岸所开拓的土地，据说就有一百多条港。柔佛王朝在天猛公依布拉欣和苏丹阿武峇卡两代之间，就凭这一百多条港脚的开拓，靠许许多多的苦力劳工流血汗，同“甘”共苦，将荒芜的柔佛领土，一下子给开发了起来。而不论是开港的港主，还是甘蜜、胡椒的种植者，他们大部分是华人。这批披荆斩棘的拓荒者，他们不愧为开发柔佛的先驱。   柔佛港主制度创始于何时，尚待考查。根据英国殖民地官员A. E. Coope的论述，最早的一份港契是1833年发给士姑来河的港主的。但这项资料恐有误抄之处。实际上，根据Carl A. Trocki在70年代于柔佛档案局的资料搜索，发现档案局里...

肉骨茶的“茶” 安焕然   八度空间电视美食搜寻节目《好吃》，在上一集里介绍巴生一间肉骨茶店，镜头拍摄到该肉骨茶店墙上的一张贴纸，上写：   “肉骨茶名称 闽南语辞典／古汉语文献 “茶”──汤药也！ 肉骨＋药材熬成肉骨汤药 就是肉骨茶”   若没留意这张小贴纸，你还不会有所察觉，这肉骨茶名称的小考，竟已是颠覆了过去我们对肉骨茶的认识。   是的，肉骨茶是本地美食，但对其为何叫“肉骨茶”，却难以说出个原由来，尤其是我们吃肉骨茶，整碗肉骨汤药里怎么会与“茶”扯上关系呢？   无庸置疑，肉骨茶是一道药膳。周长楫、周清海编《新加坡闽南话词典》记说：“肉骨茶，一种药膳。新马地区风味小吃之一。用中药的当归、党参、豆蔻、桂皮、小丁香等加上八角茴香、冰糖等，跟排骨加水一起熬煮而成。”但是由于在“吃的时侯配以白饭、油条和铁观音之类的功夫茶，所以把这种食物叫做‘肉骨茶’。‘肉骨茶’是并列结构，即‘肉骨’和‘茶’。”   这大概是传统我们对肉骨茶的认识：肉骨是肉骨，茶是茶；肉骨加茶，一边吃肉骨一边喝茶。然而，像这样的论说，擅于美食书写的林金城已有所质疑。他在〈寻找肉骨茶的起源〉一文中，就曾指出：“肉骨茶之命名，如果你认为是边吃肉骨边喝茶的缘故，那就错了。”因为即使是在中国福建原乡，也根本没有这种吃法或称法，来到新马也不会无端地取个新词的。很可惜，金城兄在文中没有从“茶”的疑惑中再去深入地寻找答案。   对于肉骨茶的命名众说纷纭，也导引出“肉骨地”、“肉骨郑”的说法，莫衷一是。或许各有道理，但如果从古代汉语，或是保留有不少古代汉语的闽粤方言中去求索“茶”的多重意思，我们会有新的发现。   4月21日，南方沙龙陈漱石开讲《跨文化的惊艳：族群文化与民系认同的省思》，沙龙讲座一开始，陈漱石就以“肉骨茶”名称由来，提出了一个我们的治学方法问题。他说：“肉骨茶，即肉骨汤药；茶即是汤药，简单明了。你如果不相信，去查查方言字典。”   初听这一说法，先是一楞。为求证，还是乖乖查字典去。南方学院图书馆有本《福州方言词典》（福建人民出版社），查“茶”：“中药”。“熬茶”：“熬中药”。   怕只是孤证，手头文献资料仍不足够。我...

我们青少年──记士姑来青年会 安焕然   60年代，新山士姑来有一个相当活跃的青年组织：士姑来青年会（Persatuan Belia Skudai）。它成立于1961年，初时借用士姑来民众会堂为活动场所，组有国际土风舞、乒乓队、篮球队和歌咏队等，经常联络附近团体，举行友谊赛。   尔后，士姑来青年会虽迁出民众会堂，但在租用会所时期更为活跃。1962年，士姑来青年会举办了第一届象棋公开赛。除此，还办有唱片欣赏会，成立树胶研究班。1963年更有了红十字会的组织，另设有墙报组。活动小组又分为体育、文化、康乐和组织4种，经常举办常识问答、辩论会、戏剧研究、乒乓、象棋，参观工厂和旅行等活动。之后数年又相继举办了4届国庆徒步竞赛和两届“全柔华语歌唱比赛”。   1969年士姑来青年会成立华乐小组，并于1970年举办了“筹募华乐基金”义演文娱晚会。该支华乐队曾多次受邀前往新山广播电台录音。   70年代初期，这个带有文娱性质的青年团体在表演方向上有了改变。此乃受当时香港银星艺术团莅马表演，所谓的“群众化”、“民族化”和“艺术为群众”的艺术路线之影响。继之又有马大华文学会“春自人间来”文娱表演，以及各地多个相继标帜“进步团体”、演出“健康文娱”的风潮冲击，士姑来青年会亦由此开始转向所谓“推广健康文娱”的表演取向。他们曾多次参与各地“健康文娱”团体的客串演出，例如1972年6月25日参与新山琼州会馆海音合唱团主办的文娱晚会演出。   1973年2月18日在新山宽柔中学礼堂举办了一场“我们青少年”文娱晚会，是为士姑来青年会第一次正式的文娱表演。74年又在宽中礼堂演出“青少年”文娱晚会。根据团员追述，当时的表演项目包括口琴表演、华乐演奏、合唱、歌剧和相声，还有“三句半”，以及表演唱〈挤奶场上的姑娘〉、〈列车上的姑娘〉等等，表演形式和内容取向与“健康文娱”有关。当时的演出，凡事亲力亲为，热情澎湃，甚至连舞台的背景布幕，也是由团员廖双胜和林新志负责前往吉隆坡，向马大华文学会借他们自制的投影幻灯机供演出用途。   70年代初中期，时值华校复兴运动如火如荼的全国漫延。1975年，新山中华公会主办“柔南文娱团体联合为宽柔独立中学筹募发展基金文娱晚会”，士姑来青年会亦为联办团体之一。 ...

华教意识与文化抵抗 安焕然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犹如一段文化苦旅，是一个“铁树开花”的传奇。   有学者认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从开始到现在，一直伴随华族的抗争。华教发展，就是一部华人为争取母语教育权利不懈抗争的历史，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华教运动史”。   亦有人说，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史的启示，其深层意义，在于它所衍发出来的文化意涵和道德意义。这其中乃因文化在华人社群心中的神圣地位，以及华教领导人物的道德典范。   然而，回顾华教风雨路，“铁树开花”不会是偶然；维护华教为什么要采取抗争的方式？“文化”为何在华人社群里占有“神圣地位”？华教典范又是如何树立的？   何谓“华教意识”？从内容上看，它是以维护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为基本诉求；从功能上看，它在维护华文教育的同时，亦承载凝聚与整合华社，维护华人民族尊严与平等权益，甚而促进马华社会对母语教育与文化的集体认同；在方式上，它更是一股来自民间的自觉，是自下而上、由华社自主的文化抵抗与民族救亡运动。   华教意识的建构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华教意识的建构是在华教的发展中实现，并互为因果推动马华社会的演化；第二、华教意识历经一个建构的历史过程，是一个动态的演化进程。   我们认为，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之所以维护华文教育，对华教办学的支持与认同，其华教意识的形成和强化，本身应是一个建构的过程。探索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去理解马来西亚复杂而动态的历史背景，以及马华社会的自觉，它是如何在响应外在挑战时，进行文化抵抗和文化调适的内在脉络。   我们知道，早期的东南亚华人移民社会是一个以商人为主导的社会。但，必须意识的是，移民社会的华人并不能光靠“单打独斗”。海外华人的成功与否，还在于关键时刻如何善于操纵文化策略的能力所决定。华人移民社会必须面对马来土著的既有权益及西方殖民势力两面的夹攻，如何凝聚华人社会集体认同的力量，来动员和整合华社，以响应外在的挑战，就常常成了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最为关注的要务。   而“文化”，尤其是华人文化之赖以延存和传扬的重要媒介：华文教育，正是凝聚华人社群的一项重要资源。华文教育不仅是一项教育课题，同时也常被视为争取民族权益，...

华教意识与文化抵抗 安焕然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犹如一段文化苦旅，是一个“铁树开花”的传奇。   有学者认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从开始到现在，一直伴随华族的抗争。华教发展，就是一部华人为争取母语教育权利不懈抗争的历史，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华教运动史”。   亦有人说，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史的启示，其深层意义，在于它所衍发出来的文化意涵和道德意义。这其中乃因文化在华人社群心中的神圣地位，以及华教领导人物的道德典范。   然而，回顾华教风雨路，“铁树开花”不会是偶然；维护华教为什么要采取抗争的方式？“文化”为何在华人社群里占有“神圣地位”？华教典范又是如何树立的？   何谓“华教意识”？从内容上看，它是以维护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为基本诉求；从功能上看，它在维护华文教育的同时，亦承载凝聚与整合华社，维护华人民族尊严与平等权益，甚而促进马华社会对母语教育与文化的集体认同；在方式上，它更是一股来自民间的自觉，是自下而上、由华社自主的文化抵抗与民族救亡运动。   华教意识的建构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华教意识的建构是在华教的发展中实现，并互为因果推动马华社会的演化；第二、华教意识历经一个建构的历史过程，是一个动态的演化进程。   我们认为，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之所以维护华文教育，对华教办学的支持与认同，其华教意识的形成和强化，本身应是一个建构的过程。探索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去理解马来西亚复杂而动态的历史背景，以及马华社会的自觉，它是如何在响应外在挑战时，进行文化抵抗和文化调适的内在脉络。   我们知道，早期的东南亚华人移民社会是一个以商人为主导的社会。但，必须意识的是，移民社会的华人并不能光靠“单打独斗”。海外华人的成功与否，还在于关键时刻如何善于操纵文化策略的能力所决定。华人移民社会必须面对马来土著的既有权益及西方殖民势力两面的夹攻，如何凝聚华人社会集体认同的力量，来动员和整合华社，以响应外在的挑战，就常常成了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最为关注的要务。   而“文化”，尤其是华人文化之赖以延存和传扬的重要媒介：华文教育，正是凝聚华人社群的一项重要资源。华文教育不仅是一项教育课题，同时也常被视为争取民族权益，...

顾前思后谈海南学研究 安焕然   海南学的倡议，可溯至90年代。海南大学周伟民教授曾倡议“建立世界性的独立学科──海南学”，指出海南既明显区别于中国大陆，同时为一个独特存在的实体，又具备了成为一个独立学科而研究的必具条件。之后，周伟民教授于〈历史呼唤将海南学的学科建设向前推进〉一文，更是指引海南学可重于海南社会静态系统、动态系统（包括农村小区、集镇小区、城市小区及海外祖籍海南的华人社会等4个方面）的研究。周伟民对海外海南社群研究的重视，是颇有识见的。   在马来西亚，我们有个别的民间学者研究海南社群，其中吴华的贡献必须给予肯定。他早期的新马会馆志研究，有不少是关于海南会馆的史料搜集，其1999年出版的《马新海南族群史料汇编》贡献亦很大。   此外，海南年轻才子杨善勇曾撰述过不少关于新马海南人物典故和地方拓殖的短文，并在网上部落格开辟了一个海南人特区，张贴了其170多篇文章，对马来西亚海南学的研究是很好的参考。   近来，海南联总也正手马来西亚海南人研究的大型统筹撰述计划，而2006年柔佛海南会馆亦与南方学院合作“搜集柔佛海南史料合作计划”，并以会馆特刊、官方档案、口述历史和田野调查为搜集导向。笔者是该学术合作计划的执行主任，参与的南院师生计有30余人。   这项计划目前已进入尾声，史料零零星星地确实是搜集了一些。然而，我们面临了一些技术问题：口述历史固然真诚，但所述史事虚实难断，其中的解读还需考功夫；至于档案文献的搜集，则犹如在大海捞针的“可遇不可求”，幸得到一些热心人士的友情支持，找到一些（却也还是零散的）。而田野调查的工作，又因过去俗称的“海南村”如今人事已非，海南村少了海南人，更使我们的工作难上加难。   问题还不仅如此，更关键的在于，至今我们所做的，还只是“史料填充”的阶段，谈不上深层的学术研究。海南学要有更高层次的深化研究，必须要有新的方法、新的分析框架和新的视点。   华人族群研究，不应只停留在史料填充，抑或是不分轻重地，像流水帐式的一味生硬罗列史事，甚或以此“歌功颂德”一番，简单强调一个族群或罗列名人录的贡献。   我们还要问的是：为什么早期海南社群是那样的？他们如何形成、整合与分化？平实的分析他们是如何...

海南精神的探索 安焕然   自1992年吴德耀教授在首届海南学学术会议上，以〈海南学与海南精神〉为题发表主题演讲，谈及海南人的奋斗精神，倡导一种高远的精神境界，特别提出海南人应当“以海为量”的宽宏精神。   尔后，不少学者亦相继针对海南精神提出了他们的诠释。诸如：海南人有精忠爱国、热爱乡土、为人正直，为民服务的热诚与忠诚；有意志刚强、刻苦耐劳、冒险勇敢、勤俭奋斗和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有礼信守义、热心公益、守望相助和同舟共济的兴帮精神或隆帮精神；有遵纪守法、廉洁奉公、赏罚严明和高效有序的法治精神，等等，云云。   身为海南人的一分子，我曾为以上的论述而骄傲，又为以上之阐释而困惑。因为从事华人帮群研究多年来的经验，不禁让我反问：以上精忠爱国、刻苦耐劳的所谓海南人“特质”，同样也会出现在其它民系研究，尤其是在客家学的论述中，简直就是“客家精神”的翻版。   而吴德耀当年说的“海量”精神，其实是指海南人“应有”以海为量的宽宏度量，与其说那是海南人本色，不如说那是吴氏对海南人奋进的期许。   对诸如客家精神、海南精神的探索，牵涉到一个方法论上的问题。从事帮群（或民系）研究，我们常不自觉地把闽粤社群的移民拓殖给刻意区分开来了。潮州人、福建人、客家人、广府人或海南人南来原因，你可以信手列出好几条道理来，诸如中国经济破落、中国原居地山多田少、人口压力，等等。提及各帮群的开拓事迹，则大抵不离刻苦耐劳、勤俭奋斗、冒险勇敢。说来有点感慨，这些“精神特质”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你随手地罗列出来，没有人会说不对，但在学术研究成果上，也不会因此而得到太大的启发。   不能说以上的因果关系有误，问题是：在这样解释时，我们研究这课题的问题意识是什么？我们真正关心的是什么？   如果仅是闽粤社群，甚或是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移民拓殖史的一般现象，我们亟亟于把它凸显，说成是某帮群／民系本身的“特质”，这样的学术课题有何超越性的研究价值？   想来，从事帮群／民系研究，不应该仅把关怀的向度局限于本身的社群，它更是一个历史动态的演变过程，有其历史情境，有其跨地域性的网络关系。不仅仅在于其“刻苦耐劳”的“特质”，而是必须深入探察和分析，彼等之所以“刻苦耐劳”的内在...